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分之一的科學論文發表

本文由 高柏科技 合作，泛科學撰文

林唯耕剛回台灣任教時，曾在清華大學的實驗室裡用一立方公分的「氨」做實驗。沒想到氨氣意外洩漏，那股刺鼻的氣味瞬間瀰漫整棟大樓，引來眾多師生抗議。

「從此以後，我再也不敢在實驗室裡用氨了。」他在《思想實驗室》的訪談中，帶著笑意回憶這段往事。

這段插曲聽來像是一則工程師的寓言：在理論模型中，氨是太空熱控系統的理想介質；但在現實的辦公大樓裡，它首先是逼人逃竄的臭味。公式本身沒有錯，但現實世界永遠比公式更複雜——它包含了人、成本、風險，以及必須為後果負責的工程師。

高柏科技技術專家、清華大學榮譽退休教授林唯耕 ，曾任職於美國 OAO 工程部熱流組，深耕電子構裝散熱與熱管技術多年。隨著 AI 浪潮席捲全球，他鑽研一輩子的老問題再次被推向科技產業的核心：當晶片運算速度無止境攀升，那股伴隨而生的熱，究竟該往哪裡去？

熱不會讀新品發表會

科技巨頭在發表會上熱衷於談論大型語言模型、GPU 規格與驚人的算力。這些詞彙在投影片上光鮮亮麗，彷彿進步毫無邊界。然而，每一次數位運算都紮實地發生在實體晶片上。晶片會發熱、材料會疲勞老化，一旦設備過熱，系統便會降頻保護。在物理現實面前，再動聽的發表會敘事也必須低頭。

回顧個人電腦發展早期，晶片幾乎不需專屬散熱元件。隨後，鋁製鰭片、風扇、熱管到均溫板逐一登場。這段歷程常被視為技術升級，其實更像是對空間的極限勒索：晶片功率翻倍，發熱源的面積卻沒變大，機箱空間也不可能無限擴張。

林唯耕指出，散熱設計的核心只有三要素：功率、熱源面積與空間限制。他舉例，在標準的 1U 機箱中，若發熱面積約為三十乘三十毫米，氣冷系統在達到八百瓦時就會面臨瓶頸。這並非固定的物理常數，而是取決於空間、面積與氣流的動態平衡。最現實的代價在於，風扇轉速提升的背後，是噪音、電力損耗與空間占用。

因此，「液冷技術」的興起並非單純為了追求酷炫，而是算力密度提升後的必然選擇。它能更精準地帶走晶片廢熱，卻也將新的挑戰帶入機房：漏液風險、流道堵塞、材料相容性，以及維運時的難度。工程的進步，本質上鮮少是徹底消滅問題，更多時候是選擇一組「比較值得承擔」的新問題。

太空教他的，不是把答案搬回地面

太空熱控工程之所以迷人，是因為它剝奪了地球上最常見的散熱工具。在真空宇宙中，沒有空氣能讓風扇製造對流；受光面溫度破百度，陰影處卻極度嚴寒。工程師必須純粹仰賴熱傳導、熱輻射，以及熱管與環路型熱管（LHP）來搬移熱能。

熱管運作的關鍵在於「相變」——液體蒸發時吸收大量潛熱，冷凝後重回循環。林唯耕比較了銅與水的熱傳導能力：在他設定的特定條件下，實心銅塊約能傳導 120 瓦的熱能；但若每秒有一立方公分的水發生蒸發相變，移熱量可瞬間拉升至 2.4 千瓦（kW）。他強調「每秒」的觀念，因為散熱談的是動態流動速率，而非靜態的冷卻魔法。

儘管如此，太空科技並不能直接套用到地面。太空元件因考量重量、功耗與維修難度，偏好無馬達幫浦的被動式設計；但地面 AI 伺服器面臨更高的熱負載與環境溫度，往往仍需幫浦驅動流量。當年那場「氨氣洩漏」事故正是最好的提醒：技術是否「先進」，與它是否「適合」當下的場景，始終是兩回事。

好論文，為什麼仍可能造不出好產品

學術研究致力於證明「可行性」，而工業現場則要求「可重複性」——不僅要能運作，還得確保每台出廠的設備都不漏水。林唯耕將此定義為「從 0 到 1」與「從 1 到 100」的差別。後者涉及良率、成本、公差與客戶信任。論文中那次最完美的實驗數據，在產線上往往未必管用。

他從不避談失敗。在高柏科技早期與學界合作時，也曾遇過實驗數據無法複製，或研究方向偏離產業需求。這未必是雙方努力不夠，而是彼此對「成功」的標準不同。為了解決這道鴻溝，高柏科技推動「柏苗啟航創新培育計畫」，每年投入逾千萬資金與成大、中山、台科大等校合作，並指派專業人才在過程中持續微調、校正，確保研發貼近產線現實。

他分享了近期一項液冷工質校正專案。團隊使用非侵入式的超音波流量計進行觀測，但由於儀器預設以「水」校正，換成其他化學流體後讀數便出現誤差。最初嘗試用幫浦壓差推算，卻發現缺乏重複性，數據甚至推導出不合理的蒸發率。最後團隊回歸基本面，改用秤重法搭配能量平衡進行交叉驗證，才讓數據成功收斂。

這個故事真正的價值不在於「產學雙贏」的口號，而在於那段不夠優雅的挫折：假設失效、數據混亂、方法砍掉重練。也正是在這種時刻，企業需要的不只是會算數的人才，而是能洞察研究何時「走鐘」，並有權力喊停、要求重來的關鍵決策者。

林唯耕坦言，過去在校園裡總認為「技術第一、成本第二」，進入商界後才驚覺行銷與信任關係往往才是關鍵。這番話雖然不如科技突破那樣動聽，卻是產品能否進入市場的殘酷真相。再卓越的散熱設計，若無法穩定生產或贏得客戶信任，也僅止於一份精美的報告。

AI 會給答案，誰來負責出貨？

訪談尾聲，主持人國威提出了一個時代難題：假設 AI 能在彈指間生成散熱架構、材料配方與流道設計，企業該選擇全面擁抱 AI 的速度，還是保留緩慢但穩定的工程驗證，以規避潛在的失效風險？

林唯耕拒絕落入二選一的框架。他的觀點是：兩者並存。AI 擅長處理資訊、生成草案；但工程師仍須實作原型，進行嚴苛的性能與可靠度測試，最終由人決定是否出貨。這並非盲目崇拜人類直覺，而是基於一項事實：AI 的資料庫裡，通常沒記載下一次「意外洩漏」或「材料疲勞」的細節，且模型永遠無法為量產結果擔負法律與商業責任。

在 AI 時代，最稀缺的未必是熟練下指令（Prompt）的人，而是具備這種能力的人：能預判答案可能在哪裡出錯、能設計實驗將問題「逼」出來，並且願意為最終的量產品質負起責任。

大眾習慣將雲端想像成輕盈、無重量的空間。但現實中，雲端是由龐大的機房架構而成，裡面裝滿了晶片、管線、泵浦與冷卻液。虛擬算力的每一次擴張，都會在實體世界留下發熱的足跡。散熱工程師的價值，就是不讓這筆物理帳單，被埋沒在光鮮亮麗的投影片背後。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編輯｜龔雋幃；美術編輯｜林洵安

上班打卡制，下班責任制，你累了嗎？過勞、高工時是台灣長年以來的勞動代名詞，年輕人常以鬼島戲稱。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蔡明璋研究員認為，若要更適切理解工時過長的議題，不要侷限在台灣自身的觀察，他的策略是將中國、韓國、台灣、日本一起納入做比較，探究東亞國家的勞動狀況。

中韓台日加班時數比一比

愛拚才會贏，這或許是過去台灣社會普遍信服的觀念，為了賺錢沒日沒夜是家常便飯。然而，對於時下年輕人來說，工時長、薪水低、爆肝過勞沒假放，勞工被迫忍受各種低劣的勞動處境，恐怕更接近真實的心聲。年輕世代無從想像一個更好的未來，鬼島之名也因此不脛而走。

但，台灣真的是一座過勞的鬼島嗎？

蔡明璋和其他三國的研究員進行跨國合作，他們藉由 2008 年東亞社會調查（East Asian Social Survey）四國使用同一份問卷蒐集來的資料，以實證研究方式比較日本、韓國、台灣與中國的加班概況，並針對職業類型和僱傭地位（employment status）、契約身分等變項，進一步分析影響加班工時的關鍵因素。這一年正值全球財政危機，而中國經濟快速成長至此時已成為「世界工廠」，有其關鍵意義。

中、日、台、韓在地理上很接近，西方學者也時常以儒家文化圈一概而論。但蔡明璋認為，東亞四國的勞動型態極為不同，包括國家勞動政策、企業組織的形式，以及勞工與資本家的相對權力，這些因素都可能影響工時差異。

因此，研究團隊分別提出了三組研究假設，進行跨國比較。

首先是經典的剝削觀點，並區分出自我剝削與階級剝削兩個競爭假設。前者假定自僱者（self-employed）、為自己的家族工作者（working for family）較有可能加班；後者則是推定低薪的受雇者較可能加班。

第二，考量到後工業社會的發展，他們假定高階主管或是專業白領比較有可能加班。

第三，則是因應現代組織人力的彈性需求，推測臨時契約工比固定工作者（permanent workers）更有可能加班。

這三項假設，在東亞四國的調查中有哪些獲得印證？

中國工時最長 南韓爆肝 No.1

首先，先來看看東亞四國的加班比例。攤開數據來看：日本每週平均工時最短只有 47.8 小時，台灣以 50.4 小時居次，南韓 53.1 小時，中國則是達到 55.3 小時，一週工時整整比日本多了快要一天。

若以每週 40 小時作為標準工時，東亞四國的加班比例都不低。即便是日本，也只有近 40％ 的上班族每週工時符合標準，台灣約為 35％，南韓和中國則低到只剩下 26% 左右，超時工作的情況顯然比其他兩國更為普遍。

進一步分析這些加班者的過勞程度，檢視每週工時超過 70 小時的勞工比例：南韓（12.5%）比中國（10.1%）來得更高，名列榜首。換句話說，真的加起班來，韓國人恐怕最爆肝！

東亞老闆、自雇者更常超時工作

理解各國的加班情況後，接下來研究者要探究的是：到底是誰在加班？依照原本的假設，可以從三種不同分類方式來討論。

第一個問題：用僱傭身分區分，究竟是雇主更賣命，還是員工較血汗？

統計顯示，比起受雇者，四個國家的雇主工作時間都更長。除了日本以外，其他三國的自僱者也比一般上班族更常超時工作。甚至，那些在自家公司工作的中國人，工時也比受僱員工還要長。

在東亞國家，當老闆、自己做生意的人，多半工時都很長，呈現出自我剝削的傾向，尤其在中國最明顯。

第二個假設是從職業類型作觀察。研究發現，已經邁入後工業社會的日本，專業白領比非技術性工人的工時更長。雖然台、韓並未呈現相同趨勢，專業白領的加班情況不顯著；但兩國高階經理人的工時都是加好加滿，尤其是韓國的主管最操勞！

相較其他三個國家，中國完全落在光譜的另一端。無論是高階主管、專業白領或資深技師，加班時數都比非技術性工人少。蔡明璋解釋，這並非意味中國的職場菁英都不用賣命工作，而是因為「中國低端工人用體力換工資的情況更嚴重。」

無止盡加班趕工是這些中國底層階級的日常，過長工時對健康與家庭必然造成很多負面影響。蔡明璋直言，雖然共產黨宣揚的理念之一即是「打倒階級專政」，但在國家資本主義的運作下，到頭來被剝削最嚴重的卻是這些底層階級的工人。

同時，對照日本與中國在勞動型態上形成強烈對比，恰恰反映出後工業社會與發展中國家的差異。日本的數據驗證了研究的第二組假設：

在勞動保護較為健全的現代化國家裡，專業白領的加班時數比非技術性勞工還要長。

至於第三組假設：契約勞工更常加班，在中國確實出現這個模式；意外的是，日、韓完全顛倒過來，固定工作者更常加班，即使超時的時數不是那麼高，但日韓顯然有特殊迥異的影響因素。

台灣是過勞之島嗎？值得持續追探

最後，回到一開始的疑問，台灣的勞動情況到底如何？

從資料上來看，6 成以上的工作者要加班，但約 7 成的人每週工時在 50 小時以下。雇主、自僱者工作時數都比受僱者長（雇主約多了 9 小時、自雇者約多了 8 小時）；從職業身分來看，除了高階經理人的工時相對多了快 4 小時，其他並無太大差異。蔡明璋總結，

台灣還是這樣，要增加你的收入，就需要增加很多工時。

綜觀各國數據，「以東亞四國做比較，台灣大概是在中間值，低階工人的工時情況不是最惡劣，白領專業人員過勞的企業文化，也不像日本那麼極端。」

看看中國、想想日本、問問韓國、反思台灣，比較研究的價值就在於從他者的視角，重新為自己找到定位。蔡明璋身兼中研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發展與人口研究」計畫召集人，希望藉此研究更了解東亞文化差異，他認為「社會學沒有透過比較，很難提出什麼特色。」這也是跨國比較困難但深具意義之處。

所以，台灣真的是過勞之島嗎？透過過往實證資料，或許仍有討論空間。但不可否認的是，過去在投資不足的情況下，台灣的經濟起飛，很大程度確實仰仗勞動力的長時間投入，以勞力剝削來換取整體經濟成果。

「從勞基法立法以來，台灣有進步，但我們相較於那些更發達的國家，工作時間還是很長。」蔡明璋說。

依照 2008 年的實證資料，對比於中國低技術工人的高工時、韓國瘋狂加班，台灣或許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但近 10 年來，我們可能又增加更多創業家、自雇者、非典型的派遣勞工，整體勞動條件也發生變化，東亞四國的勞動環境是否又有新面貌？仍值得後續研究者持續追蹤。

延伸閱讀

• Ming-Chang Tsai, Michio Nitta, Sang-Wook Kim, Wei-Dong Wang, 〈Working Overtime in East Asia: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2016
• 蔡明璋個人網頁
• 東亞社會調查網頁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原文為《中日台韓，誰是瘋狂加班王？》，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同理心有回報嗎？

上個世紀大半時間，這個問題的答案一直是令人尷尬的「沒有」。我們冀望（甚至感激）社工人員、護理師、幼教老師、商店店員、餐廳服務生衷心關懷他人，然而至少在美國，這些領域的薪資都相當微薄。我們社會上賺大錢的人，靠的是企圖心和發狠追求優先目標的決心；這些人有的善良、有的粗暴，可是多半會期待世界上其餘的人配合他們的態度和優先目標。

加州大學爾灣（Irvine）分校心理學者保羅．皮弗（Paul Pi）研究財富與社會行為之間的互動，發現最富有的美國人比較自戀，比較不信賴他人，優越感也很強。

對任何深受人文思維薰陶的人來說，這是令人沮喪的真相。在大學校園裡，了解別人觀點的能力毫無疑問是美德，你去任何一場畢業典禮找張椅子坐下來，都會聽到致詞者好言稱讚同理心的力量。最優秀的心理學家、人類學家、政治學家、社會學家時時刻刻都想弄清楚，什麼東西能夠打動別人。在二○一六年畢業典禮上致詞的西北大學院長艾德里安．藍道夫（Adrian Randolph）宣稱：「透過多種透鏡觀看世界——是藝術與科學學院的核心所在。」

假如我們的社會不考慮體貼別人的藝術，那樣的情勢變化就讓人悲哀了。

華頓學院（Wharton School）管理學教授亞當．葛蘭特（Adam Grant）在著作《給予》（Give and Take）中，提供比較令人欣慰的替代選項。葛蘭特把世人分成給予者、索取者，以及兩者都有一點兒的互利者。

他發現許多成就最低的人是天性慷慨的給予者，但是卻遭到別人剝削。可是成就最高的人往往也是給予者，他們採用比較謹慎的策略去接觸更寬廣的世界。起先他們可能誤用同情心，假如對方投桃報李，也給予溫暖的回應，他們就會繼續秉持同理心。萬一對方不領情，他們就會撤回先前的好心。葛蘭特的結論是：

慷慨與同理心是致勝的美德，你只需要慎選朋友，就不會錯了。

同理心的回報正在增加

在我們這個深受科技影響的社會裡，同理心的回報很可能正在增強。掌握尖端技術的公司希望重新確立美國人的習慣（不僅是臉書，還包括其他一些掌握顛覆性技術的業者），可是想成功不能靠蠻力。

舉個例子，優步公司的老闆們不畏挑戰，持續登廣告徵求社群管理人和成長管理人，加入這家租車共享公司。他們要的專才必須特別擅長建立和諧關係，因為僱用司機、維持乘客使用忠誠度，甚至事後處理某趟不愉快的車程時，都需要懂這門功夫的人才。如此具有挑戰性的工作，年薪可能超過八萬美元。搜尋領英網站上目前登錄的優步公司社群管理人名單，就會發現這類工作所吸引的人才，大學的主修科系多半和同理心有關，譬如斯沃斯莫爾學院（Swarthmore College）心理系，以及麥基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藝術史學系。

還有另一個因素有助於將同理心轉化成市場價值高的技能，那就是現在打分數比以往容易多了。透過 Yelp、TripAdvisor、eBay 這些商業平臺和無數評比網站，人們的商務聲譽時時呈現在眾人眼前，善於互動的好名聲成了寶貴的資產。

同樣重要的是，隨著我們花更多時間在網路上吸收資訊、交換八卦、開人玩笑，心理上反而更渴求較深刻的情緒參與。表情圖示可以冒充實質情感一段時間，然而到了某一點，這種數位表達方式再也起不了滿足作用，我們渴望和那些願意透過我們的視角觀看世界的人做生意，從而獲得真正的笑容和完整的五感愉悅。

銷售成功的祕訣

在動手寫這本書的幾個月前，我在加州遍植杏仁樹的鄉間待了一個星期，替《富比士雜誌》撰寫建造網站（Build.com）的專訪。這家網路公司每年販售大約五億美元的水龍頭、門把和其他居家修繕用品，雖然財力、聲望、品牌知名度都不敵規模更大的競爭者，例如亞馬遜和家得寶（Home Depot），但卻出乎意料成為他們的強勁對手。

我想要找出箇中原因，而找尋答案的最佳地點就是建造網站的業務部門，這個部門配備將近兩百名員工，承包商和屋主在工地需要即時的建議時，就是由這些業務員接聽電話、提供服務。我找到一個適合深入研究的人選：瑪莉．海倫．史密絲（Mary Helen Smith），內華達大學雷諾分校（University of Nevada, Reno）的英語系畢業生，後來改行當業務員。

前去現場觀摩那天，等我戴上耳機旁聽史密絲的顧客來電時，她當天的業績已經超過兩萬五千美元，是整個部門裡最好的成績。可是史密絲既不急躁也不推銷，相反地，她好脾氣地探問每一通來電的現場細節，彷彿和失聯的老朋友重新連繫上似的。有一位住在夏威夷的女子打算買一個科勒牌（Kohler）的洗臉臺，卻想再殺殺價。史密絲從頭到尾都沒有說不行，只是要求對方再多告訴她一些家裡的修繕計畫，每聽到一個細節，她都會報以友善的回應，像是「那是絕佳選擇！」或「妳選的顏色很可愛」。兩分鐘後，史密絲完成了交易，價格依然是牌告原價。

如果業務員太賣力，這種愉快、順暢的交談就會讓人覺得很假，不但銷售不成，甚至可能適得其反。以史密絲的情況來說，同理心是她這個角色的核心部分。我趁著空檔請她告訴我，她來建造網站工作走的是什麼路徑；她是在校園裡吸收了人文科系的思維模式，還是從童年開始就是如此？其實史密絲兩者都是。她從小在加州東部很鄉下的地方長大，那兒靠近內華達州邊界。史密絲的父親開了一家飼料店，母親在中學教英語，家裡養很多動物，除了她的小狗史丹利（Stanley）之外，還養了貓、鴨、馬。史密絲從小就立志要當獸醫。

後來她進了內華達大學雷諾分校英語系。四年的學習為史密絲熱情友善的天性增添些許世故，她對大學最鮮明的回憶，包括不同學生對指定教材的迥異反應。研讀托妮．莫里森的小說《最藍的眼眸》（The Bluest Eye）時，史密絲因為班上男生、女生對問題採取截然不同的立場而感到震撼，她回憶道：「我堅持自己相信的立場，可是我也對別人的好論點保持開放態度。」有一個學期史密絲去羅馬尼亞遊學，還有一學期他們分析和批評莎士比亞的《亨利五世》（Henry V）——每次有意見相左的情況，不同文化的碰撞，以及大家排解爭端的努力，都在她腦中留下無法抹滅的印象。

我在建造網站的時候，每隔幾分鐘就會有鈴聲響起，慶祝某個業務員拿下大額訂單。
先前我沒有料到，居然會發現一個沒沒無聞的知識分子，在這家賣水電材料的公司打破銷售配額。然而和史密絲談得越久，她的成功（與背景）就越顯得合情合理。正如她向我解釋的，這份業務工作的一部分樂趣，是關於破解每一位來電者的恐懼與渴望。建造網站的每個客戶都「像小說裡的人物。我喜歡贏得他們的信任，那樣感覺很好」。

——本文摘自《人文學科的逆襲：「無路用」學門畢業生的職場出頭術》，2019 年，時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