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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的健康照護改革:社會運動和公民社會

東海 科學新報會
・2011/10/30 ・1208字 ・閱讀時間約 2 分鐘 ・SR值 525 ・七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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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照護的改革需要強力的社會支持才能成功,但是巴西的改革非比尋常,因為該國健康照護制度完全由健康照護尚未作為公民權利被列入1998年的巴西憲法之前(10年前)的那些衛生運動鬥士所規劃。伴隨國家健康體系「聯合健康體系」(United Health System, SUS-Sistema Unico de Saude)的形成,改革運動於1990年代隨之制度化。

2011年5月21日《柳葉刀》(The Lancet)的世界健康報告系列刊出巴西健康照護改革的報導。報導中提到,起初,巴西的改革運動追求一個整體性的社會保護模式。包含利於擴張社會權,一部分作為轉型民主政體的社會流動。巴西社會安全體系有一些重要的特色,如:由社會運動來規劃政策計畫,與國家社會的民主轉型計畫緊密相關。包含退休、健康、和社會救助。社會政策的新模式,具有普遍通用性、社會權的肯認、國家職責的確認、私人行為從屬於公共相關行動與服務的調控,以及政府與社會共同管理的公共導向(取代市場導向)和去中心化的配置。

巴西的社會安全特色,在於強勢的國家改革因素,重新建立聯邦實體與制定參與者的關係、建立社會控制的協商與共識的機制,包含地方、州、聯邦政府。改頭換面的制度之主要任務在於由地方當局執行社會政策。社會保護的體系採取去中心化的整合網絡的形式,每個層級的地方政府的政治指揮與資金募集,加上民主的審議制度,可以保證各層面的組織社團能夠公平參與。

兩種參與的機制(包含當局與人民)是議會與會議。議會存在這個系統的每個層次,也是社會控制和執行計畫查定的預算與績效的查察審定。會議定期召開,討論各種主題、匯集不同利益相干到同一平台,並且形成政策。雖然許多專家已經討論議會是否有能力控制政府,但結論並不清楚,因為巴西的公民社會的政治能耐非常多樣化。不同地區居民的資源分配並不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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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參與被視為維持健康計畫的重要元素。巴西如今被認為是減緩HIV傳染病的模範,因為政策上,抗反轉錄病毒治療(anti-retroviral treatment)是全民皆可免費接受的治療。成功的預防政策是基於公共與非政府的動員,以及跨國組織的支援。這種合作組織的模式,被認為是達成計畫目標的核心。儘管成功了,但是權力與資源的不平均分配是巴西社會的主要特色。這樣的挑戰同時出現在健康照護的目標上,不是因為缺乏對政府進行施壓,就是因為更多有組織的團體運用參與的機制,造成了挑戰。

巴西健康改革的成功有三個元素,醫療政體的建立、立法架構的形成與國家技藝或制度化。雖然這些元素都隸屬同一改革過程,但不同步調的不同路徑和運動,導致壓力與挑戰的無盡循環。例如,透過社會運動捍衛政府層級中的健康部門的地位,會造成兩個後果。一則,強迫統治結構轉型,增加決策過程中的社會角色,二則又允許公民社會的領導人涉入公共政策的設計與執行,造成領導人進入公部門後,失去了原先社會基礎的連結。這是社會運動體制化後的新挑戰。

作者:Sonia Fleury
編譯:老橘子
原文出處:
Brazil’s health-care reform: social movements and civil society
The Lancet, Volume 377, Issue 9779, Pages 1724 – 1725, 21 May 2011
Published Online: 09 May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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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 科學新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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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U: 汽車大腦的演化與挑戰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5/07/02 ・3793字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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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與 威力暘電子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想像一下,當你每天啟動汽車時,啟動的不再只是一台車,而是一百台電腦同步運作。但如果這些「電腦」突然集體當機,後果會有多嚴重?方向盤可能瞬間失靈,安全氣囊無法啟動,整台車就像失控的高科技廢鐵。這樣的「系統崩潰」風險並非誇張劇情,而是真實存在於你我日常的駕駛過程中。

今天,我們將深入探討汽車電子系統「逆天改運」的科學奧秘。究竟,汽車的「大腦」—電子控制單元(ECU),是如何從單一功能,暴增至上百個獨立系統?而全球頂尖的工程師們,又為何正傾盡全力,試圖將這些複雜的系統「砍掉重練」、整合優化?

第一顆「汽車大腦」的誕生

時間回到 1980 年代,當時的汽車工程師們面臨一項重要任務:如何把汽油引擎的每一滴燃油都壓榨出最大動力?「省油即省錢」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道理。他們發現,關鍵其實潛藏在一個微小到幾乎難以察覺的瞬間:火星塞的點火時機,也就是「點火正時」。

如果能把點火的精準度控制在「兩毫秒」以內,這大約是你眨眼時間的百分之一到千分之一!引擎效率就能提升整整一成!這不僅意味著車子開起來更順暢,還能直接省下一成的油耗。那麼,要如何跨過這道門檻?答案就是:「電腦」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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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師們引入了「微控制器」(Microcontroller),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顆專注於特定任務的迷你電腦晶片。它能即時讀取引擎轉速、進氣壓力、油門深度、甚至異常爆震等各種感測器的訊號。透過內建的演算法,在千分之一秒、甚至微秒等級的時間內,精準計算出最佳的點火角度,並立刻執行。

從此,引擎的性能表現大躍進,油耗也更漂亮。這正是汽車電子控制單元(ECU)的始祖—專門負責點火的「引擎控制單元」(Engine Control Unit)。

汽車電子控制單元的始祖—專門負責點火的「引擎控制單元」(Engine Control Unit)/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ECU 的失控暴增與甜蜜的負荷

第一顆 ECU 的成功,在 1980 年代後期點燃了工程師們的想像:「這 ECU 這麼好用,其他地方是不是也能用?」於是,ECU 的應用範圍不再僅限於點火,燃油噴射量、怠速穩定性、變速箱換檔平順度、ABS 防鎖死煞車,甚至安全氣囊的引爆時機……各種功能都交給專屬的 ECU 負責 。

然而,問題來了:這麼多「小電腦」,它們之間該如何有效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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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決這個問題,1986 年,德國的博世(Bosch)公司推出了一項劃時代的發明:控制器區域網路(CAN Bus)。你可以將它想像成一條專為 ECU 打造的「神經網路」。各個 ECU 只需連接到這條共用的線路上,就能將訊息「廣播」給其他單元。

更重要的是,CAN Bus 還具備「優先通行」機制。例如,煞車指令或安全氣囊引爆訊號這類攸關人命的重要訊息,絕對能搶先通過,避免因資訊堵塞而延誤。儘管 CAN Bus 解決了 ECU 之間的溝通問題,但每顆 ECU 依然需要獨立的電源線、接地線,並連接各種感測器和致動器。結果就是,一輛汽車的電線總長度可能達到 2 到 4 公里,總重量更高達 50 到 60 公斤,等同於憑空多載了一位乘客的重量。

另一方面,大量的 ECU 與錯綜複雜的線路,也讓「電子故障」開始頻繁登上汽車召回原因的榜首。更別提這些密密麻麻的線束,簡直是設計師和維修技師的惡夢。要檢修這些電子故障,無疑讓人一個頭兩個大。

大量的 ECU 與錯綜複雜的線路,也讓「電子故障」開始頻繁登上汽車召回原因的榜首。/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汽車電子革命:從「百腦亂舞」到集中治理

到了2010年代,汽車電子架構迎來一場大改革,「分區架構(Zonal Architecture)」搭配「中央高效能運算(HPC)」逐漸成為主流。簡單來說,這就像在車內建立「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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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像,整輛車被劃分為幾個大型區域,像是車頭、車尾、車身兩側與駕駛艙,就像數個「大都會」。每個區域控制單元(ZCU)就像「市政府」,負責收集該區所有的感測器訊號、初步處理與整合,並直接驅動該區的馬達、燈光等致動器。區域先自理,就不必大小事都等中央拍板。

而「中央政府」則由車用高效能運算平台(HPC)擔任,統籌負責更複雜的運算任務,例如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所需的環境感知、物體辨識,或是車載娛樂系統、導航功能,甚至是未來自動駕駛的決策,通通交由車輛正中央的這顆「超級大腦」執行。

乘著這波汽車電子架構的轉型浪潮中, 2008 年成立的台灣本土企業威力暘電子,便精準地切入了這個趨勢,致力於開發整合 ECU 與區域控制器(Domain Controller)功能的模組化平台。他們專精於開發電子排檔、多功能方向盤等各式汽車電子控制模組。為了確保各部件之間的溝通順暢,威力暘提供的解決方案,就像是將好幾個「分區管理員」的職責,甚至一部分「超級大腦」的功能,都整合到一個更強大的硬體平台上。

這些模組不僅擁有強大的晶片運算能力,可同時支援 ADAS 與車載娛樂,還能兼容多種通訊協定,大幅簡化車內網路架構。如此一來,車廠在追求輕量化和高效率的同時,也能顧及穩定性與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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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威力暘電子致力於開發整合 ECU 與區域控制器(Domain Controller)功能的模組化平台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萬無一失的「汽車大腦」:威力暘的四大策略

然而,「做出來」與「做好」之間,還是有差別。要如何確保這顆集結所有功能的「汽車大腦」不出錯?具體來說,威力暘電子憑藉以下四大策略,築起其產品的可靠性與安全性:

  1. AUTOSAR : 導入開放且標準化的汽車軟體架構 AUTOSAR。分為應用層、運行環境層(RTE)和基礎軟體層(BSW)。就像在玩「樂高積木」,ECU 開發者能靈活組合模組,專注在核心功能開發,從根本上提升軟體的穩定性和可靠性。
  2. V-Model 開發流程:這是一種強調嚴謹、能在早期發現錯誤的軟體開發流程。就像打勾 V 字形般,左側從上而下逐步執行,右側則由下而上層層檢驗,確保每個階段的安全要求都確實落實。
  3. 基於模型的設計 MBD(Model-Based Design) 威力暘的工程師們會利用 MatLab®/Simulink® 等工具,把整個 ECU 要控制的系統(如煞車),用數學模型搭建起來,然後在虛擬環境中進行大量的模擬和測試。這等於在實體 ECU 誕生前,就能在「數位雙生」世界中反覆演練、預先排除設計缺陷,,並驗證安全機制是否有效。
  4. Automotive SPICE (ASPICE) : ASPICE 是國際公認的汽車軟體「品質管理系統」,它不直接評估最終 ECU 產品本身的安全性,而是深入檢視團隊在軟體開發的「整個過程」,也就是「方法論」和「管理紀律」是否夠成熟、夠系統化,並只根據數據來評估品質。

既然 ECU 掌管了整輛車的運作,其能否正常運作,自然被視為最優先項目。為此,威力暘嚴格遵循汽車業中一本堪稱「安全聖經」的國際標準:ISO 26262。這套國際標準可視為一本針對汽車電子電氣系統(特別是 ECU)的「超嚴格品管手冊」和「開發流程指南」,從概念、設計、測試到生產和報廢,都詳細規範了每個安全要求和驗證方法,唯一目標就是把任何潛在風險降到最低

有了上述這四項策略,威力暘確保其產品從設計、生產到交付都符合嚴苛的安全標準,才能通過 ISO 26262 的嚴格檢驗。

然而,ECU 的演進並未就此停下腳步。當ECU 的數量開始精簡,「大腦」變得更集中、更強大後,汽車產業又迎來了新一波革命:「軟體定義汽車」(Software-Defined Vehicle, S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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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定義汽車 SDV:你的愛車也能「升級」!

未來的汽車,會越來越像你手中的智慧型手機。過去,車輛功能在出廠時幾乎就「定終身」,想升級?多半只能換車。但在軟體定義汽車(SDV)時代,汽車將搖身一變成為具備強大運算能力與高速網路連線的「行動伺服器」,能夠「二次覺醒」、不斷升級。透過 OTA(Over-the-Air)技術,車廠能像推送 App 更新一樣,遠端傳送新功能、性能優化或安全修補包到你的車上。

不過,這種美好願景也將帶來全新的挑戰:資安風險。當汽車連上網路,就等於向駭客敞開潛在的攻擊入口。如果車上的 ECU 或雲端伺服器被駭,輕則個資外洩,重則車輛被遠端鎖定或惡意操控。為了打造安全的 SDV,業界必須遵循像 ISO 21434 這樣的車用資安標準。

威力暘電子運用前面提到的四大核心策略,確保自家產品能符合從 ISO 26262 到 ISO 21434 的國際認證。從品質管理、軟體開發流程,到安全認證,這些努力,讓威力暘的模組擁有最高的網路與功能安全。他們的產品不僅展現「台灣智造」的彈性與創新,也擁有與國際大廠比肩的「車規級可靠度」。憑藉這些實力,威力暘已成功打進日本 YAMAHA、Toyota,以及歐美 ZF、Autoliv 等全球一線供應鏈,更成為 DENSO 在台灣少數核准的控制模組夥伴,以商用車熱系統專案成功打入日系核心供應鏈,並自 2025 年起與 DENSO 共同展開平台化量產,驗證其流程與品質。

毫無疑問,未來車輛將有更多運作交由電腦與 AI 判斷,交由電腦判斷,比交由人類駕駛還要安全的那一天,離我們不遠了。而人類的角色,將從操作者轉為監督者,負責在故障或斷網時擔任最後的保險。透過科技讓車子更聰明、更安全,人類甘願當一個「最弱兵器」,其實也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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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抗爭者經歷了什麼?他們的心靈傷痕該如何治癒?——專訪民族學研究所彭仁郁副研究員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23/08/25 ・5313字 ・閱讀時間約 11 分鐘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 採訪撰文|何光塵
  • 責任編輯|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勇敢與體制碰撞,卻在靈魂刻下傷痕

社運抗爭、維護人權的聲張,經常在民主社會發展歷程中刻下清晰的傷痕節點。每一場正面衝撞威權體制的社會運動,皆是由一張張充滿勇氣的臉孔譜成,但在運動結束後,有些抗爭者孤絕地忍受身心創痛。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專訪院內民族學研究所彭仁郁副研究員,同時也是「帶傷前行——社運抗爭者的創傷療癒可能」策展人,談談她如何深入帶傷者的心靈地景、探究療癒 / 遇的可能路徑。

中研院民族所博物館「帶傷前行——社運抗爭者的創傷療癒可能」特展。圖|研之有物

走入中研院民族所博物館「帶傷前行——社運抗爭者的創傷療癒可能」特展現場,展場中迴盪著社運抗爭者「退回服貿」的吶喊聲,這段定時播放的錄音引導人們在聽覺感官上貼近事件現場情境,以察覺抗爭中「人的狀態」。

這些人是誰?他們到底經歷了什麼?

本次特展由中研院民族所彭仁郁副研究員策畫,展覽內容取材自 2014 年 3 月 18 日爆發的 318 公民運動,抗爭現場發生了臺灣解嚴以來最激烈的鎮壓事件。

最嚴重的鎮壓發生在佔領行政院行動的當晚,3 月 23 日晚上至 3 月 24 日凌晨(簡稱 323-324),鎮暴警察動用盾牌、警棍、水砲車攻擊手無寸鐵的靜坐群眾。多數抗爭者是出生在 80、90 年代的年輕人,在過往的生命經驗中從未遇過這樣的場景,一位抗爭者驚魂未定地說「雖然沒有死人,可是很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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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群經歷警察暴力鎮壓的抗爭者,她/他們生命各層面受到的衝擊,並未隨著社運退場、「出關播種、遍地開花」而結束,許多人在鎮壓行動中身心劇烈受創。心理的衝擊源自想像和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人們第一次感受到「警棍打在身上的劇痛」、「水砲車的劇烈衝擊會讓脊椎神經受損」。

有些人在之後數年持續進行身體的治療和復健,更多人長期面對原生家庭、人際關係、社會關係中,回憶、經歷與現實日常的矛盾。這些經驗並非單純以「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TSD)」類型化診斷就足以理解。

事實上,創傷的樣貌從來不是單一的。

因此,彭仁郁在展覽中呈現 7+n 位社運抗爭者的主體經驗,訴說有著幽微差異的創傷多重樣貌,反映出有別於主流精神醫學標準化、診斷化、病理化、去脈絡化的心理創傷觀點,並提出對照與批判。

策展人彭仁郁呈現 7+n 位社運抗爭者的主體經驗,訴說有著幽微差異的創傷多重樣貌。圖|研之有物

另一方面,展覽更以社運抗爭者的受創主體經驗作為論述主軸和敘事起點,試圖探問從鉅觀視角出發、跨越時空地域的弔詭:在每一場人民對抗不義政權的行動中,掌權者皆以法之名施暴;反抗者卻為了捍衛更高層次的律法,置自身於險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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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者不僅需面對來自國家的暴力,還需忍受周遭親友的不諒解、社會大眾的異樣眼光。在內外在分崩離析的孤絕裡,社運抗爭者又該如何找到療癒的可能?

聆聽帶傷者的記憶,與之同行

2014 年 3 月 23 日晚上至 3 月 24 日凌晨,行政院調度來驅離示威者的警察,採用了超乎比例的暴力驅離手段,用警棍跟盾牌,毫不留情地毆打手無寸鐵的靜坐民眾。圖|黃恐龍(CC BY-ND 4.0)

318 公民運動發生前後,一位紀錄片導演積極記錄社運歷程,實際接觸這群年齡介於 18 至 35 歲的年輕人。記錄過程中,導演敏銳地察覺,有人出現不斷哭泣、失眠、易受驚嚇等創傷反應,一幕幕社運現場的衝突場景會反覆入侵腦海。

於是這位導演找上研究心理創傷療癒的彭仁郁,希望為這群人提供協助與支持。與這群年輕人接觸、討論後,彭仁郁決定以團體帶領者、同行者、療癒者的角色,共同進行了數次團體對話,聆聽彼此的創傷主體經驗。由於團體成員都參與過佔領行政院行動,因此命名為「323-324 同儕團體」。

同儕團體成員分享的內容,啟發了彭仁郁進行「歷史創傷記憶的世代傳承、身分認同與社會實踐」研究計畫,試圖探索當代社運抗爭與政治創傷歷史記憶之間,是否存在某種象徵傳承。與不同背景 318 社運抗爭者的深度交流,成為這項研究的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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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涵攝了精神分析理論與社會心理真實的辯證,例如 318 公民運動成功佔領的立法院,意外成為哲學家 Michel Foucault 所說的「異托邦」,或是英國精神分析學家 Donald Winnicott 提出的:一個暫時寄託所有理想願景和創造力的「過渡空間」。

但過渡空間畢竟是過渡,雖然在社會運動現場,抗爭者得以按下日常生活的暫停鍵,辯論未被深入討論過的社會議題。運動結束後,卻往往帶著未竟的願景、夥伴關係的衝突和撕裂、自身存在意義的質疑、面對集體情境的問號,或者身體的傷,回到恍如隔世的日常。

放下專業身分,與受害者並行

323-324 同儕團體進行的出發點,正是透過精神分析聆聽方法,站在「同為人」的位置,創造受創主體發話(enunciation)的「療癒 / 遇」空間。

彭仁郁憶起在法國進行田野研究期間,申請參與法國民間成立的「國際亂倫受害者協會」(AIVI)與受害者並肩工作的經驗。申請加入時,該團體以非常嚴謹的書面、面談過程確保她「不是以專業工作者的身分,而是以成員的角色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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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親身歷程讓她深刻體會到,身為同行者的「療癒 / 遇」與身為專家進行「治療」的差別。

彭仁郁和法國亂倫受害者並肩工作的經驗讓她深刻體會到,身為同行者的「療癒 / 遇」與身為專家進行「治療」的差別。圖|研之有物

事實上,亂倫受害者的創傷樣貌相當多元,每一位受害者的主體經驗都有細微差異,如果只以精神疾病診斷標準來看待,細微的創傷主體經驗經常在逐項「症狀」打勾的過程中,受到遮蔽和忽略。許多嚴重而未被看見的創傷就這樣被診斷為憂鬱症、焦慮症、邊緣型人格等疾患。

尤其是社運抗爭者在運動結束後,面臨了主體經驗上的巨大斷裂。社會運動的現場震撼與日常生活彷彿是兩個世界。一位同儕團體成員表示:「我回到生活,遇到弱勢、遇到信仰、教會,我發現這個世界上有非常多人,他們其實是兩個世界,我沒有辦法平衡。所以我現在覺得我有處在逃避的狀態。」

正因如此,在 323-324 同儕團體中,即便身為有多年臨床和學術訓練的精神分析師,彭仁郁依然選擇以一個「人」的身分,放下專業角色,以自身經驗與因社運而受創的主體同在,並在其中探索受創者自身所處,卻未必能看見的心靈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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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是非 A 即 B ——非二元的創傷經驗

彭仁郁提到,對於「帶傷的主體經驗」,我們的想像經常掉入二元對立。「帶傷的人可能同時有 A 和 B 兩面,有一面很溫暖,另一面很黑暗。」

另一種二元想像是,一方面覺得如果沒有傷就是沒事,所以如果我沒事就不需要幫助;有事的人才需要幫助,所以有事的人是軟弱的。這樣的二元想像不只出現在帶傷者身上,也會出現在他周圍的人身上。

實際上,受傷的人不一定是軟弱的受害者。受傷的人也可以是倖存者、倡議者。而倡議者、社會運動者可能也會帶傷。

彭仁郁提出「帶傷前行」的概念,正是因為這樣僵固的一刀切二元想像,無論出現在社會群體面對帶傷者的態度,或是帶傷者看待自己內在感受的態度,都創造出「一直跟自己打架」的狀態。

帶傷前行的同時,可以知道自己的傷而不否認傷的存在,讓療癒與行動可以並存,是展覽希望帶給眾人的思考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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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抗爭者的傷痕與足跡

第一展區「傷痕密碼」,透過布滿數字密碼的玻璃櫥窗與歷史照片,回顧 11 場國內外著名的社會運動。圖|研之有物

走進「帶傷前行」展覽的三大展區,第一展區「傷痕密碼」在大片玻璃櫥窗上若隱若現 11 組數字:318、228、64、928、323-324……分別代表國內外 11 場著名的社會運動。

站在巨大的玻璃櫥窗前,觀看一個個數字密碼,就像從鉅觀的視角窺見改變歷史的社會運動,以及國家暴力烙下的集體印記拼圖。觀看陳設在玻璃櫥窗後的歷史照片,則像是記憶一般有著距離感,無法伸手觸及,卻又清晰可見。

第二展區「反叛的想像共同體」,以 7 座展台上的第一人稱自述與象徵物件,訴說 7 位 318 公民運動抗爭者的故事。圖|研之有物

第二展區「反叛的想像共同體」則以 7 座展台訴說 7 位 318 公民運動抗爭者的故事。每位抗爭者皆以難以辨識身分的匿名代號呈現,展台上的文字以第一人稱方式陳述,並附上一件令敘事主角印象深刻的物件。

這 7 個年齡介在 20 至 30 歲之間的社運抗爭者,有靠打工養活自己的大學生、不同領域背景的研究生、前職業軍人、原住民等不同身分。閱讀展台上的第一人稱自述,如同走入每一個人的人生,了解一個人走上街頭的原因、抗爭過程中遭遇的困境,以及運動結束後,抗爭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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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K,30 歲創作者。323 當晚待在行政院大門外側與拒馬間,在警方最後一波驅離中遭重摔,造成輕微腦震盪。令她印象深刻的物件是捏扁的寶特瓶,GK 曾以水瓶丟擲步步進逼的警察,卻被其他主張非暴力抗爭者責備。她認為非暴力抗爭剝奪了人在當下能做的選擇。圖|研之有物
賈斯汀,26 歲前職業軍人。323 晚上跟著其他人魚貫進入行政院,在主建物前協助場控。324 凌晨,警方包圍靜坐群眾時,他用麥克風帶大家呼口號,最後被警方驅離。展台上掛著一件夾克,賈斯汀在社運期間一直穿著,社運結束後鮮少再穿。圖|研之有物
小嵐,21 歲學生。318 當晚與男友一起衝進立法院,在議場內負責文字和影像紀錄。展台上放著幾枚銅板,是社運尾聲小嵐口袋裡僅剩的零錢。家境不富裕的小嵐,平時靠打工賺錢維生,社運期間頓失收入的她,不斷在理想及現實之間掙扎。圖|研之有物

回憶時光機——在不同時空下與創傷者交流

第三展區以「再整合、再詮釋的療癒可能性」為主題,設計了一處名為「療遇時光機」的空間,外圍以柔軟布幔圍繞,內部擺設軟骨頭座椅,前方放置三台卡匣式隨身聽。你可以坐進這個舒適隱密的空間、戴上耳機,聆聽模擬 323-324 同儕團體聚會的錄音。

「療癒時光機」營造一處舒適隱密的空間,可靜下心來聆聽模擬 323-324 同儕團體聚會的錄音,回顧行政院鎮壓當晚的真實情景。圖|研之有物

這是一個透過傾聽讓主體發話的時空,邀請觀眾靜下心來聆聽這段長達 73 分鐘的錄音,彷彿在一個安全的時空容器裡,成為 323-324 同儕團體的一員。在同儕團體交流的過程中,每位成員既是闡述獨特受創經驗的個體,也透過不同觀點的分享和互相扶持成為團體的共同建構者。

在彭仁郁的陪伴下,每位社運抗爭者述說他們在原生家庭、求學過程、抗爭現場及社運結束後的感官經驗及創傷記憶,講到激動處的聲調起伏、恐懼啜泣帶著情緒渲染力,讓人彷彿身歷其境,深刻感受社運創傷者的心靈地景。

例如有多位成員眼見同伴被警察攻擊,自己卻無能為力,甚至毫髮無傷的脫身,內心充滿無盡的愧疚。面對自責不能保護他人者,成員們肯定他在社運過程中的關懷與付出,引導他轉向思考,其實錯不在己,真正造成傷害的是扭曲的國家體制。

透過展覽帶領觀眾回顧與理解

步出展場前,身旁的牆面上貼著許多觀眾留下的觀展感想,當中包含對整起事件的反思、個人經驗的分享,或是想與這群社運抗爭者說的話。這是彭仁郁對來訪者的邀請,透過收集眾人的反饋,一起創造更多交互敘事和理解的可能。

彭仁郁更計畫在 2024 年、也就是 318 公民運動滿十週年之際,綜合呈現觀眾的反饋,並計畫邀請詩人、歌手或劇團一起透過創作,帶大家回顧十年前那段血淚交織的街頭歲月。

訪談的最後,我們請教彭仁郁老師,有哪一句話適合送給帶傷前行者?「別再跟自己打架了。」對於帶傷者的同理與不捨盡在其中。

展覽最後邀請觀眾撕下附在 DM 上的明信片,寫下觀展後的感想。可選擇將明信片貼在牆上或投入信箱,預計於 318 十週年延伸活動中規劃展出。圖|研之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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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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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取諧音自「言之有物」,出處為《周易·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探索具體研究案例、直擊研究員生活,成為串聯您與中研院的橋梁,通往博大精深的知識世界。 網頁:研之有物 臉書:研之有物@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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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個案系列:發瘋、中邪,還是通靈?
胡中行_96
・2023/07/13 ・1953字 ・閱讀時間約 4 分鐘

扁桃腺切除術(tonsillectomy)開完了。恢復室裡,5 歲的巴西女孩醒來,看見輕裝的靈體,向她開釋人生道理。[註]她把經歷告訴家人,卻飽受輕率嘲弄。[1](延伸閱讀:〈精神個案系列:麻醉醒來講外語?!〉)

異常事件

5 到 11 歲之間,女孩做了許多奇異的夢,例如: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士反覆出現。據說數個月後,他們便真的在馬場相遇。[1]

女孩記得,10 歲那年的某個午夜,過世 2 年的祖父將她喚醒,要求代筆寫信:向女孩的父親講述她全然不知的私事,末了署名竟頗像祖父的筆跡。隔天父母看了,認定是惡魔所為,把信撕掉。[1]

女孩十來歲的時候,感受到靈體摸遍她全身,連私處都碰。她沒跟別人講,就怕被當瘋子。後來有了性生活,更產生被惡靈性侵的感覺,強烈而真實,搞得她多次試圖自戕。有個男性的聲音,還指導她該怎麼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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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防治專線:
 衛生福利部安心專線 1925
 生命線協談專線 1995
 張老師輔導專線 1980

2018 年 3 月,已經 20 好幾的她,開始不時被「附身」:躁動、挑釁,並發出男性的聲音。每次 10 分鐘到 6 小時不等,一週平均 3 次,地點涵蓋住家、教堂、診間,以及她任教的學校。這些自己不完全記得的事件,令女子難堪,進而曠職和社交退縮。[1]

詮釋版本

以上,是女子本人的說法。[1]當不同專業背景的外人介入,又會有各自的解讀:

篤信天主教的女子,在教堂的彌撒中,大肆發作,摧毀長木椅。神父決定驅魔:禱詞、聖水、耶穌像,一應俱全。過程中,女子破壞物品,攻擊 8 人,其中還包括撕裂神父的衣裝。不常遇到此般景況的神職人員,愛莫能助;而家屬蒙羞,寧可終止儀式。[1]

圖/電影《大法師》(The Exorcist,1973)on GIPHY

女子的抓狂愈發頻繁、劇烈,每回開頭都極其亢奮,尾聲癱軟無力。既然宗教無效,她便求助醫學。多名精神科醫師先後做出下列幾種診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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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思覺失調症(schizophrenia):[1]大概是將那些「靈體」、「聲音」和「性侵」,解讀為視覺、聽覺與觸覺方面的幻覺。
  • 憂鬱症(depression)[1]
  • 焦慮症(anxiety disorder)[1]
  • 恐慌症(panic disorder)[1]:焦慮症的一種。[2]

整年下來,這些醫師開立數種精神科藥物,但是除了副作用外,女子沒有得到任何效果。在期刊上報導這則個案的醫療團隊,也接獲轉診,並重新評估。他們做了精神狀態檢查(mental state examination),認為女子雖然極端焦慮,但是當下沒有其他症狀。另外,抽血、腦電波圖、腦部核磁共振等,結果也都正常。倒是綜合病史、量表和女子的主觀描述,可以歸納出以下診斷:[1]

  • 邊緣型人格障礙(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女子情緒不穩,總是空虛,害怕被拋棄,而且不確定自我的形象。[1]
  • 解離性身份障礙(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病患呈現 2 個以上的人格,並對某些發生過的事情,缺乏記憶。女子被「附身」的經歷,照定義的確說得通。再加上異常的睡眠與夢境,被某些文獻指為解離的肇因。可惜那封信件早已屍骨無存,所以無法辨別真偽,或佐證人格轉換。至於觸發解離的關鍵,則被醫師歸咎於她5歲時遭家人嘲弄。不過,這跟多數案例的心靈創傷相比,實在微不足道。[1]

無論是天主教或精神醫學,解釋現象後,最重要的還是處理問題。女子對解離性身份障礙的相關藥物,反應不佳;偏偏又以經濟因素為由,拒絕心理治療。她選擇了其他宗教,作為免費的解方。[1]

唯靈論

唯靈論(Spiritism)起源於 19 世紀的法國,是巴西的第三大宗教,主張活人能跟亡靈溝通。在此觀念下,天主教的惡靈「附身」、精神醫學的人格「解離」,都成了唯靈論的「通靈」體驗。女子的特異體質,不再是該被潔淨或矯正的對象,反而受到無條件地接納。改變信仰的3個月後,精神科醫師發現女子的焦慮減輕。即使人格轉換的症狀仍在,她至少能恢復工作與社交。[1]

解離性身份障礙的診斷,必須建立在「不能廣為宗教或文化所接受的行為」之上。基於《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5版的這個但書,女子的醫師抱持開放態度,不介意中低收入的患者投奔宗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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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全身麻醉的兒童和成人,在術後都可能出現甦醒譫妄(emergence delirium),症狀包括:幻覺、躁動與侵略性的行為等。[3]未成年的病患中,以幼童比例較高。[4]不過,原個案報告未討論此可能性。

  1. Martins HAdL, Ribas VR, dos Santos Ribas KH, et al. (2022) ‘Case Report: Anomalous Experience in a Dissociative Identity and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Frontiers in Psychiatry, 13:662290.
  2. Anxiety disorders’. (04 MAY 2018) Mayo Clinic.
  3. Gololobov A, Todris L, Berman Y, et al. (2015) ‘Pediatric anesthesia emergence delirium after elective ambulatory surgery: etiology, risk factors and prevalence’. Harefuah, 154(4):236-9, 280.
  4. Liu K, Liu C, Ulualp SO. (2022) ‘Prevalence of Emergence Delirium in Children Undergoing Tonsillectomy and Adenoidectomy’. Anesthesi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28;2022:1465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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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中行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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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澳洲臨床試驗研究護理師,以及臺、澳劇場工作者。 西澳大學護理碩士、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士(主修編劇)。邀稿請洽臉書「荒誕遊牧」,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