託夢幫助破案？夢境預言真的有可能嗎？—《怪咖心理學３》

本文與 PAMO車禍線上律師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走在台灣的街頭，你是否發現馬路變得越來越「急躁」？滿街穿梭的外送員、分秒必爭的多元計程車，為了拚單量與獎金，每個人都在跟時間賽跑 。與此同時，拜經濟發展所賜，路上的豪車也變多了 。

這場關於速度與金錢的博弈，讓車禍不再只是一場意外，更是一場複雜的經濟算計。PAMO 車禍線上律師施尚宏律師在接受《思想實驗室 video podcast》訪談時指出，我們正處於一個交通生態的轉折點，當「把車當生財工具」的職業駕駛，撞上了「將車視為珍貴資產」的豪車車主，傳統的理賠邏輯往往會失靈 。

在「停工即停薪」（有跑才有錢，沒跑就沒收入）的零工經濟時代，如果運氣不好遇上車禍，我們該如何證明自己的時間價值？又該如何在保險無法覆蓋的灰色地帶中全身而退？

薪資證明的難題：零工經濟者的「隱形損失」

過去處理車禍理賠，邏輯相對單純：拿出公司的薪資單或扣繳憑單，計算這幾個月的平均薪資，就能算出因傷停工的「薪資損失」。

但在零工經濟時代，這套邏輯卡關了！施尚宏律師指出，許多外送員、自由接案者或是工地打工者，他們的收入往往是領現金，或者分散在多個不同的 App 平台中 。更麻煩的是，零工經濟的特性是「高度變動」，上個月可能拚了 7 萬，這個月休息可能只有 0 元，導致「平均收入」難以定義 。

這時候，律師的角色就不只是法條的背誦者，更像是一名「翻譯」。

施律師解釋「PAMO車禍線上律師的工作是把外送員口中零散的『跑單損失』，轉譯成法官或保險公司聽得懂的法律語言。」 這包括將不同平台（如 Uber、台灣大車隊）的流水帳整合，或是找出過往的接單紀錄來證明當事人的「勞動能力」。即使當下沒有收入（例如學生開學期間），只要能證明過往的接單能力與紀錄，在談判桌上就有籌碼要求合理的「勞動力減損賠償 」。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你的直覺，正在害死你

根據警政署統計，台灣交通違規的第一名常年是「違規停車」，一年可以開出約 300 萬張罰單 。這龐大的數字背後，藏著兩個台灣駕駛人最容易誤判的「直覺陷阱」。

陷阱 A：我在紅線違停，人還在車上，沒撞到也要負責？ 許多人認為：「我人就在車上，車子也沒動，甚至是熄火狀態。結果一台機車為了閃避我，自己操作不當摔倒了，這關我什麼事？」

施律師警告，這是一個致命的陷阱。「人在車上」或「車子沒動」在法律上並不是免死金牌 。法律看重的是「因果關係」。只要你的違停行為阻礙了視線或壓縮了車道，導致後方車輛必須閃避而發生事故，你就可能必須背負民事賠償責任，甚至揹上「過失傷害」的刑責 。 

數據會說話： 台灣每年約有 700 件車禍是直接因違規停車導致的 。這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心態，其巨大的代價可能是人命。

陷阱 B：變換車道沒擦撞，對方自己嚇到摔車也算我的？ 另一個常年霸榜的肇事原因是「變換車道不當」 。如果你切換車道時，後方騎士因為嚇到而摔車，但你感覺車身「沒震動、沒碰撞」，能不能直接開走？

答案是：絕對不行。

施律師強調，車禍不以「碰撞」為前提 。只要你的駕駛行為與對方的事故有因果關係，你若直接離開現場，在法律上就構成了「肇事逃逸」。這是一條公訴罪，後果遠比你想像的嚴重。正確的做法永遠是：停下來報警，釐清責任，並保留行車記錄器自保 。

保險不夠賠？豪車時代的「超額算計」

另一個現代駕駛的惡夢，是撞到豪車。這不僅是因為修車費貴，更因為衍生出的「代步費用」驚人。

施律師舉例，過去撞到車，只要把車修好就沒事。但現在如果撞到一台 BMW 320，車主可能會主張修車的 8 天期間，他需要租一台同等級的 BMW 320 來代步 。以一天租金 4000 元計算，光是代步費就多了 3 萬多塊 。這時候，一般人會發現「全險」竟然不夠用。為什麼？

因為保險公司承擔的是「合理的賠償責任」，他們有內部的數據庫，只願意賠償一般行情的修車費或代步費 。但對方車主可能不這麼想，為了拿到這筆額外的錢，對方可能會採取「以刑逼民」的策略：提告過失傷害，利用刑事訴訟的壓力（背上前科的恐懼），迫使你自掏腰包補足保險公司不願賠償的差額 。

這就是為什麼在全險之外，駕駛人仍需要懂得談判策略，或考慮尋求律師協助，在保險公司與對方的漫天喊價之間，找到一個停損點 。

談判桌的最佳姿態：「溫柔而堅定」最有效？

除了有單據的財損，車禍中最難談判的往往是「精神慰撫金」。施律師直言，這在法律上沒有公式，甚至有點像「開獎」，高度依賴法官的自由心證 。

雖然保險公司內部有一套簡單的算法（例如醫療費用的 2 到 5 倍），但到了法院，法官會考量雙方的社會地位、傷勢嚴重程度 。在缺乏標準公式的情況下，正確的「態度」能幫您起到加分效果。

施律師建議，在談判桌上最好的姿態是「溫柔而堅定」。有些人會試圖「扮窮」或「裝兇」，這通常會有反效果。特別是面對看過無數案件的保險理賠員，裝兇只會讓對方心裡想著：「進了法院我保證你一毛都拿不到，準備看你笑話」。

相反地，如果你能客氣地溝通，但手中握有完整的接單紀錄、醫療單據，清楚知道自己的底線與權益，這種「堅定」反而能讓談判對手買單，甚至在證明不足的情況下（如外送員的開學期間收入），更願意採信你的主張 。

車禍不只是一場意外，它是認知、情緒、金錢與法律邏輯的總和 。

在這個交通環境日益複雜的時代，無論你是為了生計奔波的職業駕駛，還是天天上路的通勤族，光靠保險或許已經不夠。大部分的車禍其實都是小案子，可能只是賠償 2000 元的輕微擦撞，或是責任不明的糾紛。為了這點錢，要花幾萬塊請律師打官司絕對「不划算」。但當事人往往會因為資訊落差，恐懼於「會不會被告肇逃？」、「會不會留案底？」、「賠償多少才合理？」而整夜睡不著覺 。

PAMO看準了這個「焦慮商機」， 推出了一種顛覆傳統的解決方案——「年費 1200 元的訂閱制法律服務 」。

這就像是「法律界的 Netflix」或「汽車強制險」的概念。PAMO 的核心邏輯不是「代打」，而是「賦能」。不同於傳統律師收費高昂，PAMO 提倡的是「大腦武裝」，當車禍發生時，線上律師團提供策略，教你怎麼做筆錄、怎麼蒐證、怎麼判斷對方開價合不合理等。

施律師表示，他們的目標是讓客戶在面對不確定的風險時，背後有個軍師，能安心地睡個好覺 。平時保留好收入證明、發生事故時懂得不亂說話、與各方談判時掌握對應策略 。

從違停的陷阱到訂閱制的解方，我們正處於交通與法律的轉型期。未來，挑戰將更加嚴峻。

當 AI 與自駕車（Level 4/5）真正上路，一旦發生事故，責任主體將從「駕駛人」轉向「車廠」或「演算法系統」 。屆時，誰該負責？怎麼舉證？

但在那天來臨之前，面對馬路上的豪車、零工騎士與法律陷阱，你選擇相信運氣，還是相信策略？ 先「武裝好自己的大腦」，或許才是現代駕駛人最明智的保險。

PAMO車禍線上律師官網：https://pse.is/8juv6k 

• 【科科愛看書之本月選書】當科學家面對納粹統治，應該共謀還是抵抗？在《為第三帝國服務：希特勒與科學家的拉鋸戰》中以三位諾貝爾獎得主：彼得．德拜、馬克斯．普朗克和華納．海森堡為主角，敘述他們在納粹統治時期如何面對科學、面對政治。德拜是個局外人，雖然在德國擁有傑出的職業生涯，卻堅持拒絕入籍德國。面對國家社會主義者的干擾和要求，普朗克的反應是苦惱且支吾。海森堡尋求官方的認同，卻又拒絕承認自己的妥協所帶來的後果。

威廉皇帝學會主席會見國家的新領導者是慣例。因此，普朗克於 1933 年 5 月 16 日在柏林會見希特勒。

想要了解納粹德國統治下的物理學家的行為，不能只是簡單的整理文件證據和加總順從或反抗的事件。大部分的故事都隱藏於表面之下，藏在沒有說出的話中，藏在對於顯然平淡的禮節和公式所做的模糊隻字片語和隱晦解釋中，藏在逃避和矛盾和指責中，主要人物甚至在私人信件中都無法表達他們的情緒和動機。人們試圖解讀經過編碼的語言，尋找關於真實意義的暗示和線索。關鍵事件和轉折點都變成羅生門般的敘述，讓人們在其中以多重觀點絕望的不斷推論誰做了或說了什麼以及為什麼。結果，人們幾乎可以自己選擇要訴說什麼故事，而他們也這麼做了。在所有相矛盾的描述中，人們往往別無選擇，只能依傍主觀評價，尋找性格的一致和矛盾。

普朗克和希特勒會面，發生了什麼事？

普朗克和希特勒的會面就是這些多重敘事角度中的其中一個。沒有人知道兩人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連這場會面是怎麼發生的，都有不同的說法：是拘於禮節不得不會面，還是普朗克為了追求特定的議題，所精心策劃的？如果是這樣，議題是什麼？他的主要目的是對解雇猶太人提出反對訴求？無論如何，他這樣做了。

一些文章中指出，面對普朗克的懇求，希特勒勃然大怒，而物理學家則溫順的逃離。愛因斯坦甚至聲稱他聽說希特勒曾威脅要把這位年老的化學家送進集中營。另有報導暗示，整場會議都很友好，普朗克在以屈從且自願接受的一體化為代價之下，獲得了德國物理界的（相對）自治和安全而感到滿意。普朗克與納粹黨對於德國社會各方面所要求的信條做了結盟。

我們先看看普朗克自己怎麼描述該事件。1947 年 5 月，就在他去世前幾週，他在德國物理學會的期刊《物理學報》（Physikalische Blätter）中發表一篇名為〈我拜訪希特勒〉的文章。「希特勒上台之後，」他寫道：

身為威廉皇家學會的主席，我有拜訪這位領袖的任務。我想借那個機會稱讚我的猶太同事哈柏，沒有他們從大氣中的氮製造氨的過程，第一次世界大戰將從一開始就戰敗。希特勒回答我這句話：「我並不反對猶太人。但是，猶太人都是共產黨人，所以他們是我的敵人，我為了對抗他們發起戰爭。」

普朗克提出，但是肯定有「各式各樣的猶太人，一些對人類很珍貴，有些則沒有價值，而在擁有最好德國文化的最高地位老式家族之中，必須做出這樣的區分」。對此希特勒回答說：「這是不對的。一個猶太人是猶太人。所有的猶太人聚在一起就像水蛭。」

但是，普朗克繼續說：「讓珍貴的猶太人移民會是一種自我傷害，畢竟我們需要他們的科學成就。」 希特勒並未直接回應這句話 ，而只是「說些老生常談」 ，然後就陷入一種令人不安的傾向。「人們說我有神經衰弱的問題，」 他告訴普朗克，「這是誹謗。我有鋼鐵般的意志。」於是希特勒用手掌拍打自己的膝蓋，說話愈來愈快，「並且拍打自己到極度激動的狀態，讓我別無選擇，只能安靜的離開」。

很多問題出現。普朗克對於猶太人的真實感覺是什麼？希特勒真的如此不顧他的種族政策對科學所做的肆意破壞？普朗克真的別無選擇，只能「安靜的離開」，並且得出結論，他所能做到最好的狀況，就是盡量溫和的執行新的法律？在這種情況下，對於普朗克和他的同事還能夠有什麼現實的期待？

了解普朗克這篇文章如何產生很重要。這篇文章是由《物理學報》的主編恩斯特．布如赫（Ernst Brüche）所邀稿，一部分是為了努力解釋（一部分是為了開脫）德國物理學家在戰前與戰爭期間的行為。普朗克當時身體非常虛弱，而這篇文章是在他的妻子瑪珈的協助、編輯而成，以便保護她的丈夫不受到批評。

有些猶太人珍貴，有些則沒有價值？

我們應該怎麼理解普朗克所說一些猶太人「對人類很珍貴，有些則沒有價值」？當時普朗克是否表明一些猶太人特別是「毫無價值的人類」，或暗示這是泛指所有人類，包括猶太人？如果在任何情況下，他同意有些猶太人沒有價值，這是否反映出他個人的意見，還是說這只是為了安撫希特勒，並獲得認可？

因為普朗克本人顯然沒有就特定的詞語好好解釋這個事件，所以問題變得複雜。他沒有區分「珍貴」和「沒有價值」，反而區別了「西方」和「東方」的猶太人，那是當時劃分同化和未同化猶太人的一種標準公式：也就是已經融入德國社會和保持「外國人」身分的猶太人。在任何情況下，這是一個經常性的問題：在評論非納粹分子被迫配合他們的領袖從事工作時，要如何評估他們所發出含有偏見的言論。他們只是因為妥協（如果有的話，是否合理）才這麼說的嗎？或者這些話代表雙方都接受的想法？

普朗克的敘述中有一個很奇怪的地方，那就是希特勒宣稱「不反對猶太人」，這一點由生化學家華寶的妹妹在描述 1933 年 7 月薛丁格的妻子安妮來訪的文章中證實。薛丁格夫人告訴招待她的主人：

希特勒對普朗克說，他並不如人們所貼的標籤，是個反猶太主義者。他只是反對共產主義，但猶太人都變成共產主義者。這是對抗他們的唯一原因。普朗克的印象是希特勒現在已經受不了所有的猶太事業，但他無法阻止。

當然，對於一個精神病患者所做的發言，我們必須非常小心的詮釋。然而，可以想像希特勒可能會巧妙的阻止這樣的討論。如果普朗克已經準備好針對反猶太主義的歧視提出訴請，當希特勒宣稱其實他並不反對猶太人時，他能怎麼說？

德國科學家團結支持希特勒？

普朗克在這次會議中的主要意圖究竟為何？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海森堡在會議後兩星期寫信給玻恩，說他明白希特勒答應普朗克，除了〈公務員法〉，沒有什麼會傷害德國科學。這導致歷史學家赫爾穆特．阿爾布雷希特（Helmuth Albrecht）認定普朗克基本上促成了一項協議：如果我們遵循這些法律，你就會讓我們維持現狀。阿爾布雷希特說，這種解釋顯然和國家後來增加威廉皇帝學會的資助達成一致。

而普朗克後來的行動表明，他感到有些安排已達成，即使那不是他私心最想達成的安排：他寫信給希特勒，婉轉的同意威廉皇帝學會已經準備好「對建設我們的祖國的積極貢獻，做好可用力量的整合」。或者，正如《紐約時報》在 1933 年 5 月所見：「德國科學家團結支持希特勒。」

但是普朗克可能還沒有真的覺得自己達成了任何有價值的目標。猶太小說家雅各布．瓦塞爾曼（Jakob Wassermann）告訴他在瑞士的朋友湯瑪斯．曼（Thomas Mann），普朗克已經被那場會議「徹底粉碎」，而那場會議已經讓他了解新的統治者粗野的煽動行為：正如瓦塞爾曼所說，「訓練有素的思想必須注意到令人作嘔的消遣所吐出的傲慢和獨斷，鞠躬，然後退出」 。

然而，阿爾布雷希特將普朗克和希特勒的會議看成獲得某種自主的和解會議，讓科學保持「非政治化」，這種觀點似乎和除了海森堡之外的其他人相同。很顯然，這樣的結果不過是幻想：這是一個刻意的誤會，讓他們得以無所作為。納粹政府無意讓科學家從一體化的政策中豁免。也許正如羅斯包德所說，他們唯一的喘息是，「納粹領導人裡，沒有人知道科學可以怎麼利用」 。

儘管如此，他們對待科學家如同其他學者，這代表堅持他們以空虛而幼稚的方式展現忠誠，讓學生像軍事閱兵一樣遊行。當時間到了，把他們全都送到前線作戰。科學看來能夠完成領導者的命令，例如化學（製作武器）或人類學（制定粗野、反猶太人的種族學說）。實驗與經典物理學在航空、彈道和建立軍事手段和武器上很有價值。但一直到即將開戰之前，新的量子理論、相對論和核子物理看來都沒有為任何人帶來多大用處。

本文摘自《為第三帝國服務：希特勒與科學家的拉鋸戰》，麥田出版。本書為泛科學 2017 年 2 月選書。

• 【科科愛看書】《怪咖心理學》的作者、心理學博士李察．韋斯曼，在第三集中要帶著讀者挑戰與破解種種超自然現象。不管是心電感應、預知夢、撞鬼，還是靈魂出竅，這些難以解釋的神秘現象可能發生在你身上，或你曾聽別人說過，但這一次科學家們用實驗結果告訴你，到底這是怎麼回事？

從萬眾矚目的林白之子綁架案中，科學家的推論是「無法證明夢境和事件之間有因果關連」。雖然我們可能夢到未來，那些夢並非洞悉未來的神奇遠見。

哈佛大學的心理學家亨利．莫瑞（Henry Murray）畢生致力於揭開人性的奧祕。1930 年代末期，他開發出知名的心理工具「主題統覺測試」（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簡稱 TAT。做 TAT 測試時，實驗人員會讓受試者看各種模糊的圖片，例如一名神祕女子從某個男子的肩頭看過去，然後請他們描述圖中發生什麼事情。這套測試的愛用者指出，訓練有素的治療師可以從這些描述中洞悉某人內心深處的想法，例如可以發現殺人、暴力、謀殺等值得關注的動機。

莫瑞之所以出名，不只是發明 TAT 而已，二次大戰接近尾聲時，美國政府延攬他來幫忙彙整希特勒的心理狀況。由於莫瑞不可能面對面接觸希特勒，只能用其他的資源來推論，例如希特勒的在校成績、筆跡、演講等等。莫瑞的結論是：希特勒看似外向，其實性格靦腆，有併吞德捷邊境蘇台德地區的深度需求——抱歉，這是我瞎掰的。其實，莫瑞覺得希特勒是「反自戀狂」的典型例子，他會記仇，有強烈的表現欲，喜歡貶低他人，開不起玩笑。

備受矚目的林白之子綁架案

除了研發 TAT 及評估希特勒以外，莫瑞也以一項特別的測試探索夢境預言。

1927 年，美國航空郵件的飛行員查爾斯．林白年僅 25 歲，獨自一人完成飛越大西洋的不間斷航程，因此享譽國際。兩年後林白與女作家安．史賓塞．莫洛（Anne Spencer Morrow）結婚，夫妻倆創下很多飛行紀錄，因此持續受到大眾媒體的關注，例如首次從非洲飛往南美洲、率先探索從北美洲經極地航線飛往亞洲的航程。1930 年，林白夫婦生下第一個孩子，取名小查理斯．林白，舉家搬遷到紐澤西州荷普威爾的一座隱蔽大宅。

1932 年 3 月 1 日，林白一家人的生活從此徹底地改變了。上午十點左右，林白家的護士衝去找老查爾斯，說小查爾斯從房間裡被綁架了，綁匪留下紙條，要求五萬美元的贖金。林白迅速抓起槍枝，四處巡視，發現綁匪用自製的梯子，爬上二樓的孩子房間，完全看不到孩子的蹤影。林白馬上報警，諾曼．施瓦茨科普夫上校（ Norman Schwarzkopf，他是曾在沙漠之盾行動中率領聯軍的施瓦茨科普夫將軍的父親）負責承辦此案，並展開大規模的搜索。林白的知名度使本案備受大眾的關注，一位記者還說這是「耶穌復活以來最重大的事件」。

綁架事件發生幾天後，莫瑞決定以這起備受各界關注的案件來研究夢境預言的準確度。他說服一家全國性的大報，向讀者募集夢見這起案件的個案。經過各大報紙的宣傳後，莫瑞收到一千三百多份回覆，為了妥善評估這些資訊，莫瑞等兩年宣告破案後才開始研究。

小查爾斯失蹤後的那幾天，林白多次在公開場合要求綁匪和他談判，但始終得不到回應。不過，當退休教師約翰．康頓（John Condon）登報表示他願意當中介協調者，也願意額外多支付一千美元的贖金時，他收到自稱綁匪的人多次傳來紙條。4 月 2 日，紙條指示康頓到布朗克斯墓園見面，並交出價值五萬美元的黃金券，以交換孩子的下落。康頓從林白那裡取得黃金券，赴約時交出黃金券，得知孩子在停靠於麻州海岸的一艘船上，林白在那個地區飛了好幾天，都沒找到綁匪說的那艘船。

1932 年 5 月 12 日，一位卡車司機把車子停在離林白家幾英里的路邊，走進樹林裡想放鬆一下，卻意外發現倉促掩埋小查爾斯的小墳，孩子的頭部有嚴重的骨折，左腿和雙手都不見了。驗屍結果顯示，孩子兩個月前已經死亡，死因是頭顱遭受重擊所致。

兩年多來，警方努力偵查案件。1934 年 9 月，一位加油站的服務員碰到客人以十美元的黃金券支付五加侖的汽油，起了疑心。那服務人員記下客人的車牌號碼，交給警方。警方找出車主是布魯諾．理查．豪夫曼（ Bruno Richard Hauptmann），是非法的德國移民，當時的職業是木工。警方搜查豪夫曼的家，發現一萬四千美元的贖金，當場將他逮捕。豪夫曼受審期間，檢方顯示他的筆跡和康頓收到的紙條一樣，他家地板的木材和綁架案中發現的梯子木材也一樣。陪審團經過十一小時的審議後，認定豪夫曼的罪名成立，判處死刑。

夢境預言有助於破案嗎？

案子宣告偵破，莫瑞開始進行研究。他先從收集到的預言中找出三個可能幫警方破案的重要資訊：孩子已經死了、孩子被掩埋、掩埋的地方有樹。在莫瑞收到的一千三百多份資訊中，只有 5% 預言孩子已經死亡，只有四人預言孩子被埋在有樹的地方。此外，沒人提到梯子、勒索的紙條或贖金。就像主張「夢境預言是正常、而非超能力」的人所料，這些回覆者的預言可說是五花八門，其中只有極少數包含後來證實為真的資訊，莫瑞不得不推論，他的研究結果「無法證明夢境和事件之間有因果關連」。雖然我們可能夢到未來，那些夢並非洞悉未來的神奇遠見。

可惜，似乎沒人告訴社會大眾這點。2009 年，卡內基美隆大學的心理學家凱瑞．莫維奇（ Cary Morewedge）和哈佛大學的心理學家邁克．諾頓（ Michael Norton）做了一個實驗，以了解現代人是否還相信夢境預言。

研究人員在波士頓火車站隨機抽問近兩百位通勤者，請他們想像自己訂好了機票，但出發前一天，發生了下面四種情況中的一種：政府發出恐怖攻擊的警告、他們突然有墜機的預感、同一航線上發生過墜機事件、夢見自己碰到墜機事件。受試者想像各種情境後，研究人員請他們評估，各種情況下取消搭機計畫的可能性。令人驚訝的是，最可能讓人取消搭機的竟然是夢見墜機，那情況比政府發布恐怖攻擊的警訊，或實際發生的墜機事件，引發更多的焦慮。

睡眠科學不僅推翻「夢境預言」的可信度，也幫忙解開了最匪夷所思的做夢問題：我們為什麼會做夢？

本文摘自《怪咖心理學（３）：明明沒有，為什麼看得見？當超自然現象遇上心理學》，漫遊者文化出版。

1933 年 7 月 14 日，德國內閣通過「遺傳病病患後代防止法」（Law for the Prevention of Hereditarily Diseased Offspring），針對罹患遺傳性疾病並可能遺傳給下一代的病患，強制實施絕育手術。其中包括：天生智障、精神分裂症、躁鬱精神病、遺傳性癲癇、遺傳性杭丁頓舞蹈症、遺傳性眼盲或耳聾、嚴重的遺傳性身體缺陷以及嚴重酗酒者。

雖然這是半年前才接任德國總理的希特勒力推之下，才毫無異議地迅速通過，但法律公布後，社會輿論也沒出現反對的聲浪，似乎公認此乃必要之舉。沒想到高舉優生學大旗的強身健國之路就此歪斜，最後竟演變為種族清洗的大屠殺。

先是當年十一月，妓女與罪犯也被納入絕育手術對象，結果自 1934 年開始實行後，兩年內就有十三萬四千人被迫接受絕育手術。1935 年 10 月進一步規定此等遺傳病病患不得結婚，同年並立法嚴禁猶太人與德國人通婚；1939 年 9 月德國入侵波蘭引爆二次世界大戰後，為了騰出醫療資源給前線受傷的士兵，開始秘密展開「T4 行動」，直接對前述法律所指的遺傳病病患時實施安樂死。沒多久，「T4 行動」擴及所有猶太病人，再來，即使是健康的猶太人也被送入集中營，成為安樂死的對象，六百萬猶太人因此慘遭屠殺。

我們當然可以指責希特勒的喪心病狂，但是納粹實施種族清洗卻是有其歷史脈絡，更值得我們審視與省思。「優生」一詞最早是由英國遺傳學家高頓（Francis Galton）於 1883 年所提出，他過度演繹表哥達爾文的演化論，主張人類可以超越自然演化，透過有計畫的篩選與操控，使人類基因擇優汰劣，形塑更優良的後代。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高頓的主張很快得到各國認同。

十九世紀中期以後，受惠於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各種發明與技術革新，生活條件大幅改善，造成人口快速成長，而社會底層的人口成長速度尤甚。於是馬爾薩斯「人口論」的糧食短缺預言更令人憂慮，而另一方面，列強在爭奪海外資源時的相互衝突，又加深了提升國力的迫切性，於是在內部與外部的雙重壓力下，優生學成了一帖有效的良藥；在政府與學者的倡導之下，也成為社會共識。

因此，德國國會才會順利通過「遺傳病病患後代防止法」，而德國民眾也認為理所當然。可不要以為德國是個特例，事實上，在此之前，美國與丹麥、瑞士就都通過類似的絕育法案，只不過他們沒出現希特勒這樣集大權於一身的狂人，才沒有演變成安樂死的大屠殺。我們從此事件可知道，被不當詮釋的科學並不科學，必須時時從更長遠、更全面性的角度來思考，才能避免自己為邪惡的共犯。

本文同時收錄於《科學史上的今天：歷史的瞬間，改變世界的起點》，由究竟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