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改造會是提升社會的蜜糖？還是破壞平衡的毒藥？

本文與 美商德州博藝社科技 HEART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提到台灣令人焦慮的交通，多數人會想到都市裡的壅塞車潮，但真正致命的「塞車」，其實正悄悄發生在我們體內的動脈之中。

這場無聲的危機，主角是被稱為「壞膽固醇」的低密度脂蛋白（ Low-Density Lipoprotein，簡稱 LDL ）。它原本是血液中運送膽固醇的貨車角色，但當 LDL 顆粒數量失控，卻會開始在血管壁上「違規堆積」，讓「生命幹道」的血管日益狹窄，進而引發心肌梗塞或腦中風等嚴重後果。

科學家們還發現一個令人困惑的現象：即使 LDL 數值「看起來很漂亮」，心血管疾病卻依然找上門來！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沿用數十年的健康標準是否早已不敷使用？

膽固醇的「好壞」之分：一場體內的攻防戰

膽固醇是否越少越好？答案是否定的。事實上，我們體內攜帶膽固醇的脂蛋白主要分為兩種：高密度脂蛋白（High-Density Lipoprotein，簡稱 HDL）和低密度脂蛋白（ LDL ）。

想像一下您的血管是一條高速公路。HDL 就像是「清潔車隊」，負責將壞膽固醇（ LDL ）運來的多餘油脂垃圾清走。而 LDL 則像是在血管裡亂丟垃圾的「破壞者」。如果您的 HDL 清潔車隊數量太少，清不過來，垃圾便會堆積如山，最終導致血管堵塞，甚至引發心臟病或中風。

因此，過去數十年來，醫生建議男性 HDL 數值至少應達到 40 mg/dL，女性則需更高，達到 50 mg/dL（ mg/dL 是健檢報告上的標準單位，代表每 100 毫升血液中膽固醇的毫克數）。女性的標準較嚴格，是因為更年期後]pacg心血管保護力會大幅下降，需要更多的「清道夫」來維持血管健康。

相對地，LDL 則建議控制在 130 mg/dL 以下，以減緩垃圾堆積的速度。總膽固醇的理想數值則應控制在 200 mg/dL 以內。這些看似枯燥的數字，實則反映了體內一場血管清潔隊與垃圾山之間的攻防戰。

那麼，為何同為脂蛋白，HDL 被稱為「好」的，而 LDL 卻是「壞」的呢？這並非簡單的貼標籤。我們吃下肚或肝臟製造的脂肪，會透過血液運送到全身，這些在血液中流動的脂肪即為「血脂」，主要成分包含三酸甘油酯和膽固醇。三酸甘油酯是身體儲存能量的重要形式，而膽固醇更是細胞膜、荷爾蒙、維生素D和膽汁不可或缺的原料。

這些血脂對身體運作至關重要，本身並非有害物質。然而，由於脂質是油溶性的，無法直接在血液裡自由流動。因此，在血管或淋巴管裡，脂質需要跟「載脂蛋白」這種特殊的蛋白質結合，變成可以親近水的「脂蛋白」，才能順利在全身循環運輸。

肝臟是生產這些「運輸用蛋白質」的主要工廠，製造出多種蛋白質來運載脂肪。其中，低密度脂蛋白載運大量膽固醇，將其精準送往各組織器官。這也是為什麼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的縮寫是 LDL-C (全稱是 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

當血液中 LDL-C 過高時，部分 LDL 可能會被「氧化」變質。這些變質或過量的 LDL 容易在血管壁上引發一連串發炎反應，最終形成粥狀硬化斑塊，導致血管阻塞。因此，LDL-C 被冠上「壞膽固醇」的稱號，因為它與心腦血管疾病的風險密切相關。

高密度脂蛋白（HDL） 則恰好相反。其組成近半為蛋白質，膽固醇比例較少，因此有許多「空位」可供載運。HDL-C 就像血管裡的「清道夫」，負責清除血管壁上多餘的膽固醇，並將其運回肝臟代謝處理。正因為如此，HDL-C 被視為「好膽固醇」。

過去數十年來，醫學界主流觀點認為 LDL-C 越低越好。許多降血脂藥物，如史他汀類（Statins）以及近年發展的 PCSK9 抑制劑，其主要目標皆是降低血液中的 LDL-C 濃度。

然而，科學家們在臨床上發現，儘管許多人的 LDL-C 數值控制得很好，甚至很低，卻仍舊發生中風或心肌梗塞！難道我們對膽固醇的認知，一開始就抓錯了重點？

傳統判讀失準？LDL-C 達標仍難逃心血管危機

早在 2009 年，美國心臟協會與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進行了一項大型的回溯性研究。研究團隊分析了 2000 年至 2006 年間，全美超過 13 萬名心臟病住院患者的數據，並記錄了他們入院時的血脂數值。

結果發現，在那些沒有心血管疾病或糖尿病史的患者中，竟有高達 72.1% 的人，其入院時的 LDL-C 數值低於當時建議的 130 mg/dL「安全標準」！即使對於已有心臟病史的患者，也有半數人的 LDL-C 數值低於 100 mg/dL。

這項研究明確指出，依照當時的指引標準，絕大多數首次心臟病發作的患者，其 LDL-C 數值其實都在「可接受範圍」內。這意味著，單純依賴 LDL-C 數值，並無法有效預防心臟病發作。

科學家們為此感到相當棘手。傳統僅檢測 LDL-C 總量的方式，可能就像只計算路上有多少貨車，卻沒有注意到有些貨車的「駕駛行為」其實非常危險一樣，沒辦法完全揪出真正的問題根源！因此，科學家們決定進一步深入檢視這些「駕駛」，找出誰才是真正的麻煩製造者。

LDL 家族的「頭號戰犯」：L5 型低密度脂蛋白

為了精準揪出 LDL 裡，誰才是最危險的分子，科學家們投入大量心力。他們發現，LDL 這個「壞膽固醇」家族並非均質，其成員有大小、密度之分，甚至帶有不同的電荷，如同各式型號的貨車與脾性各異的「駕駛」。

早在 1979 年，已有科學家提出某些帶有較強「負電性」的 LDL 分子可能與動脈粥狀硬化有關。這些帶負電的 LDL 就像特別容易「黏」在血管壁上的頑固污漬。

台灣留美科學家陳珠璜教授、楊朝諭教授及其團隊在這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貢獻。他們利用一種叫做「陰離子交換層析法」的精密技術，像是用一個特殊的「電荷篩子」，依照 LDL 粒子所帶負電荷的多寡，成功將 LDL 分離成 L1 到 L5 五個主要的亞群。其中 L1 帶負電荷最少，相對溫和；而 L5 則帶有最多負電荷，電負性最強，最容易在血管中暴衝的「路怒症駕駛」。

2003 年，陳教授團隊首次從心肌梗塞患者血液中，分離並確認了 L5 的存在。他們後續多年的研究進一步證實，在急性心肌梗塞或糖尿病等高風險族群的血液中，L5 的濃度會顯著升高。

L5 的蛋白質結構很不一樣，不僅天生帶有超強負電性，還可能與其他不同的蛋白質結合，或經過「醣基化」修飾，就像在自己外面額外裝上了一些醣類分子。這些特殊的結構和性質，使 L5 成為血管中的「頭號戰犯」。

當 L5 出現時，它並非僅僅路過，而是會直接「搞破壞」：首先，L5 會直接損傷內皮細胞，讓細胞凋亡，甚至讓血管壁的通透性增加，如同在血管壁上鑿洞。接著，L5 會刺激血管壁產生發炎反應。血管壁受傷、發炎後，血液中的免疫細胞便會前來「救災」。

然而，這些免疫細胞在吞噬過多包括 L5 在內的壞東西後，會堆積在血管壁上，逐漸形成硬化斑塊，使血管日益狹窄，這便是我們常聽到的「動脈粥狀硬化」。若這些不穩定的斑塊破裂，可能引發急性血栓，直接堵死血管！若發生在供應心臟血液的冠狀動脈，就會造成心肌梗塞；若發生在腦部血管，則會導致腦中風。

L5：心血管風險評估新指標

現在，我們已明確指出 L5 才是 LDL 家族中真正的「破壞之王」。因此，是時候調整我們對膽固醇數值的看法了。現在，除了關注 LDL-C 的「總量」，我們更應該留意血液中 L5 佔所有 LDL 的「百分比」，即 L5%。

陳珠璜教授也將這項 L5 檢測觀念，從世界知名的德州心臟中心帶回台灣，並創辦了美商德州博藝社科技（HEART）。HEART 在台灣研發出嶄新科技，並在美國、歐盟、英國、加拿大、台灣取得專利許可，日本也正在申請中，希望能讓更多台灣民眾受惠於這項更精準的檢測服務。

一般來說，如果您的 L5% 數值小於 2%，通常代表心血管風險較低。但若 L5% 大於 5%，您就屬於高風險族群，建議進一步進行影像學檢查。特別是當 L5% 大於 8% 時，務必提高警覺，這可能預示著心血管疾病即將發作，或已在悄悄進展中。

對於已有心肌梗塞或中風病史的患者，定期監測 L5% 更是評估疾病復發風險的重要指標。此外，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代謝症候群，以及長期吸菸者，L5% 檢測也能提供額外且有價值的風險評估參考。

隨著醫療科技逐步邁向「精準醫療」的時代，無論是癌症還是心血管疾病的防治，都不再只是單純依賴傳統的身高、體重等指標，而是進一步透過更精密的生物標記，例如特定的蛋白質或代謝物，來更準確地捕捉疾病發生前的徵兆。

您是否曾檢測過 L5% 數值，或是對這項新興的健康指標感到好奇呢？

社會主義遺傳學家對優生學的反對，根植於他們的政治觀點，但即使不是社會主義者（或社會主義科學家），也可以看出優生學研究中的瑕疵。具體來說，很多遺傳學家都指出把基因與結果混為一談的謬誤。如艾倫所說，偉大的英國統計學家皮爾森本身支持優生學，卻強烈批評 ERO 的工作，認為他們「構想和執行都草率又懶散，和科學平常的嚴謹一點都不像。」

美國遺傳學家詹寧斯任教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他在一九三○年發表了著名的《人類本質的生物基礎》。看書名會以為他同意遺傳決定論的論述，但書中討論了基因與環境交互作用的科學案例。詹寧斯反對遺傳決定論，他寫道：

文明是從人的遺傳組成與環境的交互作用之中產生的，環境包括知識、發明與傳統。改變後面這些因素會對文化系統造成劇烈的影響，這在歷史上已經發生過很多次⋯⋯沒有一個文化系統能單純從遺傳組成中發展出來。

他也反對環境決定論：

（環境決定論者認為）只要把任何人丟到差異夠大的不同環境，接受不同的訓練和指導，每個人都能成為⋯⋯「醫生、律師、商人、領袖」⋯⋯對於這樣的言之鑿鑿，生物學不予置評。有見地的生物學觀點會補充⋯⋯儘管任何正常人只要在人生早期有得到適當引導都能成為醫生，不過要達成這個結果，每個人需要的待遇不同。

優生學學者在邏輯上和方法上犯了許多錯誤，包括過度受到沒有言明的假定影響（ 「暗含此意，但不明說」），忽略反對其立場的證據，並且「在發現某些結論有誤之後，還是深信不疑」。詹寧斯特別批判所謂的「並非由實驗判斷的謬誤」，並指出幾乎所有人對遺傳和演化都有一些想法，而正因如此「把預設觀念先放一旁，以實驗證據為基礎建立觀點，才更形重要。」

但大多數優生學主義者沒有做到這點，他們堅持預設的想法，忽略與之不符的證據。詹寧斯還指出一個常見的問題，現在稱為「排除中間解謬誤」：因為某些表徵證實可以遺傳，就假定所有表徵都是遺傳而來；或反之，認為所有事情都是環境影響。這讓人回想起錢柏林的話：「當實際上有許多因素時，卻錯把事情歸於單一因素。」

對詹寧斯來說，先天／後天辯論的答案很清楚，就是都有。他在一九二四年的一篇論文中表明這點，他拿物品來類比：

對任何物體來說，無論是一塊鋼材、一塊冰塊、一部機器、一個生物體，組成物體的材質和這個物體所處的環境都很重要。在相同環境下不同材質的表現會不同，在不同環境下相同材質的表現也會不同⋯⋯任何事都不會單單由物品的材質或環境而構成，永遠都需要綜合考量。

生物體也是如此，「個體是在基因和環境條件的互動下產生的，因此同樣的基因在不同環境下，可能造就不同的人格特質。」優生學註定會失敗，因為「行為必然與環境相關，不能只以基因論之。一組特定的基因在某個環境下可能導致犯罪，在其他環境下可能造就一個有用的公民。」

詹寧斯只是一例，如果篇幅允許，這類批評我們還可以講很多。以果蠅基因研究獲得諾貝爾獎的摩根在一九二○年代便強調，比起選擇性生育，社會改革可以更快達成優生學主義者想要的改變。很多非科學家也從方法學上或倫理上提出反對。（其他國家也有很多反對聲音，在此沒有討論。）重點是優生學是政治運動，它許多重要的面向都與科學理解有衝突，優生學並沒有得到科學家的共識。

We have been authorized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o use this conten. 該內容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授權使用

——本文摘自《為何信任科學：科學的歷史、哲學、政治與社會學觀點》，2024 年 04 月，貓頭鷹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 作者 / 保羅．納斯爵士（Sir Paul Nurse）
• 譯者 / 邱佳皇

編按：筆者是知名遺傳學家和細胞生物學家，致力於控制細胞複製的研究工作，也就是所有生物生長和發展的基礎。於 2001 年獲頒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同時也是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世界科學獎、拉斯克獎與皇家學會科普利獎章的獲獎者。

在本書中，保羅．納斯用優美、詼諧的語調幫讀者上了一堂生物學簡史，引領我們思考科學家長久以來追尋的生命之謎，讓讀者彷彿身歷其境、穿梭在各個時代的實驗室裡，感受那些科學發現過程的挫敗和欣喜。並除了學術理解，更希望帶給讀者哲學性的思考能力。

能正確預測疾病尤其會對以個人健康保險為資金來源的醫療系統帶來困難，如果沒有嚴格限制這些基因訊息的使用方式，可能會產生有人被拒保和被拒絕照護，或是被收取無法負擔的高額保費的狀況，但這些全不是他們的錯。在接受醫療服務當下不需付費的醫療系統就沒有這類的問題，因為這種系統可以利用這些遺傳誘因的情報更加容易預測、診斷和治療疾病。雖說如此，知道這些訊息也不見得就能活得輕鬆，如果基因科學有天發展到能夠準確地預測你何時會死亡和會以何種方式死亡，你會想知道嗎？

還有一些遺傳因子是和醫療沒有關係的，像是智力和教育成就等。當我們對個人、不同性別和人口之間的遺傳差異有更多認識時，就必須確保這些看法絕不會被用來作為歧視的基礎。和讀取基因組的能力同樣厲害的是編輯和重寫基因組的能力。一種叫做 CRISPR-Cas9 的酶是一種功能強大的工具，就像一把分子剪刀，科學家可以利用這種酶對 DNA 進行非常精確的切割，藉以增加、刪除或改變基因序列，這就是所謂的基因編輯或基因組編輯。

生物學家自 1980 年左右開始，就已經能夠在酵母等簡單的生物體中做到這一點，那也是我研究裂殖酵母菌的原因之一，但 CRISPRCas9 大幅提升了 DNA 序列被剪輯的速度、準確性和效率，也使得編輯其他更多物種的基因變得更加容易，這之中當然也包括了編輯人類的基因。

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可以期待以基因編輯細胞為基礎的新療法出現，例如研究人員已經在製造能抵抗像是愛滋病毒（HIV）這種特定感染的細胞或是用來治療癌症。但目前說來，想要嘗試編輯人類胚胎早期的 DNA 是一件非常魯莽的事情，這會造成新生兒所有細胞的基因被改變，他未來小孩的基因也會被改變。目前以改造基因為基礎的療法存在著風險，可能會在無意間改變了基因組中的其他基因。

然而就算只有想要修改的基因被編輯，那些基因修改也可能會造成難以預測和潛在的危險副作用。我們對自己的基因組了解仍有限，不能肯定這樣的風險不會發生，或許未來有一天當這些程序被認為足夠安全時，就能讓一些家庭遠離某些遺傳疾病的困擾，像是避免生下患有亨丁頓舞蹈症或肺部囊狀纖維化的嬰兒。

但利用基因改造來優化基因，像是製造出擁有高智商、外表出眾或體能優異的孩子，則是完全不同的議題了，在將生物學應用於人類生活的各種科技中，這個範疇的議題是當今最棘手的倫理問題之一。雖然使用基因編輯來製造名牌寶寶這件事目前還只是空談，但許多未來要成為父母的人在未來幾年和幾十年間還是必須思考一些困難的議題，因為科學家們會愈來愈懂得預測基因的影響力、改造基因和操控人類的胚胎與細胞，這些議題都是社會必須共同討論的，而現在就應該開始討論。

──本文摘自三采文化《生命之鑰：諾貝爾獎得主親撰　一場對生命奧祕的美麗探索》/ 保羅．納斯爵士，2021 年 12 月，三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