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不明,翻譯 by PanSci社群)
本文由 高柏科技 合作,泛科學撰文
林唯耕剛回台灣任教時,曾在清華大學的實驗室裡用一立方公分的「氨」做實驗。沒想到氨氣意外洩漏,那股刺鼻的氣味瞬間瀰漫整棟大樓,引來眾多師生抗議。
「從此以後,我再也不敢在實驗室裡用氨了。」他在《思想實驗室》的訪談中,帶著笑意回憶這段往事。
這段插曲聽來像是一則工程師的寓言:在理論模型中,氨是太空熱控系統的理想介質;但在現實的辦公大樓裡,它首先是逼人逃竄的臭味。公式本身沒有錯,但現實世界永遠比公式更複雜——它包含了人、成本、風險,以及必須為後果負責的工程師。
高柏科技技術專家、清華大學榮譽退休教授林唯耕 ,曾任職於美國 OAO 工程部熱流組,深耕電子構裝散熱與熱管技術多年。隨著 AI 浪潮席捲全球,他鑽研一輩子的老問題再次被推向科技產業的核心:當晶片運算速度無止境攀升,那股伴隨而生的熱,究竟該往哪裡去?
科技巨頭在發表會上熱衷於談論大型語言模型、GPU 規格與驚人的算力。這些詞彙在投影片上光鮮亮麗,彷彿進步毫無邊界。然而,每一次數位運算都紮實地發生在實體晶片上。晶片會發熱、材料會疲勞老化,一旦設備過熱,系統便會降頻保護。在物理現實面前,再動聽的發表會敘事也必須低頭。

回顧個人電腦發展早期,晶片幾乎不需專屬散熱元件。隨後,鋁製鰭片、風扇、熱管到均溫板逐一登場。這段歷程常被視為技術升級,其實更像是對空間的極限勒索:晶片功率翻倍,發熱源的面積卻沒變大,機箱空間也不可能無限擴張。
林唯耕指出,散熱設計的核心只有三要素:功率、熱源面積與空間限制。他舉例,在標準的 1U 機箱中,若發熱面積約為三十乘三十毫米,氣冷系統在達到八百瓦時就會面臨瓶頸。這並非固定的物理常數,而是取決於空間、面積與氣流的動態平衡。最現實的代價在於,風扇轉速提升的背後,是噪音、電力損耗與空間占用。
因此,「液冷技術」的興起並非單純為了追求酷炫,而是算力密度提升後的必然選擇。它能更精準地帶走晶片廢熱,卻也將新的挑戰帶入機房:漏液風險、流道堵塞、材料相容性,以及維運時的難度。工程的進步,本質上鮮少是徹底消滅問題,更多時候是選擇一組「比較值得承擔」的新問題。
太空熱控工程之所以迷人,是因為它剝奪了地球上最常見的散熱工具。在真空宇宙中,沒有空氣能讓風扇製造對流;受光面溫度破百度,陰影處卻極度嚴寒。工程師必須純粹仰賴熱傳導、熱輻射,以及熱管與環路型熱管(LHP)來搬移熱能。
熱管運作的關鍵在於「相變」——液體蒸發時吸收大量潛熱,冷凝後重回循環。林唯耕比較了銅與水的熱傳導能力:在他設定的特定條件下,實心銅塊約能傳導 120 瓦的熱能;但若每秒有一立方公分的水發生蒸發相變,移熱量可瞬間拉升至 2.4 千瓦(kW)。他強調「每秒」的觀念,因為散熱談的是動態流動速率,而非靜態的冷卻魔法。
儘管如此,太空科技並不能直接套用到地面。太空元件因考量重量、功耗與維修難度,偏好無馬達幫浦的被動式設計;但地面 AI 伺服器面臨更高的熱負載與環境溫度,往往仍需幫浦驅動流量。當年那場「氨氣洩漏」事故正是最好的提醒:技術是否「先進」,與它是否「適合」當下的場景,始終是兩回事。

學術研究致力於證明「可行性」,而工業現場則要求「可重複性」——不僅要能運作,還得確保每台出廠的設備都不漏水。林唯耕將此定義為「從 0 到 1」與「從 1 到 100」的差別。後者涉及良率、成本、公差與客戶信任。論文中那次最完美的實驗數據,在產線上往往未必管用。
他從不避談失敗。在高柏科技早期與學界合作時,也曾遇過實驗數據無法複製,或研究方向偏離產業需求。這未必是雙方努力不夠,而是彼此對「成功」的標準不同。為了解決這道鴻溝,高柏科技推動「柏苗啟航創新培育計畫」,每年投入逾千萬資金與成大、中山、台科大等校合作,並指派專業人才在過程中持續微調、校正,確保研發貼近產線現實。
他分享了近期一項液冷工質校正專案。團隊使用非侵入式的超音波流量計進行觀測,但由於儀器預設以「水」校正,換成其他化學流體後讀數便出現誤差。最初嘗試用幫浦壓差推算,卻發現缺乏重複性,數據甚至推導出不合理的蒸發率。最後團隊回歸基本面,改用秤重法搭配能量平衡進行交叉驗證,才讓數據成功收斂。
這個故事真正的價值不在於「產學雙贏」的口號,而在於那段不夠優雅的挫折:假設失效、數據混亂、方法砍掉重練。也正是在這種時刻,企業需要的不只是會算數的人才,而是能洞察研究何時「走鐘」,並有權力喊停、要求重來的關鍵決策者。
林唯耕坦言,過去在校園裡總認為「技術第一、成本第二」,進入商界後才驚覺行銷與信任關係往往才是關鍵。這番話雖然不如科技突破那樣動聽,卻是產品能否進入市場的殘酷真相。再卓越的散熱設計,若無法穩定生產或贏得客戶信任,也僅止於一份精美的報告。
訪談尾聲,主持人國威提出了一個時代難題:假設 AI 能在彈指間生成散熱架構、材料配方與流道設計,企業該選擇全面擁抱 AI 的速度,還是保留緩慢但穩定的工程驗證,以規避潛在的失效風險?
林唯耕拒絕落入二選一的框架。他的觀點是:兩者並存。AI 擅長處理資訊、生成草案;但工程師仍須實作原型,進行嚴苛的性能與可靠度測試,最終由人決定是否出貨。這並非盲目崇拜人類直覺,而是基於一項事實:AI 的資料庫裡,通常沒記載下一次「意外洩漏」或「材料疲勞」的細節,且模型永遠無法為量產結果擔負法律與商業責任。
在 AI 時代,最稀缺的未必是熟練下指令(Prompt)的人,而是具備這種能力的人:能預判答案可能在哪裡出錯、能設計實驗將問題「逼」出來,並且願意為最終的量產品質負起責任。
大眾習慣將雲端想像成輕盈、無重量的空間。但現實中,雲端是由龐大的機房架構而成,裡面裝滿了晶片、管線、泵浦與冷卻液。虛擬算力的每一次擴張,都會在實體世界留下發熱的足跡。散熱工程師的價值,就是不讓這筆物理帳單,被埋沒在光鮮亮麗的投影片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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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醫學論文造假事件鬧到最鬧烘烘時,很多圈內的朋友也都不約而同做了很多相同的夢,內容非常真實又刺激,曲折離奇到說出夢境都絕對要發表不自殺聲明。
毫不例外的,現實當然也要比很多影視作品還更變態,狗血狂灑到編劇都嚇到吃手手,不信看看從造假後一路走來,台灣高等教育和學術圈在面對愈來愈嚴峻的國際競爭壓力下,各種明爭暗鬥、扯後腿、落井下石,真是令人眼花撩亂,難怪台灣書市的大眾小說幾乎全都變小眾了,因為讀報紙就比大眾小說精彩。
醫學論文造假事件後,除了造成有學校沒有校長,很多新同事和助理、學生要去上所謂的學術倫理課,以及信箱不時收到誠信電子報,在制度和體制上幾乎沒有任何改變。相信再來一次,同樣的戲碼又不會不再重演一遍,然後更多無辜的人要逼得寫作文,或小說。
這是一個很難讓人樂觀的年代,不過在這個現實虛構顛三倒四的惡質現狀下,慶幸的是有部優異的作品橫空出世了!在紛紛擾擾的環境中,這本小說卻很瘋刺的比讀報紙才知道的事情還來得更像是真實的!
在一系列造假事件中,學術圈內異常的安靜,就連我夢中在醫院裡工作的線民,都回報說醫院內所有人上班時都完全不像聽說任何事一樣,在茶餘飯後都完全沒人想要提到這件事,一整個河蟹到可怕,據說膽敢要說八卦的話,都要作夢跑離院外好幾公里外才行,果然比台日版的《白色巨塔》(白い巨塔)還變態,還好是作夢夢到的。學術圈內的大佬也沒人敢出來批評什麼,只有個位數學者敢在媒體上大量投書。
就在那幾位膽敢大量投書媒體的人物中,最突出的就是國立宜蘭大學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特聘教授 ──《科學月刊》、《科技報導》前總編輯蔡孟利老師,以專業證據、實際訪談為基礎,提出強力的質疑,是極少數的正義之聲。據說他母校已有很多師生及校友感到 ⋯⋯ 因此,台灣就平添了一位優異的小說家!
科學的價值、教育的價值、大學的價值,在純粹的名利追逐下,無形中崩壞!有人還敢說在學者和官員的這些作為下,能帶給社會正面的力量,以及給予莘莘學子追求和現實夢想的勇氣嗎?!難怪人才加速流失。好棒棒,沒有關係,很可以,我們還有小說《死了一個研究生以後》。
在細胞培養室裡無預警地開了一氧化碳自殺,然後她就死掉了。讓一個宅男在十幾天中步向人生中,比做實驗追求知識更真實的探索之旅,探索學姐的死因、探索人生中的其他面向、探索愛情。科學研究,原本就是要犧牲一個人很多很多青春和精力的,可是換來的不是高尚的理念,而是成了追名逐利下被吃掉也不痛不癢的小棋子,都不知大人要怎麼教小孩了。
原本以為,《死了一個研究生以後》只是一本人物對白簡單的爆料驚悚小說,可是沒想到這卻是一本文學性頗強的小說,甚至讓人忘了真實世界中的論文造假事件,即使真實的世界的夢境中,真的死了人。
我相信,沒讀過《死了一個研究生以後》的朋友遠超過讀過的,因為讀過的朋友見面時都不約而同問對方讀過了沒,即使不是生科人,也讀得津津有味。很難想像理工宅的處女作,就交織出複雜的劇情、深厚的感情、合理的線索,讓讀者跟著一位宅男抽絲剝繭,並且在宅了很多年的象牙塔脫困後在現實世界中遭遇各種逃避過的衝撞,簡直就是本宅男的異想世界,宅得很精彩!
《死了一個研究生以後》中的命案把一自以為投身科學研究的宅男搞得七葷八素,現實中更多阿宅的故事只恐怕更杯具。《死了一個研究生以後》把一個宅男的生活和心理刻畫得入木三分,包括對正妹們的諸多性幻想。我雖然一點也不宅,但看看周遭的宅男們,也感到好親切和熟悉。
作為一部傳說中的推理小說,《死了一個研究生以後》是有些不足,就是壞人實在太善良了,果然學界大佬都還是吃素的,讓結尾對照整本小說而言顯然不夠緊張刺激。連邪惡的老闆也只能拿科學哲學大師孔恩 (Thomas S. Kuhn,1922-1996)《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的典範論來打打嘴炮,讓我真想巴他兩下,用力打臉說他怎麼知道他的典範不會被轉移掉,造個屁假啦。然而,瑕不掩瑜,近年台灣已少有這麼優異的小說問世了!
泛科學現在推了個泛科幻獎,徵求短篇和中短篇科幻小說。我已想好兩部科幻推理小說的題目了:《死了一個大學校長以後》,以及其續集《死了一個教育部長以後》,請大家拭目以待,期待都能在夢中讀到這兩部劃時代的巨著!
最後,本人在此特地聲明:
本人樂觀開朗,身體健康,無任何使我困擾之慢性病或心理疾病,故絕不可能做出任何看似自殺之行為。
本人從無睡眠困擾,故不需服用安眠藥。
本人不酗酒亦不吸毒,也絕不會接近下列地點:
1. 開放性水域
2. 無救生員之游泳池
3. 有高壓、危險氣體,或密閉式未經抽氣處理之地下室、蓄水池、水桶等
4. 無安全護欄之任何高處
5. 任何施工地點(拆政府除外),包括製作消波塊之工地
6. 任何以上未提及但為一般人正常不會前往之地點本人恪遵下列事項:
1. 車輛上路前會檢查煞車部件、油門線等,並會在加油前關閉車輛電源與行動電話。
2. 絕不擅搶黃燈、闖紅燈。
3. 乘坐任何軌道類交通工具一定退到警戒線後一步以上,直到車輛停妥。
4. 騎乘機車必戴安全帽;乘車必繫安全帶。
5. 絕不接近任何會放射對人體有立即危害的輻射之場所(如核電廠)或設備。
6. 颱風天不登山、不觀浪。本人將盡可能注意電器、瓦斯、火源之使用。
本人居住之房屋均使用符合法規之電路電線,絕無電線走火之可能;也絕未在家中放置過量可燃性氣體或液體。浴室中除該有之照明外,不放置任何電器用品,並在睡覺前關閉除電燈、冰箱、電扇外之所有電器開關。
本人絕不會與隨機的不明人士起衝突,並盡可能保護自我人身安全。
所以若網友在看完此聲明之後,近期或將來發現此帳號不再上線,請幫我討回公道,謝謝。
本文原刊登於 The Sky of Gene。
研究論文(paper)投稿到期刊接受同儕審查(Peer review)的過程中,採取單盲(single-blind,亦即審閲人(reviewer)知道論文作者是誰但作者不知審閱人是誰)或是雙盲(double-blind,作者不知道審閲人是誰、審閲人也不知道作者是誰)會不會有不同的結果?
「一定的嘛!」相信大家大概都這麼認為,但真實情況是否真是如此呢?
其實這是個已被提出來多次討論的議題,支持雙盲制的人也不在少數,只是現今多數期刊仍行使單盲制──審閱人在審稿時仍然能夠得知論文作者是誰、任職於哪個機構。過去研究者曾提出幾項可能會因此而導致審閱人不公正的效應,例如瑪蒂達效應(Matilda effect)指的是在男性主導的領域中,相較於第一作者為女性的論文,第一作者為男性的論文會被認為具有較高的科學價值。至於所謂的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指的是知名研究者的新研究成果通常能得到更大的關注。還有,作者如果來自有名的、頂尖的大學或機構,也可能使審閲人產生偏誤。
1978 年,當時甫任教於北達科他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Dakota)心理系的 Stephen J. Ceci 和已經當了四年助理教授的 Douglas P. Peters 攜手進行了一項有趣的實驗,該實驗於 1982 年發表於期刊《THE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上。他們從 12 個不同的心理學期刊上找出了 12 篇不同的 paper,這些 paper 的共通點是它們的作者皆來自排名很前面的大學心理系或研究機構、作者本身非常有名與多產、文章達一定程度的引用率、而且是在過去 18-32 個月這段期間所發表的。 Peters 與 Ceci 兩人將這 12 篇 paper 的作者姓名和單位名稱更改成虛構的姓名與機構名稱之後,重新投稿至原本的 12 個期刊。
結果發生了什麼事?有三篇被編輯或審閲人發現是已經刊登過的文章,所以只有剩下的九篇進入評審階段。然後,這九篇之中有八篇被拒絕刊登!而且審閲人最常給的拒絕理由是:研究方法有重大瑕疵(serious methodological flaws)。
這不是很奇怪嗎?!如果有重大瑕疵,那這些論文是如何獲得先前的審閱人和編輯的認可而獲准刊登的?排除幾個可能原因之後,Peters與Ceci認為,要嘛就是第一次遇到的審閲人能力都剛好比較差,要嘛就是大家都被作者或學校名聲給蒙蔽了雙眼。
另外一項發表於《PNAS》的新研究則是直接比較了審閲人在知道/不知道作者姓名單位的情況下,對於論文的評價是否有所不同。
這個由 Google 和北京清華大學合作發表的實驗直接以投稿至第10屆ACM網路搜尋與數據探勘國際會議 (10th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Conference on Web Search and Data Mining, 縮寫為 WSDM 2017)這個研討會的500篇論文為實驗材料。
在電腦科學(computer science)這個領域,研究者多會把研究成果以研討會論文(conference paper)的形式發表而不是投稿到期刊,而且審稿的時候審閲人會根據全文的結果來決定,而不是只看摘要。
在這個實驗中,有半數的審閲人被分派至單盲組,另一半的審閲人則被分派到雙盲組。實驗包含 bidding 與 reviewing 兩階段。在兩個階段中,單盲組的審閲人都可以看到論文的作者和其所屬單位,但雙盲組的審閲人是看不到這些訊息的。bidding 時,審閲人根據論文的標題和摘要來表示自己是否願意審閱某篇文章(他們可以針對每篇論文表示願意、不願意、或可能三種選項,也可以不表示任何意見)。在 reviewing 的階段, 每篇論文都會由四位審閲人來審閱,單盲組和雙盲組的各兩位。
結果顯示,兩個組別的審閲人的行為在三件事情上有所差異。首先,單盲組的審閲人在 bidding 過程中較少表示意見1。其次,單盲組的審閲人在 bidding 時比雙盲組的更加偏好那些作者來自於頂尖企業2或頂尖大學3的論文。最後,單盲組的審閲人在審稿完畢後比雙盲組的審閲人更有可能給某些論文好評──作者來自頂尖大學/企業、或作者本身就有名4的論文。
簡而言之,審稿的目的本是為了審視論文內容與品質,但論文作者本身的知名度、作者所屬機構的名聲都會影響審閲人的判斷。這項研究的研究者表示,真的該是認真考慮採用雙盲制的時候了。
注解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