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就像荷蘭天氣一樣變幻莫測的政治環境下,《神學政治論》的作者和出版者都絕對無法心存僥倖。幸運的是,里烏爾茲很清楚如何安全行事──重點不在於他出版了什麼書,而在於他是用什麼方式出版。
捏造的作者、出版商
《神學政治論》的第一刷四開版於 1670 年 1 月初出版。其出版來源或許是印刷商人彼得.阿倫特茲(Pieter Arentsz)的出版社,他們在 1669 年起開始與里烏爾茲合作。
為了避免罰款或更糟的處罰,同時避免給市政當局現成的藉口,《神學政治論》的封面上沒有署名。當歸正教會領導階層喋喋不休施加壓力,只要政府知道責任方是誰就會起訴他們。出版地點則故意誤植為漢堡,而不是阿姆斯特丹。
另外,書中印出的出版者名字是「亨利庫斯.昆拉特」(Henricus Künraht)。此扉頁還引用了《約翰一書》(First Letter of John)的段落:「神將祂的靈賜給我們、從此就知道我們是住在他裡面、他也住在我們裡面。」(4:13)
「昆拉特」或「海因里希.昆拉特」(Heinrich Künrath)是德國的鍊金術士,也是 16 世紀下半葉玫瑰十字會的成員。雖然他在歷史上只是個小角色,但他的作品在 17 世紀時並非完全不為人所知。
甚至,他的作品隨著人們對鍊金術重新產生興趣而頗受歡迎。在《神學政治論》的後期版本、尤其是那些與其他人的作品(譬如梅耶爾的《聖經之哲學詮釋》)作為合集出版的版本中,里烏爾茲用了其他不同的假名取代「昆拉特」,包括「雅各.保羅里」、「伊薩卡.赫拉克勒斯」以及「卡羅勒斯.葛勞提安尼」。
出版攻防,各方查禁
當然,這一切都是為了擺脫政府的追查。梅耶爾的書在 1666 年出版時,書籍上印出的出版地點是「自由城市」(Eleutheropolis),而大家都知道這是指阿姆斯特丹,此書也應該是由里烏爾茲出版。
後來里烏爾茲把斯賓諾莎《神學政治論》的出版地點放在漢堡,就是為了採取比以往更謹慎的預防措施。因為他顯然意識到這是一本充滿煽動性的書籍。
這個花招奏效了一段時間。然而,這似乎只是為出版商、作者和同情他們的執政官員提供一個貌似合理的推諉之詞,而不是為了長久地欺騙他人。
作者的身分逐漸被揭露
我們仍然不完全清楚斯賓諾莎的作者身分是什麼時候被首次揭露。但最早的紀錄可追溯至 1673 年春天。名為尚─巴蒂斯特.斯托普(Jean-Baptiste Stouppe)的瑞士軍官在他出版的《荷蘭宗教》(La Religion des Hollandois)一書中指出,斯賓諾莎是《神學政治論》的作者。
斯托普曾是在倫敦的法國歸正教會牧師,但後來在法國孔代親王占領荷蘭期間加入了軍隊。在荷蘭期間的所見所聞令他感到震驚,他所寫的《荷蘭宗教》控訴了荷蘭人對宗教信仰的漠視以及對宗教差異的不合理容忍。
特別令他擔心的是,荷蘭神學家並未努力反駁斯賓諾莎的論點,但斯賓諾莎「生來是猶太人……他既沒有放棄猶太教,也沒有接受基督教,因此他是非常糟糕的猶太人,也無法成為好的基督徒」。
斯托普繼續說,斯賓諾莎「幾年前出版了一本拉丁文書籍,名為《神學政治論》。在這本書中,他的主要目標似乎是摧毀所有宗教,尤其是猶太教和基督教等宗教。此外,他引入無神論、自由主義和完全的宗教自由」。
不過,斯賓諾莎是《神學政治論》作者的消息,早在斯托普的書籍出版之前就流傳開來了。
1670 年 6 月,海德堡大學的費德里希.米格(Friedrich Ludwig Mieg)教授提醒他的一位學術同事說,這本書是「斯賓諾莎,一位前猶太人」的作品,而「我還有一本他寫的笛卡兒哲學幾何方法詮釋」。這也許是已知最早的消息揭露。
那年夏天,也就是 1670 年 8 月,約翰.梅爾基奧在一封寫給朋友的信中寫道:「我將譴責一本名為《神學政治論》的書籍。」他補充道,這本反宗教書籍的作者名字叫作「奇諾斯巴」或「辛諾斯巴」,他也就是幾年前寫了那本笛卡兒哲學書籍的作者。我們仍不知道,米格或梅爾基奧在遙遠的德國是如何得知這些消息。
斯賓諾莎的名字很早就與《神學政治論》相連。而且不僅是在國外,同樣是在 1670 年的夏天,荷蘭格羅寧根的一名教授塞繆爾.德斯馬雷茲便已經發現這本「殘暴之書」的作者是「斯賓諾莎,一位前猶太人、褻瀆者和真正的無神論者」。
大約在同一時期,在荷蘭旅行的德國人約翰.法布里丘斯寫了一封關於《神學政治論》的信給在梅因茲的約翰.范博因伯格男爵。法布里丘斯在信中推測了這部作品的作者。在他認為可能是作者的候選人名單中(這一定是法布里丘斯在荷蘭逗留的期間從當地人那裡聽到的),包含了斯賓諾莎的名字。
隔年,「作者是誰」成為了大家都知道的祕密
1671 年 4 月,烏特勒支大學的修辭學教授、也是笛卡兒哲學的支持者約翰.格萊維烏斯(Johann Georg Graevius)也寫了一封信給萊布尼茲,談到「這本名為《神學政治論》的書籍令人頭痛」。
此書的作者「追隨了霍布斯的腳步」,他是「一位名叫斯賓諾莎的猶太人,也因為書中荒謬的觀點,最近被逐出了教會」(這也表示,萊布尼茲在他批評為「不可容忍的放蕩之書」《神學政治論》出版幾個月後拿到此書,而他最晚是在 1671 年春天得知斯賓諾莎是這本書的作者)。
不管格萊維烏斯與其他人是怎麼將斯賓諾莎與那本匿名論文連結在一起,到了 1671 年 11 月時,「斯賓諾莎是此書的作者」已經成為普遍的共識。這個時間點,也就是斯賓諾莎在與萊布尼茲的通信中(在斯賓諾莎回覆萊布尼茲的自我介紹信時)承認自己就是該書作者的時候。
斯賓諾莎通常是個非常謹慎的人(譬如他在印章戒指上刻的是「考特」〔Caute〕),但他在當時毫不猶豫地把這件事告訴了一位他根本不認識的人,甚至也沒有警告萊布尼茲不能將此事告訴他人。
然而,在 1670 年的頭幾個月,除了斯賓諾莎的密友之外,似乎還沒人知道誰是這部醜聞纏身之作的作者。當然,市政當局也根本不知道這個無禮的作者是誰,竟然否認了《聖經》的神聖、排除了奇蹟的可能性、削弱了先知的啟示能力、將上帝的旨意與自然法則畫上等號,還將宗教化約成簡單的道德準則。
在該書出版後的幾個月,教會或民間都曾公開譴責《神學政治論》,但是譴責公告裡都沒有提到斯賓諾莎的名字。
——本文摘自《不馴的異端:以一本憤怒之書引發歐洲大地震,斯賓諾莎與人類思想自由的起源》,2022 年 8 月,天下文化 ,未經同意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