託夢幫助破案？夢境預言真的有可能嗎？—《怪咖心理學３》

本文與 美商德州博藝社科技 HEART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提到台灣令人焦慮的交通，多數人會想到都市裡的壅塞車潮，但真正致命的「塞車」，其實正悄悄發生在我們體內的動脈之中。

這場無聲的危機，主角是被稱為「壞膽固醇」的低密度脂蛋白（ Low-Density Lipoprotein，簡稱 LDL ）。它原本是血液中運送膽固醇的貨車角色，但當 LDL 顆粒數量失控，卻會開始在血管壁上「違規堆積」，讓「生命幹道」的血管日益狹窄，進而引發心肌梗塞或腦中風等嚴重後果。

科學家們還發現一個令人困惑的現象：即使 LDL 數值「看起來很漂亮」，心血管疾病卻依然找上門來！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沿用數十年的健康標準是否早已不敷使用？

膽固醇的「好壞」之分：一場體內的攻防戰

膽固醇是否越少越好？答案是否定的。事實上，我們體內攜帶膽固醇的脂蛋白主要分為兩種：高密度脂蛋白（High-Density Lipoprotein，簡稱 HDL）和低密度脂蛋白（ LDL ）。

想像一下您的血管是一條高速公路。HDL 就像是「清潔車隊」，負責將壞膽固醇（ LDL ）運來的多餘油脂垃圾清走。而 LDL 則像是在血管裡亂丟垃圾的「破壞者」。如果您的 HDL 清潔車隊數量太少，清不過來，垃圾便會堆積如山，最終導致血管堵塞，甚至引發心臟病或中風。

因此，過去數十年來，醫生建議男性 HDL 數值至少應達到 40 mg/dL，女性則需更高，達到 50 mg/dL（ mg/dL 是健檢報告上的標準單位，代表每 100 毫升血液中膽固醇的毫克數）。女性的標準較嚴格，是因為更年期後]pacg心血管保護力會大幅下降，需要更多的「清道夫」來維持血管健康。

相對地，LDL 則建議控制在 130 mg/dL 以下，以減緩垃圾堆積的速度。總膽固醇的理想數值則應控制在 200 mg/dL 以內。這些看似枯燥的數字，實則反映了體內一場血管清潔隊與垃圾山之間的攻防戰。

那麼，為何同為脂蛋白，HDL 被稱為「好」的，而 LDL 卻是「壞」的呢？這並非簡單的貼標籤。我們吃下肚或肝臟製造的脂肪，會透過血液運送到全身，這些在血液中流動的脂肪即為「血脂」，主要成分包含三酸甘油酯和膽固醇。三酸甘油酯是身體儲存能量的重要形式，而膽固醇更是細胞膜、荷爾蒙、維生素D和膽汁不可或缺的原料。

這些血脂對身體運作至關重要，本身並非有害物質。然而，由於脂質是油溶性的，無法直接在血液裡自由流動。因此，在血管或淋巴管裡，脂質需要跟「載脂蛋白」這種特殊的蛋白質結合，變成可以親近水的「脂蛋白」，才能順利在全身循環運輸。

肝臟是生產這些「運輸用蛋白質」的主要工廠，製造出多種蛋白質來運載脂肪。其中，低密度脂蛋白載運大量膽固醇，將其精準送往各組織器官。這也是為什麼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的縮寫是 LDL-C (全稱是 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

當血液中 LDL-C 過高時，部分 LDL 可能會被「氧化」變質。這些變質或過量的 LDL 容易在血管壁上引發一連串發炎反應，最終形成粥狀硬化斑塊，導致血管阻塞。因此，LDL-C 被冠上「壞膽固醇」的稱號，因為它與心腦血管疾病的風險密切相關。

高密度脂蛋白（HDL） 則恰好相反。其組成近半為蛋白質，膽固醇比例較少，因此有許多「空位」可供載運。HDL-C 就像血管裡的「清道夫」，負責清除血管壁上多餘的膽固醇，並將其運回肝臟代謝處理。正因為如此，HDL-C 被視為「好膽固醇」。

過去數十年來，醫學界主流觀點認為 LDL-C 越低越好。許多降血脂藥物，如史他汀類（Statins）以及近年發展的 PCSK9 抑制劑，其主要目標皆是降低血液中的 LDL-C 濃度。

然而，科學家們在臨床上發現，儘管許多人的 LDL-C 數值控制得很好，甚至很低，卻仍舊發生中風或心肌梗塞！難道我們對膽固醇的認知，一開始就抓錯了重點？

傳統判讀失準？LDL-C 達標仍難逃心血管危機

早在 2009 年，美國心臟協會與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進行了一項大型的回溯性研究。研究團隊分析了 2000 年至 2006 年間，全美超過 13 萬名心臟病住院患者的數據，並記錄了他們入院時的血脂數值。

結果發現，在那些沒有心血管疾病或糖尿病史的患者中，竟有高達 72.1% 的人，其入院時的 LDL-C 數值低於當時建議的 130 mg/dL「安全標準」！即使對於已有心臟病史的患者，也有半數人的 LDL-C 數值低於 100 mg/dL。

這項研究明確指出，依照當時的指引標準，絕大多數首次心臟病發作的患者，其 LDL-C 數值其實都在「可接受範圍」內。這意味著，單純依賴 LDL-C 數值，並無法有效預防心臟病發作。

科學家們為此感到相當棘手。傳統僅檢測 LDL-C 總量的方式，可能就像只計算路上有多少貨車，卻沒有注意到有些貨車的「駕駛行為」其實非常危險一樣，沒辦法完全揪出真正的問題根源！因此，科學家們決定進一步深入檢視這些「駕駛」，找出誰才是真正的麻煩製造者。

LDL 家族的「頭號戰犯」：L5 型低密度脂蛋白

為了精準揪出 LDL 裡，誰才是最危險的分子，科學家們投入大量心力。他們發現，LDL 這個「壞膽固醇」家族並非均質，其成員有大小、密度之分，甚至帶有不同的電荷，如同各式型號的貨車與脾性各異的「駕駛」。

早在 1979 年，已有科學家提出某些帶有較強「負電性」的 LDL 分子可能與動脈粥狀硬化有關。這些帶負電的 LDL 就像特別容易「黏」在血管壁上的頑固污漬。

台灣留美科學家陳珠璜教授、楊朝諭教授及其團隊在這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貢獻。他們利用一種叫做「陰離子交換層析法」的精密技術，像是用一個特殊的「電荷篩子」，依照 LDL 粒子所帶負電荷的多寡，成功將 LDL 分離成 L1 到 L5 五個主要的亞群。其中 L1 帶負電荷最少，相對溫和；而 L5 則帶有最多負電荷，電負性最強，最容易在血管中暴衝的「路怒症駕駛」。

2003 年，陳教授團隊首次從心肌梗塞患者血液中，分離並確認了 L5 的存在。他們後續多年的研究進一步證實，在急性心肌梗塞或糖尿病等高風險族群的血液中，L5 的濃度會顯著升高。

L5 的蛋白質結構很不一樣，不僅天生帶有超強負電性，還可能與其他不同的蛋白質結合，或經過「醣基化」修飾，就像在自己外面額外裝上了一些醣類分子。這些特殊的結構和性質，使 L5 成為血管中的「頭號戰犯」。

當 L5 出現時，它並非僅僅路過，而是會直接「搞破壞」：首先，L5 會直接損傷內皮細胞，讓細胞凋亡，甚至讓血管壁的通透性增加，如同在血管壁上鑿洞。接著，L5 會刺激血管壁產生發炎反應。血管壁受傷、發炎後，血液中的免疫細胞便會前來「救災」。

然而，這些免疫細胞在吞噬過多包括 L5 在內的壞東西後，會堆積在血管壁上，逐漸形成硬化斑塊，使血管日益狹窄，這便是我們常聽到的「動脈粥狀硬化」。若這些不穩定的斑塊破裂，可能引發急性血栓，直接堵死血管！若發生在供應心臟血液的冠狀動脈，就會造成心肌梗塞；若發生在腦部血管，則會導致腦中風。

L5：心血管風險評估新指標

現在，我們已明確指出 L5 才是 LDL 家族中真正的「破壞之王」。因此，是時候調整我們對膽固醇數值的看法了。現在，除了關注 LDL-C 的「總量」，我們更應該留意血液中 L5 佔所有 LDL 的「百分比」，即 L5%。

陳珠璜教授也將這項 L5 檢測觀念，從世界知名的德州心臟中心帶回台灣，並創辦了美商德州博藝社科技（HEART）。HEART 在台灣研發出嶄新科技，並在美國、歐盟、英國、加拿大、台灣取得專利許可，日本也正在申請中，希望能讓更多台灣民眾受惠於這項更精準的檢測服務。

一般來說，如果您的 L5% 數值小於 2%，通常代表心血管風險較低。但若 L5% 大於 5%，您就屬於高風險族群，建議進一步進行影像學檢查。特別是當 L5% 大於 8% 時，務必提高警覺，這可能預示著心血管疾病即將發作，或已在悄悄進展中。

對於已有心肌梗塞或中風病史的患者，定期監測 L5% 更是評估疾病復發風險的重要指標。此外，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代謝症候群，以及長期吸菸者，L5% 檢測也能提供額外且有價值的風險評估參考。

隨著醫療科技逐步邁向「精準醫療」的時代，無論是癌症還是心血管疾病的防治，都不再只是單純依賴傳統的身高、體重等指標，而是進一步透過更精密的生物標記，例如特定的蛋白質或代謝物，來更準確地捕捉疾病發生前的徵兆。

您是否曾檢測過 L5% 數值，或是對這項新興的健康指標感到好奇呢？

• 【科科愛看書之本月選書】當科學家面對納粹統治，應該共謀還是抵抗？在《為第三帝國服務：希特勒與科學家的拉鋸戰》中以三位諾貝爾獎得主：彼得．德拜、馬克斯．普朗克和華納．海森堡為主角，敘述他們在納粹統治時期如何面對科學、面對政治。德拜是個局外人，雖然在德國擁有傑出的職業生涯，卻堅持拒絕入籍德國。面對國家社會主義者的干擾和要求，普朗克的反應是苦惱且支吾。海森堡尋求官方的認同，卻又拒絕承認自己的妥協所帶來的後果。

威廉皇帝學會主席會見國家的新領導者是慣例。因此，普朗克於 1933 年 5 月 16 日在柏林會見希特勒。

想要了解納粹德國統治下的物理學家的行為，不能只是簡單的整理文件證據和加總順從或反抗的事件。大部分的故事都隱藏於表面之下，藏在沒有說出的話中，藏在對於顯然平淡的禮節和公式所做的模糊隻字片語和隱晦解釋中，藏在逃避和矛盾和指責中，主要人物甚至在私人信件中都無法表達他們的情緒和動機。人們試圖解讀經過編碼的語言，尋找關於真實意義的暗示和線索。關鍵事件和轉折點都變成羅生門般的敘述，讓人們在其中以多重觀點絕望的不斷推論誰做了或說了什麼以及為什麼。結果，人們幾乎可以自己選擇要訴說什麼故事，而他們也這麼做了。在所有相矛盾的描述中，人們往往別無選擇，只能依傍主觀評價，尋找性格的一致和矛盾。

普朗克和希特勒會面，發生了什麼事？

普朗克和希特勒的會面就是這些多重敘事角度中的其中一個。沒有人知道兩人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連這場會面是怎麼發生的，都有不同的說法：是拘於禮節不得不會面，還是普朗克為了追求特定的議題，所精心策劃的？如果是這樣，議題是什麼？他的主要目的是對解雇猶太人提出反對訴求？無論如何，他這樣做了。

一些文章中指出，面對普朗克的懇求，希特勒勃然大怒，而物理學家則溫順的逃離。愛因斯坦甚至聲稱他聽說希特勒曾威脅要把這位年老的化學家送進集中營。另有報導暗示，整場會議都很友好，普朗克在以屈從且自願接受的一體化為代價之下，獲得了德國物理界的（相對）自治和安全而感到滿意。普朗克與納粹黨對於德國社會各方面所要求的信條做了結盟。

我們先看看普朗克自己怎麼描述該事件。1947 年 5 月，就在他去世前幾週，他在德國物理學會的期刊《物理學報》（Physikalische Blätter）中發表一篇名為〈我拜訪希特勒〉的文章。「希特勒上台之後，」他寫道：

身為威廉皇家學會的主席，我有拜訪這位領袖的任務。我想借那個機會稱讚我的猶太同事哈柏，沒有他們從大氣中的氮製造氨的過程，第一次世界大戰將從一開始就戰敗。希特勒回答我這句話：「我並不反對猶太人。但是，猶太人都是共產黨人，所以他們是我的敵人，我為了對抗他們發起戰爭。」

普朗克提出，但是肯定有「各式各樣的猶太人，一些對人類很珍貴，有些則沒有價值，而在擁有最好德國文化的最高地位老式家族之中，必須做出這樣的區分」。對此希特勒回答說：「這是不對的。一個猶太人是猶太人。所有的猶太人聚在一起就像水蛭。」

但是，普朗克繼續說：「讓珍貴的猶太人移民會是一種自我傷害，畢竟我們需要他們的科學成就。」 希特勒並未直接回應這句話 ，而只是「說些老生常談」 ，然後就陷入一種令人不安的傾向。「人們說我有神經衰弱的問題，」 他告訴普朗克，「這是誹謗。我有鋼鐵般的意志。」於是希特勒用手掌拍打自己的膝蓋，說話愈來愈快，「並且拍打自己到極度激動的狀態，讓我別無選擇，只能安靜的離開」。

很多問題出現。普朗克對於猶太人的真實感覺是什麼？希特勒真的如此不顧他的種族政策對科學所做的肆意破壞？普朗克真的別無選擇，只能「安靜的離開」，並且得出結論，他所能做到最好的狀況，就是盡量溫和的執行新的法律？在這種情況下，對於普朗克和他的同事還能夠有什麼現實的期待？

了解普朗克這篇文章如何產生很重要。這篇文章是由《物理學報》的主編恩斯特．布如赫（Ernst Brüche）所邀稿，一部分是為了努力解釋（一部分是為了開脫）德國物理學家在戰前與戰爭期間的行為。普朗克當時身體非常虛弱，而這篇文章是在他的妻子瑪珈的協助、編輯而成，以便保護她的丈夫不受到批評。

有些猶太人珍貴，有些則沒有價值？

我們應該怎麼理解普朗克所說一些猶太人「對人類很珍貴，有些則沒有價值」？當時普朗克是否表明一些猶太人特別是「毫無價值的人類」，或暗示這是泛指所有人類，包括猶太人？如果在任何情況下，他同意有些猶太人沒有價值，這是否反映出他個人的意見，還是說這只是為了安撫希特勒，並獲得認可？

因為普朗克本人顯然沒有就特定的詞語好好解釋這個事件，所以問題變得複雜。他沒有區分「珍貴」和「沒有價值」，反而區別了「西方」和「東方」的猶太人，那是當時劃分同化和未同化猶太人的一種標準公式：也就是已經融入德國社會和保持「外國人」身分的猶太人。在任何情況下，這是一個經常性的問題：在評論非納粹分子被迫配合他們的領袖從事工作時，要如何評估他們所發出含有偏見的言論。他們只是因為妥協（如果有的話，是否合理）才這麼說的嗎？或者這些話代表雙方都接受的想法？

普朗克的敘述中有一個很奇怪的地方，那就是希特勒宣稱「不反對猶太人」，這一點由生化學家華寶的妹妹在描述 1933 年 7 月薛丁格的妻子安妮來訪的文章中證實。薛丁格夫人告訴招待她的主人：

希特勒對普朗克說，他並不如人們所貼的標籤，是個反猶太主義者。他只是反對共產主義，但猶太人都變成共產主義者。這是對抗他們的唯一原因。普朗克的印象是希特勒現在已經受不了所有的猶太事業，但他無法阻止。

當然，對於一個精神病患者所做的發言，我們必須非常小心的詮釋。然而，可以想像希特勒可能會巧妙的阻止這樣的討論。如果普朗克已經準備好針對反猶太主義的歧視提出訴請，當希特勒宣稱其實他並不反對猶太人時，他能怎麼說？

德國科學家團結支持希特勒？

普朗克在這次會議中的主要意圖究竟為何？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海森堡在會議後兩星期寫信給玻恩，說他明白希特勒答應普朗克，除了〈公務員法〉，沒有什麼會傷害德國科學。這導致歷史學家赫爾穆特．阿爾布雷希特（Helmuth Albrecht）認定普朗克基本上促成了一項協議：如果我們遵循這些法律，你就會讓我們維持現狀。阿爾布雷希特說，這種解釋顯然和國家後來增加威廉皇帝學會的資助達成一致。

而普朗克後來的行動表明，他感到有些安排已達成，即使那不是他私心最想達成的安排：他寫信給希特勒，婉轉的同意威廉皇帝學會已經準備好「對建設我們的祖國的積極貢獻，做好可用力量的整合」。或者，正如《紐約時報》在 1933 年 5 月所見：「德國科學家團結支持希特勒。」

但是普朗克可能還沒有真的覺得自己達成了任何有價值的目標。猶太小說家雅各布．瓦塞爾曼（Jakob Wassermann）告訴他在瑞士的朋友湯瑪斯．曼（Thomas Mann），普朗克已經被那場會議「徹底粉碎」，而那場會議已經讓他了解新的統治者粗野的煽動行為：正如瓦塞爾曼所說，「訓練有素的思想必須注意到令人作嘔的消遣所吐出的傲慢和獨斷，鞠躬，然後退出」 。

然而，阿爾布雷希特將普朗克和希特勒的會議看成獲得某種自主的和解會議，讓科學保持「非政治化」，這種觀點似乎和除了海森堡之外的其他人相同。很顯然，這樣的結果不過是幻想：這是一個刻意的誤會，讓他們得以無所作為。納粹政府無意讓科學家從一體化的政策中豁免。也許正如羅斯包德所說，他們唯一的喘息是，「納粹領導人裡，沒有人知道科學可以怎麼利用」 。

儘管如此，他們對待科學家如同其他學者，這代表堅持他們以空虛而幼稚的方式展現忠誠，讓學生像軍事閱兵一樣遊行。當時間到了，把他們全都送到前線作戰。科學看來能夠完成領導者的命令，例如化學（製作武器）或人類學（制定粗野、反猶太人的種族學說）。實驗與經典物理學在航空、彈道和建立軍事手段和武器上很有價值。但一直到即將開戰之前，新的量子理論、相對論和核子物理看來都沒有為任何人帶來多大用處。

本文摘自《為第三帝國服務：希特勒與科學家的拉鋸戰》，麥田出版。本書為泛科學 2017 年 2 月選書。

• 【科科愛看書】《怪咖心理學》的作者、心理學博士李察．韋斯曼，在第三集中要帶著讀者挑戰與破解種種超自然現象。不管是心電感應、預知夢、撞鬼，還是靈魂出竅，這些難以解釋的神秘現象可能發生在你身上，或你曾聽別人說過，但這一次科學家們用實驗結果告訴你，到底這是怎麼回事？

從萬眾矚目的林白之子綁架案中，科學家的推論是「無法證明夢境和事件之間有因果關連」。雖然我們可能夢到未來，那些夢並非洞悉未來的神奇遠見。

哈佛大學的心理學家亨利．莫瑞（Henry Murray）畢生致力於揭開人性的奧祕。1930 年代末期，他開發出知名的心理工具「主題統覺測試」（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簡稱 TAT。做 TAT 測試時，實驗人員會讓受試者看各種模糊的圖片，例如一名神祕女子從某個男子的肩頭看過去，然後請他們描述圖中發生什麼事情。這套測試的愛用者指出，訓練有素的治療師可以從這些描述中洞悉某人內心深處的想法，例如可以發現殺人、暴力、謀殺等值得關注的動機。

莫瑞之所以出名，不只是發明 TAT 而已，二次大戰接近尾聲時，美國政府延攬他來幫忙彙整希特勒的心理狀況。由於莫瑞不可能面對面接觸希特勒，只能用其他的資源來推論，例如希特勒的在校成績、筆跡、演講等等。莫瑞的結論是：希特勒看似外向，其實性格靦腆，有併吞德捷邊境蘇台德地區的深度需求——抱歉，這是我瞎掰的。其實，莫瑞覺得希特勒是「反自戀狂」的典型例子，他會記仇，有強烈的表現欲，喜歡貶低他人，開不起玩笑。

備受矚目的林白之子綁架案

除了研發 TAT 及評估希特勒以外，莫瑞也以一項特別的測試探索夢境預言。

1927 年，美國航空郵件的飛行員查爾斯．林白年僅 25 歲，獨自一人完成飛越大西洋的不間斷航程，因此享譽國際。兩年後林白與女作家安．史賓塞．莫洛（Anne Spencer Morrow）結婚，夫妻倆創下很多飛行紀錄，因此持續受到大眾媒體的關注，例如首次從非洲飛往南美洲、率先探索從北美洲經極地航線飛往亞洲的航程。1930 年，林白夫婦生下第一個孩子，取名小查理斯．林白，舉家搬遷到紐澤西州荷普威爾的一座隱蔽大宅。

1932 年 3 月 1 日，林白一家人的生活從此徹底地改變了。上午十點左右，林白家的護士衝去找老查爾斯，說小查爾斯從房間裡被綁架了，綁匪留下紙條，要求五萬美元的贖金。林白迅速抓起槍枝，四處巡視，發現綁匪用自製的梯子，爬上二樓的孩子房間，完全看不到孩子的蹤影。林白馬上報警，諾曼．施瓦茨科普夫上校（ Norman Schwarzkopf，他是曾在沙漠之盾行動中率領聯軍的施瓦茨科普夫將軍的父親）負責承辦此案，並展開大規模的搜索。林白的知名度使本案備受大眾的關注，一位記者還說這是「耶穌復活以來最重大的事件」。

綁架事件發生幾天後，莫瑞決定以這起備受各界關注的案件來研究夢境預言的準確度。他說服一家全國性的大報，向讀者募集夢見這起案件的個案。經過各大報紙的宣傳後，莫瑞收到一千三百多份回覆，為了妥善評估這些資訊，莫瑞等兩年宣告破案後才開始研究。

小查爾斯失蹤後的那幾天，林白多次在公開場合要求綁匪和他談判，但始終得不到回應。不過，當退休教師約翰．康頓（John Condon）登報表示他願意當中介協調者，也願意額外多支付一千美元的贖金時，他收到自稱綁匪的人多次傳來紙條。4 月 2 日，紙條指示康頓到布朗克斯墓園見面，並交出價值五萬美元的黃金券，以交換孩子的下落。康頓從林白那裡取得黃金券，赴約時交出黃金券，得知孩子在停靠於麻州海岸的一艘船上，林白在那個地區飛了好幾天，都沒找到綁匪說的那艘船。

1932 年 5 月 12 日，一位卡車司機把車子停在離林白家幾英里的路邊，走進樹林裡想放鬆一下，卻意外發現倉促掩埋小查爾斯的小墳，孩子的頭部有嚴重的骨折，左腿和雙手都不見了。驗屍結果顯示，孩子兩個月前已經死亡，死因是頭顱遭受重擊所致。

兩年多來，警方努力偵查案件。1934 年 9 月，一位加油站的服務員碰到客人以十美元的黃金券支付五加侖的汽油，起了疑心。那服務人員記下客人的車牌號碼，交給警方。警方找出車主是布魯諾．理查．豪夫曼（ Bruno Richard Hauptmann），是非法的德國移民，當時的職業是木工。警方搜查豪夫曼的家，發現一萬四千美元的贖金，當場將他逮捕。豪夫曼受審期間，檢方顯示他的筆跡和康頓收到的紙條一樣，他家地板的木材和綁架案中發現的梯子木材也一樣。陪審團經過十一小時的審議後，認定豪夫曼的罪名成立，判處死刑。

夢境預言有助於破案嗎？

案子宣告偵破，莫瑞開始進行研究。他先從收集到的預言中找出三個可能幫警方破案的重要資訊：孩子已經死了、孩子被掩埋、掩埋的地方有樹。在莫瑞收到的一千三百多份資訊中，只有 5% 預言孩子已經死亡，只有四人預言孩子被埋在有樹的地方。此外，沒人提到梯子、勒索的紙條或贖金。就像主張「夢境預言是正常、而非超能力」的人所料，這些回覆者的預言可說是五花八門，其中只有極少數包含後來證實為真的資訊，莫瑞不得不推論，他的研究結果「無法證明夢境和事件之間有因果關連」。雖然我們可能夢到未來，那些夢並非洞悉未來的神奇遠見。

可惜，似乎沒人告訴社會大眾這點。2009 年，卡內基美隆大學的心理學家凱瑞．莫維奇（ Cary Morewedge）和哈佛大學的心理學家邁克．諾頓（ Michael Norton）做了一個實驗，以了解現代人是否還相信夢境預言。

研究人員在波士頓火車站隨機抽問近兩百位通勤者，請他們想像自己訂好了機票，但出發前一天，發生了下面四種情況中的一種：政府發出恐怖攻擊的警告、他們突然有墜機的預感、同一航線上發生過墜機事件、夢見自己碰到墜機事件。受試者想像各種情境後，研究人員請他們評估，各種情況下取消搭機計畫的可能性。令人驚訝的是，最可能讓人取消搭機的竟然是夢見墜機，那情況比政府發布恐怖攻擊的警訊，或實際發生的墜機事件，引發更多的焦慮。

睡眠科學不僅推翻「夢境預言」的可信度，也幫忙解開了最匪夷所思的做夢問題：我們為什麼會做夢？

本文摘自《怪咖心理學（３）：明明沒有，為什麼看得見？當超自然現象遇上心理學》，漫遊者文化出版。

1933 年 7 月 14 日，德國內閣通過「遺傳病病患後代防止法」（Law for the Prevention of Hereditarily Diseased Offspring），針對罹患遺傳性疾病並可能遺傳給下一代的病患，強制實施絕育手術。其中包括：天生智障、精神分裂症、躁鬱精神病、遺傳性癲癇、遺傳性杭丁頓舞蹈症、遺傳性眼盲或耳聾、嚴重的遺傳性身體缺陷以及嚴重酗酒者。

雖然這是半年前才接任德國總理的希特勒力推之下，才毫無異議地迅速通過，但法律公布後，社會輿論也沒出現反對的聲浪，似乎公認此乃必要之舉。沒想到高舉優生學大旗的強身健國之路就此歪斜，最後竟演變為種族清洗的大屠殺。

先是當年十一月，妓女與罪犯也被納入絕育手術對象，結果自 1934 年開始實行後，兩年內就有十三萬四千人被迫接受絕育手術。1935 年 10 月進一步規定此等遺傳病病患不得結婚，同年並立法嚴禁猶太人與德國人通婚；1939 年 9 月德國入侵波蘭引爆二次世界大戰後，為了騰出醫療資源給前線受傷的士兵，開始秘密展開「T4 行動」，直接對前述法律所指的遺傳病病患時實施安樂死。沒多久，「T4 行動」擴及所有猶太病人，再來，即使是健康的猶太人也被送入集中營，成為安樂死的對象，六百萬猶太人因此慘遭屠殺。

我們當然可以指責希特勒的喪心病狂，但是納粹實施種族清洗卻是有其歷史脈絡，更值得我們審視與省思。「優生」一詞最早是由英國遺傳學家高頓（Francis Galton）於 1883 年所提出，他過度演繹表哥達爾文的演化論，主張人類可以超越自然演化，透過有計畫的篩選與操控，使人類基因擇優汰劣，形塑更優良的後代。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高頓的主張很快得到各國認同。

十九世紀中期以後，受惠於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各種發明與技術革新，生活條件大幅改善，造成人口快速成長，而社會底層的人口成長速度尤甚。於是馬爾薩斯「人口論」的糧食短缺預言更令人憂慮，而另一方面，列強在爭奪海外資源時的相互衝突，又加深了提升國力的迫切性，於是在內部與外部的雙重壓力下，優生學成了一帖有效的良藥；在政府與學者的倡導之下，也成為社會共識。

因此，德國國會才會順利通過「遺傳病病患後代防止法」，而德國民眾也認為理所當然。可不要以為德國是個特例，事實上，在此之前，美國與丹麥、瑞士就都通過類似的絕育法案，只不過他們沒出現希特勒這樣集大權於一身的狂人，才沒有演變成安樂死的大屠殺。我們從此事件可知道，被不當詮釋的科學並不科學，必須時時從更長遠、更全面性的角度來思考，才能避免自己為邪惡的共犯。

本文同時收錄於《科學史上的今天：歷史的瞬間，改變世界的起點》，由究竟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