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動物們可以教維尼主席跟黑豹帝查拉的事：怎麼解決領導問題？

本文由 Amway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到底怎樣才算是「乾淨」？這不是什麼靈魂拷問，而是一個價值上億的商業命題。

在半導體產業的無塵室中，「乾淨」的定義極其殘酷：一粒肉眼看不見的灰塵，就足以讓造價數百萬美元的晶圓直接報廢。空氣品質的好壞，甚至能成為台積電（TSMC）決定是否在當地設廠的關鍵性指標。回到你的家中，雖然不需要生產精密晶片，但我們呼吸系統中的肺泡同樣精密，卻長期暴露在充滿 PM2.5、病毒以及各種揮發性氣體的環境中。為了守護健康，你可能還要付費購買「乾淨的空氣」來用。

因此，空氣議題早已超越單純的環保範疇，成為同時影響國家經濟與個人健康的重要問題。

很多人可能沒想到，無論是家用的空氣清淨機，還是造價動輒百億的頂尖晶圓廠，它們對抗污染的核心武器並非什麼複雜的雷射防護罩，而是同一件看起來平凡無奇的東西：一片外觀像紙一樣的 HEPA 濾網。但你真的相信，就憑這層厚度不到幾公分的板子，能擋住那些足以毀滅精密晶片、滲透人體細胞的「奈米級刺客」嗎？

這片大家都聽過的 HEPA 濾網，裡面到底是什麼？

首先，我們必須打破一個直覺上的誤解：HEPA 濾網（High Efficiency Particulate Air filter）在本質上其實並不是一張「網」。

細懸浮微粒 PM2.5，是指粒徑在 2.5 微米以下的污染物，它們能穿過呼吸道直達肺泡，並穿過血管引發全身性發炎。但這只是基本，在工廠與汽車尾氣中，還存在粒徑僅有 1 微米的 PM1，甚至是小於 0.1 微米的「超細懸浮微粒」（UFP，即 PM0.1）。 UFP 不僅能輕易進入血液，甚至能繞過血腦屏障（BBB），進入大腦與胎盤，其破壞力十分可怕。

如果 HEPA 濾網像水槽濾網或麵粉篩一樣，單靠孔目大小來「過濾」粒子，那麼為了攔截奈米微粒，濾網的孔目只能無限縮小到幾乎不透氣的程度。更別說在台積電或 Intel 的製程工程師眼裡，一般人認為的「乾淨」，在工程師眼裡簡直像沙塵暴一樣。對於線寬僅有 2 奈米或 3 奈米（相當於頭髮直徑萬分之一）的晶片而言，空氣中一顆微小的塵埃，就是一顆足以毀滅世界的隕石。

因此，傳統的過濾思維並非治本之道，我們需要的是原理截然不同的過濾方案。這套技術的雛形，最早可追溯至二戰時期的「曼哈頓計畫」。

HEPA 的前身，誕生於曼哈頓計畫！

1940 年代，製造濃縮鈾是發展原子彈的關鍵。然而，若將排氣直接排向大氣，會導致致命的放射性微粒擴散。負責解決這問題的是 1932 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歐文·朗繆爾（Irving Langmuir），他是薄膜和表面吸附現象的專家。他開發了「絕對過濾器」（Absolute Filter），其內部並非有孔的篩網，而是石綿纖維。

有趣的來了，如果把過濾器放到顯微鏡下，你會發現纖維之間的空隙，其實比某些被攔截的粒子還要大。那為什麼粒子穿不過去呢？這是因為在奈米尺度下，物理規則與宏觀世界完全不同。極微小的粒子在空氣中飛行時，並非走直線，而是會受到空氣分子撞擊，而產生「布朗運動」（Brownian Motion），像個醉漢一樣東倒西歪。

當粒子通過由緻密纖維構成的混亂迷宮時，布朗運動會迫使它們不斷轉彎、移動，最終撞擊到帶有靜電的纖維上。這時，靜電的吸附力會讓纖維就像蜘蛛網般死死黏住微粒。那些狂亂移動的奈米刺客，就這樣被永久禁錮迷宮中。

現在最常見的 HEPA 材料，是硼矽酸鹽玻璃纖維。

現代 HEPA 濾網最常見的核心材料為硼矽酸鹽玻璃纖維。這些玻璃纖維的直徑通常介於 0.5 至 2 微米之間，它們在濾網內隨機交織，像是一座茂密「黑森林」。微粒進入這片森林後，並非僅僅面對一層薄紙，而是得穿越一個具有厚度且排列混亂的纖維層，微粒極有可能在布朗運動的影響下撞擊並黏附在某根玻璃絲上。

除此之外，HEPA 濾網在外觀上還有一個極具辨識度的特徵，那就是像手風琴般的摺紙結構。濾材會被反覆摺疊、摺成手風琴的形狀，中間則用鋁箔或特殊的防潮紙進行結構支撐，目的是增加表面積。這不僅為了捕獲更多微粒，而是要「降低過濾風速」。這聽起來可能有點反直覺：過濾不是越快越好嗎？

其實，這與物理學中的流速控制有關。想像一條水管，如果你捏住出口，水流會變得湍急；若將出口放開並擴大，雖然總出水量不變，但出水處的流速會變得緩慢。對於 HEPA 濾網而言，當表面積越大，單位面積所需承載的空氣量就越少，空氣穿透濾網的速度也就越低。

低流速代表微粒停留在濾網內的時間也更久，增加被捕捉的機會。此外，越大的表面積也為 HEPA 濾網帶來了高「容塵量」，延長了使用壽命，這正是它能夠稱霸空氣清淨領域多年的主因。

然而，即便都叫做 HEPA 高效率空氣微粒子過濾網 (High Efficiency Particulate Air filter)，但每個 HEPA 的成分與結構還是會不一樣。例如 安麗逸新空氣清淨機 SKY ，其標榜「可過濾粒徑最小至 0.0024 微米」的污染物，去除率高達 99.99%。

0.0024 微米是什麼概念？塵蟎、花粉、皮屑或黴菌孢子，大小約在 2 至 200 微米；細懸浮微粒  PM2.5 大小約 2.5 微米，細菌也大概這麼大。最小的其實是粒徑小於 0.1 微米的「超細懸浮微粒」，大多數的病毒（如流感、新冠病毒）都落在此區間。對安麗逸新 的HEPA濾網來說，基本上通通都是可被攔截的榜上名單。

在過敏防護上，它更獲得英國過敏協會（Allergy UK）認證，能有效處理 19 大類、102 種過敏原，濾除空氣中超過 300 種氣態與固態污染物。

然而，同樣的過濾邏輯一旦進入半導體無塵室，就必須換一條更為嚴苛的技術路線。因為硼矽酸鹽玻璃纖維對晶圓來說有個致命傷，就是「硼 (Boron)」。

在半導體製程中，硼是常見的 P 型摻雜物，用來精準改變矽晶圓的電性。如果濾網有任何微小的破損、老化或化學侵蝕，進而釋放出極微量的硼離子，就可能直接污染晶圓，改變其導電特性，導致晶片報廢。

此外，無塵室要求的是比 HEPA 更極致的 ULPA（超低穿透率空氣濾網） 等級的潔淨度。ULPA 的標準通常要求對 0.12 微米 的粒子達到 99.999% 甚至 99.9999% 的超高攔截率。在奈米級的競爭中，任何多穿透的一顆微塵，都代表著一筆不小的經濟損失。

為了解決「硼」的問題並追求極限的過濾效率，材料學家搬出了塑膠界的王者，PTFE 也鐵氟龍。鐵氟龍不僅耐酸鹼、耐腐蝕，還能透過拉伸製成直徑僅 0.05 至 0.1 微米 的極細纖維，其細度遠勝玻璃纖維。雖然 PTFE 耐化學腐蝕，但它既昂貴且物理上也很脆弱，安裝時若不小心稍微觸碰，數萬元的濾網就可能報銷。因此，你只會在晶圓廠而非一般家庭環境看到它。

即便如此，在空氣濾淨系統中，還有一樣是無塵室和你家空氣清淨器上面都有的另一張濾網，就是活性碳濾網。

活性碳如何從物理攔截跨越到分子吸附？

好不容易將微塵擋在門外時，危機卻還沒有解除。因為空氣中還隱藏著另一類更難纏的大魔王：AMC（氣態分子污染物）。

HEPA 或 ULPA 這類物理濾網雖然能攔截固體微粒，但面對氣態分子時，就像是用網球拍想撈起水一樣徒勞。這些氣態分子如同「幽靈」一般，能輕易穿過物理濾網的縫隙，其中包括氮氧化物、二氧化硫，以及來自人體的氨氣與各種揮發性有機物（VOCs）。

為了對付這些幽靈，我們必須在物理防線之外，加裝一道「化學濾網」。

這道防線的核心就是我們熟知的活性碳。但這與烤肉用的木炭不同，這裡使用的是經過特殊改造的「浸漬處理（Impregnation）」活性碳。材料科學家會根據敵人的不同性質，在活性碳上添加不同的化學藥劑：

• 酸鹼中和：對付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等酸性氣體，會在活性碳上添加碳酸鉀、氫氧化鉀等鹼性藥劑，透過酸鹼中和反應將有害氣體轉化為固體鹽類。反之，如果添加了磷酸、檸檬酸等酸性藥劑，就能中和空氣中的氨氣等鹼類。
• 物理吸附與凡德瓦力：對於最麻煩的有機揮發物（VOCs，如甲醛、甲苯），因為它們不具酸鹼性，科學家會精密調控活性碳的孔徑大小，利用龐大的「比表面積」與分子間的吸引力（凡德瓦力），像海綿吸水般將特定的有機分子牢牢鎖在孔隙中。

空氣濾淨的終極邏輯：物理與化學防線的雙重合圍

在晶圓廠這種對空氣品質斤斤計較的極端環境，活性碳的運用並非「亂槍打鳥」，而是一場極其精密的對戰策略。

工程師會根據不同製程區域的空氣分析報告，像玩 RPG 遊戲時根據怪物屬性更換裝備一樣——「打火屬性怪要穿防火裝，打冰屬性則換上防寒裝」。在最關鍵的黃光微影區（Photolithography），晶圓最怕的是人體呼出的氨氣，此時便會配置經過酸性藥劑處理的活性碳進行精準中和；而在蝕刻區（Etching），若偵測到酸性廢氣，則會改用鹼性配方的濾網。這種「對症下藥」的客製化邏輯，是確保晶片良率的唯一準則。

而在你的家中，雖然我們無法像晶圓廠那樣天天進行空氣成分分析，但你的肺部同樣需要這種等級的保護。安麗逸新空氣清淨機 SKY 的設計邏輯，正是將這種工業級的精密防護帶入家庭。它不僅擁有前述的高規 HEPA 濾網，更搭載了獲得美國專利的活性碳氣味濾網。

關於活性碳，科學界有個關鍵指標：「比表面積（Specific Surface Area）」。活性碳的孔隙越多、表面積越大，其吸附能力就越強。逸新氣味濾網選用高品質椰殼製成的活性碳，並經過高溫與蒸氣的特殊活化處理，打造出多孔且極致高密度的結構。

這片濾網內的活性碳配重達 1,020 克，但其展開後的總吸附表面積竟然高達 1,260,000 平方公尺——這是一個令人難以想像的數字，相當於 10.5 個台北大巨蛋 的面積。這種超高的比表面積，是市面上常見濾網的百倍之多。更重要的是，它還添加了雙重觸媒技術，能特別針對甲醛、戴奧辛、臭氧以及各種細微的異味分子進行捕捉。這道專利塗層防線，能將你從裝潢家具散發的有機揮發氣體，或是路邊繁忙車流的廢氣中拯救出來，成為全家人的專屬空氣守護者。

總結來說，無論是造價百億的半導體無塵室，還是守護家人的空氣清淨機，其背後的科學邏輯如出一轍：「物理濾網攔截微粒，化學濾網捕捉氣體」。只有當這兩道防線同時運作，空氣才稱得上是真正的「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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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傳染的「興奮感」：費洛蒙

費洛蒙是一種非常大的分子，會從動物體內散發出來並影響其他動物身體的行為。

這種物質當初是在 1959 年由德國生物化學家阿道夫．布特南特（Adolf Butenandt）發現， 這位科學家在二十年前就因為首次合成出性激素而獲得諾貝爾化學獎，說他是化學界的搖滾巨星都還不足以形容他的貢獻。

他的研究發現，費洛蒙的功能和激素一樣，但是只對附近的相同物種個體有效。

舉例來說，如果動物 A 在動物 B 附近釋放出性費洛蒙，動物 B 的身體會吸收這些分子，整體行為也會受到影響。這其實代表動物 A 具有像丘比特的能力，只不過用的不是箭，而是分子。

基於以上的原因，費洛蒙有時會被稱為「環境激素」（eco-hormone），因為這類分子的運作方式就像是體外的激素。

和激素相同的是，費洛蒙有各式各樣的結構。有些分子非常小，有些則相當大，不過全都是揮發性分子，這表示分子在特定條件下會輕易蒸發。揮發性物種通常很好辨識，因為會帶有強烈的氣味（像是汽油或去光水）。

研究人員決定把這種分子命名為費洛蒙（pheromone），是因為字面上的意思是「轉移興奮感」，而這正是費洛蒙的功能。

動物間的費洛蒙功用

強大的費洛蒙分子可以傳送幾種不同主題的訊號給附近的同類，例如食物、安全狀況或者性。舉例來說，螞蟻會在巢穴和食物之間的路徑散發費洛蒙，來通知彼此食物來源在哪裡。

狗在散步時對消防栓撒尿是為了標示自己的領域，這時釋放的就是領域費洛蒙。就連雄鼠也會散發出性相關的費洛蒙來吸引雌鼠，同時也會導致附近的雄鼠變得更有攻擊性。

那麼人類呢？

人也會散發出任何一種類型的性費洛蒙嗎？

出乎意料的，人類不會散發任何一種形式的性費洛蒙。不過我們自以為有費洛蒙的原因在這裡：1986年，溫尼弗雷德．卡特勒（Winnifred Cutler）發表的研究宣稱，她成功分離出第一種人類性費洛蒙。

在這項研究計畫中，她蒐集、冷凍並解凍來自幾位不同對象的性費洛蒙。一年之後，她將這些分子塗在許多女性受試者的上唇，接著便宣稱她觀察到和大自然的動物類似的結果。

事實上，卡特勒的研究完全是一派胡言。她根本沒有分離出人類性費洛蒙；而只是把奇怪的氣味塗在隨機受試對象的上唇，其中包括——請做好心理準備——腋下的汗水。

與其說是分離出純費洛蒙，不如說她蒐集的是人流汗時排出的電解質，而且還抹在別人的臉上。

直到今天，卡特勒的噁心科學研究還流傳在網路上的各個角落，這表示如果有人在 Google 上搜尋「人類性費洛蒙」，就會和得到一堆錯誤資訊。有些研究人員堅信我們總有一天會發現性費洛蒙，不過在這本書出版的當下，科學界尚未找到任何人類性費洛蒙。

一直以來有不少相關研究在執行和重複進行，也盡可能針對各種變數進行調整，而所有的研究團隊都得出相同的結論：二十一世紀的人類大概沒有性費洛蒙。

但人類有史以來就是這樣嗎？如果大多數的其他哺乳類都有性費洛蒙，包括兔子和山羊，為什麼我們沒有？

答案其實意外簡單：人類學會了溝通。

我們可以用語言（和蠟燭……還有性感內衣……）告訴伴侶我們有興趣滾床單，而雪貂則必須往理想交配對象的方向散發性分子。

——本文摘自《完美歐姆蛋的化學》，2022 年 12 月，日出出版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人民須要歷史，因為那能帶來力量。他們得知道曾有真實的人在此生活。不是鬼魂和童話傳奇，而是有人曾身處逆境，卻谷底重生。」^[1] 電影《第一夫人的秘密》裡，記者拜訪美國總統甘迺迪的遺孀賈姬，期望獲得暗殺事件的口述史料。在民主國家，當重要的政治人物死於非命，或社會遭受恐怖攻擊，人民會要求真相。他們用言語及行動，表達對新聞的情感與意見。此時的震驚及悲傷，除了影響個人，也是推動事件後續走向的集體力量。

社會悲傷

暗殺公眾人物，雖然是對個體的攻擊，其目的卻可能具有政治性；^[2] 而恐怖攻擊中，殺戮的龐大人數，更是對社會全體的傷害。當單一事件所引發的，不僅是個人對至親的悼念，還有整個群體的追思，此情形便可視為「社會悲傷」（social grief）。^[3] 精神醫師 Elisabeth Kübler-Ross 在其 1969 年的著作《論死亡與臨終》（On Death and Dying）裡，將「悲傷」這種接受無法承擔之重的過程，分為五階段：否認（denial）、憤怒（anger）、討價還價（bargaining）、沮喪（depression）和接受（acceptance）。^[4]

否認及憤怒：陰謀論的誕生

在社會悲傷中，人們會試圖整合集體記憶，以重建嚴峻受創的社會。^[3] 先入為主的假設，會讓人忽略或拒絕接受擺在眼前的證據。^[5] 若再加上憤怒與不確定感，那麼不管案件調查的結果為何，陰謀論很容易就成為情緒調適機制的一環。^{[6, 7]} 美國甘迺迪總統遇刺、英國黛安娜王妃車禍身亡、 911 恐怖攻擊，都有經典的陰謀論範例。^{[5, 6]} （雖然偶爾陰謀論也有猜對的時候，好比：美國中情局真的曾用 LSD 試驗心智控制。^[8]）在社會療癒的過程中，針對特定悲劇的媒體報導、官方傳記與稗官野史，只會愈來愈多直到充斥鄉里，最後難免如同電影中的賈姬所言：「我相信書頁上讀到的角色，終究會比站在身旁的人們更加真實。」^[1]

討價還價：尋回失去的安全感

國家有維護社會安全的責任，必要檢討暗殺或是恐攻發生時的警政疏失。最近幾天日本警察廳密切調查，前日相安倍晉三遭到槍擊的當下，現場維安人員為何沒有遵循標準作業程序。^[9] 在討價還價的悲傷階段，人們會有「如果當初…」的悔恨，同時也對未來深感惶恐。^[4] 暗殺的行為，毀壞當權者的士氣和聲望，並迫使相關對策應運而生。^[2] 政府當局與其他政治團體會操控集體的情緒，將社會拉回常軌；而民間也可能會有聲音，想藉機推行某些政治改革。^[10]

就拿 911 事件時的美國總統小布希、柏林恐攻後的德國總理梅克爾，以及曼徹斯特體育館爆炸案後的英國首相梅伊，作為政治人物嘗試影響集體情緒的例子：小布希把國殤和憤怒連結起來，但邊緣化懊悔、罪惡感等悲傷的特質，企圖營造安全的氛圍；梅克爾為「頭腦冷靜」的德國人民感到驕傲；梅伊則以「不希望大眾過度驚嚇」等語，劃分可接受與不可接受的情緒反應。^[10]

然而，攻擊事件中的倖存者和同情他們的人，未必會用當權者期待的方式來渡過悲傷五階段。案發現場大量湧入的花束、卡片、字條、禮物和群眾，傳達滿溢的哀慟，抵抗國家強調的安全氛圍，並打破沉默為受苦的人們發聲。有時候這種行為，多少會促使政府重新塑造出有同理心的形象。^[10]

沮喪和接受：節哀順變，邁向未來

暗殺領導人的事件，侵犯了多數社會對個人與公共生活的期待，使得士氣的維護變得極為艱難。一個領導人的逝去，伴隨著凝聚力的流失。社會的目標與達成的方法，也可能因此瓦解。^[11] 不過，如果這個領袖與海外社群共享某個集體認同，他的辭世將會吸引外來勢力，支持他曾帶領的運動。透過廣泛的國際互動，來積極培養向心力，不僅常見於四散各地的特定種族與宗教組織，也能拉攏基於意識形態而產生強烈認同的團體。^[12] 因此，前日相安倍晉三驟逝後，臺灣社會立刻開始討論「安倍晉三之友會」的延續；而外界也正觀察他生前建構的「四方安全對話」，是否能繼續緊繫美、澳、印、日之間的連結。^[13]

「將來必有重大的進展，有其他偉大的總統。…但是不會再有另一個（亞瑟王盛世的城堡）卡美洛，不會再有。」^[1] 賈姬的臺詞或許道盡領導人過世後，一個時代的殞落，但近乎癱瘓的悲傷，會因生存的需求，適可而止。人們起先哀戚，然後就繼續生活下去。^[14]

參考資料

1. Jackie | Official Trailer | Fox Searchlight (Searchlight Pictures on YouTube, 2016)
2. Iqbal Z, and Zorn C. (2008)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Assassina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2, 385.
3. Duterme C. (2021) ‘A political dimension of grief: Individual and social healing after conflict.’ Death Studies, 45, 1, pp.71-81.
4. The Stages of Grief: Accepting the Unacceptab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2020)
5. John F Kennedy: 50th anniversary of a conspiracy theory (The Guardian, 2013)
6. Douglas KM, Uscinski JE, Sutton RM, et al. (2019) ‘Understanding conspiracy theories’. Political Psychology, 40, Suppl 1, pp. 3–35.
7. Douglas KM, Sutton RM, Cichocka A. (2017) ‘The Psychology of Conspiracy Theorie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6, 6, pp.538-542.
8. Goreis A and Voracek M. (2019)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Psychological Research on Conspiracy Beliefs: Field Characteristics, Measurement Instruments, and Associations With Personality Trait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0, 205.
9. 安倍隨扈維安「疏失3秒」 日警察廳介入調查（鏡新聞，2022）
10. Koschut S. (2019) ‘Can the bereaved speak? Emotional governance and the contested meanings of grief after the Berlin terror attack.’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15, 2, pp.148-166.
11. Carla Penna. (2022) ‘From Crowd Psychology to the Dynamics of Large Groups: Historical,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Routledge.
12. Bob C, and Nepstad SE. (2007) ‘Kill a Leader, Murder a Movement? Leadership and Assassination in Social Movements.’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0, 10, pp. 1370-1394.
13. 「四方安全對話」挺台人物接連出事 安倍驟逝恐為台日關係埋變數（風傳媒，2022）
14. What the week of mourning for Diana revealed about the 20th century British psyche (The Conversation,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