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態特徵 vs. 真實需求：我們伸出援手的關鍵是可愛還是脆弱？——《利他衝動》

本文與 BRITA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你確定你喝的水真的乾淨嗎？

如果你回到兩百年前，試圖喝一口當時世界上最大城市的飲用水，可能會立刻放下杯子——那水的顏色帶點黃褐，氣味刺鼻，甚至還飄著肉眼可見的雜質。十九世紀倫敦泰晤士河的水，被戲稱為「流動的污水」，當時的人們雖然知道水不乾淨，但卻無力改變，導致霍亂和傷寒等疾病肆虐。

幸運的是，現代自來水處理系統已經讓我們喝不到這種「肉眼可見」的污染物，但問題可還沒徹底解決。面對 21 世紀的飲水挑戰，哪些技術真正有效？

濾水技術：從霍亂危機到高效濾芯

19 世紀的歐洲因為城市人口膨脹與工業發展，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水污染挑戰。當時多數城市的供水系統仍然依賴河流、湖泊，甚至未經處理的地下水，導致傳染病肆虐。

1854 年，英國醫生約翰·斯諾（John Snow）透過流行病學調查，發現倫敦某口公共水井與霍亂爆發直接相關，這是歷史上首次確立「飲水與疾病傳播的關聯」。這項發現徹底改變了各國政府對供水系統的態度，促使公衛政策改革，加速了濾水與消毒技術的發展。到了 20 世紀初，英國、美國等國開始在自來水中加入氯消毒，成功降低霍亂、傷寒等水媒傳染病的發生率，這一技術迅速普及，成為現代供水安全的基石。    

 19 世紀末的台灣同樣深受傳染病困擾，尤其是鼠疫肆虐。1895 年割讓給日本後，惡劣的衛生條件成為殖民政府最棘手的問題之一。1896 年，後藤新平出任民政長官，他本人曾參與東京自來水與下水道系統的規劃建設，對公共衛生系統有深厚理解。為改善台灣水源與防疫問題，他邀請了曾參與東京水道工程的英籍技師 W.K. 巴爾頓（William Kinnimond Burton） 來台，規劃現代化的供水設施。在雙方合作下，台灣陸續建立起結合過濾、消毒、儲水與送水功能的設施。到 1917 年，全台已有 16 座現代水廠，有效改善公共衛生，為台灣城市化奠定關鍵基礎。

進入 20 世紀，人們已經可以喝到看起來乾淨的水，但問題真的解決了嗎？ 科學家如今發現，水裡仍然可能殘留奈米塑膠、重金屬、農藥、藥物代謝物，甚至微量的內分泌干擾物，這些看不見、嚐不出的隱形污染，正在成為21世紀的飲水挑戰。也因此，濾水技術迎來了一波科技革新，活性碳吸附、離子交換樹脂、微濾、逆滲透（RO）等技術相繼問世，各有其專長：

• 活性碳吸附：去除氯氣、異味與部分有機污染物

• 離子交換樹脂：軟化水質，去除鈣鎂離子，減少水垢

• 微濾技術、逆滲透（RO）技術：攔截細菌與部分微生物，過濾重金屬與污染物等

這些技術相互搭配，能夠大幅提升飲水安全，然而，無論技術如何進步，濾芯始終是濾水設備的核心。一個設計優良的濾芯，決定了水質能否真正被淨化，而現代濾水器的競爭，正是圍繞著「如何打造更高效、更耐用、更智能的濾芯」展開的。於是，最關鍵的問題就在於到底該如何確保濾芯的效能？

濾芯的壽命與更換頻率：濾水效能的關鍵時刻濾芯，雖然是濾水器中看不見的內部構件，卻是決定水質純淨度的核心。以德國濾水品牌 BRITA 為例，其濾芯技術結合椰殼活性碳和離子交換樹脂，能有效去除水中的氯、除草劑、殺蟲劑及藥物殘留等化學物質，並過濾鉛、銅等重金屬，同時軟化水質，提升口感。

然而，隨著市場需求的增長，非原廠濾芯也悄然湧現，這不僅影響濾水效果，更可能帶來健康風險。據消費者反映，同一網路賣場內便可輕易購得真假 BRITA 濾芯，顯示問題日益嚴重。為確保飲水安全，建議消費者僅在實體官方授權通路或網路官方直營旗艦店購買濾芯，避免誤用來路不明的濾芯產品讓自己的身體當過濾器。

辨識濾芯其實並不難——正品 BRITA 濾芯的紙盒下方應有「台灣碧然德」的進口商貼紙，正面則可看到 BRITA 商標，以及「4週換放芯喝」的標誌。塑膠袋外包裝上同樣印有 BRITA 商標。濾芯本體的上方會有兩個浮雕的 BRITA 字樣，並且沒有拉環設計，底部則標示著創新科技過濾結構。購買時仔細留意這些細節，才能確保濾芯發揮最佳過濾效果，讓每一口水都能保證潔淨安全。

不過，即便是正品濾芯，其效能也非永久不變。隨著使用時間增加，濾芯的孔隙會逐漸被污染物堵塞，導致過濾效果減弱，濾水速度也可能變慢。而且，濾芯在拆封後便接觸到空氣，潮濕的環境可能會成為細菌滋生的溫床。如果長期不更換濾芯，不僅會影響過濾效能，還可能讓積累的微小污染物反過來影響水質，形成「過濾器悖論」（Filter Paradox）：本應淨化水質的裝置，反而成為污染源。為此，BRITA 建議每四週更換一次濾芯，以維持穩定的濾水效果。

為了解決使用者容易忽略更換時機的問題，BRITA 推出了三大智慧提醒機制，確保濾芯不會因過期使用而影響水質：

1. Memo 或 LED 智慧濾芯指示燈：即時監測濾芯狀況，顯示剩餘效能，讓使用者掌握最佳更換時間。

2. QR Code 掃碼電子日曆提醒：掃描包裝外盒上的 QR Code 記錄濾芯的使用時間，自動提醒何時該更換，減少遺漏。

3. LINE 官方帳號自動通知：透過 LINE 推送更換提醒，確保用戶不會因忙碌而錯過更換時機。

在濾水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濾芯已不僅僅是過濾裝置，更是智慧監控的一部分。如何挑選最適合自己需求的濾水設備，成為了健康生活的關鍵。

濾水技術：不僅是進步，更是守護未來

人類對潔淨飲用水的追求，從未停止。19世紀，隨著城市化與工業化發展，水污染問題加劇並引發霍亂等疾病，促使濾水技術迅速發展。20世紀，氯消毒技術普及，進一步保障了水質安全。隨著科技進步，現代濾水技術透過活性碳、離子交換等技術，去除水中的污染物，讓每一口水更加潔淨與安全。

今天，消費者不再單純依賴公共供水系統，而是能根據自身需求選擇適合的濾水設備。例如，BRITA 提供的「純淨全效型濾芯」與「去水垢專家濾芯」可針對不同需求，從去除餘氯、過濾重金屬到改善水質硬度等問題，去水垢專家濾芯的去水垢能力較純淨全效型濾芯提升50%，並通過 SGS 檢測，通過國家標準水質檢測「可生飲」，讓消費者能安心直飲。

然而，隨著環境污染問題的加劇，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減少水污染，並確保每個人都能擁有乾淨水源。科技不僅是解決問題的工具，更應該成為守護未來的承諾。濾水器不僅是家用設備，它象徵著人類與自然的對話，提醒我們水的純淨不僅是技術的勝利，更是社會的責任和對未來世代的承諾。

*符合濾(淨)水器飲用水水質檢測技術規範所列9項「金屬元素」及15項「揮發性有機物」測試
*僅限使用合格自來水源，且住宅之儲水設備至少每6-12個月標準清洗且無受汙染之虞

需求、弱勢與自主的微妙平衡

有個理由讓人們比較容易幫助弱勢受害者，那就是他們似乎更有可能接受並感激幫助時。真正無助的受害者不可能在沒有干預的情況下解決問題，然而倘若在公共場所有個陌生人並非明顯處於弱勢狀態，向他伸援就是種冒犯，這會貶損他的獨立性或自主權。弱勢屬性與年輕之間的自然關聯性也意味著，接受幫助的人，有可能會認為他們被視為脆弱的或有需求的，而這就讓他們感到受幫助者擺佈，或者被當成比較幼小、低下或權勢較弱的人。

判定人們是否真的需要幫助並希望你伸援是件困難得令人驚訝的事情。例如，一個酗酒或吸毒的人有可能需要幫助，卻不想接受；這個人甚至會因為你說要幫忙就對你惡意攻擊。想像一下，倘若前例中那個慢性成癮男孩是你的姪子。他有可能會向你討二十美元來購買日常用品。即便對你來講這不是什麼大錢，即便你因為愛他、希望他茁壯成長，也願意支付更大額資金來幫他住院復健，但眼前這二十塊錢，你仍有可能拒絕援助。

即便如此，你的姪子有可能並不想去復健；他只是想要有足夠的現金來度過一天。這些都是很複雜的情況。就這類事例，子代需求有許多屬性都可能促使人們湧現反應衝動（例如：弱勢、需求、年輕、愛），但如果成癮者不希望你伸援，或者不想要你偏好提供的那種協助，他就可能成為你精神上和財務上的負擔。

這些情況發生在灰色地帶，有些人寧願讓姪子自己解決問題或者落入「谷底」，另有些人則因為看他受苦太令人難過了，而支付他索求的任何金額。若是成癮者不再年輕，沒有表現改變的跡象，或者用那筆錢來進一步危害他的健康，人們就會傾向於默不作聲。因此，即便脆弱性和需求都清晰可見，倘若受害者不想接受幫助，而其他線索與反應相衝突，援助就可能不會隨之而來。

肢體殘障人士有可能在開門時遇上困難，即便他或她能夠完成這項工作，也寧願自己獨力完成。二十世紀時，美國男性被教導要為女性開門，視之為一種殷勤的表現。有些女性覺得接受這種幫助是受男性擺佈，因為這種援助似乎暗示女性是較弱、較無能或不如男性，即便援助的初衷是善意。

最近我面臨一個狀況，我看到一位坐輪椅的女性準備進入研討會會場時，考慮是否要為她開門，但這位女性似乎能夠應付，也習慣這種歷程，即便對她來講可能比較困難，而且要花更長的時間。幫助可能會奪去人們藉由自理事務所湧現的獨立自豪感受，讓他們感到受侵犯或「不如」他人。由於與我擦身而過的那位女性似乎並不是真正無助，我擔心我的援助有可能會惹怒她，於是我決定不介入。

我永遠不會知道那次援助會不會受到感恩，不過舉這個例子是為了顯示，人們會有一種衝動，想要幫助在我們看來正面臨困境又很脆弱的人。然而，在明顯需要和明確能力之間存有一處很大的灰色區域。我們對這些線索非常敏感，但當它們相互衝突之時，不確定性就會促使我們袖手旁觀。無論如何，當真正無助的個體需要緊急幫助時──就像那位癲癇發作後跌落地鐵軌道的年輕人──湧現幫助的衝動。

疲憊與忽視如何削弱援助衝動

慢性需求也可能在不同情況下削弱幫助衝動，好比當照護人員對他們看顧對象的需求習以為常，或者當他們感到心力交瘁，好比老人的配偶或體弱的親族，或者在機構工作的照護者。舉例來說，當有人患了像是阿茲海默氏症、帕金森氏症、多發性硬化症、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rterial” lateral sclerosis，這裡原文誤植，正確稱法為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ALS）、腦性麻痺或癱瘓等疾病時，他們的弱勢屬性和協助需求就相當明確，但如果照護人員對這種需求習以為常，也不覺得很迫切，例如更換衣物或寢具、協助上廁所或洗澡等，這些需求仍然有可能被忽視。這類舉動對於健康的生活是必要的，不過嚴格而言倒不像把人拖離逼近的列車那般必須立即執行。因此，這些不那麼急迫的需求並不會觸發相同的反應衝動。

我父親晚年患上了帕金森氏症，一切事務都需要幫忙。由於他對東西的擺放位置和使用都碰上困難，好比找不到眼鏡、電視遙控器，或者需要把他的平板電腦重新連上網際網路，我們每天都得幫他處理許多日常事項。對他來說，這些問題都很重要，因為涉及他所能從事的僅存活動，好比看電視或在平板上閱讀新聞。

即便如此，這些事項的延續性和日常屬性，有時會讓我們感到不耐煩或延緩反應速度。提出這些幫助要求時，父親自己有時也會變得相當不耐煩，儘管我們理解他的殘疾、失控狀況，並需要這般頻繁的援助，仍然會使我們惱怒。儘管他很脆弱，而且我們非常愛他，但由於疲憊和缺乏急迫感，我們的幫助衝動受了抑制。

慢性需求會減弱幫助衝動，特別令人遺憾的是將親人安置在護理之家時所發生的事例，在那裡老年人虐待很常見，若非持續監督，要想根除是很困難的。就算生性關懷他人的人，對於他們所看護對象的例行（但真實的）需求仍會習以為常或感到嫌惡。照護者有可能在不斷被要求幫助下精疲力竭，特別是對於並不迫切或醒目的事項──肯定不像在圍觀群眾面前跳到地鐵列車前方那麼搶眼。

有些長期的援助確實非常引人不快。而且也幾乎沒有獎項或典禮來表彰那群無私更換尿盆、清洗骯髒床單或清潔浴廁的人。這些問題有可能對利他衝動造成限制，但如果我們理解並應用這個理論，則問題都是可以解決的。例如，在長期照護機構中，我們必須定期點出病人看事情的觀點，他們感到無助，遭貶抑、遺棄──而且有一天你也會像他們那樣。

讓愛取代衝動成為行動的理由

我們應該將援助牢牢地與一個時間表綁定，例如在特定時間提供藥物、餐點、沐浴和社交參與，從而完全避開對幫助動機的依賴。我們也可以對這樣的工作提供私下和公開的認可，無論那是多麼日常。當然了，對於這些必要卻極不愉快，而且至親家人無法在自家完成的工作，我們也有正當理由給付更高的薪酬。

有時照護者甚至還可以跟患者協商共同決定，例如照護者願意做或者能夠做什麼，以及應該花多長的時間。例如，現在我就能完全理解，為什麼我父親對於這些小問題會感到那麼沮喪，畢竟這些對他的生活品質至關重要。倘若我們當初就商量好，對這些要求的回應時間（好比十分鐘），而不是每次都回嘴，「好啦！我一下子就來！」或許我們就省下一些麻煩。我父親大可以參與有關他的照護的這類討論，不過當他真的想要某件事物時，他就很難克制自己（而多巴胺藥物治療還讓他變得更加衝動）。

拙劣的克制能力，實際上是另一種弱點，病人幾乎無法自我控制，這就是我們表現同理心和耐心的理由。但是在照護、悲傷和困惑的亂象當中，人們很難置身事外，理性判斷。根據利他反應模型，我們可以理解，這些情況如何與人類演化出的幫助衝動兩相衝突，於是就能更專注在我們對那個人的愛，並規劃一種反應，讓我們就算在沒有衝動的情況下，也能提供希望付出的慈悲照護。

——本文摘自《利他衝動：驅策我們幫助他人的力量》，2024 年 11 月，知田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在網際網路發達的現代，私刑正義一直是社會議題值得被重視的一塊。當名人、演員、政治人物，甚至是個沒沒無聞的小卒犯錯時，許多人蜂擁到他們的社群媒體攻擊、肉搜、堵人等等，是一件值得被重視的議題。

在這一篇文章中，我將從一些心理學研究，探討「私刑正義」的可能成因，以及可能削減私刑正義的方式。

為什麼我們會想伸張正義？

人們對於不公平，似乎有著天生的敏感度。有一個德國萊比錫的研究團隊，就針對小孩子進行研究。他們讓小孩子看木偶劇場，有些木偶會對小孩子很親切，也就是所謂的好木偶，也有一些木偶會送小孩子禮物，再把禮物搶走，也就是所謂的壞木偶。

實驗者發現，當孩子看到好木偶被毆打時，他們會不開心；但是看到壞木偶被毆打時，則會雀躍不已。

實驗者好奇的是，我們是否願意花錢，來換取觀看壞人被打呢？他們在壞木偶要被懲罰的剎那，將布幕拉上，除非孩子交出手上的代幣，否則就無法繼續觀看。

結果，孩子們紛紛交出了手上的代幣，以求繼續觀看壞木偶被打^[1]。

然而，這篇實驗僅能解釋，當欺負我們的人跟被懲罰的人是同一個人時，我們先天就很樂見他們被懲罰，甚至是犧牲自己的利益也在所不惜。

但是，當我們只是袖手旁觀的第三者時，為何我們依然會希望伸張正義呢？神經心理學家 Lisa Barret 對此提出了解釋^[2]。

Lisa Barret 指出，人們的腦容量是有限的，正因為如此，我們不能等自己被攻擊了，才要求別人對這些人做出懲罰，而是希望「當和我們類似的人受到攻擊時，那些犯罪者能夠得到報應，以避免我們自身也受到攻擊。」

因此，當我們對某個人的受罰為之叫好時，肯定是因為他們所損害的他人利益，和我們自身有關。

這就是為什麼比起開車族、機車族，平常徒步走在街上的行人，對於警察針對行駛人行道的汽機車加強取締時，人們會更為振奮的緣故。

同情心，或許可以撫平報復心理

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能等待警察、法官等等來懲罰犯罪者，私刑正義的新聞我們可是時有所聞，例如先前一則疑似女兒被性侵後自殺，父親烙人抓人虐殺犯人的新聞，就在社會版面轟動一時。有些人為之叫好，但也有些人擔心「私刑正義」的嚴重性。

事實上，精神病學講師 James Kimmel Jr. 便曾指出，過度沉迷於私刑正義的結果，可能會導致「恐怖主義、復仇謀殺、幫派犯罪」等等的發生^[3]。

那麼，有什麼可以避免私刑正義呢？有一篇研究指出，也許同情心是一個可能的解決之道^[4]。

在這份研究中，實驗者招來了 44 名受試者，並將他們隨機分配到三種實驗情境中。在三種實驗情境裡，他們都必須要完成一份測驗，該份測驗是 20 題數學題，而他們都被安排坐在一男一女中間。

受試者不知道的是，那一男一女都是實驗者安排好的演員。

實驗開始了，在考卷發下去之前，女演員都會用眼藥水讓自己裝哭，並表示需要離開實驗。在實驗組裡面的女演員會裝作是得知哥哥得了癌症，自己卻要周末才能返家，此刻時在無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緒；在控制組裡面，女演員則會裝作要趕著去看醫生，必須離開實驗室。

接著，受試者和男演員留在教室內，開始做那 20 題數學題，做了 4 分鐘，實驗者就會走過來，先收走受試者的問券，並檢查完答案後將答案卷用碎紙機碎掉，接著給他答對題數所應得的獎金。此時，實驗者會裝作身上的獎金不夠，必須要離開去拿獎金。

在實驗組中，實驗者離開之後，男演員會自己把答案卷碎掉，並在實驗者回來後，告訴對方「為了省時間，我自己對了答案，結果 20 題全對，我要領取 20 題的獎金。」並真的順利將獎金領走。

在控制組當中，男演員不會碎掉答案紙，而是表示自己比受試者多對了一題，然後領走獎金。

給予受試者報復機會

實驗者接著讓受試者有機會調配味覺測試的材料，並且讓受試者得知，這瓶材料將會讓作弊的男演員喝下，且對方不會知道是他調的。同時受試者也會知道，男演員超級怕辣。

透過這三種情境測試，實驗者想觀察兩件事情：

1. 受試者是否會因為對方作弊，而想要懲罰對方？
2. 受試者是否會因為剛剛另一位成員因哥哥癌症離去，而產生同情心（compassion），進而原諒作弊者的行為？

同情心可能會讓我們心軟

結果發現，在控制組裡面，受試者平均加入了 2 公克多的辣椒醬，而在實驗組裡面，受試者平均加入了將近 10 公克的辣椒醬，可見受試者對於報復作弊者，是確實會付諸行動的。

問題來了，這些受試者如果先前受到另一位演員的影響，是否會減少加入辣椒醬的量？如果是的話，這也表示，我們會因為自身的同情心，而減少對其他人的報復舉動。

研究結果顯示，同情心確實會有這樣的作用。參與到同情心實驗組的受試者，確實加入了較少的辣椒醬，只有平均約 3 公克左右，和控制組差不多。

這樣的研究結果顯示了，也許同情心，真的能讓我們更加寬容地看待這個社會，不再那麼執著於懲罰受試者。

不過，實驗者也特別強調，本篇研究的「同情對象」和「我們想報復的對象」是不同人。如果是同一個人的話，我們會有什麼舉動，其實是值得再進一步探討的。

1. Natacha Mendes et al., ‘Preschool children and chimpanzees incur costs to watch punishment of antisocial others,’ Nature Human Behaviour, vol. 2, 2018, pp. 45-51.
2. Lisa Feldman Barrett, How Emotions Are Made: The Secret Life of The Brain, Macmillam, London,2017,p.73.
3. K.M. Carlsmith et al.., ‘The paradoxical consequences of reveng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95(6), pp.1,316-24.
4. Condon, Paul & Desteno, David. (2011). Compassion for one reduces punishment for another.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