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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占領華爾街行動如何加速科技創新

D Academy 數位文化學院
・2012/01/21 ・959字 ・閱讀時間約 1 分鐘 ・SR值 492 ・五年級

(圖片來源: 原文出處)

占領華爾街行動不只受益於數位工具的幫助,它也改變了新媒體的面貌。與其探討數位科技如何改變了抗議活動,不如來研究一下,當今的群眾活動如何改變數位科技的面貌。

請看占領華爾街行動如何建立起自己的網路

這個概念因為英國 “完整英國” (UK Uncut) 活動的抗議者而受到矚目。英國抗議學生開發一種名為Sukey的新工具,互相幫助避開警方的佈署。

今年秋天,紐約市祖科蒂公園 (Zucotti Park)的占領者 (occupier)也開發出新工具來取代現有科技。Tumblr就是占領者早期所使用的部落格平台,這個平台在抗議活動前因紐約的時尚與攝影而出名,但之後,抗議者們賦予了Tumblr新的意義。每增加一個和活動相關的標籤、記錄和回文,這個平台的功能就更加突出。

占領者也是近期嘗試建立網狀網路 (mesh network)-在地化的獨立網路-的例子 (這種網路不使用有可能被政府封鎖的中央集線器)。2011年,埃及發生動亂,當穆巴拉克總統切斷全國網路時,網狀網路就被視為可行的解決辦法。埃及的經驗激發了兩個計劃的產生-Open MeshApps for the Apocalypse。現在,占領者們也創立起The Free Network基金會,就和它的先驅一樣,基金會的目標也在於利用當今抗議活動的發展,為往後的行動創造出更多科技工具。

華爾街抗議中所出現的新工具,直接回應了使用者的訴求。例如,當抗議者發現,手機麥克風已經不足以在祖科蒂公園傳播訊息,科學技術人員加入抗議活動者的行列,打造出一款手機工具,來傳遞即時訊息。如果手機有擴音功能,且使用者知道號碼及密碼的話,People’s Skype工具可以將手機變成分散式PA系統 (擴大電子系統信號的設備)。透過手機鍵盤,這項工具也可以用來進行即時投票。

Facebook上新推出的Occupy Network app,為線上動員提供簡易的方法。不需要慢慢篩選一個又一個和占領行動有關的社團、專頁或活動,這款app幫使用者利用所在位置,輕鬆找到Facebook好友中誰加入了占領華爾街的行動。

科技和社交網站現在還無法準確預測未來使用者的需求,必須要靠科技開發商和使用者加強溝通交流,才能有更進一步的發展。在那之前,將還是大型群眾活動主導這一切。

資料來源: How the #Occupy Movement Is Spurring Tech Innovation   譯者:Di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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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Academy 數位文化學院,或簡稱 「D 學院」,是台灣數位文化協會內容推動中心繼 PanSci 泛科學網 之後,成立的第二個非營利知識平台,目的是推動數位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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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抗爭者經歷了什麼?他們的心靈傷痕該如何治癒?——專訪民族學研究所彭仁郁副研究員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23/08/25 ・5313字 ・閱讀時間約 11 分鐘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 採訪撰文|何光塵
  • 責任編輯|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勇敢與體制碰撞,卻在靈魂刻下傷痕

社運抗爭、維護人權的聲張,經常在民主社會發展歷程中刻下清晰的傷痕節點。每一場正面衝撞威權體制的社會運動,皆是由一張張充滿勇氣的臉孔譜成,但在運動結束後,有些抗爭者孤絕地忍受身心創痛。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專訪院內民族學研究所彭仁郁副研究員,同時也是「帶傷前行——社運抗爭者的創傷療癒可能」策展人,談談她如何深入帶傷者的心靈地景、探究療癒 / 遇的可能路徑。

中研院民族所博物館「帶傷前行——社運抗爭者的創傷療癒可能」特展。圖|研之有物

走入中研院民族所博物館「帶傷前行——社運抗爭者的創傷療癒可能」特展現場,展場中迴盪著社運抗爭者「退回服貿」的吶喊聲,這段定時播放的錄音引導人們在聽覺感官上貼近事件現場情境,以察覺抗爭中「人的狀態」。

這些人是誰?他們到底經歷了什麼?

本次特展由中研院民族所彭仁郁副研究員策畫,展覽內容取材自 2014 年 3 月 18 日爆發的 318 公民運動,抗爭現場發生了臺灣解嚴以來最激烈的鎮壓事件。

最嚴重的鎮壓發生在佔領行政院行動的當晚,3 月 23 日晚上至 3 月 24 日凌晨(簡稱 323-324),鎮暴警察動用盾牌、警棍、水砲車攻擊手無寸鐵的靜坐群眾。多數抗爭者是出生在 80、90 年代的年輕人,在過往的生命經驗中從未遇過這樣的場景,一位抗爭者驚魂未定地說「雖然沒有死人,可是很震撼!」

這群經歷警察暴力鎮壓的抗爭者,她/他們生命各層面受到的衝擊,並未隨著社運退場、「出關播種、遍地開花」而結束,許多人在鎮壓行動中身心劇烈受創。心理的衝擊源自想像和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人們第一次感受到「警棍打在身上的劇痛」、「水砲車的劇烈衝擊會讓脊椎神經受損」。

有些人在之後數年持續進行身體的治療和復健,更多人長期面對原生家庭、人際關係、社會關係中,回憶、經歷與現實日常的矛盾。這些經驗並非單純以「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TSD)」類型化診斷就足以理解。

事實上,創傷的樣貌從來不是單一的。

因此,彭仁郁在展覽中呈現 7+n 位社運抗爭者的主體經驗,訴說有著幽微差異的創傷多重樣貌,反映出有別於主流精神醫學標準化、診斷化、病理化、去脈絡化的心理創傷觀點,並提出對照與批判。

策展人彭仁郁呈現 7+n 位社運抗爭者的主體經驗,訴說有著幽微差異的創傷多重樣貌。圖|研之有物

另一方面,展覽更以社運抗爭者的受創主體經驗作為論述主軸和敘事起點,試圖探問從鉅觀視角出發、跨越時空地域的弔詭:在每一場人民對抗不義政權的行動中,掌權者皆以法之名施暴;反抗者卻為了捍衛更高層次的律法,置自身於險境。

反抗者不僅需面對來自國家的暴力,還需忍受周遭親友的不諒解、社會大眾的異樣眼光。在內外在分崩離析的孤絕裡,社運抗爭者又該如何找到療癒的可能?

聆聽帶傷者的記憶,與之同行

2014 年 3 月 23 日晚上至 3 月 24 日凌晨,行政院調度來驅離示威者的警察,採用了超乎比例的暴力驅離手段,用警棍跟盾牌,毫不留情地毆打手無寸鐵的靜坐民眾。圖|黃恐龍(CC BY-ND 4.0)

318 公民運動發生前後,一位紀錄片導演積極記錄社運歷程,實際接觸這群年齡介於 18 至 35 歲的年輕人。記錄過程中,導演敏銳地察覺,有人出現不斷哭泣、失眠、易受驚嚇等創傷反應,一幕幕社運現場的衝突場景會反覆入侵腦海。

於是這位導演找上研究心理創傷療癒的彭仁郁,希望為這群人提供協助與支持。與這群年輕人接觸、討論後,彭仁郁決定以團體帶領者、同行者、療癒者的角色,共同進行了數次團體對話,聆聽彼此的創傷主體經驗。由於團體成員都參與過佔領行政院行動,因此命名為「323-324 同儕團體」。

同儕團體成員分享的內容,啟發了彭仁郁進行「歷史創傷記憶的世代傳承、身分認同與社會實踐」研究計畫,試圖探索當代社運抗爭與政治創傷歷史記憶之間,是否存在某種象徵傳承。與不同背景 318 社運抗爭者的深度交流,成為這項研究的重要基礎。

研究成果涵攝了精神分析理論與社會心理真實的辯證,例如 318 公民運動成功佔領的立法院,意外成為哲學家 Michel Foucault 所說的「異托邦」,或是英國精神分析學家 Donald Winnicott 提出的:一個暫時寄託所有理想願景和創造力的「過渡空間」。

但過渡空間畢竟是過渡,雖然在社會運動現場,抗爭者得以按下日常生活的暫停鍵,辯論未被深入討論過的社會議題。運動結束後,卻往往帶著未竟的願景、夥伴關係的衝突和撕裂、自身存在意義的質疑、面對集體情境的問號,或者身體的傷,回到恍如隔世的日常。

放下專業身分,與受害者並行

323-324 同儕團體進行的出發點,正是透過精神分析聆聽方法,站在「同為人」的位置,創造受創主體發話(enunciation)的「療癒 / 遇」空間。

彭仁郁憶起在法國進行田野研究期間,申請參與法國民間成立的「國際亂倫受害者協會」(AIVI)與受害者並肩工作的經驗。申請加入時,該團體以非常嚴謹的書面、面談過程確保她「不是以專業工作者的身分,而是以成員的角色參與」。

這個親身歷程讓她深刻體會到,身為同行者的「療癒 / 遇」與身為專家進行「治療」的差別。

彭仁郁和法國亂倫受害者並肩工作的經驗讓她深刻體會到,身為同行者的「療癒 / 遇」與身為專家進行「治療」的差別。圖|研之有物

事實上,亂倫受害者的創傷樣貌相當多元,每一位受害者的主體經驗都有細微差異,如果只以精神疾病診斷標準來看待,細微的創傷主體經驗經常在逐項「症狀」打勾的過程中,受到遮蔽和忽略。許多嚴重而未被看見的創傷就這樣被診斷為憂鬱症、焦慮症、邊緣型人格等疾患。

尤其是社運抗爭者在運動結束後,面臨了主體經驗上的巨大斷裂。社會運動的現場震撼與日常生活彷彿是兩個世界。一位同儕團體成員表示:「我回到生活,遇到弱勢、遇到信仰、教會,我發現這個世界上有非常多人,他們其實是兩個世界,我沒有辦法平衡。所以我現在覺得我有處在逃避的狀態。」

正因如此,在 323-324 同儕團體中,即便身為有多年臨床和學術訓練的精神分析師,彭仁郁依然選擇以一個「人」的身分,放下專業角色,以自身經驗與因社運而受創的主體同在,並在其中探索受創者自身所處,卻未必能看見的心靈地景。

並不是非 A 即 B ——非二元的創傷經驗

彭仁郁提到,對於「帶傷的主體經驗」,我們的想像經常掉入二元對立。「帶傷的人可能同時有 A 和 B 兩面,有一面很溫暖,另一面很黑暗。」

另一種二元想像是,一方面覺得如果沒有傷就是沒事,所以如果我沒事就不需要幫助;有事的人才需要幫助,所以有事的人是軟弱的。這樣的二元想像不只出現在帶傷者身上,也會出現在他周圍的人身上。

實際上,受傷的人不一定是軟弱的受害者。受傷的人也可以是倖存者、倡議者。而倡議者、社會運動者可能也會帶傷。

彭仁郁提出「帶傷前行」的概念,正是因為這樣僵固的一刀切二元想像,無論出現在社會群體面對帶傷者的態度,或是帶傷者看待自己內在感受的態度,都創造出「一直跟自己打架」的狀態。

帶傷前行的同時,可以知道自己的傷而不否認傷的存在,讓療癒與行動可以並存,是展覽希望帶給眾人的思考向度。

看見抗爭者的傷痕與足跡

第一展區「傷痕密碼」,透過布滿數字密碼的玻璃櫥窗與歷史照片,回顧 11 場國內外著名的社會運動。圖|研之有物

走進「帶傷前行」展覽的三大展區,第一展區「傷痕密碼」在大片玻璃櫥窗上若隱若現 11 組數字:318、228、64、928、323-324……分別代表國內外 11 場著名的社會運動。

站在巨大的玻璃櫥窗前,觀看一個個數字密碼,就像從鉅觀的視角窺見改變歷史的社會運動,以及國家暴力烙下的集體印記拼圖。觀看陳設在玻璃櫥窗後的歷史照片,則像是記憶一般有著距離感,無法伸手觸及,卻又清晰可見。

第二展區「反叛的想像共同體」,以 7 座展台上的第一人稱自述與象徵物件,訴說 7 位 318 公民運動抗爭者的故事。圖|研之有物

第二展區「反叛的想像共同體」則以 7 座展台訴說 7 位 318 公民運動抗爭者的故事。每位抗爭者皆以難以辨識身分的匿名代號呈現,展台上的文字以第一人稱方式陳述,並附上一件令敘事主角印象深刻的物件。

這 7 個年齡介在 20 至 30 歲之間的社運抗爭者,有靠打工養活自己的大學生、不同領域背景的研究生、前職業軍人、原住民等不同身分。閱讀展台上的第一人稱自述,如同走入每一個人的人生,了解一個人走上街頭的原因、抗爭過程中遭遇的困境,以及運動結束後,抗爭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延續。

GK,30 歲創作者。323 當晚待在行政院大門外側與拒馬間,在警方最後一波驅離中遭重摔,造成輕微腦震盪。令她印象深刻的物件是捏扁的寶特瓶,GK 曾以水瓶丟擲步步進逼的警察,卻被其他主張非暴力抗爭者責備。她認為非暴力抗爭剝奪了人在當下能做的選擇。圖|研之有物
賈斯汀,26 歲前職業軍人。323 晚上跟著其他人魚貫進入行政院,在主建物前協助場控。324 凌晨,警方包圍靜坐群眾時,他用麥克風帶大家呼口號,最後被警方驅離。展台上掛著一件夾克,賈斯汀在社運期間一直穿著,社運結束後鮮少再穿。圖|研之有物
小嵐,21 歲學生。318 當晚與男友一起衝進立法院,在議場內負責文字和影像紀錄。展台上放著幾枚銅板,是社運尾聲小嵐口袋裡僅剩的零錢。家境不富裕的小嵐,平時靠打工賺錢維生,社運期間頓失收入的她,不斷在理想及現實之間掙扎。圖|研之有物

回憶時光機——在不同時空下與創傷者交流

第三展區以「再整合、再詮釋的療癒可能性」為主題,設計了一處名為「療遇時光機」的空間,外圍以柔軟布幔圍繞,內部擺設軟骨頭座椅,前方放置三台卡匣式隨身聽。你可以坐進這個舒適隱密的空間、戴上耳機,聆聽模擬 323-324 同儕團體聚會的錄音。

「療癒時光機」營造一處舒適隱密的空間,可靜下心來聆聽模擬 323-324 同儕團體聚會的錄音,回顧行政院鎮壓當晚的真實情景。圖|研之有物

這是一個透過傾聽讓主體發話的時空,邀請觀眾靜下心來聆聽這段長達 73 分鐘的錄音,彷彿在一個安全的時空容器裡,成為 323-324 同儕團體的一員。在同儕團體交流的過程中,每位成員既是闡述獨特受創經驗的個體,也透過不同觀點的分享和互相扶持成為團體的共同建構者。

在彭仁郁的陪伴下,每位社運抗爭者述說他們在原生家庭、求學過程、抗爭現場及社運結束後的感官經驗及創傷記憶,講到激動處的聲調起伏、恐懼啜泣帶著情緒渲染力,讓人彷彿身歷其境,深刻感受社運創傷者的心靈地景。

例如有多位成員眼見同伴被警察攻擊,自己卻無能為力,甚至毫髮無傷的脫身,內心充滿無盡的愧疚。面對自責不能保護他人者,成員們肯定他在社運過程中的關懷與付出,引導他轉向思考,其實錯不在己,真正造成傷害的是扭曲的國家體制。

透過展覽帶領觀眾回顧與理解

步出展場前,身旁的牆面上貼著許多觀眾留下的觀展感想,當中包含對整起事件的反思、個人經驗的分享,或是想與這群社運抗爭者說的話。這是彭仁郁對來訪者的邀請,透過收集眾人的反饋,一起創造更多交互敘事和理解的可能。

彭仁郁更計畫在 2024 年、也就是 318 公民運動滿十週年之際,綜合呈現觀眾的反饋,並計畫邀請詩人、歌手或劇團一起透過創作,帶大家回顧十年前那段血淚交織的街頭歲月。

訪談的最後,我們請教彭仁郁老師,有哪一句話適合送給帶傷前行者?「別再跟自己打架了。」對於帶傷者的同理與不捨盡在其中。

展覽最後邀請觀眾撕下附在 DM 上的明信片,寫下觀展後的感想。可選擇將明信片貼在牆上或投入信箱,預計於 318 十週年延伸活動中規劃展出。圖|研之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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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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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取諧音自「言之有物」,出處為《周易·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探索具體研究案例、直擊研究員生活,成為串聯您與中研院的橋梁,通往博大精深的知識世界。 網頁:研之有物 臉書:研之有物@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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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眾人數,怎麼估比較專業?
陳 慈忻
・2014/11/26 ・2642字 ・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SR值 545 ・八年級

警方估計柯P嘉年華的人數,與柯營公告的人數差異很大。(圖片來源:馮維義)
警方估計柯P嘉年華的人數,與柯營公告的人數差異很大。(圖片來源:馮維義)

從太陽花學運、香港佔中到令人緊張的選前週末,「參與人數有多少?」往往在政府與公民、鄉民、暴民兩方產生拉鋸。雖然警方估計的人數是柯營公告的五折,柯文哲仍表示「沒什麼好吵的,票投出來最重要」。不過另一位阿文對人數估計的差異表示「相信警方專業」,我剛好在太陽花學運後投入群眾人口的估計研究,藉此機會,與各位就這個問題本身,討論一下目前的方法是否具有明顯的瑕疵?如何更「專業」?

大多數的人口估計方法,都運用一個簡單的小學公式:

人數=面積×密度

也就是說要有精準的估計,在面積、密度的評估上就不能馬虎。然而每一場活動有最熱鬧和最外圍的地區,警方忽略活動的外圍區域,只算了活動最「熱鬧」的區塊,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警方想要用一個「平均密度」去估算(例如:3人/平方公尺,或者2人/平方公尺),因此相對人數稀疏的外圍地區,當然就無法算進來囉。

姑且不挑剔警方畫的範圍是否精準,我們注意到,太陽花學運時警方採用的平均密度也是3,這個3為什麼這個好用,一點依據都沒有嗎?其實是有的,而且已經使用近半世紀。1967年美國柏克萊大學新聞系教授雅各(Herbert Jacobs)對示威人潮進行人工估計,得到了這個約略的數字,此後「雅各法」廣泛的被使用。

為什麼我們只能用一個或兩個平均密度去估計呢?最主要的理由是,「全面評估密度分布耗費大量人力、成本,所以乾脆採用以一概全的平均密度。」可是熱鬧區和外圍區的人口密度差距極大,即便都在熱鬧區,因為大家的姿勢、體型,或其他臉書大神也無法解釋的偶然原因,真實地表的人群密度是很不均勻的。如果說不確定性這麼大,那警方採用2還是3,衍伸出20萬和30萬人的差距,實在很難苟同阿文說的專業呀。

從美國影集疑犯追蹤(person of interest)正打得火熱,可以想像現代社會監視器普及的程度,很多資工領域的研究開始運用監視器畫面,鑽研特定範圍內的人口估計,他們的做法簡單來說,就發展用各種影像分析方法,計算一張影像中的人數(例如運用影像pixel的R、G、B數值,挑選出影像中人佔面積,或者從影像的輪廓推估人數)。隨著這種方法發展蓬勃,一張影像中人數估計的精準度可以達到很高的水準,但是如果要用來估計大規模的群眾人口,會有兩個致命性的問題:

第一個是資料取得,政府不會給暴民監視器影像。

第二個是方法本身的限制,就算計算出每張影像的人數,沒有監視器的地方怎麼辦?

今年太陽花學運的330遊行的人數爭議,我開始想,群眾的力量(Crowd sourcing)加上地理學的空間分析專長,或許可以解決這個難題,因此向網友大大們蒐集了上千張的照片,此外,邦吉空拍工作室也提供了一些空拍畫面。我用簡單的分析流程,來說明這份研究如何進一步精確估算人口密度分布:

第一步:資料蒐集

網友的平面照片可以取代監視器畫面,只要有人在的地方,就有機會取得那個地方的影像,比監視器遍布的範圍更廣,資料的共享性也更高,這份研究挑選了其中下午4點左右的照片,避免人口分布隨時間變化的問題。此外,我們還是會遇到影像不連續的問題,也就是說,照片再多,也不可能100%遍布所有地區,因此我們需要4點時大範圍的空照圖,來處理這個問題。

第二步:資料分析

運用物件導向的影像分析,可以計算出人口密度。(圖片來源:網友)
運用物件導向的影像分析,可以計算出人口密度。(圖片來源:網友)

物件導向影像分析軟體(Object-based Analysis)有別於傳統的pixel-based的影像分析軟體,除了可以用影像中pixel的RGB數值來進行分析,還能夠考量到物件的幾何形狀、相對位置等,幫助我們更精確地計算出人臉數。如此一來,如果我們有十張照片,這些照片有紀錄拍攝的座標,就可以找到十個空間位置的人口密度。

到此為止,我們還無法將這些「點」密度,推廣到大範圍「面」的人口密度。

因此,我們需要第二種資料:空照圖。空照圖因為拍攝的距離較遠,不足以讓我們點出畫面中到底有幾個人,但是用影像分析軟體,可以挑出人所在的範圍。有了這筆資料,我們就可以用地理資訊系統(GIS)軟體,將景福門地區切成網格狀,以空間分析的軟體工具,算出每個格子有多少 % 是人,這個比例就是每個格子的相對的人口密度。

藉由影像分析軟體找出空照圖中人佔的區域(黃色)。(圖片來源:邦及空拍工作室)
藉由影像分析軟體找出空照圖中人佔的區域(黃色)。(圖片來源:邦及空拍工作室)

第三步:空間推估

最終的結果呼之欲出,我們在GIS中將網友照片得到的點密度,以及空照得到的相對面密度疊合在一起,找出兩者的迴歸關係:

相對密度與絕對密度的回歸式

公式中的i代表某一點所在的格子,B0和B1是截距和斜率,透過已知的樣本可以找到這兩個係數,如此一來,其他未知絕對密度的格子,就可以套用這個關係式求得絕對密度了。

將照片得到的點密度與空拍推出的相對密度疊在一起。
將照片得到的點密度與空拍推出的相對密度疊在一起,以進行回歸分析。

這份研究以景福門為示範的研究區,結果發現,所有格子的平均密度為3.41(每平方公尺),一個標準差的範圍內,人口密度甚至高達4.37,若援引批踢踢網友繪製的330太陽花遊行總面積147,216平方公尺來計算,警方以3人作為密度就足足低估「六萬多人」。更遑論這次警方以「感覺」決定部分地區的人口密度僅為2人。

有了群眾的力量,就能利用上述的方法很快找到真實地表上的不均勻密度,專業的人數估計是可能的,只是這邊所指的「專業」,可能與連勝文所瞭解到的有所不同。

當然,目前這個成果有一些限制,例如我只處理了單一時段的人數,無法代表活動的總參加人數;此外,也有一些研究針對動態(人會移動的,而非靜坐的)的遊行人數發展統計方法。我認為這些難題都可以被群眾的力量解決,關鍵是「社運的當下是否有足夠的相片上傳」。

有鑑於此,目前預計進行的任務是:

  1. 建立一個可供上傳照片的平台(網站或APP),建立拍照SOP,例如:拍攝角度的示範、開啟座標定位功能等。
  2. 其次是精進影像分析的品質,主要的問題是如何估算平面照片的影像深度。

若有相關領域的朋友對這個議題有興趣,歡迎一起討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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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夜裡有多少人送仲丘?
陸子鈞
・2013/08/04 ・1681字 ・閱讀時間約 3 分鐘 ・SR值 542 ・八年級

白衫軍運動
白衫軍運動

八月三號的「萬人白T凱道送仲丘」是台灣史上最大規模由公民自發的社會運動,主辦單位估計有25萬人到場,不過台北市中正一分局則估計與會人數約11萬人。為什麼人數估計會有這麼大的落差?又有哪些方法可以估計遊行人數?身在在白T人潮中的科宅我,忍不住好奇。

無論是媽祖遶境、反核四遊行、同志遊行、或者這次的「凱道送仲丘」,都不像演唱會一樣有售票入場,所以估算參與人數成了一項令人頭痛的任務 [1]。但不管是記者為了報導、主辦單位要展現影響力、或者警方作人潮管制,都需要估算遊行人數,而且得「雖不中亦不遠矣」。20世紀後的歷史有不少社會街頭運動,也就發展出一些估算參與人數的方法。

時間回到1960年代,當時美國柏克萊大學發生學運。記者退休後,在柏克萊擔任新聞學教授的雅克布斯(Herbert Jacobs)從他的辦公室向窗外望,看到廣場上滿滿示威的人潮在反越戰。剛好廣場上有格線標記,於是雅克布斯突發奇想計算方格中平均有多少位學生,再由總共多少方格推估出參與的人數 [2]。後來他還估計出不同密度人潮中,一位參加者所佔的面積,再由不同區域的人潮密度乘上區域面積,就能算出人潮。這套「雅克布斯法」(Jacobs Crowd Formula)至今仍被使用來估算人潮的規模。

警政署在受訪中也提到,以凱達格蘭大道為例,全部擠滿的話大約可以容納3萬人,各轄區負責的警員也會每半小時估算一次人潮密度,再推估出總人數,並以最高峰的人數為基準。不過很可惜並沒有連絡上本次集會的主辦單位-公民1985行動聯盟,請他們說明計算人數的方法。

估算出每區的人數之後再加總。

估算出每一區的人潮密度之後,再乘上面積,得到總人數的估計。

另外還有一套以面積來估算的方式。假如遊行人潮非常整齊排成一列一列,只要估算一列有幾個人,一條街能容納幾排人,就能估算出一條街上參與遊行人數。[1]

不過以上兩種方法都只能計算「靜態」的人潮,假如參加者不斷進出人群,就得再用其他方式估算。要計算多少人進出遊行隊伍,可以設置「計算站」,計算每單位時間中有多少人進出,就可以得到更準確的參加者數量。不過這項工程需要許多人力,舉例來說,整場遊行歷時4小時,而人潮增加的速度應該會到某個時間點趨緩,所以要在各重要的路口設置計算站,且需要每十分鐘就計算一次每分鐘進出的人數,才能算出有多少人參加遊行而不是「有多少人在廣場上」。[3]

計算族群中個體的數量是生態學家的拿手項目,之前有研究團隊利用衛星空照圖搭配全景銳化技術(pansharpening)來計算企鵝數量 [4]。撇除高科技,或許生態學經典的「標記再捕捉法」(Mark and recapture)也能派上用場 [5]。舉例來說,在遊行過程中發放一定數量的貼紙、布條或者其他「紀念品」,在散場時看看人潮中有多少比例的人有配戴「紀念品」,就能從比例來推估總人數。

其他有創意的好點子像是利用遊行後遺留的垃圾,也可以用來估計人潮規模 [6],這套方法也許可以估算台北跨年晚會人潮,不過像這次「凱道送仲丘」的高水準公民遊行就不適用了。或者在幾乎人人隨身都會攜帶行動電話的時候,也許手機基地台有連線手機數量的資料能作為人數統計的參考。

一場示威遊行,無論是10萬人或者25萬人,最重要的是訴求的聲音能夠被有關單位重視,否則「25萬」也只是「看報才知道」的一個數字罷了。

 

資料來源:

  1. Crowd counting — wikipedia
  2. Herbert Jacobs — wikipedia
  3. 遊行集會的靜態點算方法
  4. 企鵝家族大合照 — PanSci
  5. Mark and recapture — wikipedia
  6. How do the police make crowd estimates?

延伸資料:

陸子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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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編|台灣大學昆蟲所畢業,興趣廣泛,自認和貓一樣兼具宅氣和無窮的好奇心。喜歡在早上喝咖啡配RSS,克制不了跟別人分享生物故事的衝動,就連吃飯也會忍不住將桌上的食物作生物分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