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文化談哲學，通俗與專業如何聯手成為哲學普及小夥伴？

為什麼台灣會像坐在搖搖椅上，總是時不時地晃動？這個問題或許有些令人不安，但卻是我們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現實。根據氣象署統計，台灣每年有 40,000 次以上的地震，其中有感地震超過 1,000 次。2024年4月3日，花蓮的大地震發生後，台灣就經歷了超過 1,000 次餘震，這些數據被視覺化後形成的圖像，宛如台北101大樓般高聳穿雲，再次引發了全球對台灣地震頻繁性的關注。

地震發生後，許多外國媒體擔心半導體產業會受影響，但更讓他們稱奇的是，台灣竟然能在這麼大的地震之下，將傷害降到這麼低，並迅速恢復。不禁讓人想問，自從 25 年前的 921大地震以來，台灣經歷了哪些改變？哪些地方可能再發生大地震？如果只是遲早，我們該如何做好更萬全的準備？

要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最合適的地點就在一座從地震遺跡中冒出的主題博物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的 921地震教育園區。

下一個大地震在哪、何時？先聽斷層說了什麼

1999年9月21日凌晨1點47分，台灣發生了一場規模7.3的大地震，震央在南投縣集集鎮，全台 5 萬棟房子遭震垮，罹難人數超過 2,400 人。其中，台中霧峰光復國中校區因車籠埔斷層通過，地面隆起2.6公尺，多棟校舍損毀。政府決定在此設立921地震教育園區，保留這段震撼人心的歷史，並作為防災教育的重要基地。園區內兩處地震遺跡依特性設置為「車籠埔斷層保存館」和「地震工程教育館」。

車籠埔斷層保存館建於原操場位置，為了保存地表破裂及巨大抬升，所以整體設計不採用樑柱結構，而是由82根長12公尺、寬2.4公尺、重約10噸的預鑄預力混凝板組成，外觀為曲線造型，技術難度極高，屬國內外首見，並榮獲多項建築獎。而地震工程教育館保留了原光復國中受損校舍，讓民眾親眼見證地震的驚人破壞力，進一步強調建築結構與安全的重要性。毀損教室旁設有由園區與「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共同策劃的展示館，透過互動展示，讓參觀者親手操作，學習地震工程相關知識。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地質學組研究員蔣正興博士表示，面積上，台灣是一個狹長的小島，卻擁有高達近4000公尺的山脈，彰顯了板塊激烈擠壓、地質活動極為活躍的背景。回顧過去一百年的地震歷史，從1906年的梅山地震、1935年的新竹-台中地震，到1999年的921大地震，都發生在台灣西部，與西部的活動斷層有密切關聯，震源位於淺層，加上人口密度較高，因此對台灣西部造成了嚴重的災情。

而台灣東部是板塊劇烈擠壓的區域，地震震源分佈更廣。與西部相比，雖然東部地震更頻繁，但由於人口密度相對較低，災情相對較少。此外，台灣東北部和外海也是地震多發區，尤其是菲律賓海板塊往北隱沒至歐亞板塊的隱沒地震帶，至沖繩海槽向北延伸，甚至可能影響到台北下方，發生直下型地震，這種地震因震源位於城市正下方，危害特別大，加上台北市房屋非常老舊，若發生直下型地震，災情將非常嚴重。

除了台北市，蔣正興博士指出在台灣西部，我們特別需要關注的就是彰化斷層的影響，該斷層曾於1848年發生巨大錯動。此外，我們也需要留意西南部的地震風險，如 1906 年的梅山地震。此兩條活動斷層距今皆已超過 100 年沒活動了。至於東部，因為存在眾多活動斷層，當然也需要持續注意。

我們之所以擔心某些斷層，是因為這些區域可能已經累積了相當多的能量，一旦達到臨界點，就會釋放，進而引發地震。地質學家通常會沿著斷層挖掘，尋找過去地震的證據，如受構造擾動沉積物的變化，然後透過定年技術來確定地震發生的時間點，估算出斷層的地震週期，然而，這些數字的計算過程非常複雜，需要綜合大量數據。

挑戰在於，有些斷層的活動時間非常久遠，要找到活動證據並不容易。例如，1906年的梅山地震，即使不算久遠，但挖掘出相關斷層的具體位置仍然困難，更不用說那些數百年才活動一次的斷層，如台北的山腳斷層，因為上頭覆蓋了大量沉積物，要找到並研究這些斷層更加困難。

儘管我們很難預測哪個斷層會再次活動，我們仍然可以預先對這些構造做風險評估，從過往地震事件中找到應變之道。而 921 地震教育園區，就是那個可以發現應變之道的地方。

921 後的 25 年

在園區服務已 11 年的黃英哲擔任志工輔導員，常代表園區到各地進行地震防災宣導。他細數 921 之後，台灣進行的六大改革。制定災害防救法，取代了總統緊急命令。修訂了建築法規，推動斷層帶禁限建與傳統校舍建築改建。組建災難搜救隊伍，在面對未來災害時能更加自主應對。為保存文化資產，增設了歷史建築類別，確保具有保存價值的建築物得到妥善照料。

最後，則是推行防災教育。黃英哲表示，除了在學校定期進行防災演練，提升防災意識外，更建立了921地震教育園區，不僅作為教育場所，也是跨部門合作的平台，例如與交通部氣象署、災害防救辦公室、教育部等單位合作，進行全面的防災教育。園區內保留了斷層線的舊址，讓遊客能夠直觀地了解地震的破壞力，最具可看性；然而除此之外，園區也是 921 地震相關文物和資料的重要儲存地，為未來的地震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源。

堪稱園區元老，在園區服務將近 19 年，主要負責日語解說工作的陳婉茹認為，園區最大的特色是保存了斷層造成的地景變化，如抬升的操場和毀壞的教室場景，讓造訪的每個人直觀地感受地震的威力，尤其是對於年輕的小朋友，即使他們沒有親身經歷過，也能透過這些真實的展示認識到地震帶來的危險與影響。

陳婉茹回憶，之前有爸媽帶著小學低年級的小朋友來參觀，原本小朋友並不認真聽講，到處跑來跑去，但當他看到隆起的操場，立刻大聲說這他在課本看過，後來便聚精會神地聽完 40 分鐘的解說。

除了每看必震撼的地景，園區也透過持續更新策展，邀請大家深入地震跟防災的各個面向。策展人黃惠瑛負責展示設計、活動規劃、教具設計等工作。她提到，去年推出的搜救犬特展和今年的「921震災啓示展」與她的個人經歷息息相關。921 大地震時的她還是一名台中女中的住宿生，當時她儘管驚恐，依舊背著腿軟的學姊下樓，讓她在策劃這些展覽時充滿了反思。

在地震體驗平臺的設計中，黃惠瑛強調不僅要讓觀眾了解災害的破壞力，更希望觀眾能從中學到防災知識。她與設計師合作，一樓展示區採用了時光機的概念，運用輕鬆、童趣的風格，希望遊客保持積極心態。二樓的地震體驗平臺結合六軸震動臺和影片，讓遊客真實感受921地震的情境。她強調，這次展覽的目標是全民，設計上避免了血腥和悲傷的元素，旨在讓觀眾帶著正向的感受離開，並重視防災意識。

籌備今年展覽的最大挑戰是緊迫的時間。從五月開始，九月完成，為了迅速而有效地與設計師溝通，黃惠瑛使用了AI工具如ChatGPT與生成圖像工具，來加快與設計師溝通的過程。

蔣正興博士說，當初學界建議在此設立地震教育園區，其中一位重要推手是法國地質學家安朔葉。他曾在台灣指導十位台灣博士生，這些博士後來成為地質研究的中堅力量。1999年921大地震後，安朔葉教授立刻趕到台灣，認為光復國中是全球研究斷層和地震的最佳觀察點，建議必須保存。為紀念園區今年成立20週年，在斷層館的展示更新中，便特別強調安朔葉的貢獻與當時的操場圖。

此外，作為 20 週年的相關活動，今年九月也將與日本野島斷層保存館簽署合作備忘錄（MOU），強化合作並展示台日合作歷史。另一重頭戲則是向日本兵庫縣人與自然博物館主任研究員加藤茂弘致贈感謝狀，感謝他不遺餘力，長期協助園區斷層保存館的剖面展品保存工作。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盡力保存斷層跟受創校舍，只因不想再重蹈覆徹。蔣正興博士表示，921地震發生在車籠埔斷層，其錯動形式成為全球地質研究的典範，尤其是在研究斷層帶災害方面。統計數據顯示，距離車籠埔斷層約100公尺內，住在上盤的罹難率約為1%，而下盤則約為0.6%。這說明住在斷層附近，特別是上盤，是非常危險的。由於台灣主要是逆斷層活動，這一數據清楚告訴我們，在上盤區域建設居住區應特別小心。

2018年花蓮米崙斷層地震就是一個例證。

在921地震後，政府在斷層帶兩側劃設了「地質敏感區」。因為斷層活動週期較長，全球大部分地區難以測試劃設敏感區的有效性，但台灣不同，斷層活動十分頻繁。例如 1951 年，米崙斷層造成縱谷地震，規模達 7.3，僅隔 67 年後，在 2018 年再次發生花蓮地震，這在全球是罕見的，也因此 2016 年劃設的地質敏感區，在 2018 年的地震中便發現，的確更容易發生地表破裂與建築受損，驗證了地質敏感區劃設的有效性。

在過去的20年裡，921地震教育園區不僅見證了台灣在防災教育上的進步，也承載著無數來訪者的情感與記憶。每一處地震遺跡，每一項展示，都在默默提醒我們，那段傷痛歷史並未走遠。然而，我們對抗自然的力量，並非源自恐懼，而是源自對生命的尊重與守護。當你走進這座園區，感受那因地震而隆起的操場，或是走過曾經遭受重創的教室，你會發現，這不僅僅是歷史的展示，更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與使命。

來吧，今年九月，走進921地震教育園區，一起在這裡找尋對未來的啓示，為台灣的下一代共同築起一個更堅固、更安全的家園。

延伸閱讀：
高風險？ 家踩「斷層帶、地質敏感區」買房留意
「我摸到台灣的心臟！」法國地質學家安朔葉讓「池上斷層」揚名國際
百年驚奇－霧峰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天下雜誌

• 作者 / 陳瑞麟｜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對於理解我們生存的自然與社會世界有高度的興趣，相信理解世界最好的方式是結合哲學與科學。

什麼是「科學哲學」？哲學家心中的科學哲學，與科學家心中的科學哲學是一樣的嗎？想了解科學哲學，首要的問題就是「科學是什麼」，為此我們需要一個分類人類活動的認知理論，再建立一個科學哲學理論，才能完整地回答這個問題。而在 19 世紀前，科學和哲學尚未分家，科學就是自然哲學；到了 20 世紀後，也仍有許多科學家對哲學深感興趣，並將其科學／自然哲學思考寫入科普著作中，展現他們的科學哲學思考。

筆者是個科學哲學的專業研究者，每年都會在哲學系開設相關課程，也經常有理工與社會科學系的同學來選修。根據經驗，歷來修過這堂課程的同學大致有兩種反應：一種在課業表現上優於哲學系同學；另一種則逐漸地消失在課堂上。

我沒有機會調查後者的反應，但我猜測可能是教學內容與他們預先期待的有所落差，也許他們心目中的科學哲學不是哲學系課堂所授的模樣？

你心中的科學哲學是什麼？

或許科學哲學有兩種？一種是哲學家的科學哲學，另一種是科學家的科學哲學。兩者的思想並非截然不同，而是密切相關，只是關注的重點略有不同。

科學家透過測量、觀察、實驗、數學、模擬、計算等各種科學方法，發現自然的定律或機制，並建立科學假說與理論來認識與理解我們生存的世界。

然而，這些科學方法通常運作在抽象符號或數量上，它們表示什麼意義？揭示了什麼樣的世界實況 （reality）？科學家必須提供說明與詮釋，而他們的詮釋構成自然哲學的傳統。

哲學家一方面想認識與理解我們生存的世界，另一方面則對科學家的活動與詮釋深感好奇，雙重興趣使他們採取比較迂迴的路線。

那便是透過閱讀、分析、反思，比較過去與現在科學家的種種理論、思想、活動來了解科學，從而認識、理解並反思科學所揭示與詮釋的世界，甚至進一步建立哲學家自己的世界觀，形成了今天所謂的「科學哲學」。

哲學家的科學哲學

科學哲學的首要問題是「科學是什麼」，其反面則是「科學不是什麼」，兩者共同蘊涵了「科學與非科學」的區分。

很多科學家十分在意非科學的從業者，例如占星者或算命者，偽稱自己的行業是科學，因此如何分辨科學與偽科學就成了科學哲學的一個核心任務。

哲學家波普（Karl Popper） 用「可否證性」 （falsifiability） 來定義「科學性」，主張能被否證的理論或假設才有資格成為科學。

但我們又該如何否證一個科學假設呢？只要找到一個反例就行了，例如「所有生物體都由細胞構成」的假設，會被一個「不是由細胞構成的生物體」否證。

然而，做為科學性定義的「可否證性」本身會不會有反例？就像我們似乎無法找到反例，以否證宇宙起源的大霹靂 （Big Bang） 假說？反過來說，如果現代占星家承認自己的預測可以否證，是否就可以被列入「科學」的行列之內？

事實上，我們很難透過一個簡單的定義來回答「科學是什麼」。

回答任何「 X 是什麼」的問題總是免不了分類系統的建立，例如在科學上我們想回答「現代智人 （homo sapiens） 是什麼」就得了解關於「人種、人屬、人科」的分類與相關理論。

回答「科學是什麼」的問題亦然，我們甚至需要一個「分類人類活動的認知理論」，並建立一個科學哲學理論，才能完整地回答這個問題。波普的可否證性也不是一個簡單的定義，而是一個系統性的否證論。

科學進展到現在已經發展出一個龐大的系統，包含大量形形色色的知識，諸如假說、理論、定律、模型等，以及產生那些知識的種種方法和工具，還有建立與應用知識的活動或實作，概括了探索、說明、解釋、預測、實驗、模擬、干預、控制、改造等，並構成一個複雜而長遠的歷史，發生過革命性的變遷。

如果我們想徹底了解「科學是什麼」，就得探討上述各個主題，也就是科學知識的本質、科學方法的本質、各種科學活動的特性、科學的歷史演變等，其相應的名目就是「科學方法學」、「科學知識論」、「科學實作的哲學」、「科學史的哲學」等，這一切構成了「科學哲學」這門領域的內容。在這方面，國內已經有不少紙本書籍與線上文章能供讀者參考，可見文末的資訊欄。

進行哲學思考的科學家

在 19 世紀之前，科學和哲學尚未分家，科學就是自然哲學。

專業的科學哲學也是建立在 19 世紀末如馬赫 （Ernst Mach） 、龐加萊 （Henri Poincaré） 、杜恩 （Pierre Duhem） 等科學家手上，然後在 20 世紀上半葉發展成一門專業，至今已有 100 多年的歷史。

雖然今日多數在思考、談論、教學、研究科學哲學的人是哲學家，但這並不意味科學家沒有貢獻。 20 世紀之後仍有許多科學家對哲學深感興趣，他們經常將自己的科學／自然哲學思考寫在其科普著作中，形成一個深厚的傳統，例如：

• 海森堡 （Werner Heisenberg） 的《物理學與哲學》（Physics and Philosophy: The Revolution in Modern Science）
• 薛丁格 （Erwin Schrödinger） 的《生命是什麼？》（What Is Life?）
• 莫納德 （Jacques Monod） 的《偶然與必然》（Chance and Necessity: Essay on the Natural Philosophy of Modern Biology）
• 道金斯 （Richard Dawkins） 《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
• 維爾澤克 （Frank Wilczek） 《萬物皆數》（A Beautiful Question: Finding Nature’s Deep Design）和《物質之輕》（The Lightness of Being: Mass, Ether, and the Unification of Forces）
• 葛林 （Brian Greene） 的《眺望時間的盡頭》（Until the End of Time: Mind, Matter, and Our Search for Meaning in an Evolving Universe）

然而對於專業科學家來說，他們更感興趣的是「世界的起源」、「物質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心智／意識的起源」、「語言的起源」、「宗教信仰的起源」等在傳統上屬於形上學 （metaphysics）^[註]的問題，他們企圖透過各個相關的科學理論推論並回答。

不管答案的依據是什麼，他們的思想和論述都超出了科學的界限，進入哲學的層次，換言之，科學家此時在作科學哲學、科學形上學。

臺灣的科學哲學

其實臺灣同樣也有科學家在進行哲學書寫，例如天下出版社「科學文化」書系的幾位策劃人林和、李國偉、周成功等寫作的科普譯書導讀，又如物理學家高涌泉的《科學人：非物理不可》與他在《科學人》雜誌中的長期專欄「形上集」，以及免疫學家楊倍昌更偏向學術性的科學哲學作品《變遷：生醫實驗室的知識拼圖》，並與臺灣的科學哲學家對話。

筆者相信這些臺灣的科學家，在「科學家的科學哲學」上，已經提供可資學習的典範，期待透過《科學月刊》的引介，臺灣未來有年輕一代的科學家走上哲思之道，持續發展本土科學家的科學哲學。

註解

• 哲學的核心部門，研究最根本與最抽象的「存在」、「實在」、「世界」、「時空」、「範疇」、「物質」、「心智」、「個體」、「共性」等概念的哲學。

尋找更多科學哲學的資訊

筆者已經在網路上刊過一些介紹性的文章，以下分成三部分提供資訊，希望有興趣的讀者能按圖索驥，以探索更多科學哲學內容。

一、關於科學與偽科學的區分問題

• 陳瑞麟，〈【科哲絮語】占星學的巫術性與科學性〉，《想想副刊》， 2018 年 4 月 29 日。
• 陳瑞麟，〈【科哲絮語】怎樣才算是科學？或者，一門學問的科學性程度有多高？〉，《想想副刊》， 2018 年 11 月 4 日。
• 陳瑞麟，〈第三問  如何寫自然哲學與科學史？科學編史方法學的問題〉，《人類怎樣質問大自然》，八旗文化， 2020 年。

二、科學哲學的理論與歷史：

• 陳瑞麟，《科學哲學：理論與歷史》，群學， 2010 年。
• 陳瑞麟，《科學哲學：假設的推理》，五南， 2017 年。
• 陳瑞麟，《人類怎樣質問大自然》，八旗文化， 2020 年。
• 陳瑞麟，〈當代科學哲學的發展〉，哲學新媒體， 2021 年。
• 線上《華文哲學百科》「科學哲學」部分現有的每個詞條。

三、科學家的科學哲學：

• 陳瑞麟，〈科學家的哲學思考，探討世界起源的科普書寫──《眺望時間的盡頭》〉，故事 StoryStudio ， 2021 年。
• 林義宏，〈科普能改變文化？中正陳瑞麟破解科普書籍暢銷秘訣〉，人文・島嶼， 2021 年。

• 〈本文選自《科學月刊》2021 年 8 月號〉
• 科學月刊／在一個資訊不值錢的時代中，試圖緊握那知識餘溫外，也不忘科學事實和自由價值至上的科普雜誌。

• 作者／嚴振邦

編按：從 2014 年的太陽花學運，到近日香港的反送中事件，在資訊發達且自由的社會裡，民眾得以自主發起各式訴願活動來表達心聲，而在情況越演越烈甚至影響到一般民生生活時，政府似乎無法再繼續沉默，並且有必要來回應民眾的疑慮，但是…當政府的政策與民意不符時，政府有權禁止這些反對者發聲嗎？更甚者，政府可以派出大批警力來「維持秩序」嗎？

是他先動手的！那些「動手」的人有沒有正當性？

• 有人說，示威者先出手，「作賊喊抓賊」，甚至有警察因而受傷，警察還手絕對無可厚非，合情合理。
• 也有人說，送中條例合理與否，人人可以有不同判斷，但先撇開這個不論，示威者非法佔路和衝擊，卻是鐵一般的事實，警察唯有以武力清場，合情合理。
• 有人說，警察也是「餬口飯吃」，上司要求動用武力，前線警察也沒有選擇，跟隨命令，合情合理。

這裡有很多哲學思考的空間。先出手的，就一定不合理嗎？你還手就一定沒有問題嗎？很多人已經指出，就算可以還手，還手用的武力也應該是按比例的。我打了你一下，你總不能打我一百下吧？我用長傘打你，你總不能近距離用槍射頭吧？也有很多人指出，示威者某甲打過你，你卻把所有示威者﹙甚至包括站在老遠的人﹚也當成一樣，然後對其他所有示威者都用同等武力，總是不合理吧？

而哲學上更重要的是，示威者的衝擊和警察的打人，真的可以看成一樣的行為嗎？

先不論警察和示威者的裝備相差多遠，攻擊時的威力根本完全不對等，更重要的是，他們用上武力的原因一樣嗎？示威者想做的，是捍衛自己應該擁有和本身擁有的自由，他們才會想佔路和衝立法會。事實上他們的目的根本就不是要警察受傷。只不過因為警察阻止他們的自保，他們才要用上一定武力。

換個角度來看，那警方為何動用武力呢？他們用上武力是因為他們要維護法律、社會秩序，所以要出手打示威者。他們根本出於完全不同的原因而用上武力，我們可以不理會他們的動機，就簡單地說他們都是「打人」嗎？

不自由毋寧死？能不能替自由「正當防衛」？

如果有人衝過來想傷害我，從而搶我的財產，於是兩個人互打起來，你會說「先不論搶人財產是對是錯」，大家都是動用武力嗎？不會吧。用武力來搶人東西是不對的，而用武力來保護自己的財產當然沒有問題啊。同樣道理，我們又怎能說「先不論送中條例是否合理，先出手打人就是不對」呢？如果這條例真的不合理地嚴重損害市民的個人自由，示威者因為要自保想衝進立法會，並因而用上了一定武力，會不會比警察基於要「維護法律和社會秩序」而用武力合理呢？

你想想，一個連個人基本自由都不能保障的國度、一個個人可以隨時要面對不公平審訊的地方，法律和社會秩序還有意義嗎？人類這樣的生活會幸福嗎？顯然並不。如果一套社會秩序並不能讓人有尊嚴地活，一套社會秩序會大大地侵害個人自由，一套社會秩序容許未經人民授權的政府肆意剝奪個人的權利，那麼社會秩序本身並沒有多大意義，我們更不應純粹為了秩序要保護這套秩序。秩序的價值在於保護人民，不應該為了保護秩序而傷害人民。

若然個人的基本自由和保障明顯更重要，那示威者就有一定理由用最低程度的武力去捍衛自己將要失去的自由和權利。而這武力的合理之處，更體現在示威者已用盡和平、非暴力、體制內外的所有方法，去捍衛自己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示威者並不是一開始就用上武力，而是在這自我保護的過程中慢慢升級，最後在無計可施而且後果十分嚴重的情況下才訴諸最低程度的武力。這樣的話，抗爭中用上的武力不一定不合理。

同一時間，如果示威者使用武力的理由夠強的話，警察只因要「維護法律和秩序」就用上武力還擊，就不一定是合理之事。而如果用上的武力是不合比例地大，那就更加不合理。

人之初性本善？或許每個人都有「平庸的邪惡」

這些問題，其實每一個有權力者都需要思考，而這包括了每一個前線警察。你拿著槍和棍，就代表著你拿着權力。沙特 (Jean-Paul Sartre) 說人理論上是絕對自由的，你總可以向任何東西說不，也可以向原本自己已下的決定說不﹙就正如每個警察總可以抗令、可以辭職一樣﹚。

當然人所處的環境、團體、制度都限制着我們的思考，使我不一定能完全行使這自由。但如鄂蘭 (Hannah Arendt) 所說，邪惡的事往往不是由大奸大惡的人做出來，而是由每一個平凡人所成就。世上的確可能有些大奸大邪之徒，但更多的惡卻因每一個你和我只跟隨制度和制度內的主流想法而出現。

鄂蘭厲害之處，在於她不僅指出很多惡事都不是由大奸大惡之人做出來，更重要的是，她分析平凡人做出惡事時的現象。她看到二戰大屠殺負責人艾希曼 (Adolf Eichmann) 接受審訊時，不僅展現出他某意義來說也是個平凡人，更重要的是，艾希曼同時展現出，他完全不明白這事情有多嚴重，也不明白為甚麼其他人不明白也不同情他曾做之事。這種與其他人溝通的隔閡，顯示艾希曼困於納粹黨的意識形態，而不能從根本之處反思整套意識形態，所以他不能明白其他人，也不能明白為甚麼在這意識形態以外的人不明白他。

所以這種惡，反映的就不只是人會對制度和權威盲目服從，而更是對所屬團體主流意識型態欠缺反思。很多時我們會看到一整個紀律團體完全不明白其他人為甚麼批評他們，不明白自己做的為甚麼是錯事。因為團體從來都易於生出一套意識形態，令人難以反省，而紀律團體重於紀律和齊一，要從根本之處反思整個團體的主流思識，有的空間只會更少。

我們要做的，是嘗試真正的獨立思考，嘗試離開自己所屬的位置、團體去思考，盡量避免惡的出現，盡量避免惡因我沒有從根本之處思考而出現。﹙當然，這提醒也同樣適用於持不同立場的你我他。﹚

惡法亦法？當法律與道德衝突時，要聽誰的？

說到這裡，容許我多提一個問題作結。支持警察動武者，大多會認為示威者一動用任何武力就是非法，而警察因為看到示威者違法動武而用上武力就是合法。但我不禁要反問，在一個不民主的政體內，法律規定警察作為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武力的團體﹙當然還有軍隊﹚，我們有道德理由要遵守嗎？

在民主政體內，一條法律，透過人民的同意而通過，我自然有遵守的理由。這可說是我們同意了的法律啊﹙或至少是透過我同意的機制來立的法律﹚。如果在非民主政體中，有些法律本身可以達至更高的道德價值，那麼我們可能也有遵守的需要。就如同我們在非民主政體中還是有道德理由遵守法律不去殺人。

但那賦予警察權力使用武力對付人民的法例，又是否能達至其他道德價值，使得我們有道德理由遵守？如果獨裁政權立了法，確立了只有警察才能使用武力，然後再用這法律中唯一容許使用武力的團體以武力來壓迫人民，達到政權想要獲得的政治利益，那我們還有道德理由要遵守這條法律嗎？這讓做的話，不就等同於認可政權以唯一合法的武力來欺壓人民？在政權用警察的武力來確立自己的管治地位和政治利益時，人民用一點武力自保，還是不可以嗎？

在這背景下，我們可以看得更清楚，在這不民主的地方，還說警察是「政治中立」，根本就只是空談。若然政權要立的法真的是危害市民的自由和基本權利，警察可以合法使用武力的權力，根本就是政權的最大武器，警察也成了政權最大的幫兇。

• 本文轉載自《好青年荼毒室》，原文標題為〈警察的武力「天公地義、理所當然」嗎？對警察武力的哲學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