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是時臣的錯？同情心讓你先把拳頭放下來──「私刑正義」的心理學

可愛即力量？為何幼態特徵能激發人們援助？

在《國家地理雜誌》有史以來最為人所知的照片中，史蒂夫．麥柯里（Steve McCurry）描繪了一位阿富汗少女，在蘇聯佔領阿富汗期間棲身巴基斯坦難民營的夏巴特．古拉（Sharbat Gula）。夏巴特凝望鏡頭，臉上灰塵肉眼可見，身穿破爛長袍，她又大又明亮的淺綠色標誌性雙眼，似乎在請求我們關注難民的困境。這幀照片之所以深具力量，或許是由於它同時觸動了我們多項需求線索，例如身為年輕女性、具有引人矚目的幼態特徵，也表現出她有明顯的需求。這張一九八五年的封面照片如今成為象徵世界各地難民需要同情和援助的象徵，即便他們來自不同國家或信奉不同宗教。

我們對於幼態延續的偏好也會被操控來激發關注和援助。例如，兔寶寶曾被描繪成身穿裙裝臉上化了妝，假扮成一個在困境中的雌親角色，並藉由誇張的、孩童般的行為來操控他人，好比纖弱的姿勢、同情的噘嘴和睜大的雙瞳，並緩慢地眨眼來強調這一點。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於一九九○年代重拍的《恐怖角》（Cape Fear）同樣包含了一些令人不適的場景，片中反派角色麥克斯．卡迪（Max Cady，勞勃．狄尼洛〔Robert De Niro〕飾演）試圖引誘他敵人的高中女兒丹妮爾（Danielle，茱莉葉．路易絲〔Juliette Lewis〕飾演），她藉由類似誇張、孩童般舉止來彰顯出這一刻的不當以及她的性感。

在南韓，男女都會接受昂貴的臉部整形手術，來加長他們的眼睛寬度並縮小下巴或顎部，從而藉由部分較為童稚的外觀來提高吸引力。幼態延續的線索，好比與身體不成比例的大眼睛和頭部，在現代文化中愈來愈被頻繁利用，好讓玩具或動漫角色更加顯眼也更有吸引力。有人提出，臉上的恐懼表情經演化被塑造成可以吸引援助和關注，因為一個人受了驚嚇，瞪大雙眼，就像是無助嬰兒的大眼睛。

幼態延續有別於脆弱、苦難或迫切需求，因為它是比較固定的，通常也不會表現在成年人身上。就實際的新生兒而言，幼態延續和脆弱先天上就是相關聯的。隨著個體年齡增長，他們的特徵變得更加成熟，臉部變細瘦，鼻子變長。由於這種分離，我們的利他衝動對實際新生兒表現得最為強烈，因為他們兼具脆弱、幼態又很可愛，並且需要我們的幫助。幼態延續可以促進成年人的援助，不過它對我們反應的影響，應該不如脆弱性那麼大，因為脆弱性更緊密地與實際需要幫助相互連結。

成年人長了又大又圓的雙眼，看來顯得很無助，或許就會吸引我們，激勵我們伸援，然而同時倘若他們沒有顯現弱勢又急需幫助，就不會觸發真正的拯救衝動。例如，倘若「巨石強森」癲癇發作跌落地鐵軌道，我仍然會感到驚慌，並湧現幫助的衝動，即使他平常都相當有吸引力、能幹又很強壯（當然了，我會需要找人幫忙，才能把他抬出來）。強森之所以吸引人，或許是由於他長了雙大眼睛、腦袋圓滾光禿，而且社交天真型角色也養成了一種幼態的感知。因此，年輕、可愛不見得是誘發利他反應的要件，不過這確實有助於激發衝動。

幫助背後的「文化規範」

在某些情況下，即便是年幼又無助的人，我們也可能不想提供協助。例如，在美國，人們一般都不願意趨近沒有親屬關係的嬰兒，就連遭逢苦難、需要幫助的嬰兒也一樣，特別是當附近有更具資格或者與嬰兒有親緣關係的人在場。當父母親見到陌生人趨近或碰觸他們的孩子時，心中會感到害怕並斥責那個人，因為他們不清楚對方有何意圖。我們講一些故事並用「母熊」來做比喻，描述牠們如何攻擊試圖從牠和牠的幼熊之間穿越的人。猴子有時會「綁架」其他雌猴的幼崽；綁架者往往是姑姑阿姨或者還沒有當母親的亞成年猴子。

就像人類，當猴子把自己的幼崽安全抱在懷中時，牠們也允許其他個體趨近仔細端詳，而且牠們也允許近親密友合作照料，不過對不合宜的關注，牠們仍會保持高度警戒。由於這種──在人類和猴子中都存在的──文化規範，若是有辦法「克制」，我們就會避免干涉陌生孩子，但例外情況證實有這項規則。例如，當我們在商場見到迷路的幼童，若他的母親就在附近，或者現場有其他相關幫手（如商場保安人員），或者不知道該怎麼處理，這時我們就不會趨近那個幼童。

不過，當爸媽的人有可能比較願意干預，因為他們有帶孩子的經驗，也知道在公共場所遺失孩子是多麼可怕，如果孩子顯然是無助的、孤單的，並且需要我們幫助，大多數人都會本能地伸出援手。

單一受害者效應：一隻可愛的海獺打敗一群陌生的難民

驅使我們靠近新生兒的更廣泛吸引力，某程度上與「單一受害者效應」（single victim effect）（也稱為「確認之受害者效應」〔identified victim effect〕）有關。行為經濟學家已多次證明，當受害者是單一的有援助需求的個體時，我們對於捐款請求的反應會更為積極，超過存有多位需求者的情況，即便只有兩人也是如此。這似乎是非理性的，因為當有更多人需求援助時，你理應更願意提供幫助（再次回到布盧姆「擺脫共情」的理念），但當只有一名受害者時，援助似乎更為具體、更容易理解和尋思，也更為可行。

此外，利他反應模型預測，個體之所以驅使我們援助，是由於他們類似新生兒的典型狀況。所以這很可能並非偶然，因為許多單一受害者實驗使用的都是兒童的照片，不是成年人的，這就暗示了某種體認，也就是在所有條件都相同的情況下，我們更容易對較年幼的個體產生同情。野生物種保育宣導材料也常使用可愛幼齡動物的照片，好比海豹寶寶或北極熊幼崽來籌措資金。

實際上，在我們執行的一項研究中，人們更願意幫助一隻可愛的海獺，而不是一個無家可歸的男子或一群難民。或許每胎生產並照顧多子嗣的物種，好比囓齒類動物、貓、狗（或有多胞胎基因傾向的人類），比較不容易受到單一受害者效應的影響。

為強化利他反應，慈善機構應該選擇明顯需要幫助的年輕、幼態的受害者，來模擬我們自己無助子女的激勵架構。就算有幾十名或數千名成年人需要食物、衣物或住所，一張海報呈現一名明顯需要幫助的可愛孩童，應該能比依偎成團的群眾引來更多的援助。

親屬、社群與物種特性如何影響善心

既然利他衝動是演化來幫助我們自己的無助新生兒，這種衝動在那樣的背景脈絡中是最強烈的。目前還需要更多研究來討探親族新生兒和非親族新生兒的反應，並採行生態學視角來探究，受檢測物種是否一般都區別看待親族和非親族個體、是否生活在相互關聯的社會群體，以及是否在扮演親代角色、出現激素情況下，或者現場有圍觀群眾，以及有真正的父母在場的情況下，會更願意提供幫助。

我預期不同物種的反應表現互異，反映出它們的生態條件；在野外環境中很少遇到陌生嬰兒的動物，比較有可能照顧非子代幼崽，此外，生活在緊密社會群體的動物，尤其是相互關聯的社會群體中的動物也有此傾向。

——本文摘自《利他衝動：驅策我們幫助他人的力量》，2024 年 11 月，知田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重複賽局中的均衡結果

在 1883 年，法國經濟學家伯特蘭（1822 – 1900）研究了販售相同產品的廠商之間的價格競爭，在他的分析中，廠商面對的誘因問題很類似囚徒困境賽局。

伯特蘭預測在均衡時廠商之間會彼此削價，類似囚徒困境賽局中的｛認罪，認罪｝結果。但我們在現實中常常看到廠商彼此勾結並訂定高價。西方民主國家多數立有「反壟斷法」禁止這類勾結，以促進競爭。

為了瞭解在囚徒困境之類的處境中，參與者何時會勾結，我們必須跳脫一次性賽局，也就是參與者只進行一次後就結束的賽局。轉而考慮更符合現實的重複互動，也就是參與者會不斷進行同樣賽局。

如果參與者重複互動，我們能夠在囚徒困境中觀察到合作的均衡嗎？

假設兩位參與者都知道囚徒困境賽局會進行兩次。為了找出重複互動賽局的均衡，我們要先預測最後一回合賽局的均衡，然後倒推第一回合賽局的均衡。這種推理方式稱為逆向歸納法。

如果這就是結局？

在第二回合，參與者知道這是最後一次互動，也就沒有必要嘗試改變未來的結果。因此，最後一局結果就像是一次性囚徒困境：沒人合作。

參與者可以推論，不論第一回合如何，第二回合肯定沒有合作。那麼，從參與者的角度來看，第一回合也跟一次性囚徒困境沒有兩樣。因此，在均衡時兩回合都不會出現合作。

事實上，即使囚徒困境賽局進行多次，只要賽局有個確切的結束回合，我們永遠不會觀察到合作。逆向歸納法從最終回合拆解了整體賽局的結果。

現實世界沒有真正的「最終回」

以色列裔美國數學家歐曼（1930 年生）在 2005 年與謝林一起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的研究之一是無限回合賽局均衡下的合作行為。在無限回合中，逆向歸納法無法從最終局拆解合作情形，因為沒有明確的最終局。

合作要能成為均衡的結果，首要條件是參與者的策略能夠處罰過去的壞行為（不合作）。為了避免以後受罰，參與者可能選擇合作。

試看在無限回合的囚徒困境賽局中所謂的冷酷策略：參與者起初採取合作行動（例如囚徒保持沉默，也可能是室友賽局中的洗碗，或是廠商的勾結高價）。

在接下來的賽局中，只要對方合作，我也一直保持合作。但只要對方背叛了（例如囚徒認罪、室友不再洗碗、廠商用低價搶走市場），我就選擇背叛。

——本文摘自《大話題：賽局理論》，2023 年 3 月，大家出版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 作者： 喬登．彼得森 (Jordan B. Peterson)
  譯者： 劉思潔, 何雪綾

喬登•彼得森是多倫多大學心理學教授、臨床心理學家，前哈佛大學心理學系教授。主要研究異常心理、社會心理，以及人格心理學。《生存的12條法則》討論我們該如何改變現況，建立生命的架構、過得更好。本文摘自 法則 05：別讓孩子做出令你討厭他們的事。

管教不只懲罰一招，還有獎勵可用

現代父母很怕兩個經常並列的詞：管教與懲罰。

這兩個詞令人想起監獄、士兵、納粹的長筒靴等畫面。事實上，管教與暴虐或懲罰與酷刑之間的距離，是很容易跨越的，因此管教和懲罰一定要小心拿捏。父母會害怕並不足為奇，但這二者都有其必要，在運用時可能是無意識或有意識，也可能用得拙劣或妥善，但不可能完全避免。

用獎勵來管教並非不可能。實際上，獎勵良好表現可能非常有效。最著名的行為心理學家史金納（F. B. Skinner）便大力提倡這個方法，他是這方面的專家。

史金納教鴿子玩乒乓球，不過牠們只是用喙部啄著球來回滾動，雖然表現得不好，但以鴿子來說算是相當不錯。史金納甚至訓練他的鳥兒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導航飛彈，稱為「鴿子計畫」（後來稱為「生控計畫」）。他的研究成果卓越，直到電子導航系統問世，他的心血才遭到淘汰。

史金納格外仔細地觀察他訓練的動物如何執行這些動作。牠們只要做出與他的目標接近的行為，就會立刻得到一個大小適度的獎勵，不至於太小而無足輕重，也不至於太大而消減日後獎勵的價值。

這種方法也適用於兒童，而且效果非常好。假設你希望家裡的幼兒幫忙擺設餐桌，這是很實用的技能。如果他做得到，你會更喜愛他，對他（脆弱）的自尊也有幫助。

好，你把預定要達成的行為拆解成幾個部分，其中一項就是從櫥櫃拿一個盤子放在餐桌上。但這個動作可能還是太複雜，或許孩子幾個月前才剛學會走路，仍然搖搖晃晃，不太可靠。所以你一開始訓練時，先拿一個盤子給他，再讓他交還給你，之後你就輕撫他的頭。

你可以把這變成一個遊戲：左手拿盤子，交換到右手，繞過背後轉一圈，把盤子交給他，接著你後退幾步，這樣他就必須走幾步才能交還給你。訓練他成為端盤子大師，別讓他一直笨手笨腳。

觀察與鼓勵，足以形塑出任何行為

你可以用這樣的方法教任何人：第一步，先弄清楚你想要什麼，然後像老鷹一樣觀察身邊的人。最後，每當你看到任何事情稍微更接近你想要的結果，就撲過去（跟老鷹一樣精準，要記得）送出獎勵。你女兒進入青春期之後就非常沈默，你希望她能多開口講話，你的目標就是「比較願意聊心事的女兒」。

有一天早上吃過早餐，她講了一則學校的趣事，這就是你給予關注的絕佳時機，這就是獎賞，停止發簡訊並仔細聆聽，除非你不希望她日後再告訴你任何事。

父母的介入若是能讓孩子高興，顯然就能夠且應該用來形塑孩子的行為。這個道理也適用於丈夫、妻子、同事和父母親。但史金納是現實主義者，他注意到使用獎賞有其難度，觀察者必須耐心關注，直到觀察目標自發地表現出期望的行為，然後才增強。

這需要大量的時間和等待，這就構成了問題。另外，史金納也必須先讓動物挨餓到只剩正常體重的四分之三，動物才會對食物獎賞有足夠的興趣，才會真的關注。但這些並不是純粹正面取向的唯一缺點。

成長過程總有傷害

負面情緒就像正面情緒，也會幫助我們學習。我們需要學習，因為我們很愚蠢，很容易受傷，然後可能會送命，這可不是好事，也令我們痛苦（否則我們就會尋死，然後就沒命了）。就算死亡只是可能發生，我們也不會感到舒服。我們向來如此。可見負面情緒帶來的不愉快可以保護我們。

我們感到受傷、害怕、羞愧、厭惡，所以我們會避開傷害。而且我們很容易受到這些感受的影響。實際上，我們因失落而產生的負面情緒，會大於同樣程度的收穫所帶來的正向感受。痛苦比快樂更深刻，焦慮比希望更強烈。

情緒（正面和負面）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變形。

滿意（嚴格來說是飽足）讓我們知道自己做得很好，希望（嚴格來說是誘因式酬賞）表示令人愉快的事即將來到。

痛苦傷害我們，所以我們不會重複做出造成個人損傷或社會孤立的舉動（寂寞嚴格來說也是某種形式的痛苦）。

焦慮使我們遠離帶來傷害的人和不好的地方，讓我們不必感到痛苦。這些情緒都必須相互平衡，並在適當脈絡下審慎判斷，但也都是我們生存與蓬勃發展所必需。因此，如果沒有用盡一切可用的東西幫助孩子學習，就是在傷害他們。可用的東西也包含負面情緒，只是應該以最仁慈的方式運用。

史金納知道威脅和懲罰可以遏阻令人厭惡的行為，正如獎勵會強化理想的行為。現代人一想到會阻礙兒童走上自然發展的假想原始路徑，就嚇呆了，連要討論純粹正面取向的管教技巧也有困難。但假使兒童的行為不必經過塑造，在長大成熟之前就不會有如此漫長的自然發展時期，只會一蹦出子宮就打算買賣股票。兒童也無法完全避免害怕和痛苦。

他們又小又脆弱，對世界沒什麼認識，即使是學走路這麼自然的事，也會一再受到世界的重擊，更別提跟手足、同儕及不配合又固執的大人相處時，難免會經歷受挫、被拒絕。

因此，最基本的道德問題並不是如何保護孩子完全免於不幸和失敗，讓孩子永遠不會經歷任何害怕或痛苦，而是如何極大化學習，讓孩子以最低的成本獲得有用的知識。

本文摘自《生存的12條法則：當代最具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對混亂生活開出的解方》，2019 年 5 月，大家出版

在網際網路發達的現代，私刑正義一直是社會議題值得被重視的一塊。當名人、演員、政治人物，甚至是個沒沒無聞的小卒犯錯時，許多人蜂擁到他們的社群媒體攻擊、肉搜、堵人等等，是一件值得被重視的議題。

在這一篇文章中，我將從一些心理學研究，探討「私刑正義」的可能成因，以及可能削減私刑正義的方式。

為什麼我們會想伸張正義？

人們對於不公平，似乎有著天生的敏感度。有一個德國萊比錫的研究團隊，就針對小孩子進行研究。他們讓小孩子看木偶劇場，有些木偶會對小孩子很親切，也就是所謂的好木偶，也有一些木偶會送小孩子禮物，再把禮物搶走，也就是所謂的壞木偶。

實驗者發現，當孩子看到好木偶被毆打時，他們會不開心；但是看到壞木偶被毆打時，則會雀躍不已。

實驗者好奇的是，我們是否願意花錢，來換取觀看壞人被打呢？他們在壞木偶要被懲罰的剎那，將布幕拉上，除非孩子交出手上的代幣，否則就無法繼續觀看。

結果，孩子們紛紛交出了手上的代幣，以求繼續觀看壞木偶被打^[1]。

然而，這篇實驗僅能解釋，當欺負我們的人跟被懲罰的人是同一個人時，我們先天就很樂見他們被懲罰，甚至是犧牲自己的利益也在所不惜。

但是，當我們只是袖手旁觀的第三者時，為何我們依然會希望伸張正義呢？神經心理學家 Lisa Barret 對此提出了解釋^[2]。

Lisa Barret 指出，人們的腦容量是有限的，正因為如此，我們不能等自己被攻擊了，才要求別人對這些人做出懲罰，而是希望「當和我們類似的人受到攻擊時，那些犯罪者能夠得到報應，以避免我們自身也受到攻擊。」

因此，當我們對某個人的受罰為之叫好時，肯定是因為他們所損害的他人利益，和我們自身有關。

這就是為什麼比起開車族、機車族，平常徒步走在街上的行人，對於警察針對行駛人行道的汽機車加強取締時，人們會更為振奮的緣故。

同情心，或許可以撫平報復心理

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能等待警察、法官等等來懲罰犯罪者，私刑正義的新聞我們可是時有所聞，例如先前一則疑似女兒被性侵後自殺，父親烙人抓人虐殺犯人的新聞，就在社會版面轟動一時。有些人為之叫好，但也有些人擔心「私刑正義」的嚴重性。

事實上，精神病學講師 James Kimmel Jr. 便曾指出，過度沉迷於私刑正義的結果，可能會導致「恐怖主義、復仇謀殺、幫派犯罪」等等的發生^[3]。

那麼，有什麼可以避免私刑正義呢？有一篇研究指出，也許同情心是一個可能的解決之道^[4]。

在這份研究中，實驗者招來了 44 名受試者，並將他們隨機分配到三種實驗情境中。在三種實驗情境裡，他們都必須要完成一份測驗，該份測驗是 20 題數學題，而他們都被安排坐在一男一女中間。

受試者不知道的是，那一男一女都是實驗者安排好的演員。

實驗開始了，在考卷發下去之前，女演員都會用眼藥水讓自己裝哭，並表示需要離開實驗。在實驗組裡面的女演員會裝作是得知哥哥得了癌症，自己卻要周末才能返家，此刻時在無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緒；在控制組裡面，女演員則會裝作要趕著去看醫生，必須離開實驗室。

接著，受試者和男演員留在教室內，開始做那 20 題數學題，做了 4 分鐘，實驗者就會走過來，先收走受試者的問券，並檢查完答案後將答案卷用碎紙機碎掉，接著給他答對題數所應得的獎金。此時，實驗者會裝作身上的獎金不夠，必須要離開去拿獎金。

在實驗組中，實驗者離開之後，男演員會自己把答案卷碎掉，並在實驗者回來後，告訴對方「為了省時間，我自己對了答案，結果 20 題全對，我要領取 20 題的獎金。」並真的順利將獎金領走。

在控制組當中，男演員不會碎掉答案紙，而是表示自己比受試者多對了一題，然後領走獎金。

給予受試者報復機會

實驗者接著讓受試者有機會調配味覺測試的材料，並且讓受試者得知，這瓶材料將會讓作弊的男演員喝下，且對方不會知道是他調的。同時受試者也會知道，男演員超級怕辣。

透過這三種情境測試，實驗者想觀察兩件事情：

1. 受試者是否會因為對方作弊，而想要懲罰對方？
2. 受試者是否會因為剛剛另一位成員因哥哥癌症離去，而產生同情心（compassion），進而原諒作弊者的行為？

同情心可能會讓我們心軟

結果發現，在控制組裡面，受試者平均加入了 2 公克多的辣椒醬，而在實驗組裡面，受試者平均加入了將近 10 公克的辣椒醬，可見受試者對於報復作弊者，是確實會付諸行動的。

問題來了，這些受試者如果先前受到另一位演員的影響，是否會減少加入辣椒醬的量？如果是的話，這也表示，我們會因為自身的同情心，而減少對其他人的報復舉動。

研究結果顯示，同情心確實會有這樣的作用。參與到同情心實驗組的受試者，確實加入了較少的辣椒醬，只有平均約 3 公克左右，和控制組差不多。

這樣的研究結果顯示了，也許同情心，真的能讓我們更加寬容地看待這個社會，不再那麼執著於懲罰受試者。

不過，實驗者也特別強調，本篇研究的「同情對象」和「我們想報復的對象」是不同人。如果是同一個人的話，我們會有什麼舉動，其實是值得再進一步探討的。

1. Natacha Mendes et al., ‘Preschool children and chimpanzees incur costs to watch punishment of antisocial others,’ Nature Human Behaviour, vol. 2, 2018, pp. 45-51.
2. Lisa Feldman Barrett, How Emotions Are Made: The Secret Life of The Brain, Macmillam, London,2017,p.73.
3. K.M. Carlsmith et al.., ‘The paradoxical consequences of reveng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95(6), pp.1,316-24.
4. Condon, Paul & Desteno, David. (2011). Compassion for one reduces punishment for another.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