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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中國之後,這20年發生了什麼事?

活躍星系核_96
・2020/07/02 ・5274字 ・閱讀時間約 10 分鐘 ・SR值 542 ・八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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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y:泥仔

編按:本文為授權轉載自地球圖輯隊「香港回歸中國之後,這20年發生了什麼事?」,受限於圖片版權,配圖抽換為相關事件之新聞照片。

1997 年 7 月 1 日,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的國旗在香港被降了下來,取而代之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象徵著英國政府在香港長達 156 年的統治告一段落,這 20 年的香港有著怎麼樣的變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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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說好的終極目標 還是遙遙無期

1984 年,當英國與中國就香港主權問題進行談判時,中國以《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確立香港為特別行政區,承諾會按照一國兩制方針,賦予香港高度自治權的「一國兩制」,而且以達到完全民主作為「終極目標」。

只是二十年過去了,這樣的「終極目標」似乎沒有任何要達到的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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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過去了,香港有哪些變化?圖/由Mario Ohibsky@Pixabay

這20年來的香港有什麼變化?

這二十年來,不論是金融危機、SARS疫情爆發、不斷高漲的房價、日漸加深的貧富差距、缺乏真普選等等,都逐漸累積起香港人對中國政府的不滿。

《路透社》也在香港脫離英國之後,為每一年的香港選出了一張代表照片,就跟著【地球圖輯隊】的腳步,一起用圖片走過香港這二十年的變化吧。

1998年12月1日:亞洲金融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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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發生了亞洲金融危機,許多亞洲國家的經濟狀況因此受到重創,甚至到現在還沒有回復原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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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維基百科》的資料,香港在這波危機雖然受到相對小的影響,但香港的人均生產總值一直到 10年後才恢復了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前的水準。

1999年2月8日:香港居留權爭議

超過 100名中國旅客戴著白布條,在香港的法律援助署外靜坐抗議,要求香港政府即刻給他們居留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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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永久性居民在中國大陸出生的子女,以及沒有香港居留權的中國公民在香港出生的子女,其居留權一直是充滿爭議的話題,香港最高法庭本來賦予了這些跨地區子女居留權,該決定卻在 1998年被北京在香港的政府推翻,引來人們聚集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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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社運分子何喜華說道:「我永遠不會忘記這件事,也不會忘記政府做了什麼。它拆散了許多家庭,讓他們沒辦法待在一起。」

直到現在,香港居留權仍是個難解的問題。

2000年2月23日:李嘉誠與科技股熱潮

匯豐銀行前出現了長長的排隊人潮,他們都是等著要買網路媒體公司Tom.com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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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com是由商業泰斗李嘉誠所創立,當時香港正處在科技股熱潮,因此Tom.com的股票認購活動出現後,立刻出現大量港人排隊爭購的情況,現在Tom.com則改名為Tom集團。

2001年5月9日:法輪功的日常

數名法輪功的成員正在冥想。法輪功自從在 1999年被中國政府視為「邪教」並被打壓後,就持續待在香港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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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有 16名法輪功成員在北京駐香港聯絡處抗議時被逮捕定罪,其中 8人的罪行後來被香港最高法庭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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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4月25日:被拆散的親屬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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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移民者的香港親戚在抗議現場被驅離後,悲傷與不滿情緒全寫在臉上。

2002年,4,000名中國人(他們通常被稱為「爭取居港權人士」,abode seekers)打輸了爭取香港居留權的官司,因此被香港當局遣送回中國大陸,此事引來爭取居港權人士與其支持者的持續抗議,抗議手段包含包圍香港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的座車。

2003年6月28日:SARS席捲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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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群的哀悼人潮之中,一名戴著口罩的哀悼者剛好被拍了下來。他們出席的是醫生謝婉雯的葬禮,享年 35歲的她是首位為了搶救SARS病人而殉職的公立醫院醫生,後來也被追授了金英勇勳章(MBG)。

這一年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症候群(SARS)肆虐全世界,並在疫情控制前帶走了 299名港人的性命。

2004年7月1日:爭取民主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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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回歸中國七周年這天,數以萬計的示威人潮把香港街區擠得水泄不通,上街爭取他們的民主權益。

然而,在 2007年、2008年、與 2012年的政治制度改革中,許多港人所期待的、由香港人直接選舉行政長官(俗稱真普選)的制度卻一直沒有到來,後來中國政府更規範香港有任何選舉法規的改動,都必須經過中國政府許可,讓香港追求民主之路越來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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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22日:捍衛釣魚台的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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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日本長年因為釣魚台爭議針鋒相對,因為兩方均相信該島嶼藏有豐富的石油與天然氣,這個議題則在 2006年10月再度被提起。

當時有十幾名香港示威人士駕著船隻來到釣魚台島 20公里處,揮舞著示威標語,彰顯中國對釣魚台的所有權,他們後來被日本的巡邏船隻驅離。

2007年8月1日:捍衛文化古蹟的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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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人士在香港島中環愛丁堡廣場上與香港警察出現衝突,他們聚集在此是希望皇后碼頭(Queen’s Pier)能夠不被拆掉。

這座小型碼頭設立於 1925年的英國殖民時期,在 2007年,皇后碼頭因為中環填海計劃需要被拆除,引發捍衛文化古蹟者的不滿,部分示威者也長駐在皇后碼頭抗議,但在 2007年8月,香港警察強行拆除了駐紮在此數個月的示威營地,也驅逐了在此的絕食抗議者。

皇后碼頭最後在 2008年被拆除。根據《維基百科》,香港政府表示,皇后碼頭的組件都有被安全保存下來,並打算等中環填海計劃完成後,再決定要不要原址重建。

2008年7月16日:籠居生活

在香港大角咀,孔思凱(音譯,Kong Siu-kau)正在居住的籠子中等著吃晚餐。

編按:下圖為示意,非文中提及之同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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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房價從 1997 年開始便節節高昇,連帶讓房租跟著高漲,數以千計的香港人住在 1.39 平方公尺大的籠子內,通常一個房間可以擺下 8 個籠子。

《路透社》指出,在 2017 年,大概有 20 萬人住在鐵籠內或是只有一張單人床的多人通舖。

2009年6月4日:六四天安門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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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維多利亞公園,看不見盡頭的人潮點起小蠟燭,悼念在 20年前發生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天安門事件本來是場追求民主運動的八九民運,卻在幾天後演變成血腥鎮壓。

2010年1月16日:高速鐵路撥款爭議

示威者跪在馬路旁,藉此抗議香港政府提出的「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計劃,反對者主要是對經費支出、車站位址等問題產生質疑,並希望香港立法會能夠不要撥款給高鐵香港段,這場抗議後來則演變成「反對高鐵」與「反反對高鐵」者之間的論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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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相關撥款最後還是通過了,目前該路段還沒有動工的跡象。

2011年6月13日:漫天飛舞的民意

數百人在香港立法會前扔擲紙飛機,抗議香港立法會的遞補機制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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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補機制是指如果民選議員出現空缺,那政府可以在不進行補選的情況下,直接讓該空缺由其他人遞補,此舉引發反對派的強烈抗議,認為這樣是剝奪了選民的選舉權。當時示威者紛紛把象徵「民意」的紙飛機丟入香港立法會,這份法案最終在 2012年修正後通過。

2012年7月1日:新長官就職日

在中國領導人胡景濤(右)的注視下,新任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左)正在進行就職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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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在上任時承諾會打擊居高不下的房價,並為香港帶來更好的民主——但兩者在梁振英就職期間都沒有達成。

2013年6月14日:斯諾登在香港

2013年 6月,國安局前雇員斯諾登 (Edward Snowden)向全世界揭露美國監聽全世界的行動後,選擇以香港作為他的避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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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曝光後美國政府立刻設法要把斯諾登引渡回美國,但是斯諾登最後還是從香港前往俄國,並在當地獲得了政治庇護。

2014年9月28日:以雨傘抵抗催淚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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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大規模的香港人上街爭取真普選,並展開了長達兩個月的佔領中環運動,由於示威民眾會用雨傘抵擋警察的催淚彈、胡椒噴霧,讓雨傘成為這起抗爭的重要象徵,也有人稱佔中運動為雨傘革命。

2015年11月17日:尚未軟化的中港關係

時隔佔中運動一年後,中國與香港間的關係仍處在緊繃狀態。

當時香港與中國足球隊在 2018年世足盃的資格賽遇上,部分香港球迷手持「香港不是中國的」、「噓」的牌子站在觀眾席上表達對中國的不滿,並以噓聲回應在賽場上播放的中國國歌。

2016年2月9日:魚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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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不知名的示威者在與鎮暴警察的衝突中受了傷。

當時香港警察在九龍旺角取締路邊攤的行動,演變成警民間長達數個小時的衝突,香港政府將此事定調為「暴亂」。也有人認為,這一發不可收拾的衝突是源自人民長期對政府的不滿。

2017年6月28日:埋沒在樹根裡的歷史遺跡

Kenny Ho / CC BY-SA

在香港佐治五世紀念公園,一小塊牌子埋沒在榕樹之間,是這塊土地少數還能跟前殖民國連結的存在。

延伸閱讀

  1. 已經處在肝癌末期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保外就醫
  2. 爭民主革命落幕 港人:好羨慕台灣
  3. 民主就是對的路?

本文授權轉載自地球圖輯隊,原文標題「香港回歸中國之後,這20年發生了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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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還要更快!讓國家級地震警報更好用的「都會區強震預警精進計畫」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4/01/21 ・2584字 ・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本文由 交通部中央氣象署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 文/陳儀珈

從地震儀感應到地震的震動,到我們的手機響起國家級警報,大約需要多少時間?

臺灣從 1991 年開始大量增建地震測站;1999 年臺灣爆發了 921 大地震,當時的地震速報系統約在震後 102 秒完成地震定位;2014 年正式對公眾推播強震即時警報;到了 2020 年 4 月,隨著技術不斷革新,當時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以下簡稱為地震中心)僅需 10 秒,就可以發出地震預警訊息!

然而,地震中心並未因此而自滿,而是持續擴建地震觀測網,開發新技術。近年來,地震中心執行前瞻基礎建設 2.0「都會區強震預警精進計畫」,預計讓臺灣的地震預警系統邁入下一個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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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上網路吧!用建設與技術,換取獲得地震資料的時間

「都會區強震預警精進計畫」起源於「民生公共物聯網數據應用及產業開展計畫」,該計畫致力於跨部會、跨單位合作,由 11 個執行單位共同策畫,致力於優化我國環境與防災治理,並建置資料開放平台。

看到這裡,或許你還沒反應過來地震預警系統跟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IoT)有什麼關係,嘿嘿,那可大有關係啦!

當我們將各種實體物品透過網路連結起來,建立彼此與裝置的通訊後,成為了所謂的物聯網。在我國的地震預警系統中,即是透過將地震儀的資料即時傳輸到聯網系統,並進行運算,實現了對地震活動的即時監測和預警。

地震中心在臺灣架設了 700 多個強震監測站,但能夠和地震中心即時連線的,只有其中 500 個,藉由這項計畫,地震中心將致力增加可連線的強震監測站數量,並優化原有強震監測站的聯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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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震中心的評估中,可以連線的強震監測站大約可在 113 年時,從原有的 500 個增加至 600 個,並且更新現有監測站的軟體與硬體設備,藉此提升地震預警系統的效能。

由此可知,倘若地震儀沒有了聯網的功能,我們也形同完全失去了地震預警系統的一切。

把地震儀放到井下後,有什麼好處?

除了加強地震儀的聯網功能外,把地震儀「放到地下」,也是提升地震預警系統效能的關鍵做法。

為什麼要把地震儀放到地底下?用日常生活來比喻的話,就像是買屋子時,要選擇鬧中取靜的社區,才不會讓吵雜的環境影響自己在房間聆聽優美的音樂;看星星時,要選擇光害比較不嚴重的山區,才能看清楚一閃又一閃的美麗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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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有太多、太多的環境雜訊了,因此當地震儀被安裝在地表時,想要從混亂的「噪音」之中找出關鍵的地震波,就像是在搖滾演唱會裡聽電話一樣困難,無論是電腦或研究人員,都需要花費比較多的時間,才能判讀來自地震的波形。

這些環境雜訊都是從哪裡來的?基本上,只要是你想得到的人為震動,對地震儀來說,都有可能是「噪音」!

當地震儀靠近工地或馬路時,一輛輛大卡車框啷、框啷地經過測站,是噪音;大稻埕夏日節放起絢麗的煙火,隨著煙花在天空上一個一個的炸開,也是噪音;台北捷運行經軌道的摩擦與震動,那也是噪音;有好奇的路人經過測站,推了推踢了下測站時,那也是不可忽視的噪音。

因此,井下地震儀(Borehole seismometer)的主要目的,就是盡量讓地震儀「遠離塵囂」,記錄到更清楚、雜訊更少的地震波!​無論是微震、強震,還是來自遠方的地震,井下地震儀都能提供遠比地表地震儀更高品質的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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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中心於 2008 年展開建置井下地震儀觀測站的行動,根據不同測站底下的地質條件,​將井下地震儀放置在深達 30~500 公尺的乾井深處。​除了地震儀外,站房內也會備有資料收錄器、網路傳輸設備、不斷電設備與電池,讓測站可以儲存、傳送資料。

既然井下地震儀這麼強大,為什麼無法大規模建造測站呢?簡單來說,這一切可以歸咎於技術和成本問題。

安裝井下地震儀需要鑽井,然而鑽井的深度、難度均會提高時間、技術與金錢成本,因此,即使井下地震儀的訊號再好,若非有國家建設計畫的支援,也難以大量建置。

人口聚集,震災好嚴重?建立「客製化」的地震預警系統!

臺灣人口主要聚集於西半部,然而此區的震源深度較淺,再加上密集的人口與建築,容易造成相當重大的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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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都會區的建築老舊且密集,當屋齡超過 50 歲時,它很有可能是在沒有耐震規範的背景下建造而成的的,若是超過 25 年左右的房屋,也有可能不符合最新的耐震規範,並未具備現今標準下足夠的耐震能力。 

延伸閱讀:

在地震界有句名言「地震不會殺人,但建築物會」,因此,若建築物的結構不符合地震規範,地震發生時,在同一面積下越密集的老屋,有可能造成越多的傷亡。

因此,對於發生在都會區的直下型地震,預警時間的要求更高,需求也更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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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中心著手於人口密集之都會區開發「客製化」的強震預警系統,目標針對都會區直下型淺層地震,可以在「震後 7 秒內」發布地震警報,將地震預警盲區縮小為 25 公里。

111 年起,地震中心已先後完成大臺北地區、桃園市客製化作業模組,並開始上線測試,當前正致力於臺南市的模組,未來的目標為高雄市與臺中市。

永不停歇的防災宣導行動、地震預警技術研發

地震預警系統僅能在地震來臨時警示民眾避難,無法主動保護民眾的生命安全,若人民沒有搭配正確的防震防災觀念,即使地震警報再快,也無法達到有效的防災效果。

因此除了不斷革新地震預警系統的技術,地震中心也積極投入於地震的宣導活動和教育管道,經營 Facebook 粉絲專頁「報地震 – 中央氣象署」、跨部會舉辦《地震島大冒險》特展、《震守家園 — 民生公共物聯網主題展》,讓民眾了解正確的避難行為與應變作為,充分發揮地震警報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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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雖然地震中心預計於 114 年將都會區的預警費時縮減為 7 秒,研發新技術的腳步不會停止;未來,他們將應用 AI 技術,持續強化地震預警系統的效能,降低地震對臺灣人民的威脅程度,保障你我生命財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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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抗爭者經歷了什麼?他們的心靈傷痕該如何治癒?——專訪民族學研究所彭仁郁副研究員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23/08/25 ・5313字 ・閱讀時間約 11 分鐘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 採訪撰文|何光塵
  • 責任編輯|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勇敢與體制碰撞,卻在靈魂刻下傷痕

社運抗爭、維護人權的聲張,經常在民主社會發展歷程中刻下清晰的傷痕節點。每一場正面衝撞威權體制的社會運動,皆是由一張張充滿勇氣的臉孔譜成,但在運動結束後,有些抗爭者孤絕地忍受身心創痛。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專訪院內民族學研究所彭仁郁副研究員,同時也是「帶傷前行——社運抗爭者的創傷療癒可能」策展人,談談她如何深入帶傷者的心靈地景、探究療癒 / 遇的可能路徑。

中研院民族所博物館「帶傷前行——社運抗爭者的創傷療癒可能」特展。圖|研之有物

走入中研院民族所博物館「帶傷前行——社運抗爭者的創傷療癒可能」特展現場,展場中迴盪著社運抗爭者「退回服貿」的吶喊聲,這段定時播放的錄音引導人們在聽覺感官上貼近事件現場情境,以察覺抗爭中「人的狀態」。

這些人是誰?他們到底經歷了什麼?

本次特展由中研院民族所彭仁郁副研究員策畫,展覽內容取材自 2014 年 3 月 18 日爆發的 318 公民運動,抗爭現場發生了臺灣解嚴以來最激烈的鎮壓事件。

最嚴重的鎮壓發生在佔領行政院行動的當晚,3 月 23 日晚上至 3 月 24 日凌晨(簡稱 323-324),鎮暴警察動用盾牌、警棍、水砲車攻擊手無寸鐵的靜坐群眾。多數抗爭者是出生在 80、90 年代的年輕人,在過往的生命經驗中從未遇過這樣的場景,一位抗爭者驚魂未定地說「雖然沒有死人,可是很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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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群經歷警察暴力鎮壓的抗爭者,她/他們生命各層面受到的衝擊,並未隨著社運退場、「出關播種、遍地開花」而結束,許多人在鎮壓行動中身心劇烈受創。心理的衝擊源自想像和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人們第一次感受到「警棍打在身上的劇痛」、「水砲車的劇烈衝擊會讓脊椎神經受損」。

有些人在之後數年持續進行身體的治療和復健,更多人長期面對原生家庭、人際關係、社會關係中,回憶、經歷與現實日常的矛盾。這些經驗並非單純以「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TSD)」類型化診斷就足以理解。

事實上,創傷的樣貌從來不是單一的。

因此,彭仁郁在展覽中呈現 7+n 位社運抗爭者的主體經驗,訴說有著幽微差異的創傷多重樣貌,反映出有別於主流精神醫學標準化、診斷化、病理化、去脈絡化的心理創傷觀點,並提出對照與批判。

策展人彭仁郁呈現 7+n 位社運抗爭者的主體經驗,訴說有著幽微差異的創傷多重樣貌。圖|研之有物

另一方面,展覽更以社運抗爭者的受創主體經驗作為論述主軸和敘事起點,試圖探問從鉅觀視角出發、跨越時空地域的弔詭:在每一場人民對抗不義政權的行動中,掌權者皆以法之名施暴;反抗者卻為了捍衛更高層次的律法,置自身於險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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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者不僅需面對來自國家的暴力,還需忍受周遭親友的不諒解、社會大眾的異樣眼光。在內外在分崩離析的孤絕裡,社運抗爭者又該如何找到療癒的可能?

聆聽帶傷者的記憶,與之同行

2014 年 3 月 23 日晚上至 3 月 24 日凌晨,行政院調度來驅離示威者的警察,採用了超乎比例的暴力驅離手段,用警棍跟盾牌,毫不留情地毆打手無寸鐵的靜坐民眾。圖|黃恐龍(CC BY-ND 4.0)

318 公民運動發生前後,一位紀錄片導演積極記錄社運歷程,實際接觸這群年齡介於 18 至 35 歲的年輕人。記錄過程中,導演敏銳地察覺,有人出現不斷哭泣、失眠、易受驚嚇等創傷反應,一幕幕社運現場的衝突場景會反覆入侵腦海。

於是這位導演找上研究心理創傷療癒的彭仁郁,希望為這群人提供協助與支持。與這群年輕人接觸、討論後,彭仁郁決定以團體帶領者、同行者、療癒者的角色,共同進行了數次團體對話,聆聽彼此的創傷主體經驗。由於團體成員都參與過佔領行政院行動,因此命名為「323-324 同儕團體」。

同儕團體成員分享的內容,啟發了彭仁郁進行「歷史創傷記憶的世代傳承、身分認同與社會實踐」研究計畫,試圖探索當代社運抗爭與政治創傷歷史記憶之間,是否存在某種象徵傳承。與不同背景 318 社運抗爭者的深度交流,成為這項研究的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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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涵攝了精神分析理論與社會心理真實的辯證,例如 318 公民運動成功佔領的立法院,意外成為哲學家 Michel Foucault 所說的「異托邦」,或是英國精神分析學家 Donald Winnicott 提出的:一個暫時寄託所有理想願景和創造力的「過渡空間」。

但過渡空間畢竟是過渡,雖然在社會運動現場,抗爭者得以按下日常生活的暫停鍵,辯論未被深入討論過的社會議題。運動結束後,卻往往帶著未竟的願景、夥伴關係的衝突和撕裂、自身存在意義的質疑、面對集體情境的問號,或者身體的傷,回到恍如隔世的日常。

放下專業身分,與受害者並行

323-324 同儕團體進行的出發點,正是透過精神分析聆聽方法,站在「同為人」的位置,創造受創主體發話(enunciation)的「療癒 / 遇」空間。

彭仁郁憶起在法國進行田野研究期間,申請參與法國民間成立的「國際亂倫受害者協會」(AIVI)與受害者並肩工作的經驗。申請加入時,該團體以非常嚴謹的書面、面談過程確保她「不是以專業工作者的身分,而是以成員的角色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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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親身歷程讓她深刻體會到,身為同行者的「療癒 / 遇」與身為專家進行「治療」的差別。

彭仁郁和法國亂倫受害者並肩工作的經驗讓她深刻體會到,身為同行者的「療癒 / 遇」與身為專家進行「治療」的差別。圖|研之有物

事實上,亂倫受害者的創傷樣貌相當多元,每一位受害者的主體經驗都有細微差異,如果只以精神疾病診斷標準來看待,細微的創傷主體經驗經常在逐項「症狀」打勾的過程中,受到遮蔽和忽略。許多嚴重而未被看見的創傷就這樣被診斷為憂鬱症、焦慮症、邊緣型人格等疾患。

尤其是社運抗爭者在運動結束後,面臨了主體經驗上的巨大斷裂。社會運動的現場震撼與日常生活彷彿是兩個世界。一位同儕團體成員表示:「我回到生活,遇到弱勢、遇到信仰、教會,我發現這個世界上有非常多人,他們其實是兩個世界,我沒有辦法平衡。所以我現在覺得我有處在逃避的狀態。」

正因如此,在 323-324 同儕團體中,即便身為有多年臨床和學術訓練的精神分析師,彭仁郁依然選擇以一個「人」的身分,放下專業角色,以自身經驗與因社運而受創的主體同在,並在其中探索受創者自身所處,卻未必能看見的心靈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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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是非 A 即 B ——非二元的創傷經驗

彭仁郁提到,對於「帶傷的主體經驗」,我們的想像經常掉入二元對立。「帶傷的人可能同時有 A 和 B 兩面,有一面很溫暖,另一面很黑暗。」

另一種二元想像是,一方面覺得如果沒有傷就是沒事,所以如果我沒事就不需要幫助;有事的人才需要幫助,所以有事的人是軟弱的。這樣的二元想像不只出現在帶傷者身上,也會出現在他周圍的人身上。

實際上,受傷的人不一定是軟弱的受害者。受傷的人也可以是倖存者、倡議者。而倡議者、社會運動者可能也會帶傷。

彭仁郁提出「帶傷前行」的概念,正是因為這樣僵固的一刀切二元想像,無論出現在社會群體面對帶傷者的態度,或是帶傷者看待自己內在感受的態度,都創造出「一直跟自己打架」的狀態。

帶傷前行的同時,可以知道自己的傷而不否認傷的存在,讓療癒與行動可以並存,是展覽希望帶給眾人的思考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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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抗爭者的傷痕與足跡

第一展區「傷痕密碼」,透過布滿數字密碼的玻璃櫥窗與歷史照片,回顧 11 場國內外著名的社會運動。圖|研之有物

走進「帶傷前行」展覽的三大展區,第一展區「傷痕密碼」在大片玻璃櫥窗上若隱若現 11 組數字:318、228、64、928、323-324……分別代表國內外 11 場著名的社會運動。

站在巨大的玻璃櫥窗前,觀看一個個數字密碼,就像從鉅觀的視角窺見改變歷史的社會運動,以及國家暴力烙下的集體印記拼圖。觀看陳設在玻璃櫥窗後的歷史照片,則像是記憶一般有著距離感,無法伸手觸及,卻又清晰可見。

第二展區「反叛的想像共同體」,以 7 座展台上的第一人稱自述與象徵物件,訴說 7 位 318 公民運動抗爭者的故事。圖|研之有物

第二展區「反叛的想像共同體」則以 7 座展台訴說 7 位 318 公民運動抗爭者的故事。每位抗爭者皆以難以辨識身分的匿名代號呈現,展台上的文字以第一人稱方式陳述,並附上一件令敘事主角印象深刻的物件。

這 7 個年齡介在 20 至 30 歲之間的社運抗爭者,有靠打工養活自己的大學生、不同領域背景的研究生、前職業軍人、原住民等不同身分。閱讀展台上的第一人稱自述,如同走入每一個人的人生,了解一個人走上街頭的原因、抗爭過程中遭遇的困境,以及運動結束後,抗爭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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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K,30 歲創作者。323 當晚待在行政院大門外側與拒馬間,在警方最後一波驅離中遭重摔,造成輕微腦震盪。令她印象深刻的物件是捏扁的寶特瓶,GK 曾以水瓶丟擲步步進逼的警察,卻被其他主張非暴力抗爭者責備。她認為非暴力抗爭剝奪了人在當下能做的選擇。圖|研之有物
賈斯汀,26 歲前職業軍人。323 晚上跟著其他人魚貫進入行政院,在主建物前協助場控。324 凌晨,警方包圍靜坐群眾時,他用麥克風帶大家呼口號,最後被警方驅離。展台上掛著一件夾克,賈斯汀在社運期間一直穿著,社運結束後鮮少再穿。圖|研之有物
小嵐,21 歲學生。318 當晚與男友一起衝進立法院,在議場內負責文字和影像紀錄。展台上放著幾枚銅板,是社運尾聲小嵐口袋裡僅剩的零錢。家境不富裕的小嵐,平時靠打工賺錢維生,社運期間頓失收入的她,不斷在理想及現實之間掙扎。圖|研之有物

回憶時光機——在不同時空下與創傷者交流

第三展區以「再整合、再詮釋的療癒可能性」為主題,設計了一處名為「療遇時光機」的空間,外圍以柔軟布幔圍繞,內部擺設軟骨頭座椅,前方放置三台卡匣式隨身聽。你可以坐進這個舒適隱密的空間、戴上耳機,聆聽模擬 323-324 同儕團體聚會的錄音。

「療癒時光機」營造一處舒適隱密的空間,可靜下心來聆聽模擬 323-324 同儕團體聚會的錄音,回顧行政院鎮壓當晚的真實情景。圖|研之有物

這是一個透過傾聽讓主體發話的時空,邀請觀眾靜下心來聆聽這段長達 73 分鐘的錄音,彷彿在一個安全的時空容器裡,成為 323-324 同儕團體的一員。在同儕團體交流的過程中,每位成員既是闡述獨特受創經驗的個體,也透過不同觀點的分享和互相扶持成為團體的共同建構者。

在彭仁郁的陪伴下,每位社運抗爭者述說他們在原生家庭、求學過程、抗爭現場及社運結束後的感官經驗及創傷記憶,講到激動處的聲調起伏、恐懼啜泣帶著情緒渲染力,讓人彷彿身歷其境,深刻感受社運創傷者的心靈地景。

例如有多位成員眼見同伴被警察攻擊,自己卻無能為力,甚至毫髮無傷的脫身,內心充滿無盡的愧疚。面對自責不能保護他人者,成員們肯定他在社運過程中的關懷與付出,引導他轉向思考,其實錯不在己,真正造成傷害的是扭曲的國家體制。

透過展覽帶領觀眾回顧與理解

步出展場前,身旁的牆面上貼著許多觀眾留下的觀展感想,當中包含對整起事件的反思、個人經驗的分享,或是想與這群社運抗爭者說的話。這是彭仁郁對來訪者的邀請,透過收集眾人的反饋,一起創造更多交互敘事和理解的可能。

彭仁郁更計畫在 2024 年、也就是 318 公民運動滿十週年之際,綜合呈現觀眾的反饋,並計畫邀請詩人、歌手或劇團一起透過創作,帶大家回顧十年前那段血淚交織的街頭歲月。

訪談的最後,我們請教彭仁郁老師,有哪一句話適合送給帶傷前行者?「別再跟自己打架了。」對於帶傷者的同理與不捨盡在其中。

展覽最後邀請觀眾撕下附在 DM 上的明信片,寫下觀展後的感想。可選擇將明信片貼在牆上或投入信箱,預計於 318 十週年延伸活動中規劃展出。圖|研之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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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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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島 5 縣食品輸入,如何知道風險可接受?分析報告說了什麼?
PanSci_96
・2022/02/09 ・6400字 ・閱讀時間約 13 分鐘

  • 資料整理 / 泛科學編輯部

行政院於今日(2022/2/8)舉行「日本食品輸入管制措施」記者會,在 3 原則(回歸科學檢驗、比國際標準更嚴格、為民眾把關)、3 配套(將「禁止特定地區進口」改為「禁止特定產品進口」、針對具風險品項要求輻射安全證明加產地證明、福島 5 縣食品在邊境 100% 檢驗)的措施之下,開放福島 5 縣食品進口(五縣分別為福島、茨城、櫪木、群馬、千葉等)。

圖/行政院

於前一日的晚間,衛福部食藥署公布了委託台大毒理學研究所姜至剛教授執行的「輸入食品風險分析」報告,這份含封面共 94 頁的報告說了什麼呢?讓我們從重點整理中,來看看食品風險評估是如何進行的。

以下資料多引用自109年度「輸入食品風險分析」報告,為使閱讀更為流暢,有些段落有經過編修以及微調字句。

食品安全要以「風險分析」作為溝通工具

任何的科學研究都無法直接告訴你食物有沒有毒,因為食物是很複雜的「不太可能有百分之百純淨的、零檢出的選擇,絕對無毒的產品並不存在。」* 那要怎麼知道食品安不安全呢?可以透過「風險分析」來做為決策參考。

風險分析是由「風險評估」、「風險管理」及「風險溝通」所構成:風險評估以科學數據為基礎,進行風險辨識及評量。風險管理,則是以風險評估結果為依據,制訂一個能將風險盡可能降至最低的管理政策。風險溝通,則是將風險評估結果或風險管理政策裡的重要內容,對利害關係人、一般民眾進行傳播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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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3 月 25 日起,臺灣暫停受理報驗福島 5 縣所生產製造之食品,並加強日本輸台食品的輻射檢驗,同時也委託同一團隊,於 2018 年的時候進行「日本食品取樣檢驗與調查研究」。當時團隊實地採樣了 301 項樣本(包含:乾香菇、沙丁魚、果乾、米、牛奶、小麥粉/麵粉、茶葉、貝類、蔬菜、冰淇淋等),並交給三個不同單位的實驗室進行「銫134」與「銫137」的含量檢測。

檢驗結果顯示,樣品均符合衛福部的公告標準(銫134 + 銫137 標準:飲料及包裝水 =10Bq / Kg;乳品及嬰兒食品 = 50Bq / Kg;其他食品為 100 Bq / Kg)。

儘管風險評估結果顯示輻射風險低於標準值, 但 2018 年 11 月 24 日公投「禁止開放福島五縣食品」通過後,顯示大眾對日本相關食品的安全性仍存有疑慮。民眾對食品安全之風險感知,會影響其對政府風險管理、資訊揭露及邊境抽驗的信任程度。

2018年福島食品進口公投結果。

風險評估怎麼做?

以科學為基礎的「風險評估」,其四步驟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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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危害辨識 (Hazard Identification)
  2. 劑量反應評估 (Dose Response Assessment)
  3. 暴露評估 (Exposure Assessment)
  4. 風險特徵描述 (Risk Characterization)

這四步驟又代表著什麼意思呢?

危害辨識:造成危害的是誰?

當可能會有危險時,要先知道這個「危險」是誰造成的,因此要進行危害辨識。在福島 5 縣食品風險評估的案例中,便是要找到是哪些物質造成食品安全的風險。

依據國際原子能總署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 2015 年發表的 The Fukushima Daiichi Accident 報告,此次災害主要是爐心熔融,主要洩漏為高度揮發性元素,因此,日本厚生勞動省自事故發生後隨即進行食品中 碘131、銫134、銫137 的含量檢測,而 碘131 半衰期僅為 8 天,因此自 2012 年 6 月起便不再進行碘 131 檢測。因此國際間食品輻射標準,大多以 銫134、銫137 含量,作為危害辨識標的。

劑量反應評估:多少量會有影響?

圖/envato elements

知道是誰會造成影響,接下來就是要知道「多少劑量」會對人體造成影響呢?依據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第 119 號報告所列,一般民眾攝入每單位放射性核種的約定等價劑量(Committed Effective Dose),銫 134 的劑量為 1.9×10-8 西弗 / 貝克,銫 137 的劑量為 1.3×10-8 西弗 / 貝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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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依據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第 103 號報告,每 1 西弗輻射曝露,會增加成年人 4.2%、全年齡 5.7% 的癌症及遺傳效應之風險。

暴露評估:可能攝取多少量?

知道了劑量,往下要知道的量採用「是可能的曝露量有多少。這次的研究參考國家攝食資料庫 2019 年國人 17 大類食品,不同族群不同類食物的攝食率如下表,並假設大家吃東西時不會特別挑選進口國家產地,食品放射性元素含檢測平均值」進行暴露評估。

風險特徵描述:所以有風險嗎?風險是多少?

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ICRP) 於 2007 年出版的 ICRP publication 103 報告中提出,一般民眾額外暴露游離輻射的劑量,延續 ICRP publication26 之建議,亦即年劑量不超過 1 毫西弗 (1mSv/yr)。

當上述食品輻射中 銫134、銫137 含量經與國人平均攝食率計算後,可以推導出可能暴露的游離輻射量,進一步演算出癌症及遺傳效應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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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輻射曝露劑量結果顯示,因攝食日本食品而增加的輻射曝露量:孩童每人每年平均 0.001762 毫西弗,青少年每年平均 0.002308 毫西弗,成人每年平均 0.002814 毫西弗,老年人每年平均 0.002406 毫西弗,育齡女性每年平均 0.002334 毫西弗。

如果採用極端值處理後的食品輻射含量計算:攝食日本食品導致國人增加輻射曝露量,孩童每人每年最高 0.003088 毫西弗,青少年每年最高 0.004030 毫西弗,成人每年最高 0.005094 毫西弗,老年人每年最高 0.004597 毫西弗,育齡女性每年最高 0.004182 毫西弗。

圖/行政院記者會簡報

在這樣的計算下,癌症及遺傳效應增加的風險為:孩童每人每年平均 1.00 x 10-7,青少年每年平均 1.32 x 10-7,成人每年平均 1.18 x 10-7,老年人每年平均 1.01 x 10-7,育齡女性每年平均9.80 x 10 -8,癌症及遺傳效應風險部分各年齡層皆低於 10-6;依據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US EPA) 之標準,癌症及遺傳效應風險等級可以歸類為「可忽略之風險」。

其他國家的監測與管制作為

每個國家對日本災區食品的輸入管制措施,可以區分為數種類型,包括:第一、特定縣市「全部」食品禁止輸入。第二、特定縣市「特定」 食品禁止輸入。第三、特定縣市特定食品檢附官方輻射檢驗證明後始得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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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而言,雖然各國各有不同管制措施,然可歸納管制核心在於,特定縣市中「全部或部分」品項的食品得否輸入;其次,得以輸入之縣市或食品,是否存在「輸入前提」—— 例如是否須檢附何種證明、或進行何種形式之查驗。

以上數種管制措施, 各有其優缺點,茲簡要分析如下:

(一)特定縣市「全部」食品禁止輸入:以台灣為例

此種措施之優點在於首先,管制上可以做到滴水不漏——針對該遭禁止輸入 之縣市食品,因為不論該縣市之食品有無風險或有多高風險,一律禁止輸入、杜絕於境外。其次,此種管制措施得節省行政成本,因為無須耗費人力或其他資源來對輸入食品進行任何檢驗、或者查核檢附證明文件。

然而其缺點在於:此種管制措施,與歐、美等國家並不一致,亦與現今自由貿易之世界潮流,存在若干落差;尤其我國已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TO)會員多年, 會員國之間自有國際貿易規則必須遵守,無法完全憑藉自身意願制定管制政策或進行管理措施,否則容易引起我國與日本二國間之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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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經本計畫之風險評估,福島五縣市食品之檢測結果皆符合我國標準,是否需要投注這麼大的行政資源與社會成本,專注在福島五縣市,而忽略日本其他地區輸入食品之安全,值得各界慎思。

(二)特定縣市「特定」食品管制輸入:以美國為例

美國與歐盟之管制措施雖然不同而有「管制輸入」之措施,然其與歐盟之表述方法相同,係詳列管制輸入之縣市及其食品品項,其餘未在表列者,則不管制輸入。

美國管制輸入部分食品之縣市,包括青森、岩手、宮城、山形、 福島、茨城、櫪木、群馬、埼玉、千葉、新瀉、山梨、長野及靜岡等 14 縣市。每一縣市管制輸入之品項,繁簡不一、各有不同。管制的品項會適時依據日本「非流通品」公告進行調整。

此種管制措施,立基於「使用日本國內檢測之結果,作為自己國內管制基準。」日本依其檢測結果,將特定縣市之「特定」食品設定為「非流通品」;美、日二國之間則基於信任關係,參照此一「非流通品」之品項,納為管制輸入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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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模式,優點在於以科學基礎之客觀事實為依據,日本檢測超標者代表該項食品風險較高,則進行管制輸入;其次,因其參照日本國內「非流通品」之品項,簡單明確節省行政成本之耗費,並且可以減少二國間之貿易爭端。

其缺點在於,非流通品可能混在流通品中輸入,如美國管制輸入岩手之鹿肉, 可能混雜於其他未管制輸入縣市之鹿肉,一起輸入;此種混入狀況,於辨識上極為困難,從而增加檢驗之難度。其次,參考日本之檢測數據,也不免有「球員兼裁判」的疑慮。

美國直接使用日本的檢測標準進口核災地區食品。示意圖/envato elements

不過,本計畫認為,日本政府實施輻射檢測、設定非流通品,乃是為了保障其國民之食品安全與身心健康,並非為了產品輸出而為之;日本政府亦不可能為了產品順利輸出,罔顧自己國民健康而對數據造假。因此,上述「球員兼裁判」而可能造假之質疑,現實中應無發生之虞。

(三)檢附官方輻射檢驗證明:以歐盟為例

歐盟各國對日本食品輸入,並無針對特定縣市或品項禁止輸入之規定,而是詳列分縣市之特定食品,要求輸入時須檢附官方輻射檢驗證明。而需要附上證明的,包括福島、山形、山梨、靜岡、茨城、長野、新瀉、群馬及宮城等 9 縣市,其中福島所列的食品品項最多。

此種管制措施,要求食品輸入時,必須檢附輻射檢驗符合標準之官方證明。此種管制措施,側重於輻射殘留之檢測數值,不論產地、品項為何,只論輻射檢測結果,將管制對象聚焦於輻射「風險所在」,應為值得肯定之作法。

其缺點則為, 輻射檢驗數據可能受到若干外力影響,包括檢測儀器靈敏度、檢測方式等,從而對數據產生不同解讀;尤其,即使檢測數據符合標準,但仍有驗出輻射殘留者, 如遇有要求「零檢出」之言論,是否真能獲得民眾信任而輸入,有待商榷。因此,此一措施固然基於科學而較為可取,但仍存在部分不確定因素。

以科學方式檢測是最直接的做法,但很難面對「零檢出」的要求。圖/envato elements

此外,為求上述 3 種管制措施確實達成管制目的,尚有「檢附官方產地證明」、「邊境檢驗」等二種輔助措施,茲分述如下。

「檢附官方產地證明」措施之優點,在於方便主管機關判別食品產地來源, 以免有誤認產地情形發生,一定程度上可提高消費者「安心」程度。

而其缺點則在於,實務上曾經發生偽造產地證明之案例,如何杜絕此一情形發生,恐存在一定難度,且亦增加行政成本支出。其次,此種措施僅為產地(產品來源)之客觀呈現,是否存在風險,並非基於何種科學證據或論述,與提高消費者健康「安全」並不必然存在正相關。

「邊境查驗」則是於食品輸入時進行查驗,確認食品符合標準始得放行,往下又可區分為「逐批查驗」或「抽批查驗」。

此種管制措施之優點在於直接、有效,透過機械儀器之幫助,對輸入之食品進行輻射檢測,篩選出高風險食品。而其缺點則為, 輸入食品數量、種類繁多,檢驗人力有限,即便逐批查驗,也不可能「逐項查驗」; 其次,檢測儀器也有靈敏度之不同,如欲進行高強度之查驗,勢必耗費大量行政成本。且部分生鮮食品保存期較短,等待檢測期間過長,或者保存方式不佳,皆有產生食品腐敗之可能性,進而面臨國家賠償爭議。

行政院最新公布的進口標準中,也包含「產地證明」與「邊境檢驗」。圖/行政院記者會簡報

韓國

為評估日本福島核災事件對於韓國民眾所增加的風險,韓國參考利用韓國食品藥品安全部  (MFDS) 於 2012 – 2013 年所監測放射性 碘131、銫134、銫137 的資料,食物種類包括農產品、畜產品、乳製品、水產品與加工食品共 8496 筆。劑量部分假定輻射檢測最小可測量(minimum detectable amount, MDA) 為 0.5 Bq / kg,利用放射性濃度的平均值進行計算。

攝食量則使用韓國 2008-2010 年國家健康與營養調查 (KNHANES) 的攝食資料庫,為了以保守方式估計,僅使用食品消耗量 第 95 個百分位水平進行計算。

風險評估結果顯示,攝食日本食品導致增加之輻射曝露量,各年齡層每年平均劑量皆小於 1 毫西弗,終生承諾的有效劑量為 2.957- 3.710 毫西弗。癌症發生率部分,終生攝食輻射食品所產生之實體癌、甲狀腺癌及白血病之癌症風險,分別為每十萬人可能產生實體癌 14.4 至 18.1 例、甲狀腺癌 0.4 至 0.5 例、以及白血病 1.8 至 2.3 例。

研究結果表明,在韓國,現階段日本食物攝入不會增加輻射劑量或增加致命癌症的風險。

而韓國的管制措施型態較為複雜,既有禁止輸入特定縣市部分食品之手段,也有要求檢附官方證明文件之手段。以禁止輸入而言,韓國禁止輸入之縣市包括福島、群馬、櫪木、茨城、宮城、千葉、神奈川、岩手、長野、埼玉、青森、山梨、靜岡及新瀉等 14 縣市,相較於美國管制輸入之 14 縣市, 韓國多了神奈川而少了山形。

韓國對日本進口食品的輻射檢測說明。圖/韓國食品醫藥品安全處

香港

自日本福島核災事件發生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香港邊境檢測共抽樣檢測了 752,986 件樣本,不合格件數 3 件。另外,自 2018 年 7 月 24 日准許茨城、櫪木、千葉及群馬四個縣輸入以來, 該些地區共檢測 190 件樣本,檢測結果皆低於檢測極限。

由於檢測結果較無風險危害,所以食物安全中心宣布於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將輻射檢測日本食品納入每年的恆常食物監測計劃內,不再特別公告。

香港邊境管理單位為「食物環境衛生署」及「食物安全中心」,其管制措施主要包括:福島之水果、蔬菜、奶、奶類飲品及奶粉,禁止輸入(目前僅剩餘福島地區產品禁止進口),其餘四縣市之水果、蔬菜、奶、奶類飲品及奶粉,則須檢附官方輻射檢驗證明及輸出業者證明,而福島五縣市之肉類及家禽、禽蛋、水產品、野味,亦須檢附官方輻射檢驗證明。

建議與結語

最後,報告建議:1.可以參考其他國家之做法,實施高風險管制措施,建議兼採美國與歐盟之管制特色,將管理措施由現行特定地區全部食品皆禁止輸入,調整為特定地區高風險食品禁止輸入。2.提高資訊揭露能見度,讓資訊能夠更有效地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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