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態特徵 vs. 真實需求：我們伸出援手的關鍵是可愛還是脆弱？——《利他衝動》

本文與  益福生醫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昨晚，你又在床上翻來覆去、無法入眠了嗎？這或許是現代社會最普遍的深夜共鳴。儘管換了昂貴的乳膠枕、拉上百分之百遮光的窗簾，甚至在腦海中數了幾百隻羊，大腦的那個「睡眠開關」卻彷彿生鏽般卡住。這種渴望休息卻睡不著的過程，讓失眠成了一場耗損身心的極限馬拉松 。

皮質醇：你體內那位「永不熄滅」的深夜警報器

要理解失眠，我們得先認識身體的一套精密防衛系統：下視丘-垂體-腎上腺軸（HPA axis） 。這套系統原本是演化給我們的禮物，讓我們在面對劍齒虎或突如其來的危險時，能迅速進入「戰鬥或快逃」的備戰狀態。當這套系統啟動，腎上腺就會分泌皮質醇 (壓力荷爾蒙)，這種荷爾蒙能調動能量、提高警覺性，讓我們在危機中保持清醒 。

然而，現代人的「劍齒虎」不再是野獸，而是無止盡的專案進度、電子郵件與職場競爭。對於長期處於高壓或高強度工作環境的人們來說，身體的警報系統可能處於一種「切換不掉」的狀態。

在理想的狀態下，人類的生理時鐘像是一場精確的接力賽。入夜後，身體會進入「修復模式」，此時壓力荷爾蒙「皮質醇」的濃度應該降至最低點，讓「睡眠荷爾蒙」褪黑激素（Melatonin）接棒主導。褪黑激素不僅負責傳遞「天黑了」的訊號，它還能抑制腦中負責維持清醒的食慾素（Orexin）神經元，幫助大腦順利關閉覺醒開關。

然而，當壓力介入時，這場接力賽就會變成跑不完的馬拉松賽。研究指出，長期的高壓環境會導致 HPA 軸過度活化，使得夜間皮質醇異常分泌。這不僅會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更會讓食慾素在深夜裡持續活化，強迫大腦維持在「高覺醒狀態（Hyperarousal）」。 這種令人崩潰的狀態就是，明明你已經累到不行，但大腦卻像停不下來的發電機！

長期的睡眠不足會導致體內促發炎細胞激素上升，而發炎反應又會進一步活化 HPA 軸，分泌更多皮質醇來試圖消炎，高濃度的皮質醇會進一步干擾深層睡眠與快速動眼期（REM），導致睡眠品質變得低弱又破碎，最終形成「壓力－發炎－失眠」的惡行循環。也就是說，你不是在跟睡眠上的意志力作對，而是在跟失控的生理長期鬥爭。

從腸道重啟好眠開關：PS150 菌株如何調校你的生理時鐘

面對這種煞車失靈的失眠困局，科學家們將目光投向了人體內另一個繁榮的生態系：腸道。腸道與大腦之間存在著一條雙向通訊的高速公路，這就是「菌-腸-腦軸 (Microbiome-Gut-Brain Axis, MGBA)」，而某些特殊菌株不僅能幫助消化、排便，更能透過神經與內分泌途徑與大腦對話，直接參與調節我們的壓力調節與睡眠節律。這種菌株被科學家稱為「精神益生菌」（Psychobiotics）。

在眾多研究菌株中，發酵乳桿菌 Limosilactobacillus fermentum PS150 的表現格外引人注目。PS150菌株源於亞洲益生菌權威「蔡英傑教授」團隊的專業研發，累積多年功能性菌株研發經驗的科學成果。針對臨床常見的「初夜效應」（First Night Effect, FNE），也就是現代人因出差、換床或環境改變導致的入睡困難，俗稱認床。科學家在進行實驗時發現，補充 PS150 菌株能顯著恢復非快速動眼期（NREM）的睡眠長度，且入睡更快，起床後也更容易清醒。更重要的是，不同於常見的藥物助眠手段（如抗組織胺藥物 DIPH）容易造成快速動眼期（REM）剝奪或導致睡眠破碎化，PS150 菌株展現出一種更為「溫和且自然」的調節力，它能有效縮短入睡所需的時間，並恢復睡眠中代表深層修復的「Delta 波」能量。

科學家發現，即便將 PS150 菌株經過特殊的熱處理（Heat-treated），轉化為不具活性但保有關鍵成分的「後生元」（Postbiotics），其生物活性依然能與活菌媲美 。HT-PS150 技術解決了益生菌在儲存與攝取過程中容易失去活性的痛點，讓這些腸道通訊員能更穩定地發揮作用 。

在臨床實驗中，科學家觀察到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當詢問受試者的主觀感受時，往往會遇到強大的「安慰劑效應」，無論是服用 HT-PS150 還是安慰劑的人，主觀上大多表示睡眠變好了。這種「體感上的進步」有時會掩蓋真相，讓人分不清是心理作用還是真實效益。

然而，客觀的生理數據（Biomarkers）卻揭開了關鍵的差異。在排除主觀偏誤後，實驗數據顯示 HT-PS150 組有更高比例的人（84.6%）出現了夜間褪黑激素分泌增加，且壓力荷爾蒙（皮質醇）顯著下降，這證明了菌株確實啟動了體內的睡眠調控系統，而不僅僅是心理安慰。

最值得關注的是，對於那些失眠指數較高（ISI ≧ 8）的族群，這種「生理修復」與「主觀體感」終於達成了一致。這群人在補充 HT-PS150 後，不僅生理標記改善，連原本嚴重困擾的主觀睡眠效率、持續時間，以及焦慮感也出現了顯著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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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義深層睡眠：構建全方位的深夜修復計畫

睡眠從來就不只是單純的休息，而是一場生理功能的全面重整。想要重獲高品質的睡眠，關鍵在於為自己建立一個全方位的修復生態系。

這套系統的基石，始於良好的生活習慣。從減少睡前數位螢幕的干擾、優化室內環境，到作息調整。當我們透過規律作息來穩定神經系統，並輔以現代科學對於 PS150 菌株的調節力發現，身體便能更順暢地啟動睡眠開關，回歸自然的運作節律。

與其將失眠視為意志力的抗爭，不如將其看作是生理機能與腸道微生態的深度溝通。透過生活作息的調整與科學實證的支持，每個人都能擁有掌控睡眠的主動權。現在就從優化生活型態開始，為自己按下那個久違的、如嬰兒般香甜的關機鍵吧。

需求、弱勢與自主的微妙平衡

有個理由讓人們比較容易幫助弱勢受害者，那就是他們似乎更有可能接受並感激幫助時。真正無助的受害者不可能在沒有干預的情況下解決問題，然而倘若在公共場所有個陌生人並非明顯處於弱勢狀態，向他伸援就是種冒犯，這會貶損他的獨立性或自主權。弱勢屬性與年輕之間的自然關聯性也意味著，接受幫助的人，有可能會認為他們被視為脆弱的或有需求的，而這就讓他們感到受幫助者擺佈，或者被當成比較幼小、低下或權勢較弱的人。

判定人們是否真的需要幫助並希望你伸援是件困難得令人驚訝的事情。例如，一個酗酒或吸毒的人有可能需要幫助，卻不想接受；這個人甚至會因為你說要幫忙就對你惡意攻擊。想像一下，倘若前例中那個慢性成癮男孩是你的姪子。他有可能會向你討二十美元來購買日常用品。即便對你來講這不是什麼大錢，即便你因為愛他、希望他茁壯成長，也願意支付更大額資金來幫他住院復健，但眼前這二十塊錢，你仍有可能拒絕援助。

即便如此，你的姪子有可能並不想去復健；他只是想要有足夠的現金來度過一天。這些都是很複雜的情況。就這類事例，子代需求有許多屬性都可能促使人們湧現反應衝動（例如：弱勢、需求、年輕、愛），但如果成癮者不希望你伸援，或者不想要你偏好提供的那種協助，他就可能成為你精神上和財務上的負擔。

這些情況發生在灰色地帶，有些人寧願讓姪子自己解決問題或者落入「谷底」，另有些人則因為看他受苦太令人難過了，而支付他索求的任何金額。若是成癮者不再年輕，沒有表現改變的跡象，或者用那筆錢來進一步危害他的健康，人們就會傾向於默不作聲。因此，即便脆弱性和需求都清晰可見，倘若受害者不想接受幫助，而其他線索與反應相衝突，援助就可能不會隨之而來。

肢體殘障人士有可能在開門時遇上困難，即便他或她能夠完成這項工作，也寧願自己獨力完成。二十世紀時，美國男性被教導要為女性開門，視之為一種殷勤的表現。有些女性覺得接受這種幫助是受男性擺佈，因為這種援助似乎暗示女性是較弱、較無能或不如男性，即便援助的初衷是善意。

最近我面臨一個狀況，我看到一位坐輪椅的女性準備進入研討會會場時，考慮是否要為她開門，但這位女性似乎能夠應付，也習慣這種歷程，即便對她來講可能比較困難，而且要花更長的時間。幫助可能會奪去人們藉由自理事務所湧現的獨立自豪感受，讓他們感到受侵犯或「不如」他人。由於與我擦身而過的那位女性似乎並不是真正無助，我擔心我的援助有可能會惹怒她，於是我決定不介入。

我永遠不會知道那次援助會不會受到感恩，不過舉這個例子是為了顯示，人們會有一種衝動，想要幫助在我們看來正面臨困境又很脆弱的人。然而，在明顯需要和明確能力之間存有一處很大的灰色區域。我們對這些線索非常敏感，但當它們相互衝突之時，不確定性就會促使我們袖手旁觀。無論如何，當真正無助的個體需要緊急幫助時──就像那位癲癇發作後跌落地鐵軌道的年輕人──湧現幫助的衝動。

疲憊與忽視如何削弱援助衝動

慢性需求也可能在不同情況下削弱幫助衝動，好比當照護人員對他們看顧對象的需求習以為常，或者當他們感到心力交瘁，好比老人的配偶或體弱的親族，或者在機構工作的照護者。舉例來說，當有人患了像是阿茲海默氏症、帕金森氏症、多發性硬化症、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rterial” lateral sclerosis，這裡原文誤植，正確稱法為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ALS）、腦性麻痺或癱瘓等疾病時，他們的弱勢屬性和協助需求就相當明確，但如果照護人員對這種需求習以為常，也不覺得很迫切，例如更換衣物或寢具、協助上廁所或洗澡等，這些需求仍然有可能被忽視。這類舉動對於健康的生活是必要的，不過嚴格而言倒不像把人拖離逼近的列車那般必須立即執行。因此，這些不那麼急迫的需求並不會觸發相同的反應衝動。

我父親晚年患上了帕金森氏症，一切事務都需要幫忙。由於他對東西的擺放位置和使用都碰上困難，好比找不到眼鏡、電視遙控器，或者需要把他的平板電腦重新連上網際網路，我們每天都得幫他處理許多日常事項。對他來說，這些問題都很重要，因為涉及他所能從事的僅存活動，好比看電視或在平板上閱讀新聞。

即便如此，這些事項的延續性和日常屬性，有時會讓我們感到不耐煩或延緩反應速度。提出這些幫助要求時，父親自己有時也會變得相當不耐煩，儘管我們理解他的殘疾、失控狀況，並需要這般頻繁的援助，仍然會使我們惱怒。儘管他很脆弱，而且我們非常愛他，但由於疲憊和缺乏急迫感，我們的幫助衝動受了抑制。

慢性需求會減弱幫助衝動，特別令人遺憾的是將親人安置在護理之家時所發生的事例，在那裡老年人虐待很常見，若非持續監督，要想根除是很困難的。就算生性關懷他人的人，對於他們所看護對象的例行（但真實的）需求仍會習以為常或感到嫌惡。照護者有可能在不斷被要求幫助下精疲力竭，特別是對於並不迫切或醒目的事項──肯定不像在圍觀群眾面前跳到地鐵列車前方那麼搶眼。

有些長期的援助確實非常引人不快。而且也幾乎沒有獎項或典禮來表彰那群無私更換尿盆、清洗骯髒床單或清潔浴廁的人。這些問題有可能對利他衝動造成限制，但如果我們理解並應用這個理論，則問題都是可以解決的。例如，在長期照護機構中，我們必須定期點出病人看事情的觀點，他們感到無助，遭貶抑、遺棄──而且有一天你也會像他們那樣。

讓愛取代衝動成為行動的理由

我們應該將援助牢牢地與一個時間表綁定，例如在特定時間提供藥物、餐點、沐浴和社交參與，從而完全避開對幫助動機的依賴。我們也可以對這樣的工作提供私下和公開的認可，無論那是多麼日常。當然了，對於這些必要卻極不愉快，而且至親家人無法在自家完成的工作，我們也有正當理由給付更高的薪酬。

有時照護者甚至還可以跟患者協商共同決定，例如照護者願意做或者能夠做什麼，以及應該花多長的時間。例如，現在我就能完全理解，為什麼我父親對於這些小問題會感到那麼沮喪，畢竟這些對他的生活品質至關重要。倘若我們當初就商量好，對這些要求的回應時間（好比十分鐘），而不是每次都回嘴，「好啦！我一下子就來！」或許我們就省下一些麻煩。我父親大可以參與有關他的照護的這類討論，不過當他真的想要某件事物時，他就很難克制自己（而多巴胺藥物治療還讓他變得更加衝動）。

拙劣的克制能力，實際上是另一種弱點，病人幾乎無法自我控制，這就是我們表現同理心和耐心的理由。但是在照護、悲傷和困惑的亂象當中，人們很難置身事外，理性判斷。根據利他反應模型，我們可以理解，這些情況如何與人類演化出的幫助衝動兩相衝突，於是就能更專注在我們對那個人的愛，並規劃一種反應，讓我們就算在沒有衝動的情況下，也能提供希望付出的慈悲照護。

——本文摘自《利他衝動：驅策我們幫助他人的力量》，2024 年 11 月，知田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在網際網路發達的現代，私刑正義一直是社會議題值得被重視的一塊。當名人、演員、政治人物，甚至是個沒沒無聞的小卒犯錯時，許多人蜂擁到他們的社群媒體攻擊、肉搜、堵人等等，是一件值得被重視的議題。

在這一篇文章中，我將從一些心理學研究，探討「私刑正義」的可能成因，以及可能削減私刑正義的方式。

為什麼我們會想伸張正義？

人們對於不公平，似乎有著天生的敏感度。有一個德國萊比錫的研究團隊，就針對小孩子進行研究。他們讓小孩子看木偶劇場，有些木偶會對小孩子很親切，也就是所謂的好木偶，也有一些木偶會送小孩子禮物，再把禮物搶走，也就是所謂的壞木偶。

實驗者發現，當孩子看到好木偶被毆打時，他們會不開心；但是看到壞木偶被毆打時，則會雀躍不已。

實驗者好奇的是，我們是否願意花錢，來換取觀看壞人被打呢？他們在壞木偶要被懲罰的剎那，將布幕拉上，除非孩子交出手上的代幣，否則就無法繼續觀看。

結果，孩子們紛紛交出了手上的代幣，以求繼續觀看壞木偶被打^[1]。

然而，這篇實驗僅能解釋，當欺負我們的人跟被懲罰的人是同一個人時，我們先天就很樂見他們被懲罰，甚至是犧牲自己的利益也在所不惜。

但是，當我們只是袖手旁觀的第三者時，為何我們依然會希望伸張正義呢？神經心理學家 Lisa Barret 對此提出了解釋^[2]。

Lisa Barret 指出，人們的腦容量是有限的，正因為如此，我們不能等自己被攻擊了，才要求別人對這些人做出懲罰，而是希望「當和我們類似的人受到攻擊時，那些犯罪者能夠得到報應，以避免我們自身也受到攻擊。」

因此，當我們對某個人的受罰為之叫好時，肯定是因為他們所損害的他人利益，和我們自身有關。

這就是為什麼比起開車族、機車族，平常徒步走在街上的行人，對於警察針對行駛人行道的汽機車加強取締時，人們會更為振奮的緣故。

同情心，或許可以撫平報復心理

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能等待警察、法官等等來懲罰犯罪者，私刑正義的新聞我們可是時有所聞，例如先前一則疑似女兒被性侵後自殺，父親烙人抓人虐殺犯人的新聞，就在社會版面轟動一時。有些人為之叫好，但也有些人擔心「私刑正義」的嚴重性。

事實上，精神病學講師 James Kimmel Jr. 便曾指出，過度沉迷於私刑正義的結果，可能會導致「恐怖主義、復仇謀殺、幫派犯罪」等等的發生^[3]。

那麼，有什麼可以避免私刑正義呢？有一篇研究指出，也許同情心是一個可能的解決之道^[4]。

在這份研究中，實驗者招來了 44 名受試者，並將他們隨機分配到三種實驗情境中。在三種實驗情境裡，他們都必須要完成一份測驗，該份測驗是 20 題數學題，而他們都被安排坐在一男一女中間。

受試者不知道的是，那一男一女都是實驗者安排好的演員。

實驗開始了，在考卷發下去之前，女演員都會用眼藥水讓自己裝哭，並表示需要離開實驗。在實驗組裡面的女演員會裝作是得知哥哥得了癌症，自己卻要周末才能返家，此刻時在無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緒；在控制組裡面，女演員則會裝作要趕著去看醫生，必須離開實驗室。

接著，受試者和男演員留在教室內，開始做那 20 題數學題，做了 4 分鐘，實驗者就會走過來，先收走受試者的問券，並檢查完答案後將答案卷用碎紙機碎掉，接著給他答對題數所應得的獎金。此時，實驗者會裝作身上的獎金不夠，必須要離開去拿獎金。

在實驗組中，實驗者離開之後，男演員會自己把答案卷碎掉，並在實驗者回來後，告訴對方「為了省時間，我自己對了答案，結果 20 題全對，我要領取 20 題的獎金。」並真的順利將獎金領走。

在控制組當中，男演員不會碎掉答案紙，而是表示自己比受試者多對了一題，然後領走獎金。

給予受試者報復機會

實驗者接著讓受試者有機會調配味覺測試的材料，並且讓受試者得知，這瓶材料將會讓作弊的男演員喝下，且對方不會知道是他調的。同時受試者也會知道，男演員超級怕辣。

透過這三種情境測試，實驗者想觀察兩件事情：

1. 受試者是否會因為對方作弊，而想要懲罰對方？
2. 受試者是否會因為剛剛另一位成員因哥哥癌症離去，而產生同情心（compassion），進而原諒作弊者的行為？

同情心可能會讓我們心軟

結果發現，在控制組裡面，受試者平均加入了 2 公克多的辣椒醬，而在實驗組裡面，受試者平均加入了將近 10 公克的辣椒醬，可見受試者對於報復作弊者，是確實會付諸行動的。

問題來了，這些受試者如果先前受到另一位演員的影響，是否會減少加入辣椒醬的量？如果是的話，這也表示，我們會因為自身的同情心，而減少對其他人的報復舉動。

研究結果顯示，同情心確實會有這樣的作用。參與到同情心實驗組的受試者，確實加入了較少的辣椒醬，只有平均約 3 公克左右，和控制組差不多。

這樣的研究結果顯示了，也許同情心，真的能讓我們更加寬容地看待這個社會，不再那麼執著於懲罰受試者。

不過，實驗者也特別強調，本篇研究的「同情對象」和「我們想報復的對象」是不同人。如果是同一個人的話，我們會有什麼舉動，其實是值得再進一步探討的。

參考資料

1. Natacha Mendes et al., ‘Preschool children and chimpanzees incur costs to watch punishment of antisocial others,’ Nature Human Behaviour, vol. 2, 2018, pp. 45-51.
2. Lisa Feldman Barrett, How Emotions Are Made: The Secret Life of The Brain, Macmillam, London,2017,p.73.
3. K.M. Carlsmith et al.., ‘The paradoxical consequences of reveng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95(6), pp.1,316-24.
4. Condon, Paul & Desteno, David. (2011). Compassion for one reduces punishment for another.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