是他先動手的！警察可以依法還手那些抗議者嗎？

• 作者／廸廸仔、李吝嘉

從優生學到基因剪輯，基因改造越來越進步？

基因改造技術可謂是當今最受矚目的醫療科技。從基因上改變身體特徵亦可謂人類最大的美夢，也是最大的惡夢。隨技術日趨成熟，基因改造技術相關的道德問題已變得無法迴避（見我們另一作者 MK Kong 對賀建奎事件的爭議速評）。究竟我們道德上應不應該容許將基因改造技術用於改良下一代？

運用基因改造讓下一代具備更優良基因，可統稱為基因優生技術，主要可分為兩大類：一、胚胎篩選；二、基因改造。

胚胎篩選技術是先培養出數個候選的受精卵，對這些受精卵培育成的胚胎作基因檢測，看看它們有否遺傳疾病的基因，挑選出其中「最健全」（最少遺傳疾病基因）的胚胎來植入母親體內，讓其發展成胎兒。整個過程只是有篩選，而不用改動胚胎的基因組。有關胚胎篩選的道德討論將不在此探討。

而第二種的基因改造技術，就是以基因工程改變胚胎原來的基因，近年最觸目的就是基因編輯技術 CRISPR-Cas9。基因編輯技術令胚胎基因「可加可減」，既可以用來剔除與疾病相關的基因，亦可加入一些胚胎本來不擁有的基因，理論上父母可以此來「制訂」子女的外貌和身型等各種生理特徵，隨技術進步甚至可加強子女各方面與基因相關的天賦和才能。

以人為手段「人種改良」下一代的想法，早在十九世紀末已存在。當時，不少學者與政治家都提倡應褫奪「劣等族群」的生育權利，令社會最終只剩下「優秀人種」的後代。而這種優生學說後亦成為了納粹德國迫害及屠殺猶太人及其他「劣等族群」的根據，因此「優生學」甚至成為了一個貶義詞。今天，我們當然不會認同這種泯滅人性的社會優生思想，政府當然無權以「改良人種」為理由去進行社會生育控制，因為生育是基本人權的一部分，每人都應有生育的自由。

擁有生育的權利，也等同擁有選擇基因的權利嗎？

很多人都沒有意識到，這種擁護生育自由的思想其實同時為基因優生技術提供了道德理由：對支持基因優生技術的人而言，父母理應有權讓子女擁有最理想的基因，正如父母應該有權為子女安排最優良的教育和醫療一樣。因此，如果認同父母有為子女揀選教育和醫療的權利，你也應該認同父母為子女選擇基因的權利。

然而，只考慮父母的生育自由和權利是否就足夠呢？許多人都擔心基因優生技術不僅僅是一項個人選擇，同時亦可能會對社會結構造成巨大的衝擊。第一，應用基因優生技術很可能會造成充滿基因歧視的社會。經典科幻電影《千鈞一髮》（Gattaca）就為我們描繪了一個基因歧視的未來 —— 在廣泛應用基因優生技術的世界中，社會的各種機會都只為經基因改良人而開放，他們的優秀基因就是最有用的履歷，沒有僱主願意給予普通人任何證明自己能力的機會。

第二，基因優生技術恐怕會嚴重加劇社會不公義。基因技術所費不貲，越富裕的家庭就能為子女提供越優秀的基因。現在，我們的下一代已經需要面對教育資的「起跑線差距」，如果我容許貧富差距反映在下一代的基因，我們的子女將身處於怎麼樣的社會？

這樣極端的社會不公義的是否必然？或許不一定。人類歷史上，許多科技發明在剛面世時都只是富人的專利，但隨着技術進步令使用成本降低，配合政府適當的政策，最終即便是一般人亦可從中得益，就有如飛機、汽車或許多醫療產品等……或許基因優生技術也一樣。

假若我們可以有公義的制度去分配基因技術的資源，同時又能積極地處理基因歧視的問題，或許每個人都能享受這項技術的成果。

孩子想生的聰明點？那就剪掉你給的基因？

然而，基因優生技術對社會的衝擊，並不止於社會不公義。哈佛大學哲學家 Michael Sandel 在《反對完美：科技與人性的正義之戰》（The Case Against Perfection : Ethics in the Age of Genetic Engineering）一書中，便論證基因優生技術會改變我們社會中一些十分重要的人際關係。

首先，容許基因訂製子女會將父母置於面臨非常艱難的處境：一旦基因技術成為父母生育選項之一，父母就變得要為下一代將來的各種天賦和缺陷負責，子女將來的各種短處和缺憾也都會被怪到父母頭上。你的子女將來可能會問你：「明明已經有基因科技，你為何不把我改造得再聰明一些、外貌再出眾一些？如果你根本不能讓我贏在基因起跑線上，為何還要把我生出來在社會競賽中『吊車尾』？」

除了會令父母承受無比沉重的基因責任，更令人擔憂的是，基因優生技術會摧毀我們承擔社會責任的基礎。我們願意支持扶持弱勢、關懷不幸人士的社會制度，因為我們相信人生來是否能有健全的身體、過人的天資許多時候都是運氣使然。既然大家的出生都一樣受命運操控，即刻有幸身為天賦較好的一群也會願意幫助較不幸的一群，共同承擔大家的命運。

但基因技術的應用令個人天賦不再單純是命是運，同時亦成為了父母的個人選擇。當命運變成了個人選擇的後果，社會上有優勢的一群還會否願意與弱勢共同承擔呢？Sandel 認為經過基因改造的精英群體或許不會再對弱勢的一群有同理心，人們再也不會願意共同承擔社會責任，社會階層間的團結和關懷恐怕將難以維持。

大家都想高人一等，但人能分等級嗎？

歷史學家 Yuval Noah Harari 在《人類大命運》（Homo Deus The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中亦同樣表達擔憂。Harari 認為經過醫學技術「升級」的新人類階級一旦出現，勢必動搖我們一直擁護的平等、自由等價值。自啟蒙時代始，「人人平等」就一直是公民社會的核心 —— 每個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都應該受到同等嘅尊重，沒有人可比其他人更加尊貴。所以在投票時我們強調要一人一票，就是因為我們深信每個人都應有同等表達意願和訴求的權利。但假若有一天社會上出現了一個「基因精英階級」，他們在不論各種能力天生就比其他人優勝，而且這個差異優勢將會一代一代地自動遺傳，那會對平等自由的價值產生怎麼樣的影響？

這些「超人類」的精英看一般人的目光，或許就會類似殖民時代的歐洲白人看非洲黑人的情況。他們可能會認為這些基因上未改良的一群不僅僅是弱勢族群，更已經在字面意義上是種另一個（較低等）的人種，認為大家已不再屬於同一個人類嘅範疇，所以亦再無須同等地對待和尊重每一個人。（試想，如果一些人的經基因改造的程度夠高，「人類群體」甚至可以出現生殖隔離（Reproductive isolation））如果人類社會中的自由平等價值一直都建基於人有相近的體質和能力，那改良「新人類」的興起就很可能會完全改變我們持守的道德價值體系，甚至完全分裂「人類」這個族群。

應否容許對人類進行基因改造？在甚麼條件下才能被容許？現在，基因優生技術已不再是遙不可及的科幻題材，反已成為迫在眉睫、能影響「人類存亡」的重大議題。

• 本文轉載自《好青年荼毒室》，原文標題為〈改良下一代的基因有錯嗎？—— 基因優生倫理學淺介〉。

• 作者／白水

編按：每到跨年過節，耶誕城擠滿了人潮、各大景點施放煙火，似乎過節只剩「演唱會、煙火秀」可以慶祝？而這些如同朝聖、既定行程的大型活動，在打卡拍照上傳過後，我們真的有特別感受到節慶當下的意義嗎？

十萬人，是一個怎樣的概念？香港的紅館看上去已經很大，可以容納一萬二千五百人，而香港大球場則再大點，可以容納四萬名觀眾。不太科學地算，如果要容納十萬人，大概要九至十個紅館，兩到三個左右的香港大球場。這裡只用觀眾席計算，但你也可以心中大概估量十萬人有多少。

北韓的阿里郎表演，就是一個十萬人的演出。光是表演者已經十萬，還未計觀眾，可想而之，一個能容納如此多人的地方是多麼誇張。如斯大型的歌舞表演，講述了一幕又一幕的北韓歷史、理想中北韓的共產社會。

我雖沒有看過這盛事，但一想到鮮艷多彩的人群、齊整一致的舞步和十萬人的笑臉，就不禁有點警惕。這場世界級的表演，如此盛大，如此不可能，本應是美事。但在歌舞昇平背後，我想到的卻是捷克（又或者是法國）作家米蘭昆德拉所說的「Kitsch」。在十萬人的群體，我們看不到個人，在官方的理想，沒有人找得到自身。

媚俗，一號板模刻出的笑容背後…

Kitsch，中文一般翻譯為「媚俗」，是十九世紀出現的德文字，起初是用來評論藝術品的貶意詞，形容為迎合大眾口味、粗製濫造的藝術作品。後來米蘭昆德拉擴闊其意，將它應用到政治、美好生活中。

梁文道解釋過米蘭昆德拉何故把媚俗形容大眾的情緒，他說：「『媚俗』無非就是一種情緒的專制。這種專制的重點不在於控制人民的行為，也不在於控制每個人的思想，而在於控制他們的情緒。以正義和正確之名，它要求大家必須在恰當的場合表達出恰當的情緒，哪怕那些表達有點違心或矯揉造作。」

如果根據米蘭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所描述的媚俗景像來理解，我們就發現媚俗的確跟情緒有關[註1]：

「當某個（按：遊行）群體接近檢閱台時，即使是最厭世的面孔上也要現出令入迷惑不解的微笑，似乎極力證明他們極其歡欣，更準確地說，是他們完全認同。不僅僅是認同當局的政治，不，更是對生命存在的認同。從無條件認同生命存在的深井裏，這種慶典汲取了靈感。沒有寫出來、沒有唱出來的遊行口號不是『共產主義萬歲！』而是『生活萬歲！』這種白癡式的同義反覆（『生活萬歲！』），使那些處之漠然的人對當局的論點和遊行也發生了興趣。」

媚俗就是指大眾情緒經過政權精心安排（例如透過領袖的指示、媒體渲染和自幼的教育），在政權認為適當的時侯，有適當的表現。就如在五一勞動節遊行時要感動要高興，因為那體現了民眾認同共產理想，所以在共產政權安排的遊行，我們會見到一張又一張興奮而且激昂的笑臉，這是當局樂見的。

這種情緒的專制跟美感判斷、價值判斷，是一體三面的。

當你看見山脈連綿、壁立千仞而讚嘆時，這一來是一種美感判斷，你看見了大自然之美，同時你的驚嘆亦是一種情緒反應，因為其實你亦肯定了大自然的價值。共產政權要達到的，其實亦是這種一體三面的專制：你表現出政權樂見的情緒時，其實反映了你認同他們所推崇的價值，並且你亦讚美他們的美學。連綿不絕的遊行隊伍貫穿了城市中心，上千上萬人的意志盡收眼下，所有人都在慶祝「勞動」，為共產理想喊萬歲，你為此美不勝收的景象還有當中體現出的共產價值而感動，你掩面流淚說，太美好了 ── 這是一幅當局看來絕美的景象，而你也認同了。

到底為何媚俗會出現呢？米蘭昆德拉說：「媚俗起源於無條件地認同生命存在。」他補充：「但生命存在的基礎是什麽？上帝？人類？鬥爭？愛情？男人？女人？ 由於意見不一，也有各種不同的媚俗：天主教的、新教的、猶太教的、共產主義的、法西斯主義的、民主主義的、女權主義的、歐洲的、美國的、民族的、國際的。」（同上，頁229）媚俗作為價值、美感和情緒的集體控制，作用就在於回應生命的意義。共產的理想、宗教的理想都給予了一種對於生命的詮釋，各有各的任務和理想，正是有這麼的一種重任，生命才不顯得那麼輕，那麼虛無飄渺。

誰說的自由才是自由？自由只有一種定義？

米蘭昆德拉反省媚俗的其一深見在於，媚俗的現象也出現於美國這個我們以為是自由開放的國家，他的故事裡如此深刻地描述：

（美國）參議員把車停在一個帶有人造滑冰場的體育館前面，四個孩子從車上跳出來，開始在四周寬闊的草坪上跑起來。參議員坐在方向盤後，美美地看着那四個活蹦亂跳的小身影，對薩賓娜說：「看看他們吧。」他用手臂劃了個圓圈，把運動場、草地以及孩子都劃在圈裏。「瞧，這就是我所說的幸福。」……

一瞬間，薩賓娜的腦子中閃現過一個幻影：這位參議員正站在布拉格廣場的一個檢閱台上。他臉上的微笑，就是那些當權者在高高的檢閱台上，對下面帶着同樣笑容的遊行公民發出的笑。

有時，自由民主社會中的成員，總會將自己的理念加諸到所謂落後國家的人民身上：看，自由走動的小朋友多天真瀾漫，多幸福。他嘗試打動你，使你都同意：對，這個景象不就是夢寐以求的景象嗎？

接受某種理想圖像有甚麼問題？我不可以真心認同這片景像嗎？米蘭昆德拉的洞見在於，他指出媚俗的危險其實在於拒絕了其他可能。自由民主的社會不是應該容許各種美好生活的想像嗎？參議員所展示的「自由」景像恰恰不是自由的體現，因為他把美好生活局限成單一理解：草地、自由、和諧快樂，並且希望加諸女主角薩賓娜身上。但實情是，冠以自由之名的追求其實也可以是專政，因為只有某種「自由」被允許，其餘一切被排擠，這正正就不是真正的自由。

所以，媚俗最可怕的地方，不在於提供了甚麼「美好生活」的想像（即使這種生活可能值得追求），而在於它只容許一種美好生活的想像，並且這更是集體共同擁有。米蘭昆德拉往往將媚俗和極權拉上關係，他說：

我說到極權統治，我的意思是一切侵犯媚俗的東西必將從生活中清除掉：每一種個性的展示（在博愛者微笑的眼裏，任何偏離集體的東西均遭藐視）；每一種懷疑（任何以懷疑局部始的人，都將以懷疑生活自身而終）；所有的嘲諷（在媚俗的王國裏，一切都必須嚴肅對待），以及拋棄了家庭的女人，或者愛男性勝過愛女性的男人。於是，「豐富而且多彩」這樣神聖的法令，就成為了疑問。

媚俗排擠的，就是個體的意志、任何對它的反對和質疑，還有所有違反了「美好生活」的東西。這意味媚俗排擠了個體的自由。媚俗在號稱最自由的國度也會出現，以「自由」之名壓倒真正的自由。

跳脫情緒，反思集體行為之外的自我意識

我們要反對的，不是媚俗本身的價值判斷、美感判斷和它牽動的情感 ── 它們都可以是值得追求的。我們要反對的，是它的專制。偏偏它的專制又有時跟前三者密不可分：正因價值、美感和情感對我們深深的影響，以致於我們窮一生之力，為媚俗奉獻，並且以它為唯一。

或許我們都媚俗過，我們都曾經以某種美好的願景箝制自己，又箝制他人，質問他人為甚麼沒有為偉大的理想而感動。共產政權的偉大圖像是革命，又或者人民集體勞動，還有黨慶、國慶和勞動節等大遊行，而對某些香港人而言，佔中的萬眾一心又或者國慶的歌舞昇平，就是他們心目中的偉大圖像。也許這些畫面都很美麗，我不反對，我只反對美麗的專制。但願我們都記得，曾幾何時有一張照片，當中所有人都向納粹敬禮，唯獨有一個人沒有舉起他的手。

• 本文轉載自《好青年荼毒室》，原文標題為〈生命中不應承受的媚俗〉。

註解

• [註1]：米蘭昆德拉著，韓少功、韓剛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時代文藝出版社，2002)。

• 作者／MK Kong

誰才稱得上知識份子？

大家對「知識分子」都有一些概念與想像。籠統地說，學問高的人就是知識分子。（是嗎？）「知識分子」很多時候是一種正面的評價。我們如此批評討厭的學者︰「那樣的人根本不能夠算是知識分子。」這反映我們對知識分子有一定的期望，或多或少有一些評價準則。

有人會批評一些知識分子把自己關進「象牙塔」，淪為無用於社會之人，但有人亦會批評一些融入或取悅大眾的知識分子淪為知識的廉價販賣者。這些評價反映了人對知識分子有甚麼期許呢？為何某些人稱得上為「知識分子」另一些則不然？有甚麼準則？何謂好與壞的知識分子？反思一下，我們原來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理想期望與評價準則。

本文旨在發掘與反思不同的「知識分子」理念，並討論當中的標準，試圖整理出三種各有千秋的想法。至於哪種理念才正確，就由看倌定論了。

追求唯一真理，這才是知識份子？

第一種想法，就是知識分子一心追求知識與真理。是其是，非其非，真理當然不應該為其他事而妥協。地球圍繞太陽轉的事實，不會因為教會大發雷霆而變更。政治風暴要求知識分子向權威表忠，智者誓不低頭、直言不諱。如果社會、政府或甚大眾的耳朵容不下真理，那麼知識分子亦不怕曲高和寡、獨排眾議。蘇格拉底與伽利略就是這種知識分子的典範。「蘇格拉底之死」可謂將這種理想貫徹始終。尋找知識與真理的心靈又可會懼怕肉身之死？

那些震撼人心、忠於真理的故事，絕少提到知識分子如何維持生計、與家人的關係如何等問題。世俗功利之事皆為求真路上庸俗與煩瑣的負擔。不過我們卻不需要知道蘇格拉底與伽利略如何維生，仍可以明白這種理想型態大多與絕大部分人無緣。試問有幾多個人願意為自己的理論、文章而遭處死或軟禁終身？這不禁令我想起學生領袖思考將行動升級與否時的反問︰「有誰願意為此付十年牢獄的代價呢？」大概沒幾個吧。若果不願意為真理付出如此之多，那麼，一旦與權威有甚麼衝突，妥協便看似是唯一的出路。今日交通發達、盛行全球化，有本錢的人大多遠走高飛、另謀高就。在蘇格拉底與伽利略的理想人格面前，這些妥協的行為盡是可恥，但對知識分子的有如此苛求會否不太現實？

但是…真理能當飯吃嗎？

當今典型因政治而受苦的知識分子要數劉曉波，但今天知識分子面對的問題大多並非政治風暴。反之，現今真正廣泛關注的問題是生計受威脅，尤其是人文學科這些難以計算其社會功用的科目，投身人文學科者糊口更見困難。

以往知識分子會靠私人資助來維生，古中國有「食客」制度，現代西方的馬克斯亦要多得恩格斯的資助。政府資助的大學廣泛設立時，知識分子得到了前所未有般安穩的容身之所。裡面有聽眾、有同伴、有薪酬、有名銜。然而，每當公共資源緊絀，我們不禁發問︰「為何公共的資金不集中放在科技與醫療的研究直接造福社會呢？為何要社會資助一堆功用不明的學科？」這個詰問，逼使當代的知識分子要證明其社會地位為何重要。

不會有一本書想要證明餐廳的服務值得我們付某個價錢──那是自由市場的事。你覺得不值得便不要再光顧。大家都覺得不值得，餐廳要麼減價，要麼倒閉。可是，大學裡的知識分子的服務供應與社會的需求沒有那麼有效地掛勾。最強而有力的回應是說社會、政府與學生都未必知道自己需要哪些知識、理論與反思。知識分子就如古代的智者一樣，應該扮演指引社群、挑戰社群甚至對抗社群的角色，而非有效地順從社會的需要與欲求。這種反對「教育商品化」的論點正正在訴諸第一種知識分子的純粹理想型態。

可是，又有幾多人真的願意為挑戰社會而不惜受死與監禁？大概沒多少吧。再者，為了證明自己應該得到社會的資助，而將自己比擬成不惜挑戰社會的蘇格拉底與伽利略，當代的知識分子難道不會臉紅嗎？向社會權威妥協一下必定就不好嗎？改變社會不一定要硬碰硬吧。羅馬亦並非一日建成，慢慢循循善誘亦不為過。偶爾擦一擦邊球或者「抽水」也許便足夠吧？

別人有斗內，就能稱為知識份子？

除了依賴官僚審批的公共資源之外，知識分子似乎還可以另覓出路。為何某些人要以淺白通俗的方式來向大眾傳播知識？除了教育與娛樂大眾，無非還是想要尋求大眾的資源來幫助自己續存「知識分子」的生命。不依賴官僚、教會或者少數富人的資助，直接接觸與取得群眾認同然後建立自己的受眾，再賣廣告、演講或者眾籌就是出路了。這當然亦多得當代互聯網的發展。

曾被法西斯囚禁的意大利思想家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 在其《獄中筆記》（Prison Notebooks）區分開「知識分子」與「知識分子的社會功能」兩個概念，並認為所有人都是知識分子，只是並非所有人皆發揮知識分子的社會功能。他似乎嫌這個主張不夠「廉價化」知識分子，還進一步說，除了教授、學者在發揮知識分子的功能外，任何試圖取得群眾認同的人皆在發揮知識分子的社會功能。 [1]換言之，政客、企業廣告人、Facebook／Instagram上的網路作者與 KOL 皆扮演社會裡知識分子的角色。

借葛蘭西的說法加以發揮一下：這種看法或許點出了知識分子與社會的權力關係。誰決定誰做知識分子？

人若果要以知識分子的社會身分生活，就必需要說服那些擁有資源的人／團體去「buy」你的知識。如果社會的身分完全由教會決定，那麼伽利略是否知識分子就視乎他的理論能否服務教會，或者至少不與教會的利益有所抵觸。我們後來再重新認同伽利略是知識分子，只不過是我們後來以科學反抗教會作為社會終極權威的結果。決定誰是知識分子的判斷從來都是一場權力遊戲。崇拜過神權之後，我們仰望科學。經歷過戰爭科技的可怕之後，定義知識分子來爭奪話語權的遊戲亦隨之變得更加複雜、多變。

在當代多元文化的世界裡，不同人可以藉擁戴不同的知識分子來鞏固自己的話語權。即使是小眾的群體，團結起來也可以在民主社會內玩這場權力遊戲。Facebook／YouTube／Instagram 並非單純的交友平台，而是當代知識分子的求職平台，你我都是潛在的顧主。在極權的社會，遊戲當然就難玩了，任何政治異見都是企圖推翻政權的外在勢力，但只要小心翼翼不觸動大哥的神經，知識分子還是有遊走空間。

或許你會反對說，知識分子應該使社會變得更加美好，而非純粹替不同的利益團體玩爭權角力的遊戲。要回應這種反駁，便要分析「多元」的意思。在宗教與科學不再壟斷話語權的當代世界，不同人或團體對何謂「美好」有互相衝突的定義。你覺得 A 好，我覺得 not-A 好。因此，不同人自然就會要求不同的知識分子，根據各自偏好的事物來使社會變得更「美好」，衝突於是無可避免。最終衝突如何解決，便要看看社會的制度有多民主有多極權了，但過程始終還是一場權力遊戲。 [2] 最後，哪些是真理或者知識，其實只是一些意識形態（即背後代表着某些利益的信念系統）最終戰勝另一些意識形態的結果。

只要成功獲取資源，誰人都可以扮演知識分子的角色。評價知識分子的「好」與「壞」，只反映到評價者想不想讓某人扮演知識分子的角色而已。看穿不同利益的角力便再沒有誰比誰高。在高舉第一種純粹理念的人眼中，這種觀念將知識分子、知識與真理一併變得「廉價」。[3] 但純粹追求知識的理念是否真的現實可行呢？有誰覺得自己一心為了知識而活？不臉紅嗎？很多當代的知識分子都說自己只在發掘一些新的可能意義，而非發現真理。這或許反映了知識分子已經承認自己對於學問沒有甚麼實在的權威了。

獨善而居、不問世俗的博士生，也算知識份子嗎？

說實話，有幾多熱忱學習的人，並非首先因為要追求滿足自己的好求心與知性欲望，而是首先想到要服務他人？當然，知識是眾多人集體研究所得的成果。即使學者最終只能夠為問題下一些註腳，亦會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夠有益於後學。然而，習得的學識還是自己的能力與資產。若果研究者真的純粹求真，毫無半點私心的話，不然所有論著文章都匿名發表好了。知識本來就有發展個人能力的面向，不能抹煞。

當代的德性知識論 (virtue epistemology) 主張知識的獨特價值，在於其體現出人有求真的能力。

研究所得的知識與純粹猜對的信念，不同之處就在於前者的成功歸因於人的能力而後者則純屬運氣使然。[4] 即使學者無法覓得真相，亦不表示其學識不足。舉例說，有兩位弓箭手比賽射箭。第一位弓手訓練有素，紮好馬步，盤算過環境因素後發射，可惜箭矢中途遭遇不能預估的雷電打落。第二位弓手不諳箭術，隨意發射卻幸運地正中紅心。我們卻仍然肯定只有第一位弓手稱得上有作為弓手的射箭能力與修為。知識的獨特價值在於智識能力的表現。同樣道理，有沒有做學問的智識能力，亦決定某人能否稱得上為「知識分子」。

即使某人在展現其能力與修為時，沒有在任何意義上貢獻社會（沒有發現真理、沒有挑戰常識、沒有代任何人發聲），似乎只要仍然能夠表現其學養就可以算是知識分子。想像一位學識淵博的人歸隱於深山之中，與世隔絕。他仍然可以是一位了不起的知識分子，只是無法取得社會資源而已。在這種觀念下，知識分子孰好孰壞取決於其學識能力的高低。

但若果他的學識是社會資助而來的結果而且社會需要他，那麼他還可以獨善其身嗎？如此還配得上稱頌嗎？或許，智識能力須要包括將學問經世致用之能力。不過，當代學院所培訓的學識又有幾多能夠活用於世呢？現今學問專門化、學術期刊化，很多研究最終大多對社會無甚用處，甚至可謂與他人了無關係。純粹關注自身能力成長的知識分子，大概是當代研究者的親身經歷。可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當代研究者，必定就是知識分子嗎？

無疑我們還可以有更多的「知識分子」的可能觀念與看法。如何取捨、改進或者調和種種觀念還可以有引發更多討論。這裡充其量只算是一個開始，當真是學海無涯。

• 本文轉載自《好青年荼毒室》，原文標題為〈甚麼是知識分子？為何網紅不可以是？〉。

備註

• [1]： Said, Edward.（1994）. Represent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頁.3-4.
• [2] ：哲學當然不乏其他理解或者疏解「多元」的進路，但篇幅有限，不宜再在這裡探討了。
• [3] ：若果你對這種知識觀感到很不安，請看 Paul Boghossian 的 Fear of knowledge: Against relativism and constructivism（2007）來解脫。
• [4] ：這裡只是借理論來加以發揮，未能詳解其要處理的知識論問題。有興趣認識相關問題者可參考 Steup、Turri、Sosa 合編的 Contemporary Debates in Epistemology（2013），尤其第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