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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破囚徒困局的公民快閃政治|囚徒困局系列(四)

林澤民_96
・2014/04/08 ・3963字 ・閱讀時間約 8 分鐘 ・SR值 568 ・九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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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林澤民(轉載自nilnimest 的部落格

從白衫軍到黑衫軍,台灣的公民運動已經不只一次地證明:它們能夠超越傳統政黨,在短短的幾天之內,動員數十萬人,和平地集會,向政府提出具體的政策要求,並在數小時之後和平離開。這種新型式的政治,可以稱為「快閃政治」(flash mob politics)。

快閃政治之所以可能,絕大部分是因為手機,網際網路,還有網路社群的普及,特別是在年輕人之間的普及。現代溝通科技,克服了傳統集體行動理論中的所謂「白搭」問題 (free-rider problem),把集體行動從多人「囚犯困局」變成為多人「協調賽局」。當溝通協調成本低而且容易,「臨界質量」(critical mass)便容易達到;而當參與人數超過臨界質量,參與比不參與會有更多的正收益,白搭問題就不存在了。這個過程,是不需要仰賴傳統政治力量來組織動員的;所有群眾運動所須的資源,包括資金、人力、科技、傳播、乃至於醫療、法律諮詢,均可以快速協調集結。群眾自發性協調的成功,表現於全新的、臨時起意的政治符號:白衫、黑衫、太陽花完全取代了傳統政黨的政治符號。

參與社會運動當然主要是追求理想,但傳統集體行動理論認為社會運動的目標是公共財(public goods),如果目標達成,即使未參加運動的人也能夠受益,而參加運動則常須付出重大代價,因此理性的個人,除非有參與才能享受得到的「選擇性利益」(selective benefits),通常會選擇白搭便車而不參與運動。這意味社會運動的參與是一個多人「囚徒困局」,而白搭是一個「優勝策略」,所有參賽者(也就是社會大眾)白搭是唯一的「納許均衡」,但是它不是一個「伯瑞多最佳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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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雙人囚徒困局,請參閱本系列前三篇文章:

這裡簡略說明賽局理論的幾個重要概念:

  • 優勝策略:不論其他參賽者採取何種策略對自己都是比較有利的策略。
  • 納許均衡:沒有參賽者願意「單方面」改變策略的策略組合。
  • 伯瑞多最佳結果:參賽者無法「同時」改進的賽局結果。

集體行動的多人囚徒困局,可以用下圖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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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中,Y軸代表收益,X軸代表出了自己以外參與運動的人數,紅線代表不參與的收益,綠線代表參與的收益。這圖有四項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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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紅線的起始點為零,這代表無人參與社會運動的現狀:不但自己不參與,別人也沒有人參與。穿過原點的水平黑線代表「原始狀態」。在原始狀態中,大家均只為自己著想,沒有人致力於公益,這是一種互相背叛的狀態,每個人的收益均為零。
  2. 不論其他有多少人參與運動,對自己而言,不參與的收益總要比參與的收益來得高。這是因為不參與者不但可以和參與者同樣地享受社會運動的成果,而且不必付出代價。這也就是說,不論其他人參與或不參與,對於自己而言,不參與是優勝策略。
  3. 紅線跟綠線均隨著參與人數(X)的增加而升高,也就是說不論自己參與與否,別人越多人參與,則自己的收益越大。如果自己想白搭而不參與,那麼參與者是「傻瓜」(sucker) ;如果自己也參與,那麼參與者是同志;不論傻瓜或同志當然都是越多越好,因為越多人付出,社會運動成功的機會越大,自己的收益也就也高。
  4. 綠線隨著X的增加而升高時會高過於原始狀態:當傻瓜的人數多到一定程度時-假設為X=K-傻瓜的收益會大於零,也就是比原始狀態還要來得好。當傻瓜的收益大於零,所有參與者便形成一個有存活機會的聯盟 (viable coalition)。這時雖然不參與還是比參與的收益要來得高,也就是白搭問題並未消失,但參與者至少可以說團結比一盤散沙要好。K+1(除自己外另有K人參與)是參與者成為有存活機會聯盟的最少必要人數。

200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湯瑪斯‧謝林 (Thomas Schelling) 在 《微觀動機與宏觀行為》(高一中譯,臉譜出版社)一書中,把符合以上特徵的人際競合關係界定為多人囚徒困局。根據賽局理論,這樣得困局中,理性的參與者沒有人會參與,也就是原始狀態是納許均衡;可是雖然它是一個穩定的狀態,它卻不是伯瑞多最佳結果,因為當參與人數超過K時,不論參與者或不參與者的收益都超過原始狀態的收益,也就是原始狀態是一個大家均可以同時改進的狀態。分析至此,我們可以看出:作為一種集體行動的社會運動是一個困局,因為在原始狀態中,沒有人願意單方面行動,可是社會上所有人卻有同時改善收益的可能性,大家只能徒呼負負而一籌莫展。這不但是一個困局,也是一個「性格決定命運」的希臘悲劇。事實上,所謂「公有地的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正是一種多人囚徒困局。

既然社會運動本質上是多人囚徒困局,那麼為什麼世界上會有那麼多成功的社會運動?這是因為在一些條件下,社會運動的多人囚徒困局可以改變成為多人協調賽局。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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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圖中,綠線的斜率超過紅線,也就是參與收益的邊際效益高過不參與收益的邊際效益:每增加一個參與者,參與者所增加的收益超過不參與者所增加的收益。如此當參與者的數目大到一定程度時-假設為V-綠線終於和紅線黃金交叉而使得參與者的收益超過不參與者的收益了。當參與者的人數超過V點,參與反成了優勝策略。這個V點,便是所謂的臨界質量。當臨界質量達到了,即使自私自利的人都會覺得參與是合算的選擇了。

這個圖所代表的多人賽局沒有無條件的優勝策略,卻有兩個納許均衡:大家都不參與的原始狀態和大家都參與的遍地開花狀態。前者(紅線的最低點)仍然不是伯瑞多最佳狀態,而後者(綠線的最高點)卻是。至於那一個納許均衡能夠被實現就要看臨界質量能不能達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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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成功的社會運動參與收益要比不參與收益有更高的邊際效應?這是因為參與者在社會運動目標的公共財之外另有參與誘因。這些誘因只有參與者才能擁有,而且它們隨著參與人數的增加而增加。這種誘因在許多情況下是存在的:當參與的人多了,參與的代價通常會降低,除了人多好辦事之外,因為參與運動觸犯法律被公權力用暴力驅離或逮捕的可能性也會減小;而且參與的規模越大,越能吸引媒體和一般社會大眾的關注,成功的可能性越高;此時參與者人人心情舒暢,意氣風發,對於能夠在歷史洪流中扮演一個角色而感到驕傲,對於能夠改變世界更有功效感及權力感。此外,參與者彼此之間的同志感情,嘉年華會似的氣氛,甚至於在運動受挫,威權政府鐵腕鎮壓之時的相互支持,相濡以沫等等,均能增加參與社會運動堅持不退的選擇性誘因。

丹尼斯‧鍾 (Dennis Chong)在其名著《集體行動與民權運動》(Collective Action and Civil Rights Movement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一書中曾很精闢地分析:在上述多人協調賽局的框架之下,有三個條件可以促使參與收益的期望值高於不參與收益的期望值; 也就是這三個條件能激勵理性參賽者參與社會運動:第一、參與的代價要低;第二、選擇性的參與誘因要高;第三、參與人數超過臨界質量的機會要大。

在傳統社會中,這三個條件並不是那麼容易滿足,但在網路和手機等移動型溝通工具普及的今日,情況已大不相同。首先,網路及手機使得溝通協調組織動員的成本大幅降低,參與者也能很容易獲得社會運動的資訊,包括運動的目標、策略、戰術、和現狀。其次,由於社群網路的普及,參與者容易表達意見並獲得回應,彼此之間容易便能結成緊密的社群網絡,互相分享,互相激勵,使得表達性的參與收益大幅提高。最後,資訊的便捷讓參與者容易估計參與社會運動的人數以及達成臨界質量的可能性。其實,社群網路很可能讓參與者所認知的臨界質量從所有參與人數大幅降低至所屬網路社群的參與人數;也就是只要自己社群朋友有足夠的人數參與運動,自己便可能受到從眾效應(bandwagon effect)的影響而形成參與收益高於不參與收益的判斷。果真如此,臨界質量的達成便容易多了。

傳統的集體行動理論在時代跨入21世紀就已經落伍了。2001年一月馬尼拉的愛得薩 (EDSA:Epifanio de los Santas)大道上薈集了一百多萬黑衫軍,在四天之內,便推翻了貪腐的菲律賓總統艾斯特拉達 (Joseph Estrada)。黑衫軍凝聚的動力,來自於一則只有十幾個英文字母的手機簡訊:“Go 2 EDSA, Wear blck”(「赴愛得薩,穿黑衫」)。這場所謂愛得薩革命及類似由手機媒介的集體行動事件,引起了美國學者 Howard Rheingold 的注意而在2002年出版了一本深具前瞻性的著作:《智慧型群眾》(Smart Mobs)。此書探討移動型通訊工具如何能夠克服傳統經濟學所揭示的囚徒困局、公有地的悲劇、以及集體行動的白搭問題。書名中Mobs一字實具雙關用意:它不但指無組織的群眾,也同時指涉手機等移動型溝通工具。簡言之,手機克服了大規模群眾運動中溝通及協調的問題,它能凝聚無組織的群眾在同一目標之下達成集體行動。這個過程,是不需要仰賴傳統政治力量來動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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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手機和集體行動的關聯,請見〈都是手機惹的禍:手機與公民1985行動〉

快閃政治會導致傳統政黨的式微,這點國民黨跟民進黨應該都已經體驗到了,快閃政治也會帶來新的政治人物,但快閃出現的政壇新人不一定能持久亮麗,例如去年的白衫軍和這次的黑衫軍便有不同的領導人。值得觀察的是快閃政治是否會把台灣政治變成一種「馬上辦政治」(politics on demand):當總統支持度低落,政府施政不符民意,公民運動便立刻以快閃來要求政府改變?還有,當快閃變成常態,台灣的傳統政黨將如何因應?

 

作者:林澤民
台大電機系畢業,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教於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政府系。林教授今年(2014)五月中至六月底將於台大政治系開授總時數 36小時的「理性行為分析專論」課程。七月下旬並將於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參與政治學研究方法訓練營的教學工作。林教授的中文部落格多為文學、藝術、政 治、及文化評論。網址: http://blog.udn.com/nilnimest/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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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澤民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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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電機系畢業,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政治學博士, 現任教於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政府系。 林教授每年均參與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及政大選研中心 「政治學計量方法研習營」(Institute for Political Methodology)的教學工作, 並每兩年5-6月在台大政治系開授「理性行為分析專論」密集課程。 林教授的中文部落格多為文學、藝術、政治、社會、及文化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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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之島的生存法則!921地震教育園區揭開台灣的防災祕密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4/09/20 ・4553字 ・閱讀時間約 9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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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台灣會像坐在搖搖椅上,總是時不時地晃動?這個問題或許有些令人不安,但卻是我們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現實。根據氣象署統計,台灣每年有 40,000 次以上的地震,其中有感地震超過 1,000 次。2024年4月3日,花蓮的大地震發生後,台灣就經歷了超過 1,000 次餘震,這些數據被視覺化後形成的圖像,宛如台北101大樓般高聳穿雲,再次引發了全球對台灣地震頻繁性的關注。

地震發生後,許多外國媒體擔心半導體產業會受影響,但更讓他們稱奇的是,台灣竟然能在這麼大的地震之下,將傷害降到這麼低,並迅速恢復。不禁讓人想問,自從 25 年前的 921大地震以來,台灣經歷了哪些改變?哪些地方可能再發生大地震?如果只是遲早,我們該如何做好更萬全的準備?

要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最合適的地點就在一座從地震遺跡中冒出的主題博物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的 921地震教育園區。

圖:跑道捕捉了地震的瞬間 / 圖片來源:劉志恆/青玥攝影

下一個大地震在哪、何時?先聽斷層說了什麼

1999年9月21日凌晨1點47分,台灣發生了一場規模7.3的大地震,震央在南投縣集集鎮,全台 5 萬棟房子遭震垮,罹難人數超過 2,400 人。其中,台中霧峰光復國中校區因車籠埔斷層通過,地面隆起2.6公尺,多棟校舍損毀。政府決定在此設立921地震教育園區,保留這段震撼人心的歷史,並作為防災教育的重要基地。園區內兩處地震遺跡依特性設置為「車籠埔斷層保存館」和「地震工程教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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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籠埔斷層保存館建於原操場位置,為了保存地表破裂及巨大抬升,所以整體設計不採用樑柱結構,而是由82根長12公尺、寬2.4公尺、重約10噸的預鑄預力混凝板組成,外觀為曲線造型,技術難度極高,屬國內外首見,並榮獲多項建築獎。而地震工程教育館保留了原光復國中受損校舍,讓民眾親眼見證地震的驚人破壞力,進一步強調建築結構與安全的重要性。毀損教室旁設有由園區與「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共同策劃的展示館,透過互動展示,讓參觀者親手操作,學習地震工程相關知識。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地質學組研究員蔣正興博士表示,面積上,台灣是一個狹長的小島,卻擁有高達近4000公尺的山脈,彰顯了板塊激烈擠壓、地質活動極為活躍的背景。回顧過去一百年的地震歷史,從1906年的梅山地震、1935年的新竹-台中地震,到1999年的921大地震,都發生在台灣西部,與西部的活動斷層有密切關聯,震源位於淺層,加上人口密度較高,因此對台灣西部造成了嚴重的災情。

而台灣東部是板塊劇烈擠壓的區域,地震震源分佈更廣。與西部相比,雖然東部地震更頻繁,但由於人口密度相對較低,災情相對較少。此外,台灣東北部和外海也是地震多發區,尤其是菲律賓海板塊往北隱沒至歐亞板塊的隱沒地震帶,至沖繩海槽向北延伸,甚至可能影響到台北下方,發生直下型地震,這種地震因震源位於城市正下方,危害特別大,加上台北市房屋非常老舊,若發生直下型地震,災情將非常嚴重。

除了台北市,蔣正興博士指出在台灣西部,我們特別需要關注的就是彰化斷層的影響,該斷層曾於1848年發生巨大錯動。此外,我們也需要留意西南部的地震風險,如 1906 年的梅山地震。此兩條活動斷層距今皆已超過 100 年沒活動了。至於東部,因為存在眾多活動斷層,當然也需要持續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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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之所以擔心某些斷層,是因為這些區域可能已經累積了相當多的能量,一旦達到臨界點,就會釋放,進而引發地震。地質學家通常會沿著斷層挖掘,尋找過去地震的證據,如受構造擾動沉積物的變化,然後透過定年技術來確定地震發生的時間點,估算出斷層的地震週期,然而,這些數字的計算過程非常複雜,需要綜合大量數據。

挑戰在於,有些斷層的活動時間非常久遠,要找到活動證據並不容易。例如,1906年的梅山地震,即使不算久遠,但挖掘出相關斷層的具體位置仍然困難,更不用說那些數百年才活動一次的斷層,如台北的山腳斷層,因為上頭覆蓋了大量沉積物,要找到並研究這些斷層更加困難。

儘管我們很難預測哪個斷層會再次活動,我們仍然可以預先對這些構造做風險評估,從過往地震事件中找到應變之道。而 921 地震教育園區,就是那個可以發現應變之道的地方。

圖:北棟教室毀損區 / 圖片來源:劉志恆/青玥攝影

921 後的 25 年

在園區服務已 11 年的黃英哲擔任志工輔導員,常代表園區到各地進行地震防災宣導。他細數 921 之後,台灣進行的六大改革。制定災害防救法,取代了總統緊急命令。修訂了建築法規,推動斷層帶禁限建與傳統校舍建築改建。組建災難搜救隊伍,在面對未來災害時能更加自主應對。為保存文化資產,增設了歷史建築類別,確保具有保存價值的建築物得到妥善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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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則是推行防災教育。黃英哲表示,除了在學校定期進行防災演練,提升防災意識外,更建立了921地震教育園區,不僅作為教育場所,也是跨部門合作的平台,例如與交通部氣象署、災害防救辦公室、教育部等單位合作,進行全面的防災教育。園區內保留了斷層線的舊址,讓遊客能夠直觀地了解地震的破壞力,最具可看性;然而除此之外,園區也是 921 地震相關文物和資料的重要儲存地,為未來的地震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源。

堪稱園區元老,在園區服務將近 19 年,主要負責日語解說工作的陳婉茹認為,園區最大的特色是保存了斷層造成的地景變化,如抬升的操場和毀壞的教室場景,讓造訪的每個人直觀地感受地震的威力,尤其是對於年輕的小朋友,即使他們沒有親身經歷過,也能透過這些真實的展示認識到地震帶來的危險與影響。

陳婉茹回憶,之前有爸媽帶著小學低年級的小朋友來參觀,原本小朋友並不認真聽講,到處跑來跑去,但當他看到隆起的操場,立刻大聲說這他在課本看過,後來便聚精會神地聽完 40 分鐘的解說。

圖:陳婉茹在第一線負責解說工作 / 圖片來源:921地震教育園區

除了每看必震撼的地景,園區也透過持續更新策展,邀請大家深入地震跟防災的各個面向。策展人黃惠瑛負責展示設計、活動規劃、教具設計等工作。她提到,去年推出的搜救犬特展和今年的「921震災啓示展」與她的個人經歷息息相關。921 大地震時的她還是一名台中女中的住宿生,當時她儘管驚恐,依舊背著腿軟的學姊下樓,讓她在策劃這些展覽時充滿了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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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震體驗平臺的設計中,黃惠瑛強調不僅要讓觀眾了解災害的破壞力,更希望觀眾能從中學到防災知識。她與設計師合作,一樓展示區採用了時光機的概念,運用輕鬆、童趣的風格,希望遊客保持積極心態。二樓的地震體驗平臺結合六軸震動臺和影片,讓遊客真實感受921地震的情境。她強調,這次展覽的目標是全民,設計上避免了血腥和悲傷的元素,旨在讓觀眾帶著正向的感受離開,並重視防災意識。

圖:地震體驗劇場 / 圖片來源:921地震教育園區

籌備今年展覽的最大挑戰是緊迫的時間。從五月開始,九月完成,為了迅速而有效地與設計師溝通,黃惠瑛使用了AI工具如ChatGPT與生成圖像工具,來加快與設計師溝通的過程。

圖:黃惠瑛與設計師於文件中討論設計/ 圖片來源:921地震教育園區

蔣正興博士說,當初學界建議在此設立地震教育園區,其中一位重要推手是法國地質學家安朔葉。他曾在台灣指導十位台灣博士生,這些博士後來成為地質研究的中堅力量。1999年921大地震後,安朔葉教授立刻趕到台灣,認為光復國中是全球研究斷層和地震的最佳觀察點,建議必須保存。為紀念園區今年成立20週年,在斷層館的展示更新中,便特別強調安朔葉的貢獻與當時的操場圖。

此外,作為 20 週年的相關活動,今年九月也將與日本野島斷層保存館簽署合作備忘錄(MOU),強化合作並展示台日合作歷史。另一重頭戲則是向日本兵庫縣人與自然博物館主任研究員加藤茂弘致贈感謝狀,感謝他不遺餘力,長期協助園區斷層保存館的剖面展品保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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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圖:法國巴黎居禮大學安朔葉教授。左圖:兵庫縣立人與自然博物館主任研究員加藤茂弘
/ 圖片來源:921地震教育園區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盡力保存斷層跟受創校舍,只因不想再重蹈覆徹。蔣正興博士表示,921地震發生在車籠埔斷層,其錯動形式成為全球地質研究的典範,尤其是在研究斷層帶災害方面。統計數據顯示,距離車籠埔斷層約100公尺內,住在上盤的罹難率約為1%,而下盤則約為0.6%。這說明住在斷層附近,特別是上盤,是非常危險的。由於台灣主要是逆斷層活動,這一數據清楚告訴我們,在上盤區域建設居住區應特別小心。

2018年花蓮米崙斷層地震就是一個例證。

在921地震後,政府在斷層帶兩側劃設了「地質敏感區」。因為斷層活動週期較長,全球大部分地區難以測試劃設敏感區的有效性,但台灣不同,斷層活動十分頻繁。例如 1951 年,米崙斷層造成縱谷地震,規模達 7.3,僅隔 67 年後,在 2018 年再次發生花蓮地震,這在全球是罕見的,也因此 2016 年劃設的地質敏感區,在 2018 年的地震中便發現,的確更容易發生地表破裂與建築受損,驗證了地質敏感區劃設的有效性。

圖:黃英哲表示曾來園區參訪的兒童寄來的問候信,是他認真工作的動力 / 圖片來源:921地震教育園區

在過去的20年裡,921地震教育園區不僅見證了台灣在防災教育上的進步,也承載著無數來訪者的情感與記憶。每一處地震遺跡,每一項展示,都在默默提醒我們,那段傷痛歷史並未走遠。然而,我們對抗自然的力量,並非源自恐懼,而是源自對生命的尊重與守護。當你走進這座園區,感受那因地震而隆起的操場,或是走過曾經遭受重創的教室,你會發現,這不僅僅是歷史的展示,更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與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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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吧,今年九月,走進921地震教育園區,一起在這裡找尋對未來的啓示,為台灣的下一代共同築起一個更堅固、更安全的家園。

圖:今年九月,走進921地震教育園區 / 圖片來源:劉志恆/青玥攝影

延伸閱讀:
高風險? 家踩「斷層帶、地質敏感區」買房留意
「我摸到台灣的心臟!」法國地質學家安朔葉讓「池上斷層」揚名國際
百年驚奇-霧峰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天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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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抗爭者經歷了什麼?他們的心靈傷痕該如何治癒?——專訪民族學研究所彭仁郁副研究員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23/08/25 ・5313字 ・閱讀時間約 11 分鐘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 採訪撰文|何光塵
  • 責任編輯|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勇敢與體制碰撞,卻在靈魂刻下傷痕

社運抗爭、維護人權的聲張,經常在民主社會發展歷程中刻下清晰的傷痕節點。每一場正面衝撞威權體制的社會運動,皆是由一張張充滿勇氣的臉孔譜成,但在運動結束後,有些抗爭者孤絕地忍受身心創痛。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專訪院內民族學研究所彭仁郁副研究員,同時也是「帶傷前行——社運抗爭者的創傷療癒可能」策展人,談談她如何深入帶傷者的心靈地景、探究療癒 / 遇的可能路徑。

中研院民族所博物館「帶傷前行——社運抗爭者的創傷療癒可能」特展。圖|研之有物

走入中研院民族所博物館「帶傷前行——社運抗爭者的創傷療癒可能」特展現場,展場中迴盪著社運抗爭者「退回服貿」的吶喊聲,這段定時播放的錄音引導人們在聽覺感官上貼近事件現場情境,以察覺抗爭中「人的狀態」。

這些人是誰?他們到底經歷了什麼?

本次特展由中研院民族所彭仁郁副研究員策畫,展覽內容取材自 2014 年 3 月 18 日爆發的 318 公民運動,抗爭現場發生了臺灣解嚴以來最激烈的鎮壓事件。

最嚴重的鎮壓發生在佔領行政院行動的當晚,3 月 23 日晚上至 3 月 24 日凌晨(簡稱 323-324),鎮暴警察動用盾牌、警棍、水砲車攻擊手無寸鐵的靜坐群眾。多數抗爭者是出生在 80、90 年代的年輕人,在過往的生命經驗中從未遇過這樣的場景,一位抗爭者驚魂未定地說「雖然沒有死人,可是很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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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群經歷警察暴力鎮壓的抗爭者,她/他們生命各層面受到的衝擊,並未隨著社運退場、「出關播種、遍地開花」而結束,許多人在鎮壓行動中身心劇烈受創。心理的衝擊源自想像和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人們第一次感受到「警棍打在身上的劇痛」、「水砲車的劇烈衝擊會讓脊椎神經受損」。

有些人在之後數年持續進行身體的治療和復健,更多人長期面對原生家庭、人際關係、社會關係中,回憶、經歷與現實日常的矛盾。這些經驗並非單純以「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TSD)」類型化診斷就足以理解。

事實上,創傷的樣貌從來不是單一的。

因此,彭仁郁在展覽中呈現 7+n 位社運抗爭者的主體經驗,訴說有著幽微差異的創傷多重樣貌,反映出有別於主流精神醫學標準化、診斷化、病理化、去脈絡化的心理創傷觀點,並提出對照與批判。

策展人彭仁郁呈現 7+n 位社運抗爭者的主體經驗,訴說有著幽微差異的創傷多重樣貌。圖|研之有物

另一方面,展覽更以社運抗爭者的受創主體經驗作為論述主軸和敘事起點,試圖探問從鉅觀視角出發、跨越時空地域的弔詭:在每一場人民對抗不義政權的行動中,掌權者皆以法之名施暴;反抗者卻為了捍衛更高層次的律法,置自身於險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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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者不僅需面對來自國家的暴力,還需忍受周遭親友的不諒解、社會大眾的異樣眼光。在內外在分崩離析的孤絕裡,社運抗爭者又該如何找到療癒的可能?

聆聽帶傷者的記憶,與之同行

2014 年 3 月 23 日晚上至 3 月 24 日凌晨,行政院調度來驅離示威者的警察,採用了超乎比例的暴力驅離手段,用警棍跟盾牌,毫不留情地毆打手無寸鐵的靜坐民眾。圖|黃恐龍(CC BY-ND 4.0)

318 公民運動發生前後,一位紀錄片導演積極記錄社運歷程,實際接觸這群年齡介於 18 至 35 歲的年輕人。記錄過程中,導演敏銳地察覺,有人出現不斷哭泣、失眠、易受驚嚇等創傷反應,一幕幕社運現場的衝突場景會反覆入侵腦海。

於是這位導演找上研究心理創傷療癒的彭仁郁,希望為這群人提供協助與支持。與這群年輕人接觸、討論後,彭仁郁決定以團體帶領者、同行者、療癒者的角色,共同進行了數次團體對話,聆聽彼此的創傷主體經驗。由於團體成員都參與過佔領行政院行動,因此命名為「323-324 同儕團體」。

同儕團體成員分享的內容,啟發了彭仁郁進行「歷史創傷記憶的世代傳承、身分認同與社會實踐」研究計畫,試圖探索當代社運抗爭與政治創傷歷史記憶之間,是否存在某種象徵傳承。與不同背景 318 社運抗爭者的深度交流,成為這項研究的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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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涵攝了精神分析理論與社會心理真實的辯證,例如 318 公民運動成功佔領的立法院,意外成為哲學家 Michel Foucault 所說的「異托邦」,或是英國精神分析學家 Donald Winnicott 提出的:一個暫時寄託所有理想願景和創造力的「過渡空間」。

但過渡空間畢竟是過渡,雖然在社會運動現場,抗爭者得以按下日常生活的暫停鍵,辯論未被深入討論過的社會議題。運動結束後,卻往往帶著未竟的願景、夥伴關係的衝突和撕裂、自身存在意義的質疑、面對集體情境的問號,或者身體的傷,回到恍如隔世的日常。

放下專業身分,與受害者並行

323-324 同儕團體進行的出發點,正是透過精神分析聆聽方法,站在「同為人」的位置,創造受創主體發話(enunciation)的「療癒 / 遇」空間。

彭仁郁憶起在法國進行田野研究期間,申請參與法國民間成立的「國際亂倫受害者協會」(AIVI)與受害者並肩工作的經驗。申請加入時,該團體以非常嚴謹的書面、面談過程確保她「不是以專業工作者的身分,而是以成員的角色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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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親身歷程讓她深刻體會到,身為同行者的「療癒 / 遇」與身為專家進行「治療」的差別。

彭仁郁和法國亂倫受害者並肩工作的經驗讓她深刻體會到,身為同行者的「療癒 / 遇」與身為專家進行「治療」的差別。圖|研之有物

事實上,亂倫受害者的創傷樣貌相當多元,每一位受害者的主體經驗都有細微差異,如果只以精神疾病診斷標準來看待,細微的創傷主體經驗經常在逐項「症狀」打勾的過程中,受到遮蔽和忽略。許多嚴重而未被看見的創傷就這樣被診斷為憂鬱症、焦慮症、邊緣型人格等疾患。

尤其是社運抗爭者在運動結束後,面臨了主體經驗上的巨大斷裂。社會運動的現場震撼與日常生活彷彿是兩個世界。一位同儕團體成員表示:「我回到生活,遇到弱勢、遇到信仰、教會,我發現這個世界上有非常多人,他們其實是兩個世界,我沒有辦法平衡。所以我現在覺得我有處在逃避的狀態。」

正因如此,在 323-324 同儕團體中,即便身為有多年臨床和學術訓練的精神分析師,彭仁郁依然選擇以一個「人」的身分,放下專業角色,以自身經驗與因社運而受創的主體同在,並在其中探索受創者自身所處,卻未必能看見的心靈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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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是非 A 即 B ——非二元的創傷經驗

彭仁郁提到,對於「帶傷的主體經驗」,我們的想像經常掉入二元對立。「帶傷的人可能同時有 A 和 B 兩面,有一面很溫暖,另一面很黑暗。」

另一種二元想像是,一方面覺得如果沒有傷就是沒事,所以如果我沒事就不需要幫助;有事的人才需要幫助,所以有事的人是軟弱的。這樣的二元想像不只出現在帶傷者身上,也會出現在他周圍的人身上。

實際上,受傷的人不一定是軟弱的受害者。受傷的人也可以是倖存者、倡議者。而倡議者、社會運動者可能也會帶傷。

彭仁郁提出「帶傷前行」的概念,正是因為這樣僵固的一刀切二元想像,無論出現在社會群體面對帶傷者的態度,或是帶傷者看待自己內在感受的態度,都創造出「一直跟自己打架」的狀態。

帶傷前行的同時,可以知道自己的傷而不否認傷的存在,讓療癒與行動可以並存,是展覽希望帶給眾人的思考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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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抗爭者的傷痕與足跡

第一展區「傷痕密碼」,透過布滿數字密碼的玻璃櫥窗與歷史照片,回顧 11 場國內外著名的社會運動。圖|研之有物

走進「帶傷前行」展覽的三大展區,第一展區「傷痕密碼」在大片玻璃櫥窗上若隱若現 11 組數字:318、228、64、928、323-324……分別代表國內外 11 場著名的社會運動。

站在巨大的玻璃櫥窗前,觀看一個個數字密碼,就像從鉅觀的視角窺見改變歷史的社會運動,以及國家暴力烙下的集體印記拼圖。觀看陳設在玻璃櫥窗後的歷史照片,則像是記憶一般有著距離感,無法伸手觸及,卻又清晰可見。

第二展區「反叛的想像共同體」,以 7 座展台上的第一人稱自述與象徵物件,訴說 7 位 318 公民運動抗爭者的故事。圖|研之有物

第二展區「反叛的想像共同體」則以 7 座展台訴說 7 位 318 公民運動抗爭者的故事。每位抗爭者皆以難以辨識身分的匿名代號呈現,展台上的文字以第一人稱方式陳述,並附上一件令敘事主角印象深刻的物件。

這 7 個年齡介在 20 至 30 歲之間的社運抗爭者,有靠打工養活自己的大學生、不同領域背景的研究生、前職業軍人、原住民等不同身分。閱讀展台上的第一人稱自述,如同走入每一個人的人生,了解一個人走上街頭的原因、抗爭過程中遭遇的困境,以及運動結束後,抗爭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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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K,30 歲創作者。323 當晚待在行政院大門外側與拒馬間,在警方最後一波驅離中遭重摔,造成輕微腦震盪。令她印象深刻的物件是捏扁的寶特瓶,GK 曾以水瓶丟擲步步進逼的警察,卻被其他主張非暴力抗爭者責備。她認為非暴力抗爭剝奪了人在當下能做的選擇。圖|研之有物
賈斯汀,26 歲前職業軍人。323 晚上跟著其他人魚貫進入行政院,在主建物前協助場控。324 凌晨,警方包圍靜坐群眾時,他用麥克風帶大家呼口號,最後被警方驅離。展台上掛著一件夾克,賈斯汀在社運期間一直穿著,社運結束後鮮少再穿。圖|研之有物
小嵐,21 歲學生。318 當晚與男友一起衝進立法院,在議場內負責文字和影像紀錄。展台上放著幾枚銅板,是社運尾聲小嵐口袋裡僅剩的零錢。家境不富裕的小嵐,平時靠打工賺錢維生,社運期間頓失收入的她,不斷在理想及現實之間掙扎。圖|研之有物

回憶時光機——在不同時空下與創傷者交流

第三展區以「再整合、再詮釋的療癒可能性」為主題,設計了一處名為「療遇時光機」的空間,外圍以柔軟布幔圍繞,內部擺設軟骨頭座椅,前方放置三台卡匣式隨身聽。你可以坐進這個舒適隱密的空間、戴上耳機,聆聽模擬 323-324 同儕團體聚會的錄音。

「療癒時光機」營造一處舒適隱密的空間,可靜下心來聆聽模擬 323-324 同儕團體聚會的錄音,回顧行政院鎮壓當晚的真實情景。圖|研之有物

這是一個透過傾聽讓主體發話的時空,邀請觀眾靜下心來聆聽這段長達 73 分鐘的錄音,彷彿在一個安全的時空容器裡,成為 323-324 同儕團體的一員。在同儕團體交流的過程中,每位成員既是闡述獨特受創經驗的個體,也透過不同觀點的分享和互相扶持成為團體的共同建構者。

在彭仁郁的陪伴下,每位社運抗爭者述說他們在原生家庭、求學過程、抗爭現場及社運結束後的感官經驗及創傷記憶,講到激動處的聲調起伏、恐懼啜泣帶著情緒渲染力,讓人彷彿身歷其境,深刻感受社運創傷者的心靈地景。

例如有多位成員眼見同伴被警察攻擊,自己卻無能為力,甚至毫髮無傷的脫身,內心充滿無盡的愧疚。面對自責不能保護他人者,成員們肯定他在社運過程中的關懷與付出,引導他轉向思考,其實錯不在己,真正造成傷害的是扭曲的國家體制。

透過展覽帶領觀眾回顧與理解

步出展場前,身旁的牆面上貼著許多觀眾留下的觀展感想,當中包含對整起事件的反思、個人經驗的分享,或是想與這群社運抗爭者說的話。這是彭仁郁對來訪者的邀請,透過收集眾人的反饋,一起創造更多交互敘事和理解的可能。

彭仁郁更計畫在 2024 年、也就是 318 公民運動滿十週年之際,綜合呈現觀眾的反饋,並計畫邀請詩人、歌手或劇團一起透過創作,帶大家回顧十年前那段血淚交織的街頭歲月。

訪談的最後,我們請教彭仁郁老師,有哪一句話適合送給帶傷前行者?「別再跟自己打架了。」對於帶傷者的同理與不捨盡在其中。

展覽最後邀請觀眾撕下附在 DM 上的明信片,寫下觀展後的感想。可選擇將明信片貼在牆上或投入信箱,預計於 318 十週年延伸活動中規劃展出。圖|研之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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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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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取諧音自「言之有物」,出處為《周易·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探索具體研究案例、直擊研究員生活,成為串聯您與中研院的橋梁,通往博大精深的知識世界。 網頁:研之有物 臉書:研之有物@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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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同伴會出賣你?從「囚徒困境」來看共犯為什麼先招了!——《大話題:賽局理論》
大家出版_96
・2023/04/22 ・1979字 ・閱讀時間約 4 分鐘

合作與私利的權衡:囚徒困境

最廣為人知的賽局理論悖論是囚徒困境,這個賽局由加拿大數學家塔克所命名。塔克教授的囚徒困境賽局就像是好萊塢的犯罪劇情片,有人提供認罪協商給兩名嫌疑犯去供出對方。這個賽局說明了為共同利益而採取聯合行動十分困難,因為人們往往追求私利。

囚徒困境賽局中的誘因屢見不鮮,很適合拿來分析許多領域的問題。從經濟學中公司的競爭,到社會學中的社會規範,到心理學中的決策,到生物學中動物競爭稀缺資源,再到資訊工程中電腦系統競爭頻寬。

囚徒困境是指兩名囚犯陷入「是否要認罪」的心理狀態。圖/《大話題:賽局理論》

阿倫和阿班因為合夥偷車而被捕。警方懷疑他們還涉嫌一起肇事逃逸案件,但沒有足夠的證據起訴他們。兩人被帶到不同的房間分開偵訊。

阿倫和阿班都有兩個可能的行動:保持沉默或認罪。因此,賽局中總共有四種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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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倫沉默,阿班沉默。阿倫認罪,阿班沉默。阿倫沉默,阿班認罪。阿倫認罪,阿班認罪。

刑期長短受到共犯是否認罪的影響。圖/《大話題:賽局理論》

我們可以用策略型式表達這個囚徒困境。支付矩陣中,列代表阿倫的可能行動,欄代表阿班的可能行動。我們在行與列的相交處填入每位參與者的報酬,在本例中也就是他們各自的刑期。

如果兩人都沉默,兩人都將因偷車而服刑一年。這當然不好,所以報酬是負值(阿倫:-1,阿班:-1)。如果兩人都認罪,兩人都要服刑十年(阿倫:-10,阿班:-10)。

囚徒都知道這個支付矩陣,也都知道彼此面對相同的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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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先認罪的人可以免去刑責,將導致四種可能結果。圖/《大話題:賽局理論》

合作或私利考量下的「最佳解」不同

這是一個同步賽局:即使並非字面意義上的同步,但由於兩人身處不同的偵訊室,做決定時也不知道對方的選擇,因此可以視為同步。

請注意,以策略型式表現賽局,並不意味著我們指出了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我們只是列出所有可能結果,無論合理與否,並且把每個結果中參與者的報酬記下來。

現在,寫下囚徒困境賽局的策略型式後,我們可以嘗試分析可能發生的結果。

兩名囚犯就彼此的利益思考,形成「囚犯困境」的心理狀態。圖/《大話題:賽局理論》

很明顯,如果阿倫和阿班可以共同做決定,兩人會選擇一起沉默,只需要坐牢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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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並非均衡的結果。對阿倫來說,「認罪」的策略絕對優於「沉默」:不管他預期阿班會怎麼做,他的最佳回應都是認罪。

以個人來說,最佳的回應便是「認罪」。圖/《大話題:賽局理論》

同樣地,不管阿班預期阿倫會怎麼做,阿班的最佳回應都是認罪。

在囚徒困境中,納許均衡是兩名參與者都認罪。這個結果的標準寫法是:

{ 認罪,認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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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是橫列參與者(阿倫)的行動選擇,後者是直欄參與者(阿班)的行動選擇。在均衡中,雙方都要坐牢十年。

即使雙方最佳利益為「沉默」,但在囚徒困境下卻會選擇「認罪」。圖/《大話題:賽局理論》

這屬於柏雷多效率嗎?

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囚徒困境賽局中的納許均衡是否為柏雷多效率?這個資源分配效率的概念是以義大利經濟學家柏雷多(1848 – 1923)來命名。如果再也沒有其他可能的結果可以使至少一人變得更好,但沒有任何人變糟,這樣的結果就是柏雷多效率。

囚徒困境賽局中的納許均衡並非柏雷多效率,因為如果兩人都沉默,每個囚徒都可以變得更好。這也就是「囚徒困境」名稱的由來。

不過,在多數的賽局中,納許均衡就是柏雷多效率。例如在前面電影檔期的賽局中,沒有其他的結果能使雙方以不損及對方的方式獲得更高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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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徒困境並非柏雷多效率,因雙方若選擇共同沉默將能有更好的結果。圖/《大話題:賽局理論》

——本文摘自《大話題:賽局理論》,2023 年 3 月,大家出版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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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為大家,在藝術人文中,指「大師」的作品;在生活旅遊中,指「眾人」的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