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全民醫療保險五十年

• 文／莊健隆　美國羅德島大學（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博士，曾任職農復會至農委會及美國飼料營養劑公司，著有《鱻故事魚文化》等書。

臺灣社群新聞媒體 ETtoday 新聞雲在今（2022）6 月 19 日的一篇新聞標題，寫著〈台灣石斑魚在日本沒有市場   農委會曝他們怕吃進「西卡毒」〉。

報導內容中描述：「農委會副主委陳添壽說明，臺灣石斑魚最大宗就是龍虎斑^[註]，而這樣的配種讓日本人很怕有『西卡毒』，擔心龍虎斑在岩礁成長時會吃下藻類，造成石斑體內有藻毒。而陳添壽稱將透過日台交流協會，讓日方了解臺灣石斑都是養殖而不會吃到藻類，若能解除日方疑慮，之後石斑銷日就有可能會再成長。」

註：由雄鞍帶石斑魚（Epinephelus lanceolatus，俗稱龍膽石斑）與雌褐點石斑魚（E. fuscoguttatus，俗稱老虎斑）雜交所產生的子代。

筆者曾請教臺大退休教授、藻類專家周宏農有關藻毒的問題，他說明曾有香港人食用來自吉里巴斯、加勒比海的十公斤以上野生龍膽石斑而中毒，毒源則來自會產生西卡毒素（ciguatoxins）的渦鞭毛藻（Gambierdiscus），且臺灣的遠洋漁船也曾發生過中毒事件。

不過他也補充，其實過去從未在養殖石斑魚發現西卡毒。由於日本人對石斑魚相對生疏、對石斑魚活魚的食用量更少，上述中毒事件也說明日本人的顧慮有所根據，更對比出過去臺灣鳯梨被中國禁止進口後積極開拓日本市場，但這次石斑魚卻不見喊出賣給日本的原因。

比河豚毒素強 100 倍的西卡毒，究竟是什麼？

「西卡」（cigua）是指稱食用珊瑚礁魚類而中毒，而過往學者就曾指出，造成此種中毒的毒素稱為西卡毒素，是一種透過食物鏈由草食性魚種採食珊瑚礁藻類，草食性魚種又被較大的肉食性魚吞食而累積的毒素。換言之，毒素產生的源頭來自於珊瑚礁附近的多種底棲微藻，其中最主要的是一種名為崗比甲藻（Gambierdiscus toxicus）的雙鞭毛藻（dinoflagellate）。

西卡毒素為脂溶性物質，毒性甚至比河豚毒素（tetrodotoxin）強 100 倍。全球平均每年發生西卡毒素中毒達五萬人之多，而過去的中毒事件多半侷限於加勒比海水域和北緯 35 度與南緯 35 度之間的太平洋海域。然而，隨著魚產品的貿易市場擴大，該毒素影響區域也擴大至印度洋沿岸、中國南海諸島，以及香港附近的海域。

若不小心食入西卡毒素，初期會有腹痛、噁心、下痢、嘔吐等症狀，其次會感到疲勞、無力，四肢及口喉刺痛與麻痺、運動失調，嚴重者可能因呼吸困難而致死。

然而我們目前對於西卡毒仍缺乏檢測標準，雖然美國公司 Oceanit 曾生產過商品化試劑西卡毒素檢測套組（Cigua-Check® test kit），但它的使用者多為釣客、消費者、研究單位，並沒有被食安官方單位列入經常性追蹤。

即使有毒，大家還是吃得很開心

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開始進行西化式行政管理制度、現代化教育政策、吸取科學化精神，但也保留自身的傳統文化。以吃河豚文化的傳承為例，日本早在西元前 4 世紀就開始烹調、食用極富魅力的河豚，雖然在 17 世紀前後國內戰事頻繁，許多士兵飽受河豚毒之害，使得幕府政權曾一度頒布法令、禁食河豚；然而受到 19 世紀末西化的影響，在當時的首相伊藤博文推動下，山口縣取消了河豚禁食令，進而全國也逐漸取消禁令。

而在河豚解禁的同時，他們也設立了相關配套措施：由政府運營一套河豚處理師的培訓系統，有法律規定各餐廳內需有具備資格的河豚處理師才能提供河豚料理，而這些領有官方認證執照的師傅會把河豚有毒的部位包括內臟、卵巢等，在不汙染到魚肉的狀態下移除，並以大量水洗去河豚肉上的血液。這些處理過的河豚肉，常切成很薄的刺身、排列精美，且限定每人的食用分量。

香港人、廣東人有歷史悠久的食用生猛海鮮的飲食文化背景，而臺灣人過往並沒有食用活石斑魚的習慣，但為了供應香港巿場需求，澎湖地區在 1972 年開始捕撈野生魚苗、蓄養石斑魚。1979 年澎湖水試所嘗試以賀爾蒙催熟、並成功孵化人工苗，接著在 1995～1997 年由澎湖水試所與屏東枋寮龍佃養殖場合作，確立了開發龍膽石斑魚苗及成魚的量產技術。到了 1990 年末期，全臺的養殖石斑魚年產量達 3000 公噸，時至今日更可達到每年 2 萬公噸上下。

將龍虎斑外銷日本固然值得努力，但是日本人對龍虎斑的接受度絕對遠低於鳯梨，這是因為後者早在 1920～1930 年的日治時代，日本企業家就曾來臺灣設廠生產鳳梨罐頭銷往日本，具有近百年歷史。

而石斑魚則是嶄新產品，甚至就連在臺灣本土市場，石斑魚對一般消費者，尤其是家庭主婦而言也並不熟悉，總是認為那是餐廳、辦桌用的「場面魚」。有關單位部門若要推廣石斑魚，除了指導民眾「石斑魚家常菜」的烹調方式，似乎也可以講講石斑魚變色、變性（先雌後雄），以及臺灣漁人在石斑魚養殖、研發過程中努力而動人的故事。

• 〈本文選自《科學月刊》2022 年 8 月號〉
• 科學月刊／在一個資訊不值錢的時代中，試圖緊握那知識餘溫外，也不忘科學事實和自由價值至上的科普雜誌。

「人民須要歷史，因為那能帶來力量。他們得知道曾有真實的人在此生活。不是鬼魂和童話傳奇，而是有人曾身處逆境，卻谷底重生。」^[1] 電影《第一夫人的秘密》裡，記者拜訪美國總統甘迺迪的遺孀賈姬，期望獲得暗殺事件的口述史料。在民主國家，當重要的政治人物死於非命，或社會遭受恐怖攻擊，人民會要求真相。他們用言語及行動，表達對新聞的情感與意見。此時的震驚及悲傷，除了影響個人，也是推動事件後續走向的集體力量。

社會悲傷

暗殺公眾人物，雖然是對個體的攻擊，其目的卻可能具有政治性；^[2] 而恐怖攻擊中，殺戮的龐大人數，更是對社會全體的傷害。當單一事件所引發的，不僅是個人對至親的悼念，還有整個群體的追思，此情形便可視為「社會悲傷」（social grief）。^[3] 精神醫師 Elisabeth Kübler-Ross 在其 1969 年的著作《論死亡與臨終》（On Death and Dying）裡，將「悲傷」這種接受無法承擔之重的過程，分為五階段：否認（denial）、憤怒（anger）、討價還價（bargaining）、沮喪（depression）和接受（acceptance）。^[4]

否認及憤怒：陰謀論的誕生

在社會悲傷中，人們會試圖整合集體記憶，以重建嚴峻受創的社會。^[3] 先入為主的假設，會讓人忽略或拒絕接受擺在眼前的證據。^[5] 若再加上憤怒與不確定感，那麼不管案件調查的結果為何，陰謀論很容易就成為情緒調適機制的一環。^{[6, 7]} 美國甘迺迪總統遇刺、英國黛安娜王妃車禍身亡、 911 恐怖攻擊，都有經典的陰謀論範例。^{[5, 6]} （雖然偶爾陰謀論也有猜對的時候，好比：美國中情局真的曾用 LSD 試驗心智控制。^[8]）在社會療癒的過程中，針對特定悲劇的媒體報導、官方傳記與稗官野史，只會愈來愈多直到充斥鄉里，最後難免如同電影中的賈姬所言：「我相信書頁上讀到的角色，終究會比站在身旁的人們更加真實。」^[1]

討價還價：尋回失去的安全感

國家有維護社會安全的責任，必要檢討暗殺或是恐攻發生時的警政疏失。最近幾天日本警察廳密切調查，前日相安倍晉三遭到槍擊的當下，現場維安人員為何沒有遵循標準作業程序。^[9] 在討價還價的悲傷階段，人們會有「如果當初…」的悔恨，同時也對未來深感惶恐。^[4] 暗殺的行為，毀壞當權者的士氣和聲望，並迫使相關對策應運而生。^[2] 政府當局與其他政治團體會操控集體的情緒，將社會拉回常軌；而民間也可能會有聲音，想藉機推行某些政治改革。^[10]

就拿 911 事件時的美國總統小布希、柏林恐攻後的德國總理梅克爾，以及曼徹斯特體育館爆炸案後的英國首相梅伊，作為政治人物嘗試影響集體情緒的例子：小布希把國殤和憤怒連結起來，但邊緣化懊悔、罪惡感等悲傷的特質，企圖營造安全的氛圍；梅克爾為「頭腦冷靜」的德國人民感到驕傲；梅伊則以「不希望大眾過度驚嚇」等語，劃分可接受與不可接受的情緒反應。^[10]

然而，攻擊事件中的倖存者和同情他們的人，未必會用當權者期待的方式來渡過悲傷五階段。案發現場大量湧入的花束、卡片、字條、禮物和群眾，傳達滿溢的哀慟，抵抗國家強調的安全氛圍，並打破沉默為受苦的人們發聲。有時候這種行為，多少會促使政府重新塑造出有同理心的形象。^[10]

沮喪和接受：節哀順變，邁向未來

暗殺領導人的事件，侵犯了多數社會對個人與公共生活的期待，使得士氣的維護變得極為艱難。一個領導人的逝去，伴隨著凝聚力的流失。社會的目標與達成的方法，也可能因此瓦解。^[11] 不過，如果這個領袖與海外社群共享某個集體認同，他的辭世將會吸引外來勢力，支持他曾帶領的運動。透過廣泛的國際互動，來積極培養向心力，不僅常見於四散各地的特定種族與宗教組織，也能拉攏基於意識形態而產生強烈認同的團體。^[12] 因此，前日相安倍晉三驟逝後，臺灣社會立刻開始討論「安倍晉三之友會」的延續；而外界也正觀察他生前建構的「四方安全對話」，是否能繼續緊繫美、澳、印、日之間的連結。^[13]

「將來必有重大的進展，有其他偉大的總統。…但是不會再有另一個（亞瑟王盛世的城堡）卡美洛，不會再有。」^[1] 賈姬的臺詞或許道盡領導人過世後，一個時代的殞落，但近乎癱瘓的悲傷，會因生存的需求，適可而止。人們起先哀戚，然後就繼續生活下去。^[14]

參考資料

1. Jackie | Official Trailer | Fox Searchlight (Searchlight Pictures on YouTube, 2016)
2. Iqbal Z, and Zorn C. (2008)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Assassina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2, 385.
3. Duterme C. (2021) ‘A political dimension of grief: Individual and social healing after conflict.’ Death Studies, 45, 1, pp.71-81.
4. The Stages of Grief: Accepting the Unacceptab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2020)
5. John F Kennedy: 50th anniversary of a conspiracy theory (The Guardian, 2013)
6. Douglas KM, Uscinski JE, Sutton RM, et al. (2019) ‘Understanding conspiracy theories’. Political Psychology, 40, Suppl 1, pp. 3–35.
7. Douglas KM, Sutton RM, Cichocka A. (2017) ‘The Psychology of Conspiracy Theorie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6, 6, pp.538-542.
8. Goreis A and Voracek M. (2019)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Psychological Research on Conspiracy Beliefs: Field Characteristics, Measurement Instruments, and Associations With Personality Trait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0, 205.
9. 安倍隨扈維安「疏失3秒」 日警察廳介入調查（鏡新聞，2022）
10. Koschut S. (2019) ‘Can the bereaved speak? Emotional governance and the contested meanings of grief after the Berlin terror attack.’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15, 2, pp.148-166.
11. Carla Penna. (2022) ‘From Crowd Psychology to the Dynamics of Large Groups: Historical,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Routledge.
12. Bob C, and Nepstad SE. (2007) ‘Kill a Leader, Murder a Movement? Leadership and Assassination in Social Movements.’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0, 10, pp. 1370-1394.
13. 「四方安全對話」挺台人物接連出事 安倍驟逝恐為台日關係埋變數（風傳媒，2022）
14. What the week of mourning for Diana revealed about the 20th century British psyche (The Conversation, 2017)

• 文／Evelyn 食品技師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發生福島核災事件，釋出放射性物質汙染土壤、水源及食品。之後我國立即對福島、茨城、櫪木、群馬、千葉等 5 縣生產製造之食品啟動暫停輸臺管制措施。

而在 2022 年 2 月 8 日，也就是事故即將滿 11 年前夕，行政院宣布「日本福島五縣地區食品進口」正式解禁^[1]，該消息一出，便掀起全臺一陣軒然大波。

有關福島五縣食品的爭議不斷，相信民眾想知道的是，現在開放日本福島五縣地區食品進口到底安不安全？政府如何把關民眾的安全？

核災發生十年後，採取「地區式」管制措施已不合時宜

福島核災事件發生第一時間，各國皆因緊急應變考量，採取「地區式」管制，也就是禁止包括福島在內附近縣市的食品進口，為最安全保守的做法。

然而，以「地區」作為管制，很容易對該地區造成污名化，因為並非所有來自於日本某特定地區的食品都會有輻射污染，也不易使民眾聚焦到底進口的食品是否有受輻射污染之風險。

加上 11 年的時間過去，風險的影響已有所改變。依世界貿易組織（WTO）規範，會員國採取食品安全檢驗措施，應有科學根據，且不應構成對國際貿易的隱藏性限制，美國、歐盟等國家，早已皆調整其管制密度。

我國這樣故步自封的管制方式，容易引起與日本之間的糾紛，亦難以符合國際自由貿易的發展原則，連帶影響其他經濟貿易的發展。

對於半衰期較長的放射物質，是否有輻射殘留的疑慮？

有醫師提出其對於福島五縣食品的質疑^[2]，舉出輻射物質銫-134、銫-137 和鍶-90 的半衰期分別是 2 年、30 年和 29 年，後兩者可能仍有輻射殘留的安全疑慮。

根據 106 年度「受核事故影響食品之人體健康風險評估」的報告指出，日本厚生勞動省於 2012 年修訂食品管制標準時提及，就福島電廠影響及調查分析結果，將半衰期超過 1 年之放射性核種，如銫-134、銫-137、鍶-90、釕-106、鈽及鋂等，列入風險考慮。

銫以外的核種只約占總劑量之 12%，鍶-90 半衰期雖然為 29 年，但因其含量較低且需要耗時 2 星期（甚至更久）的時間來偵測，故厚生勞動省評估以上之比例修正因數，選擇以「銫」作為輻射檢測食品標準之主要代表性核種。

歐盟法規也特別指出，依日本電廠事故狀況，鍶、鈽及鋂釋出到環境的量非常有限，所以對於日本食品不需對鍶、鈽及鋂等核種實施檢測或特別管制，僅規定檢測銫-134、銫-137 即可。

對於醫師質疑有安全疑慮的銫-137，我國一直有列在監測指標中；鍶-90 在日本、歐盟的評估下，釋出到環境的量有限、可忽略，故兩者輻射殘留是不需擔憂的。

「零檢出」不等於「零含量」，應以科學方法做決策

衛福部公布草案的第一時間，還是可以聽到許多人要求輻射要「零檢出」，這是不合理的，因為零檢出易遭解讀為「含量為零」，有諸多爭議。

隨著檢測儀器及分析技術的進步快速，現在先進的儀器感度可達到十億分之ㄧ（1 ppb）的層級，過去食品檢驗不出來的物質現在可能驗得出來，但它並不是零濃度，而是趨近於零、非常低的濃度。 

現今面對食品安全問題時，應以客觀、理性的角度，運用一套以科學為基礎的「風險分析」，來做食安風險的決策。

所謂風險分析，係為評估食品對於人體健康與安全所可能造成的風險，確認並執行控制該風險的適當措施，且就該風險與該措施與利害關係人進行溝通。

風險分析是由風險評估、風險管理與風險溝通三個要素所構成，細節可詳見此文：福島 5 縣食品輸入，如何知道風險可接受？分析報告說了什麼？，這邊就不多加說明。

如何透過「風險評估」瞭解致癌風險有多少？

風險分析首先要做的便是「風險評估」，有四項重要步驟，分別為：危害辨識、劑量反應評估、暴露評估及風險特徵描述。

以下就 109 年度「輸入食品風險分析」報告中，以成年人的風險評估為例，解釋其致癌風險是如何判定的：

一、危害辨識（Hazard Identification）

按國際標準，以銫-134、銫-137 作為危害辨識標的。

二、劑量反應評估（Dose Response Assessment）

針對存在食物的生物性、化學性、物理性因子其可能造成的不良健康效應進行定性或定量的評估。

依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第 119 號報告，一般民眾攝入每單位放射性核種的約定有效劑量（Committed Effective Dose），銫 134 的劑量為 1.9×10^-8 西弗/貝克，銫-137 的劑量為 1.3×10^-8 西弗/貝克。

三、暴露評估（Exposure Assessment）

進行食品輻射劑量估算，以每人每年暴露多少西弗分析，透過不同年齡族群、不同類食品的平均攝食率資料庫，套入公式換算。該報告得出成人每年平均輻射曝露劑量為 0.002814 毫西弗。

四、風險特徵描述（Risk Characterization）

將前面三者的資訊進行整合後，向風險管理者提供科學建議。

依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第 103 號報告，每 1 西弗輻射曝露會增加成年人 4.2% 的癌症及遺傳效應之風險，也就是癌症斜率因子（cancer slope factor; CSF）^{[註 1]}。

接著計算致癌風險有多少，依據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US EPA）所公佈之風險評估流程，化學物質對人體之致癌風險可以下式計算^[5]：

致癌風險 = 化學物質之暴露量 × 癌症斜率因子

= 成人每年平均輻射曝露劑量 0.002814 毫西弗 × 10^-3（單位轉換成西弗）× 4.2%，

得出成人每年平均輻射曝露所產生的癌症及遺傳效應增加風險為 1.18 × 10^-7。 

按 US EPA 之標準，風險發生率低於 10^-6 者，歸類為「可忽略之風險」。就該報告的結果來看，除了成人之外，所有年齡層的癌症風險均判定為可忽略之風險。 

我國的「風險管理」措施是結合美國與歐盟的做法

風險評估完成後，接著進行「風險管理」，也就是要確認控制該風險的適當措施。從日本公布之官方資料中可以發現，輻射超標產品不限於分布在我國管制地區，已不適用「地區管制」的方式。

日本當地針對食品放射性物質的管理除了持續監控及公開相關資訊外，也有訂定食品的檢查計畫。若監測發現食品有超過輻射標準值時，會將其回收、銷毀，同一生產批次的食品亦一併處理，並以縣或部分區域為單位進行出貨管制等措施，此法結合特定產品與地區式的管制。

美國雖仍管制日本 14 縣市的食品輸入，但管制輸入的「特定品項」會依輻射檢驗數據滾動式調整，而非只管制「特定地區內的全數食品都不能進口」。

歐盟則是未禁止日本食品的輸入，僅要求「特定地區的特定食品」須檢附官方輻射檢驗證明。

而臺灣這次解禁有三大配套措施把關^[6]：

一、福島 5 縣食品現行規範從「禁止特定地區進口」改為「禁止特定品項進口」。

二、針對高風險品項需提供「雙證」，提供輻射檢驗證明、產地證明。

三、所有產品在邊境需逐批檢驗合格才能放行。

其實就是結合了美國與歐盟的管制特色，還是相當嚴謹，標準並沒有比別人寬鬆。

政府輕忽「風險溝通」，導致資訊不對稱

雖然風險的決策過程是科學、客觀、理性的，卻與民眾的認知有所差距。

不管是美牛還是核災食品，為何科學無法克服民眾的食安疑慮？一文，說明了政府在食安問題上，用「低風險」來遊說社會大眾，之所以沒有效果，是因為一般民眾對於機率的認知，通常帶有主觀的成分。

且最令民眾困惑的是，為何在有食安疑慮的情況下，政府仍亟於開放進口這些食品？若政府願意公開把不開放進口的負面後果明確讓民眾知道，或許民眾就會比較願意承擔風險，轉而支持開放進口。

這凸顯出「風險溝通」在風險評估與風險管理中所扮演之重要性。

一般法規命令草案公告期間，應至少公告 60 天^[8]，以蒐集各界意見或評論，但這次的草案僅進行 10 天的預告期。如此匆促的決策時間，真能夠將「風險溝通」這一部分做得完善嗎？

再者，情況特殊，有定較短期間者，應於草案內容公告時，一併公告其理由，先予敘明。這部分似乎沒有看見衛福部有說明清楚^[1]。

其實，端看我國食品最高法規《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4 條，雖然揭示了風險相關的基本原則，但並沒有風險溝通中的雙向資訊交換與公眾參與，導致我國食安主管機關組織架構中，並未有風險溝通的專門小組或人員，風險溝通具體的實施程序也付之闕如^[8]。

當然，媒體、整體公民亦必須同時善盡其在風險分析體系中的積極義務：媒體應多擷取學術研究單位所提供之健康風險資訊；社會公民亦應提升自身閱聽素質，對於未來食品議題的溝通才較有根本性的助益。

科學證明日本食品是安全的！惟須確實執行進口管制措施

回歸到日本食品進口到底安不安全的問題，科學性的風險評估結果已證實其風險之低微可忽略，且臺灣訂定的規範相較於國際是嚴謹的，可惜的是食安風險溝通的品質還有待加強。

最後要注意的是我國的管制政策，是極仰賴邊境嚴格的查驗、充沛的檢驗量能，以及進口業主是否清楚相關規範，故需要各方共同努力並執行確實，才能為社會大眾做好安全把關。

註解

1. 癌症斜率因子（cancer slope factor; CSF）：又稱斜率係數（slope factor; SF），或是單位風險係數（unit risk factor; URF），即是在說明每增加一個單位之劑量所增加致癌的風險。

參考資料

1.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2022。衛生福利部預告調整日本食品輸入管制措施。
2. 趙于婷，2022。台灣解禁日本福島核食！毒物專家點出「關鍵隱憂」。ETtoday新聞雲。
3. 謝婉華、陳國瑋、吳涵涵，2017。106 年度「受核事故影響食品之人體健康風險評估」計畫之日本進口食品風險評估。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委託。
4. 姜志剛，2020。109 年度「輸入食品風險分析」計畫。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委託。
5. 陳慧諴。如何搜尋及解讀毒性物質資料?。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
6. 行政院，2022。政院：調整日本食品輸入管制措施 以「三原則、三配套」為國人健康嚴格把關。
7. 中華民國法務部，2022。行政程序法第 151、154 條行政函釋。
8. 潘誼鎂，2019。我國食品安全風險溝通法制之建構。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新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