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作者：如何在威權的陰影下成功出版一本「禁書」？──《不馴的異端》

ASML 向來以與全世界做生意為榮。南韓客戶來訪時，接待處的荷蘭國旗旁邊就會擺上南韓國旗。中國企業來訪，則會看到中國國旗飄揚。這反映了 ASML 對所有客戶一視同仁。只可惜，如今世界的運作已不再那麼單純了。

在數以百億計的政府補助資金挹注下，中國的晶片廠如雨後春筍般崛起。2017 年，中國客戶下單的曝光機總值高達七億歐元。幾個月後，中國晶片製造商中芯國際的執行董事梁孟松在上海簽下了他們的第一台EUV曝光機訂單。

監事會立即指出風險，直言：「各位，這恐怕會出問題，美國不會放行所有的交易。」但 ASML 的管理高層毫不在意這些顧慮。他們認為 ASML 不涉政治，而且多年來一直都有供貨給中芯國際。

結果，ASML 向荷蘭申請對中國的出口許可時，美國立即展開外交行動，試圖阻止 EUV 曝光機進入中國。川普的國安顧問莫里森表示，這不是美國在對友邦施壓：「我們都知道 EUV 技術有多重要，荷蘭政府可以自行決定這件事。」當然，最好是做出美國也認同的決定。

從 ASML 看中美貿易戰

荷蘭人陷入這樣的困境，其實一點也不意外。美國不想和中國真的開戰，因此試圖用其他一切手段來控制中國的科技發展。晶片有如現代經濟的石油，當你順著這條價值鏈追溯時，很快就會來到荷蘭的 ASML。

在 ASML 看來，制定規則的人並不了解「這一切」是如何運作的。「這一切」是指整個晶片產業，包括所有的全球依存關係、脆弱的供應鏈和複雜的技術。這是一個靠相互信任、長期協議、自由市場機制運轉的世界。政府不能破壞這個脆弱的生態系統：最主要是因為 ASML 從中賺取豐厚的利潤（包括在中國的收益），也在荷蘭創造了許多就業機會。

ASML 認為，美國主要是靠封鎖 EUV 技術來輔助對中國的經濟戰。這項技術可用來大量生產先進半導體。這些晶片是用在手機上，不是戰鬥機。對 ASML 來說，擔心 EUV 技術被用於軍事完全是無稽之談，武器產業使用的是已經上市多年的成熟微影技術。而且武器中使用的多數晶片都是「現成」的，跟筆記型電腦、洗衣機或汽車裡的晶片一樣，在世界各地都能輕易買到。

美國對「軍事」的定義

但美國的看法不同。美國對「軍事」的定義遠超出傳統武器的範疇。他們擔心中國的 AI 崛起、中國的超級電腦在全球排名中占主導地位，以及中國當局未來可能掌握的強大網路武器。而這些全都有一個共同需求：先進晶片。

荷蘭經濟部向來對企業採取不干預的態度，讓企業能充分利用世界貿易的優勢。身為一個新自由主義的貿易國，荷蘭乘著全球化的浪潮前進了三十幾年。ASML 就體現了這種重商精神。

ASML 長期以來一直試圖避開地緣政治的舞台。但當你的機器是用來印製現代世界的基礎架構時，你不可能永遠躲在鎂光燈外。

2020 年 1 月，外交角力終於公開化。路透社報導，美國已要求荷蘭封鎖 EUV 技術的出口，ASML 頓時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川普的貿易戰、間諜案件，以及有關華為和 5G 的爭議，全都交織在一起，掀起了一場輿論風暴，ASML 登上了各大媒體的頭版。

本文摘自《造光者：晶片戰爭中最神秘的關鍵企業，微影巨人ASML制霸未來科技賽局的崛起之路》，2025 年 09 月，天下雜誌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一六二七年七月，鄭芝龍率領其傭兵隊與麾下饑民，於銅山附近大敗水師船隊，乘勝追擊至廈門港。

廈門副總兵俞咨皋於十一月向荷蘭的臺灣商館長德．韋特（Gerrit Fredericxzoon de Witt，當時代理長官之位）討救兵，暗示若荷蘭人與他合剿鄭芝龍一黨成功，合法的貿易地位將唾手可得。一六二七年荷蘭當局確實派出艦隊於廣東大星攻打鄭芝龍，但因顧及過往合作關係，未有激烈衝突。

一六二八年初，鄭芝龍率領饑民圍攻廈門，俞咨皋改裝潛逃，此時已改投明軍擔任下級軍官的許心素則遭到殺害。泉州府的仕紳們「遣人往諭退舟海外，仍許立功贖罪。有功之日題予職銜」（派人勸鄭芝龍把船隻開到邊境以外，答應他日後可以將功折罪，等到真的立功那一天就轉正職），福建巡撫朱一馮（1572-1646）同意仕紳們的建議，最後「給一剳而受其降」（寫個公文承諾接受鄭芝龍投降）。

此後，鄭芝龍就在巡撫「給予冠帶」（發放制服）授予虛銜的情況下，先提供明帝國軍事服務，藉此換取監護海上貿易管道的職位，介入貿易活動以取得經濟利益。他並進而利用「名色把總」的制度管道，憑藉戰功獲得軍職「實授」，逐步成為明帝國正式的高階軍職人員。此外，許心素死後，鄭芝龍自然而然取代了其地位，成為廈門、臺灣之間貿易管道的中心人物。

一六二九至一六三三年間，鄭芝龍掃除了廈門區域的海盜，荷蘭大員當局則挺過了朱印船的強勢競爭（所謂「濱田彌兵衛事件」），廈門（鄭芝龍）與臺灣（荷蘭人）之間的合作貿易管道至此穩固下來。與此同時，由於德川幕府顧忌九州天主教徒，而決定採取鎖國政策（一六三三年開始逐步進行，一六三九年徹底完成），這使得荷蘭人在商業上最大的競爭對手——澳門的葡萄牙人（天主教徒）——此後逐漸淡出中日貿易。

鎖國政策一出，幕府也不再發放朱印狀，並將海外日人召回。於是，鄭芝龍與荷蘭大員當局乃於一六三四年後，成為經營中日貿易的唯二兩大勢力，雙雙邁向事業頂峰。直到一六四四年清兵入關前後，中國內部戰亂，雙方合作基礎才出現動搖。

一六三三年後，為了確實經營中日轉口貿易，荷蘭大員當局投入巨大成本加固、擴建熱蘭遮城。一六三四年熱蘭遮城主堡竣工，十九世紀時仍可見殘存北邊門額上刻有「熱蘭遮城堡一六三四年落成（T’ CASTEEL ZEELANDIA GEBOUWED ANNO 1634）」字樣，遙想當年荷蘭人應是雄心萬丈、意氣風發。臺灣本島殖民事業多奠基於此時。

一六三五年臺灣產出了第一批蔗糖樣品，並且首次被寄送到世界上其他地方。一六三六年荷蘭臺灣長官普特曼斯（Hans Putmans）召開首次將本島各地原住民村落連結起來的「地方會議」。一六四四年熱蘭遮城主要結構大致完工，在城堡對面設立的唐人市鎮已登錄產權，一六四六年則開始登錄臺灣本島其他地方的新墾土地來徵稅。這是臺灣真正開始發生巨大變化的時期，島嶼歷史從此捲入任誰也難以預期的超展開劇情之中。

前文說到，想要在臺灣建設中日轉口貿易港，必須：（一）中國認為來自日本的威脅已解除，容許臺灣被占領；（二）占領者具備優越技術條件有能力使用臺灣港灣。這兩個條件都在一六三○年代因為歷史的偶然與巧合，得到滿足。

鄭芝龍也因此一歷史機遇，成為與荷蘭人一起瓜分中日貿易利潤、舉足輕重的「海上傭兵」領袖。

小結

林鳳一黨可說是十六世紀曾經侵入臺灣最大的一股勢力，然而他藉著避難試探臺灣的行動，是潮漳走私商人不得不尋求新出路的結果。林鳳的嘗試最終失敗，這也反映了臺灣因地緣政治、貿易結構與自然環境的阻礙，當時尚不適於發展會合貿易。

相對的，鄭芝龍則是身處於十七世紀以日本為基地的唐人貿易網。當唐人的貿易網絡遭受英荷／西葡衝突干擾後，他這位在日唐人藉由臺澎海防制度上的變化（開始破格任用民間人士擔任海防軍職），取得突破口，而最終占據了關鍵性的地位。

甚至，在日本採取鎖國政策之後，鄭芝龍與荷蘭東印度公司更順勢獲得空前未有的高額貿易利益。地緣政治、貿易結構突然間都成為其助力，而荷蘭人拿手的西歐航海和城堡建築技術，則突破了臺灣自然環境的限制，使不可能成為可能。在鄭荷兩大勢力的影響下，臺灣成為十七世紀全球貿易網絡中的熱點，熱錢滾入，造就了唐人農業殖民的基礎。

林鳳與鄭芝龍都曾落腳臺灣，他們本身對於臺灣居民的直接影響甚為微小，但他們的行動卻反映了地緣政治、貿易結構與自然限制，是以何種方式作用於臺灣歷史發展的航程之上。六十年前後的世界變化，使遊走於國境邊緣、穿梭於東亞海域，且都身懷武藝、糾集眾人營生的兩人，有了完全不同的際遇。

他們是「海盜」還是「傭兵」，其實端視他們與對手國家的互動而定。從這個角度來說，由於林鳳與鄭芝龍一開始便未決定永遠歸屬於哪一個國家，本來注定是「沒有歷史的人」。但這兩人的命運卻無獨有偶都與臺灣歷史發生了關連，足見這座島嶼在各種層面上逐漸成為時代焦點，正在悄悄發生一種世界史層級的複雜變化。

——本文摘自《島嶼歷史超展開》，2023 年 8 月，春山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在這種就像荷蘭天氣一樣變幻莫測的政治環境下，《神學政治論》的作者和出版者都絕對無法心存僥倖。幸運的是，里烏爾茲很清楚如何安全行事──重點不在於他出版了什麼書，而在於他是用什麼方式出版。

捏造的作者、出版商

《神學政治論》的第一刷四開版於 1670 年 1 月初出版。其出版來源或許是印刷商人彼得．阿倫特茲（Pieter Arentsz）的出版社，他們在 1669 年起開始與里烏爾茲合作。

為了避免罰款或更糟的處罰，同時避免給市政當局現成的藉口，《神學政治論》的封面上沒有署名。當歸正教會領導階層喋喋不休施加壓力，只要政府知道責任方是誰就會起訴他們。出版地點則故意誤植為漢堡，而不是阿姆斯特丹。

另外，書中印出的出版者名字是「亨利庫斯．昆拉特」（Henricus Künraht）。此扉頁還引用了《約翰一書》（First Letter of John）的段落：「神將祂的靈賜給我們、從此就知道我們是住在他裡面、他也住在我們裡面。」（4:13）

「昆拉特」或「海因里希．昆拉特」（Heinrich Künrath）是德國的鍊金術士，也是 16 世紀下半葉玫瑰十字會的成員。雖然他在歷史上只是個小角色，但他的作品在 17 世紀時並非完全不為人所知。

甚至，他的作品隨著人們對鍊金術重新產生興趣而頗受歡迎。在《神學政治論》的後期版本、尤其是那些與其他人的作品（譬如梅耶爾的《聖經之哲學詮釋》）作為合集出版的版本中，里烏爾茲用了其他不同的假名取代「昆拉特」，包括「雅各．保羅里」、「伊薩卡．赫拉克勒斯」以及「卡羅勒斯．葛勞提安尼」。

出版攻防，各方查禁

當然，這一切都是為了擺脫政府的追查。梅耶爾的書在 1666 年出版時，書籍上印出的出版地點是「自由城市」（Eleutheropolis），而大家都知道這是指阿姆斯特丹，此書也應該是由里烏爾茲出版。

後來里烏爾茲把斯賓諾莎《神學政治論》的出版地點放在漢堡，就是為了採取比以往更謹慎的預防措施。因為他顯然意識到這是一本充滿煽動性的書籍。

這個花招奏效了一段時間。然而，這似乎只是為出版商、作者和同情他們的執政官員提供一個貌似合理的推諉之詞，而不是為了長久地欺騙他人。

作者的身分逐漸被揭露

我們仍然不完全清楚斯賓諾莎的作者身分是什麼時候被首次揭露。但最早的紀錄可追溯至 1673 年春天。名為尚─巴蒂斯特．斯托普（Jean-Baptiste Stouppe）的瑞士軍官在他出版的《荷蘭宗教》（La Religion des Hollandois）一書中指出，斯賓諾莎是《神學政治論》的作者。

斯托普曾是在倫敦的法國歸正教會牧師，但後來在法國孔代親王占領荷蘭期間加入了軍隊。在荷蘭期間的所見所聞令他感到震驚，他所寫的《荷蘭宗教》控訴了荷蘭人對宗教信仰的漠視以及對宗教差異的不合理容忍。

特別令他擔心的是，荷蘭神學家並未努力反駁斯賓諾莎的論點，但斯賓諾莎「生來是猶太人……他既沒有放棄猶太教，也沒有接受基督教，因此他是非常糟糕的猶太人，也無法成為好的基督徒」。

斯托普繼續說，斯賓諾莎「幾年前出版了一本拉丁文書籍，名為《神學政治論》。在這本書中，他的主要目標似乎是摧毀所有宗教，尤其是猶太教和基督教等宗教。此外，他引入無神論、自由主義和完全的宗教自由」。

不過，斯賓諾莎是《神學政治論》作者的消息，早在斯托普的書籍出版之前就流傳開來了。

1670 年 6 月，海德堡大學的費德里希．米格（Friedrich Ludwig Mieg）教授提醒他的一位學術同事說，這本書是「斯賓諾莎，一位前猶太人」的作品，而「我還有一本他寫的笛卡兒哲學幾何方法詮釋」。這也許是已知最早的消息揭露。

那年夏天，也就是 1670 年 8 月，約翰．梅爾基奧在一封寫給朋友的信中寫道：「我將譴責一本名為《神學政治論》的書籍。」他補充道，這本反宗教書籍的作者名字叫作「奇諾斯巴」或「辛諾斯巴」，他也就是幾年前寫了那本笛卡兒哲學書籍的作者。我們仍不知道，米格或梅爾基奧在遙遠的德國是如何得知這些消息。

斯賓諾莎的名字很早就與《神學政治論》相連。而且不僅是在國外，同樣是在 1670 年的夏天，荷蘭格羅寧根的一名教授塞繆爾．德斯馬雷茲便已經發現這本「殘暴之書」的作者是「斯賓諾莎，一位前猶太人、褻瀆者和真正的無神論者」。

大約在同一時期，在荷蘭旅行的德國人約翰．法布里丘斯寫了一封關於《神學政治論》的信給在梅因茲的約翰．范博因伯格男爵。法布里丘斯在信中推測了這部作品的作者。在他認為可能是作者的候選人名單中（這一定是法布里丘斯在荷蘭逗留的期間從當地人那裡聽到的），包含了斯賓諾莎的名字。

隔年，「作者是誰」成為了大家都知道的祕密

1671 年 4 月，烏特勒支大學的修辭學教授、也是笛卡兒哲學的支持者約翰．格萊維烏斯（Johann Georg Graevius）也寫了一封信給萊布尼茲，談到「這本名為《神學政治論》的書籍令人頭痛」。

此書的作者「追隨了霍布斯的腳步」，他是「一位名叫斯賓諾莎的猶太人，也因為書中荒謬的觀點，最近被逐出了教會」（這也表示，萊布尼茲在他批評為「不可容忍的放蕩之書」《神學政治論》出版幾個月後拿到此書，而他最晚是在 1671 年春天得知斯賓諾莎是這本書的作者）。

不管格萊維烏斯與其他人是怎麼將斯賓諾莎與那本匿名論文連結在一起，到了 1671 年 11 月時，「斯賓諾莎是此書的作者」已經成為普遍的共識。這個時間點，也就是斯賓諾莎在與萊布尼茲的通信中（在斯賓諾莎回覆萊布尼茲的自我介紹信時）承認自己就是該書作者的時候。

斯賓諾莎通常是個非常謹慎的人（譬如他在印章戒指上刻的是「考特」〔Caute〕），但他在當時毫不猶豫地把這件事告訴了一位他根本不認識的人，甚至也沒有警告萊布尼茲不能將此事告訴他人。

然而，在 1670 年的頭幾個月，除了斯賓諾莎的密友之外，似乎還沒人知道誰是這部醜聞纏身之作的作者。當然，市政當局也根本不知道這個無禮的作者是誰，竟然否認了《聖經》的神聖、排除了奇蹟的可能性、削弱了先知的啟示能力、將上帝的旨意與自然法則畫上等號，還將宗教化約成簡單的道德準則。

在該書出版後的幾個月，教會或民間都曾公開譴責《神學政治論》，但是譴責公告裡都沒有提到斯賓諾莎的名字。

——本文摘自《不馴的異端：以一本憤怒之書引發歐洲大地震，斯賓諾莎與人類思想自由的起源》，2022 年 8 月，天下文化 ，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今日當我們購買衣飾時，會考慮是否使用「真皮」物件，但這在二十世紀之前是不用思考的事情。

日本的鹿皮需求

二十世紀塑膠化學產業的革命性進展，幾乎完全取代了人類數千年來所使用的包覆物質。今日許多以塑膠製作的包覆材料、衣料等，過去都必須使用生物材質製作。十六世紀晚期，隨著日本戰國邁入大型會戰時代，上至公侯統帥，下至一般步兵，都需披盔戴甲投入作戰之中。鹿皮為種種此類武裝用具的基本材料，從鋪墊、包覆，到製作成皮繩、靴襪、刀柄等，都能應用。而這樣的武具本身，除戰爭耗損外，也需時時更新。這就導致日本產生了空前大量的鹿皮需求。日本列島本身難以完全供應，於是商人便前往東南亞產鹿地區收購，將本求利。

十七世紀時，合法的出海貿易商船均有領取朱印狀（蓋上紅色印章的官方許可狀），因此稱作朱印船。這些商船前往暹羅、柬埔寨、呂宋甚至爪哇，除了藉此取得中國貨物之外，當地所產的鹿皮，也成為必買之物。鹿皮量體較大，頗為笨重，非金銀、香料、絲綢等奢侈品可比。前往暹羅、柬埔寨的日本朱印船，因航程較遠，故船體較大，才堪勝任。西、葡人則較荷蘭人更早投入此一貿易。

西、葡搶佔先機，荷蘭該如何重啟對日貿易？

荷蘭人進入臺灣時，目標是推展中日轉口貿易，與澳門、馬尼拉、廣南等中日會合貿易港競爭。但荷蘭人與中國供應商關係的好壞，起初有一段時間是隨著鄭芝龍的官運起伏升降，直到一六三四年之後才穩定下來（參見第四章）。對日貿易關係方面則要面對日商末次平藏、濱田彌兵衛一黨的競爭，兩方在「大員事件」（又稱「濱田彌兵衛事件」）武裝衝突中，受到幕府責怪。因此，荷蘭人在一六二九至一六三二年間，幾乎被逐出日本。

豈知日本因想禁絕天主教而鎖國，一六三四年起，逐漸排除了信奉天主教的西、葡兩國人參與日本貿易， 一六三五年更禁止朱印船繼續出國。這給了改奉基督新教的荷蘭人一個擴張中日轉口貿易的大好機會。此外，暹羅在一六三○年發生政變，為舊皇室傭兵的日本僑民領袖山田長政（1590-1630）失勢，引發新王撲殺日人，並導致原先由日人壟斷的暹羅鹿皮出口戛然而止。這對於好不容易在一六三二年重啟對日貿易的荷蘭人來說，卻是天賜良機，開始積極開發由其他產鹿地區銷售鹿皮至日本的市場。一六三三至一六三六年間，荷蘭人在臺持續征伐原住民的各個村落，其實都是為了不讓原住民阻礙唐人前往內陸獵鹿。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鹿皮壟斷行動

在一六三二年，新港人曾想攻擊目加溜灣人而向熱蘭遮城的荷蘭當局請求援助，卻遭到回絕。可是當一六三三年日本再度開放荷蘭人前去貿易的消息傳到臺灣，荷蘭當局隨即開始計劃攻打目加溜灣背後的靠山麻荳。一六三三年底，荷蘭當局藉由出征小琉球的軍事行動，已先拉攏了新港人與蕭壠人（容許他們在聯軍出征時，砍取小琉球人頭顱）。

一六三五年夏季，巴達維亞派赴臺灣的增援兵力抵達，加上麻荳與蕭壠此時正受到疫病肆虐，荷蘭人遂決定在同年十一月出征麻荳，燒毀房舍田園，擊垮了整個村落。消息傳遍臺南一帶，大武壠人聞風後立即表示願與荷蘭結盟。不久，台江內海周遭的新港、蕭壠、麻荳、目加溜灣、哆囉國，都承認了荷蘭當局的權威，將其土地讓渡給荷蘭共和國。在所有這些村落的獵場範圍內，獲得荷蘭東印度公司允許的唐人都可以獵鹿剝皮取肉。而早在一六三四年底，公司即規定唐人除了公司以外，不得向其他對象出售鹿皮。

如前文所述，荷蘭東印度公司是希望趁暹羅鹿皮出口中止時，快速從臺灣取得鹿皮以供應日本市場，於是保護唐人大舉進入臺灣原住民的獵場獵鹿。為了取得更多鹿皮，僅僅是開放台江內海周邊這些原住民村落的獵場已經不夠，唐人不斷北進到現在的雲林、嘉義，大約於一六三六年進入了位於濁水溪沖積扇虎尾壠人的獵場。結果，虎尾壠人積極阻擋唐人進入他們的獵場，甚至集結戰士前往魍港，警告在芙列辛根堡駐紮的荷蘭士兵。不只如此，虎尾壠人也與少數不服從荷蘭人的唐人合作，將鹿皮、鹿肉出口走私出去，以打破荷蘭人的壟斷收購政策，這些都是因為虎尾壠村「從水路難以侵入」，所以居民有恃無恐的關係。

虎尾壠村所在的彰化平原，當時是從水路很難抵達的地方，但由二林（前述加哩林）的一小片海岸南下走水路到魍港的話，仍能利用魍港進出口貨物。荷蘭人的勢力依靠芙列辛根堡據守，僅能顧及魍港周邊，卻難以到達虎尾壠。

獵場爭奪，鹿死誰手？

結果在必須供應鹿皮的壓力之下，熱蘭遮城的荷蘭長官分別於一六三七年與一六三八年，兩度率軍發動遠征，長途跋涉。第一次是強行燒毀當地原住民秋收後的稻穀（包括二千二百座房舍），第二次則是逮捕了為首反抗的四位原住民領袖和一個唐人領袖，以制止他們繼續殺死唐人，保衛鹿場。

一六四○年，唐人與原住民之間因為獵鹿問題又起爭端，荷蘭東印度公司於是在一六四一年發動第三次征討，這次征討迫使虎尾壠派出代表前往熱蘭遮城簽訂條約，保證日後不再傷害公司的員工或公司結盟的對象。一六四二年，公司再度發兵第四次遠征虎尾壠，足足破壞了彰化平原的九個村社，以盡量將滯留於彰化平原、不受公司管控的唐人走私者、盜獵者掃除。

約略與此同時，亦即一六四二年前後，公司藉由與暹羅當地唐人合作，而能取得暹羅所出口的鹿皮。暹羅鹿皮本來就較臺灣鹿皮的品質更好，在日本的售價更高。既然已經沒有擴大臺灣鹿皮出口的強烈需要，公司此後就沒有很強的動機要繼續往北擴張其影響力。後來，因為中國明清交替的緣故，沿海控制不穩，開始有海盜於臺灣沿海出沒、甚至進入島內，公司於是決定趁著鞏固了雞籠與淡水的基地，派軍深入貓羅溪流域企圖掃蕩唐人海盜。

西台灣最後防線——水路難及之地

一六四四年，公司派出彭恩（Pieter Boon）上尉率軍進入大肚人的領域，搜捕唐人海盜，並希望將該區域納入統治之中；但最後於一六四五年僅換得大肚領袖承諾讓公司人員安全通過這個區域而已。大抵而言，除了必須阻擋不受公司控制的唐人進入此一區域以外，大肚人仍然維持自治狀態。

由上述可知，與小琉球人相比，位於水路難及之處的虎尾壠人與大肚人，手中握有更多與荷蘭人對抗的籌碼。荷軍四度出兵攻打虎尾壠，這是因為虎尾壠人四度違抗荷蘭當局保衛他們的獵場。當時從大員出征虎尾壠，由水路迫近到底有多困難？以一六三八年出征的情況為例，當初遠征共派出二百一十名士兵，乘坐在四十八艘舢舨上，也就是每艘舢舨約乘坐四到五人。在路途中尚須將舢舨拖行越過淤淺的水道，可見這是吃水非常淺、可能不足一公尺的小船。

同樣的，一六四二年那場遠征，出動三百一十人，乘坐三十三艘舢舨，亦即每艘約乘載九到十人，船型較上次征伐稍大但吃水仍很淺。兩次征伐都是從北港溪口上溯至水深無法航行的地區後，再走至少一天的行程。這就說明了，虎尾壠村無法由沿岸沙灘靠岸後即登陸進入。相反的，由於無法由海灘進入，不得不採取溯溪的做法，而其位置距離舢舨溯溪停止處都還有一天的步行距離，不可謂距海不遠。

至於後來一六四五年彭恩上尉率隊進入大肚人居地的路線，並非由大員北上，而是由淡水南下，走水路先進入大甲溪，才進入其領域。倘若不考慮東岸的情況，就整個西海岸來說，大肚人的領域是最後才被荷蘭人所壓制。最重要的因素，仍然是水路難以接近此地。

——本文摘自《島嶼歷史超展開》，2023 年 8 月，春山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