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儕審查時，該不該讓審閱人知道論文作者是誰？

本文由 建研所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當你走進一棟建築，是否能感受到它對環境的友善？或許不是每個人都意識到，但現今建築不只提供我們居住和工作的空間，更是肩負著重要的永續節能責任。

綠建築標準的誕生，正是為了應對全球氣候變遷與資源匱乏問題，確保建築設計能夠減少資源浪費、降低污染，同時提升我們的生活品質。然而，要成為綠建築並非易事，每一棟建築都需要通過層層關卡，才能獲得標章認證。

為推動環保永續的建築環境，政府自 1999 年起便陸續著手推動「綠建築標章」、「智慧建築標章」以及「綠建材標章」的相關政策。這些標章的設立，旨在透過標準化的建築評估系統，鼓勵建築設計融入生態友善、能源高效及健康安全的原則。並且政府在政策推動時，為鼓勵業界在規劃設計階段即導入綠建築手法，自 2003 年特別辦理優良綠建築作品評選活動。截至 2024 年為止，已有 130 件優良綠建築、31 件優良智慧建築得獎作品，涵蓋學校、醫療機構、公共住宅等各類型建築，不僅提升建築物的整體性能，也彰顯了政府對綠色、智慧建築的重視。

說這麼多，你可能還不明白建築要變「綠」、變「聰明」的過程，要經歷哪些標準與挑戰？

綠建築標章	智慧建築標章	綠建材標章

第一招：依循 EEWH 標準，打造綠建築典範

環境友善和高效率運用資源，是綠建築（green building）的核心理念，但這樣的概念不僅限於外觀或用材這麼簡單，而是涵蓋建築物的整個生命週期，也就是包括規劃、設計、施工、營運和維護階段在內，都要貼合綠建築的價值。

關於綠建築的標準，讓我們先回到 1990 年，當時英國建築研究機構（BRE）首次發布有關「建築研究發展環境評估工具（Building Research Establishment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Method，BREEAM®）」，是世界上第一個建築永續評估方法。美國則在綠建築委員會成立後，於 1998 年推出「能源與環境設計領導認證」（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LEED）這套評估系統，加速推動了全球綠建築行動。

臺灣在綠建築的制訂上不落人後。由於臺灣地處亞熱帶，氣溫高，濕度也高，得要有一套我們自己的評分規則——臺灣綠建築評估系統「EEWH」應運而生，四個英文字母分別為 Ecology（生態）、Energy saving（節能）、Waste reduction（減廢）以及 Health（健康），分成「合格、銅、銀、黃金和鑽石」共五個等級，設有九大評估指標。

我們就以「台江國家公園」為例，看它如何躍過一道道指標，成為「鑽石級」綠建築的國家公園！

位於臺南市四草大橋旁的「台江國家公園」是臺灣第8座國家公園，也是臺灣唯一的濕地型的國家公園。同時，還是南部行政機關第一座鑽石級的綠建築，其外觀採白色系列，從高空俯瞰，就像在一座小島上座落了許多白色建築群的聚落；從地面看則有臺南鹽山的意象。

因其地形與地理位置的特殊，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則成了台江國家公園的首要考量。園區利用既有的魚塭結構，設計自然護岸，保留基地既有的雜木林和灌木草原，並種植原生與誘鳥誘蟲等多樣性植物，採用複層雜生混種綠化。以石籠作為擋土護坡與卵石回填增加了多孔隙，不僅強化了環境的保護力，也提供多樣的生物棲息環境，使這裡成為動植物共生的美好棲地。

第二招：想成綠建築，必用綠建材

要成為一幢優秀好棒棒的綠建築，使用在原料取得、產品製造、應用過程和使用後的再生利用循環中，對地球環境負荷最小、對人類身體健康無害的「綠建材」非常重要。

這種建材最早是在 1988 年國際材料科學研究會上被提出，一路到今日，國際間對此一概念的共識主要包括再使用（reuse）、再循環（recycle）、廢棄物減量（reduce）和低污染（low emission materials）等特性，從而減少化學合成材料產生的生態負荷和能源消耗。同時，使用自然材料與低 VOC（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建材，亦可避免對人體產生危害。

在綠建築標章後，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也於 2004 年 7 月正式推行綠建材標章制度，以建材生命週期為主軸，提出「健康、生態、高性能、再生」四大方向。舉例來說，為確保室內環境品質，建材必須符合低逸散、低污染、低臭氣等條件；為了防溫室效應的影響，須使用本土材料以節省資源和能源；使用高性能與再生建材，不僅要經久耐用、具高度隔熱和防音等特性，也強調材料本身的再利用性。

在台江國家公園內，綠建材的應用是其獲得 EEWH 認證的重要部分。其不僅在設計結構上體現了生態理念，更在材料選擇上延續了對環境的關懷。園區步道以當地的蚵殼磚鋪設，並利用蚵殼作為建築格柵的填充材料，為鳥類和小生物營造棲息空間，讓「蚵殼磚」不再只是建材，而是與自然共生的橋樑。園區的內部裝修選用礦纖維天花板、矽酸鈣板、企口鋁板等符合綠建材標準的系統天花。牆面則粉刷乳膠漆，整體綠建材使用率為 52.8%。

在日常節能方面，台江國家公園也做了相當細緻的設計。例如，引入樓板下的水面蒸散低溫外氣，屋頂下設置通風空氣層，高處設置排風窗讓熱空氣迅速排出，廊道還配備自動控制的微噴霧系統來降溫。屋頂採用蚵殼與漂流木創造生態棲地，創造空氣層及通風窗引入水面低溫外企，如此一來就能改善事內外氣溫及熱空氣的通風對流，不僅提升了隔熱效果，減少空調需求，讓建築如同「與海共舞」，在減廢與健康方面皆表現優異，展示出綠建築在地化的無限可能。

在綠建材的部分，另外補充獲選為 2023 年優良綠建築的臺南市立九份子國民中小學新建工程，其採用生產過程中二氧化碳排放量較低的建材，比方提高高爐水泥（具高強度、耐久、緻密等特性，重點是發熱量低）的量，並使用能提高混凝土晚期抗壓性、降低混凝土成本與建物碳足跡的「爐石粉」，還用再生透水磚做人行道鋪面。

同樣入選 2023 年綠建築的還有雲林豐泰文教基金會的綠園區，首先，他們捨棄金屬建材，讓高爐水泥使用率達 100%。別具心意的是，他們也將施工開挖的土方做回填，將有高地差的荒地恢復成平坦綠地，本來還有點「工業風」的房舍告別荒蕪，無痛轉綠。

等等，這樣看來建築夠不夠綠的命運，似乎在建材選擇跟設計環節就決定了，是這樣嗎？當然不是，建築是活的，需要持續管理–有智慧的管理。

第三招：智慧管理與科技應用

我們對生態的友善性與資源運用的效率，除了從建築設計與建材的使用等角度介入，也須適度融入「智慧建築」（intelligent buildings）的概念，即運用資通訊科技來提升建築物效能、舒適度與安全性，使空間更人性化。像是透過建築物佈建感測器，用於蒐集環境資料和使用行為，並作為空調、照明等設備、設施運轉操作之重要參考。

為了推動建築與資通訊產業的整合，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於 2004 年建立了「智慧建築標章」制度，為消費者提供判斷建築物是否善用資通訊感知技術的標準。評估指標經多次修訂，目前是以「基礎設施、維運管理、安全防災、節能管理、健康舒適、智慧創新」等六大項指標作為評估基準。
以節能管理指標為例，為了掌握建築物生命週期中的能耗，需透過系統設備和技術的主動控制來達成低耗與節能的目標，評估重點包含設備效率、節能技術和能源管理三大面向。在健康舒適方面，則在空間整體環境、光環境、溫熱環境、空氣品質、水資源等物理環境，以及健康管理系統和便利服務上進行評估。

樹林藝文綜合大樓在設計與施工過程中，充分展現智慧建築應用綜合佈線、資訊通信、系統整合、設施管理、安全防災、節能管理、健康舒適及智慧創新 8 大指標先進技術，來達成兼顧環保和永續發展的理念，也是利用建築資訊模型（BIM）技術打造的指標性建築，受到國際矚目。

在興建階段，為了保留基地內 4 棵原有老樹，團隊透過測量儀器對老樹外觀進行精細掃描，並將大小等比例匯入 BIM 模型中，讓建築師能清晰掌握樹木與建築物之間的距離，確保施工過程不影響樹木健康。此外，在大樓啟用後，BIM 技術被運用於「電子維護管理系統」，透過 3D 建築資訊模型，提供大樓內設備位置及履歷資料的即時讀取。系統可進行設備的監測和維護，包括保養計畫、異常修繕及耗材管理，讓整棟大樓的全生命週期狀況都能得到妥善管理。

智慧建築導入 BIM 技術的應用，從建造設計擴展至施工和日常管理，使建築生命周期的管理更加智慧化。以 FM 系統 ( Facility Management，簡稱 FM ) 為例，該系統可在雲端進行遠端控制，根據會議室的使用時段靈活調節空調風門，會議期間開啟通往會議室的風門以加強換氣，而非使用時段則可根據二氧化碳濃度調整外氣空調箱的運轉頻率，保持低頻運作，實現節能效果。透過智慧管理提升了節能效益、建築物的維護效率和公共安全管理。

總結

綠建築、綠建材與智慧建築這三大標章共同構建了邁向淨零碳排、居住健康和環境永續的基礎。綠建築標章強調設計與施工的生態友善與節能表現，從源頭減少碳足跡；綠建材標章則確保建材從生產到廢棄的全生命週期中對環境影響最小，並保障居民的健康；智慧建築標章運用科技應用，實現能源的高效管理和室內環境的精準調控，增強了居住的舒適性與安全性。這些標章的綜合應用，讓建築不僅是滿足基本居住需求，更成為實現淨零、促進健康和支持永續的具體實踐。

醫學論文造假事件

去年醫學論文造假事件鬧到最鬧烘烘時，很多圈內的朋友也都不約而同做了很多相同的夢，內容非常真實又刺激，曲折離奇到說出夢境都絕對要發表不自殺聲明。

毫不例外的，現實當然也要比很多影視作品還更變態，狗血狂灑到編劇都嚇到吃手手，不信看看從造假後一路走來，台灣高等教育和學術圈在面對愈來愈嚴峻的國際競爭壓力下，各種明爭暗鬥、扯後腿、落井下石，真是令人眼花撩亂，難怪台灣書市的大眾小說幾乎全都變小眾了，因為讀報紙就比大眾小說精彩。

醫學論文造假事件後，除了造成有學校沒有校長，很多新同事和助理、學生要去上所謂的學術倫理課，以及信箱不時收到誠信電子報，在制度和體制上幾乎沒有任何改變。相信再來一次，同樣的戲碼又不會不再重演一遍，然後更多無辜的人要逼得寫作文，或小說。

讓科學界莘莘學子重新點燃希望

這是一個很難讓人樂觀的年代，不過在這個現實虛構顛三倒四的惡質現狀下，慶幸的是有部優異的作品橫空出世了！在紛紛擾擾的環境中，這本小說卻很瘋刺的比讀報紙才知道的事情還來得更像是真實的！

在一系列造假事件中，學術圈內異常的安靜，就連我夢中在醫院裡工作的線民，都回報說醫院內所有人上班時都完全不像聽說任何事一樣，在茶餘飯後都完全沒人想要提到這件事，一整個河蟹到可怕，據說膽敢要說八卦的話，都要作夢跑離院外好幾公里外才行，果然比台日版的《白色巨塔》（白い巨塔）還變態，還好是作夢夢到的。學術圈內的大佬也沒人敢出來批評什麼，只有個位數學者敢在媒體上大量投書。

就在那幾位膽敢大量投書媒體的人物中，最突出的就是國立宜蘭大學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特聘教授 ──《科學月刊》、《科技報導》前總編輯蔡孟利老師，以專業證據、實際訪談為基礎，提出強力的質疑，是極少數的正義之聲。據說他母校已有很多師生及校友感到 ⋯⋯ 因此，台灣就平添了一位優異的小說家！

龍困淺灘，不死也傷！

科學的價值、教育的價值、大學的價值，在純粹的名利追逐下，無形中崩壞！有人還敢說在學者和官員的這些作為下，能帶給社會正面的力量，以及給予莘莘學子追求和現實夢想的勇氣嗎？！難怪人才加速流失。好棒棒，沒有關係，很可以，我們還有小說《死了一個研究生以後》。

在「死了一個研究生以後」 ……

在細胞培養室裡無預警地開了一氧化碳自殺，然後她就死掉了。讓一個宅男在十幾天中步向人生中，比做實驗追求知識更真實的探索之旅，探索學姐的死因、探索人生中的其他面向、探索愛情。科學研究，原本就是要犧牲一個人很多很多青春和精力的，可是換來的不是高尚的理念，而是成了追名逐利下被吃掉也不痛不癢的小棋子，都不知大人要怎麼教小孩了。

原本以為，《死了一個研究生以後》只是一本人物對白簡單的爆料驚悚小說，可是沒想到這卻是一本文學性頗強的小說，甚至讓人忘了真實世界中的論文造假事件，即使真實的世界的夢境中，真的死了人。

我相信，沒讀過《死了一個研究生以後》的朋友遠超過讀過的，因為讀過的朋友見面時都不約而同問對方讀過了沒，即使不是生科人，也讀得津津有味。很難想像理工宅的處女作，就交織出複雜的劇情、深厚的感情、合理的線索，讓讀者跟著一位宅男抽絲剝繭，並且在宅了很多年的象牙塔脫困後在現實世界中遭遇各種逃避過的衝撞，簡直就是本宅男的異想世界，宅得很精彩！

《死了一個研究生以後》中的命案把一自以為投身科學研究的宅男搞得七葷八素，現實中更多阿宅的故事只恐怕更杯具。《死了一個研究生以後》把一個宅男的生活和心理刻畫得入木三分，包括對正妹們的諸多性幻想。我雖然一點也不宅，但看看周遭的宅男們，也感到好親切和熟悉。

作為一部傳說中的推理小說，《死了一個研究生以後》是有些不足，就是壞人實在太善良了，果然學界大佬都還是吃素的，讓結尾對照整本小說而言顯然不夠緊張刺激。連邪惡的老闆也只能拿科學哲學大師孔恩 (Thomas S. Kuhn，1922－1996)《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的典範論來打打嘴炮，讓我真想巴他兩下，用力打臉說他怎麼知道他的典範不會被轉移掉，造個屁假啦。然而，瑕不掩瑜，近年台灣已少有這麼優異的小說問世了！

泛科學現在推了個泛科幻獎，徵求短篇和中短篇科幻小說。我已想好兩部科幻推理小說的題目了：《死了一個大學校長以後》，以及其續集《死了一個教育部長以後》，請大家拭目以待，期待都能在夢中讀到這兩部劃時代的巨著！

最後，本人在此特地聲明：

本人樂觀開朗，身體健康，無任何使我困擾之慢性病或心理疾病，故絕不可能做出任何看似自殺之行為。

本人從無睡眠困擾，故不需服用安眠藥。

本人不酗酒亦不吸毒，也絕不會接近下列地點：
1. 開放性水域
2. 無救生員之游泳池
3. 有高壓、危險氣體，或密閉式未經抽氣處理之地下室、蓄水池、水桶等
4. 無安全護欄之任何高處
5. 任何施工地點（拆政府除外），包括製作消波塊之工地
6. 任何以上未提及但為一般人正常不會前往之地點

本人恪遵下列事項：
1. 車輛上路前會檢查煞車部件、油門線等，並會在加油前關閉車輛電源與行動電話。
2. 絕不擅搶黃燈、闖紅燈。
3. 乘坐任何軌道類交通工具一定退到警戒線後一步以上，直到車輛停妥。
4. 騎乘機車必戴安全帽；乘車必繫安全帶。
5. 絕不接近任何會放射對人體有立即危害的輻射之場所（如核電廠）或設備。
6. 颱風天不登山、不觀浪。

本人將盡可能注意電器、瓦斯、火源之使用。

本人居住之房屋均使用符合法規之電路電線，絕無電線走火之可能；也絕未在家中放置過量可燃性氣體或液體。浴室中除該有之照明外，不放置任何電器用品，並在睡覺前關閉除電燈、冰箱、電扇外之所有電器開關。

本人絕不會與隨機的不明人士起衝突，並盡可能保護自我人身安全。

所以若網友在看完此聲明之後，近期或將來發現此帳號不再上線，請幫我討回公道，謝謝。

本文原刊登於 The Sky of Gene。

研究論文（paper）投稿到期刊接受同儕審查（Peer review）的過程中，採取單盲（single-blind，亦即審閲人（reviewer）知道論文作者是誰但作者不知審閱人是誰）或是雙盲（double-blind，作者不知道審閲人是誰、審閲人也不知道作者是誰）會不會有不同的結果？

「一定的嘛！」相信大家大概都這麼認為，但真實情況是否真是如此呢？

其實這是個已被提出來多次討論的議題，支持雙盲制的人也不在少數，只是現今多數期刊仍行使單盲制──審閱人在審稿時仍然能夠得知論文作者是誰、任職於哪個機構。過去研究者曾提出幾項可能會因此而導致審閱人不公正的效應，例如瑪蒂達效應（Matilda effect）指的是在男性主導的領域中，相較於第一作者為女性的論文，第一作者為男性的論文會被認為具有較高的科學價值。至於所謂的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指的是知名研究者的新研究成果通常能得到更大的關注。還有，作者如果來自有名的、頂尖的大學或機構，也可能使審閲人產生偏誤。

1978 年，當時甫任教於北達科他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Dakota）心理系的 Stephen J. Ceci 和已經當了四年助理教授的 Douglas P. Peters 攜手進行了一項有趣的實驗，該實驗於 1982 年發表於期刊《THE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上。他們從 12 個不同的心理學期刊上找出了 12 篇不同的 paper，這些 paper 的共通點是它們的作者皆來自排名很前面的大學心理系或研究機構、作者本身非常有名與多產、文章達一定程度的引用率、而且是在過去 18-32 個月這段期間所發表的。 Peters 與 Ceci 兩人將這 12 篇 paper 的作者姓名和單位名稱更改成虛構的姓名與機構名稱之後，重新投稿至原本的 12 個期刊。

結果發生了什麼事？有三篇被編輯或審閲人發現是已經刊登過的文章，所以只有剩下的九篇進入評審階段。然後，這九篇之中有八篇被拒絕刊登！而且審閲人最常給的拒絕理由是：研究方法有重大瑕疵（serious methodological flaws）。

這不是很奇怪嗎？！如果有重大瑕疵，那這些論文是如何獲得先前的審閱人和編輯的認可而獲准刊登的？排除幾個可能原因之後，Peters與Ceci認為，要嘛就是第一次遇到的審閲人能力都剛好比較差，要嘛就是大家都被作者或學校名聲給蒙蔽了雙眼。

另外一項發表於《PNAS》的新研究則是直接比較了審閲人在知道／不知道作者姓名單位的情況下，對於論文的評價是否有所不同。

這個由 Google 和北京清華大學合作發表的實驗直接以投稿至第10屆ACM網路搜尋與數據探勘國際會議 （10th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Conference on Web Search and Data Mining, 縮寫為 WSDM 2017）這個研討會的500篇論文為實驗材料。

在電腦科學（computer science）這個領域，研究者多會把研究成果以研討會論文（conference paper）的形式發表而不是投稿到期刊，而且審稿的時候審閲人會根據全文的結果來決定，而不是只看摘要。

在這個實驗中，有半數的審閲人被分派至單盲組，另一半的審閲人則被分派到雙盲組。實驗包含 bidding 與 reviewing 兩階段。在兩個階段中，單盲組的審閲人都可以看到論文的作者和其所屬單位，但雙盲組的審閲人是看不到這些訊息的。bidding 時，審閲人根據論文的標題和摘要來表示自己是否願意審閱某篇文章（他們可以針對每篇論文表示願意、不願意、或可能三種選項，也可以不表示任何意見）。在 reviewing 的階段， 每篇論文都會由四位審閲人來審閱，單盲組和雙盲組的各兩位。

結果顯示，兩個組別的審閲人的行為在三件事情上有所差異。首先，單盲組的審閲人在 bidding 過程中較少表示意見¹。其次，單盲組的審閲人在 bidding 時比雙盲組的更加偏好那些作者來自於頂尖企業²或頂尖大學³的論文。最後，單盲組的審閲人在審稿完畢後比雙盲組的審閲人更有可能給某些論文好評──作者來自頂尖大學／企業、或作者本身就有名⁴的論文。

簡而言之，審稿的目的本是為了審視論文內容與品質，但論文作者本身的知名度、作者所屬機構的名聲都會影響審閲人的判斷。這項研究的研究者表示，真的該是認真考慮採用雙盲制的時候了。

注解

• 注1：在電腦科學領域的研討會中，bidding 是重要的一環。
• 注2：此處所指之頂尖企業包括 Google、 Microsoft、 Yahoo! 與 Facebook。
• 注3：頂尖大學為 www.topuniversities.com 之中電腦科學領域的全球前50名。
• 注4：有名的作者指至少曾在 WSDM 發表過三篇文章，且發表過的 paper 總數量已經超過一百篇的人。

參考文獻

• Peters, D. P., & Ceci, S. J. (1982). Peer-review practices of psychological journals: The fate of published articles, submitted again.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5(2), 187–195. doi:10.1017/S0140525X00011183
• Tomkins, A., Zhang, M., & Heavlin, W. D. (2017). Reviewer bias in single- versus double-blind peer review.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4(48), 12708–12713. doi:10.1073/pnas.1707323114

論文發表是科學家生涯中最值得大肆宣揚的指標之一，也是每位研究人員最不願自己履歷缺少的一塊。令人感到安慰的是，一篇發表在PLOS ONE的研究指出，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科學家有每年發表一篇期刊論文。

而這150,608位科學家支配著研究期刊界，他們的名字出現在41%的科學論文中。在被高度引用文章中， 我們可以在87%的論文共同作者欄中找到這群精英。

由史丹佛大學的流行病學家John Ioannidis領導，SciTech Strategies 的Kevin Boyack與Richard Klavans分析 Elsevier’s Scopus資料庫，檢視了1996到2011年間所發表的一千五百萬位來自世界各地、各個研究領域的科學家。

Ioannidis表示：「我決定做這個主題是因為我此生已看過太多有才華的人無法以目前有限的資源、在現今的環境下生存。」他雖然懷疑僅有非常少數的科學家能夠一年發表一篇科學論文，但比1%還少的研究結果依舊讓他感到十分意外。

一年發表多於一篇論文的科學家的排行顯著地減少：

• 兩篇或兩篇以上：68,221
• 三篇或三篇以上：37,953
• 四篇或四篇以上： 23,342
• 五篇或五篇以上：15,464
• 十篇或十篇以上：: 3269

Ioannidis認為，這些多產的科學家中，許多都是實驗室或是研究團隊的領導者；他們取得經費、督導研究，並把他們的名字寫進無數個有研究發現的論文中。其他的則可能是具足夠的就業保障與時間，能夠自己去做大量研究的科學家。

然而這些多產的實驗室中仍有許多像是發條般存在的工作人員為了這些論文辛苦著。Ioannidis與其共同作者在論文中寫到：「在我的學科中，可能存在非常多的博士生以廉價勞力的形式投入研究。」這些學生可能花了費數年在研究上，但最後只發表了一篇、或寥寥幾篇論文。「如此說來，研究系統可能正在剝削數以百萬計的年輕科學家的心血。」Ioannidis表示。

若Ioannidis只能選一件事做，他會建議散播資源去給予廣大的科學家們更多的機會，尤其是那些年輕的科學家，幫助他們確保論文產量的持續性與卓越的品質。

參考資料：

1. The 1% of scientific publishing. Science [11 July 2014]
2. Ioannidis, J. P., Boyack, K. W., & Klavans, R. (2014). Estimates of the continuously publishing core in the scientific workforce. PloS one, 9(7), e101698.

研究論文（paper）投稿到期刊接受同儕審查（Peer review）的過程中，採取單盲（single-blind，亦即審閲人（reviewer）知道論文作者是誰但作者不知審閱人是誰）或是雙盲（double-blind，作者不知道審閲人是誰、審閲人也不知道作者是誰）會不會有不同的結果？

「一定的嘛！」相信大家大概都這麼認為，但真實情況是否真是如此呢？

其實這是個已被提出來多次討論的議題，支持雙盲制的人也不在少數，只是現今多數期刊仍行使單盲制──審閱人在審稿時仍然能夠得知論文作者是誰、任職於哪個機構。過去研究者曾提出幾項可能會因此而導致審閱人不公正的效應，例如瑪蒂達效應（Matilda effect）指的是在男性主導的領域中，相較於第一作者為女性的論文，第一作者為男性的論文會被認為具有較高的科學價值。至於所謂的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指的是知名研究者的新研究成果通常能得到更大的關注。還有，作者如果來自有名的、頂尖的大學或機構，也可能使審閲人產生偏誤。

1978 年，當時甫任教於北達科他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Dakota）心理系的 Stephen J. Ceci 和已經當了四年助理教授的 Douglas P. Peters 攜手進行了一項有趣的實驗，該實驗於 1982 年發表於期刊《THE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上。他們從 12 個不同的心理學期刊上找出了 12 篇不同的 paper，這些 paper 的共通點是它們的作者皆來自排名很前面的大學心理系或研究機構、作者本身非常有名與多產、文章達一定程度的引用率、而且是在過去 18-32 個月這段期間所發表的。 Peters 與 Ceci 兩人將這 12 篇 paper 的作者姓名和單位名稱更改成虛構的姓名與機構名稱之後，重新投稿至原本的 12 個期刊。

結果發生了什麼事？有三篇被編輯或審閲人發現是已經刊登過的文章，所以只有剩下的九篇進入評審階段。然後，這九篇之中有八篇被拒絕刊登！而且審閲人最常給的拒絕理由是：研究方法有重大瑕疵（serious methodological flaws）。

這不是很奇怪嗎？！如果有重大瑕疵，那這些論文是如何獲得先前的審閱人和編輯的認可而獲准刊登的？排除幾個可能原因之後，Peters與Ceci認為，要嘛就是第一次遇到的審閲人能力都剛好比較差，要嘛就是大家都被作者或學校名聲給蒙蔽了雙眼。

另外一項發表於《PNAS》的新研究則是直接比較了審閲人在知道／不知道作者姓名單位的情況下，對於論文的評價是否有所不同。

這個由 Google 和北京清華大學合作發表的實驗直接以投稿至第10屆ACM網路搜尋與數據探勘國際會議 （10th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Conference on Web Search and Data Mining, 縮寫為 WSDM 2017）這個研討會的500篇論文為實驗材料。

在電腦科學（computer science）這個領域，研究者多會把研究成果以研討會論文（conference paper）的形式發表而不是投稿到期刊，而且審稿的時候審閲人會根據全文的結果來決定，而不是只看摘要。

在這個實驗中，有半數的審閲人被分派至單盲組，另一半的審閲人則被分派到雙盲組。實驗包含 bidding 與 reviewing 兩階段。在兩個階段中，單盲組的審閲人都可以看到論文的作者和其所屬單位，但雙盲組的審閲人是看不到這些訊息的。bidding 時，審閲人根據論文的標題和摘要來表示自己是否願意審閱某篇文章（他們可以針對每篇論文表示願意、不願意、或可能三種選項，也可以不表示任何意見）。在 reviewing 的階段， 每篇論文都會由四位審閲人來審閱，單盲組和雙盲組的各兩位。

結果顯示，兩個組別的審閲人的行為在三件事情上有所差異。首先，單盲組的審閲人在 bidding 過程中較少表示意見¹。其次，單盲組的審閲人在 bidding 時比雙盲組的更加偏好那些作者來自於頂尖企業²或頂尖大學³的論文。最後，單盲組的審閲人在審稿完畢後比雙盲組的審閲人更有可能給某些論文好評──作者來自頂尖大學／企業、或作者本身就有名⁴的論文。

簡而言之，審稿的目的本是為了審視論文內容與品質，但論文作者本身的知名度、作者所屬機構的名聲都會影響審閲人的判斷。這項研究的研究者表示，真的該是認真考慮採用雙盲制的時候了。

注解

• 注1：在電腦科學領域的研討會中，bidding 是重要的一環。
• 注2：此處所指之頂尖企業包括 Google、 Microsoft、 Yahoo! 與 Facebook。
• 注3：頂尖大學為 www.topuniversities.com 之中電腦科學領域的全球前50名。
• 注4：有名的作者指至少曾在 WSDM 發表過三篇文章，且發表過的 paper 總數量已經超過一百篇的人。

參考文獻

• Peters, D. P., & Ceci, S. J. (1982). Peer-review practices of psychological journals: The fate of published articles, submitted again.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5(2), 187–195. doi:10.1017/S0140525X00011183
• Tomkins, A., Zhang, M., & Heavlin, W. D. (2017). Reviewer bias in single- versus double-blind peer review.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4(48), 12708–12713. doi:10.1073/pnas.1707323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