訂製「100%完美嬰兒」真的毋通嗎？ ——《生命之鑰：一場對生命奧祕的美麗探索 》

偏見是直覺的產物，歧視是文明的恥辱。

—賴昭正
（不可能得到諾貝爾獎的科普作者）

新石器革命（又稱農業革命）是指西元前一萬年，人類社會從以狩獵採集為生的遊牧生活方式，轉變為以農業和畜牧業為基礎的定居生活方式的重大變革：野生動植物被馴化和栽培成為「畜禽」和「作物」。這一系列轉型導致了以大型聚落為核心的文明開始成型，書寫文化、勞動力分工和早期科學技術（如冶金、製陶、醫藥和簡單機械）得以加速發展。新石器革命代表人類和自然的關係從物競天擇般的被動適應環境轉變為主動研究、開發和改造環境，人工選擇開始逐步取代部分自然選擇，這對人類最終成為地球上的頂級物種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動物和植物育種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數千年前，即人類農業的早期階段，當時人們開始有意選擇和交配具有所需特性（如提高產量或抗病性）的生物，以產生繼承這些特性的後代。但真正有系統地選擇性育種則必須等到歐洲文藝復興（在 14 至 16 世紀間）時，透過培養個人主義、好奇心和觀察力的文化鼓勵人們質疑既有的信仰。這一轉變推動了各領域的進步，直接引發了實驗科學方法的建立，導致哥白尼（1473-1543）、伽利略（1564-1642）和牛頓（1643-1727）等人物在天文學和物理學領域的重大發現。

自然選擇與遺傳

18 世紀，貝克韋爾（Robert Bakewell，1725-1795）透過系統性的選擇性育種和「近親繁殖」徹底革新了畜牧育種，專注於改良牲畜的特定性狀，例如肉產量和胴體品質。他被認為是第一位科學育種家，因為他採用的系統方法包括將雌雄牲畜分開進行控制性狀繁殖，選擇所需的性狀，甚至通過近親繁殖來「固定」這些性狀，最終培育出了新萊斯特綿羊等新品種。貝克韋爾創立了迪什利協會（Dishley Society），推廣和規範他的育種方法，為現代品種協會的先驅。

達爾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是一位英國博物學家，其「自然選擇進化論」成為現代進化研究的基礎。達爾文是一位和藹可親的鄉村紳士，他提出動物和人類擁有共同的祖先，這一觀點最初震驚了維多利亞時代的宗教社會。然而，他的非宗教生物學吸引了新興的專業科學家階層，到他去世時，進化意像已經傳播到科學、文學和政治的各個領域。達爾文本人是一名不可知論者，他被授予英國的最高榮譽：葬於倫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孟德爾(Gregor Mendel，1822-1884)是一位奧地利奧古斯丁會修士和科學家，他透過豌豆實驗發現了遺傳的基本原理。他的工作為現代遺傳學和遺傳研究奠定了基礎，他常被稱為「實驗遺傳學之父」。

遺傳是指將性狀從父母傳遞給後代的過程，這是演化的基礎。當族群中這些可遺傳的性狀在世代更迭中發生變化時，演化就發生了，這主要是透過作用於基因變異的自然選擇來實現的。這些遺傳性狀包括決定眼睛顏色等生理特徵的遺傳訊息（如DNA），但也包括文化或表觀遺傳等非遺傳因素。遺傳意味著這些適應性特徵很可能會傳遞給後代。這也意味著適應性較差的生物體不太可能將它們的適應性特徵傳遞給後代。經過許多世代，這些微小的差異最終會透過進化形成新的物種。

優生學的興起

達爾文的表弟高爾頓（Francis Galton，1822-1911）是一位傑出的博學家，在地理學、人類學、統計學及心理學等領域均有開創性的貢獻，如發明了在法醫學中非常有用的指紋分類法與普及了「先天與後天」這個概念。19世紀末，高爾頓將自然選擇的原理應用於人類，創造了「優生學」（eugenics）一詞，用來描述透過選擇性繁殖來改善人類族群的概念。受達爾文自然選擇理論的啟發，高爾頓認為智力、道德甚至勤奮等特質都是可以遺傳的——透過鼓勵「適者」繁衍後代，抑制「劣者」的繁衍，就能改善社會。

「優生學」隨後快速地傳播到其它國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大多數工業化國家都設立了致力於推廣優生學的組織。到了 20 世紀初，優生學已不再是邊緣理論，而是主流。大學開設相關課程，政府提供資金，公眾人物也為其背書。其承諾是是：一個更健康、更聰明、更「文明」的社會。

高爾頓的思想在 20 世紀初在美國紮根，得到傑出生物學家達文波特（Charles Davenport）的支持。達文波特擔任冷泉港實驗室（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紐約州冷泉港，註一）主任期間，創立了成為美國優生學研究中心的「優生學記錄辦公室」（Eugenics Record Office，1910-1939），在美國社會和學術界盛行，許多哈佛大學的教職員工和畢業生都信奉這些原則。此外，洛克斐勒（Rockefeller）家族、卡內基（Carnegie）家族、第 26 任總統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第28任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史丹佛大學校長名生物學家喬丹（David Jordan）、發明電話的貝爾（Alexander Bell）等當時德高望重的人物也給予了大力支持。

高爾頓所想推行的優生學政策事實上是正面的：他主張推行一些政策，鼓勵具有「理想」特徵（白人、上層階級）的群體比他認為「不合適」或「低劣」的群體生育更多子女；但美國所推行的卻是負面的：如何減少「劣者」繁衍。1927 年，美國最高法院以 8 比 1 的絕對優勢維持了弗吉尼亞州的優生絕育法案，授權該州強制對一名被認為不適合生育、16 歲時被強姦而懷孕、年輕貧窮、被貼上「低能兒」標籤的白人女性巴克 (Carrie Buck) 實施絕育。這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判決樹立了為隨後約 6 萬「不適宜生存」的人進行強制絕育的合憲性，超過 30 個州通過了強制絕育法，受害族群包括殘疾人士、窮人、移民和少數族裔。從道德觀點來看，這些負面的法律政策為優生學埋下了臭名昭著的種子，也讓納粹德國有樣可學。。

優生學的衰落

希特勒和納粹黨在 1933 年上台後，將優生學思想激進化，試圖透過控制人口繁衍和清除其認為「不適合」的人，來創造一個「種族純潔」且「基因優越」的人群。例如 1933 年的《防止遺傳疾病後代法》強制規定凡被診斷出患有一系列所謂「遺傳疾病」的人都必須接受絕育手術，以阻止「不良」性狀代代相傳；1935 年的紐倫堡法案剝奪了猶太人的德國公民身份，並禁止猶太人與「雅利安人」通婚和發生性關係以為；以免玷污後者「血統」。

1939 年的《安樂死計畫》秘密授權對收容所內的殘疾病人進行系統性謀殺，認為他們「不配活下去」：活活餓死、注射毒藥或毒氣殺死（據估計有 20 萬至 30 萬身心障礙者被殺害）。安樂死計畫發展出的殺戮方法後來被大規模地用在集中營中。在納粹大屠殺期間，約有 600 萬猶太人遭到系統性屠殺；如包括其他群體，則死於納粹種族滅絕和大規模屠殺的總人數估計在 1100 萬至 1700 萬之間！

優生學迅速地從理論走向政策導致了它的衰落。優生學影響了全球的移民限制、婚姻法，甚至教育；而在納粹德國，優生學則被升級為滅絕種族的藉口。大屠殺是優生學意識形態走向極端後的可怕結果━其「種族衛生」政策為其提供了系統性的迫害、強制絕育、安樂死以及最終的「大屠殺」的科學依據。

《世界人權宣言》於 1948 年 12 月 10 日由聯合國大會通過。它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暴行的回應，並為所有人制定了一套全面的權利和自由。國際法承認的基本人權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人身安全權，以及免受奴役、酷刑和殘忍處罰的權利。這些權利也包括獲得公正審判、隱私權、思想自由、宗教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以及參與政府的權利。這些權利具有普遍性，適用於所有個人，無論其背景為何。

雖然優生學運動在二戰後聲名狼藉，但美國從未通過任何一部明確且徹底禁止優生學的聯邦法律━儘管人們普遍認為後來的法院判決和態度的改變，它已被削弱。1970 年代末，聯邦法規出台，透過要求知情同意和等待期，有效地終止了聯邦政府資助的非自願絕育手術。後來各州的絕育法雖然也逐步被廢除，但近年來的一些報告顯示，一些州仍然保留著允許在特定情況下（如在監護人的監督下），對殘疾人進行非自願絕育的法律。

種族歧視

「種族主義」（racism）是一個複雜的偏見和歧視體系，其根源在於：

（1）認為不同人群擁有與遺傳屬性相對應的不同行為特徵，以及（2）某個種族天生就比其他種族優越的信念；導致對不同種族的人產生偏見、歧視或敵意，也可能表現為延續基於種族的不平等製度結構。

因為任何種族都有「適者」與「劣者」，「優生學」原與「種族主義」一點關係都沒有。但不幸的是它們一開始便結了不了之緣分。高爾頓建構了一套等級制度，認為非洲黑人的智力水平比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平均水平「低兩級」，而澳大利亞土著則更低；他形容黑人「幼稚、愚蠢、像傻瓜一樣」。這事實上只是「優生學」的觀點而已（觀點 ≠ 實際行動或政策）；不幸的是後來被政客利用，如希特勒籍「優生學」之名，認為猶太人是「劣等人」，是其他民族的「種族結核病」，造成了「最終目標必須是徹底清除猶太人」的大屠殺。因此現在「優生學」與「種族主義」似乎已經是一同義名詞，研究種族/智商差距等等的潛在遺傳基礎已經是社會上被評為比亂倫癖━甚至戀童癖━「更禁忌」的話題（註二）。

先天與後天

如果動物和植物擁有與遺傳屬性相對應的不同行為特徵，讓我們可以透過育種來改良，筆者很難理解為什麼人類沒有與遺傳屬性相對應的不同行為特徵——除非人類真的是上帝創造之非常特殊的動物呢？

例如在美國，黑人在美式足球及籃球占主導地位，但是在游泳及棒球的比例則偏低；如果他們的運動表現只是因為缺乏其它領域的機會，那麼這種現象應該均勻分佈在大多數運動中，而不是集中在少數幾個運動項目。換句話說，如果黑人是因為「後天」環境缺乏其它機會而投身體育運動，而不是因為「先天」在足球/籃球方面有天賦，那麼他們在「不是只有富家小孩才能參加的」每項運動中都應該佔有很高的比例。

當然，只有｢先天｣還是不行的。例如奧運的比賽項目中，因為不需要特殊環境，田徑項目歷屆大多數由世界各地之黑人運動員主導；但因為缺乏｢後天｣環境（教會，註三），卻只有美國黑人創造了所有主要音樂流派，對美國乃至全球流行音樂產生了巨大而根本性的影響。

筆者相信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觀點及或多或少的偏見（這正是筆者的偏見），如被認為是一位堅定的和平主義者、人道主義者及民主社會主義者的愛因斯坦，在其1920年代初的旅行日記中，對中國人表達了嚴重的種族偏見與刻板印象：他形容當時所見的中國人「勤勞、骯髒、愚鈍」，批評其生活習慣為像機器人般的「畜群」，並曾表示若中國人取代其他種族將是遺憾。但偏見不一定代表歧視，相反地，因為大部分的文明人都有同情心，「偏見」並不一定會造成負面的影響。例如諾貝爾得主華生（James Watson）因堅決不肯放棄「黑人由於基因差異，天生智力低於白人」的觀點，落得 2025 年身敗名裂去世，但他似乎有菩薩精神謂：「雖然所有的測驗均說明事實不是，但所有的社會政策均假設非洲人的智慧與我們一樣，因此（我）內心為非洲的前途感到憂鬱。」又如社會本來就應該公平待遇所有人，為什麼美國要推行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DEI）呢？這不是要補救「偏見」所造成之身份或殘疾歧視的政策嗎？

筆者常自我警惕：「不知道自己的短處，則永遠不會改變、進步的，因此不要怕被人批評、甚或嘲諷：有則改之，沒有則當耳邊風，沒什麼損失的。」智力比別人差，勤能補拙，多努力一點就是了；何況行行出狀元，何必一定要參加智力比賽呢？諾貝爾獎得主蕭克利（William Shockley Jr.）及華生的智商都在120左右，結果兩人都落得被掛上「種族主義」的罪名孤獨而終，讀者說他們聰明嗎？

結論

儘管「優生學」一詞已被廢棄，但許多與優生學相關的問題事實上正在重新出現。例如已知某些疾病具有遺傳性，因此許多夫婦選擇進行基因篩檢，以了解他們的後代受到某種遺傳背景影響的機率（註四）；或有遺傳缺陷風險的夫婦可能會選擇不生孩子或收養孩子；又如現在可以診斷未出生嬰兒的某些基因缺陷，讓許多夫婦選擇終止懷有基因殘障後代的懷孕等等發展，都是強化了識別和消除不良遺傳物質的優生學目標，與高爾頓在 1909 年所倡議的「研究在社會控制下可能改善或損害後代的機構」的優生學並不太遠。

從某個角度來看，這是將優生學的執行從政府政策的強制下放到個人的決定，是符合尊重人權的民主制度。如果教育知識水準很高，這確實不失為是一個很好的政策。但如筆者在「政治迫害與學術自由」一文裡所談到的，這可能嗎？正如打疫苗一樣，如果 5% 以上的少數民眾不願意打疫苗（註五），則傳染病氾濫，受災的還是廣大的民眾與整個社會的醫療體系，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是否應該建立強迫打疫苗的法律？

註釋

• （註一）冷泉港實驗室（CSHL）為一私立非營利機構，在分子生物學和遺傳學領域名列世界頂尖基礎研究機構。其研究計畫專注於癌症、神經科學、植物學、基因組學和定量生物學，曾培養出八位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
• （註二）Bryan Pesta, Emil Kirkegaard 與 Joseph Bronski 對 507 名代表性的美國人進行了調查發現（2024 年 4 月 15 日）：在 33 個「禁忌話題」中，種族/智商差距的潛在遺傳基礎是最禁忌的話題；事實上，這個話題被評為比亂倫——甚至戀童癖——「更禁忌」。
• （註三）許多歌星都是教會培養出來的。
• （註四）目前仍無法治愈的遺傳性疾病有：泰-薩克斯症（Tay-Sachs）、弗里德賴希共濟失調症（Friedreich’s ataxia）、各種肌肉營養不良症（muscular dystrophies）、安格曼症候群（Angelman syndrome）、第二型和三型戈謝氏症（Gaucher disease）、法布瑞氏症（Fabry disease）、和某些粒線體疾病（mitochondrial disorders）等等。
• （註五）因為各種原因，如認為疫苗有害、宗教信仰等等，但筆者認為人人都應該有「社會責任感」，願意為廣大的社會著想而犧牲個人小我。

延伸閱讀

• 「一顆科技巨星的隕落（上）—英特爾的興起」，《泛科學》，2025/02/22。

科學期刊的預言：女性能追趕甚至超越男性？

我在 2002 年還在讀大四時，第一次看到兩位 UCLA 生理學家的論文〈不用多久女性就會跑得比男性快？〉，當時我覺得這個標題很荒謬。在那之前我花了五個賽季，進行 800 公尺中距離跑步訓練，成績已經超越世界女子紀錄。而且我還不是自己接力隊上跑最快的。

但那篇論文發表在《自然》（Nature）期刊上，這是世上極具聲望的科學期刊，所以一定有些道理。大眾就是這麼認為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雜誌在 1996 年亞特蘭大奧運之前，對一千個美國人做了調查，結果其中有三分之二認為，「終有一天頂尖女運動員會勝過頂尖男運動員」。

《自然》期刊上那篇論文的作者，把男子組和女子組從 200 公尺短跑到馬拉松各項賽事歷年的世界紀錄畫成圖表，發現女子組紀錄進步得遠比男子組急速。他們用外推法從曲線的趨勢推斷未來，確定到 21 世紀前半葉，女性就會在各個賽跑項目擊敗男性。兩名作者寫道：「正因進步速度的差異實在非常大，而使（兩者）差距逐漸縮小。」

2004 年，趁著雅典奧運成為新聞焦點之際，《自然》又特別刊出一篇同類型的文章〈2156 年奧運會場上的重要衝刺？〉（Momentous Sprint at the 2156 Olympics?）──標題所指的，正是女子選手會在 100 公尺短跑比賽中，勝過男子選手的預計時間。

2005 年，三名運動科學家在《英國運動醫學期刊》發表了一篇論文，省去問號開門見山在標題宣稱：〈女性終將做到〉（Women Will Do It in the Long Run.）。

難道男性主導世界紀錄的情況，始終是歧視女性、把女性排除於競技場外的結果？

20 世紀上半葉，文化規範與偽科學嚴重限制了女性參與運動競技的機會。在 1928 年阿姆斯特丹奧運期間，有媒體（捏造）報導指稱，女性選手在 800 公尺賽跑後筋疲力竭地躺在地上，這讓一些醫生和體育記者十分反感，使得他們認為這個比賽項目會危害女性健康。《紐約時報》上有篇文章就寫：「這種距離太消耗女性的體力了。」^〔1〕那幾屆奧運之後，在接下來的三十二年間，距離超過 200 公尺的所有女子項目，都突然遭禁，直到 2008 年奧運，男女運動員的徑賽項目才終於完全相同。但《自然》期刊上的那幾篇論文指出，隨著女性參賽人數增多，看起來她們的運動成績到最後可能會與男性並駕齊驅，甚至比男性更好。

運動能力的基因密碼：性別差異的生物學根源

我去拜訪約克大學的運動心理學家喬．貝克時，我們談論到運動表現的男女差異，尤其是投擲項目的差異。在科學實驗裡證實過的所有性別差異中，投擲項目一直名列前茅。用統計學術語來說的話，男女運動員的平均投擲速度相差了三個標準差，大約是男女身高差距的兩倍。這代表如果你從街上拉一千個男子，其中 997 人擲球的力氣會比普通女性大。

不過貝克提到，這種情形可能是反映女性缺乏訓練。他的太太是打棒球長大的，輕輕鬆鬆就能贏過他。他打趣說：「她會發出一束雷射光。」那麼這是生物學上的差異嗎？

男性和女性的 DNA 差異極小，僅限於在女性身上為X或男性為Y的那單一染色體。姊弟或兄妹從完全相同的來源取得基因，透過重組母親和父親的 DNA，確保兄弟姊妹絕對不會相近到變成複製人。

性別分化過程大部分要歸結到 Y 染色體上的「SRY 基因」，它的全名是「Y 染色體性別決定區基因」。若要說有「運動能力基因」，那就非 SRY 基因莫屬了。人類生物學的安排，就是讓同樣的雙親能夠同時生育出男性的兒子和女性的女兒，即使傳遞的是相同的基因。SRY 基因是一把 DNA 萬能鑰匙，會選擇性地啟動發育成男性的基因。

我們在生命初期都是女性──每個人類胚胎在形成的前六週都是女性。由於哺乳動物的胎兒會接觸到來自母親的大量雌激素，因此預設性別為女性是比較合算的。在男性身上，SRY 基因到第六週時會暗示睪丸及萊氏細胞（Leydig cell）該準備形成了；萊氏細胞是睪丸內負責合成睪固酮的細胞。睪固酮在一個月之內會不斷湧出，啟動特定基因，關閉其他基因，兩性投擲差距不用多久就會出現。

男孩還在子宮時，就開始發育出比較長的前臂，這使得他們日後投擲時會做出更有力的揮臂動作。儘管男孩和女孩在投擲技能方面的差異，不如成年男性和女性之間那麼顯著，但這種差異在兩歲幼童身上已經很明顯了。

文化與訓練的影響：投擲項目中的性別差距

為了確定孩童之間的投擲差距有多少與文化有關，北德州大學和西澳大學的科學家組成團隊，共同測試美國孩童與澳洲原住民孩童的投擲技能。澳洲原住民沒有發展出農業，仍過著狩獵採集生活，他們教導女孩丟擲戰鬥及狩獵用武器，就像教導男孩一樣。這項研究確實發現，美國男孩和女孩在投擲技能上的差異，比澳洲原住民男孩和女孩之間的差異顯著許多。不過儘管女孩因為較早發育長得較高較壯，男孩仍比女孩擲得更遠。

普遍來說，男孩不僅比女孩更善於投擲，視覺追蹤攔截飛行物的能力往往也出色許多；87% 的男孩在目標鎖定能力的測試上，表現得比一般女孩好。另外，導致差異的部分原因，至少看起來是因為在子宮的時期接觸到了睪固酮。由於先天性腎上腺增生症，而在子宮裡接觸到高濃度睪固酮的女孩，上述項目的表現會像男孩一樣，而不像女孩；患有這種遺傳疾病的胎兒，腎上腺會過度分泌男性荷爾蒙。

受過良好投擲訓練的女性，能輕易勝過未受訓練的男性，但受過良好訓練的男性，表現會大幅超越受過良好訓練的女性。男子奧運標槍選手擲出的距離，比女子奧運選手遠大約三成，儘管女子組使用的標槍比較輕。此外，女性投出的最快棒球球速的金氏世界紀錄是 65 mph（相當於時速 105 公里），表現不錯的高中男生的球速經常比這還要快，有些男子職業球員可以投出超過 100 mph（相當於時速 160 公里）的球速。

在跑步方面，從 100 公尺到 1 萬公尺，經驗法則是把菁英級表現差距定在 11%。從短跑到超級馬拉松，不管任何距離的賽跑，男子組的前十名都比女子組的前十名快大約 11%。^〔2〕在職業等級，那就是個鴻溝。女子組的 100 公尺世界紀錄，跟 2012 年奧運男子組的參賽資格還差了四分之一秒；而在一萬公尺長跑，女子組的世界紀錄成績，與達到奧運參賽資格最低標準的男選手相比落後了一圈。

投擲項目與純爆發力型運動項目的差距更大。在跳遠方面，女子選手落後男子 19%。差距最小的是長距離游泳競賽；在 800 公尺自由式比賽中，排名前面的女子選手，與排名前面的男子選手差距不到 6%。

預言女性運動員將超越男性的那幾篇論文暗示，從 1950 年代到 1980 年代，女性表現的進展遵循一條會持續下去的穩定軌跡，但在現實中是有一段短暫爆發，隨後趨於平穩──這是女子運動員，而非男子運動員進入的平穩期。儘管到 1980 年代，女性在 100 公尺到 1 英里各項賽跑的最快速度，都開始趨於穩定，但男子運動員仍繼續緩慢進步，雖然只進步一點點。

數字很明確。菁英女子選手並未趕上菁英男子選手，也沒有保持住狀況，男性運動員則在非常慢地進步。生物學上的差距在擴大。但為什麼原本就有差距存在？

註釋

1.  各報上氣不接下氣地報導 800 公尺女子選手紛紛倒在跑道上。正如運動雜誌《跑步時代》（Running Times）2012 年的一篇文章指出的，實情是只有一個女子選手在終點線倒下，其餘三名都打破了先前的世界紀錄。據稱人在現場的《紐約郵報》記者寫道，「11 位淒慘的女性」當中有 5 人沒有跑完，5 人在跑過終點線後倒下。《跑步時代》報導說，參賽的女運動員只有 9 個，而且全部跑完。
2. 過去普遍認為，隨著比賽距離拉長，女子賽跑選手會超越男子選手。這是克里斯多福．麥杜格（Christopher McDougall）在《天生就會跑》這本很吸引人的書裡談到的主題，但不完全正確。成績非常優秀的跑者之間的 11% 差距，在最長距離和最短距離同樣穩固存在。儘管如此，南非生理學家卻發現，當一男一女的馬拉松完賽時間不相上下，那個男士在距離短於馬拉松的比賽中通常會贏過那個女士，但如果競賽距離加長到 64 公里，女士就會跑贏。他們報告說，這是因為男性通常比較高又比較重，比賽距離越長，這就會變成很大的缺點。然而在世界頂尖超馬選手當中，男女體型差異比一般群體中的差異小，而 11% 的成績差距，也存在於超級長距離的最優秀男女選手之間。

——本文摘自 大衛・艾普斯坦（David Epstein），《運動基因：頂尖運動表現背後的科學》，2020 年 12 月，行路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如果用我們的基因製造複製人，可以代替我們上班上課嗎？想像一下，如果世界上每個人都有一個雙胞胎分身？或者，如果我們可以克隆出已故的名人？甚至複製已故的寵物或親人？

當然，這些都是幻想，但複製生物技術的發展正在讓這個幻想漸漸變為現實⋯⋯

科幻小說的故事照進現實，在技術層面上有哪些困難？道德上又會引發哪些問題呢？

讓我們一起探索這項驚人技術的曲折歷程吧！

今天的文章將會回答以下問題：

1. 複製生物技術的早期實驗有哪些？又帶來什麼影響？
2. 基因複製技術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3. 複製技術面臨哪些主要挑戰和倫理道德問題呢？
4. 複製生物技術除了複製生物還能有哪些應用？

克隆實驗早期的探索與突破？

複製生物技術的發展是一個漫長而曲折的過程，從 19 世紀末的早期實驗，到 20 世紀中葉的技術突破，再到 21 世紀的應用與挑戰。

胚胎實驗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19 世紀末，當時德國生物學家杜里舒（Hans Driesch，1867-1941）進行了一項開創性的實驗。他通過搖晃的方式將四個海膽胚胎細胞分離，並觀察到每個分離的細胞都能發育成完整的幼體，儘管體型較小。這一實驗證明了早期胚胎細胞具有全能性（totipotency），即早期胚胎的每個細胞都能發展成完整個體，這為後來的細胞核移植技術奠定了基礎。

在 20 世紀初，植物學家發現通過嫁接和分裂植物組織可以產生與母體相同的植物。奧地利植物學家戈特利・哈伯蘭特（Gottlieb Haberlandt，1854-1945）提出了「植物細胞全能性」（totipotency）的概念，即每個植物細胞都具有發育成完整植物的潛力。哈伯蘭特的實驗主要是通過無菌技術培養植物細胞，雖然當時他並未成功培育出完整的植物，但他的理論和研究為後來的植物組織培養和克隆技術奠定了基礎。

1914 年，德國生物學家漢斯・斯佩（Hans Speman，1869-1941）進行了另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實驗。他利用了一根嬰兒頭髮製作的環狀結，將其繫在受精的蠑螈卵細胞上，並將細胞核推到一側。當細胞核所在的一側開始分裂成多個細胞後，他鬆開結讓一個細胞核滑回未分裂的細胞一側，從而產生了兩個獨立的細胞群，這些細胞群最後發育成了兩個完整的胚胎。這是最早的核移植（nuclear transfer）實驗，顯示了細胞核在胚胎發育中的重要性​。

20 世紀中葉，科學家們進一步推動了克隆技術的發展。1952 年，美國科學家羅伯特・布里格斯（Robert Briggs，1911-1983）和湯瑪斯・金恩（Thomas Joseph King，1921-2000）首次成功地將青蛙胚胎細胞的細胞核移植到去核的卵細胞中，並培育出蝌蚪，雖然這些克隆青蛙無法存活至成年，但這實驗證明了細胞核可以在去核卵母細胞中重新編程，進而發育成新個體。

桃莉羊的誕生：克隆技術的重要里程碑

克隆技術的重大突破出現在 1996 年，當時英國羅斯林研究所的伊恩・威爾穆特（Ian Wilmut，1944-2023）和基思·坎貝爾（Keith Campbell，1954-2012）成功地克隆了第一個成年哺乳動物，也就是廣為人知的——桃莉羊（Dolly）。他們使用的是一隻成年綿羊的乳腺細胞核，將其移植到一個去核的卵細胞中，最終培育出桃莉。這一成就震驚了全世界，因為它證明了成體細胞的基因信息可以被重置為胚胎狀態，並成功發育成為一個完整的生物體，標誌著克隆技術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桃莉羊的誕生引發了廣泛的科學和倫理討論。一方面，科學家看到了複製技術在醫學研究、保護瀕危物種以及農業中的潛力。另一方面，社會各界對複製技術的倫理問題表示擔憂，特別是人類複製的可能性。

桃莉羊的成功開啟了克隆技術的新篇章，此後，小鼠、牛、山羊等多種哺乳動物相繼被成功複製，展示了這一技術的廣泛應用潛力。同時，科學家們將目光投向了更為複雜的靈長類動物。

靈長類動物的複製技術在 21 世紀取得了進一步的突破。2018年，中國科學家成功利用與桃莉羊相同的「體細胞核轉植」技術複製出兩隻有相同基因的長尾彌猴「中中」和「華華」，標誌著克隆技術的又一個突破​。2020年中國又成功複製了恆河猴，並取名為「ReTro」，不同於印象中印象中複製動物壽命都很短或是飽受疾病之苦，ReTro 在今年（2024年）已經要滿四歲了，是首隻平安長大成年的複製恆河猴。

複製技術的挑戰？

儘管克隆技術在基因層面上已經相對成熟，但要複製出健康的個體仍然面臨巨大挑戰。許多克隆動物都表現出健康問題，如免疫系統缺陷、心血管問題、早衰、壽命縮短或在在肝、腎、肺、大腦、關節等地方產生發育上的缺陷，也有部分出現體型異常巨大的問題​​。例如綿羊的正常壽命約在 12 年左右，但桃莉羊在 6 歲時，就因關節炎與肺部感染而去世。

這主要是因為，細胞核在卵細胞中的重新啟動過程容易出現問題，導致克隆個體可能存在基因表達異常。即便是中國科學院成功複製的 ReTro 也只是難得成功的個案。

基因複製出的人類會和本人完全一模一樣嗎？

克隆技術，特別是克隆人類，涉及複雜的倫理和道德問題。一方面，克隆技術可能會被用來治療某些疾病，或是用於治療遺傳疾病和器官移植，甚至延長壽命；但另一方面，它也可能被濫用，導致倫理危機。例如，克隆人類可能引發身份認同問題，並挑戰現有的社會和家庭結構​，反對者擔心擔心這樣的技術會對社會和人類本質造成不可預見的影響。

如果突破細胞核重新啟動的困境，複製出來的克隆人會和本人完全一樣嗎？

答案是：「不會」。

美國演化生物學家阿亞拉（Francisco J. Ayala，1934-2023）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上提出，我們目前進行的生物複製實驗複製的只是「基因型」而非「表現型」。基因型指的是基因組成；而表現型指的是包含個體外表、解剖結構、生理機能以及智力、道德觀、審美、宗教價值觀等行為傾向和屬性，還有透過經驗、模仿、學習所獲得的特徵。表現型是基因與環境間複雜作用下的產物。基因型的複製就像是同卵雙胞胎，就算長得再像，他們怎麼樣都不會是「同一個人」。透過生物複製技術基因複製出的克隆人，其實也只不過是跟你擁有相同基因的雙胞胎而已。

不過目前世界上也存在一種能複製表現型的技術，那就是——「AI」。

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進步，模擬人類個性和行為變得越來越現實。例如，AI 可以通過學習大量數據來模擬特定個體的行為模式，甚至在某些情況下，AI 克隆可能會比生物克隆更具實用性。然而，這也帶來了新的風險，包括隱私泄露、數據濫用等​​。

複製技術在生物醫學領域來能有哪些應用？

複製技術的應用範圍廣泛，涵蓋了醫學研究、農業、生態保護等多個領域。

複製技術在生物醫學領域具有巨大的潛力。幹細胞治療可以利用克隆技術培育出患者自身的幹細胞，從而避免免疫排斥反應。製藥公司可以利用克隆動物來進行藥物測試，提高藥物研發的效率和準確性​。科學家也可以生產出大量具有相同基因組的細胞，用於研究疾病機制和開發新藥。克隆技術被用於創建動物模型，這些模型有助於研究人類疾病的機制和治療方法。例如，科學家利用克隆技術創建了患有阿爾茨海默症和帕金森症的動物模型，這些模型為藥物開發和治療策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工具。

在農業領域，複製技術被用於繁殖優良品種，增加牲畜的生產力和抗病能力。通過克隆優秀的畜禽個體，農民可以提高產量，降低疾病風險，從而提高農業生產的效益。

此外，複製技術在生態保護方面也有重要的應用。許多瀕危物種由於種群數量減少，面臨滅絕的危險。科學家們利用複製技術試圖保護這些物種，例如，已經有研究成功克隆了瀕危的野生動物，為保護生物多樣性提供了新的方法。

結論

總結而言，複製生物技術的發展歷程充滿了挑戰和機遇。從早期的胚胎細胞分離實驗，到 20 世紀中葉的核移植技術，再到 1996 年桃莉羊的成功，科學家們在不斷探索和突破。儘管技術上取得了許多進展，但複製健康個體的挑戰仍然存在。此外，倫理和道德問題也不容忽視。未來，隨著技術的不斷進步，克隆技術在生物醫學領域的應用將更加廣泛，但我們也必須謹慎對待其可能帶來的社會和倫理影響，我們需要謹慎管理這項強大的技術，在發揮其潛力的同時，避免可能帶來的社會和倫理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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