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動物們可以教維尼主席跟黑豹帝查拉的事：怎麼解決領導問題？

本文由 高柏科技 合作，泛科學撰文

林唯耕剛回台灣任教時，曾在清華大學的實驗室裡用一立方公分的「氨」做實驗。沒想到氨氣意外洩漏，那股刺鼻的氣味瞬間瀰漫整棟大樓，引來眾多師生抗議。

「從此以後，我再也不敢在實驗室裡用氨了。」他在《思想實驗室》的訪談中，帶著笑意回憶這段往事。

這段插曲聽來像是一則工程師的寓言：在理論模型中，氨是太空熱控系統的理想介質；但在現實的辦公大樓裡，它首先是逼人逃竄的臭味。公式本身沒有錯，但現實世界永遠比公式更複雜——它包含了人、成本、風險，以及必須為後果負責的工程師。

高柏科技技術專家、清華大學榮譽退休教授林唯耕 ，曾任職於美國 OAO 工程部熱流組，深耕電子構裝散熱與熱管技術多年。隨著 AI 浪潮席捲全球，他鑽研一輩子的老問題再次被推向科技產業的核心：當晶片運算速度無止境攀升，那股伴隨而生的熱，究竟該往哪裡去？

熱不會讀新品發表會

科技巨頭在發表會上熱衷於談論大型語言模型、GPU 規格與驚人的算力。這些詞彙在投影片上光鮮亮麗，彷彿進步毫無邊界。然而，每一次數位運算都紮實地發生在實體晶片上。晶片會發熱、材料會疲勞老化，一旦設備過熱，系統便會降頻保護。在物理現實面前，再動聽的發表會敘事也必須低頭。

回顧個人電腦發展早期，晶片幾乎不需專屬散熱元件。隨後，鋁製鰭片、風扇、熱管到均溫板逐一登場。這段歷程常被視為技術升級，其實更像是對空間的極限勒索：晶片功率翻倍，發熱源的面積卻沒變大，機箱空間也不可能無限擴張。

林唯耕指出，散熱設計的核心只有三要素：功率、熱源面積與空間限制。他舉例，在標準的 1U 機箱中，若發熱面積約為三十乘三十毫米，氣冷系統在達到八百瓦時就會面臨瓶頸。這並非固定的物理常數，而是取決於空間、面積與氣流的動態平衡。最現實的代價在於，風扇轉速提升的背後，是噪音、電力損耗與空間占用。

因此，「液冷技術」的興起並非單純為了追求酷炫，而是算力密度提升後的必然選擇。它能更精準地帶走晶片廢熱，卻也將新的挑戰帶入機房：漏液風險、流道堵塞、材料相容性，以及維運時的難度。工程的進步，本質上鮮少是徹底消滅問題，更多時候是選擇一組「比較值得承擔」的新問題。

太空教他的，不是把答案搬回地面

太空熱控工程之所以迷人，是因為它剝奪了地球上最常見的散熱工具。在真空宇宙中，沒有空氣能讓風扇製造對流；受光面溫度破百度，陰影處卻極度嚴寒。工程師必須純粹仰賴熱傳導、熱輻射，以及熱管與環路型熱管（LHP）來搬移熱能。

熱管運作的關鍵在於「相變」——液體蒸發時吸收大量潛熱，冷凝後重回循環。林唯耕比較了銅與水的熱傳導能力：在他設定的特定條件下，實心銅塊約能傳導 120 瓦的熱能；但若每秒有一立方公分的水發生蒸發相變，移熱量可瞬間拉升至 2.4 千瓦（kW）。他強調「每秒」的觀念，因為散熱談的是動態流動速率，而非靜態的冷卻魔法。

儘管如此，太空科技並不能直接套用到地面。太空元件因考量重量、功耗與維修難度，偏好無馬達幫浦的被動式設計；但地面 AI 伺服器面臨更高的熱負載與環境溫度，往往仍需幫浦驅動流量。當年那場「氨氣洩漏」事故正是最好的提醒：技術是否「先進」，與它是否「適合」當下的場景，始終是兩回事。

好論文，為什麼仍可能造不出好產品

學術研究致力於證明「可行性」，而工業現場則要求「可重複性」——不僅要能運作，還得確保每台出廠的設備都不漏水。林唯耕將此定義為「從 0 到 1」與「從 1 到 100」的差別。後者涉及良率、成本、公差與客戶信任。論文中那次最完美的實驗數據，在產線上往往未必管用。

他從不避談失敗。在高柏科技早期與學界合作時，也曾遇過實驗數據無法複製，或研究方向偏離產業需求。這未必是雙方努力不夠，而是彼此對「成功」的標準不同。為了解決這道鴻溝，高柏科技推動「柏苗啟航創新培育計畫」，每年投入逾千萬資金與成大、中山、台科大等校合作，並指派專業人才在過程中持續微調、校正，確保研發貼近產線現實。

他分享了近期一項液冷工質校正專案。團隊使用非侵入式的超音波流量計進行觀測，但由於儀器預設以「水」校正，換成其他化學流體後讀數便出現誤差。最初嘗試用幫浦壓差推算，卻發現缺乏重複性，數據甚至推導出不合理的蒸發率。最後團隊回歸基本面，改用秤重法搭配能量平衡進行交叉驗證，才讓數據成功收斂。

這個故事真正的價值不在於「產學雙贏」的口號，而在於那段不夠優雅的挫折：假設失效、數據混亂、方法砍掉重練。也正是在這種時刻，企業需要的不只是會算數的人才，而是能洞察研究何時「走鐘」，並有權力喊停、要求重來的關鍵決策者。

林唯耕坦言，過去在校園裡總認為「技術第一、成本第二」，進入商界後才驚覺行銷與信任關係往往才是關鍵。這番話雖然不如科技突破那樣動聽，卻是產品能否進入市場的殘酷真相。再卓越的散熱設計，若無法穩定生產或贏得客戶信任，也僅止於一份精美的報告。

AI 會給答案，誰來負責出貨？

訪談尾聲，主持人國威提出了一個時代難題：假設 AI 能在彈指間生成散熱架構、材料配方與流道設計，企業該選擇全面擁抱 AI 的速度，還是保留緩慢但穩定的工程驗證，以規避潛在的失效風險？

林唯耕拒絕落入二選一的框架。他的觀點是：兩者並存。AI 擅長處理資訊、生成草案；但工程師仍須實作原型，進行嚴苛的性能與可靠度測試，最終由人決定是否出貨。這並非盲目崇拜人類直覺，而是基於一項事實：AI 的資料庫裡，通常沒記載下一次「意外洩漏」或「材料疲勞」的細節，且模型永遠無法為量產結果擔負法律與商業責任。

在 AI 時代，最稀缺的未必是熟練下指令（Prompt）的人，而是具備這種能力的人：能預判答案可能在哪裡出錯、能設計實驗將問題「逼」出來，並且願意為最終的量產品質負起責任。

大眾習慣將雲端想像成輕盈、無重量的空間。但現實中，雲端是由龐大的機房架構而成，裡面裝滿了晶片、管線、泵浦與冷卻液。虛擬算力的每一次擴張，都會在實體世界留下發熱的足跡。散熱工程師的價值，就是不讓這筆物理帳單，被埋沒在光鮮亮麗的投影片背後。

可以傳染的「興奮感」：費洛蒙

費洛蒙是一種非常大的分子，會從動物體內散發出來並影響其他動物身體的行為。

這種物質當初是在 1959 年由德國生物化學家阿道夫．布特南特（Adolf Butenandt）發現， 這位科學家在二十年前就因為首次合成出性激素而獲得諾貝爾化學獎，說他是化學界的搖滾巨星都還不足以形容他的貢獻。

他的研究發現，費洛蒙的功能和激素一樣，但是只對附近的相同物種個體有效。

舉例來說，如果動物 A 在動物 B 附近釋放出性費洛蒙，動物 B 的身體會吸收這些分子，整體行為也會受到影響。這其實代表動物 A 具有像丘比特的能力，只不過用的不是箭，而是分子。

基於以上的原因，費洛蒙有時會被稱為「環境激素」（eco-hormone），因為這類分子的運作方式就像是體外的激素。

和激素相同的是，費洛蒙有各式各樣的結構。有些分子非常小，有些則相當大，不過全都是揮發性分子，這表示分子在特定條件下會輕易蒸發。揮發性物種通常很好辨識，因為會帶有強烈的氣味（像是汽油或去光水）。

研究人員決定把這種分子命名為費洛蒙（pheromone），是因為字面上的意思是「轉移興奮感」，而這正是費洛蒙的功能。

動物間的費洛蒙功用

強大的費洛蒙分子可以傳送幾種不同主題的訊號給附近的同類，例如食物、安全狀況或者性。舉例來說，螞蟻會在巢穴和食物之間的路徑散發費洛蒙，來通知彼此食物來源在哪裡。

狗在散步時對消防栓撒尿是為了標示自己的領域，這時釋放的就是領域費洛蒙。就連雄鼠也會散發出性相關的費洛蒙來吸引雌鼠，同時也會導致附近的雄鼠變得更有攻擊性。

那麼人類呢？

人也會散發出任何一種類型的性費洛蒙嗎？

出乎意料的，人類不會散發任何一種形式的性費洛蒙。不過我們自以為有費洛蒙的原因在這裡：1986年，溫尼弗雷德．卡特勒（Winnifred Cutler）發表的研究宣稱，她成功分離出第一種人類性費洛蒙。

在這項研究計畫中，她蒐集、冷凍並解凍來自幾位不同對象的性費洛蒙。一年之後，她將這些分子塗在許多女性受試者的上唇，接著便宣稱她觀察到和大自然的動物類似的結果。

事實上，卡特勒的研究完全是一派胡言。她根本沒有分離出人類性費洛蒙；而只是把奇怪的氣味塗在隨機受試對象的上唇，其中包括——請做好心理準備——腋下的汗水。

與其說是分離出純費洛蒙，不如說她蒐集的是人流汗時排出的電解質，而且還抹在別人的臉上。

直到今天，卡特勒的噁心科學研究還流傳在網路上的各個角落，這表示如果有人在 Google 上搜尋「人類性費洛蒙」，就會和得到一堆錯誤資訊。有些研究人員堅信我們總有一天會發現性費洛蒙，不過在這本書出版的當下，科學界尚未找到任何人類性費洛蒙。

一直以來有不少相關研究在執行和重複進行，也盡可能針對各種變數進行調整，而所有的研究團隊都得出相同的結論：二十一世紀的人類大概沒有性費洛蒙。

但人類有史以來就是這樣嗎？如果大多數的其他哺乳類都有性費洛蒙，包括兔子和山羊，為什麼我們沒有？

答案其實意外簡單：人類學會了溝通。

我們可以用語言（和蠟燭……還有性感內衣……）告訴伴侶我們有興趣滾床單，而雪貂則必須往理想交配對象的方向散發性分子。

——本文摘自《完美歐姆蛋的化學》，2022 年 12 月，日出出版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人民須要歷史，因為那能帶來力量。他們得知道曾有真實的人在此生活。不是鬼魂和童話傳奇，而是有人曾身處逆境，卻谷底重生。」^[1] 電影《第一夫人的秘密》裡，記者拜訪美國總統甘迺迪的遺孀賈姬，期望獲得暗殺事件的口述史料。在民主國家，當重要的政治人物死於非命，或社會遭受恐怖攻擊，人民會要求真相。他們用言語及行動，表達對新聞的情感與意見。此時的震驚及悲傷，除了影響個人，也是推動事件後續走向的集體力量。

社會悲傷

暗殺公眾人物，雖然是對個體的攻擊，其目的卻可能具有政治性；^[2] 而恐怖攻擊中，殺戮的龐大人數，更是對社會全體的傷害。當單一事件所引發的，不僅是個人對至親的悼念，還有整個群體的追思，此情形便可視為「社會悲傷」（social grief）。^[3] 精神醫師 Elisabeth Kübler-Ross 在其 1969 年的著作《論死亡與臨終》（On Death and Dying）裡，將「悲傷」這種接受無法承擔之重的過程，分為五階段：否認（denial）、憤怒（anger）、討價還價（bargaining）、沮喪（depression）和接受（acceptance）。^[4]

否認及憤怒：陰謀論的誕生

在社會悲傷中，人們會試圖整合集體記憶，以重建嚴峻受創的社會。^[3] 先入為主的假設，會讓人忽略或拒絕接受擺在眼前的證據。^[5] 若再加上憤怒與不確定感，那麼不管案件調查的結果為何，陰謀論很容易就成為情緒調適機制的一環。^{[6, 7]} 美國甘迺迪總統遇刺、英國黛安娜王妃車禍身亡、 911 恐怖攻擊，都有經典的陰謀論範例。^{[5, 6]} （雖然偶爾陰謀論也有猜對的時候，好比：美國中情局真的曾用 LSD 試驗心智控制。^[8]）在社會療癒的過程中，針對特定悲劇的媒體報導、官方傳記與稗官野史，只會愈來愈多直到充斥鄉里，最後難免如同電影中的賈姬所言：「我相信書頁上讀到的角色，終究會比站在身旁的人們更加真實。」^[1]

討價還價：尋回失去的安全感

國家有維護社會安全的責任，必要檢討暗殺或是恐攻發生時的警政疏失。最近幾天日本警察廳密切調查，前日相安倍晉三遭到槍擊的當下，現場維安人員為何沒有遵循標準作業程序。^[9] 在討價還價的悲傷階段，人們會有「如果當初…」的悔恨，同時也對未來深感惶恐。^[4] 暗殺的行為，毀壞當權者的士氣和聲望，並迫使相關對策應運而生。^[2] 政府當局與其他政治團體會操控集體的情緒，將社會拉回常軌；而民間也可能會有聲音，想藉機推行某些政治改革。^[10]

就拿 911 事件時的美國總統小布希、柏林恐攻後的德國總理梅克爾，以及曼徹斯特體育館爆炸案後的英國首相梅伊，作為政治人物嘗試影響集體情緒的例子：小布希把國殤和憤怒連結起來，但邊緣化懊悔、罪惡感等悲傷的特質，企圖營造安全的氛圍；梅克爾為「頭腦冷靜」的德國人民感到驕傲；梅伊則以「不希望大眾過度驚嚇」等語，劃分可接受與不可接受的情緒反應。^[10]

然而，攻擊事件中的倖存者和同情他們的人，未必會用當權者期待的方式來渡過悲傷五階段。案發現場大量湧入的花束、卡片、字條、禮物和群眾，傳達滿溢的哀慟，抵抗國家強調的安全氛圍，並打破沉默為受苦的人們發聲。有時候這種行為，多少會促使政府重新塑造出有同理心的形象。^[10]

沮喪和接受：節哀順變，邁向未來

暗殺領導人的事件，侵犯了多數社會對個人與公共生活的期待，使得士氣的維護變得極為艱難。一個領導人的逝去，伴隨著凝聚力的流失。社會的目標與達成的方法，也可能因此瓦解。^[11] 不過，如果這個領袖與海外社群共享某個集體認同，他的辭世將會吸引外來勢力，支持他曾帶領的運動。透過廣泛的國際互動，來積極培養向心力，不僅常見於四散各地的特定種族與宗教組織，也能拉攏基於意識形態而產生強烈認同的團體。^[12] 因此，前日相安倍晉三驟逝後，臺灣社會立刻開始討論「安倍晉三之友會」的延續；而外界也正觀察他生前建構的「四方安全對話」，是否能繼續緊繫美、澳、印、日之間的連結。^[13]

「將來必有重大的進展，有其他偉大的總統。…但是不會再有另一個（亞瑟王盛世的城堡）卡美洛，不會再有。」^[1] 賈姬的臺詞或許道盡領導人過世後，一個時代的殞落，但近乎癱瘓的悲傷，會因生存的需求，適可而止。人們起先哀戚，然後就繼續生活下去。^[14]

參考資料

1. Jackie | Official Trailer | Fox Searchlight (Searchlight Pictures on YouTube, 2016)
2. Iqbal Z, and Zorn C. (2008)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Assassina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2, 385.
3. Duterme C. (2021) ‘A political dimension of grief: Individual and social healing after conflict.’ Death Studies, 45, 1, pp.71-81.
4. The Stages of Grief: Accepting the Unacceptab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2020)
5. John F Kennedy: 50th anniversary of a conspiracy theory (The Guardian, 2013)
6. Douglas KM, Uscinski JE, Sutton RM, et al. (2019) ‘Understanding conspiracy theories’. Political Psychology, 40, Suppl 1, pp. 3–35.
7. Douglas KM, Sutton RM, Cichocka A. (2017) ‘The Psychology of Conspiracy Theorie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6, 6, pp.538-542.
8. Goreis A and Voracek M. (2019)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Psychological Research on Conspiracy Beliefs: Field Characteristics, Measurement Instruments, and Associations With Personality Trait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0, 205.
9. 安倍隨扈維安「疏失3秒」 日警察廳介入調查（鏡新聞，2022）
10. Koschut S. (2019) ‘Can the bereaved speak? Emotional governance and the contested meanings of grief after the Berlin terror attack.’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15, 2, pp.148-166.
11. Carla Penna. (2022) ‘From Crowd Psychology to the Dynamics of Large Groups: Historical,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Routledge.
12. Bob C, and Nepstad SE. (2007) ‘Kill a Leader, Murder a Movement? Leadership and Assassination in Social Movements.’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0, 10, pp. 1370-1394.
13. 「四方安全對話」挺台人物接連出事 安倍驟逝恐為台日關係埋變數（風傳媒，2022）
14. What the week of mourning for Diana revealed about the 20th century British psyche (The Conversation,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