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控基因的工具就在手邊：CRISPR基因編輯工具將帶來怎樣的未來？──《基因編輯大革命》

偏見是直覺的產物，歧視是文明的恥辱。

—賴昭正
（不可能得到諾貝爾獎的科普作者）

新石器革命（又稱農業革命）是指西元前一萬年，人類社會從以狩獵採集為生的遊牧生活方式，轉變為以農業和畜牧業為基礎的定居生活方式的重大變革：野生動植物被馴化和栽培成為「畜禽」和「作物」。這一系列轉型導致了以大型聚落為核心的文明開始成型，書寫文化、勞動力分工和早期科學技術（如冶金、製陶、醫藥和簡單機械）得以加速發展。新石器革命代表人類和自然的關係從物競天擇般的被動適應環境轉變為主動研究、開發和改造環境，人工選擇開始逐步取代部分自然選擇，這對人類最終成為地球上的頂級物種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動物和植物育種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數千年前，即人類農業的早期階段，當時人們開始有意選擇和交配具有所需特性（如提高產量或抗病性）的生物，以產生繼承這些特性的後代。但真正有系統地選擇性育種則必須等到歐洲文藝復興（在 14 至 16 世紀間）時，透過培養個人主義、好奇心和觀察力的文化鼓勵人們質疑既有的信仰。這一轉變推動了各領域的進步，直接引發了實驗科學方法的建立，導致哥白尼（1473-1543）、伽利略（1564-1642）和牛頓（1643-1727）等人物在天文學和物理學領域的重大發現。

自然選擇與遺傳

18 世紀，貝克韋爾（Robert Bakewell，1725-1795）透過系統性的選擇性育種和「近親繁殖」徹底革新了畜牧育種，專注於改良牲畜的特定性狀，例如肉產量和胴體品質。他被認為是第一位科學育種家，因為他採用的系統方法包括將雌雄牲畜分開進行控制性狀繁殖，選擇所需的性狀，甚至通過近親繁殖來「固定」這些性狀，最終培育出了新萊斯特綿羊等新品種。貝克韋爾創立了迪什利協會（Dishley Society），推廣和規範他的育種方法，為現代品種協會的先驅。

達爾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是一位英國博物學家，其「自然選擇進化論」成為現代進化研究的基礎。達爾文是一位和藹可親的鄉村紳士，他提出動物和人類擁有共同的祖先，這一觀點最初震驚了維多利亞時代的宗教社會。然而，他的非宗教生物學吸引了新興的專業科學家階層，到他去世時，進化意像已經傳播到科學、文學和政治的各個領域。達爾文本人是一名不可知論者，他被授予英國的最高榮譽：葬於倫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孟德爾(Gregor Mendel，1822-1884)是一位奧地利奧古斯丁會修士和科學家，他透過豌豆實驗發現了遺傳的基本原理。他的工作為現代遺傳學和遺傳研究奠定了基礎，他常被稱為「實驗遺傳學之父」。

遺傳是指將性狀從父母傳遞給後代的過程，這是演化的基礎。當族群中這些可遺傳的性狀在世代更迭中發生變化時，演化就發生了，這主要是透過作用於基因變異的自然選擇來實現的。這些遺傳性狀包括決定眼睛顏色等生理特徵的遺傳訊息（如DNA），但也包括文化或表觀遺傳等非遺傳因素。遺傳意味著這些適應性特徵很可能會傳遞給後代。這也意味著適應性較差的生物體不太可能將它們的適應性特徵傳遞給後代。經過許多世代，這些微小的差異最終會透過進化形成新的物種。

優生學的興起

達爾文的表弟高爾頓（Francis Galton，1822-1911）是一位傑出的博學家，在地理學、人類學、統計學及心理學等領域均有開創性的貢獻，如發明了在法醫學中非常有用的指紋分類法與普及了「先天與後天」這個概念。19世紀末，高爾頓將自然選擇的原理應用於人類，創造了「優生學」（eugenics）一詞，用來描述透過選擇性繁殖來改善人類族群的概念。受達爾文自然選擇理論的啟發，高爾頓認為智力、道德甚至勤奮等特質都是可以遺傳的——透過鼓勵「適者」繁衍後代，抑制「劣者」的繁衍，就能改善社會。

「優生學」隨後快速地傳播到其它國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大多數工業化國家都設立了致力於推廣優生學的組織。到了 20 世紀初，優生學已不再是邊緣理論，而是主流。大學開設相關課程，政府提供資金，公眾人物也為其背書。其承諾是是：一個更健康、更聰明、更「文明」的社會。

高爾頓的思想在 20 世紀初在美國紮根，得到傑出生物學家達文波特（Charles Davenport）的支持。達文波特擔任冷泉港實驗室（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紐約州冷泉港，註一）主任期間，創立了成為美國優生學研究中心的「優生學記錄辦公室」（Eugenics Record Office，1910-1939），在美國社會和學術界盛行，許多哈佛大學的教職員工和畢業生都信奉這些原則。此外，洛克斐勒（Rockefeller）家族、卡內基（Carnegie）家族、第 26 任總統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第28任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史丹佛大學校長名生物學家喬丹（David Jordan）、發明電話的貝爾（Alexander Bell）等當時德高望重的人物也給予了大力支持。

高爾頓所想推行的優生學政策事實上是正面的：他主張推行一些政策，鼓勵具有「理想」特徵（白人、上層階級）的群體比他認為「不合適」或「低劣」的群體生育更多子女；但美國所推行的卻是負面的：如何減少「劣者」繁衍。1927 年，美國最高法院以 8 比 1 的絕對優勢維持了弗吉尼亞州的優生絕育法案，授權該州強制對一名被認為不適合生育、16 歲時被強姦而懷孕、年輕貧窮、被貼上「低能兒」標籤的白人女性巴克 (Carrie Buck) 實施絕育。這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判決樹立了為隨後約 6 萬「不適宜生存」的人進行強制絕育的合憲性，超過 30 個州通過了強制絕育法，受害族群包括殘疾人士、窮人、移民和少數族裔。從道德觀點來看，這些負面的法律政策為優生學埋下了臭名昭著的種子，也讓納粹德國有樣可學。。

優生學的衰落

希特勒和納粹黨在 1933 年上台後，將優生學思想激進化，試圖透過控制人口繁衍和清除其認為「不適合」的人，來創造一個「種族純潔」且「基因優越」的人群。例如 1933 年的《防止遺傳疾病後代法》強制規定凡被診斷出患有一系列所謂「遺傳疾病」的人都必須接受絕育手術，以阻止「不良」性狀代代相傳；1935 年的紐倫堡法案剝奪了猶太人的德國公民身份，並禁止猶太人與「雅利安人」通婚和發生性關係以為；以免玷污後者「血統」。

1939 年的《安樂死計畫》秘密授權對收容所內的殘疾病人進行系統性謀殺，認為他們「不配活下去」：活活餓死、注射毒藥或毒氣殺死（據估計有 20 萬至 30 萬身心障礙者被殺害）。安樂死計畫發展出的殺戮方法後來被大規模地用在集中營中。在納粹大屠殺期間，約有 600 萬猶太人遭到系統性屠殺；如包括其他群體，則死於納粹種族滅絕和大規模屠殺的總人數估計在 1100 萬至 1700 萬之間！

優生學迅速地從理論走向政策導致了它的衰落。優生學影響了全球的移民限制、婚姻法，甚至教育；而在納粹德國，優生學則被升級為滅絕種族的藉口。大屠殺是優生學意識形態走向極端後的可怕結果━其「種族衛生」政策為其提供了系統性的迫害、強制絕育、安樂死以及最終的「大屠殺」的科學依據。

《世界人權宣言》於 1948 年 12 月 10 日由聯合國大會通過。它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暴行的回應，並為所有人制定了一套全面的權利和自由。國際法承認的基本人權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人身安全權，以及免受奴役、酷刑和殘忍處罰的權利。這些權利也包括獲得公正審判、隱私權、思想自由、宗教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以及參與政府的權利。這些權利具有普遍性，適用於所有個人，無論其背景為何。

雖然優生學運動在二戰後聲名狼藉，但美國從未通過任何一部明確且徹底禁止優生學的聯邦法律━儘管人們普遍認為後來的法院判決和態度的改變，它已被削弱。1970 年代末，聯邦法規出台，透過要求知情同意和等待期，有效地終止了聯邦政府資助的非自願絕育手術。後來各州的絕育法雖然也逐步被廢除，但近年來的一些報告顯示，一些州仍然保留著允許在特定情況下（如在監護人的監督下），對殘疾人進行非自願絕育的法律。

種族歧視

「種族主義」（racism）是一個複雜的偏見和歧視體系，其根源在於：

（1）認為不同人群擁有與遺傳屬性相對應的不同行為特徵，以及（2）某個種族天生就比其他種族優越的信念；導致對不同種族的人產生偏見、歧視或敵意，也可能表現為延續基於種族的不平等製度結構。

因為任何種族都有「適者」與「劣者」，「優生學」原與「種族主義」一點關係都沒有。但不幸的是它們一開始便結了不了之緣分。高爾頓建構了一套等級制度，認為非洲黑人的智力水平比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平均水平「低兩級」，而澳大利亞土著則更低；他形容黑人「幼稚、愚蠢、像傻瓜一樣」。這事實上只是「優生學」的觀點而已（觀點 ≠ 實際行動或政策）；不幸的是後來被政客利用，如希特勒籍「優生學」之名，認為猶太人是「劣等人」，是其他民族的「種族結核病」，造成了「最終目標必須是徹底清除猶太人」的大屠殺。因此現在「優生學」與「種族主義」似乎已經是一同義名詞，研究種族/智商差距等等的潛在遺傳基礎已經是社會上被評為比亂倫癖━甚至戀童癖━「更禁忌」的話題（註二）。

先天與後天

如果動物和植物擁有與遺傳屬性相對應的不同行為特徵，讓我們可以透過育種來改良，筆者很難理解為什麼人類沒有與遺傳屬性相對應的不同行為特徵——除非人類真的是上帝創造之非常特殊的動物呢？

例如在美國，黑人在美式足球及籃球占主導地位，但是在游泳及棒球的比例則偏低；如果他們的運動表現只是因為缺乏其它領域的機會，那麼這種現象應該均勻分佈在大多數運動中，而不是集中在少數幾個運動項目。換句話說，如果黑人是因為「後天」環境缺乏其它機會而投身體育運動，而不是因為「先天」在足球/籃球方面有天賦，那麼他們在「不是只有富家小孩才能參加的」每項運動中都應該佔有很高的比例。

當然，只有｢先天｣還是不行的。例如奧運的比賽項目中，因為不需要特殊環境，田徑項目歷屆大多數由世界各地之黑人運動員主導；但因為缺乏｢後天｣環境（教會，註三），卻只有美國黑人創造了所有主要音樂流派，對美國乃至全球流行音樂產生了巨大而根本性的影響。

筆者相信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觀點及或多或少的偏見（這正是筆者的偏見），如被認為是一位堅定的和平主義者、人道主義者及民主社會主義者的愛因斯坦，在其1920年代初的旅行日記中，對中國人表達了嚴重的種族偏見與刻板印象：他形容當時所見的中國人「勤勞、骯髒、愚鈍」，批評其生活習慣為像機器人般的「畜群」，並曾表示若中國人取代其他種族將是遺憾。但偏見不一定代表歧視，相反地，因為大部分的文明人都有同情心，「偏見」並不一定會造成負面的影響。例如諾貝爾得主華生（James Watson）因堅決不肯放棄「黑人由於基因差異，天生智力低於白人」的觀點，落得 2025 年身敗名裂去世，但他似乎有菩薩精神謂：「雖然所有的測驗均說明事實不是，但所有的社會政策均假設非洲人的智慧與我們一樣，因此（我）內心為非洲的前途感到憂鬱。」又如社會本來就應該公平待遇所有人，為什麼美國要推行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DEI）呢？這不是要補救「偏見」所造成之身份或殘疾歧視的政策嗎？

筆者常自我警惕：「不知道自己的短處，則永遠不會改變、進步的，因此不要怕被人批評、甚或嘲諷：有則改之，沒有則當耳邊風，沒什麼損失的。」智力比別人差，勤能補拙，多努力一點就是了；何況行行出狀元，何必一定要參加智力比賽呢？諾貝爾獎得主蕭克利（William Shockley Jr.）及華生的智商都在120左右，結果兩人都落得被掛上「種族主義」的罪名孤獨而終，讀者說他們聰明嗎？

結論

儘管「優生學」一詞已被廢棄，但許多與優生學相關的問題事實上正在重新出現。例如已知某些疾病具有遺傳性，因此許多夫婦選擇進行基因篩檢，以了解他們的後代受到某種遺傳背景影響的機率（註四）；或有遺傳缺陷風險的夫婦可能會選擇不生孩子或收養孩子；又如現在可以診斷未出生嬰兒的某些基因缺陷，讓許多夫婦選擇終止懷有基因殘障後代的懷孕等等發展，都是強化了識別和消除不良遺傳物質的優生學目標，與高爾頓在 1909 年所倡議的「研究在社會控制下可能改善或損害後代的機構」的優生學並不太遠。

從某個角度來看，這是將優生學的執行從政府政策的強制下放到個人的決定，是符合尊重人權的民主制度。如果教育知識水準很高，這確實不失為是一個很好的政策。但如筆者在「政治迫害與學術自由」一文裡所談到的，這可能嗎？正如打疫苗一樣，如果 5% 以上的少數民眾不願意打疫苗（註五），則傳染病氾濫，受災的還是廣大的民眾與整個社會的醫療體系，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是否應該建立強迫打疫苗的法律？

註釋

• （註一）冷泉港實驗室（CSHL）為一私立非營利機構，在分子生物學和遺傳學領域名列世界頂尖基礎研究機構。其研究計畫專注於癌症、神經科學、植物學、基因組學和定量生物學，曾培養出八位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
• （註二）Bryan Pesta, Emil Kirkegaard 與 Joseph Bronski 對 507 名代表性的美國人進行了調查發現（2024 年 4 月 15 日）：在 33 個「禁忌話題」中，種族/智商差距的潛在遺傳基礎是最禁忌的話題；事實上，這個話題被評為比亂倫——甚至戀童癖——「更禁忌」。
• （註三）許多歌星都是教會培養出來的。
• （註四）目前仍無法治愈的遺傳性疾病有：泰-薩克斯症（Tay-Sachs）、弗里德賴希共濟失調症（Friedreich’s ataxia）、各種肌肉營養不良症（muscular dystrophies）、安格曼症候群（Angelman syndrome）、第二型和三型戈謝氏症（Gaucher disease）、法布瑞氏症（Fabry disease）、和某些粒線體疾病（mitochondrial disorders）等等。
• （註五）因為各種原因，如認為疫苗有害、宗教信仰等等，但筆者認為人人都應該有「社會責任感」，願意為廣大的社會著想而犧牲個人小我。

延伸閱讀

• 「一顆科技巨星的隕落（上）—英特爾的興起」，《泛科學》，2025/02/22。

社會主義遺傳學家對優生學的反對，根植於他們的政治觀點，但即使不是社會主義者（或社會主義科學家），也可以看出優生學研究中的瑕疵。具體來說，很多遺傳學家都指出把基因與結果混為一談的謬誤。如艾倫所說，偉大的英國統計學家皮爾森本身支持優生學，卻強烈批評 ERO 的工作，認為他們「構想和執行都草率又懶散，和科學平常的嚴謹一點都不像。」

美國遺傳學家詹寧斯任教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他在一九三○年發表了著名的《人類本質的生物基礎》。看書名會以為他同意遺傳決定論的論述，但書中討論了基因與環境交互作用的科學案例。詹寧斯反對遺傳決定論，他寫道：

文明是從人的遺傳組成與環境的交互作用之中產生的，環境包括知識、發明與傳統。改變後面這些因素會對文化系統造成劇烈的影響，這在歷史上已經發生過很多次⋯⋯沒有一個文化系統能單純從遺傳組成中發展出來。

他也反對環境決定論：

（環境決定論者認為）只要把任何人丟到差異夠大的不同環境，接受不同的訓練和指導，每個人都能成為⋯⋯「醫生、律師、商人、領袖」⋯⋯對於這樣的言之鑿鑿，生物學不予置評。有見地的生物學觀點會補充⋯⋯儘管任何正常人只要在人生早期有得到適當引導都能成為醫生，不過要達成這個結果，每個人需要的待遇不同。

優生學學者在邏輯上和方法上犯了許多錯誤，包括過度受到沒有言明的假定影響（ 「暗含此意，但不明說」），忽略反對其立場的證據，並且「在發現某些結論有誤之後，還是深信不疑」。詹寧斯特別批判所謂的「並非由實驗判斷的謬誤」，並指出幾乎所有人對遺傳和演化都有一些想法，而正因如此「把預設觀念先放一旁，以實驗證據為基礎建立觀點，才更形重要。」

但大多數優生學主義者沒有做到這點，他們堅持預設的想法，忽略與之不符的證據。詹寧斯還指出一個常見的問題，現在稱為「排除中間解謬誤」：因為某些表徵證實可以遺傳，就假定所有表徵都是遺傳而來；或反之，認為所有事情都是環境影響。這讓人回想起錢柏林的話：「當實際上有許多因素時，卻錯把事情歸於單一因素。」

對詹寧斯來說，先天／後天辯論的答案很清楚，就是都有。他在一九二四年的一篇論文中表明這點，他拿物品來類比：

對任何物體來說，無論是一塊鋼材、一塊冰塊、一部機器、一個生物體，組成物體的材質和這個物體所處的環境都很重要。在相同環境下不同材質的表現會不同，在不同環境下相同材質的表現也會不同⋯⋯任何事都不會單單由物品的材質或環境而構成，永遠都需要綜合考量。

生物體也是如此，「個體是在基因和環境條件的互動下產生的，因此同樣的基因在不同環境下，可能造就不同的人格特質。」優生學註定會失敗，因為「行為必然與環境相關，不能只以基因論之。一組特定的基因在某個環境下可能導致犯罪，在其他環境下可能造就一個有用的公民。」

詹寧斯只是一例，如果篇幅允許，這類批評我們還可以講很多。以果蠅基因研究獲得諾貝爾獎的摩根在一九二○年代便強調，比起選擇性生育，社會改革可以更快達成優生學主義者想要的改變。很多非科學家也從方法學上或倫理上提出反對。（其他國家也有很多反對聲音，在此沒有討論。）重點是優生學是政治運動，它許多重要的面向都與科學理解有衝突，優生學並沒有得到科學家的共識。

We have been authorized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o use this conten. 該內容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授權使用

——本文摘自《為何信任科學：科學的歷史、哲學、政治與社會學觀點》，2024 年 04 月，貓頭鷹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編按：CRISPR技術的誕生，讓人類有機會隨心所欲編輯基因體，這項技術將替我們帶來怎樣的未來？在這樣的未來中，又有哪些挑戰與爭議等著我們去克服？泛科學本月選書《基因編輯革命》除了簡介 CRISPR 技術的前因後果，作者珍妮佛・道納更嘗試借本書揭開關於此項重大技術的爭端與討論。

人類從未如今日主宰了生物世界

數十億年來，生命的發展基本上依循達爾文的演化論：

生物體透過一連串的隨機遺傳變異而發展，當中有些變異賦予生物生存、競爭和繁殖上的優勢。

到目前為止，人類這個物種也受到這種過程的塑造。一萬年前農業活動出現時，人類開始對動植物進行選擇育種，產生一股推動演化的力量，不過演化的初始材料，也就是構成遺傳變異的隨機 DNA 突變，仍然來自於自發的隨機過程。人類這個物種改變自然的力量僅止與此，只取得有限的成功。

今日的世界則徹底改觀，不能再與過去同日而語。科學家成功掌握上述原始過程，完全將其轉化成由人類來控制的局面。利用強大的生物技術工具來修復活細胞內的 DNA，科學家現在可以操縱並合理修改定義地球上每個物種的遺傳密碼，包括我們自己的在內。

在種種基因工程工具中，最新且堪稱最有效的，便是 CRISPR-Cas9（簡稱 CRISPR）。生物包含的所有DNA，包括所有基因，稱為基因體，CRISPR 這項技術幾乎可以編輯生物體的整個基因體，而且就像編輯文章的一個小段落那樣容易。

只要知道特定表徵的遺傳密碼，科學家就可以利用 CRISPR 技術，在幾乎任何動植物的基因體中，進行插入、編輯或刪除相關基因的操作。這個過程比現有的其他基因操作技術要簡單得多，而且更為有效。這是一個革命性的時代，其可能性只受到我們集體想像力的限制。

改造動物與植物

動物界是這項基因編輯新工具最早大展身手的地方，也可說是迄今為止這項技術最大的實證場域。比方說，科學家利用 CRISPR 編輯山羊的基因體，使其生長出更多的肌肉（也就是產生更多的肉）和更長的毛（意味著產生更多的喀什米爾羊絨纖維）。甚至有遺傳學家使用 CRISPR，讓亞洲象的 DNA 變成接近長毛猛象的 DNA，希望有一天能使這種滅絕的巨獸死而復生。

與此同時，CRISPR 也進入植物界，廣泛應用在作物基因體的編輯上，為農業進展開創一條新路，可望大幅改善世人的飲食營養，確保世界糧食安全。基因編輯實驗已經產生了抗病稻米、成熟速度緩慢的番茄、具有更多健康的多元不飽和脂肪酸的大豆，以及神經毒素（含量較低）的馬鈴薯。食品科學家目前正在直接改變生物體自身 DNA 密碼中的幾個字母，微調其遺傳特徵，達到改良的目的；而不是以基因轉殖技術，將一物種的 DNA 剪接到另一物種的基因體中。

消滅人類的疾病

儘管在全球動植物上的這些應用令人興奮不已，然而基因編輯技術對我們這個物種的影響，才是真正備受矚目的焦點。

在最近的實驗中，已經利用CRISPR 來將豬的 DNA「人源化」（也就是讓豬的 DNA 更接近人類的 DNA），未來可望將這些動物轉變成人體器官的捐贈者。CRISPR 也進入到新的蚊子品系中，在一項將新表徵快速傳到野生蚊子族群的計畫理，動用到這項技術來處理蚊子的基因體。科學家希望最終能夠消除蚊子傳播的疾病，如瘧疾和茲卡病毒感染症等，甚至是消滅那些攜帶病原的病媒蚊。

在許多疾病的治療上，CRISPR 有直接在人類患者身上編輯和修復突變基因的潛力。在實驗室培養的人類細胞中，已可用這種基因編輯新技術來修正由基因突變造成的種種疾病，如囊腫纖維症、鐮形血球貧血症、和嚴重複合型免疫缺乏症等。CRISPR 得以讓科學家在構成人類基因體的三十二億個DNA密碼中，尋找並修復不正確的單一密碼，而且還可以用於進行更複雜的修改。研究人員可以只移除突變基因的受損區域，完全沒有碰觸到基因其他部分，就能治療因為 DNA 錯誤而引起的杜顯肌肉萎縮症。

基因編輯的治療用途，正在不斷擴充。由於CRISPR技術能夠精確，並且相對直接的編輯DNA，這無異是將過去無法治療的每種遺傳疾病轉化成可治療的目標，至少在那些我們確知是由基因突變造成的疾病可以如此應用。

編輯下一代的DNA？

此外，一旦我們具備有能夠將胚胎的突變基因轉化為「正常」基因的技術，肯定會有人想要將正常基因再升級為所謂的「超級」基因。我們應該要編輯未出世的孩子的基因，來降低他們日後罹患阿茲海默症、糖尿病或癌症的機率嗎？那麼加強未出世的孩子的有益特質，例如更有力量、增強認知能力，或是改變身體特徵，好比說眼睛和頭髮的顏色呢？在人類基因的操縱上，要在哪裡定出底線，這是基因編輯技術讓我們不得不面對的棘手議題。

最大的癥結點是，現代人類存在的近十萬年來，智人的基因體一直僅受到隨機突變和天擇這兩股力量所塑造。如今，人類首次擁有編輯每一個個體的DNA的能力，不僅是現存的族群，還可以編輯下一代的DNA，基本上可說是達到控制我們這個物種演化的程度。

這麼重大的技術，必須開啟各方討論

2012 年，我和其他科學家一起發表了一篇奠定 CRISPR 基因編輯技術的研究報告，從此控制人類物種演化的想法，就在我腦海中徘徊不去。

當科學家把 CRISPR 技術運用在靈長類動物胚胎上，來創造第一隻基因編輯猴時，我自問，距離那些離經叛道的科學家嘗試人體試驗的時日還會有多遠。

過去，我傾向將這些討論留給真正具備生物倫理學背景的人，自己專心留在有趣的 CRISPR 生化研究上。但身為開發此一領域的一份子，我深覺有責任協助引導關於這些技術應用的對談，討論其應用的可能性與限制。

最重要的是，我想要確保這些討論不僅是在研究人員和生物倫理學家進行，還得擴及到社會科學家、政策決策者、宗教領袖，監督機構和公眾等種種利益相關者。鑑於此項科學發展足以影響到全人類，似乎有必要廣納社會各界的聲音。更重要的是，我覺得在進一步應用這項技術前，應當即刻展開對話。

因此，在 2015 年，當我一邊在柏克萊運作自己的實驗室，並且在世界各地參加學術界的各項討論會和研討會時，也開始花更多的時間回覆對我來說全然陌生的主題。我回答了記者的種種提問，從設計嬰兒、人豬雜交，到以基因工程打造「超人」的想法。我向加州州長、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乃至於中央情報局簡介紹何謂 CRISPR，甚至到美國國會的會議廳中講解這一切。

我籌劃了首次針對基因編輯技術，特別是 CRISPR 的倫理議題會議，討論這項在生殖生物學、人類遺傳學，到農業、環境和保健各領域愈來愈活躍的技術。那時我希望這場針對這項議題的首次會議能夠拋磚引玉，由此激發出更大型的國際高峰會，集結美國、英國、中國和世界各地的科學家，與其他領域的人士，一起來討論人類基因編輯的議題。

本文摘自《基因編輯大革命：CRISPR如何改寫基因密碼、掌控演化、影響生命的未來》，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 5 月出版。

在 2022 年裡，我們見證了低軌通訊衛星在戰爭中的作用、Omicron 肆虐與次世代疫苗、韋伯太空望遠鏡捕捉系外生命印記、銀河中心黑洞初次現身、人類精準回擊小行星、台灣 CAR-T 首例、特斯拉的平價人形機器人、與超強的 LaMDA 跟 ChatGPT AI 語言模型！

2023 年能更刺激嗎？有哪些值得我們關注的科學大事呢？

我們綜合整理了 Nature、Science、Scientific American、NewScientist、富比世雜誌、經濟學人雜誌，結合泛科學的觀察與期待程度，提出這份「2023 最值得關注十大科學事件」；今年的科學界將會熱鬧非凡，令人目不暇給！

No.10 病原體通緝名單

2022 年 11 月，法國科學家在 bioRxiv 上發表了從西伯利亞永凍土中復活的多種病毒；這些「殭屍病毒」中最古老的已經有 48500 歲，在溫度升高後，這些病毒都復甦了過來……。雖然這批古老病毒只能感染變形蟲，但也暗示著，冰層之下存在更多正在休眠、極可能對哺乳動物或人類造成危險的病毒。

隨著氣溫與海溫升高，這些不定時病毒炸彈正在醞釀著。

世界衛生組織將在今年發布修訂後的「重點病原體清單」，至少 300 位科學家嚴謹審查超過 25 個病毒與細菌家族的各種證據，針對目前還未知、但可能造成全球疫情的未知疾病 Disease X 做出預測，擬出一份優先名單。被列入名單的病原體通緝犯將會被重點研究調查，以利未來開發疫苗、治療與診斷技術。

No.9 新一代 mRNA 疫苗

乘著在 COVID-19 大流行間快速成熟的 mRNA 疫苗研發平台，許多疫苗正蓄勢待發。

BNT 在 2023 年初針對瘧疾、肺結核和生殖器皰疹的 mRNA 疫苗開始了首次人體實驗；也與輝瑞合作，研發能降低帶狀皰疹發病率的疫苗。另一家 mRNA 大廠莫德納，也在研發能預防生殖器皰疹和帶狀皰疹病毒疫苗。

除此之外，莫德納開發的黑色素瘤 mRNA 疫苗與默克的藥物合併療法，在去年底公布中期臨床試驗結果，顯示能降低 44% 的死亡率及復發風險，臨床試驗也將在 2023 年進入最後階段。

這些將在 2023 年揭曉的成果，將拓展人類使用 mRNA 疫苗對抗疾病的手段。

No.8 CRISPR 療法獲批准

由於之前的臨床試驗結果很不錯，CRISPR 基因編輯療法極有可能會在今年首次正式通過批准！

這種 exagamlogene autotemcel（exa-cel）療法，是由美國波士頓的 Vertex Pharmaceuticals 和英國劍橋的 CRISPR Therapeutics 公司共同開發。用超簡化的方式來説，治療方法就是先收集一個人自己的幹細胞，接著用 CRISPR-Cas9 編輯修正幹細胞中有缺陷的基因，最後再把這些細胞輸回人體。

Vertex 公司預計會在 3 月向美國 FDA 申請批准，讓 exa-cel 療法可以用於治療 β-地中海貧血或鐮狀細胞病的患者。

然而，隨著療法上市，相關的討論預期也將甚囂塵上……。

No.7 阿茲海默有藥醫

美國 FDA 將在年初宣布，Eisai 製藥公司和 Biogen 生技公司開發的 lecanemab，是否可以用來治療阿茲海默患者。

該藥物就像一台大腦專用的掃地機器人，為單克隆抗體，可以清除大腦中積累的 β 澱粉樣蛋白；在包含了 1785 名早期阿茲海默患者的臨床試驗中顯示，比起安慰劑，能減緩認知能力下降的速度約 27%。不過，有些科學家認為這效果只能說是還好，也有些擔心藥物不夠安全。

無獨有偶，另一款由美國的 Anavex Life Sciences 開發的阿茲海默藥物 blarcamesine，目前也正在臨床試驗階段；它能啟動一種可提高神經元穩定性及相互連接能力的蛋白質，就像是幫神經元升級了連線速度與品質，估計在今年會持續帶來新消息。

No.6 迷幻療法

2023 年，也極可能立下迷幻藥被用於醫療用途的里程碑。

多個相關臨床研究都進展到第三期，例如為 PTSD 創傷後症候群設計的新療法，結合了心理治療與 MDMA 亞甲二氧甲基苯丙胺，也就是所謂的搖頭丸，在臨床三期中，67% 的患者不再被診斷有 PTSD。

而來自迷幻蘑菇的裸蓋菇素，則被用來治療難治型憂鬱症，其臨床二期結果令人鼓舞。233 名難治型憂鬱症患者分成三組，在服用不同劑量裸蓋菇素後，每一組的憂鬱症量表分數都降低；而劑量最重的那組，其降幅最顯著。

最後是 K 他命，竟然成為對抗酒精使用障礙的療法！酒精使用障礙包括酗酒、酒精依賴、成癮等，86% 的臨床試驗病人，在接受新療法後六個月，持續戒除酒精。

然而，也有科學家警告這些樂觀訊息中有炒作成份，就讓我們持續關注吧！

看到這你可能會想，第六到十名怎麼都是跟醫療健康有關的大事件呢？別急！在下一篇中，我們接著介紹更精采的第五到第一名！

也歡迎大家跟我們分享，你知道的、即將在 2023 年發生的科學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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