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中國之後，這20年發生了什麼事？

本文由 建研所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當你走進一棟建築，是否能感受到它對環境的友善？或許不是每個人都意識到，但現今建築不只提供我們居住和工作的空間，更是肩負著重要的永續節能責任。

綠建築標準的誕生，正是為了應對全球氣候變遷與資源匱乏問題，確保建築設計能夠減少資源浪費、降低污染，同時提升我們的生活品質。然而，要成為綠建築並非易事，每一棟建築都需要通過層層關卡，才能獲得標章認證。

為推動環保永續的建築環境，政府自 1999 年起便陸續著手推動「綠建築標章」、「智慧建築標章」以及「綠建材標章」的相關政策。這些標章的設立，旨在透過標準化的建築評估系統，鼓勵建築設計融入生態友善、能源高效及健康安全的原則。並且政府在政策推動時，為鼓勵業界在規劃設計階段即導入綠建築手法，自 2003 年特別辦理優良綠建築作品評選活動。截至 2024 年為止，已有 130 件優良綠建築、31 件優良智慧建築得獎作品，涵蓋學校、醫療機構、公共住宅等各類型建築，不僅提升建築物的整體性能，也彰顯了政府對綠色、智慧建築的重視。

說這麼多，你可能還不明白建築要變「綠」、變「聰明」的過程，要經歷哪些標準與挑戰？

綠建築標章	智慧建築標章	綠建材標章

第一招：依循 EEWH 標準，打造綠建築典範

環境友善和高效率運用資源，是綠建築（green building）的核心理念，但這樣的概念不僅限於外觀或用材這麼簡單，而是涵蓋建築物的整個生命週期，也就是包括規劃、設計、施工、營運和維護階段在內，都要貼合綠建築的價值。

關於綠建築的標準，讓我們先回到 1990 年，當時英國建築研究機構（BRE）首次發布有關「建築研究發展環境評估工具（Building Research Establishment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Method，BREEAM®）」，是世界上第一個建築永續評估方法。美國則在綠建築委員會成立後，於 1998 年推出「能源與環境設計領導認證」（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LEED）這套評估系統，加速推動了全球綠建築行動。

臺灣在綠建築的制訂上不落人後。由於臺灣地處亞熱帶，氣溫高，濕度也高，得要有一套我們自己的評分規則——臺灣綠建築評估系統「EEWH」應運而生，四個英文字母分別為 Ecology（生態）、Energy saving（節能）、Waste reduction（減廢）以及 Health（健康），分成「合格、銅、銀、黃金和鑽石」共五個等級，設有九大評估指標。

我們就以「台江國家公園」為例，看它如何躍過一道道指標，成為「鑽石級」綠建築的國家公園！

位於臺南市四草大橋旁的「台江國家公園」是臺灣第8座國家公園，也是臺灣唯一的濕地型的國家公園。同時，還是南部行政機關第一座鑽石級的綠建築，其外觀採白色系列，從高空俯瞰，就像在一座小島上座落了許多白色建築群的聚落；從地面看則有臺南鹽山的意象。

因其地形與地理位置的特殊，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則成了台江國家公園的首要考量。園區利用既有的魚塭結構，設計自然護岸，保留基地既有的雜木林和灌木草原，並種植原生與誘鳥誘蟲等多樣性植物，採用複層雜生混種綠化。以石籠作為擋土護坡與卵石回填增加了多孔隙，不僅強化了環境的保護力，也提供多樣的生物棲息環境，使這裡成為動植物共生的美好棲地。

第二招：想成綠建築，必用綠建材

要成為一幢優秀好棒棒的綠建築，使用在原料取得、產品製造、應用過程和使用後的再生利用循環中，對地球環境負荷最小、對人類身體健康無害的「綠建材」非常重要。

這種建材最早是在 1988 年國際材料科學研究會上被提出，一路到今日，國際間對此一概念的共識主要包括再使用（reuse）、再循環（recycle）、廢棄物減量（reduce）和低污染（low emission materials）等特性，從而減少化學合成材料產生的生態負荷和能源消耗。同時，使用自然材料與低 VOC（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建材，亦可避免對人體產生危害。

在綠建築標章後，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也於 2004 年 7 月正式推行綠建材標章制度，以建材生命週期為主軸，提出「健康、生態、高性能、再生」四大方向。舉例來說，為確保室內環境品質，建材必須符合低逸散、低污染、低臭氣等條件；為了防溫室效應的影響，須使用本土材料以節省資源和能源；使用高性能與再生建材，不僅要經久耐用、具高度隔熱和防音等特性，也強調材料本身的再利用性。

在台江國家公園內，綠建材的應用是其獲得 EEWH 認證的重要部分。其不僅在設計結構上體現了生態理念，更在材料選擇上延續了對環境的關懷。園區步道以當地的蚵殼磚鋪設，並利用蚵殼作為建築格柵的填充材料，為鳥類和小生物營造棲息空間，讓「蚵殼磚」不再只是建材，而是與自然共生的橋樑。園區的內部裝修選用礦纖維天花板、矽酸鈣板、企口鋁板等符合綠建材標準的系統天花。牆面則粉刷乳膠漆，整體綠建材使用率為 52.8%。

在日常節能方面，台江國家公園也做了相當細緻的設計。例如，引入樓板下的水面蒸散低溫外氣，屋頂下設置通風空氣層，高處設置排風窗讓熱空氣迅速排出，廊道還配備自動控制的微噴霧系統來降溫。屋頂採用蚵殼與漂流木創造生態棲地，創造空氣層及通風窗引入水面低溫外企，如此一來就能改善事內外氣溫及熱空氣的通風對流，不僅提升了隔熱效果，減少空調需求，讓建築如同「與海共舞」，在減廢與健康方面皆表現優異，展示出綠建築在地化的無限可能。

在綠建材的部分，另外補充獲選為 2023 年優良綠建築的臺南市立九份子國民中小學新建工程，其採用生產過程中二氧化碳排放量較低的建材，比方提高高爐水泥（具高強度、耐久、緻密等特性，重點是發熱量低）的量，並使用能提高混凝土晚期抗壓性、降低混凝土成本與建物碳足跡的「爐石粉」，還用再生透水磚做人行道鋪面。

同樣入選 2023 年綠建築的還有雲林豐泰文教基金會的綠園區，首先，他們捨棄金屬建材，讓高爐水泥使用率達 100%。別具心意的是，他們也將施工開挖的土方做回填，將有高地差的荒地恢復成平坦綠地，本來還有點「工業風」的房舍告別荒蕪，無痛轉綠。

等等，這樣看來建築夠不夠綠的命運，似乎在建材選擇跟設計環節就決定了，是這樣嗎？當然不是，建築是活的，需要持續管理–有智慧的管理。

第三招：智慧管理與科技應用

我們對生態的友善性與資源運用的效率，除了從建築設計與建材的使用等角度介入，也須適度融入「智慧建築」（intelligent buildings）的概念，即運用資通訊科技來提升建築物效能、舒適度與安全性，使空間更人性化。像是透過建築物佈建感測器，用於蒐集環境資料和使用行為，並作為空調、照明等設備、設施運轉操作之重要參考。

為了推動建築與資通訊產業的整合，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於 2004 年建立了「智慧建築標章」制度，為消費者提供判斷建築物是否善用資通訊感知技術的標準。評估指標經多次修訂，目前是以「基礎設施、維運管理、安全防災、節能管理、健康舒適、智慧創新」等六大項指標作為評估基準。
以節能管理指標為例，為了掌握建築物生命週期中的能耗，需透過系統設備和技術的主動控制來達成低耗與節能的目標，評估重點包含設備效率、節能技術和能源管理三大面向。在健康舒適方面，則在空間整體環境、光環境、溫熱環境、空氣品質、水資源等物理環境，以及健康管理系統和便利服務上進行評估。

樹林藝文綜合大樓在設計與施工過程中，充分展現智慧建築應用綜合佈線、資訊通信、系統整合、設施管理、安全防災、節能管理、健康舒適及智慧創新 8 大指標先進技術，來達成兼顧環保和永續發展的理念，也是利用建築資訊模型（BIM）技術打造的指標性建築，受到國際矚目。

在興建階段，為了保留基地內 4 棵原有老樹，團隊透過測量儀器對老樹外觀進行精細掃描，並將大小等比例匯入 BIM 模型中，讓建築師能清晰掌握樹木與建築物之間的距離，確保施工過程不影響樹木健康。此外，在大樓啟用後，BIM 技術被運用於「電子維護管理系統」，透過 3D 建築資訊模型，提供大樓內設備位置及履歷資料的即時讀取。系統可進行設備的監測和維護，包括保養計畫、異常修繕及耗材管理，讓整棟大樓的全生命週期狀況都能得到妥善管理。

智慧建築導入 BIM 技術的應用，從建造設計擴展至施工和日常管理，使建築生命周期的管理更加智慧化。以 FM 系統 ( Facility Management，簡稱 FM ) 為例，該系統可在雲端進行遠端控制，根據會議室的使用時段靈活調節空調風門，會議期間開啟通往會議室的風門以加強換氣，而非使用時段則可根據二氧化碳濃度調整外氣空調箱的運轉頻率，保持低頻運作，實現節能效果。透過智慧管理提升了節能效益、建築物的維護效率和公共安全管理。

總結

綠建築、綠建材與智慧建築這三大標章共同構建了邁向淨零碳排、居住健康和環境永續的基礎。綠建築標章強調設計與施工的生態友善與節能表現，從源頭減少碳足跡；綠建材標章則確保建材從生產到廢棄的全生命週期中對環境影響最小，並保障居民的健康；智慧建築標章運用科技應用，實現能源的高效管理和室內環境的精準調控，增強了居住的舒適性與安全性。這些標章的綜合應用，讓建築不僅是滿足基本居住需求，更成為實現淨零、促進健康和支持永續的具體實踐。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 採訪撰文｜何光塵
• 責任編輯｜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勇敢與體制碰撞，卻在靈魂刻下傷痕

社運抗爭、維護人權的聲張，經常在民主社會發展歷程中刻下清晰的傷痕節點。每一場正面衝撞威權體制的社會運動，皆是由一張張充滿勇氣的臉孔譜成，但在運動結束後，有些抗爭者孤絕地忍受身心創痛。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專訪院內民族學研究所彭仁郁副研究員，同時也是「帶傷前行——社運抗爭者的創傷療癒可能」策展人，談談她如何深入帶傷者的心靈地景、探究療癒 / 遇的可能路徑。

走入中研院民族所博物館「帶傷前行——社運抗爭者的創傷療癒可能」特展現場，展場中迴盪著社運抗爭者「退回服貿」的吶喊聲，這段定時播放的錄音引導人們在聽覺感官上貼近事件現場情境，以察覺抗爭中「人的狀態」。

這些人是誰？他們到底經歷了什麼？

本次特展由中研院民族所彭仁郁副研究員策畫，展覽內容取材自 2014 年 3 月 18 日爆發的 318 公民運動，抗爭現場發生了臺灣解嚴以來最激烈的鎮壓事件。

最嚴重的鎮壓發生在佔領行政院行動的當晚，3 月 23 日晚上至 3 月 24 日凌晨（簡稱 323-324），鎮暴警察動用盾牌、警棍、水砲車攻擊手無寸鐵的靜坐群眾。多數抗爭者是出生在 80、90 年代的年輕人，在過往的生命經驗中從未遇過這樣的場景，一位抗爭者驚魂未定地說「雖然沒有死人，可是很震撼！」

這群經歷警察暴力鎮壓的抗爭者，她／他們生命各層面受到的衝擊，並未隨著社運退場、「出關播種、遍地開花」而結束，許多人在鎮壓行動中身心劇烈受創。心理的衝擊源自想像和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人們第一次感受到「警棍打在身上的劇痛」、「水砲車的劇烈衝擊會讓脊椎神經受損」。

有些人在之後數年持續進行身體的治療和復健，更多人長期面對原生家庭、人際關係、社會關係中，回憶、經歷與現實日常的矛盾。這些經驗並非單純以「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TSD）」類型化診斷就足以理解。

事實上，創傷的樣貌從來不是單一的。

因此，彭仁郁在展覽中呈現 7+n 位社運抗爭者的主體經驗，訴說有著幽微差異的創傷多重樣貌，反映出有別於主流精神醫學標準化、診斷化、病理化、去脈絡化的心理創傷觀點，並提出對照與批判。

另一方面，展覽更以社運抗爭者的受創主體經驗作為論述主軸和敘事起點，試圖探問從鉅觀視角出發、跨越時空地域的弔詭：在每一場人民對抗不義政權的行動中，掌權者皆以法之名施暴；反抗者卻為了捍衛更高層次的律法，置自身於險境。

反抗者不僅需面對來自國家的暴力，還需忍受周遭親友的不諒解、社會大眾的異樣眼光。在內外在分崩離析的孤絕裡，社運抗爭者又該如何找到療癒的可能？

聆聽帶傷者的記憶，與之同行

318 公民運動發生前後，一位紀錄片導演積極記錄社運歷程，實際接觸這群年齡介於 18 至 35 歲的年輕人。記錄過程中，導演敏銳地察覺，有人出現不斷哭泣、失眠、易受驚嚇等創傷反應，一幕幕社運現場的衝突場景會反覆入侵腦海。

於是這位導演找上研究心理創傷療癒的彭仁郁，希望為這群人提供協助與支持。與這群年輕人接觸、討論後，彭仁郁決定以團體帶領者、同行者、療癒者的角色，共同進行了數次團體對話，聆聽彼此的創傷主體經驗。由於團體成員都參與過佔領行政院行動，因此命名為「323-324 同儕團體」。

同儕團體成員分享的內容，啟發了彭仁郁進行「歷史創傷記憶的世代傳承、身分認同與社會實踐」研究計畫，試圖探索當代社運抗爭與政治創傷歷史記憶之間，是否存在某種象徵傳承。與不同背景 318 社運抗爭者的深度交流，成為這項研究的重要基礎。

研究成果涵攝了精神分析理論與社會心理真實的辯證，例如 318 公民運動成功佔領的立法院，意外成為哲學家 Michel Foucault 所說的「異托邦」，或是英國精神分析學家 Donald Winnicott 提出的：一個暫時寄託所有理想願景和創造力的「過渡空間」。

但過渡空間畢竟是過渡，雖然在社會運動現場，抗爭者得以按下日常生活的暫停鍵，辯論未被深入討論過的社會議題。運動結束後，卻往往帶著未竟的願景、夥伴關係的衝突和撕裂、自身存在意義的質疑、面對集體情境的問號，或者身體的傷，回到恍如隔世的日常。

放下專業身分，與受害者並行

323-324 同儕團體進行的出發點，正是透過精神分析聆聽方法，站在「同為人」的位置，創造受創主體發話（enunciation）的「療癒 / 遇」空間。

彭仁郁憶起在法國進行田野研究期間，申請參與法國民間成立的「國際亂倫受害者協會」（AIVI）與受害者並肩工作的經驗。申請加入時，該團體以非常嚴謹的書面、面談過程確保她「不是以專業工作者的身分，而是以成員的角色參與」。

這個親身歷程讓她深刻體會到，身為同行者的「療癒 / 遇」與身為專家進行「治療」的差別。

事實上，亂倫受害者的創傷樣貌相當多元，每一位受害者的主體經驗都有細微差異，如果只以精神疾病診斷標準來看待，細微的創傷主體經驗經常在逐項「症狀」打勾的過程中，受到遮蔽和忽略。許多嚴重而未被看見的創傷就這樣被診斷為憂鬱症、焦慮症、邊緣型人格等疾患。

尤其是社運抗爭者在運動結束後，面臨了主體經驗上的巨大斷裂。社會運動的現場震撼與日常生活彷彿是兩個世界。一位同儕團體成員表示：「我回到生活，遇到弱勢、遇到信仰、教會，我發現這個世界上有非常多人，他們其實是兩個世界，我沒有辦法平衡。所以我現在覺得我有處在逃避的狀態。」

正因如此，在 323-324 同儕團體中，即便身為有多年臨床和學術訓練的精神分析師，彭仁郁依然選擇以一個「人」的身分，放下專業角色，以自身經驗與因社運而受創的主體同在，並在其中探索受創者自身所處，卻未必能看見的心靈地景。

並不是非 A 即 B ——非二元的創傷經驗

彭仁郁提到，對於「帶傷的主體經驗」，我們的想像經常掉入二元對立。「帶傷的人可能同時有 A 和 B 兩面，有一面很溫暖，另一面很黑暗。」

另一種二元想像是，一方面覺得如果沒有傷就是沒事，所以如果我沒事就不需要幫助；有事的人才需要幫助，所以有事的人是軟弱的。這樣的二元想像不只出現在帶傷者身上，也會出現在他周圍的人身上。

實際上，受傷的人不一定是軟弱的受害者。受傷的人也可以是倖存者、倡議者。而倡議者、社會運動者可能也會帶傷。

彭仁郁提出「帶傷前行」的概念，正是因為這樣僵固的一刀切二元想像，無論出現在社會群體面對帶傷者的態度，或是帶傷者看待自己內在感受的態度，都創造出「一直跟自己打架」的狀態。

帶傷前行的同時，可以知道自己的傷而不否認傷的存在，讓療癒與行動可以並存，是展覽希望帶給眾人的思考向度。

看見抗爭者的傷痕與足跡

走進「帶傷前行」展覽的三大展區，第一展區「傷痕密碼」在大片玻璃櫥窗上若隱若現 11 組數字：318、228、64、928、323-324……分別代表國內外 11 場著名的社會運動。

站在巨大的玻璃櫥窗前，觀看一個個數字密碼，就像從鉅觀的視角窺見改變歷史的社會運動，以及國家暴力烙下的集體印記拼圖。觀看陳設在玻璃櫥窗後的歷史照片，則像是記憶一般有著距離感，無法伸手觸及，卻又清晰可見。

第二展區「反叛的想像共同體」則以 7 座展台訴說 7 位 318 公民運動抗爭者的故事。每位抗爭者皆以難以辨識身分的匿名代號呈現，展台上的文字以第一人稱方式陳述，並附上一件令敘事主角印象深刻的物件。

這 7 個年齡介在 20 至 30 歲之間的社運抗爭者，有靠打工養活自己的大學生、不同領域背景的研究生、前職業軍人、原住民等不同身分。閱讀展台上的第一人稱自述，如同走入每一個人的人生，了解一個人走上街頭的原因、抗爭過程中遭遇的困境，以及運動結束後，抗爭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延續。

回憶時光機——在不同時空下與創傷者交流

第三展區以「再整合、再詮釋的療癒可能性」為主題，設計了一處名為「療遇時光機」的空間，外圍以柔軟布幔圍繞，內部擺設軟骨頭座椅，前方放置三台卡匣式隨身聽。你可以坐進這個舒適隱密的空間、戴上耳機，聆聽模擬 323-324 同儕團體聚會的錄音。

這是一個透過傾聽讓主體發話的時空，邀請觀眾靜下心來聆聽這段長達 73 分鐘的錄音，彷彿在一個安全的時空容器裡，成為 323-324 同儕團體的一員。在同儕團體交流的過程中，每位成員既是闡述獨特受創經驗的個體，也透過不同觀點的分享和互相扶持成為團體的共同建構者。

在彭仁郁的陪伴下，每位社運抗爭者述說他們在原生家庭、求學過程、抗爭現場及社運結束後的感官經驗及創傷記憶，講到激動處的聲調起伏、恐懼啜泣帶著情緒渲染力，讓人彷彿身歷其境，深刻感受社運創傷者的心靈地景。

例如有多位成員眼見同伴被警察攻擊，自己卻無能為力，甚至毫髮無傷的脫身，內心充滿無盡的愧疚。面對自責不能保護他人者，成員們肯定他在社運過程中的關懷與付出，引導他轉向思考，其實錯不在己，真正造成傷害的是扭曲的國家體制。

透過展覽帶領觀眾回顧與理解

步出展場前，身旁的牆面上貼著許多觀眾留下的觀展感想，當中包含對整起事件的反思、個人經驗的分享，或是想與這群社運抗爭者說的話。這是彭仁郁對來訪者的邀請，透過收集眾人的反饋，一起創造更多交互敘事和理解的可能。

彭仁郁更計畫在 2024 年、也就是 318 公民運動滿十週年之際，綜合呈現觀眾的反饋，並計畫邀請詩人、歌手或劇團一起透過創作，帶大家回顧十年前那段血淚交織的街頭歲月。

訪談的最後，我們請教彭仁郁老師，有哪一句話適合送給帶傷前行者？「別再跟自己打架了。」對於帶傷者的同理與不捨盡在其中。

• 資料整理 / 泛科學編輯部

行政院於今日（2022/2/8）舉行「日本食品輸入管制措施」記者會，在 3 原則（回歸科學檢驗、比國際標準更嚴格、為民眾把關）、3 配套（將「禁止特定地區進口」改為「禁止特定產品進口」、針對具風險品項要求輻射安全證明加產地證明、福島 5 縣食品在邊境 100% 檢驗）的措施之下，開放福島 5 縣食品進口（五縣分別為福島、茨城、櫪木、群馬、千葉等）。

於前一日的晚間，衛福部食藥署公布了委託台大毒理學研究所姜至剛教授執行的「輸入食品風險分析」報告，這份含封面共 94 頁的報告說了什麼呢？讓我們從重點整理中，來看看食品風險評估是如何進行的。

以下資料多引用自109年度「輸入食品風險分析」報告，為使閱讀更為流暢，有些段落有經過編修以及微調字句。

食品安全要以「風險分析」作為溝通工具

任何的科學研究都無法直接告訴你食物有沒有毒，因為食物是很複雜的「不太可能有百分之百純淨的、零檢出的選擇，絕對無毒的產品並不存在。」* 那要怎麼知道食品安不安全呢？可以透過「風險分析」來做為決策參考。

風險分析是由「風險評估」、「風險管理」及「風險溝通」所構成：風險評估以科學數據為基礎，進行風險辨識及評量。風險管理，則是以風險評估結果為依據，制訂一個能將風險盡可能降至最低的管理政策。風險溝通，則是將風險評估結果或風險管理政策裡的重要內容，對利害關係人、一般民眾進行傳播與交流。

2011 年 3 月 25 日起，臺灣暫停受理報驗福島 5 縣所生產製造之食品，並加強日本輸台食品的輻射檢驗，同時也委託同一團隊，於 2018 年的時候進行「日本食品取樣檢驗與調查研究」。當時團隊實地採樣了 301 項樣本（包含：乾香菇、沙丁魚、果乾、米、牛奶、小麥粉／麵粉、茶葉、貝類、蔬菜、冰淇淋等），並交給三個不同單位的實驗室進行「銫134」與「銫137」的含量檢測。

檢驗結果顯示，樣品均符合衛福部的公告標準（銫134 + 銫137 標準：飲料及包裝水 =10Bq / Kg；乳品及嬰兒食品 = 50Bq / Kg；其他食品為 100 Bq / Kg）。

儘管風險評估結果顯示輻射風險低於標準值， 但 2018 年 11 月 24 日公投「禁止開放福島五縣食品」通過後，顯示大眾對日本相關食品的安全性仍存有疑慮。民眾對食品安全之風險感知，會影響其對政府風險管理、資訊揭露及邊境抽驗的信任程度。

風險評估怎麼做？

以科學為基礎的「風險評估」，其四步驟包含：

1. 危害辨識 (Hazard Identification)
2. 劑量反應評估 (Dose Response Assessment)
3. 暴露評估 (Exposure Assessment)
4. 風險特徵描述 (Risk Characterization)

這四步驟又代表著什麼意思呢？

危害辨識：造成危害的是誰？

當可能會有危險時，要先知道這個「危險」是誰造成的，因此要進行危害辨識。在福島 5 縣食品風險評估的案例中，便是要找到是哪些物質造成食品安全的風險。

依據國際原子能總署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 2015 年發表的 The Fukushima Daiichi Accident 報告，此次災害主要是爐心熔融，主要洩漏為高度揮發性元素，因此，日本厚生勞動省自事故發生後隨即進行食品中 碘131、銫134、銫137 的含量檢測，而 碘131 半衰期僅為 8 天，因此自 2012 年 6 月起便不再進行碘 131 檢測。因此國際間食品輻射標準，大多以 銫134、銫137 含量，作為危害辨識標的。

劑量反應評估：多少量會有影響？

知道是誰會造成影響，接下來就是要知道「多少劑量」會對人體造成影響呢？依據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第 119 號報告所列，一般民眾攝入每單位放射性核種的約定等價劑量(Committed Effective Dose)，銫 134 的劑量為 1.9×10^-8 西弗 / 貝克，銫 137 的劑量為 1.3×10^-8 西弗 / 貝克。

另依據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第 103 號報告，每 1 西弗輻射曝露，會增加成年人 4.2%、全年齡 5.7% 的癌症及遺傳效應之風險。

暴露評估：可能攝取多少量？

知道了劑量，往下要知道的量採用「是可能的曝露量有多少。這次的研究參考國家攝食資料庫 2019 年國人 17 大類食品，不同族群不同類食物的攝食率如下表，並假設大家吃東西時不會特別挑選進口國家產地，食品放射性元素含檢測平均值」進行暴露評估。

風險特徵描述：所以有風險嗎？風險是多少？

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ICRP) 於 2007 年出版的 ICRP publication 103 報告中提出，一般民眾額外暴露游離輻射的劑量，延續 ICRP publication26 之建議，亦即年劑量不超過 1 毫西弗 (1mSv/yr)。

當上述食品輻射中 銫134、銫137 含量經與國人平均攝食率計算後，可以推導出可能暴露的游離輻射量，進一步演算出癌症及遺傳效應之風險。

平均輻射曝露劑量結果顯示，因攝食日本食品而增加的輻射曝露量：孩童每人每年平均 0.001762 毫西弗，青少年每年平均 0.002308 毫西弗，成人每年平均 0.002814 毫西弗，老年人每年平均 0.002406 毫西弗，育齡女性每年平均 0.002334 毫西弗。

如果採用極端值處理後的食品輻射含量計算：攝食日本食品導致國人增加輻射曝露量，孩童每人每年最高 0.003088 毫西弗，青少年每年最高 0.004030 毫西弗，成人每年最高 0.005094 毫西弗，老年人每年最高 0.004597 毫西弗，育齡女性每年最高 0.004182 毫西弗。

在這樣的計算下，癌症及遺傳效應增加的風險為：孩童每人每年平均 1.00 x 10^-7，青少年每年平均 1.32 x 10^-7，成人每年平均 1.18 x 10^-7，老年人每年平均 1.01 x 10^-7，育齡女性每年平均9.80 x 10 ^-8，癌症及遺傳效應風險部分各年齡層皆低於 10^-6；依據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US EPA) 之標準，癌症及遺傳效應風險等級可以歸類為「可忽略之風險」。

其他國家的監測與管制作為

每個國家對日本災區食品的輸入管制措施，可以區分為數種類型，包括：第一、特定縣市「全部」食品禁止輸入。第二、特定縣市「特定」 食品禁止輸入。第三、特定縣市特定食品檢附官方輻射檢驗證明後始得輸入。

進一步而言，雖然各國各有不同管制措施，然可歸納管制核心在於，特定縣市中「全部或部分」品項的食品得否輸入；其次，得以輸入之縣市或食品，是否存在「輸入前提」—— 例如是否須檢附何種證明、或進行何種形式之查驗。

以上數種管制措施， 各有其優缺點，茲簡要分析如下：

（一）特定縣市「全部」食品禁止輸入：以台灣為例

此種措施之優點在於首先，管制上可以做到滴水不漏——針對該遭禁止輸入 之縣市食品，因為不論該縣市之食品有無風險或有多高風險，一律禁止輸入、杜絕於境外。其次，此種管制措施得節省行政成本，因為無須耗費人力或其他資源來對輸入食品進行任何檢驗、或者查核檢附證明文件。

然而其缺點在於：此種管制措施，與歐、美等國家並不一致，亦與現今自由貿易之世界潮流，存在若干落差；尤其我國已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TO）會員多年， 會員國之間自有國際貿易規則必須遵守，無法完全憑藉自身意願制定管制政策或進行管理措施，否則容易引起我國與日本二國間之糾紛。

尤其，經本計畫之風險評估，福島五縣市食品之檢測結果皆符合我國標準，是否需要投注這麼大的行政資源與社會成本，專注在福島五縣市，而忽略日本其他地區輸入食品之安全，值得各界慎思。

（二）特定縣市「特定」食品管制輸入：以美國為例

美國與歐盟之管制措施雖然不同而有「管制輸入」之措施，然其與歐盟之表述方法相同，係詳列管制輸入之縣市及其食品品項，其餘未在表列者，則不管制輸入。

美國管制輸入部分食品之縣市，包括青森、岩手、宮城、山形、 福島、茨城、櫪木、群馬、埼玉、千葉、新瀉、山梨、長野及靜岡等 14 縣市。每一縣市管制輸入之品項，繁簡不一、各有不同。管制的品項會適時依據日本「非流通品」公告進行調整。

•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署 Import Alert 99-33

此種管制措施，立基於「使用日本國內檢測之結果，作為自己國內管制基準。」日本依其檢測結果，將特定縣市之「特定」食品設定為「非流通品」；美、日二國之間則基於信任關係，參照此一「非流通品」之品項，納為管制輸入之列。

此一模式，優點在於以科學基礎之客觀事實為依據，日本檢測超標者代表該項食品風險較高，則進行管制輸入；其次，因其參照日本國內「非流通品」之品項，簡單明確節省行政成本之耗費，並且可以減少二國間之貿易爭端。

其缺點在於，非流通品可能混在流通品中輸入，如美國管制輸入岩手之鹿肉， 可能混雜於其他未管制輸入縣市之鹿肉，一起輸入；此種混入狀況，於辨識上極為困難，從而增加檢驗之難度。其次，參考日本之檢測數據，也不免有「球員兼裁判」的疑慮。

不過，本計畫認為，日本政府實施輻射檢測、設定非流通品，乃是為了保障其國民之食品安全與身心健康，並非為了產品輸出而為之；日本政府亦不可能為了產品順利輸出，罔顧自己國民健康而對數據造假。因此，上述「球員兼裁判」而可能造假之質疑，現實中應無發生之虞。

（三）檢附官方輻射檢驗證明：以歐盟為例

歐盟各國對日本食品輸入，並無針對特定縣市或品項禁止輸入之規定，而是詳列分縣市之特定食品，要求輸入時須檢附官方輻射檢驗證明。而需要附上證明的，包括福島、山形、山梨、靜岡、茨城、長野、新瀉、群馬及宮城等 9 縣市，其中福島所列的食品品項最多。

• 歐盟委員會第 2019/7632 號

此種管制措施，要求食品輸入時，必須檢附輻射檢驗符合標準之官方證明。此種管制措施，側重於輻射殘留之檢測數值，不論產地、品項為何，只論輻射檢測結果，將管制對象聚焦於輻射「風險所在」，應為值得肯定之作法。

其缺點則為， 輻射檢驗數據可能受到若干外力影響，包括檢測儀器靈敏度、檢測方式等，從而對數據產生不同解讀；尤其，即使檢測數據符合標準，但仍有驗出輻射殘留者， 如遇有要求「零檢出」之言論，是否真能獲得民眾信任而輸入，有待商榷。因此，此一措施固然基於科學而較為可取，但仍存在部分不確定因素。

此外，為求上述 3 種管制措施確實達成管制目的，尚有「檢附官方產地證明」、「邊境檢驗」等二種輔助措施，茲分述如下。

「檢附官方產地證明」措施之優點，在於方便主管機關判別食品產地來源， 以免有誤認產地情形發生，一定程度上可提高消費者「安心」程度。

而其缺點則在於，實務上曾經發生偽造產地證明之案例，如何杜絕此一情形發生，恐存在一定難度，且亦增加行政成本支出。其次，此種措施僅為產地（產品來源）之客觀呈現，是否存在風險，並非基於何種科學證據或論述，與提高消費者健康「安全」並不必然存在正相關。

「邊境查驗」則是於食品輸入時進行查驗，確認食品符合標準始得放行，往下又可區分為「逐批查驗」或「抽批查驗」。

此種管制措施之優點在於直接、有效，透過機械儀器之幫助，對輸入之食品進行輻射檢測，篩選出高風險食品。而其缺點則為， 輸入食品數量、種類繁多，檢驗人力有限，即便逐批查驗，也不可能「逐項查驗」; 其次，檢測儀器也有靈敏度之不同，如欲進行高強度之查驗，勢必耗費大量行政成本。且部分生鮮食品保存期較短，等待檢測期間過長，或者保存方式不佳，皆有產生食品腐敗之可能性，進而面臨國家賠償爭議。

韓國

為評估日本福島核災事件對於韓國民眾所增加的風險，韓國參考利用韓國食品藥品安全部  (MFDS) 於 2012 – 2013 年所監測放射性 碘131、銫134、銫137 的資料，食物種類包括農產品、畜產品、乳製品、水產品與加工食品共 8496 筆。劑量部分假定輻射檢測最小可測量(minimum detectable amount, MDA) 為 0.5 Bq / kg，利用放射性濃度的平均值進行計算。

攝食量則使用韓國 2008-2010 年國家健康與營養調查 (KNHANES) 的攝食資料庫，為了以保守方式估計，僅使用食品消耗量 第 95 個百分位水平進行計算。

風險評估結果顯示，攝食日本食品導致增加之輻射曝露量，各年齡層每年平均劑量皆小於 1 毫西弗，終生承諾的有效劑量為 2.957- 3.710 毫西弗。癌症發生率部分，終生攝食輻射食品所產生之實體癌、甲狀腺癌及白血病之癌症風險，分別為每十萬人可能產生實體癌 14.4 至 18.1 例、甲狀腺癌 0.4 至 0.5 例、以及白血病 1.8 至 2.3 例。

研究結果表明，在韓國，現階段日本食物攝入不會增加輻射劑量或增加致命癌症的風險。

而韓國的管制措施型態較為複雜，既有禁止輸入特定縣市部分食品之手段，也有要求檢附官方證明文件之手段。以禁止輸入而言，韓國禁止輸入之縣市包括福島、群馬、櫪木、茨城、宮城、千葉、神奈川、岩手、長野、埼玉、青森、山梨、靜岡及新瀉等 14 縣市，相較於美國管制輸入之 14 縣市， 韓國多了神奈川而少了山形。

• 韓國食品醫藥品安全處，進口食品輻射安全資訊

香港

自日本福島核災事件發生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香港邊境檢測共抽樣檢測了 752,986 件樣本，不合格件數 3 件。另外，自 2018 年 7 月 24 日准許茨城、櫪木、千葉及群馬四個縣輸入以來， 該些地區共檢測 190 件樣本，檢測結果皆低於檢測極限。

由於檢測結果較無風險危害，所以食物安全中心宣布於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將輻射檢測日本食品納入每年的恆常食物監測計劃內，不再特別公告。

香港邊境管理單位為「食物環境衛生署」及「食物安全中心」，其管制措施主要包括：福島之水果、蔬菜、奶、奶類飲品及奶粉，禁止輸入（目前僅剩餘福島地區產品禁止進口），其餘四縣市之水果、蔬菜、奶、奶類飲品及奶粉，則須檢附官方輻射檢驗證明及輸出業者證明，而福島五縣市之肉類及家禽、禽蛋、水產品、野味，亦須檢附官方輻射檢驗證明。

• 香港食品安全中心

建議與結語

最後，報告建議：1.可以參考其他國家之做法，實施高風險管制措施，建議兼採美國與歐盟之管制特色，將管理措施由現行特定地區全部食品皆禁止輸入，調整為特定地區高風險食品禁止輸入。2.提高資訊揭露能見度，讓資訊能夠更有效地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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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泥仔

編按：本文為授權轉載自地球圖輯隊「香港回歸中國之後，這20年發生了什麼事？」，受限於圖片版權，配圖抽換為相關事件之新聞照片。

1997 年 7 月 1 日，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的國旗在香港被降了下來，取而代之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象徵著英國政府在香港長達 156 年的統治告一段落，這 20 年的香港有著怎麼樣的變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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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說好的終極目標 還是遙遙無期

1984 年，當英國與中國就香港主權問題進行談判時，中國以《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確立香港為特別行政區，承諾會按照一國兩制方針，賦予香港高度自治權的「一國兩制」，而且以達到完全民主作為「終極目標」。

只是二十年過去了，這樣的「終極目標」似乎沒有任何要達到的跡象。

這20年來的香港有什麼變化？

這二十年來，不論是金融危機、SARS疫情爆發、不斷高漲的房價、日漸加深的貧富差距、缺乏真普選等等，都逐漸累積起香港人對中國政府的不滿。

《路透社》也在香港脫離英國之後，為每一年的香港選出了一張代表照片，就跟著【地球圖輯隊】的腳步，一起用圖片走過香港這二十年的變化吧。

1998年12月1日：亞洲金融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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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發生了亞洲金融危機，許多亞洲國家的經濟狀況因此受到重創，甚至到現在還沒有回復原狀。

根據《維基百科》的資料，香港在這波危機雖然受到相對小的影響，但香港的人均生產總值一直到 10年後才恢復了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前的水準。

1999年2月8日：香港居留權爭議

超過 100名中國旅客戴著白布條，在香港的法律援助署外靜坐抗議，要求香港政府即刻給他們居留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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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永久性居民在中國大陸出生的子女，以及沒有香港居留權的中國公民在香港出生的子女，其居留權一直是充滿爭議的話題，香港最高法庭本來賦予了這些跨地區子女居留權，該決定卻在 1998年被北京在香港的政府推翻，引來人們聚集抗議。

當時的社運分子何喜華說道：「我永遠不會忘記這件事，也不會忘記政府做了什麼。它拆散了許多家庭，讓他們沒辦法待在一起。」

直到現在，香港居留權仍是個難解的問題。

2000年2月23日：李嘉誠與科技股熱潮

匯豐銀行前出現了長長的排隊人潮，他們都是等著要買網路媒體公司Tom.com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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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com是由商業泰斗李嘉誠所創立，當時香港正處在科技股熱潮，因此Tom.com的股票認購活動出現後，立刻出現大量港人排隊爭購的情況，現在Tom.com則改名為Tom集團。

2001年5月9日：法輪功的日常

數名法輪功的成員正在冥想。法輪功自從在 1999年被中國政府視為「邪教」並被打壓後，就持續待在香港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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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有 16名法輪功成員在北京駐香港聯絡處抗議時被逮捕定罪，其中 8人的罪行後來被香港最高法庭推翻。

2002年4月25日：被拆散的親屬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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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移民者的香港親戚在抗議現場被驅離後，悲傷與不滿情緒全寫在臉上。

2002年，4,000名中國人（他們通常被稱為「爭取居港權人士」，abode seekers）打輸了爭取香港居留權的官司，因此被香港當局遣送回中國大陸，此事引來爭取居港權人士與其支持者的持續抗議，抗議手段包含包圍香港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的座車。

2003年6月28日：SARS席捲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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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群的哀悼人潮之中，一名戴著口罩的哀悼者剛好被拍了下來。他們出席的是醫生謝婉雯的葬禮，享年 35歲的她是首位為了搶救SARS病人而殉職的公立醫院醫生，後來也被追授了金英勇勳章(MBG)。

這一年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症候群(SARS)肆虐全世界，並在疫情控制前帶走了 299名港人的性命。

2004年7月1日：爭取民主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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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回歸中國七周年這天，數以萬計的示威人潮把香港街區擠得水泄不通，上街爭取他們的民主權益。

然而，在 2007年、2008年、與 2012年的政治制度改革中，許多港人所期待的、由香港人直接選舉行政長官（俗稱真普選）的制度卻一直沒有到來，後來中國政府更規範香港有任何選舉法規的改動，都必須經過中國政府許可，讓香港追求民主之路越來越遠。

2006年10月22日：捍衛釣魚台的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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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日本長年因為釣魚台爭議針鋒相對，因為兩方均相信該島嶼藏有豐富的石油與天然氣，這個議題則在 2006年10月再度被提起。

當時有十幾名香港示威人士駕著船隻來到釣魚台島 20公里處，揮舞著示威標語，彰顯中國對釣魚台的所有權，他們後來被日本的巡邏船隻驅離。

2007年8月1日：捍衛文化古蹟的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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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人士在香港島中環愛丁堡廣場上與香港警察出現衝突，他們聚集在此是希望皇后碼頭(Queen’s Pier)能夠不被拆掉。

這座小型碼頭設立於 1925年的英國殖民時期，在 2007年，皇后碼頭因為中環填海計劃需要被拆除，引發捍衛文化古蹟者的不滿，部分示威者也長駐在皇后碼頭抗議，但在 2007年8月，香港警察強行拆除了駐紮在此數個月的示威營地，也驅逐了在此的絕食抗議者。

皇后碼頭最後在 2008年被拆除。根據《維基百科》，香港政府表示，皇后碼頭的組件都有被安全保存下來，並打算等中環填海計劃完成後，再決定要不要原址重建。

2008年7月16日：籠居生活

在香港大角咀，孔思凱(音譯，Kong Siu-kau)正在居住的籠子中等著吃晚餐。

編按：下圖為示意，非文中提及之同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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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房價從 1997 年開始便節節高昇，連帶讓房租跟著高漲，數以千計的香港人住在 1.39 平方公尺大的籠子內，通常一個房間可以擺下 8 個籠子。

《路透社》指出，在 2017 年，大概有 20 萬人住在鐵籠內或是只有一張單人床的多人通舖。

2009年6月4日：六四天安門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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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維多利亞公園，看不見盡頭的人潮點起小蠟燭，悼念在 20年前發生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天安門事件本來是場追求民主運動的八九民運，卻在幾天後演變成血腥鎮壓。

2010年1月16日：高速鐵路撥款爭議

示威者跪在馬路旁，藉此抗議香港政府提出的「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計劃，反對者主要是對經費支出、車站位址等問題產生質疑，並希望香港立法會能夠不要撥款給高鐵香港段，這場抗議後來則演變成「反對高鐵」與「反反對高鐵」者之間的論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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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相關撥款最後還是通過了，目前該路段還沒有動工的跡象。

2011年6月13日：漫天飛舞的民意

數百人在香港立法會前扔擲紙飛機，抗議香港立法會的遞補機制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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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補機制是指如果民選議員出現空缺，那政府可以在不進行補選的情況下，直接讓該空缺由其他人遞補，此舉引發反對派的強烈抗議，認為這樣是剝奪了選民的選舉權。當時示威者紛紛把象徵「民意」的紙飛機丟入香港立法會，這份法案最終在 2012年修正後通過。

2012年7月1日：新長官就職日

在中國領導人胡景濤（右）的注視下，新任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左）正在進行就職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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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在上任時承諾會打擊居高不下的房價，並為香港帶來更好的民主——但兩者在梁振英就職期間都沒有達成。

2013年6月14日：斯諾登在香港

2013年 6月，國安局前雇員斯諾登 (Edward Snowden)向全世界揭露美國監聽全世界的行動後，選擇以香港作為他的避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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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曝光後美國政府立刻設法要把斯諾登引渡回美國，但是斯諾登最後還是從香港前往俄國，並在當地獲得了政治庇護。

2014年9月28日：以雨傘抵抗催淚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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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大規模的香港人上街爭取真普選，並展開了長達兩個月的佔領中環運動，由於示威民眾會用雨傘抵擋警察的催淚彈、胡椒噴霧，讓雨傘成為這起抗爭的重要象徵，也有人稱佔中運動為雨傘革命。

2015年11月17日：尚未軟化的中港關係

時隔佔中運動一年後，中國與香港間的關係仍處在緊繃狀態。

當時香港與中國足球隊在 2018年世足盃的資格賽遇上，部分香港球迷手持「香港不是中國的」、「噓」的牌子站在觀眾席上表達對中國的不滿，並以噓聲回應在賽場上播放的中國國歌。

2016年2月9日：魚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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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不知名的示威者在與鎮暴警察的衝突中受了傷。

當時香港警察在九龍旺角取締路邊攤的行動，演變成警民間長達數個小時的衝突，香港政府將此事定調為「暴亂」。也有人認為，這一發不可收拾的衝突是源自人民長期對政府的不滿。

2017年6月28日：埋沒在樹根裡的歷史遺跡

在香港佐治五世紀念公園，一小塊牌子埋沒在榕樹之間，是這塊土地少數還能跟前殖民國連結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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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授權轉載自地球圖輯隊，原文標題「香港回歸中國之後，這20年發生了什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