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人數，怎麼估比較專業？

本文由 高柏科技 合作，泛科學撰文

林唯耕剛回台灣任教時，曾在清華大學的實驗室裡用一立方公分的「氨」做實驗。沒想到氨氣意外洩漏，那股刺鼻的氣味瞬間瀰漫整棟大樓，引來眾多師生抗議。

「從此以後，我再也不敢在實驗室裡用氨了。」他在《思想實驗室》的訪談中，帶著笑意回憶這段往事。

這段插曲聽來像是一則工程師的寓言：在理論模型中，氨是太空熱控系統的理想介質；但在現實的辦公大樓裡，它首先是逼人逃竄的臭味。公式本身沒有錯，但現實世界永遠比公式更複雜——它包含了人、成本、風險，以及必須為後果負責的工程師。

高柏科技技術專家、清華大學榮譽退休教授林唯耕 ，曾任職於美國 OAO 工程部熱流組，深耕電子構裝散熱與熱管技術多年。隨著 AI 浪潮席捲全球，他鑽研一輩子的老問題再次被推向科技產業的核心：當晶片運算速度無止境攀升，那股伴隨而生的熱，究竟該往哪裡去？

熱不會讀新品發表會

科技巨頭在發表會上熱衷於談論大型語言模型、GPU 規格與驚人的算力。這些詞彙在投影片上光鮮亮麗，彷彿進步毫無邊界。然而，每一次數位運算都紮實地發生在實體晶片上。晶片會發熱、材料會疲勞老化，一旦設備過熱，系統便會降頻保護。在物理現實面前，再動聽的發表會敘事也必須低頭。

回顧個人電腦發展早期，晶片幾乎不需專屬散熱元件。隨後，鋁製鰭片、風扇、熱管到均溫板逐一登場。這段歷程常被視為技術升級，其實更像是對空間的極限勒索：晶片功率翻倍，發熱源的面積卻沒變大，機箱空間也不可能無限擴張。

林唯耕指出，散熱設計的核心只有三要素：功率、熱源面積與空間限制。他舉例，在標準的 1U 機箱中，若發熱面積約為三十乘三十毫米，氣冷系統在達到八百瓦時就會面臨瓶頸。這並非固定的物理常數，而是取決於空間、面積與氣流的動態平衡。最現實的代價在於，風扇轉速提升的背後，是噪音、電力損耗與空間占用。

因此，「液冷技術」的興起並非單純為了追求酷炫，而是算力密度提升後的必然選擇。它能更精準地帶走晶片廢熱，卻也將新的挑戰帶入機房：漏液風險、流道堵塞、材料相容性，以及維運時的難度。工程的進步，本質上鮮少是徹底消滅問題，更多時候是選擇一組「比較值得承擔」的新問題。

太空教他的，不是把答案搬回地面

太空熱控工程之所以迷人，是因為它剝奪了地球上最常見的散熱工具。在真空宇宙中，沒有空氣能讓風扇製造對流；受光面溫度破百度，陰影處卻極度嚴寒。工程師必須純粹仰賴熱傳導、熱輻射，以及熱管與環路型熱管（LHP）來搬移熱能。

熱管運作的關鍵在於「相變」——液體蒸發時吸收大量潛熱，冷凝後重回循環。林唯耕比較了銅與水的熱傳導能力：在他設定的特定條件下，實心銅塊約能傳導 120 瓦的熱能；但若每秒有一立方公分的水發生蒸發相變，移熱量可瞬間拉升至 2.4 千瓦（kW）。他強調「每秒」的觀念，因為散熱談的是動態流動速率，而非靜態的冷卻魔法。

儘管如此，太空科技並不能直接套用到地面。太空元件因考量重量、功耗與維修難度，偏好無馬達幫浦的被動式設計；但地面 AI 伺服器面臨更高的熱負載與環境溫度，往往仍需幫浦驅動流量。當年那場「氨氣洩漏」事故正是最好的提醒：技術是否「先進」，與它是否「適合」當下的場景，始終是兩回事。

好論文，為什麼仍可能造不出好產品

學術研究致力於證明「可行性」，而工業現場則要求「可重複性」——不僅要能運作，還得確保每台出廠的設備都不漏水。林唯耕將此定義為「從 0 到 1」與「從 1 到 100」的差別。後者涉及良率、成本、公差與客戶信任。論文中那次最完美的實驗數據，在產線上往往未必管用。

他從不避談失敗。在高柏科技早期與學界合作時，也曾遇過實驗數據無法複製，或研究方向偏離產業需求。這未必是雙方努力不夠，而是彼此對「成功」的標準不同。為了解決這道鴻溝，高柏科技推動「柏苗啟航創新培育計畫」，每年投入逾千萬資金與成大、中山、台科大等校合作，並指派專業人才在過程中持續微調、校正，確保研發貼近產線現實。

他分享了近期一項液冷工質校正專案。團隊使用非侵入式的超音波流量計進行觀測，但由於儀器預設以「水」校正，換成其他化學流體後讀數便出現誤差。最初嘗試用幫浦壓差推算，卻發現缺乏重複性，數據甚至推導出不合理的蒸發率。最後團隊回歸基本面，改用秤重法搭配能量平衡進行交叉驗證，才讓數據成功收斂。

這個故事真正的價值不在於「產學雙贏」的口號，而在於那段不夠優雅的挫折：假設失效、數據混亂、方法砍掉重練。也正是在這種時刻，企業需要的不只是會算數的人才，而是能洞察研究何時「走鐘」，並有權力喊停、要求重來的關鍵決策者。

林唯耕坦言，過去在校園裡總認為「技術第一、成本第二」，進入商界後才驚覺行銷與信任關係往往才是關鍵。這番話雖然不如科技突破那樣動聽，卻是產品能否進入市場的殘酷真相。再卓越的散熱設計，若無法穩定生產或贏得客戶信任，也僅止於一份精美的報告。

AI 會給答案，誰來負責出貨？

訪談尾聲，主持人國威提出了一個時代難題：假設 AI 能在彈指間生成散熱架構、材料配方與流道設計，企業該選擇全面擁抱 AI 的速度，還是保留緩慢但穩定的工程驗證，以規避潛在的失效風險？

林唯耕拒絕落入二選一的框架。他的觀點是：兩者並存。AI 擅長處理資訊、生成草案；但工程師仍須實作原型，進行嚴苛的性能與可靠度測試，最終由人決定是否出貨。這並非盲目崇拜人類直覺，而是基於一項事實：AI 的資料庫裡，通常沒記載下一次「意外洩漏」或「材料疲勞」的細節，且模型永遠無法為量產結果擔負法律與商業責任。

在 AI 時代，最稀缺的未必是熟練下指令（Prompt）的人，而是具備這種能力的人：能預判答案可能在哪裡出錯、能設計實驗將問題「逼」出來，並且願意為最終的量產品質負起責任。

大眾習慣將雲端想像成輕盈、無重量的空間。但現實中，雲端是由龐大的機房架構而成，裡面裝滿了晶片、管線、泵浦與冷卻液。虛擬算力的每一次擴張，都會在實體世界留下發熱的足跡。散熱工程師的價值，就是不讓這筆物理帳單，被埋沒在光鮮亮麗的投影片背後。

嘿，他們正在操控你的選票！

選舉不只是投票，更是一場宣傳技術大展。策略專家運用心理學，了解選民的需求和期望。造勢、辯論、掃街、情勒，萬式齊發。但這些招數真的有效嗎？一場造勢的成本，動輒百萬、千萬，如果只有死忠的會參加，不是把錢灑進水溝嗎？某些經典甚至老套的選舉策略，為何顛撲不破？請務必看到最後，因為看破所有招數背後原理的你，將左右這一場選舉！

造勢概念是怎麼來的？真的有效嗎？

造勢真的有助於選情嗎？

當然有，第一，造勢能鞏固鐵粉，拉進新支持者。造勢活動為粉絲們提供了一個聚集的場所，甚至，有些搖擺不定的選民可能也受到造勢現場的激情感染而入陣。

第二，造勢能影響媒體報導。當候選人舉辦造勢活動時，媒體通常會進行報導，甚至透過塑造「媒體框架」來帶風向，在增加曝光度的同時，塑造候選人的特定形象。關於框架塑造的詳細攻略，歡迎回去我們的這一集複習。

不過，看在旁人眼中，造勢看起來不過是把大家集合在一起，講講話罷了。但代誌絕對不是你所想的那麼簡單，這一切其實都是競選團隊安排好的心理圈套？

難道造勢是一個大型洗腦現場嗎？

當你在造勢場合中望著台上的候選人，他的一言一行彷彿散發出領導人魅力。看著看著，你可能也忘了他的政見是什麼，但不知道為什麼，就覺得他一定是一位好的領導者，能帶領我們走向未來。這稱作月暈效應，指的是人們看見他人的一個正面特質，卻延伸成對整個人全面的好印象，當然相反的負面印象也適用。這就像天空中只有月亮，但月亮周圍的夜空也被照亮，產生一圈光環，因此稱為月暈效應。

每個候選人肯定都有其優點與缺點，至少有些本事才能站上政治舞台。但無法否認的，造勢場合上不論是越大越好的舞台與造勢場所，還是將主角放在壓軸登場的特殊橋段，甚至搭配高亢激昂的音樂，營造出該總統候選人是天選之人的印象，都是要利用月暈效應讓我們越來越暈，提升對眼前候選人的好印象。

要不以偏蓋全有多難？

1977 年，社會心理學家理查德．尼斯貝特做了一個實驗。它將 118 名學生分成兩組，觀看同一個帶有口音的老師的上課錄影。雖然兩組學生看到的是同一個老師，但他們看到的片段，一個是充滿熱情、鼓勵學生回答問題的樣子；另一個是對學生提問顯得冷漠的樣子。

在看完影片後，尼斯貝特請學生評價對這個老師的外表、舉止、口音三者的喜好程度，結果三項的評分結果，冷漠組都低於熱情組。沒想到吧，行為表現也會影響到別人對你的外表評價哦。

這就是月暈效應。最重要的是，當尼斯貝特問到，你認為你對老師的個人喜好，是否影響了你對他其他特質的客觀評估時，不論哪一組的受試者，外表、舉止、口音三個都是以勾選「無影響」居多（圖表中中間最高的都是＂NO EFFECT＂）。顯然，大多數人都很難察覺自己正被片面印象，影響著對人的整體評價。

選舉造勢除了展現候選人的個人魅力，還能利用群眾的力量，拉進更多的支持者。

1848 年美國總統選舉期間，總統候選人扎卡里．泰勒利用樂隊花車來吸引民眾參與他的選舉集會，人們會喊著＂Jump on the bandwagon＂，意思就是跳上遊行中樂隊馬車，吸引更多人一起加入同樂。這句英文後來也衍伸出跟風、趕流行的意思。

泰勒之後成功贏下選舉，成為美國第 12 任總統。雖然這與他在美墨戰爭的經歷有關，但這種透過群眾帶動更多人的「從眾效應」，在此之後也被稱為「樂隊花車效應」。造勢或大型活動不僅能展現自己的支持者的數量，還能吸引那些沒有明確政治立場的選民，讓他們跟隨多數人的意見。

我們真的那麼容易被影響嗎？

1956 年，心理學家所羅門．阿希（Solomon Asch）進行了一個經典的從眾實驗，實驗設計本身很簡單，就只是詢問受試者右邊卡片的三條直線哪條和左邊的直線長度一樣。很明顯地，直線 C 就是正確答案。有趣的是，如果有受試者是和研究者請來的 6 位暗樁一起做實驗，並聽到他們都回答直線 A 才是和左邊的直線長度一樣，結果竟然發現超過百分之 75 的受試者都曾出現跟著錯誤回答的情況，說明人們會被無形的社會壓力影響而做出決定。

今年的搞笑諾貝爾獎，也正是頒給另一個 1969 年的經典從眾實驗。實驗發現，只要路上有一人抬頭，就會有 40% 的人會跟著模仿。當眼前有 5 個人一起抬頭，高達 80% 的人都會一起抬頭。

好的，你知道透過造勢和從眾心理，可以製造更多的支持者了，接下來，要怎麼確保這些支持者會出門投票，把這些人的票都催出來呢？

把票催起來！

拜票會提升投票率嗎？

記得，一定要出門投票！就算你再怎麼支持特定候選人，要是支持者不出門投票，他就永遠選不上。雖然拜票形式五花八門，但最終目的都是希望民眾能真的走出門，把自己手中的一票投給他，也就是動員投票，Get-out-the-vote （GOTV）。但這真的有效嗎？美國政治科學家哈洛德·戈斯內爾作為先驅，在 1927 年就使用統計分析來研究拜票是否能有效增加投票率，還出版了《投票：刺激投票的實驗》這本書。在其中一項實驗，他將提醒小卡寄到民眾的信箱提醒民眾投票，並在選舉後統計了有收到與沒收到提醒小卡的投票率。最後發現，有收到小卡的投票率從 47% 提升到了 57%，顯示拜票還真的能催出更高的投票率。所以呢，我們也會不斷提醒大家訂閱泛科學，想必一定會有好效果的，你說對吧？

勤跑基層、努力掃街有助於選情嗎？

為什麼候選人總是要走進街頭，一個一個地跟人握手呢？大家可能都有這個經驗，在學校時，是不是更容易和坐在旁邊的同學們更容易變成朋友？這種拉近物理距離，也會拉近心理距離的現象稱作「鄰近原則」（Proximity principle），彼此靠近的人們更容易建立人際關係，經常見面的人的關係也往往會更牢固。另外，根據心理學的解釋級別理論，我們對於對象的心理距離，會隨時間距離、空間距離、社會距離和假定距離而改變。距離的遠近，會影響我們是用抽象還是具體的解釋方式，也就是所謂的解釋水平。由於我們物理距離上相當靠近候選人，更可能讓我們覺得政治離我們很近，需要投入實際行動如投票來參與。

掃街時握手握得越多，握得越有感情，得票率可能越高嗎？

這看似簡單的一個肢體接觸，卻能影響著我們的大腦，增強彼此的社會連結，增加有利的互動。透過功能性核磁共振照影（fMRI），發現握手增加的親近友善行為與杏仁核（Amygdala）、顳上溝（Superior temporal sulcus）以及依核 （Nucleus Accumbens）活性上升有關。 此外，也有研究顯示溫和接觸會讓俗稱愛情賀爾蒙的催產素（Oxytocin）分泌上升。 催產素是哺乳動物大腦分泌的一種激素，能增強信任感並與他人產生社會連結。也就是說，握手也是有訣竅的，不是一股腦兒握好握滿就好。這裡我們就不特別介紹，如果想要我們介紹握手攻略，留言告訴我們吧！

呼，講到這邊就懂了吧。雖然你不會馬上變成選舉大師，但至少知道，這些選舉策略為什麼總是萬年不變。原來拉票、催票手段背後都經過許多理論支持跟實證驗證。

當然，心理學理論畢竟是理論，不是問題的所有解答。而且呈現的多是群體現象或趨勢，個體間還是存在差異。做為具有選舉權的公民，要投給誰，能不能客觀看待政見而不受到這些戰術的影響，還是只能問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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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 https://www.nber.org/papers/w28043
• https://deepblue.lib.umich.edu/bitstr…
• https://ethz.ch/content/dam/ethz/spec…
• https://direct.mit.edu/jocn/articl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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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frontiersin.org/articles/…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 採訪撰文｜何光塵
• 責任編輯｜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勇敢與體制碰撞，卻在靈魂刻下傷痕

社運抗爭、維護人權的聲張，經常在民主社會發展歷程中刻下清晰的傷痕節點。每一場正面衝撞威權體制的社會運動，皆是由一張張充滿勇氣的臉孔譜成，但在運動結束後，有些抗爭者孤絕地忍受身心創痛。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專訪院內民族學研究所彭仁郁副研究員，同時也是「帶傷前行——社運抗爭者的創傷療癒可能」策展人，談談她如何深入帶傷者的心靈地景、探究療癒 / 遇的可能路徑。

走入中研院民族所博物館「帶傷前行——社運抗爭者的創傷療癒可能」特展現場，展場中迴盪著社運抗爭者「退回服貿」的吶喊聲，這段定時播放的錄音引導人們在聽覺感官上貼近事件現場情境，以察覺抗爭中「人的狀態」。

這些人是誰？他們到底經歷了什麼？

本次特展由中研院民族所彭仁郁副研究員策畫，展覽內容取材自 2014 年 3 月 18 日爆發的 318 公民運動，抗爭現場發生了臺灣解嚴以來最激烈的鎮壓事件。

最嚴重的鎮壓發生在佔領行政院行動的當晚，3 月 23 日晚上至 3 月 24 日凌晨（簡稱 323-324），鎮暴警察動用盾牌、警棍、水砲車攻擊手無寸鐵的靜坐群眾。多數抗爭者是出生在 80、90 年代的年輕人，在過往的生命經驗中從未遇過這樣的場景，一位抗爭者驚魂未定地說「雖然沒有死人，可是很震撼！」

這群經歷警察暴力鎮壓的抗爭者，她／他們生命各層面受到的衝擊，並未隨著社運退場、「出關播種、遍地開花」而結束，許多人在鎮壓行動中身心劇烈受創。心理的衝擊源自想像和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人們第一次感受到「警棍打在身上的劇痛」、「水砲車的劇烈衝擊會讓脊椎神經受損」。

有些人在之後數年持續進行身體的治療和復健，更多人長期面對原生家庭、人際關係、社會關係中，回憶、經歷與現實日常的矛盾。這些經驗並非單純以「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TSD）」類型化診斷就足以理解。

事實上，創傷的樣貌從來不是單一的。

因此，彭仁郁在展覽中呈現 7+n 位社運抗爭者的主體經驗，訴說有著幽微差異的創傷多重樣貌，反映出有別於主流精神醫學標準化、診斷化、病理化、去脈絡化的心理創傷觀點，並提出對照與批判。

另一方面，展覽更以社運抗爭者的受創主體經驗作為論述主軸和敘事起點，試圖探問從鉅觀視角出發、跨越時空地域的弔詭：在每一場人民對抗不義政權的行動中，掌權者皆以法之名施暴；反抗者卻為了捍衛更高層次的律法，置自身於險境。

反抗者不僅需面對來自國家的暴力，還需忍受周遭親友的不諒解、社會大眾的異樣眼光。在內外在分崩離析的孤絕裡，社運抗爭者又該如何找到療癒的可能？

聆聽帶傷者的記憶，與之同行

318 公民運動發生前後，一位紀錄片導演積極記錄社運歷程，實際接觸這群年齡介於 18 至 35 歲的年輕人。記錄過程中，導演敏銳地察覺，有人出現不斷哭泣、失眠、易受驚嚇等創傷反應，一幕幕社運現場的衝突場景會反覆入侵腦海。

於是這位導演找上研究心理創傷療癒的彭仁郁，希望為這群人提供協助與支持。與這群年輕人接觸、討論後，彭仁郁決定以團體帶領者、同行者、療癒者的角色，共同進行了數次團體對話，聆聽彼此的創傷主體經驗。由於團體成員都參與過佔領行政院行動，因此命名為「323-324 同儕團體」。

同儕團體成員分享的內容，啟發了彭仁郁進行「歷史創傷記憶的世代傳承、身分認同與社會實踐」研究計畫，試圖探索當代社運抗爭與政治創傷歷史記憶之間，是否存在某種象徵傳承。與不同背景 318 社運抗爭者的深度交流，成為這項研究的重要基礎。

研究成果涵攝了精神分析理論與社會心理真實的辯證，例如 318 公民運動成功佔領的立法院，意外成為哲學家 Michel Foucault 所說的「異托邦」，或是英國精神分析學家 Donald Winnicott 提出的：一個暫時寄託所有理想願景和創造力的「過渡空間」。

但過渡空間畢竟是過渡，雖然在社會運動現場，抗爭者得以按下日常生活的暫停鍵，辯論未被深入討論過的社會議題。運動結束後，卻往往帶著未竟的願景、夥伴關係的衝突和撕裂、自身存在意義的質疑、面對集體情境的問號，或者身體的傷，回到恍如隔世的日常。

放下專業身分，與受害者並行

323-324 同儕團體進行的出發點，正是透過精神分析聆聽方法，站在「同為人」的位置，創造受創主體發話（enunciation）的「療癒 / 遇」空間。

彭仁郁憶起在法國進行田野研究期間，申請參與法國民間成立的「國際亂倫受害者協會」（AIVI）與受害者並肩工作的經驗。申請加入時，該團體以非常嚴謹的書面、面談過程確保她「不是以專業工作者的身分，而是以成員的角色參與」。

這個親身歷程讓她深刻體會到，身為同行者的「療癒 / 遇」與身為專家進行「治療」的差別。

事實上，亂倫受害者的創傷樣貌相當多元，每一位受害者的主體經驗都有細微差異，如果只以精神疾病診斷標準來看待，細微的創傷主體經驗經常在逐項「症狀」打勾的過程中，受到遮蔽和忽略。許多嚴重而未被看見的創傷就這樣被診斷為憂鬱症、焦慮症、邊緣型人格等疾患。

尤其是社運抗爭者在運動結束後，面臨了主體經驗上的巨大斷裂。社會運動的現場震撼與日常生活彷彿是兩個世界。一位同儕團體成員表示：「我回到生活，遇到弱勢、遇到信仰、教會，我發現這個世界上有非常多人，他們其實是兩個世界，我沒有辦法平衡。所以我現在覺得我有處在逃避的狀態。」

正因如此，在 323-324 同儕團體中，即便身為有多年臨床和學術訓練的精神分析師，彭仁郁依然選擇以一個「人」的身分，放下專業角色，以自身經驗與因社運而受創的主體同在，並在其中探索受創者自身所處，卻未必能看見的心靈地景。

並不是非 A 即 B ——非二元的創傷經驗

彭仁郁提到，對於「帶傷的主體經驗」，我們的想像經常掉入二元對立。「帶傷的人可能同時有 A 和 B 兩面，有一面很溫暖，另一面很黑暗。」

另一種二元想像是，一方面覺得如果沒有傷就是沒事，所以如果我沒事就不需要幫助；有事的人才需要幫助，所以有事的人是軟弱的。這樣的二元想像不只出現在帶傷者身上，也會出現在他周圍的人身上。

實際上，受傷的人不一定是軟弱的受害者。受傷的人也可以是倖存者、倡議者。而倡議者、社會運動者可能也會帶傷。

彭仁郁提出「帶傷前行」的概念，正是因為這樣僵固的一刀切二元想像，無論出現在社會群體面對帶傷者的態度，或是帶傷者看待自己內在感受的態度，都創造出「一直跟自己打架」的狀態。

帶傷前行的同時，可以知道自己的傷而不否認傷的存在，讓療癒與行動可以並存，是展覽希望帶給眾人的思考向度。

看見抗爭者的傷痕與足跡

走進「帶傷前行」展覽的三大展區，第一展區「傷痕密碼」在大片玻璃櫥窗上若隱若現 11 組數字：318、228、64、928、323-324……分別代表國內外 11 場著名的社會運動。

站在巨大的玻璃櫥窗前，觀看一個個數字密碼，就像從鉅觀的視角窺見改變歷史的社會運動，以及國家暴力烙下的集體印記拼圖。觀看陳設在玻璃櫥窗後的歷史照片，則像是記憶一般有著距離感，無法伸手觸及，卻又清晰可見。

第二展區「反叛的想像共同體」則以 7 座展台訴說 7 位 318 公民運動抗爭者的故事。每位抗爭者皆以難以辨識身分的匿名代號呈現，展台上的文字以第一人稱方式陳述，並附上一件令敘事主角印象深刻的物件。

這 7 個年齡介在 20 至 30 歲之間的社運抗爭者，有靠打工養活自己的大學生、不同領域背景的研究生、前職業軍人、原住民等不同身分。閱讀展台上的第一人稱自述，如同走入每一個人的人生，了解一個人走上街頭的原因、抗爭過程中遭遇的困境，以及運動結束後，抗爭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延續。

回憶時光機——在不同時空下與創傷者交流

第三展區以「再整合、再詮釋的療癒可能性」為主題，設計了一處名為「療遇時光機」的空間，外圍以柔軟布幔圍繞，內部擺設軟骨頭座椅，前方放置三台卡匣式隨身聽。你可以坐進這個舒適隱密的空間、戴上耳機，聆聽模擬 323-324 同儕團體聚會的錄音。

這是一個透過傾聽讓主體發話的時空，邀請觀眾靜下心來聆聽這段長達 73 分鐘的錄音，彷彿在一個安全的時空容器裡，成為 323-324 同儕團體的一員。在同儕團體交流的過程中，每位成員既是闡述獨特受創經驗的個體，也透過不同觀點的分享和互相扶持成為團體的共同建構者。

在彭仁郁的陪伴下，每位社運抗爭者述說他們在原生家庭、求學過程、抗爭現場及社運結束後的感官經驗及創傷記憶，講到激動處的聲調起伏、恐懼啜泣帶著情緒渲染力，讓人彷彿身歷其境，深刻感受社運創傷者的心靈地景。

例如有多位成員眼見同伴被警察攻擊，自己卻無能為力，甚至毫髮無傷的脫身，內心充滿無盡的愧疚。面對自責不能保護他人者，成員們肯定他在社運過程中的關懷與付出，引導他轉向思考，其實錯不在己，真正造成傷害的是扭曲的國家體制。

透過展覽帶領觀眾回顧與理解

步出展場前，身旁的牆面上貼著許多觀眾留下的觀展感想，當中包含對整起事件的反思、個人經驗的分享，或是想與這群社運抗爭者說的話。這是彭仁郁對來訪者的邀請，透過收集眾人的反饋，一起創造更多交互敘事和理解的可能。

彭仁郁更計畫在 2024 年、也就是 318 公民運動滿十週年之際，綜合呈現觀眾的反饋，並計畫邀請詩人、歌手或劇團一起透過創作，帶大家回顧十年前那段血淚交織的街頭歲月。

訪談的最後，我們請教彭仁郁老師，有哪一句話適合送給帶傷前行者？「別再跟自己打架了。」對於帶傷者的同理與不捨盡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