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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認災:數位科技對於人道救援的新突破

李祖緯
・2013/12/01 ・1593字 ・閱讀時間約 3 分鐘 ・SR值 594 ・九年級

首架英國人道救援班機抵達菲律賓宿霧市。(圖片來源:flicker用戶UK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首架英國人道救援班機抵達菲律賓宿霧市。(圖片來源:flicker用戶UK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簡單一指,你就能支援災難事務」。

當國際媒體關注於世界各地所發生的重大災害時,許多人也透過網際網路與社群媒體,傳達災害資訊與所需資源。舉例來說,西元2012年於美東地區造成重大災害的桑迪颶風(Hurricane Sandy),於災後一周內,在推特上就發布了超過兩千萬條的災害資訊。

這種新型態的數位人道主義(Digital Humanitarian),利用群眾力量與資訊科技,如應用程式(Apps)、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對於災後重建與因應措施給予協助,與傳統的人道救援相比,災害訊息的傳播與取得上變得更加快速便利。

然而,爆量的資訊,有時候反而阻礙災後工作。未經過整理與確認的資訊,將使得救難人員難以判斷各地區的受災情形,無法有效率地分配救災資源,也讓決策者陷入更不安的資訊焦慮中,有可能讓原先的成果付諸流水。在這樣的危機下,需要有整合的機構,以及準確的災害資訊加以配合。成立於西元1991年的聯合國人道事務協調辦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簡稱UNOCHA),是結合聯合國相關部門與非政府組織的重要機構,目的在於協調人道事務的執行、相關政策的擬定,以及宣傳工作。

在這次海燕颱風的災害中,UNOCHA指導合作夥伴數位人道主義網絡(Digital Humanitarian Network, 簡稱DHNetwork),加入這次的救災工作。DHNetwork則為有關數位人道主義機構的整合平台,藉由網路志工協助UNOCHA進行災後需求與傷害的完整評估。其中一個方案,便是建立共通平台,整合網際網路之災害相關資訊,並透過多次的人工審核,確保災害資料的正確性。在這樣的情況下,產生了新興的科技應用:MicroMappers。這是由待用專案小組以及卡塔爾計算研究中心(Qatar Computing Research Institute)共同建置的新系統,將有關於災害資訊的推特文、圖像分割成無數的簡單工作,讓使用者能透過社會標籤(social tags),對於圖文內容進行審核與排序,幫助其他機構進行災害評估。

目前研發團隊已開發出4種應用程式(又被稱為Clickers)。系統會先找出與災害資訊相關之圖文,讓使用者能透過各種電子裝置判斷內容。經過3個人的審核後,將災損內容加以分類,並利用GPS定位標示發生地點。將這些資料整合後,做成即時的災害地圖加以呈現,做為災害處理的重要依據;也可結合其他軟體進行統計分析,在災害評估上能夠有更精準的分析。

雖然這種運用Web2.0的概念並不是最新的科技,而且該系統不完美,譬如透過非專業群眾的決策,資料的正確性是否充足?在實際運作上,也得面臨處理速度不夠快的議題,大量的即時資料若要經過人工審核,將有時間的落差;同時,在現存的現實條件下,某些圖文訊息是難以定位的。不過,近期的使用評估上,還是能看出是有發揮的可能性,根據MicroMappers的估計,在海燕颱風所造成山崩的48小時之內,就蒐集了約二十三萬筆資訊,而透過應用程式的資訊量就超過了十萬筆,效率是相當驚人。

就如DHNetwork的共同創辦人,同時也在UNOCHA任職的安卓奇‧凡若提(Andrej Verity)所提到的,透過數位科技,將原本需要5到7天時間才能建立的災害短期評估報告,現在只需要兩天的時間,這對於擬定救助方針上,將有很大的助益。不管在何處,只要能連上網路,透過簡單的回饋,我們都能為受災民眾盡一份努力。 (本文由國科會補助「新媒體科普傳播實作計畫─重大天然災害之防救災科普知識教育推廣」執行團隊撰稿/2013年12月)

 

責任編輯:鄭國威│元智大學資訊社會研究所

本文原發表於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技大觀園「科技新知」。歡迎大家到科技大觀園的網站看更多精彩又紮實的科學資訊,也有臉書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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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隔離者的孤獨與焦慮——防疫點日記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20/12/23 ・4361字 ・閱讀時間約 9 分鐘 ・SR值 545 ・八年級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整理撰文/龔雋幃,美術設計/林洵安

中研院院區開放演講:台灣防疫成功了嗎?

為什麼隔離者會想偷偷溜出門?是防疫知識不足,還是社群互動邀約多?經歷 14 天禁閉,他們的心理狀態、社會互動又會有哪些變化?2020 年中研院院區開放日,社會學研究所李宣緯助研究員進行科普演講,分享「防疫點日記」的研究成果,分析影響隔離者服從、配合意願的關鍵因素。

宛如平行時空的台灣,我們做了什麼?

在這場世紀大疫中,台灣未曾封城、禁足,社會與經濟活動很快重見熱絡,繳出了不錯的防疫成績單。跟各國相比,台灣政府在防疫上顯然做對了不少事,成功建立起人民信心,願意配合政府政策。

李宣緯認為,「台灣模式」來自幾項重點。首先是謹慎行事,每一步都有妥善規劃,中央、地方政府相互配合。

第二,快速反應、超前部署。去年底,政府從網路一得知武漢出現可疑肺炎,馬上繃緊神經。隨後也迅速拉高應變層級,展開邊境管制。

第三,資訊透明,「防疫五月天」連續 140 天每日召開記者會、現場直播,接受媒體詢問,和全民報告疫情變化。

最後,則是良好的公民素養。經歷過 SARS 慘痛經驗,台灣社會已建立起高度公衛意識,當疫情來襲,配戴口罩迅速成為全民共識。

這些關鍵作為,讓台灣到 10 月底還不滿 600 例確診,僅有 7 例死亡。根據中研院社會所「中國效應研究小組」 4、5 月的問卷調查,高達 79.1% 的民眾認為政府防疫做得「很好」,18.1% 則回答「好」,表現評價可說是接近滿級分。此外,台灣今年第二季的經濟成長率僅微幅衰退 0.6%,遠勝受疫情重創的世界各國。

至今為止,台灣防疫表現不只是對抗病毒的優等生,也獲得民眾的高度認同。

2020 年 5 月,中研院中國效應研究小組進行調查,對於「您認為台灣政府在處理這次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表現好不好」,79.1% 回答「很好」,18.1% 回答「好」,正面評價達 97%。
圖/研之有物

防疫點日記:透視被隔離者的內心

對抗病毒除了政府的政策戰略,更需仰賴眾人配合。例如,返國者誠實告知身體狀況,遵守隔離規定。也因此,每當新聞出現趴趴走隔離者,必定引來千夫所指、罵聲不斷。然而,為什麼多數隔離者願意配合、服從?在哪些壓力、環境影響下,會讓他們浮現「落跑」念頭?隔離者長時間不能和別人接觸,他們身心有什麼變化?

為了進一步瞭解隔離對個人的影響,中研院社會所與統計所共同展開「防疫點日記」計畫。研究團隊開發了「防疫點日記」網站,募集 140 位被隔離者,參與為期超過 30 天的線上調查;同時也加入 158 位沒有隔離經驗的人,進行對照。

被隔離者必須詳細記錄每天的日常生活細節,譬如昨天花了多少時間工作或學習、和他人社交?今天覺得孤單嗎?起床後會覺得漫無目的嗎?透過這些情緒反應、娛樂活動、社交頻率,觀察分析他們的身心變化。

此外,調查也要求參與者提供跟他人的互動接觸紀錄,不論是面對面,或者線上臉書私訊。所有參與者都需要記下他跟誰互動,和對方的關係,互動時間,當面、電話或網路接觸。隔離者每日平均至少記錄 3 筆人際互動,解除隔離後、非隔離者則每日平均提供 5 筆以上的紀錄。

「我們想要看的是,這群人的社會網絡有沒有變化?」李宣緯補充解釋:「大家可能沒有聽過社會網絡,在臉書上把人跟人串連起來,就是一個很簡單的社會網絡。」

簡言之,防疫點日記研究試圖要瞭解:在疫情高度衝擊下,我們的社會網絡、人際互動是否被改變?隔離者會出現社交行為或身心變化嗎?對政府的滿意度是否受到影響?

社群留言關鍵字第一名:謝謝

研究發現,經過隔離並沒有讓人們對政府不信任,反而更加肯定。在點日記開始前的前測調查中,隔離、未隔離兩組人都有超過 55% 認為政府資訊「透明」;等到 30 天結束的後測,兩組人認為政府資訊「非常透明」又分別躍升超過 10%。調查結果顯示,無論有沒有經過隔離,多數人皆高度推崇政府的防疫政策相當透明。

另一方面,研究團隊也從社群平台的互動,檢視政府和民眾的溝通關係。他們徵得部分參與者的授權,存取他們過去一年的臉書社交紀錄。

讓人意外的是,比起隔離者,未隔離的人與「衛福部粉專」的互動數量更多,而且幾乎以按讚為主。社群留言的關鍵字前六名,則分別為「謝謝」、「防疫」、「辛苦」、「部長」、「人員」、「所有」,普遍是支持政府的正面聲音。

研究蒐集到 87 位隔離者、65 位未隔離者的臉書資訊。兩組人按讚的粉絲頁重複性高,包括蔡英文、五月天阿信、插畫家 Duncan 等。不同的是,未隔離者多數有追蹤衛福部,隔離者則多數追蹤海外旅遊、機票,可能與當時隔離者多為海外返國者有關。
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李宣緯 )
從臉書互動可知,疫情爆發以後,和衛福部粉專互動比例明顯飆高。
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李宣緯 )
從詞源頻率分析,六大關鍵字為:謝謝、防疫、辛苦、部長、人員、所有。
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李宣緯 )

為什麼他們想離開隔離處?

新冠肺炎爆發以來,為了遏止疫情擴散,各國紛紛祭出封城、禁足、邊境管制等不同手段。當政府以安全、公衛之名,要求人民放棄部分自由,人們願意讓渡什麼?能夠容忍到什麼程度?國家管制與個人自由之間的權衡衝突,備受熱議。過去,便有學者針對 SARS 研究發現,「外出社交」是個人最難放棄、遵從規範的部分。

因此,研究團隊也以「今天有沒有想要離開隔離地的念頭?」,檢視隔離者服從政策的意願。這包含了兩項研究議題:一是哪些因素會影響民眾服從或不服從?二是焦慮在其中扮演了什麼作用,是不是一個中介因素?

李宣緯分析,影響服從度首要是負面情緒;曬不到日光、感受到較少支持、遭受隔離汙名化等等,都可能導致負面情緒。再者則是社會責任,是否清楚認知隔離對於社群的意義。另外,是否獲得充分資訊、具備公衛知識,也會影響到服從度。

根據迴歸統計結果,男性較女性服從意願高。內心愈焦慮、孤單,愈容易想離開隔離處。隨著隔離天數拉長,愈到後期,愈會有出門的想法。另外,遭受陌生人指責的汙名化程度愈高,或是覺得隔離對社會沒有幫助,只是在浪費時間,也都會降低隔離者的服從意願。

反過來,無論是透過線上或線下,只要接觸人數愈多,和家人朋友愈常聊天互動,則愈不會有想離開的念頭。

那麼,經歷過隔離,又會帶來哪些變化?

14 天閉關後,隔離者的「互動人數」顯著下降,「防疫和公衛知識」明顯提升,對「政策公開透明度」認同比例也上升,不過「認同自身隔離對社群有幫助」反而下降。

李宣緯解釋,原因可能是隔離者認為自己其實是健康的人,但卻得禁足 14 天,因而認為這次隔離實際上沒有太多價值。分析隔離者的汙名化經歷,他們遭受的汙名壓力最主要來自陌生人;隔離期間遇到麻煩時,他們尋求協助的對象則多數是家人。

圖/研之有物(素材/iStock)

總結來說,究竟為何有些人會冒著被裁罰、指責的風險,想離開隔離處?根據研究發現,當負面情緒湧現、缺乏社會責任意識的情況下,就會使人傾向於不服從。另外,和原本預期不同,防疫公衛知識程度越高,愈清楚身體不舒服時,要與他人保持距離、通報醫護人員,反而愈容易想離開,推測可能是認為自身感染可能性低、有能力自我保護。

焦慮也確實扮演部分中介,當個人感受到被大眾指責的汙名化壓力,可能產生焦慮感,降低隔離者的服從意願。

李宣緯強調,防疫是眾人的努力總和,隔離者一定程度犧牲了個人自由,以換得社會的公衛安全。若我們能更了解個人獨自面對隔離的壓力、焦慮、身心變化,以及需要的正向支持,或許也更有助社會共同對抗病毒。

研究發現,隔離期越長、越孤單焦慮,外界對隔離者的汙名越強,感覺不到隔離的意義,都會降低配合意願。另外,自認防疫知識夠充足也是影響原因,推測可能是認為自身感染機率低、有能力自我保護。相反的,社會互動越高,就越不容易放棄隔離。
圖/研之有物(素材/iStock)

演講最後進入問答環節,不少學生熱烈發問:

Q:政府有很多防疫文宣或影片,各族群的接受度可能也不同,如何衡量政策溝通是否有效?

我們大致從三個面向,檢視政策溝通是否有效:

一是根據中國效應小組的問卷調查,數據顯示民眾普遍肯定防疫政策是成功的,政策支持度很高,可以看到政府的防疫作為的確獲得正面的溝通成果。

其次,在防疫點日記研究中,無論隔離者、一般人,多數參與者都認為資訊相當公開透明,顯示政策傳達是有效的。

第三,研究也分析參與者和衛福部臉書的互動情形。留言關鍵字多數是正面,謝謝高居榜首,互動形式也以按讚、笑、愛心等居多。

以上綜合來看,防疫政策確實達到有效的溝通。

Q:台灣的防疫策略是特例嗎?類似做法移植到其他文化脈絡,會不會造成反效果?

目前看來,很多做法應該是共通可行的。

比如邊境管制,許多國家後來陸續採行,但如果初期就開始執行,防疫效果可能更明顯。口罩徵收、統一配發政策,也有安定民心的效果,降低物資缺乏的集體恐慌心理。另外,包括政委唐鳳協調的數位應用政策,提供大家即時資訊,這些都能參考、挪用。

廣義來說,我認為多數政策應該都能被複製,差別只在於政策施行的時間、強度。某些措施越延遲開始,效果就不如預期。

因應疫情,今年中研院院區開放活動首度縮小規模,但這場演講仍吸引許多國、高中生到場參加,不只專心筆記,也相當積極提問、回饋,反應熱烈。圖/研之有物

延伸閱讀

  • 演講直播影片
  • Fu Yang-chih, Lee Hsuan-Wei,〈Daily Contacts Under Quarantine amid Limited Spread of COVID-19 in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1-11,2020
  • 李宣緯個人網頁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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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取諧音自「言之有物」,出處為《周易·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探索具體研究案例、直擊研究員生活,成為串聯您與中研院的橋梁,通往博大精深的知識世界。 網頁:研之有物 臉書:研之有物@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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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穿越只需打開一個APP:《歷史地圖散步》帶你走進百年老照片現場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19/08/28 ・4641字 ・閱讀時間約 9 分鐘 ・SR值 481 ・五年級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採訪編輯|王怡蓁、美術編輯|張語辰

《歷史地圖散步》團隊專訪

「很多讀者拿到書和 APP 的第一步,會先找自己家在哪裡,然後發現自己的家一百年前可能是墓仔埔、或在河道裡面。」中研院的「歷史地圖散步」系列製作團隊,結合耐人尋味的老照片、臺灣百年歷史地圖、與現今的 Google 地圖街景,將整個城市變成故事展覽館。

做這個專案的職業病是,古今地名混用。有時候會在電話中跟別人說:「我下禮拜要去榮町…」

《臺北歷史地圖散步》專案企劃黃冠華,打趣地說。榮町在哪?其實是日治時期臺北最繁榮的區域,古時又稱「臺北銀座」,範圍在現今臺北車站附近的衡陽路、博愛路、寶慶路一帶。

臺北館前路、衡陽路的老照片、與現今 Google 地圖街景對照。
圖片來源│臺北歷史地圖 APP

而場景來到臺中,可看見《臺中歷史地圖散步》主編賴萱珮奔波的身影。「我請家人開車載我到各個老照片地點,搶在不會逆光的時間,拍下一張張當今地景對照、收入書中。」

有了古今照片之後,就換編輯賴國峰等成員大顯身手,將老照片美美地套入 Google 地圖定位。「但有時候 Google 街景就是會跑掉…」這個 bug 成為團隊的頭痛來源。

要怎麼知道這張老照片的地點是在現今 Google 地圖哪個位址呢?有賴中研院人社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執行「地圖與遙測影像數位典藏計畫」,累積了各城市大量不同時期的地圖,研究副技師廖泫銘說明。

這群團隊為什麼要那麼大工程,製作「歷史地圖散步」系列圖書與 APP 呢?

地圖尬故事,迸出新滋味

地圖只是媒介,APP 也只是載體,為的是讓這些故事從檔案館走到你身邊。

廖泫銘笑著說:「許多人看不懂地圖,但是搭配手機的 GPS ,手機會告訴使用者你在哪裡、該怎麼走,眼前這個地景曾經發生什麼事。」

「歷史地圖散步」系列的元素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為中研院數位典藏的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第二部份才是延伸地圖史料、加上故事,做成「歷史地圖散步」系列 APP 與圖書。中研院人社中心的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在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的數位化過程,就花費了十多年功夫。

廖泫銘透露,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典藏了 40 萬餘張歷史地圖。「歷史地圖散步」系列收錄的地圖數量,只是冰山一角,但就已經有說不完的故事。
攝影│張語辰

中研院收藏的歷史地圖,可在地圖數位典藏整合查詢系統供大眾瀏覽,繪製時間從 19 世紀末到現在,地理版圖橫跨東亞,其中以中國大陸及臺灣數量最為豐富。

更難得的是,這 40 萬餘張地圖都是現代化的測繪地圖,用於軍事、工程、地籍等紀錄,有經緯度、講究精準,因此可與現今的 Google 地圖進行古今套疊,了解該區域不同時期的樣貌,不同於傳統類似山水畫、非科學性的古代輿圖。

臺灣百年歷史地圖,包含臺北、臺中、臺南、高雄、基隆、淡水、新北、彰化、嘉義、花蓮、桃園等地的現代化測繪古地圖。
圖片來源│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

黃冠華表示,他們觀察到許多古地圖與老照片,這兩者的共通點是「地理位置」,因此想把它們結合起來,開發成生活中會使用到的手機 APP,進入大家的生活中,例如國外有 Historypin 網站,透過老照片連結社群和當地歷史 。

這一張張的老照片、地圖就像食材一樣,把它們炒在一起,成為一道道香噴噴的料理。

但團隊在「炒菜」過程發現,若老照片和地圖缺乏解說,使用者會無法理解背後的故事,因此有了出版《臺北歷史地圖散步》、《臺中歷史地圖散步》系列書籍的構想,像是「導覽手冊」,為讀者導覽 APP 裡古今地圖的故事脈絡。

《臺中歷史地圖散步》封面暗藏玄機,翻開書衣會看見女學生穿越回到日治時期的臺中,凸顯古今地圖對照的特色。
圖片來源│中研院數位文化中心

從臺北到臺中的變化

從 2016 年 9 月初《臺北歷史地圖散步》出版,到 2018 年 1 月初發行的《臺中歷史地圖散步》,時間相隔了一年多。

黃冠華表示,兩本書的明顯差異在於文字量變少。他手指掐著《臺北歷史地圖散步》的書背笑說:「我們原本只想做這本三分之一 的厚度,殊不知每位作者提供的文字量都超出預期地豐富!」

至於書籍內容是如何規劃,賴萱珮說明,團隊是先企劃主題,設定方向後再與作者談合作,明確告知撰稿角度為歷史普及,並希望在 2,500 字內完成。「有些長期學術寫作的老師甚至會擔心:從來沒有寫過這麼短的稿子!會不會被覺得不專業……」

《臺北歷史地圖散步》的主題從食衣住行著手,並加入重大事件;而《臺中歷史地圖散步》除了排除與臺北相似的主題,團隊也投入更多臺中在地的歷史研究。

相對於發展歷史悠久的臺北、臺南,臺中較缺乏老照片、古地圖等素材,因為臺中是日治時期依都市計畫建立的現代化城市,發展並不是很久。因而《臺中歷史地圖散步》多將焦點放在戰後時期,戰後的故事比例與《臺北歷史地圖散步》相較起來高出許多,例如美軍基地、特種行業等等。

上方為 1970 年代臺中市街觀光圖,可看到當時美軍常去的酒吧。下方為今日地圖對照。
圖片來源│《臺中歷史地圖散步》

賴國峰補充,臺中歷史地圖 APP 中,約有一半的老照片為戰後時期,但臺南歷史地圖 APP 就有較多戰前的照片,且年代可追溯更早以前。廖泫銘也說明,如果城市發展沒有太大變化,當時的出版社或政府就不需要重新繪製地圖,因此古地圖的張數也反映了城市變化的速度。

在製作《臺中歷史地圖散步》書籍的酒家主題時,團隊意外取得許多「酒家」的照片,其中余立先生提供了他父親余如季當時所攝的許多老照片,意外尋出一條當年父親拜訪拍攝過的酒家路線……

1963 年開業、當年叱吒臺中的白雪大舞廳,至今仍在營業中。
圖片來源│《臺中歷史地圖散步》 原始出處│昔:余如季攝影、余立提供;今:李品寬攝影

團隊蒐集史料的過程也會發現「群聚經濟」的現象,例如某一條街都是百貨、某一區域都是公家單位。「像臺中的中區就很可惜,在 1990 年代商圈移轉後便沒落了,製作書籍的過程也會覺得有點感慨~」賴萱珮回憶起這些地方往日的輝煌。

雖然臺南歷史地圖 APP 已發行,但目前書籍尚未誕生。聽到「臺南」這個地名,團隊直呼:「戒慎恐懼!研究臺南歷史的神人太多了,光是糕餅、蜜餞,可能就有人寫過一本書。」團隊尚在苦惱蒐集選題,準備齊全後,再前進臺南歷史界這個高手齊聚的武林。

缺素材、授權不易、Google 街景難掌控

問及製作過程遇到的考驗,團隊的心路歷程,宛若淘淘江水。
攝影│張語辰

賴國峰說,《臺北歷史地圖散步》原本想將南機場的老照片與故事放進書中,但因素材不足而放棄。賴萱珮也分享她的遺珠之憾:身為臺中人的她,認為豐原區的糕餅業值得書寫,但蒐集資料過程發現,能找到的老照片很少。另外,臺中舊市區(今自由路一帶)的百貨業也十分值得一提,在盛況時期多達十幾間百貨,然而百貨業是私人產業,資料難以尋得,如今也已沒落,在缺乏老照片、研究文獻的困難下只好放棄這個題材。

除了缺乏素材,臺灣公部門資料的授權狀況更是大難題。

「歷史地圖散步」團隊在談素材授權時,會經由兩種途徑:一為私人,另一個是公部門。私人授權會有既定的價錢與流程,處理起來較快速;但公部門的文獻、圖片等資料,散落在不同的博物館與研究機構,除了公文跑流程十分緩慢,廖泫銘也提到,甚至有一個尷尬的狀況是,有些圖或照片根本找不到最原始的版權擁有者。

賴國峰以「歷史地圖散步」團隊與日本合作取材的經驗建議,日本機構會定期檢視所有物的版權,而超過百年的書籍便有機會開放版權給大眾使用,這才讓檔案重新有了靈魂,而不只是冷冰冰地躺在資料櫃。例如,團隊向日本國會圖書館申請許多臺灣日治時期的照片素材,無需到日本,只要透過線上申請即可。

製作「歷史地圖散步」 系列 APP 也有一些困境待解決,由於 APP 使用 Google 街景作為背景,讓古地圖與老照片在上面套疊,以便讀者理解古今的對照。然而,賴國峰冒汗說,Google 街景定位不是每公尺都拍攝,導致有些老照片無法精準地放於現今的建物上。另外,Google 街景版本的改變、更新的速度、還有手機版型的差異,都會導致 APP 的體驗品質有所落差。

現在的臺中歷史地圖 APP 是先放入 150 張老照片地點,賴國峰提到,未來還可以持續加入新的素材,就像 Pokémon GO 遊戲更新,一直把新的怪獸放進地圖中,讓「歷史地圖散步」系列 APP 持續充滿生命力。

但通常使用者打開「歷史地圖散步」系列 APP ,第一件做的事情是什麼?

尋找一百年前自己的家

很多讀者拿到書和 APP 的第一步,會先找自己家在哪裡,然後發現自己的家一百年前可能是墓仔埔、或在河道裡面。

黃冠華提到,由於下載「歷史地圖散步」系列 APP 不需要付費,有些社區大學導覽課程的老師會請學生下載 APP 來進行教學。賴國峰也補充,過往在書展展示的經驗,有些長輩下載了 APP 後很開心,因為裡面的老照片、歷史地圖,都是他們的回憶。

談到書的銷量,團隊謙虛地表示,《臺北歷史地圖散步》進入第四刷,應該算是賣得不錯。由於「歷史地圖散步」系列的前置工程浩大,目的不可能是獲利,獲利僅是達到「推廣歷史故事」這個目標的方式。

我們的目標是推動文史工作,讓產業界看見圖文書發展的可能性。

由於東販出版的書籍多為漫畫、輕小說,在刻板印象中,東販這類書籍不太出現在中研院的學術館藏中,而《歷史地圖散步》系列書籍是中研院與東販出版的開創性合作。借助東販的出版專業,經營中研院不擅長的鋪貨銷售,讓中研院的地圖典藏、文史檔案,得以透過圖文書的形式,現身在全臺書店及線上販售,這是公部門在推廣與營銷上的改變。

「算是走出象牙塔,做出更接地氣的嘗試,」團隊說明,「我們將歷史洪流中典藏在檔案館、博物館、圖書館的圖像資料,放回現代人的生活中,並且標上時間、空間(GPS 位置)與故事,讓整個城市都是歷史文化的展覽館!」

延伸閱讀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原文為一百年前你家的模樣?臺北、臺中歷史地圖散步,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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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取諧音自「言之有物」,出處為《周易·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探索具體研究案例、直擊研究員生活,成為串聯您與中研院的橋梁,通往博大精深的知識世界。 網頁:研之有物 臉書:研之有物@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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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導致阿茲海默症?和遺傳有關嗎?——《當大腦開始崩壞》
八旗文化_96
・2019/04/25 ・3581字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SR值 542 ・八年級

阿茲海默症可能來自遺傳嗎?

這個激進的想法,在一九八一年十月明尼蘇達州的倫納德.赫斯頓(Leonard Heston)醫師刊登一些令人震驚的觀察後,開始引起人們的注意。

圖/wikipedia

他使用明尼蘇達州立醫院超過兩千具屍體解剖取得的大腦樣本,發現中年或「 早發型」阿茲海默症患者的親屬,在他們到了中年時也很可能患上此病。即使那些自認對遺傳學一無所知的人,也知道這具有遺傳上的意義;確實,赫斯頓並非第一位提出這項連結的人。一九五○年代,瑞典和瑞士醫師在查看具有失智症病史的家族就醫紀錄時,即發現了這個趨勢。但在那時,基因只被視為是提供人類生物學基本層面的實體,像是身高、體型與眼睛顏色,他們萬萬沒想到這會與錯綜複雜、變幻莫測的大腦有多少(如果有的話)關係。不論何種情況,那時基因仍是無法取得的分子,因此醫師們對此疾病的化學基礎更感興趣。

但是到了一九八○年代,DNA 雙螺旋來了又走,基因定序技術正順利進行。美國國家老齡研究所分子病理學家喬治.格倫納(George Glenner),決定好好利用赫斯頓的研究結果。

β 類澱粉蛋白是什麼?

格倫納外表看起來安靜保守、正式又疏離,帶有一頭波浪的銀色頭髮以及謙遜的凝視。當他在一九八三年開始研究阿茲海默症時,對大腦的瞭解並不多。許多神經科學家都視他為局外人。他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接受訓練後,很快就對此疾病如何在細胞層面上發展十分著迷,因此選擇專攻病理學。格倫納對於類澱粉蛋白特別感到疑惑──他稱它為「 一個討人厭的物質」──並很快就不顧一切地想弄清楚它到底是什麼。

圖/tandfonline

格倫納的使命感展現了鎖定蛋白斑乃是醫學界最佳機會的典型想法。沒有人真的確定是否它們造成疾病,或者它們是在神經元開始死亡之前或之後形成。也沒人知道它們比神經元內部的纖維纏結更該受到譴責或更無辜。然而,它們的存在需要答案:

證明它們不重要已變得跟證明它們很重要一樣迫切。

格倫納進入裝滿捐贈者大腦的冷凍室(最初的阿茲海默症「 大腦銀行」之一)著手開始工作,他機械化地切片並清理每一份樣本,連根拔起血管,挑撿出連結的組織,以化學方式壓碎所有剩餘物直到只剩下類澱粉蛋白為止。一年之後他終於萃取出形成蛋白斑核心的蛋白質,並稱它為 β 類澱粉蛋白,一個在日後三十年流傳於神經科學家之間的名詞。

格倫納接著又完成一項重大突破。在赫斯頓的研究中,注意到許多阿茲海默症病患的親屬家族中發生唐氏症的機率很高。此外,醫生們也發現:

幾乎每個患有唐氏症的人年屆中年時,皆死於與阿茲海默症驚人相似的失智症。

這些狀況明顯有某種連結,但那是什麼?

解碼 β 類澱粉蛋白和失智的關聯性

唐氏症乃是在第二十一對染色體上出現不正常額外複製的基因狀況,當格倫納開始檢查唐氏症病患的類澱粉蛋白時,他意識到其組成與阿茲海默症病患腦中發現的蛋白質是同樣的。這表示存在著某種完全未預料到的狀況。或許對某些人來說,身上即存在阿茲海默症的基因——而它就潛伏在第二十一號染色體的某處。

因此,當格倫納的結果一發表,科學家們便開始收集顯現了繼承阿茲海默症跡象的家族 DNA 樣本,並稱之為「 家族性」阿茲海默症。其中一個樣本來自一個龐大的英國裔加拿大家族,他們的祖先於一八三七年移民至加拿大;僅僅十八代便出現高達五十四例阿茲海默症案例。另有一個德國家庭六代中有二十個病例。一個俄羅斯家庭在六代中顯示出二十三個病例。一個義大利大家族,其家族成員廣布法國與美國,在八代中有四十八個病例。

比較正常(左)和阿茲海默症(右)患者的腦部。圖/wikipedia

家族性阿茲海默症看起來與更普遍的非遺傳性版本完全相同;唯一值得注意的差異在於發作的年齡:

其症狀更早顯現,通常在五十幾歲、四十幾歲或甚至三十多歲末期。

家族性阿茲海默症之所以為革命性的發現,不只因為它證明阿茲海默症可能來自遺傳,還因為其基因起源對占多數的晚發型病症的顯現上,為科學家提供了一個真實的線索。科學家利用基因作為出發點,便能調查與它互動的其他分子,因而能開始拼湊出生化因果關係網。這就類似偵探在畫板上釘了一張黑手黨照片,用來對照出整個犯罪集團一樣。

到了一九八六年,接續格倫納的發現,數個美國團隊成功地解碼 β 類澱粉蛋白的 DNA 序列。他們將此基因命名為 APP(前類澱粉蛋白質,取自 amyloid precursor protein 的縮寫)。這讓科學家偵探們有了頭號嫌犯。但只有 APP 仍不足夠,他們需要查出它是否是從正常狀態被永久改變,才知道是否該將此基因定罪。要這麼做,他們需要找出突變。

和遺傳有關的家族性阿茲海默症

黑髮高挑、有著麻雀般面容以及細長眼睛帶著探究神情的卡蘿.詹寧斯,是位一眼便能看出問題的認真女性。她的父親沃爾特出身於勞動階級新教徒家庭,是十五名子女當中的長子。這位在戰時於海軍服役的送乳員,是個以勤奮工作來照顧其掌上明珠卡蘿的一絲不苟男人。他以健談、活潑性情以及管理家庭財務的細膩方式著稱,他經常會寫下事情,並從諾丁漢合作社追討每月帳款。

圖/pixabay

然而到了他五十八歲生日時,沃爾特變成「 不一樣的人」——安靜、不與人打交道,並很奇怪地無法整理他的帳本。有時候他似乎對最例行的任務也顯得迷迷糊糊:購物時常會拿起錯誤物品,然後放入別人的推車裡。家人帶他去看醫生後,被告知他得了失智症,很可能是阿茲海默症。至於成因或他不甚恰當的年紀,則沒有多加說明。

但沃爾特並不是唯一的一位:四位比他更年輕的弟弟妹妹在接近六十歲時,也開始出現一些症狀。諷刺的是,因為家族中有許多人這麼早就罹患了阿茲海默症,他們有許多人反而覺得這相當正常。但卡蘿不這麼想,她的信件不久後送達聖瑪麗醫院。在那裡,正於實驗室中工作的是二十八歲的分子遺傳學家艾莉森.高特(Alison Goate)。

圖/eurekalert

高特是搜尋阿茲海默症突變的龐大團隊之一員。「 每個人都知道存在一些帶有遺傳性阿茲海默症的家族,」她以抑揚頓挫的腔調,從紐約透過電話告訴我。她現在就職於那裡的西奈山阿茲海默症研究中心(Mount Sinai Alzheimer’s Research Center)。「 但這些家族十分稀少,所以當時人們無法真正談論阿茲海默症的基因。」

卡蘿的故事振奮了他們,聖瑪麗醫院立即回應他們想知道更多,並且會安排醫生詢問問題並收集血液樣本。因此卡蘿連絡整個家族,要求他們全到她家提供樣本並告訴醫生所有知道的事。「 卡蘿讓我印象深刻,」高特說。「 她說服家族成員參與的方式,就像個啦啦隊隊長。」那麼多的姑姑與叔叔,還有表親、姪子姪女們,真的塞滿了整個房子。

尋找導致失智的突變 DNA 片段

場景回到倫敦,對基因突變的追捕已然展開。而這有賴於利用遺傳學的關鍵原則:染色體上彼此靠在一起的基因有一起繼承的傾向——即具有基因連結。這表示,如果在帶有失智症病史的家族中總可以看到某些 DNA 片段,我們便可推斷在那一區域的 DNA 某處藏有突變。如果這俗稱的 DNA 搜尋引擎發揮效用,將可迎向個人化的醫學新時代。針對某項遺傳缺陷的治療方式,將有可能修好問題的根本成因,徹底戰勝塔克寧這類藥物。「 乙醯膽鹼藥物之所以被核准,是因為沒有別的藥物,」高特說。「 對某些人來說,有總比沒有好,但它們只是治療症狀而非病因。而你的基因傾向,可以建議你該服用哪種藥物。」

雖然 DNA 只是由四組重複化學群組構成的簡單分子,但要找到其中的拼字錯誤也並不簡單。圖/wikimedia

即使如此,找出突變並不容易。雖然 DNA 只是由四組重複化學群組構成的簡單分子──腺嘌呤(Adenine,簡稱 A)、胸腺嘧啶(Thymine,簡稱 T)、胞嘧啶(Cytosine,簡稱 C)以及鳥糞嘌呤(Guanine,簡稱 G)──其編碼相當於人類三十億個字母長。若寫出來,將等同於兩百本一千頁的書冊,一個打字員若每天工作八小時,則需要半個世紀才能完成。如何寄望誰可以找出其中的拼字錯誤?幸好,與唐氏症的連結以及 APP 基因位於何處,讓高特有一個好的出發點:第二十一對染色體。

僅僅四年後,在一九九一年二月,高特便發現了突變之處。它是 DNA 編碼的單一字母──原本應該是 C 卻成了 T。三十億的字母只需一個突變便足以瓦解卡蘿的家人。如果有任何領域可讓身處於混沌未明世界的我們真心感激的,肯定是遺傳學。

 

 

 

 

 

——本文摘自《當大腦開始崩壞:科學 X 人性 X 歷史,人類對阿茲海默症的奮戰》,2018 年 6 月,八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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