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車問題和餵食流浪貓的道德哲學

在網際網路發達的現代，私刑正義一直是社會議題值得被重視的一塊。當名人、演員、政治人物，甚至是個沒沒無聞的小卒犯錯時，許多人蜂擁到他們的社群媒體攻擊、肉搜、堵人等等，是一件值得被重視的議題。

在這一篇文章中，我將從一些心理學研究，探討「私刑正義」的可能成因，以及可能削減私刑正義的方式。

為什麼我們會想伸張正義？

人們對於不公平，似乎有著天生的敏感度。有一個德國萊比錫的研究團隊，就針對小孩子進行研究。他們讓小孩子看木偶劇場，有些木偶會對小孩子很親切，也就是所謂的好木偶，也有一些木偶會送小孩子禮物，再把禮物搶走，也就是所謂的壞木偶。

實驗者發現，當孩子看到好木偶被毆打時，他們會不開心；但是看到壞木偶被毆打時，則會雀躍不已。

實驗者好奇的是，我們是否願意花錢，來換取觀看壞人被打呢？他們在壞木偶要被懲罰的剎那，將布幕拉上，除非孩子交出手上的代幣，否則就無法繼續觀看。

結果，孩子們紛紛交出了手上的代幣，以求繼續觀看壞木偶被打^[1]。

然而，這篇實驗僅能解釋，當欺負我們的人跟被懲罰的人是同一個人時，我們先天就很樂見他們被懲罰，甚至是犧牲自己的利益也在所不惜。

但是，當我們只是袖手旁觀的第三者時，為何我們依然會希望伸張正義呢？神經心理學家 Lisa Barret 對此提出了解釋^[2]。

Lisa Barret 指出，人們的腦容量是有限的，正因為如此，我們不能等自己被攻擊了，才要求別人對這些人做出懲罰，而是希望「當和我們類似的人受到攻擊時，那些犯罪者能夠得到報應，以避免我們自身也受到攻擊。」

因此，當我們對某個人的受罰為之叫好時，肯定是因為他們所損害的他人利益，和我們自身有關。

這就是為什麼比起開車族、機車族，平常徒步走在街上的行人，對於警察針對行駛人行道的汽機車加強取締時，人們會更為振奮的緣故。

同情心，或許可以撫平報復心理

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能等待警察、法官等等來懲罰犯罪者，私刑正義的新聞我們可是時有所聞，例如先前一則疑似女兒被性侵後自殺，父親烙人抓人虐殺犯人的新聞，就在社會版面轟動一時。有些人為之叫好，但也有些人擔心「私刑正義」的嚴重性。

事實上，精神病學講師 James Kimmel Jr. 便曾指出，過度沉迷於私刑正義的結果，可能會導致「恐怖主義、復仇謀殺、幫派犯罪」等等的發生^[3]。

那麼，有什麼可以避免私刑正義呢？有一篇研究指出，也許同情心是一個可能的解決之道^[4]。

在這份研究中，實驗者招來了 44 名受試者，並將他們隨機分配到三種實驗情境中。在三種實驗情境裡，他們都必須要完成一份測驗，該份測驗是 20 題數學題，而他們都被安排坐在一男一女中間。

受試者不知道的是，那一男一女都是實驗者安排好的演員。

實驗開始了，在考卷發下去之前，女演員都會用眼藥水讓自己裝哭，並表示需要離開實驗。在實驗組裡面的女演員會裝作是得知哥哥得了癌症，自己卻要周末才能返家，此刻時在無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緒；在控制組裡面，女演員則會裝作要趕著去看醫生，必須離開實驗室。

接著，受試者和男演員留在教室內，開始做那 20 題數學題，做了 4 分鐘，實驗者就會走過來，先收走受試者的問券，並檢查完答案後將答案卷用碎紙機碎掉，接著給他答對題數所應得的獎金。此時，實驗者會裝作身上的獎金不夠，必須要離開去拿獎金。

在實驗組中，實驗者離開之後，男演員會自己把答案卷碎掉，並在實驗者回來後，告訴對方「為了省時間，我自己對了答案，結果 20 題全對，我要領取 20 題的獎金。」並真的順利將獎金領走。

在控制組當中，男演員不會碎掉答案紙，而是表示自己比受試者多對了一題，然後領走獎金。

給予受試者報復機會

實驗者接著讓受試者有機會調配味覺測試的材料，並且讓受試者得知，這瓶材料將會讓作弊的男演員喝下，且對方不會知道是他調的。同時受試者也會知道，男演員超級怕辣。

透過這三種情境測試，實驗者想觀察兩件事情：

1. 受試者是否會因為對方作弊，而想要懲罰對方？
2. 受試者是否會因為剛剛另一位成員因哥哥癌症離去，而產生同情心（compassion），進而原諒作弊者的行為？

同情心可能會讓我們心軟

結果發現，在控制組裡面，受試者平均加入了 2 公克多的辣椒醬，而在實驗組裡面，受試者平均加入了將近 10 公克的辣椒醬，可見受試者對於報復作弊者，是確實會付諸行動的。

問題來了，這些受試者如果先前受到另一位演員的影響，是否會減少加入辣椒醬的量？如果是的話，這也表示，我們會因為自身的同情心，而減少對其他人的報復舉動。

研究結果顯示，同情心確實會有這樣的作用。參與到同情心實驗組的受試者，確實加入了較少的辣椒醬，只有平均約 3 公克左右，和控制組差不多。

這樣的研究結果顯示了，也許同情心，真的能讓我們更加寬容地看待這個社會，不再那麼執著於懲罰受試者。

不過，實驗者也特別強調，本篇研究的「同情對象」和「我們想報復的對象」是不同人。如果是同一個人的話，我們會有什麼舉動，其實是值得再進一步探討的。

參考資料

1. Natacha Mendes et al., ‘Preschool children and chimpanzees incur costs to watch punishment of antisocial others,’ Nature Human Behaviour, vol. 2, 2018, pp. 45-51.
2. Lisa Feldman Barrett, How Emotions Are Made: The Secret Life of The Brain, Macmillam, London,2017,p.73.
3. K.M. Carlsmith et al.., ‘The paradoxical consequences of reveng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95(6), pp.1,316-24.
4. Condon, Paul & Desteno, David. (2011). Compassion for one reduces punishment for another.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草率分析機率，是帶著正義面具的暴力

粗暴的正義

如果你想瞭解某件事的機率，例如在犯罪現場發現的 DNA 是否與被告的 DNA 相符，那麼你必須以良好的統計數據為基礎。但近年來，構成良好基礎的東西已出現變化。對許多人來說，就像安琪拉．賽尼 (Angela Saini) 所說的，傳統的統計數據需用18世紀的一個想法加以翻新。

不修邊幅的神探可倫坡，總能抓到他想抓的人。我們拿這齣美國知名電視影集在1974年播放的某一集來說吧。該集中有個攝影師殺了他的妻子，還把整件事偽裝成一場手法拙劣的綁架案，但在偵探可倫坡發現了一個詭計，終於揭發整件事情之前，這是一齣完美的犯罪。可倫坡在一個架子上放了十二台相機，然後引誘凶手從架上取下拍下受害人被殺前影像的那台相機。看守的警察對凶手說：「先生，你剛剛讓自己捲進事端了。」

事情若有這麼簡單就好了。無論是不是凶手，每人去拿相機的人都有十二分之一的機會隨機拿到同一台相機。在法庭上，這樣的證據根本站不住腳。但，如果它站得住腳呢？

這種機率陷阱不只出現在犯罪小說裡。「發生統計錯誤的頻率高得驚人，」英國索爾福德大學數學家雷．希爾 (Ray Hill) 說，他曾在幾個著名的刑事案件中提供證據。「我總在證據說明中發現人們沒注意的例子。」他說。

其中根本原因在於人們草率地分析機率，玷汙了公正性，甚至可能讓無辜者啷噹入獄。隨著人們在判案時越來越仰賴「確定」的數據，像 DNA 配對，這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有些數學家呼籲，法院應開密集課程，把證據的重要性放在第一要務。他們需要什麼呢？貝氏機率能公斷一切。

有兩億分之一的機率，你與罪犯有相同的 DNA

這呼籲出自湯馬斯．貝氏 (Thomas Bayes) 的研究，他是18世紀英國一名數學家和神職人員，他曾針對該如何計算條件機率做出說明。條件機率是指某一件事發生的機率，取決於其他事件發生的機率。這正是刑事案件面對的問題，因為辦案人員會清查所有證據，以確認被告無罪或有罪（請參見下面的「法庭上的貝氏統計」）。

那麼，數學看來很適合使用在法庭上，但法官和陪審團其實常常太過依賴直覺判案。有個讓人吃驚的案例發生在1996年，那是跟英國男子丹尼斯．約翰．亞當斯 (Dennis John Adam) 有關的強暴案。在指認凶手時，亞當斯並未被指認出來，而他的女友也提供了他的不在場證明。但他的 DNA 與犯罪現場的精液匹配，而這是兩億分之一的機率，這個證據很可能讓任何一位陪審員判他有罪。

然而，在這裡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是，這個數字到底說明了什麼。實際上，這數字並不如法庭和新聞界一般以為的那樣稀罕。他們往往認為，既然這些精液只有兩億分之一的機率不是亞當斯留下的，因此他不太可能是無辜的。就像我們稍後會明白的，這數字實際上代表，若我們隨機在大眾之中取得 DNA，那麼我們將有兩億分之一的機會，拿到與犯罪現場精液相符的 DNA。

這兩個意義的差異十分微小，卻至關重要。在一群（假設是一萬人）可能犯下罪行的人之中，有人的 DNA 與犯罪現場 DNA 相符的機率是兩億分之一，或是兩萬分之一。這樣的解釋對亞當斯來說仍然不太妙，但不至於完全毫無希望。

法庭上的貝氏統計

你能成為貝式陪審員嗎？就像下面例子所示，它並不是一個直截了當的判斷。假設你有個來自犯罪現場的證據E，那是一灘血跡，或是一段衣服線頭，並且與嫌犯身上的東西相符。這些東西會如何影響你對嫌犯清白的看法或假設 H？

貝式定理會告訴你如何在給定的 E，計算出 H 的機率。亦即：（H的機率）乘以（在給定的 H 下，E 的機率），再除以（E 的機率）。或是，如果用標準的數學符號來表示，會是這樣：

P (H | E) ＝ P (H) × P (E | H) / P (E)

假設你擔任一起攻擊案的陪審員，到目前為止你有60%相信被告是無辜的：P (H) ＝ 0.6。然後有人告訴你，被告的血型和犯罪現場留下的血型都是 B 型，而世界上有10%的人是這種血型。這件事會如何改變你的看法？被告的嫌疑應該更大或是更小？

法醫專家給你的機率，是在一般清白大眾中找到與證據相符的人的機率：P (E | H) ＝ 0.1。要應用貝式公式並發現 P (H | E)，也就是你對被告為無罪的新看法，你需要的是數量 P (E)，也就是他們的血液與犯罪現場血液相符的機率。

實際上，這個機率取決於被告無罪或是有罪。如果他們是無辜的，他們就和所有人一樣都是0.1；但如果他們有罪，那就是1，因為他們的血液確定與現場血液相符。這個洞見讓我們可以在無罪 (H) 或有罪 (不是H) 的狀況下加總血液匹配的機率，進而計算出 P (E)：

P (E) ＝ [ P (E | H) × P (H) ]＋[ P (E | 非H) × P(H) ]
＝ (0.1 × 0.6) ＋ (1 × 0.4) ＝ 0.46

所以，根據貝式公式，修正過的無罪機率是：

P (H | E) ＝ (0.6 × 0.1) ÷ 0.46 ＝ 0.13

正如你所想的，若採用這個方法，無罪的機率便下降了。如此一來，被告有罪的機率，也許比你一開始想的高了四到五倍。

當常識與正義背道而馳

亞當斯的辯護團隊，非常擔心陪審團可能會曲解機率，因此找來牛津大學統計科學家彼得．唐納利 (Peter Donnelly) 協助。「我們設計了一個問卷調查，透過貝式推理，幫助他們整合所有證據。」唐納利說。

然而，他們未能說服陪審團相信貝式方法的價值，最終亞當斯還是被定了罪。他上訴兩次皆鎩羽而歸，上訴法官最終裁定陪審團的任務是「不要用公式來評估證據，而是用他們的常識來判斷。」

但如果常識與正義背道而馳，又該如何呢？對英國蘭開斯特大學的數學家大衛．露西 (David Lucy) 來說，亞當斯的案例說明了傳統文化必須有所改變。「在某些情況下，統計分析是評估證據的唯一方法，因為直覺有可能導致謬誤的結果，」他說。

在錯誤發生前便發現它

倫敦瑪麗王后大學計算機科學家諾曼．芬頓 (Norman Fenton)，曾在刑事案件中擔任防務小組的工作，他提出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案。他和同事馬丁．尼爾 (Martin Neil) 合作，研發了一個按步驟出現的圖片系統和一棵決策樹，藉此幫助陪審員瞭解貝式推理。這兩人說，一旦陪審團相信這方法有效，專家們就能把貝式定理使用在類似這種「黑盒子」的案件中，計算出每個證據所指出的無罪或有罪機率。「人們不會質疑電子計算機執行的步驟是否正確，那麼為什麼在這裡就要質疑呢？」芬頓問。

這個建議很有爭議。根據其結論來說，我們可能在單一計算中看到公平審判的結果。用貝式機率處理DNA和血型配對的效果很好，但若事涉將外貌和行為等因素量化，難度卻變得更大。「不同陪審員對證據會有稍微不同的見解，而這不是數學家可以代勞的事，」唐納利說。

唐納利認為，法醫專家應接受統計學的教育，以便在錯誤發生之前就能發現它們。從類似亞當斯這樣的案例發生以來，美國和英國的法醫專家確實已開始學習統計學；然而，律師和陪審員受到的統計訓練仍然很少，如果真有的話。

真實的五個謬誤

隨著五個真實謬誤的出現，我們實在無法感到自滿。唐納利說，這些來自法律教科書的真實案例顯示，人們要求翻新統計分析的呼籲，並不是要讓數學家把他們的思考方式強加在整個世界上。「正義必須仰賴每一個人都能在不確定的情況下，適當地進行推理。」他說。

一、檢察官的謬誤

「檢察官謬誤是種非常容易犯的錯，」英國肯特市一家證據顧問公司首席法醫顧問公司的伊恩．埃夫特 (Ian Evett) 說。這種謬誤混淆了貝式公式對兩種機率之間所做的微妙區分。P (H | E) 這機率是指一個人與部分證據相符的情況下，他是無辜的機率；P (E | H) 這機率則是指一個人在無辜的情況下，他與部分證據相符的機率。第一個機率是我們想知道的，第二個機率則通常是法醫告訴我們的。

不幸的是，即使是專業人士有時也會把這兩個機率搞混。例如，1991年在英國曼徹斯特，安德魯．迪恩 (Andrew Deen) 強暴案正在審判時，一位專家證人同意該（精液的）DNA 樣本「不是安德魯．迪恩留下的機率是三百萬分之一。」

然而那樣說是錯的。在一般大眾之中，任何無辜者的 DNA 與犯罪現場的精液相符之可能性是三百萬分之一；也就是說，這是 P (E | H)。英國大約有六千萬人，很少有人的 DNA 會與犯罪現場相符。根據有多少人可能會承認自己犯下罪行來說，就算迪恩的 DNA 與犯罪現場遺留的精液相符，但他無罪的機率—或說 P (H | E) —實際上還是比三百萬分之一要大上很多。

在上訴時，迪恩有罪的判決被撤銷了，讓一群類似案件也成功獲得程度不一的翻案，有些還出現讓人驚訝的結果。例如，警察發現一名在2008年入獄的加州人，他的 DNA 與三十五年前一起姦殺案留下的證據相符。

二、終極議題的謬誤

迪恩的起訴案在快發生機率謬誤之前結束了。然而在陪審團的想法裡，它可能會變成「終極議題」的謬誤：明確將（小的）數字 P (E | H) 等同於嫌犯無罪的可能性。

在1968年的洛杉磯，這個終極議題的謬誤讓黑人馬爾科姆．柯林斯 (Malcolm Collins) 和他的白人妻子珍娜啷噹入獄。乍看之下，這個案子似乎沒什麼可質疑的：一位年長女士被一位金髮白人女性和蓄鬍的黑人搶劫，他們雙雙跳進一輛黃色汽車後逃逸。根據一位專家的計算，要找到一對符合這種組合男女的機率，是一千兩百萬分之一。

警方相信了專家的話，而陪審團也不假思索地相信這看法。他們認為，站在法庭上的這對黑白男女，只有一千二百萬分之一的機率不是作案的那對，而這也是他們無辜的機率。

然而，警察和陪審團都錯了。在像洛杉磯這樣的城市裡，數以百萬計來自各種族的人都住在這裡，或是經過這裡，所以有其他類似種族組合的男女大有可能存在，因此柯林斯夫婦有更平均或更高的機率是無辜的；更不用說，受害者對嫌犯的描述本身可能根本是錯誤，這一點有助於上訴時扭轉被告的有罪判決。

三、忽視基本比率

任何想靠 DNA 分析快速得到判決的人，都該意識到遺傳證據也許並不可靠。這個世界有七十億人，就算發現相同基因的機率是十億分之一，也可以在這世上找到七個相符的人。

所幸，間接證據和法醫證據往往會把可能是嫌犯的那群體迅速切成小團體。但是，忽略你的「基本比率」—也就是可能符合的那群人—會讓你得到錯誤的結論。而且這樣的事不只發生在法庭上。

舉例來說，看看醫生幫你動手術的狀況。假設你剛剛被檢查出罹患了不治之症，而罹患這疾病的機率是一萬分之一。這個檢查的準確度為99%。那麼，你罹患該疾病的真正機率是多少呢？

答案是不到1%，原因是這種疾病非常罕見，這表示即使檢查擁有高達99%的準確率，出現偽陽性的機率會遠遠超過實際患病的機率（見下頁圖）。這就是為什麼進一步檢查而將機率縮小，是這麼重要。並不是只有像我們這樣的一般人，才會被這種反直覺結果所困擾。根據調查顯示，有85-90%的健康專家，都會搞錯這東西。

四、被告的謬誤

在法庭內，能把統計數據按對自己有利的方式詮釋的人，並不只有檢察官。就我們所知，辯護律師也會出現「挑櫻桃」的機率（譯注：挑櫻桃是指，只談支持論點的理由，而不談反對論點的理由）。

例如，1995年前美國足球明星O.J.辛普森 (O.J. Simpson) ，因謀殺前妻妮可．布朗 (Nicole Brown) 及其友人而受到審判。在此多年之前，辛普森曾被控家暴，對此他不承認自己有罪，但也未替自己辯護。為了淡化這件家暴案，在 O.J. 辛普森的辯護顧問團裡，有個名叫艾倫．德爾霍維茨 (Alan Dershowitz) 的顧問，他說在曾被丈夫或男友施暴的所有女性中，只有不到千分之一的人被伴侶殺害。

後來，賓州天普大學的數學家約翰．艾倫．保羅斯 (John Allen Paulos) 表示，這數字可能是真的，但並非最重要的事。由於貝氏算法會將所有相關事實的資訊都計算進去，所以一名女性若曾遭虐待再被殺害，那麼凶手有80%的機率會是她的伴侶。

但這也許還不是故事的全貌，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的犯罪學家威廉．湯普森 (William Thompson) 就表示，在所有遭殺害的女性中，無論她們有沒有被施暴過，如果有超過80%的人都是被伴侶所殺，那麼「有沒有虐待就根本不具判斷價值，」他說。

五、相關證據謬誤

有時候，早在貝式統計能發揮作用之前，數學邏輯就已離開法庭，變得無用武之地，這是因為我們根本誤用了機率。

就相關證據謬誤來說，這是英國近期最惡名昭彰的一起正義受挫的案例。1991年11月，莎麗．克拉克 (Sally Clark) 被控趁孩子睡覺時，將他們窒息而死。兒科醫生羅伊．梅多 (Roy Meadow) 作證說，兩個孩子皆自然死於初生嬰兒猝死症（SIDS，或稱嬰兒促死）的機率為七千三百萬分之一。他之所以得到這數字，是因為他將個別孩童罹患初生嬰兒猝死症的機率八千五百分之一相乘起來。也就是說，該醫生將克拉克家中的兩起死亡案件，當成彼此獨立的事件來處理。

但，為何這兩起死亡案件是獨立事件呢？對此，英國皇家統計學會在上訴時表示，「可能有未知的基因或環境因素，讓某些家庭特別容易罹患初生嬰兒猝死症。因此發生過這種事件的家庭，更有可能發生第二起這樣的案件。」

「即使當時判案的是三位傑出的法官，但他們都沒發現這個錯誤。」為辯方工作的雷．希爾 (Ray Hill) 說。他估計，如果家中有一個孩子死於初生嬰兒猝死症，那麼另一個孩子死於此症的機率，將高達60%。如此，貝氏推論算出兩個孩子發生初生嬰兒猝死症的機率大約是十三萬分之一。英國每年有幾萬個孩子出生，這表示三不五時就會發生兩起初生嬰兒猝死症。

最後，克拉克在2003年獲釋。她的案件持續發酵，讓人們反省許多類似案件。希爾說，「最近幾年，我不記得法院是否還有收到嬰兒死猝亡案件。」然而，克拉克自此不曾從被誤解的痛苦中痊癒過來。2007年，人們發現她陳屍家中，她終究成了人們對統計無知的受害者。

本文選自泛科學2018年7月選書《偶然的科學：好運、隨機及機率背後的秘密》，八旗文化。

名作家朱天文與朱天心為大家素所熟知的動保積極人士，多年來她們姊妹天天在辛亥捷運站住家附近巷弄餵食流浪貓，除了社區居民不諒解之外，好朋友們也經常規勸她們要把時間用於更重要的事──譬如寫作。其實何止別人不易了解她們的餵食行為，連她們自己都不見得能夠明瞭自己行為的原則。朱天心在《三十三年夢》中說：

「我和天文都不解為何在左望望，右看看，作家們都優雅悠閒度日的這中年，我們會天天救火似的跑散人形？」

作為朱家姊妹文學作品的批評者兼朋友，黃錦樹的勸言應該是最誠摯的。他在評論《三十三年夢》的文章中寫道：

「身為那些政治-社會行動的局外人，我最關心的還是作品。也曾以朋友的立場致函相勸〔那樣的朋友想必不少〕，提醒她「每個人真正擁有的時間是有限的」。她在書裡是這麼回應的，「令我比較感慨的是，他們都以為這是可以選擇的，看到路邊一隻被車撞成半身不遂爬行的貓如何選擇？……」〔377〕依社會行動的邏輯，當然沒得選擇。但我們也知道，街貓瀕危之時，太平洋上小日本正日以繼夜的以科學研究的名義補殺鯨魚，以滿足超市生鮮肉品的需求；跨國集團為擴大油棕園種植，雇用印尼勞工日日焚燒原始林，諸多來不及研究的動植物千萬年演化的奇蹟付之一燼；每個偏鄉都有吃不飽的孩子，每座大森林都有山老鼠……。身而為人〔而非觀音菩薩〕，我們不得不做選擇。」（黃錦樹〈藤壺與盟誓〔增訂版〕〉）

其實，這樣的勸言，不論出於批評者或朋友的身分，都是沒有用的，因為它的基礎是功利主義，而朱家姊妹餵食流浪貓的哲學基礎，是反功利主義的；它更近於康德的道德哲學。

流浪貓和鯨魚之間選擇，乃至於流浪貓和寫作之間選擇，都是類似於所謂「電車問題」（trolley problem）的兩難困境。這個兩難，因為哈佛大學教授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關於「正義」的講座及其《正義》一書的流傳，近年來已廣為人知。

「電車問題」

所謂「電車問題」是一個思想實驗，它利用假設的情境來凸顯人們面臨某種選擇時可能遇到的道德兩難。「電車問題」最早由菲利帕．福特（Phillipa Foot）在一篇討論「雙重效果理論」（the doctrine of the double effect）如何用於墮胎問題的學術論文中提出。福特的「電車問題」是這樣的：

有一輛失控的電車，它的剎車失靈，但是能夠轉換軌道。電車的駕駛員注意到前方軌道上有五個工人，如果電車繼續前駛，必然撞死他們。電車還來得及轉換到另外一條岔出的軌道，可是這條軌道上也有一個工人。駕駛員面臨的選擇是應該繼續前行（而撞死五人）或轉換軌道（而撞死一人）？

這裡的道德問題是：電車不轉彎，會死五個人。電車轉彎，可以有活五個人的正面效果，同時也可以預見會有死一個人的負面效果。但如果死一個人可以救活五個人，那麼電車駕駛員選擇轉換軌道的行動在道德上是否站得住腳？

「電車問題」雖然只是個思想實驗，類似的問題在現實世界裡並不罕見，例如飛機失控時，如果正常航向前方是人口稠密的都會區，駕駛員是否應該轉向讓飛機撞毀在人口較少的區域？一般人被問到這樣的問題時，大都會給予肯定的答案。「雙重效果」理論正是說只要行動者的意圖是正面效果而不是負面效果、正面效果充分大於負面效果、而且行動者能夠用心減少負面效果的危害，則在道德上，選擇這樣的行動是可以被容許的。

問題是：正面效果與負面效果孰大孰小並不是那麼容易判定，它通常會牽涉到功利的計算，而功利的計算，又會牽涉到個人的利益和偏好。為什麼五個人的生命一定比一個人的生命有較大的份量？如果那五個人年紀都老了，兒女也都成年，而這一個人年紀還輕，有一群嗷嗷待哺的小孩呢？桑德爾在他的書中批判用功利主義「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原則作為選擇行動的標準，但是相較於功利計算的問題，他更著重的是道德原則的問題。

桑德爾《正義》一書中討論康德的自由主義道德哲學以及其對邊沁功利主義的批判。康德認為道德律令必須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普世原則，從異質性的利益和偏好推得的原則不能成為道德的基礎。道德行動必須是純粹的義務，如果行動是出於功利計算的動機，便不具道德價值。如果功利不能是道德的基礎，那麼什麼才能是道德的基礎呢？康德認為這基礎本身必須是目的，不可以是手段，而且只有人才合乎這個條件：只有人，其存在本身才是目的，才具有絕對價值；因此，道德基礎必須建立在人的尊嚴以及對人的尊嚴的尊重之上。

桑德爾從「電車問題」起頭來介紹功利主義和自由主義的道德哲學，他指出當人們面對類似的道德兩難困境時，不同的道德原則會導致不同的選擇：在「電車問題」上，功利主義的信徒會選擇轉換軌道，而康德的信徒會不願意拿無辜的生命當作工具來達到「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

流浪貓 vs. 鯨魚 vs. 寫作

餵食流浪貓的道德困境，可以從黃錦樹對朱天心的勸言中很清楚的看出來。「街貓瀕危之時，太平洋上小日本正日以繼夜的以科學研究的名義補殺鯨魚」，為什麼選擇救流浪貓而不選擇救鯨魚呢？提到日本人捕殺鯨魚，相信黃錦樹不是故意要刺傷朱天心，但在《三十三年夢》中，朱天心明明提到，2010年母女同看日本人捕殺鯨豚的紀錄片《血色海灣》（The Cove）之後，謝海盟因質問她為何還要到日本旅遊，與她冷戰了三年之久，直到海盟發生車禍後才和她講話。黃錦樹的勸言明顯地係基於功利主義原則：鯨魚被捕殺的問題，不比流浪貓的問題還嚴重嗎？如果這答案還不夠肯定，那麼偏鄉吃不飽的孩子的問題，不比流浪貓的問題還嚴重嗎？如果可以對被捕殺的鯨魚、吃不飽的孩子視而不見，為何不能對流浪貓視而不見，而專心寫作，讓妳在有限的時間裡，能夠作出更好、更重要的事呢？

然而，正因為每個人的時間有限，要專心寫作，便不能每天在興昌里巷弄餵食流浪貓。選擇專心寫作也許可以帶來符合自己作為一位作家利益的更大的功利，但也可以預見那些流浪貓的命運。功利的計算，畢竟只能對秉持功利主義道德原則的人有用。對於朋友們好心的勸言，朱天心寫道：「令我比較感慨的是，他們都以為這是可以選擇的，看到路邊一隻被車撞成半身不遂爬行的貓如何選擇？一窩尚未開眼、母貓去找食物未歸或已被車撞死的奶貓，可如何選擇？…強烈颱風或寒流來襲的夜晚，那街燈下一個個等待的飢餓剪影這能選擇？」對於朱天心，這不是選擇的問題，這是沒得選擇的問題。

朱天文也曾對我說：「我也希望能夠眼不見為淨。」言下之意：做不到，即使結果是：「十年一覺動保夢，贏得小說荒廢名。」。

做不到，是因為把貓的生命當作目的。做得到，就是把貓的生命當作手段，以之追求用自己利益尺度計算出來的更大功利。願意把康德道德原則施用於貓的人，那是做不到的。

貓猶人也

朱家姊妹的友人們當然會說：康德只說人是終極目的；貓又不是人，為什麼要以貓為終極目的？這種說詞，胡蘭成早就對少女天心說過。根據朱天文的回憶：

「還有我們家的貓狗之多，素已惡名昭彰。他先搬出孟子，講那段有名的先王之道，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禮有親疏尊卑，楊子為我，是無君也，墨子兼愛，是無父也。再請出聖經，講神要世人曉得有個分別清好的秩序。人倘是對天下抱有大志，貓狗這些都是小事，說改就改。抱貓狗是小女孩做的，天心停止抱貓狗才從小女孩升做大人。人要去私，對貓狗也是私。人要鞭撻自己，以冷水潑體使自己清醒不溺於情。抱抱貓狗，一定會使孔子搖頭，基督也不歡喜的。他寫信道，『待貓狗如人，乃會虧待了人，也怠慢了主。如果基督來到門口，而你對祂說，請您不要進來，客廳裡都是貓狗。基督就會差遣我對你說，把貓狗趕到狗棚貓窠去吧，因為神要使萬物各得其所。』」（朱天文《花憶前身》:〈阿難之書〉）

以朱家姊妹年輕時對胡蘭成的服膺，他講得口乾舌燥的這番話都聽不進去，更何況其他人？「抗日份子」黃錦樹也只好自我安慰說愛貓總比愛「狐」好：

「從狐〔當年胡在台北被圍剿，朱西甯嘗著《獵狐記》為之抱不平〕到貓，這圖騰物、愛的對象物的轉換，對作者而言也許倒是個好兆頭，一個可能的新的開端。在胡的老式的愛的差序格局裡，貓狗之類的動物是不該被那樣尊貴的對待的。」（黃錦樹〈藤壺與盟誓〔增訂版〕〉）

愛貓橘子暗夜被野狗咬死當下，朱天心在「街燈未熄的灰明街頭」，從「提款機上窄窄的鏡子裡」，發現她頭髮白了。她抱著橘子屍身回家，用她天天穿的水藍色睡衣蓋著牠，讓群貓向牠告別，並動員全家追緝野狗要為牠復讎。之後一年至《三十三年夢》完稿，夜夜抱著牠的骨灰甕入眠。這樣的感情，比起胡蘭成死後年復一年儀式性地遊京都，並數次帶領父母幼女親謁胡在福生的墓地，似乎並無不及。也就是說：對朱天心而言，貓之異於人者，幾希。

然則我們也就不必為朱家姊妹以康德道德哲學的立場摒棄功利主義、堅持餵食流浪貓的立場而感到詫異了。

後記：漫遊者的故事

這篇文章在我部落格刊出後，我在德州大學以前的學生，現任中研院副研究員盧倩儀，以她多年參與動保的經驗，在個人臉書上回應了我的文章。除了表示同感外，她還作了一些論述，其中談到：

「桑德爾雖然給功利主義低分，給道德高分，但「標準」依然是個問題。他認為社會要透過說理、論述、溝通來共同訂定社會集體認定依循的標準。這幾年台灣（含官方政策）對待流浪動物的態度逐漸改變，正是包含天心、電影「十二夜」、「湖光」醫院林雅哲院長、「台灣之心」等動保團體、及許許多多不可能一一列舉的、觀念想法各異的個人或團隊不斷說理、論述、溝通（當然有時還會吵架!）的結果。」

桑德爾在《正義》一書中並未完全擁護康德式的自由主義道德原則。他認為這些原則，包括當代學者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所主張的「無知之幕後的假想社會契約」（hypothetical social contract under the veil of ignorance）都要求正義思考不但要超越個人的利益與偏好，也要從個人的目的、情感、認同、記憶抽離出來。1980年代，包括桑德爾的一批自由主義批判者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他們主張道德原則不能獨立於型塑人們認同的社群與傳統。這種理論，一般稱作「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

桑德爾的社群主義，也許作為小說家的朱天心會特別感到貼切，因為他採取了蘇格蘭哲學家阿拉斯代爾．麥金太爾（Alasdair MacIntyre）在《追尋美德》（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一書中提出來的「人是講故事的動物」的立論途徑。麥金太爾認為每個人的一生都是一個追尋的旅途；她既是這段旅途的敘述者，也是故事中的角色。在人生的旅途中，當我們自問：「我要做什麼？」的時候，我們必須要先知道我們究竟是在哪些故事裡的角色、和我們的角色有關係的還有哪些人、還有我們所來自的究竟是怎麼樣的過去？對於麥金太爾而言，從目的、情感、認同、記憶抽離出來的個人是無法追尋美德的，因為我們的行動從來就不是自己起頭的單獨行動，而只是故事發展中既有行動的一部分。我們甚至不是我們人生故事的唯一作者；我們頂多是共同作者罷了。要追尋美德，我們必須與我們所歸屬的故事達成和解，這包括紛雜的社群和分歧的記憶。

在流浪貓的議題上，和解是必要的，因為行動的外溢性（externality），不論餵食或捕殺都會影響到社區的共同生活。社區中的人們有各自的故事和角色，而這些故事和角色又相互穿插為文；餵食流浪貓的行動不可能孤立在別人的故事之外而在自己的故事之中稱為美德。朱天心在《三十三年夢》中敘述了她自己人生這一段過程中漫遊的故事，包括她與她的同工們在興昌里、在台北市鍥而不捨地「透過說理、論述、溝通」與社區達成和解，共同推行「街貓TNR」計畫的辛酸，這正是桑德爾社群主義道德哲學的絕佳範例。

參考書目：

• Foot, Philippa. 1967. The Problem of Abortion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Double Effect. Oxford Review 5:5-15.
• ＭycIntyre, Alasdair. 1984.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 Sandel, Michael J. 2010.Justics: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中譯本：《正義：一場思辨之旅》，邁可．桑德爾著，樂為良譯，雅言文化出股份有限公司。）
• 朱天文，1996，《花憶前身》，麥田出版社。
• 朱天心，2015，《三十三年夢》，INK印刻出版。
• 黃錦樹，2015，〈藤壺與盟誓〔增訂版〕〉。

原刊載於Tse-min Lin 的部落格

「哲學」的英文「Philosophy」源自希臘文「 Φιλοσοφία」，意思是「愛智慧」。我認為一個知識份子，多少要愛智慧，所以我大學時選修了一門通識課「哲學概論」，結果上到學期中，仍搞不懂留德 的老師在解釋的康德哲學是啥，由於我的原則是通識課也要當必修課的認真程度來上，所以我就退選了Orz  以致我後來以為要「愛智慧」，是要智商很高的XD

我在18年前來台灣念大學時，那時候有本哲普書《蘇菲的世界》（Sofies Verden）非常的爆紅，火紅程度和《EQ》差不多，是挪 威作家喬斯坦．賈德（Jostein Gaarder）的哲學小說，主要內容是以一位14歲的小女孩蘇菲在神祕導師的指引下，展開西方哲學史的修習。這本書非常的生動活潑，深入淺出地介紹了西 方哲學家和流派的學說。我以為，哲普的寫作功力，最高就是《蘇菲的世界》了！不過朱家安的《哲學哲學雞蛋糕：給動腦偏執狂的娛樂零嘴》還是有給人眼前一亮 的感覺！很不簡單！

《哲學哲學雞蛋糕》作者朱家安是中正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班學生，他也是「簡單哲學實驗室」召集人、「哲學哲學雞蛋糕」網站創辦人和「PanSci泛科學」 專欄作家。我有位高中學長，念了清大物理後，去了中正大學念哲學所，後來又有兩位要好的清大學長，分別是主修物理和資工的，也都去了中正念哲學所。我不曉 得為何中正哲學所這麼有魅力，不過看來那裡人才薈萃啊。

這本《哲學哲學雞蛋糕》並不是一部哲學史著作，也沒有告訴你世界上有哪些哲學流派，更不會提出哲學問題的標準答案，而是在討論在哲學上有哪些問題值得分析 和辯論。雖然乍看之下，寫作風格差異不小，可是《哲學哲學雞蛋糕》和哈佛政治哲學家邁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的《正義：一場思辨之旅》（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有異曲同工之妙（請參見〈一場思辨之旅的正義〉）！兩本暢銷書的一個共同點就是倡導「思辯」。從這兩本書在台灣書市的暢銷來看，這樣的「思辯」訓練在台灣教育裡頭，一直都是極為缺乏且讓人感到新鮮的！

《哲學哲學雞蛋糕》的每篇文章都文筆生動、清晰易懂，是朱家安從六年來在「哲學哲學雞蛋糕」撰寫的一千多篇文章裡，挑出最受歡迎的來重寫成適合輕鬆吸收和 思考的短文，書中有許多有趣的故事和譬喻。《哲學哲學雞蛋糕》書中有七章，朱家安先在第一章舉了一些哲學問題來告訴你一些哲學基本概念，然後在第二章討論 矛盾、悖論與歧義的例子。關於這方面，朱家安在泛科學的微型點子對撞機M.I.C. IX 之「悖論」有場精彩的演講。

《哲學哲學雞蛋糕》在後面的章節繼續討論道德的問題、理性辯論的認知、日常生活的突發奇想、神學概念、和經典辯論。書中舉的各種例子，不僅生活化，也是台灣讀者熟悉的話題。朱家安在網路上以好戰聞名，他的戰力是頗強的。

我在這本書也學到最寶貴的一點，是在〈對決！言論自由，以及管制言論的自由！〉這節，朱家安主張我們不該禁止仇恨的言論，因為那不是對仇恨心態的人最佳的 回應，而是該讓他們和社會溝通，再告訴他們錯在哪裡。因此，對付仇恨言論的最佳方式是讓它們曝光，再去批判和糾正！這番話實在有如醍醐灌頂啊！

邁可．桑德爾在他的「正義」課中，指出學習「哲學」是有「危險」的，就是你會開始質疑你原本習以為常的事物，這本《哲學哲學雞蛋糕》也這樣的危險，尤其是 對僵化的台灣人文教育制度出身者來說。可是從這本書的暢銷程度上來說，在過春節前就至少五刷了（果然是五倍的祝福XD），顯示很多年輕讀者願意冒這個心靈 的險來探索哲學的世界，這絕對是好事，如果還願意做更多的探索的話。

哲學教育，在我們亞洲的教育體制中是頗缺乏的，我們的人文教育也傾向背多分，不像西方的人文教育那麼著重邏輯和思辯。法國的高中甚至把哲學列為必修課，高 中畢業會考也必考，以訓練有批判思考能力的公民。我能想到的文科教育中的哲學，應該是國文課裡《中華文化基本教材》的孟孔思想為主的儒家學說，而且也是以 背誦為主。

我來到台灣念書，才要背誦這些東西，發現有矛盾或不合理之處去問老師，他也只是很無奈地說，要討論可以，可是考試絕對不會考討論的內容，要背標準答案才有分XD 求學時期被迫接受且無法質疑教學的內容，也難怪很多台灣人可以默默接受許多不合理的政策和制度。

台灣社會就需要的，就是批判思考的能力。台灣各行各業人才濟濟，可是整個社會仍缺乏的，就是批判思考的能力，以致很多人無法獨立思考和反思，以為要有官大 學問大的人，把社會大眾當媽寶，告訴大家啥該做、啥不該做。可是真正有效率的民主，卻是從下而上的，由人民透過理性溝通和討論的機制，來告訴上位者政策和 制度所可能造成的實質影響以及可行的建議。

雖然《哲學哲學雞蛋糕》舉的只是哲學探討的所有問題的一小部分，但是就像朱家安說的，其中的哲學思維所蘊含的邏輯和批判能力，相信可以讓公共討論和分析更淺白、易懂和清晰，讓我們學會在複雜和多變的情境中做出較好的抉擇。

《哲學哲學雞蛋糕》確實是值得你嘗嘗的動腦零嘴。

本文原刊登於【GENE思書軒】，並同步刊登於The Sky of Ge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