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 社會創新實驗中心委託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你覺得世界正在變好，還是變差呢？
在 2020 年問這個問題，可能有比較高比例的人會給出悲觀的答案。我們在 2020 年學到，原來澳洲野火可以燒那麼久，燒到奪走 30 億哺乳類、爬行類、鳥類的生命；更別提亞馬遜跟加州、北極圈同樣在燃燒。我們也學到原來臺灣夏天可以這麼熱，熱到打破 124 年來的高溫紀錄；我們更學到原來一種新的冠狀病毒可以那麼難纏，難纏到讓全球經濟活動硬生生停擺，偉大的國界疆域被只有 120 奈米的病毒嘲笑，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也隨著社會安全網被疫情撕開而更難以忽視。
這就是 2020 年的新日常。在 2015 年立下永續發展目標（SDG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的世界各國，儘管高瞻遠矚，也無法預測接下來的變化。正如湯馬斯·佛里曼在《謝謝你遲到了：一個樂觀主義者在加速時代的繁榮指引》一書中所說的，世界正被科技、全球化、氣候變異三股巨大而且還在加速變化的亂流推動，朝向不可知的未來。越不可知，我們的預測就越趨悲觀。然而又如漢斯·羅斯林在《真確》一書裡疾呼的，我們對世界面貌的陳舊與錯誤認知，過度悲觀，也可能讓資源的運用效率不彰。
聯合國SDGs包含17項目標，提升人類與環境共好的福祉。影片／Youtube 。 未來的確不可測，除非我們創造未來。這就是為何「社會創新」愈來愈重要且必要。但到底什麼是社會創新？這次泛科學來到位於臺北市仁愛路上的「社會創新實驗中心」，要來問問將社會創新從科技社群一路推進政府體系的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深入請教她怎麼把公私協力的精神展現在 COVID-19 的防疫工作、總統盃黑客松（及延伸出的許多開放資料計畫），與社會創新實驗中心的任務上。而這些令許多國家驚豔、詢問度爆高的案例，背後各自代表了哪些社會創新的意涵呢？
從《監控資本主義》談臺灣的防疫經驗
臺灣面對 COVID-19 疫情的表現足堪全球模範，特別是當不少國家的人民一邊擔心疫情，一邊還得擔心自己的政府跟科技公司（如 Google、Apple、Facebook、Amazon 等）會共同利用機會侵犯隱私、監控人民行動時。為了防疫，臺灣雖然佈下嚴密防線，以細胞廣播、智慧平安環等方式落實居家隔離，更以超快速度串連藥房、超商、健保卡進行公平的實名制口罩預購與分配，卻沒有造成社會疑慮。
跨國公司掌握數億使用者的資訊，成為具高利用價值的大數據，恐有侵犯隱私的疑慮。圖／Pixaby 。 這其實非常不容易，畢竟我們活在「監控資本主義」的時代。監控資本主義一詞出自 2019 年出版，由哈佛大學教授祖博夫 (Shoshana Zuboff) 所著的一本備受關注與討論的著作《監控資本主義時代》(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祖博夫認為，當數十億人類的一舉一動都在數據科技公司的掌握下，數據變成模型，模型提供預測，你我的下一步就成為可以被競標販售的產品，不管是給個讚的下一步、按下加入購物車的下一步、或是走入選舉投票亭的下一步。監控資本主義企業以多樣化的免費服務，在寬鬆甚至不存在的規管下貪婪地蒐集行為資料，進行交易，也引來了各國政府的覬覦。這次疫情對某些企業跟政府來說更是天賜良機，因為有了防疫的大義，監控更可以直接來 。
對此唐鳳表示，台灣這波防疫能免除過度監控的疑慮，首要關鍵是因為我們把病毒隔絕在境外，才能避免封城跟後續必然的嚴格管控。但除此之外，唐鳳透露這次台灣防疫模式之所以成功的大原則是「不去用疫情前沒用過的資料蒐集方法」 ，由藥局與藥師擔任中介。
政務委員唐鳳解析防疫期間的資料蒐集與運用，建立互信，達成公私協力。 唐鳳表示，這幾年來細胞廣播在過往發生淹水、地震等天災時，時常派上用場。要是有人沒收到簡訊，還會自己調侃自己為「國家級邊緣人」，代表細胞廣播的用途跟體驗已經為民眾熟悉。而從藥局藥師的角度來看，雖然系統不同，口罩實名制與既有慢性病連續處方箋的使用者體驗基本一致，這也讓由藥局販賣口罩的方案上路時能減少折騰。而在居家檢疫這部分，透過擁有社區信任感的里長與里幹事系統來關心大家的身心健康，而不是要求人人戴個陌生電子設備來分秒監控人們的生理訊號，也更容易被接受。
雖然這些方案沒有那麼高科技，甚至一開始聽到都讓人覺得「很手動」、「費時費工」，但背後的思維卻很深刻。唐鳳表示，若一項社會常規在疫情之前從未確立，僅在疫情發生後硬推成社會常規，正當性自然低，做什麼都會被質疑，資料被處理、利用的方式也會讓人擔心 。但倘若蒐集資料的方式基本不變，只是將資料用在之前沒用過的地方，人們更能接受，也大致上能想像是怎麼一回事。
例如用健保卡在便利商店買口罩，這樣的流程體驗跟繳納地價稅、所得稅是相同的，從便利商店萬能店員的角度來說，是他們本來就在做的事，「不用再學一萬零一個能力」唐鳳說。唯有如此，店員才能在第一線擔任起「轉介者」的角色，輔佐對數位不熟悉的長輩、移工等使用事務機，只要他們有健保卡。
唐鳳表示最初防疫中心有一個提案，就是利用行動支付跟記名票證來購買口罩，可是這樣做的話，由於行動支付滲透率有限，口罩就無法讓 ¾ 的人都買到，而且這麼做也創造出新的資料蒐集體驗，提高民眾心理門檻的同時，也降低正當性。另外一個提案是在便利商店用店內提款機，民眾可一面預購一面付款，這麼做理論上可以比用事務機少一個結帳的動作，但這同樣創造出一個新的資料蒐集體驗。
唐鳳強調，刻意不在資料「蒐集端」創新，避免徒增不必要的認知負荷，而在資料「利用端」創新，正是一種社會創新。
「只要 ¾ 的人都戴口罩，我們就贏了」她記得當時網路上有一位 25 歲的年輕朋友算出這個數字。當時擔任行政院副院長，同時具有公衛專業的陳其邁曾請唐鳳到他辦公室，親自算一次給唐鳳看，這個數字也有支持的研究論文，防疫指揮中心的人都讀過。
唐鳳說，從傳染病學的角度來看，重點不是拿到口罩的過程多簡單，而是能不能讓 ¾ 的人拿到口罩。「就算很不方便，只要 ¾ 的人都有，就贏了。即使只要按個鍵就可以拿到口罩，但只有 ¼ 的人可以拿到，那還是輸了，社區傳播難以避免。」唐鳳表示指揮中心接下來所做的一切就是配合這個最高目標：30 天內讓 75% 的人戴上口罩。
如果當初用行動支付或其他方案，可能會發生的，或許是行動支付廠商想利用這個「剛需」，在過程中多做促銷或其他動作，帶來難以預料的變化。「而這些行動支付的廠商人員有沒有讓口罩好好被利用的專業呢？在地社區相不相信他呢？這都很難講。」唐鳳說。
如果不是交給某某 pay 或某某卡來解釋口罩怎麼購買，而是交給專業的藥師呢？唐鳳說，一來藥師具有專業身份，二來藥師在社區裡有很多人認識跟信任。讓 ¾ 的人有口罩是其一，拿到口罩後還得要願意戴、正確地戴才行，跟便利商店店員比起來，透過藥師之口來解釋口罩的用法跟用途，比較有說服力。再者，除了口罩，人人更要用肥皂洗手、使用酒精消毒等，這些資訊都需要藥師這樣的角色來傳達。
口罩配給過程中，藥師扮演重要的角色，與其專業和社會角色相關。Pxhere 。 總結來說，口罩實名制用健保卡並模擬持慢性病連續處方箋領藥的體驗，是為了降低所有人付出的認知成本，避免創造新的體驗，讓大家不願意拿口罩。 另外就算拿到口罩，也需要有藥師這樣具有可信度、且親切、懂得解釋公衛知識的角色，搭配藥局的場景、信封袋，跟耳提面命，才能真正在每一個人心中建立防疫認知。儘管這過程辛苦了藥師，但唯有這樣傳染病的 R0 值才降得下來。若維持起初由便利商店店員來做這些事的方案，可能因說服力不足而產生漏洞。
唐鳳認為，用智慧型手機來監控疫情，乍想之下是個快速有效的做法，但其實有很多技術上的困難，而蒐集來的資料能否派上用場，準不準確（例如手機要怎麼知道我有沒有戴好口罩），更有太多疑慮，這些疑慮會降低人們推薦跟安裝這種方案在手機上的動力，結果就會讓這個看似創新的方案「R0 太低」，沒人用，就沒有用。這個提醒是所有社會創新解決方案都值得細思的。
唐鳳提到新加坡後來採用一個類似「平安符」的做法，將該監控裝置放在身上，不像手機會有其他感測器，這樣的做法比起在手機上裝一個系統級的程式來的安全，畢竟它不會讀取簡訊或手機裡其他資料。即使程式碼有問題，也不會曝露出太多隱私。台灣不用考慮這個方案，是因為戴口罩的比率已經達到了 75%。
即使沒有額外蒐集過多資料或用新的方式來蒐集資料，資料的重新利用有些時候也會帶來隱憂，但台灣在這方面也沒撞上牆。關於這點，唐鳳表示真正的原因是因為台灣並沒有宣布緊急狀態。若政府宣布緊急狀態，就可不經立法院授權先行動，做了之後再由立法院追認。然而由於台灣從未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因此政府一舉一動都需要在個資法架構下執行 ，不得違背。唐鳳表示儘管如此，在過程中，其實一直都有一部分人對防疫監控的做法提出質疑，她表示非常感謝這些人，雖然是少數，卻發揮了關鍵的監督力量，讓立法委員提出相關質疑，而防疫中心也負起責任回應跟說明。如電子圍籬主要架構師，行政院資安處簡宏偉處長，同時也是防疫指揮中心的資訊組長，當時就到國會說明電子圍籬架構圖，降低大家的疑慮，也持續透過媒體回應跟說明 。顯然，當監督制衡的機制在，加上公開透明的執行，讓社會創新的信任基礎也更穩固。
部分人士質疑政府的防疫監控措施枉顧隱私，這樣的聲音發揮了監督作用。圖／Pixaby 。 唐鳳接著補充，另一個關鍵在於大家對於從中央到地方政府應對災害的措施已經有信心，知道不會被亂用。過往也從來沒有人因為之前收過細胞簡訊，資料被用到其他不該用的地方，因此收到精準促銷廣告之類的。「這是一個極強的社會常規。哪一個人敢這樣做，會被社會抵制」她說。
她提到，之前疫調（傳染病問卷調查）時有一位民眾說自己本來整天都宅在家、沒有朋友，後來改口說自己其實是酒店的專業工作者，為了要保護客戶的隱私所以一開始沒有透露。「這個實際案例其實非常好，因為實名制的資料蒐集跟專業倫理產生了衝突 ，大家都可以理解。」唐鳳表示當時事件一發生，本來要討論口罩的會議改為針對個案來討論，包括行政院長在內，防疫指揮中心共同討論，後來由指揮官也就是衛福部陳時中部長，做了一個很重要的決定。他並沒有動用刑罰，也沒有嚴令要是酒店工作者不配合疫調，就要把負責人抓去關，儘管當時若這麼做，其實有授權、也有社會正當性；但如果這樣做，社會對酒店工作者的污名化、對立化可能嚴重加劇，讓疫情傳播的不可預測性大幅提高 。
減少污名化，促進合作與互信，酒店舞廳也可以是防疫的一環。圖／Pxhere 。 指揮中心裡許多專家，如疾管署羅一鈞副署長等人，對與同類型工作者做類似的調查，其實很有經驗，本身就是 HIV 患者 U=U 的推動者，很了解實際狀況。後來指揮中心甚至連開出罰鍰也沒有，而是想出一個非實名制的「實聯制」-只要能聯絡到人就可以。社交距離若是無法保持、但飛沫傳染要避免。指揮中心將科學癥結解釋清楚後，就讓地方政府去督促在地的酒店、舞廳，在能夠做到實聯制跟避免飛沫傳染之前，勸大家不要去消費，「是一個最軟的講法」唐鳳說。
在唐鳳看來，這是一個真正的社會創新，因為利害相關人士都可以提供辦法，而且目標是為了公共利益。後來實聯制辦法如留下代號與一次性 email、易付卡電話號碼，交際時戴上帽子、有透明隔板就可以喝酒等等…從來沒想過的創新不勝枚舉。解法出現後，有些地方就可以開放，「讓酒店舞廳也成為防疫國家隊」唐鳳認為要是當時只能由政府跟用政府要的方式來蒐集資料，沒辦法配合的地方就得一直歇業，反而會創造很多漏洞。許多鄰近國家就是因此而出現了第二波、第三波傳染。在台灣的情況下，客人更願意相信工作者保留職業秘密的操守，相信蒐集的資料不會被永久保存，同時經營者也有社會責任去落實上述這些社會創新。這就是社會部門與經濟部門互相幫忙，公部門則刻意不擔任資料蒐集者，不過度監控，反而讓事情做得更好。
從《甜甜圈經濟學》談總統盃黑客松
自從「開放政府」與「開放資料」浪潮以來，臺灣便在民間社群與政府人士積極推動與堪稱良性的互動下，開出燦爛的花朵。台灣除了曾在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第一，公部門、國營企業不同層級單位也不斷學習民間社群（如 g0v）的黑客松精神，辦理自己內部或是開放外人參加的黑客松活動，目的不外乎是希望能導入社會創新。
總統盃黑客松 為臺灣此類活動最高層級，在 2020 邁入第三屆，並以永續發展為本屆主旨。唐鳳政委亦為總統盃黑客松的靈魂人物，讓官方、NPO、國營企業、社運組織、創業團隊能破天荒齊聚，應用開放資料來解決國內問題，甚至還將解法外銷他國，是社會創新精神的具體實現。
但亮點背後也有陰影。有人認為這些活動讓原本草根的黑客松變質，有著政府收編意味。也有人認為這些「創新」往往難以落實，越不動搖原本運作體系的，反而容易被公務員接受，直指核心的提案則被束之高閣。若永續發展當真如此重要，且政府也真心想推動，就該大刀闊斧、為所應為，而不是小打小鬧。
對此唐鳳認為，收編與非收編最大的差別就是一場由政府主辦的黑客松在開始之前，主辦方是否預先認可黑客松結果的決策權跟政府是相當的。若結果出爐才決定採不採行該解決方案，那比較類似諮詢甚至採購；但如果預先說好，儘管不知道最後團隊會做出什麼，但就是要當作政策推動，就是一種更具互信的夥伴關係。「這就是為什麼在總統盃黑客松，要事先把獎盃設計成台灣的形狀，而且有個投影機能投出蔡總統承諾你這個計畫會在 12 個月內落地的影像」唐鳳表示，不管最後由哪些團隊出線，都象徵政府跟民間締結真正的夥伴關係，而不只是摸頭。另外，總統盃黑客松的評審團成員，來自社會部門的評審佔了 6 成，更採用了「平方投票法」(quadratic voting) 來讓真正的價值與喜好顯現，鼓勵理性投票，而非像目前的選舉投票，容易被迫投給極端選項或由激昂情感主導 。這種投票法提供每位相同點數，以所得點數票選關心的各項議題。投票時以「票數的平方」計算所需點數，即投同一個選項的票數愈多，所花費的點數會愈高；舉例來說，投1票只需要1點，投2票需要4點，投3票則需要9點，依此類推。
唐鳳表示，期待看到台灣能踏上最高階的公民參與，也就是「公民控制 citizen control」，讓公民擁有全部議題的主導權。要建立公部門與社會部門之間的夥伴關係，要先有一定的基礎，接著就是要讓政府在不是那麼核心的議題上，慢慢習慣授予權力，最終才能到公民控制。要在緩坡拾階而上，而不是從高空迫降，「不然就摔死了」，或被許多人擔心的「民粹」或「暴民」問題絆倒。
唐鳳更不認為這些方案是一時一地的小打小鬧，而是能在全球架構下推行的。在本屆總統盃黑客松許願池或是提案階段，提案跟許願者至少要勾選一個與永續發展有關的項目，這就讓每一個提案都連結全球共同的重要議程。
總統盃黑客松——唐鳳專訪。影片／Youtube 。 除了總統盃黑客松中出線的方案，其他社會創新計畫，這幾年來也陸續都連結了 SDGs。唐鳳表示在 103 年當時行政院核定「社會企業行動方案」時，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還在草案階段，兩者之間沒有對接，因此社會企業「只要覺得自己有意義就可以了」。但到了 107 年的「社會創新行動方案」，就明確強調推動社會創新之目的在於達成 SDGs 各項願景。因此，社會創新方案皆契合 169 項 SDGs 細項目標當中的部分，而 GDP 在眾多目標中，只是公共利益中的一小部分，而不是終極價值。
「這跟早期社會企業還在 GDP 邏輯裡不一樣。」唐鳳表示台灣的社會創新解方因為跟 SDGs 扣連，創造了一個索引，與世界有共通語言，因此台灣的外館、駐外代表處可以接力傳播，或透過聯合國周邊組織，如 SDSN 永續發展解決方案網絡 盡可能分享這些案例。2019 年唐鳳便邀請兩個優秀的總統盃黑客松團隊到聯合國大會周邊與大家分享。
「對台灣人來說，『民主深化』跟『國際參與』，是不管什麼立場都不反對的事。」唐鳳精準地指出，在這樣的前提下，在台灣，創新不是只有工商業可以創新，而是社會上任何人都可以創新，這就相當於民主深化 。同時，雖然不是聯合國會員，但台灣透過這些社會創新展現出的主張，是普世的價值。也因此不會有解決方案只是自掃門前雪–追求自己覺得好像很重要的目標的問題，而是對社會跟環境都有好處。
這與《甜甜圈經濟學》一書中，作者拉沃斯（Kate Raworth）對傳統經濟學的看法相呼應。身為經濟學者的拉沃斯認為源自 19 世紀的經濟學正在殺死 21 世紀的地球，儘管很多人人的確獲得更好的生活條件，壽命也延長，卻讓全人類籠罩在貧富差距、環境浩劫的風險中。因此作者提出七項思考經濟的新方向，如改變 GDP 至上的追求，以及將經濟看成複雜的系統，而非錯誤擬仿牛頓力學，忽視諸多變因。
過去一世紀延續至今的線性經濟從生產到消費，以最大化 GDP 為目標，忽略了地球的極限、也忽略了人類整體的福祉，甜甜圈經濟學就是借用甜甜圈的形象告訴大家，向上不該超過地球的限度，往下不該侵蝕人權的基礎，環繞著 SDGs 的精神發展，莫再做那個 GDP 永恆向上、不切實際的夢。然而問題就在於改變極為困難，人類猶如赤壁大戰時環環相扣的曹軍連環船，駛向燒燬的敗局。社會創新則如江上的小舟，雖然小、但多樣化也靈活。
唐鳳也循著甜甜圈經濟學的脈絡補充表示，台灣扣合 SDGs 的社會創新，不會使（人類福祉）內層加厚，結果擠壓到（地球環境）外層，或反之。而是互相補強，這也讓「什麼樣的企業算是社會企業」的定義爭論可以休止。
唐鳳認為，社會創新就像雜草，有韌性，傳播也快。森林大火之後，木本植物可能很慘，但雜草卻能快速恢復。當環境劇烈改變，台灣中小企業的特色就是擁有超級客製化能力，乍看之下不太有規模經濟，也不掌握全世界產業鏈，但若是從甜甜圈經濟學的角度來說，這才是未來世界需要的。
她說線性經濟發展破壞力太大，那麼多的破壞，需要缺什麼補什麼的能力，然而從大財團的角度看，去補這些邊邊角角興趣缺缺；但是對雜草般的社會創新組織來說，卻是很好的機會。她以社創組織 CircuPlus 開發的「奉茶 App 」為例。這樣一個幫大家快速找飲水機的社會創新，除了獲得行政院環保署支持，更因為連結傳統文化、或有地方創生可能性，讓中小企業的店家非常願意加入。試想，若台灣皆為大財閥控制，要怎麼找到店家合作？就是因為台灣有雜草型的生態圈，才有各種社會創新在各角落萌芽。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每年的亞太社會創新合作獎不是頒給特定的團隊機構，而是頒給一段『夥伴關係』。」唐鳳表示以前說「Made in Taiwan」，想的是特定的產品或服務，但社會創新不只是產品也不只是服務，而是一段跨域與跨界、原本想都想不到的合作關係。
這種合作關係的概念傳播非常快，往往一聽就懂。唐鳳以成功走向國際的社會企業芙彤園為例，他們在台東建立的自然農法香草原創沐浴產品還沒賣出國，概念已先行，例如加拿大的原住民在溫哥華也可以仿效。又像是從台灣誕生的珍奶，除了已世界風行，前陣子在社群媒體上還出現了「奶茶聯盟 」這種衍伸的鬆散夥伴關係（XD）。
「社會企業畢竟還是要賣產品跟服務，會有市場區隔侷限，也需要投資人認可市場可以擴大。但社會創新可以像雜草般到處生長，不會因為我們是小國，我們發展出來的概念就不能用，聽過防疫 Taiwan Model 的人，都可以拿自己覺得有用的地方去用 。例如用一隻可愛的柴犬來當防疫代言人，這個聽到馬上可以用。」唐鳳說道。
總統盃黑客松出線的提案或台灣遍地開花的社會創新方案，的確無法如無限寶石搭配手套一樣，讓人一彈指就改變現況。「但當我做出一個更好的東西，能讓其他人想學。」唐鳳微笑說，就像是日本的饒舌音樂人寫了歌傳唱台灣的防疫成效跟 IT 大臣 。她謙稱其實功勞跟自己沒有關係，而且有點變成動漫人物了（XD），但這就是社會創新。
唐鳳說，舊的經濟模式是零和的，有人賺就有人陪，往往經濟賺，環境就要賠，利益從上涓滴而下。但是在甜甜圈經濟學裡，我們可以同時照顧社會發展跟經濟發展，不是靠一兩個大財團，而是靠社會創新 ；「當我們不非得要犧牲某個部門（經濟、政府、或社會）才得以傳播創新，創新的『基本再生數』就特別高。」她這麼說。
從《激進市場》談社會創新的未來動能
全球疫情不見盡頭，經濟衝擊對人民的影響不亞於病毒對人體的直接危害。雖然牛津大學最近的調查 ，認為台灣是全球疫情衝擊下，經濟受創最小的國家，既兼顧防疫，又保住經濟。儘管如此，許多規模不大的社會創新組織，不管是企業、合作社或是NPO、營收來自於販售或募款，仍受到不小衝擊。值此之際，培育社會創新的社會創新實驗中心，能做些什麼呢？而企業社會責任(CSR)、大學社會責任(USR)、社會企業、地方創生等力量，又能如何互相支援？這些都是社會創新圈關注的議題。
上述所說的社創動能，都有政府在背後，某個角度來說，是扮演孵化器跟加速器；但換個角度，有人質疑，這些動能是真實存在或是被擠出來的？社會創新一旦沒有政府預算支持，一切是否就會回歸沈寂？我們的制度是否擁有自己的動能呢？
由唐鳳政委寫序文推薦的《激進市場》一書，也回應了這樣的問題。這本由韋爾 (E. Glen Weyl) 與波斯納 (Eric A. Posner) 推出的思想界重要著作，回應了當前富裕國家分配不均、經濟政策捉襟見肘、民粹威脅民主自由秩序等問題，提出了數個以解放資產壟斷、突破決策困境的激進 (radical) 機制設計。包括前面提到的「平方投票法」、財產自行定價並作為納稅基礎、以及針對移民、企業控制權、個人數據勞務的種種解方，極具前瞻性的同時，也企圖讓被預設制度綁架的現代社會在邁向未來的同時，實踐「貨暢其流、物盡其用、人盡其才」的長久想望。
以此書主旨來看，若改變預設規則，應該可以創造出一個共好的新常態，不用非要維持來自政府的外力來推動社會創新 。對此，唐鳳認為建立規則就是目前社會創新行動方案在做的事。
以社創良品 Buying Power」計畫 舉例，這個活動連結了具規模的企業跟社創組織，讓彼此對接。唐鳳認為該計畫早已跳出政府推銷的窠臼，是整個社創行動方案裡花費最少的，甚至真正的開支只有部長跟她出席頒獎，連獎座都是以零廢棄的循環材料製作，也沒有獎金。企業對社會創新組織的產品採購到某個金額，才能獲得榮譽獎。
「我們就是不希望大家依賴這個獎、或是其他獎助方案，這樣容易變成看題目寫作文。」唐鳳認為，若把社會企業定義成某個很窄的東西，要幫忙解決國家的重要需求，或許還是會有很強的社會企業、社會部門也會參與，但這樣一來，別的題目就沒有資源。
因此唐鳳強調台灣的做法是「你行你來 」。「你覺得這邊社會有需要，那就把他補上吧，若能扣合 SDGs，就讓你免費刊登在社創良品的採購手冊上。同時，透過鼓勵社創組織公開章程，就能納入共同供應契約。她表示這些都不需要政府出什麼錢，而是如《激進市場》裡所說的「規則設定」。
唐鳳強調台灣的做法是「你行你來」。 當社創組織章程越揭露，能加入共同供應契約，越能給出交代，在資料庫就排名往上，越能在型錄上先被看到，就是有用的規則。除此之外，「我們在頒獎時，若你是一家大銀行來參與 Buying Power，我們就邀請金管會主委來頒獎。你越在意誰，我們就找誰來頒獎。頒了幾次，真的有用。」她微笑說。
唐鳳表示接下來，政府將繼續透過規則制定，在公司治理層面，讓一定規模的企業都得依照 SDGs 的指標「給社會交代」。這麼一來，對企業最好的方法就是將這些肩負 SDGs 任務，有一兩年以上經市場考驗的社創組織，整合進他們的供應鏈。
「雖然第一年 Buying Power 的時候，像是月餅禮盒等 CSR 購買還是過半，但是後來BD (商業開發) 接手，進入供應鏈的類型就過半了。」唐鳳以 Youtuber 兼飲料店創業者滴妹為例，她會在他跟哥哥阿滴開直播時，大讚經由群募誕生的社會企業鮮乳坊，就是供應鏈整合社創價值的結果。
儘管許多合作一開始是 CSR (企業社會責任) 甚至為了 PR (公關)，唐鳳認為在後來企業發現社創組織的產品品質真的不錯，又是透過群眾募資等共創形式誕生的，能夠給企業帶來社會正當性 。「不管是不是缺社會正當性，多一點總沒錯。」唐鳳表示，這樣與社創的合作就不再只是「交陪」，而是業務發展。相較於容易因景氣而起伏的 CSR 或 PR 預算，企業投資在業務開發的預算通常是增加的。所以整套 Buying Power 的設計，就是要自然地長出這樣一種互相支持的生態系，而不須政府砸錢。
正如在《激進市場》一書中，兩位作者希望打破左派右派的框架，才提出多項有利於社會創新的激進制度設計；唐鳳認為，台灣特別具有把兩極往中間推的強勁氛圍，因此才有不斷的爭辯。若社會部門貧弱，就根本吵不起來，而是會直接偏聽經濟部門的。「能吵，就是因為我們社會部門的正當性不弱於經濟部門，有個健康的張力。」她表示。而我想社會創新正需要這樣的張力，搭配政府以正確思維重新設計市場規則，才能源源不絕。
人類世的關鍵抉擇
從上述討論，我們知道社會創新不只是社會企業家以特色商業模式獨領風騷、也不獨尊前沿科技。而是在將地球與人類行為視為一體的前提下，讓對的人與組織，透過豐沛的網絡、開放的平台，加快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的正回饋，同時避免或消除過去人類行為遺留的「外部性」，例如環境污染、貧富差距等。
事實上，我們一直把這些「人為後果」稱為外部性，彷彿就刻意忽視了系統（也就是社會運作機制）本身設計該與時俱進。社會需要創新，而創新也需要社會。
科學家認為，近百年來人類對地球環境的影響，已經足以在地層中留下我們的印記，因而創造了全新世之後的「人類世」。而這也逼我們正視人類無節制的所作所為，已超越環境極限，正在替人類在地球上的日子預定終止時間。因此，與其問世界正在變好或壞，彷彿我們只是隨波逐流的一片葉子，不如問「我們接下來打算怎樣改變世界」。
相較於大財團或主流政治對 GDP 根深蒂固的執著，社會創新或許只如雜草般的角落生物。此外，不同於也誕生自邊陲的「破壞式創新」，社會創新是具有修復能力的創新。台灣現代史上常常出現以花為名的社會運動，例如野百合、太陽花，推動著台灣民主大步前進，如今社會創新這朵乍看之下容易被忽視，也不激昂綻放的蒲公英，正將種子輕柔地擴散得更遠，遠至對台灣毫不熟悉的國度；也更近，近至你我每日的食衣住行。
「只要你的行動能夠感動超過 1 個人，R0 大於 1 就成功了。」唐鳳最後這麼對我說。我想，比起動用黑科技控制腦波來改變世界，社會創新帶來的影響將更有效、也更長效，不是嗎？（好吧，可能我被腦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