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儕審查時，該不該讓審閱人知道論文作者是誰？

醫學論文造假事件

去年醫學論文造假事件鬧到最鬧烘烘時，很多圈內的朋友也都不約而同做了很多相同的夢，內容非常真實又刺激，曲折離奇到說出夢境都絕對要發表不自殺聲明。

毫不例外的，現實當然也要比很多影視作品還更變態，狗血狂灑到編劇都嚇到吃手手，不信看看從造假後一路走來，台灣高等教育和學術圈在面對愈來愈嚴峻的國際競爭壓力下，各種明爭暗鬥、扯後腿、落井下石，真是令人眼花撩亂，難怪台灣書市的大眾小說幾乎全都變小眾了，因為讀報紙就比大眾小說精彩。

醫學論文造假事件後，除了造成有學校沒有校長，很多新同事和助理、學生要去上所謂的學術倫理課，以及信箱不時收到誠信電子報，在制度和體制上幾乎沒有任何改變。相信再來一次，同樣的戲碼又不會不再重演一遍，然後更多無辜的人要逼得寫作文，或小說。

讓科學界莘莘學子重新點燃希望

這是一個很難讓人樂觀的年代，不過在這個現實虛構顛三倒四的惡質現狀下，慶幸的是有部優異的作品橫空出世了！在紛紛擾擾的環境中，這本小說卻很瘋刺的比讀報紙才知道的事情還來得更像是真實的！

在一系列造假事件中，學術圈內異常的安靜，就連我夢中在醫院裡工作的線民，都回報說醫院內所有人上班時都完全不像聽說任何事一樣，在茶餘飯後都完全沒人想要提到這件事，一整個河蟹到可怕，據說膽敢要說八卦的話，都要作夢跑離院外好幾公里外才行，果然比台日版的《白色巨塔》（白い巨塔）還變態，還好是作夢夢到的。學術圈內的大佬也沒人敢出來批評什麼，只有個位數學者敢在媒體上大量投書。

就在那幾位膽敢大量投書媒體的人物中，最突出的就是國立宜蘭大學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特聘教授 ──《科學月刊》、《科技報導》前總編輯蔡孟利老師，以專業證據、實際訪談為基礎，提出強力的質疑，是極少數的正義之聲。據說他母校已有很多師生及校友感到 ⋯⋯ 因此，台灣就平添了一位優異的小說家！

龍困淺灘，不死也傷！

科學的價值、教育的價值、大學的價值，在純粹的名利追逐下，無形中崩壞！有人還敢說在學者和官員的這些作為下，能帶給社會正面的力量，以及給予莘莘學子追求和現實夢想的勇氣嗎？！難怪人才加速流失。好棒棒，沒有關係，很可以，我們還有小說《死了一個研究生以後》。

在「死了一個研究生以後」 ……

在細胞培養室裡無預警地開了一氧化碳自殺，然後她就死掉了。讓一個宅男在十幾天中步向人生中，比做實驗追求知識更真實的探索之旅，探索學姐的死因、探索人生中的其他面向、探索愛情。科學研究，原本就是要犧牲一個人很多很多青春和精力的，可是換來的不是高尚的理念，而是成了追名逐利下被吃掉也不痛不癢的小棋子，都不知大人要怎麼教小孩了。

原本以為，《死了一個研究生以後》只是一本人物對白簡單的爆料驚悚小說，可是沒想到這卻是一本文學性頗強的小說，甚至讓人忘了真實世界中的論文造假事件，即使真實的世界的夢境中，真的死了人。

我相信，沒讀過《死了一個研究生以後》的朋友遠超過讀過的，因為讀過的朋友見面時都不約而同問對方讀過了沒，即使不是生科人，也讀得津津有味。很難想像理工宅的處女作，就交織出複雜的劇情、深厚的感情、合理的線索，讓讀者跟著一位宅男抽絲剝繭，並且在宅了很多年的象牙塔脫困後在現實世界中遭遇各種逃避過的衝撞，簡直就是本宅男的異想世界，宅得很精彩！

《死了一個研究生以後》中的命案把一自以為投身科學研究的宅男搞得七葷八素，現實中更多阿宅的故事只恐怕更杯具。《死了一個研究生以後》把一個宅男的生活和心理刻畫得入木三分，包括對正妹們的諸多性幻想。我雖然一點也不宅，但看看周遭的宅男們，也感到好親切和熟悉。

作為一部傳說中的推理小說，《死了一個研究生以後》是有些不足，就是壞人實在太善良了，果然學界大佬都還是吃素的，讓結尾對照整本小說而言顯然不夠緊張刺激。連邪惡的老闆也只能拿科學哲學大師孔恩 (Thomas S. Kuhn，1922－1996)《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的典範論來打打嘴炮，讓我真想巴他兩下，用力打臉說他怎麼知道他的典範不會被轉移掉，造個屁假啦。然而，瑕不掩瑜，近年台灣已少有這麼優異的小說問世了！

泛科學現在推了個泛科幻獎，徵求短篇和中短篇科幻小說。我已想好兩部科幻推理小說的題目了：《死了一個大學校長以後》，以及其續集《死了一個教育部長以後》，請大家拭目以待，期待都能在夢中讀到這兩部劃時代的巨著！

最後，本人在此特地聲明：

本人樂觀開朗，身體健康，無任何使我困擾之慢性病或心理疾病，故絕不可能做出任何看似自殺之行為。

本人從無睡眠困擾，故不需服用安眠藥。

本人不酗酒亦不吸毒，也絕不會接近下列地點：
1. 開放性水域
2. 無救生員之游泳池
3. 有高壓、危險氣體，或密閉式未經抽氣處理之地下室、蓄水池、水桶等
4. 無安全護欄之任何高處
5. 任何施工地點（拆政府除外），包括製作消波塊之工地
6. 任何以上未提及但為一般人正常不會前往之地點

本人恪遵下列事項：
1. 車輛上路前會檢查煞車部件、油門線等，並會在加油前關閉車輛電源與行動電話。
2. 絕不擅搶黃燈、闖紅燈。
3. 乘坐任何軌道類交通工具一定退到警戒線後一步以上，直到車輛停妥。
4. 騎乘機車必戴安全帽；乘車必繫安全帶。
5. 絕不接近任何會放射對人體有立即危害的輻射之場所（如核電廠）或設備。
6. 颱風天不登山、不觀浪。

本人將盡可能注意電器、瓦斯、火源之使用。

本人居住之房屋均使用符合法規之電路電線，絕無電線走火之可能；也絕未在家中放置過量可燃性氣體或液體。浴室中除該有之照明外，不放置任何電器用品，並在睡覺前關閉除電燈、冰箱、電扇外之所有電器開關。

本人絕不會與隨機的不明人士起衝突，並盡可能保護自我人身安全。

所以若網友在看完此聲明之後，近期或將來發現此帳號不再上線，請幫我討回公道，謝謝。

本文原刊登於 The Sky of Gene。

國小高年級科普文，素養閱讀就從今天就開始!!

論文發表是科學家生涯中最值得大肆宣揚的指標之一，也是每位研究人員最不願自己履歷缺少的一塊。令人感到安慰的是，一篇發表在PLOS ONE的研究指出，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科學家有每年發表一篇期刊論文。

而這150,608位科學家支配著研究期刊界，他們的名字出現在41%的科學論文中。在被高度引用文章中， 我們可以在87%的論文共同作者欄中找到這群精英。

由史丹佛大學的流行病學家John Ioannidis領導，SciTech Strategies 的Kevin Boyack與Richard Klavans分析 Elsevier’s Scopus資料庫，檢視了1996到2011年間所發表的一千五百萬位來自世界各地、各個研究領域的科學家。

Ioannidis表示：「我決定做這個主題是因為我此生已看過太多有才華的人無法以目前有限的資源、在現今的環境下生存。」他雖然懷疑僅有非常少數的科學家能夠一年發表一篇科學論文，但比1%還少的研究結果依舊讓他感到十分意外。

一年發表多於一篇論文的科學家的排行顯著地減少：

• 兩篇或兩篇以上：68,221
• 三篇或三篇以上：37,953
• 四篇或四篇以上： 23,342
• 五篇或五篇以上：15,464
• 十篇或十篇以上：: 3269

Ioannidis認為，這些多產的科學家中，許多都是實驗室或是研究團隊的領導者；他們取得經費、督導研究，並把他們的名字寫進無數個有研究發現的論文中。其他的則可能是具足夠的就業保障與時間，能夠自己去做大量研究的科學家。

然而這些多產的實驗室中仍有許多像是發條般存在的工作人員為了這些論文辛苦著。Ioannidis與其共同作者在論文中寫到：「在我的學科中，可能存在非常多的博士生以廉價勞力的形式投入研究。」這些學生可能花了費數年在研究上，但最後只發表了一篇、或寥寥幾篇論文。「如此說來，研究系統可能正在剝削數以百萬計的年輕科學家的心血。」Ioannidis表示。

若Ioannidis只能選一件事做，他會建議散播資源去給予廣大的科學家們更多的機會，尤其是那些年輕的科學家，幫助他們確保論文產量的持續性與卓越的品質。

參考資料：

1. The 1% of scientific publishing. Science [11 July 2014]
2. Ioannidis, J. P., Boyack, K. W., & Klavans, R. (2014). Estimates of the continuously publishing core in the scientific workforce. PloS one, 9(7), e101698.

研究論文（paper）投稿到期刊接受同儕審查（Peer review）的過程中，採取單盲（single-blind，亦即審閲人（reviewer）知道論文作者是誰但作者不知審閱人是誰）或是雙盲（double-blind，作者不知道審閲人是誰、審閲人也不知道作者是誰）會不會有不同的結果？

「一定的嘛！」相信大家大概都這麼認為，但真實情況是否真是如此呢？

其實這是個已被提出來多次討論的議題，支持雙盲制的人也不在少數，只是現今多數期刊仍行使單盲制──審閱人在審稿時仍然能夠得知論文作者是誰、任職於哪個機構。過去研究者曾提出幾項可能會因此而導致審閱人不公正的效應，例如瑪蒂達效應（Matilda effect）指的是在男性主導的領域中，相較於第一作者為女性的論文，第一作者為男性的論文會被認為具有較高的科學價值。至於所謂的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指的是知名研究者的新研究成果通常能得到更大的關注。還有，作者如果來自有名的、頂尖的大學或機構，也可能使審閲人產生偏誤。

1978 年，當時甫任教於北達科他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Dakota）心理系的 Stephen J. Ceci 和已經當了四年助理教授的 Douglas P. Peters 攜手進行了一項有趣的實驗，該實驗於 1982 年發表於期刊《THE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上。他們從 12 個不同的心理學期刊上找出了 12 篇不同的 paper，這些 paper 的共通點是它們的作者皆來自排名很前面的大學心理系或研究機構、作者本身非常有名與多產、文章達一定程度的引用率、而且是在過去 18-32 個月這段期間所發表的。 Peters 與 Ceci 兩人將這 12 篇 paper 的作者姓名和單位名稱更改成虛構的姓名與機構名稱之後，重新投稿至原本的 12 個期刊。

結果發生了什麼事？有三篇被編輯或審閲人發現是已經刊登過的文章，所以只有剩下的九篇進入評審階段。然後，這九篇之中有八篇被拒絕刊登！而且審閲人最常給的拒絕理由是：研究方法有重大瑕疵（serious methodological flaws）。

這不是很奇怪嗎？！如果有重大瑕疵，那這些論文是如何獲得先前的審閱人和編輯的認可而獲准刊登的？排除幾個可能原因之後，Peters與Ceci認為，要嘛就是第一次遇到的審閲人能力都剛好比較差，要嘛就是大家都被作者或學校名聲給蒙蔽了雙眼。

另外一項發表於《PNAS》的新研究則是直接比較了審閲人在知道／不知道作者姓名單位的情況下，對於論文的評價是否有所不同。

這個由 Google 和北京清華大學合作發表的實驗直接以投稿至第10屆ACM網路搜尋與數據探勘國際會議 （10th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Conference on Web Search and Data Mining, 縮寫為 WSDM 2017）這個研討會的500篇論文為實驗材料。

在電腦科學（computer science）這個領域，研究者多會把研究成果以研討會論文（conference paper）的形式發表而不是投稿到期刊，而且審稿的時候審閲人會根據全文的結果來決定，而不是只看摘要。

在這個實驗中，有半數的審閲人被分派至單盲組，另一半的審閲人則被分派到雙盲組。實驗包含 bidding 與 reviewing 兩階段。在兩個階段中，單盲組的審閲人都可以看到論文的作者和其所屬單位，但雙盲組的審閲人是看不到這些訊息的。bidding 時，審閲人根據論文的標題和摘要來表示自己是否願意審閱某篇文章（他們可以針對每篇論文表示願意、不願意、或可能三種選項，也可以不表示任何意見）。在 reviewing 的階段， 每篇論文都會由四位審閲人來審閱，單盲組和雙盲組的各兩位。

結果顯示，兩個組別的審閲人的行為在三件事情上有所差異。首先，單盲組的審閲人在 bidding 過程中較少表示意見¹。其次，單盲組的審閲人在 bidding 時比雙盲組的更加偏好那些作者來自於頂尖企業²或頂尖大學³的論文。最後，單盲組的審閲人在審稿完畢後比雙盲組的審閲人更有可能給某些論文好評──作者來自頂尖大學／企業、或作者本身就有名⁴的論文。

簡而言之，審稿的目的本是為了審視論文內容與品質，但論文作者本身的知名度、作者所屬機構的名聲都會影響審閲人的判斷。這項研究的研究者表示，真的該是認真考慮採用雙盲制的時候了。

注解

• 注1：在電腦科學領域的研討會中，bidding 是重要的一環。
• 注2：此處所指之頂尖企業包括 Google、 Microsoft、 Yahoo! 與 Facebook。
• 注3：頂尖大學為 www.topuniversities.com 之中電腦科學領域的全球前50名。
• 注4：有名的作者指至少曾在 WSDM 發表過三篇文章，且發表過的 paper 總數量已經超過一百篇的人。

參考文獻

• Peters, D. P., & Ceci, S. J. (1982). Peer-review practices of psychological journals: The fate of published articles, submitted again.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5(2), 187–195. doi:10.1017/S0140525X00011183
• Tomkins, A., Zhang, M., & Heavlin, W. D. (2017). Reviewer bias in single- versus double-blind peer review.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4(48), 12708–12713. doi:10.1073/pnas.1707323114

國小高年級科普文，素養閱讀就從今天就開始!!

文/李盈儀     編修/蔡宇哲

“啊！有流星快許願！”

“我要考試都考一百分、我要考試都考一百分、我要考試都考一百分”

“我要練出人魚線、 我要練出人魚線、我要練出人魚線”

“考上研究所、考上研究所、 考上研究所”

大家滿愛許願的，看到流星要許一下、生日要許一下、新年要許一下，這些願望需要有自己的持續努力才有辦法達成。但光是只有希望和目標是不夠的，必須還要對你的目標有進一步的具體計畫，如此才會容易達成目標，實現願望。

戈維哲(Peter M. Gollwitzer)和布蘭茲達特(Veronika Brandstatter)這兩位心理學家，他們就想看看對於學生想要完成的目標有沒有做規劃，是不是會影響目標的達成程度。他們預期對於完成目標的方法作規劃的人，最後達成目標的程度會比較高。

他們找來一群大學生，要求他們完成一些作業，作業有困難也有簡單的，同時他們會詢問這些學生，對於完成作業是否有規劃具體的執行方法，例如什麼時候要完成？在哪裡完成？要怎麼完成？等等的問題，等作業繳交後再分析完成作業與事先規畫是否有關。

結果顯示，如果作業是簡單程度，那麼不管有沒有事先規劃，大約都有80%的學生完成。但困難作業就不一樣了，有事先規劃執行方法的學生，最後有62%的人順利完成作業；而那些沒有規劃執行方法的學生，則只有22%的人完成。這跟我們的生活經驗很像，簡單的大家都能完成，但困難的要是沒有一些規劃，只單純想想的話，最終完成的機會是不高的。

不過上述研究也可能是會完成的學生本來就動機比較強，所以會傾向事先規劃。那麼完成作業到底是事先規劃的功勞還是單純動機比較強的關係？因此研究者進行了第二個研究。他要求學生在聖誕節時寫一份報告。且必須在聖誕夜之後的48小時內完成並繳交。有一半的學生要求先具體規畫如何完成報告，像是會在什麼時間和什麼地點寫報告，另外一半的學生則沒有被要求。結果發現，被要求擬定計劃的學生，最後有71%在規定時間內繳回報告，而沒有被要求擬出計畫的則只有32%的人完成。

看來對目標做個具體規劃是的確有幫助的，當我們對於目標的達成有擬定計畫，就越容易實現；而如果我們只是放在心裡想想，卻沒有實際的規劃出該如何達成目標，則較不容易實現。

所以啦，光只有許願是不夠的，不會有魔法教母或是小精靈出來幫忙把目標完成的。要動動腦、動動手，想一想該如何執行它，把達成目標的方法寫下來，之後再一步一步地去做，這樣的話會在不知不覺中，就發現自己已經達到目標了啊！

參考文獻：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s and Effective Goal Pursuit. [pdf]

研究論文（paper）投稿到期刊接受同儕審查（Peer review）的過程中，採取單盲（single-blind，亦即審閲人（reviewer）知道論文作者是誰但作者不知審閱人是誰）或是雙盲（double-blind，作者不知道審閲人是誰、審閲人也不知道作者是誰）會不會有不同的結果？

「一定的嘛！」相信大家大概都這麼認為，但真實情況是否真是如此呢？

其實這是個已被提出來多次討論的議題，支持雙盲制的人也不在少數，只是現今多數期刊仍行使單盲制──審閱人在審稿時仍然能夠得知論文作者是誰、任職於哪個機構。過去研究者曾提出幾項可能會因此而導致審閱人不公正的效應，例如瑪蒂達效應（Matilda effect）指的是在男性主導的領域中，相較於第一作者為女性的論文，第一作者為男性的論文會被認為具有較高的科學價值。至於所謂的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指的是知名研究者的新研究成果通常能得到更大的關注。還有，作者如果來自有名的、頂尖的大學或機構，也可能使審閲人產生偏誤。

1978 年，當時甫任教於北達科他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Dakota）心理系的 Stephen J. Ceci 和已經當了四年助理教授的 Douglas P. Peters 攜手進行了一項有趣的實驗，該實驗於 1982 年發表於期刊《THE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上。他們從 12 個不同的心理學期刊上找出了 12 篇不同的 paper，這些 paper 的共通點是它們的作者皆來自排名很前面的大學心理系或研究機構、作者本身非常有名與多產、文章達一定程度的引用率、而且是在過去 18-32 個月這段期間所發表的。 Peters 與 Ceci 兩人將這 12 篇 paper 的作者姓名和單位名稱更改成虛構的姓名與機構名稱之後，重新投稿至原本的 12 個期刊。

結果發生了什麼事？有三篇被編輯或審閲人發現是已經刊登過的文章，所以只有剩下的九篇進入評審階段。然後，這九篇之中有八篇被拒絕刊登！而且審閲人最常給的拒絕理由是：研究方法有重大瑕疵（serious methodological flaws）。

這不是很奇怪嗎？！如果有重大瑕疵，那這些論文是如何獲得先前的審閱人和編輯的認可而獲准刊登的？排除幾個可能原因之後，Peters與Ceci認為，要嘛就是第一次遇到的審閲人能力都剛好比較差，要嘛就是大家都被作者或學校名聲給蒙蔽了雙眼。

另外一項發表於《PNAS》的新研究則是直接比較了審閲人在知道／不知道作者姓名單位的情況下，對於論文的評價是否有所不同。

這個由 Google 和北京清華大學合作發表的實驗直接以投稿至第10屆ACM網路搜尋與數據探勘國際會議 （10th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Conference on Web Search and Data Mining, 縮寫為 WSDM 2017）這個研討會的500篇論文為實驗材料。

在電腦科學（computer science）這個領域，研究者多會把研究成果以研討會論文（conference paper）的形式發表而不是投稿到期刊，而且審稿的時候審閲人會根據全文的結果來決定，而不是只看摘要。

在這個實驗中，有半數的審閲人被分派至單盲組，另一半的審閲人則被分派到雙盲組。實驗包含 bidding 與 reviewing 兩階段。在兩個階段中，單盲組的審閲人都可以看到論文的作者和其所屬單位，但雙盲組的審閲人是看不到這些訊息的。bidding 時，審閲人根據論文的標題和摘要來表示自己是否願意審閱某篇文章（他們可以針對每篇論文表示願意、不願意、或可能三種選項，也可以不表示任何意見）。在 reviewing 的階段， 每篇論文都會由四位審閲人來審閱，單盲組和雙盲組的各兩位。

結果顯示，兩個組別的審閲人的行為在三件事情上有所差異。首先，單盲組的審閲人在 bidding 過程中較少表示意見¹。其次，單盲組的審閲人在 bidding 時比雙盲組的更加偏好那些作者來自於頂尖企業²或頂尖大學³的論文。最後，單盲組的審閲人在審稿完畢後比雙盲組的審閲人更有可能給某些論文好評──作者來自頂尖大學／企業、或作者本身就有名⁴的論文。

簡而言之，審稿的目的本是為了審視論文內容與品質，但論文作者本身的知名度、作者所屬機構的名聲都會影響審閲人的判斷。這項研究的研究者表示，真的該是認真考慮採用雙盲制的時候了。

注解

• 注1：在電腦科學領域的研討會中，bidding 是重要的一環。
• 注2：此處所指之頂尖企業包括 Google、 Microsoft、 Yahoo! 與 Facebook。
• 注3：頂尖大學為 www.topuniversities.com 之中電腦科學領域的全球前50名。
• 注4：有名的作者指至少曾在 WSDM 發表過三篇文章，且發表過的 paper 總數量已經超過一百篇的人。

參考文獻

• Peters, D. P., & Ceci, S. J. (1982). Peer-review practices of psychological journals: The fate of published articles, submitted again.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5(2), 187–195. doi:10.1017/S0140525X00011183
• Tomkins, A., Zhang, M., & Heavlin, W. D. (2017). Reviewer bias in single- versus double-blind peer review.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4(48), 12708–12713. doi:10.1073/pnas.1707323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