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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只是溝通的工具?漢字在 20 世紀的轉型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23/05/27 ・6356字 ・閱讀時間約 13 分鐘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 採訪撰文|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穿越時空回到 20 世紀初:漢字轉型的起點

什麼是語言?常聽到的答案有:語言是一種溝通工具,承載並傳遞人們的想法。但是語言如果真的只是單純的工具,為什麼我們常有「你怎麼不懂我」的挫折感?曖昧模糊的語言一直存在生活當中,但曾幾何時,我們漸漸忘卻語言的多元樣貌,開始追求定義明確的表達方式?

中央研究院 112 年「知識饗宴—錢思亮院長科普講座」邀請院內中國文哲研究所合聘研究員、臺大中國文學系講座教授鄭毓瑜院士,以「多義性與如何現代—二十世紀初漢字轉型的思考」為題,帶我們回到 20 世紀初現代漢字轉型之際,探討語言轉型的背後發生哪些值得省思的故事。

圖|研之有物
漢字轉型的起點。圖/研之有物。

如果語言可以溝通,為什麼你始終不懂我?

我們每天都在使用語言與他人交談,可能是打在 LINE 上一句給遠方親友的問候,或是腦力激盪會議上引發眾人驚呼的妙點子。究竟什麼是語言?常聽到的答案有:語言是一種溝通工具,承載並傳遞人們的想法。但是語言如果真的只是單純的工具,為什麼我們常有「你怎麼不懂我」的挫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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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劇《First Love 初戀》有一段經典的告白場面,語言的溝通功能卻一時失靈。男主角並木晴道躲在學校屋頂抽菸,目睹了女主角野口也英正被男同學告白。只見男同學緊張的問:「妳……最喜歡吃什麼?」還等不及也英回答,男同學就害羞地跑走了,這時也英注意到躲在屋頂偷窺的晴道。

也英:他問我最喜歡吃什麼?

晴道:我覺得如果問別人最喜歡吃什麼,就代表喜歡這個人對吧?

也英:那並木同學呢?你最喜歡吃什麼?

晴道:拿坡里義大利麵。

旁觀者一聽便知,也英在跟晴道告白,但晴道卻當局者迷,一句「你最喜歡吃什麼?」藏著字句之外更多的言外之意。

這樣曖昧模糊的語言一直存在生活當中,但曾幾何時,我們漸漸忘卻語言的多元樣貌,開始追求定義明確的表達方式?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合聘研究員、臺大中國文學系講座教授鄭毓瑜院士,將現代漢語的轉型回溯到 20 世紀清末民初的社會,在東西方文化相互碰撞之下,語言型態與思維模式發生什麼樣的轉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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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毓瑜院士與其著作《姿與言:詩國革命新論》 圖|研之有物
鄭毓瑜院士與其著作《姿與言:詩國革命新論》。圖/研之有物

賽先生(科學)推動的白話文運動

上過歷史課的你一定聽過陳獨秀於 1919 年新文化運動期間提出的「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在飽受西方列強侵襲、社會百廢待舉的亂世下,民國初期的知識份子期望藉由引進民主制度與科學思潮,達到立新破舊、救國圖強的目標。

其中,科學思潮也間接導致漢字轉型,鄭毓瑜點出轉型的關鍵:「如果追本溯源,漢字轉型跟某一種技術體系的科技文明有關,是以科學、機器為主的價值框架。」

舉例來說,美國科學哲學家 Lewis Mumford 在 1934 年出版的《技術與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談到科技文明掛帥的世界,人們用分、秒、時、日、天、年等時間單位劃分出一個可以計算、獨立出來的世界。

以前我們會以「那天傍晚彩霞滿天的時候」來表述事件發生的時空背景,但現在我們需要知道「當時是幾點幾分」才有明確掌握事件細節的完整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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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追求精準與規則的價值觀充斥在當代社會,鄭毓瑜進一步舉例:「每次坐飛機的時候,我最喜歡看航線圖,從地圖上的經緯度可以知道,原來我們現在這裡、等一下要到那裡。」

換句話說,人們透過這些格子、線條構成的精密尺度與圖表,征服或重新發現了宇宙;反過來說,人們從此接受這些方格與線條的安排與擺布。

鄭毓瑜舉坐飛機時觀看航線圖的經驗,說明科技文明如何改變我們的時空感知,並間接導致漢字轉型。 圖|研之有物
鄭毓瑜舉坐飛機時觀看航線圖的經驗,說明科技文明如何改變我們的時空感知,並間接導致漢字轉型。圖/研之有物

回到漢語在民國初期的轉型,受科技文明影響而產生的「文法」與「標點符號」改革,成為形塑當今語言的方格與線條,尤其以胡適為首的「白話文運動」最具影響力。

胡適在美國教外國學生古典文學時發現,漢語在寫作時要留意平仄押韻,讀書時還要以「句讀」斷句以辨明經文意旨,且充斥許多傳情表態的「虛字」。例如翻開《莊子‧齊物論》會看到一串文字寫道:

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

此處的「與」就是眾多虛字之一,在朗誦時需以悠緩的長音表達疑惑的情緒,也暗示此處要用句讀來斷句。種種複雜、模糊又多變的規則不利一般大眾學習,這引發胡適投入漢語改革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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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胡適在《馬氏文通》啟發下,試圖以西方文法分析古文並開創白話新文。在 1915 年於《科學》雜誌發表的〈論句讀及文字符號〉中,胡適刻意不談虛字,認為應改用「問號」代替古文常見的哉、乎、耶;「詫號」(驚嘆號)代替也、吁、噫等虛字。

《馬氏文通》1898 至 1900 年出版,晚清著名外交家馬建忠所著,為第一部談中國漢語語法的系統性著作。胡適非常喜歡《馬氏文通》,十幾歲就讀了,到美國留學時還特別寫信,要母親把該書寄去。 圖|Wikimedia
《馬氏文通》1898 至 1900 年出版,晚清著名外交家馬建忠所著,為第一部談中國漢語語法的系統性著作。胡適非常喜歡《馬氏文通》,十幾歲就讀了,到美國留學時還特別寫信,要母親把該書寄去。圖/Wikimedia

此外,胡適嚮往一種自由的、像說話的白話,捨棄古文著重的音節頓挫,既打破兩個字為一節的節奏慣例,也打破聲調上韻偶和平仄的要求。胡適舉例「祝福你掃雪的人」,這句話的前六個字都是仄聲,在古文的標準裡不算好句子,卻符合胡適強調的不規則但不受拘束的新聲音。

白話文運動連同崇尚實用主義的科學思潮,也深深影響了民國初期的教育政策。胡適與周作人、錢玄同、劉復等人一起提議的「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終在 1920 年獲教育部公布施行。同年,《教育部令第七號》通令全國國民小學一、二年級改國文為語體文,並廢除古文。

翻開當時第一批小學白話文課本,如《新小學教科書國語讀本》、《新中華國語讀本》等,根據學者郭澤寬、陳祥丹的研究,課文包含許多白話童謠、兒歌,但更多的是生活中的實用性書寫,有書信、日記、便條、電報、會議紀錄等,甚至還教學生設計價目表、開立發票、撰寫廣告等商用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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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的國語教育讓漢語擺脫古文的束縛,有系統的文法與標點符號,源自日常生活的教學內容,讓讀書識字變得親民且務實許多,卻也讓古典文學淪為一種尷尬的存在。

「多義性」的語言:字句與意涵間的關係

直至今日,我們依然在辯論教科書中文言文的比例多寡。究竟我們該怎麼看待文言文在今日的存在意義?

鄭毓瑜從時間觀切入討論:「我們現在好像覺得,如果你不能適應當代,就要被淘汰。這是科學啟蒙以來進步觀念影響的『線性時間觀』,總是面向未來。然而,文字這個媒介之所以源遠流長,是因為它不隨著時間而消失,其影響力可以靠不同世代的人共同完成。」

從古至今,隱藏在語言中的「多義性」打開了科學思潮之外,另一種觀看字句與意義之間複雜關係的可能性。

事實上,無論是文言文或白話文、東方或西方語言都存在「多義性」,聲同義近、一音多義或一字多義的情況屢見不鮮,我們很難以文法規範語言的表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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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學家張世祿曾以「止」字為例,該字的原意是「腳趾」,卻讓人聯想到「舉止」、「靜止」、「終止」、「阻止」、「禁止」等字詞,不僅賦予「止」字不同意義,也可作為名詞或動詞使用,必須細讀文本、從上下文反覆推敲才能辨認。

此外,有些字詞還會穿越古今,在不同時空下傳達各自的感觸。例如飽受亡國之苦的南唐後主李煜、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上遊蕩的廢名,都在詩句中用了「寂寞」二字:

圖|研之有物
相見歡與街頭。圖/研之有物

李煜與廢名的「寂寞」同字、同音,卻有不同意義。亡國之君李煜獨自步上西樓,只見梧桐樹孤立院中,幽深的庭院籠罩在淒涼的秋色之中,不禁觸景傷情,想到自己如同那深院裡孤立無援的梧桐樹,產生物我交感的寂寞之情。

至於廢名則是身處在現代都市之中,感受到物我之間的疏離感,你越客觀我卻越主觀,看似熱鬧的街頭卻充斥著寂寞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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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案例看似在討論「文法」問題,其實真正該關注的是「修辭」,首先我們必須回到有血有肉的人本身來做思考,釐清人們使用語言可能有哪些目的?

心理學家唐鉞,也是胡適推動白話文運動的好夥伴,在 1923 年出版的《修辭格》中提出「變革的語法」。他指出使用語言文字不只要求符合文法準則,以便達成可以理解、溝通的「認知」作用,更重要的是透過修辭引發「情緒」上的作用。

隨後,1929 至 1931 年,新批評始祖 I. A. Richards 至清華大學講學,對於文法規範的反省、以「思想」為依據的新研究方法,將 1920 年代以來討論漢語文法的風潮,轉向以意義、感情為主導的表意方式,也提示漢語的發展還有另一種新視域。

Richards 在《科學與詩》(Science and Poetry, 1926)一書中提出兩種語言型態,一種是「科學的語言」(Scientific language)不受個人情感影響,也不需考慮藉由符號所指的客體能否復原閱聽者的感官知覺狀態。

另一種是如詩詞般的「召喚性語言」(Evocative language),可透過節奏、押韻、過往韻律經驗,以及在情境回憶中因聯想而生的情感,在讀者身上召喚出情緒、渴望、感覺與態度。

漢語體系在建構過程中,意識到宇宙萬物、人的身體並非只是一個個按次序活動就可發揮效用的零件,一名「感知複雜的人」才是理解與表現的關鍵,不是只為了便利、快速、簡單的指認與溝通。

21 世紀後:與 AI 共處的跨領域時代

「跨域共感」是鄭毓瑜近年新的研究主題,來自不同領域者可站在什麼基礎上溝通?除了人類以外,與 AI 等「非人」的新關係也是值得關注的議題。 圖|研之有物
「跨域共感」是鄭毓瑜近年新的研究主題,來自不同領域者可站在什麼基礎上溝通?除了人類以外,與 AI 等「非人」的新關係也是值得關注的議題。圖/研之有物

如果說 20 世紀初漢字的轉型是「精確」與「多義性」之間的拉鋸,那麼 21 世紀的再轉型則面臨不同領域之間如何「跨域共感」的問題。

在著重專業化分工的科學思潮下,我們已細分出不同學科領域,每個學科有各自的學術典範與思維模式,導致學科之間溝通合作的障礙。「做科學實驗的人不會找文科的人討論;覺得你不理解文學的人也不會跟你談文學,相互理解成為我們最大的難題。」

因此,鄭毓瑜認為,在跨領域之前必須尋找最根本的共感,從人類怎麼認識萬物萬事來思考跨領域的可能途徑。

在跨域共感的過程中,「感動」與「表現」非常重要!每個人都有過感動的時刻,也有想要說或寫出來的表現慾望,這是一切認識活動必經的兩個基本層面。

內心的「感動」通常源自站在他者的角度理解箇中奧妙,接著我們將理解後的資訊咀嚼消化後,捫心自問內心深處的感受是什麼,最後我們把經過轉化的感受「表現」出來。

鄭毓瑜分享跨域合作中,周泰立教授提及關於醫生問診的敘事能力。醫生看診時常會問病人有多痛,但很多病人無法明確說出到底幾分痛,這就考驗醫生是否有敘事能力。

這種敘事能力正是「感動」與「表現」的發揮,你必須先理解病人可能是什麼狀態,再用病人能理解且有感的方式表達出來,例如是吃不下飯的痛,或是睡不著覺的痛。如果醫生能有效引導病人表達痛的感受,將有助醫病關係的改善,進而做出適當的診斷。

雖然醫學上有訂定疼痛量測表,但實際研究後發現,醫病之間經由講述生命故事的溝通效果,遠勝過純粹的點選客觀量表。 圖|Unsplash
雖然醫學上有訂定疼痛量測表,但實際研究後發現,醫病之間經由講述生命故事的溝通效果,遠勝過純粹的點選客觀量表。圖/Unsplash

此外,關於跨域共感的溝通對象,除了不同專長領域的人類以外,鄭毓瑜更提醒現在已進入一個包含「非人」的混合時代,我們無法只用人的視角看待事物,還必須關注 AI 的視角。

近期熱門的 ChatGPT、 Bing Chat 等聊天機器人能以邏輯通順、資訊豐富且深具耐心的文字回覆人類提問,顛覆了只有人類能擅用語言的既定認知,AI 將取代人類的恐懼甚囂塵上。

我們試著詢問 ChatGPT「什麼是跨域共感」,AI 將所有網站上搜尋到的資訊逐條列出,希望我們三選一,提出想要的答案。 圖|Microsoft Bing
我們試著詢問 Bing Chat「什麼是跨域共感」,AI 將所有網站上搜尋到的資訊逐條列出,希望我們三選一,提出想要的答案。圖/Microsoft Bing

然而,就鄭毓瑜的觀察,ChatGPT 或 Bing Chat 多是提供定義式的短語,回覆的內容主要是「已知」的有限資訊,難以「多義性」的語言表現感知複雜的人類思維。這是因為 AI 的訓練出自設計者目前的偏好或定見,如果想讓 AI 更貼近人類需求,就必須仰賴人類持續更新且多樣化的經驗。

這麼做的結果將促使我們發現:人的思想、情感與表現是這麼難以捉摸,有時我們會在不經意間說出意料之外的新奇論點,發覺人類擁有開拓「未知」領域的無窮潛力。

「我們現在很關注 AI 的發展,同時不要忘了,人也在不斷超越自己,這樣雙方面合作起來就比較不會令人擔憂,從跨域的觀點來看,AI 其實是我們很好的輔助。」鄭毓瑜以正向的心態看待人類與 AI 的相處。

語言不斷轉型中,是不同文化多重交接與反省的過程,是古今、中西彼此借取、互相建設、交接跨界的文明成果。

從 20 世紀初中西文化相互建構的漢字轉型,到當代不同學科之間的跨域共感、關懷「非人」的未來世界。鄭毓瑜帶領我們看見,語言不只是語言,背後藏有一個感知複雜的人,其多元的樣貌是我們共同形塑的成果。

延伸閱讀

  • 中研院文哲所鄭毓瑜院士個人網頁
  • 112 年知識饗宴—錢思亮院長科普講座「多義性與如何現代—二十世紀初漢字轉型的思考」
  • 潘怡帆、鄭毓瑜、李育霖、周泰立、簡旭伸(2022)。〈「生之動」的跨域共感:時空意識、認識體系與描述的關鍵性〉。《中國文學學報》第 12 期,頁 1-16。
  • 鄭毓瑜(2017)。《姿與言:詩國革命新論》。臺北:麥田出版。
  • 鄭毓瑜(2016)。〈文法、修辭與意義—1920 至 1940 年代關於漢字「多義性」的討論〉。《人文中國學報》第 22 期,頁 97-124。
  • 郭澤寬、陳祥丹(2013)。〈民國初年小學國語課本的實用主義傾向—以黎錦暉編寫版本為主要分析對象〉。《教科書研究》第 6 卷第 3 期,頁 5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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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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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取諧音自「言之有物」,出處為《周易·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探索具體研究案例、直擊研究員生活,成為串聯您與中研院的橋梁,通往博大精深的知識世界。 網頁:研之有物 臉書:研之有物@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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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 AI 的關係是什麼?走進「2024 未來媒體藝術節」,透過藝術創作尋找解答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4/10/24 ・3176字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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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與財團法人臺灣生活美學基金會合作。 

AI 有可能造成人們失業嗎?還是 AI 會成為個人專屬的超級助理?

隨著人工智慧技術的快速發展,AI 與人類之間的關係,成為社會大眾目前最熱烈討論的話題之一,究竟,AI 會成為人類的取代者或是協作者?決定關鍵就在於人們對 AI 的了解和運用能力,唯有人們清楚了解如何使用 AI,才能化 AI 為助力,提高自身的工作效率與生活品質。

有鑑於此,目前正於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C-LAB 展出的「2024 未來媒體藝術節」,特別將展覽主題定調為奇異點(Singularity),透過多重視角探討人工智慧與人類的共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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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B 策展人吳達坤進一步說明,本次展覽規劃了 4 大章節,共集結來自 9 個國家 23 組藝術家團隊的 26 件作品,帶領觀眾從了解 AI 發展歷史開始,到欣賞各種結合科技的藝術創作,再到與藝術一同探索 AI 未來發展,希望觀眾能從中感受科技如何重塑藝術的創造範式,進而更清楚未來該如何與科技共生與共創。

從歷史看未來:AI 技術發展的 3 個高峰

其中,展覽第一章「流動的錨點」邀請了自牧文化 2 名研究者李佳霖和蔡侑霖,從軟體與演算法發展、硬體發展與世界史、文化與藝術三條軸線,平行梳理 AI 技術發展過程。

圖一、1956 年達特茅斯會議提出「人工智慧」一詞

藉由李佳霖和蔡侑霖長達近半年的調查研究,觀眾對 AI 發展有了清楚的輪廓。自 1956 年達特茅斯會議提出「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一詞,並明確定出 AI 的任務,例如:自然語言處理、神經網路、計算學理論、隨機性與創造性等,就開啟了全球 AI 研究浪潮,至今將近 70 年的過程間,共迎來三波發展高峰。

第一波技術爆發期確立了自然語言與機器語言的轉換機制,科學家將任務文字化、建立推理規則,再換成機器語言讓機器執行,然而受到演算法及硬體資源限制,使得 AI 只能解決小問題,也因此進入了第一次發展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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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1957-1970 年迎來 AI 第一次爆發

之後隨著專家系統的興起,讓 AI 突破技術瓶頸,進入第二次發展高峰期。專家系統是由邏輯推理系統、資料庫、操作介面三者共載而成,由於部份應用領域的邏輯推理方式是相似的,因此只要搭載不同資料庫,就能解決各種問題,克服過去規則設定無窮盡的挑戰。此外,機器學習、類神經網路等技術也在同一時期誕生,雖然是 AI 技術上的一大創新突破,但最終同樣受到硬體限制、技術成熟度等因素影響,導致 AI 再次進入發展寒冬。

走出第二次寒冬的關鍵在於,IBM 超級電腦深藍(Deep Blue)戰勝了西洋棋世界冠軍 Garry Kasparov,加上美國學者 Geoffrey Hinton 推出了新的類神經網路算法,並使用 GPU 進行模型訓練,不只奠定了 NVIDIA 在 AI 中的地位, 自此之後的 AI 研究也大多聚焦在類神經網路上,不斷的追求創新和突破。

圖三、1980 年專家系統的興起,進入第二次高峰

從現在看未來:AI 不僅是工具,也是創作者

隨著時間軸繼續向前推進,如今的 AI 技術不僅深植於類神經網路應用中,更在藝術、創意和日常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而「2024 未來媒體藝術節」第二章「創造力的轉變」及第三章「創作者的洞見」,便邀請各國藝術家展出運用 AI 與科技的作品。

圖四、2010 年發展至今,高性能電腦與大數據助力讓 AI 技術應用更強

例如,超現代映畫展出的作品《無限共作 3.0》,乃是由來自創意科技、建築師、動畫與互動媒體等不同領域的藝術家,運用 AI 和新科技共同創作的作品。「人們來到此展區,就像走進一間新科技的實驗室,」吳達坤形容,觀眾在此不僅是被動的觀察者,更是主動的參與者,可以親身感受創作方式的轉移,以及 AI 如何幫助藝術家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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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2024 未來媒體藝術節——奇異點」展出現場,圖為超現代映畫的作品《無限共作3.0》。圖/C-LAB 提供

而第四章「未完的篇章」則邀請觀眾一起思考未來與 AI 共生的方式。臺灣新媒體創作團隊貳進 2ENTER 展出的作品《虛擬尋根-臺灣》,將 AI 人物化,採用與 AI 對話記錄的方法,探討網路發展的歷史和哲學,並專注於臺灣和全球兩個場景。又如國際非營利創作組織戰略技術展出的作品《無時無刻,無所不在》,則是一套協助青少年數位排毒、數位識毒的方法論,使其更清楚在面對網路資訊時,該如何識別何者為真何者為假,更自信地穿梭在數位世界裡。

透過歷史解析引起共鳴

在「2024 未來媒體藝術節」規劃的 4 大章節裡,第一章回顧 AI 發展史的內容設計,可說是臺灣近年來科技或 AI 相關展覽的一大創舉。

過去,這些展覽多半以藝術家的創作為展出重點,很少看到結合 AI 發展歷程、大眾文明演變及流行文化三大領域的展出內容,但李佳霖和蔡侑霖從大量資料中篩選出重點內容並儘可能完整呈現,讓「2024 未來媒體藝術節」觀眾可以清楚 AI 技術於不同階段的演進變化,及各發展階段背後的全球政治經濟與文化狀態,才能在接下來欣賞展區其他藝術創作時有更多共鳴。

圖六、「2024 未來媒體藝術節——奇異點」分成四個章節探究 AI 人工智慧時代的演變與社會議題,圖為第一章「流動的錨點」由自牧文化整理 AI 發展歷程的年表。圖/C-LAB 提供

「畢竟展區空間有限,而科技發展史的資訊量又很龐大,在評估哪些事件適合放入展區時,我們常常在心中上演拉鋸戰,」李佳霖笑著分享進行史料研究時的心路歷程。除了從技術的重要性及代表性去評估應該呈現哪些事件,還要兼顧詞條不能太長、資料量不能太多、確保內容正確性及讓觀眾有感等原則,「不過,歷史事件與展覽主題的關聯性,還是最主要的決定因素,」蔡侑霖補充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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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Google 旗下人工智慧實驗室(DeepMind)開發出的 AI 軟體「AlphaFold」,可以準確預測蛋白質的 3D 立體結構,解決科學家長達 50 年都無法突破的難題,雖然是製藥或疾病學領域相當大的技術突破,但因為與本次展覽主題的關聯性較低,故最終沒有列入此次展出內容中。

除了內容篩選外,在呈現方式上,2位研究者也儘量使用淺顯易懂的方式來呈現某些較為深奧難懂的技術內容,蔡侑霖舉例說明,像某些比較艱深的 AI 概念,便改以視覺化的方式來呈現,為此上網搜尋很多與 AI 相關的影片或圖解內容,從中找尋靈感,最後製作成簡單易懂的動畫,希望幫助觀眾輕鬆快速的理解新科技。

吳達坤最後指出,「2024 未來媒體藝術節」除了展出藝術創作,也跟上國際展會發展趨勢,於展覽期間規劃共 10 幾場不同形式的活動,包括藝術家座談、講座、工作坊及專家導覽,例如:由策展人與專家進行現場導覽、邀請臺灣 AI 實驗室創辦人杜奕瑾以「人工智慧與未來藝術」為題舉辦講座,希望透過帶狀活動創造更多話題,也讓展覽效益不斷發酵,讓更多觀眾都能前來體驗由 AI 驅動的未來創新世界,展望 AI 在藝術與生活中的無限潛力。

展覽資訊:「未來媒體藝術節——奇異點」2024 Future Media FEST-Singularity 
展期 ▎2024.10.04 ( Fri. ) – 12.15 ( Sun. ) 週二至週日12:00-19:00,週一休館
地點 ▎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圖書館展演空間、北草坪、聯合餐廳展演空間、通信分隊展演空間
指導單位 ▎文化部
主辦單位 ▎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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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認證到實踐:以智慧綠建築三大標章邁向淨零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4/11/15 ・4487字 ・閱讀時間約 9 分鐘

本文由 建研所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當你走進一棟建築,是否能感受到它對環境的友善?或許不是每個人都意識到,但現今建築不只提供我們居住和工作的空間,更是肩負著重要的永續節能責任。

綠建築標準的誕生,正是為了應對全球氣候變遷與資源匱乏問題,確保建築設計能夠減少資源浪費、降低污染,同時提升我們的生活品質。然而,要成為綠建築並非易事,每一棟建築都需要通過層層關卡,才能獲得標章認證。

為推動環保永續的建築環境,政府自 1999 年起便陸續著手推動「綠建築標章」、「智慧建築標章」以及「綠建材標章」的相關政策。這些標章的設立,旨在透過標準化的建築評估系統,鼓勵建築設計融入生態友善、能源高效及健康安全的原則。並且政府在政策推動時,為鼓勵業界在規劃設計階段即導入綠建築手法,自 2003 年特別辦理優良綠建築作品評選活動。截至 2024 年為止,已有 130 件優良綠建築、31 件優良智慧建築得獎作品,涵蓋學校、醫療機構、公共住宅等各類型建築,不僅提升建築物的整體性能,也彰顯了政府對綠色、智慧建築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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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這麼多,你可能還不明白建築要變「綠」、變「聰明」的過程,要經歷哪些標準與挑戰?

綠建築標章智慧建築標章綠建材標章
來源: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第一招:依循 EEWH 標準,打造綠建築典範

環境友善和高效率運用資源,是綠建築(green building)的核心理念,但這樣的概念不僅限於外觀或用材這麼簡單,而是涵蓋建築物的整個生命週期,也就是包括規劃、設計、施工、營運和維護階段在內,都要貼合綠建築的價值。

關於綠建築的標準,讓我們先回到 1990 年,當時英國建築研究機構(BRE)首次發布有關「建築研究發展環境評估工具(Building Research Establishment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Method,BREEAM®)」,是世界上第一個建築永續評估方法。美國則在綠建築委員會成立後,於 1998 年推出「能源與環境設計領導認證」(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LEED)這套評估系統,加速推動了全球綠建築行動。

臺灣在綠建築的制訂上不落人後。由於臺灣地處亞熱帶,氣溫高,濕度也高,得要有一套我們自己的評分規則——臺灣綠建築評估系統「EEWH」應運而生,四個英文字母分別為 Ecology(生態)、Energy saving(節能)、Waste reduction(減廢)以及 Health(健康),分成「合格、銅、銀、黃金和鑽石」共五個等級,設有九大評估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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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就以「台江國家公園」為例,看它如何躍過一道道指標,成為「鑽石級」綠建築的國家公園!

位於臺南市四草大橋旁的「台江國家公園」是臺灣第8座國家公園,也是臺灣唯一的濕地型的國家公園。同時,還是南部行政機關第一座鑽石級的綠建築,其外觀採白色系列,從高空俯瞰,就像在一座小島上座落了許多白色建築群的聚落;從地面看則有臺南鹽山的意象。

因其地形與地理位置的特殊,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則成了台江國家公園的首要考量。園區利用既有的魚塭結構,設計自然護岸,保留基地既有的雜木林和灌木草原,並種植原生與誘鳥誘蟲等多樣性植物,採用複層雜生混種綠化。以石籠作為擋土護坡與卵石回填增加了多孔隙,不僅強化了環境的保護力,也提供多樣的生物棲息環境,使這裡成為動植物共生的美好棲地。

台江國家公園是南部行政機關第一座鑽石級的綠建築。圖/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第二招:想成綠建築,必用綠建材

要成為一幢優秀好棒棒的綠建築,使用在原料取得、產品製造、應用過程和使用後的再生利用循環中,對地球環境負荷最小、對人類身體健康無害的「綠建材」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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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建材最早是在 1988 年國際材料科學研究會上被提出,一路到今日,國際間對此一概念的共識主要包括再使用(reuse)、再循環(recycle)、廢棄物減量(reduce)和低污染(low emission materials)等特性,從而減少化學合成材料產生的生態負荷和能源消耗。同時,使用自然材料與低 VOC(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建材,亦可避免對人體產生危害。

在綠建築標章後,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也於 2004 年 7 月正式推行綠建材標章制度,以建材生命週期為主軸,提出「健康、生態、高性能、再生」四大方向。舉例來說,為確保室內環境品質,建材必須符合低逸散、低污染、低臭氣等條件;為了防溫室效應的影響,須使用本土材料以節省資源和能源;使用高性能與再生建材,不僅要經久耐用、具高度隔熱和防音等特性,也強調材料本身的再利用性。


在台江國家公園內,綠建材的應用是其獲得 EEWH 認證的重要部分。其不僅在設計結構上體現了生態理念,更在材料選擇上延續了對環境的關懷。園區步道以當地的蚵殼磚鋪設,並利用蚵殼作為建築格柵的填充材料,為鳥類和小生物營造棲息空間,讓「蚵殼磚」不再只是建材,而是與自然共生的橋樑。園區的內部裝修選用礦纖維天花板、矽酸鈣板、企口鋁板等符合綠建材標準的系統天花。牆面則粉刷乳膠漆,整體綠建材使用率為 52.8%。

被建築實體圍塑出的中庭廣場,牆面設計有蚵殼格柵。圖/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在日常節能方面,台江國家公園也做了相當細緻的設計。例如,引入樓板下的水面蒸散低溫外氣,屋頂下設置通風空氣層,高處設置排風窗讓熱空氣迅速排出,廊道還配備自動控制的微噴霧系統來降溫。屋頂採用蚵殼與漂流木創造生態棲地,創造空氣層及通風窗引入水面低溫外企,如此一來就能改善事內外氣溫及熱空氣的通風對流,不僅提升了隔熱效果,減少空調需求,讓建築如同「與海共舞」,在減廢與健康方面皆表現優異,展示出綠建築在地化的無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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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式建築群分割後所形成的巷道與水道。圖/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在綠建材的部分,另外補充獲選為 2023 年優良綠建築的臺南市立九份子國民中小學新建工程,其採用生產過程中二氧化碳排放量較低的建材,比方提高高爐水泥(具高強度、耐久、緻密等特性,重點是發熱量低)的量,並使用能提高混凝土晚期抗壓性、降低混凝土成本與建物碳足跡的「爐石粉」,還用再生透水磚做人行道鋪面。

2023 年優良綠建築的臺南市立九份子國民中小學。圖/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2023 年優良綠建築的臺南市立九份子國民中小學。圖/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同樣入選 2023 年綠建築的還有雲林豐泰文教基金會的綠園區,首先,他們捨棄金屬建材,讓高爐水泥使用率達 100%。別具心意的是,他們也將施工開挖的土方做回填,將有高地差的荒地恢復成平坦綠地,本來還有點「工業風」的房舍告別荒蕪,無痛轉綠。

雲林豐泰文教基金會的綠園區。圖/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等等,這樣看來建築夠不夠綠的命運,似乎在建材選擇跟設計環節就決定了,是這樣嗎?當然不是,建築是活的,需要持續管理–有智慧的管理。

第三招:智慧管理與科技應用

我們對生態的友善性與資源運用的效率,除了從建築設計與建材的使用等角度介入,也須適度融入「智慧建築」(intelligent buildings)的概念,即運用資通訊科技來提升建築物效能、舒適度與安全性,使空間更人性化。像是透過建築物佈建感測器,用於蒐集環境資料和使用行為,並作為空調、照明等設備、設施運轉操作之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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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推動建築與資通訊產業的整合,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於 2004 年建立了「智慧建築標章」制度,為消費者提供判斷建築物是否善用資通訊感知技術的標準。評估指標經多次修訂,目前是以「基礎設施、維運管理、安全防災、節能管理、健康舒適、智慧創新」等六大項指標作為評估基準。
以節能管理指標為例,為了掌握建築物生命週期中的能耗,需透過系統設備和技術的主動控制來達成低耗與節能的目標,評估重點包含設備效率、節能技術和能源管理三大面向。在健康舒適方面,則在空間整體環境、光環境、溫熱環境、空氣品質、水資源等物理環境,以及健康管理系統和便利服務上進行評估。

樹林藝文綜合大樓在設計與施工過程中,充分展現智慧建築應用綜合佈線、資訊通信、系統整合、設施管理、安全防災、節能管理、健康舒適及智慧創新 8 大指標先進技術,來達成兼顧環保和永續發展的理念,也是利用建築資訊模型(BIM)技術打造的指標性建築,受到國際矚目。

樹林藝文綜合大樓。圖/內政部建築研究所「111年優良智慧建築專輯」(新北市政府提供)

在興建階段,為了保留基地內 4 棵原有老樹,團隊透過測量儀器對老樹外觀進行精細掃描,並將大小等比例匯入 BIM 模型中,讓建築師能清晰掌握樹木與建築物之間的距離,確保施工過程不影響樹木健康。此外,在大樓啟用後,BIM 技術被運用於「電子維護管理系統」,透過 3D 建築資訊模型,提供大樓內設備位置及履歷資料的即時讀取。系統可進行設備的監測和維護,包括保養計畫、異常修繕及耗材管理,讓整棟大樓的全生命週期狀況都能得到妥善管理。

智慧建築導入 BIM 技術的應用,從建造設計擴展至施工和日常管理,使建築生命周期的管理更加智慧化。以 FM 系統 ( Facility Management,簡稱 FM ) 為例,該系統可在雲端進行遠端控制,根據會議室的使用時段靈活調節空調風門,會議期間開啟通往會議室的風門以加強換氣,而非使用時段則可根據二氧化碳濃度調整外氣空調箱的運轉頻率,保持低頻運作,實現節能效果。透過智慧管理提升了節能效益、建築物的維護效率和公共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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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綠建築、綠建材與智慧建築這三大標章共同構建了邁向淨零碳排、居住健康和環境永續的基礎。綠建築標章強調設計與施工的生態友善與節能表現,從源頭減少碳足跡;綠建材標章則確保建材從生產到廢棄的全生命週期中對環境影響最小,並保障居民的健康;智慧建築標章運用科技應用,實現能源的高效管理和室內環境的精準調控,增強了居住的舒適性與安全性。這些標章的綜合應用,讓建築不僅是滿足基本居住需求,更成為實現淨零、促進健康和支持永續的具體實踐。

建築物於魚塭之上,採高腳屋的構造形式,尊重自然地貌。圖/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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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很痛、超級痛!」你有多痛?疼痛有客觀標準嗎?哪些因素會影響疼痛感受?——《痛:牛津非常短講》
左岸文化_96
・2024/03/25 ・6573字 ・閱讀時間約 13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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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疼痛

疼痛程度能被客觀測量嗎?

在二十世紀的前半,設計來檢測人類痛覺的機制主要是呼應從純粹身體觀點量測痛覺組成的需求。痛的主觀特質(或更直接地稱為由受測者本人提供的證據)若是遭到忽視還算最好的情況,在最糟的情況下甚至會遭到貶抑。疼痛程度應該要可以客觀量測出來,或說這就是大家進行相關研究的基本依據;一個人感受自己疼痛的方式與個性、道德觀,或甚至性別及種族有關。

再加上醫學的主要功能就是要檢測出傷病並尋求醫治的這種想法持久不衰,疼痛便成為次要的關注重點,只被視為反映出「眞正」問題的指標。疼痛的測量及客觀性因此被刻意保持著疏離、冷淡的狀態,與其說是缺乏同情的立論基礎,還不如說是完全置身於同情的範疇之外。

醫學的主要功能就是要檢測出傷病並尋求醫治的這種想法持久不衰,疼痛便成為次要的關注重點。
圖|pixabay

研究者主要想建立的是痛覺敏感度指數。他們希望知道人體的疼痛要到什麼程度才可以被偵測出來。一般而言,在受控的條件下,不同的疼痛程度顯然可以反映出受試者的文明程度、犯罪傾向,又或者相對「野蠻」的狀態。大家一直都知道,每個人的疼痛閾値——痛無法再被忍受下去的臨界點——差異甚大,不過痛在每個人身上可以被感受出來的最低程度是否具有根本性差異仍是重要議題。

痛的現代史是建立在主張特定「種類」的人不是對痛的刺激更為敏感、就是更難以忍受疼痛的研究之上。這對尋求專業醫療協助的疼痛患者造成了實質上嚴重的後果。他們獲得治療的程度——包括施加的麻醉劑劑量和醫護人員提供的同情心——可能都會跟種族、年紀和性別直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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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敏感度能成為犯罪證據?忽視痛覺主觀性,能幫助醫生更精準診斷嗎?

相當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生產可以測量疼痛敏感度的設備——痛覺計(algometer)或測痛儀(dolorimeter)——是心理學家和生理學家範疇內的工作。龍勃羅梭(一八三五─一九○九)因為在著作《犯罪人》(一八七六)中提出了犯罪類型分類而聞名,他採用了德國生理學家杜布瓦-雷蒙(一八一八-一八九六)開發的設備,透過電流刺激測量個體的疼痛敏感度及疼痛閾値。根據他的結論,成為罪犯的人對痛覺的「感受度較不敏銳,有時甚至完全感受不到」。而疼痛測量儀的數據就可以提供證據。

龍勃羅梭認為成為罪犯的人對痛覺的「感受度較不敏銳,有時甚至完全感受不到」。
圖|stocksnap

龍勃羅梭的研究是基於犯罪特質可以透過遺傳而來的理論,而且強調相關跡象都可以在人體上發現。他決心要透過比較(無論死活的)罪犯以及非罪犯之間的特質來證明這項理論,而獲得的結果非常驚人、具有高度影響力,但卻又毫無根據可言。不過他的例子可以反映出當時更為廣泛的趨勢。痛覺測量在機械領域的推進讓心理學家不再推敲心靈方面的非物質性運作,而改為追求物質性且具體可測的皮膚敏感度,並藉此探討大腦處理痛覺的各種相關能力(跟心靈完全不同的領域)。

另外在一九四○年的紐約醫院進行了一個計畫,他們將一盞燈的熱度聚焦在患者皮膚的一塊區域,然後記錄患者會開始感到疼痛的溫度,以及此疼痛到什麼程度會變得無法忍受。這是想將痛覺變成客觀可測量性質的一項新嘗試,其中帶有兩層意涵。

首先,痛覺若是可以被精準地測量出來,或許就能更有效地治療疼痛。其次,如果痛覺可以被測量,醫療體系就能更精準地評估患者對痛覺的反應(或可以無視哪些反應)。擁有機械測量的痛覺數據可以幫助臨床醫生超越(或甚至消滅)痛覺帶有各種隱喻且不甚精確的主觀性質。有些人就是會喜歡高報或低報自己受苦的程度,而這類傾向可以不再對醫療體系處理疼痛的藥物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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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覺若是可以被精準地測量出來,或許就能更有效地治療疼痛。其次,如果痛覺可以被測量,醫療體系就能更精準地評估患者對痛覺的反應(或可以無視哪些反應)。
圖|stocksnap

可是問題在於這個痛覺量測系統不管用,至少任何一個實驗室的結果都無法在其他實驗室複製出來,因為受測對象可以在受過訓練後忍受不同程度的疼痛。外界刺激在受控條件下首先被人感知到的數値至少算是有找到共同的範圍,但疼痛閾値卻因為各種理由而出現各式各樣的差異,更何況個體實在很少(甚至不知道是否可能有)處於不受任何外在條件影響的「中性」狀態。

各種機械理論

人類的所有特質、體驗都能被測量及量化?

如果說與疼痛相關的機械性研究大多得算是笛卡兒的功勞,那是因為他被認定說過一些話,而那些話又顯然能讓後人從中發現一種透過「疼痛路徑」運作的特定機制。若是遵循這樣的笛卡兒觀點,人類這架機器被認定內建一個特定的痛覺系統,此系統將皮膚的神經末梢連結到脊椎,再連結到大腦中的「痛覺中心」。十九世紀以降的生理學家在勤奮不懈的努力下開始尋找特定的痛覺接收神經,或說所謂的「傷害感受器」(nociceptor)。

人類這架機器被認定內建一個特定的痛覺系統,此系統將皮膚的神經末梢連結到脊椎,再連結到大腦中的「痛覺中心」。
圖|pexels

他們認定所有形式的人類特質及體驗都可以被測量及量化,於是透過大腦秤重的數據建立起以種族、性別為指標的智商系統、透過頭骨的測量顯示文明化的程度,甚至利用各種精良的技巧拍攝臉部後描繪出「犯罪可能性等級」。另外還有一些「疼痛纖維」(pain fibres)被描述成跟特定種類的疼痛有關、又或者跟不同規模的疼痛有關。根據這種方式,大腦只是用來接受特定疼痛輸入訊號的接收器。於是自一九六○年代以來,疼痛量表等級可能跟傷勢程度呈正相關的基本前提已被確信是明顯錯誤的想法。

將疼痛以機械性解釋有哪些侷限?

沒有被這種機械性簡化手段抹消並在當代神經科學中獲得進一步探究的部分,是科學家依據刺激的種類及程度,將受激發的不同神經末梢做出分類。我們現在知道,人的體驗和神經刺激之間沒有絕對的相關性。雖然我們還是會用「傷害感受器」這個詞,但它們發出的訊號在成為痛覺前必須先通過大腦的解讀。機械性簡化看法的另一個問題在於,儘管這種說法用來描述一個人將腳放進火堆的情況看似合適,卻無法解釋那些無視特定神經損傷或直接刺激程度而出現的疼痛。於是又有更進一步的機械性解釋來試圖解決這個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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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釋跟初始神經刺激不成比例的巨大疼痛反應,一八八○到一九五○年代出現了各種「(痛覺刺激及反應)模式」理論。有人假設一定是在脊髓中發生了某種反應,而且這個由原本末梢神經接收刺激所啟動的反應可以自我維持或甚至自我加強。隨著神經系統機制愈來愈常使用電機工程學的語言來比喻(而且使用的程度驚人),人們開始可以想像神經元在脊髓的「線路」中產生「反饋迴路」,因而「引起共振」並激發鄰近的其他神經元。正如原本那幅插圖所暗示,這種神經啟動的模式可以永無休止地延續下去,就算接受過治療或甚至原初起因已消失也沒關係(例如幻肢痛)。

機械性簡化看法的另一個問題在於,儘管這種說法用來描述一個人將腳放進火堆的情況看似合適,卻無法解釋那些無視特定神經損傷或直接刺激程度而出現的疼痛。於是又有更進一步的機械性解釋來試圖解決這個謎團。
圖|pexels

這個觀點的問題在於,這種帶有反饋迴路的電路板比喻想像起來容易,眞正要在實驗中發現卻有其難度。同樣地,疼痛方面的病變一直以來都被想像成一個「正常」的疼痛「電路系統」出現問題的結果,若要類比,就像是有訊號在特定種類的疼痛纖維中受到增強。在當代神經科學及疼痛管理領域中,這些理論的許多元素後來都證明在建構更全面性的疼痛體驗理論時很有幫助,但同時也必須超越「刺激帶來體驗」這種純然的機械性關係。

機械性關係以外的其他觀點?

直到一九六○年代,科學機構內外才開始出現批評的聲音——最有名的批評者是孔恩(一九二二-一九九六)和之後的拉圖(一九四七-)——這些人指出社會脈絡在科學工作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埋藏在社會脈絡中的各種想法及預設。到了更近期,達斯頓和蓋里森在他們的著作《客觀性》(二○○七)中重建了「客觀性」的概念。現在,所謂的「事實」已會被許多人視為透過特定框架後建構而來的偏頗資訊。這種不確定性為相關研究開展了全新的寬敞大道,但眞正的改變卻很慢才出現。

早在一八九四年,美國心理學家馬歇爾(一八五二-一九二七)曾有力地指出,快樂和痛苦都是心理狀態的不同特質;兩者是與情緒、感官、心靈和身體相連的「意識元素」,不過就在目睹摩根生產出行為主義式「定律」的這一年,這種全面性的思考觀點卻幾乎沒產生什麼漣漪。當痛的研究在一九七○年代確實開啟了痛覺的情緒及社會組成的相關探討之際,在醫療實務上對於能夠確切測量、判斷並診斷的既存需求,卻讓痛覺和傷害之間的機械關係得以續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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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歇爾曾有力地指出,快樂和痛苦都是心理狀態的不同特質;兩者是與情緒、感官、心靈和身體相連的「意識元素」。
圖|pexels

傷害的意象

第一份讓患者掌握自身疼痛體驗內涵的醫療評估問卷?

臨床醫生數十年來都帶著對痛的多面向理解在實務現場工作。梅爾扎克(一九二九-)和托格森(一九二四-一九九九)在一九七一年開發出了麥吉爾疼痛問卷。那是為了讓患者足以掌握自身疼痛體驗內涵的第一個精密醫療評估工具。疼痛問卷將痛的形容詞及比喻根據痛的強度進行分組,然後依照「感覺」、「情感」、「評價」和「其他相關」四種項目進行分類,再搭配圖表指出身體上的疼痛位置,另外還會針對其他症狀及一般生活方式進行整體評估。

此問卷的前提在許多案例中獲得證實,也就是受疼痛所苦之人會用類似的詞彙來描述特定的疼痛症候群。因此,疼痛問卷帶來的質化觀點對臨床醫療人員很有幫助,能讓他們在一開始更有機會根據患者對自身疼痛狀況的評估做出正確診斷。

梅爾扎克和托格森在一九七一年開發出了麥吉爾疼痛問卷。那是為了讓患者足以掌握自身疼痛體驗內涵的第一個精密醫療評估工具。
圖|stocksnap

當言語無法精準描述,我們如何形容疼痛感受?

乍看之下,這是將疼痛體驗的情感特質重新導入醫療體系的成功應對方式,並因此讓臨床評估朝新的方向前進,但這種做法還是有其限制。疼痛問卷被翻譯成許多其他語言時使用了同樣的武器修辭,或說同樣有關受傷、割傷、刺傷、射傷、揍傷或壓傷的各種比喻。許多學者都指出,這些用來描述人類疼痛體驗的比喻被使用的時間久得驚人,彷彿我們沒有足以訴說疼痛的直接用詞,所以非得求助於這些傷害意象。

不過,這種顯而易見的限制掩蓋了存在於人們陳述中的驚人豐富性及深度。隨著時間過去,武器的種類當然改變了,描述武器對人類造成的傷害種類也出現了更多具有想像力的比喻性說法。此外,隨著語言的改變,人們會發現無論是問卷中的表達方式、代表意義及所處脈絡,都具有難以將其中分類普遍化的細微差異。翻譯的政治(更別說是做法)總是會引發誰的用語足以建立起基本分類架構的疑慮:我們應該要採用患者、醫生,還是譯者的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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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聽見疼痛的主觀陳述而定下語言框架的嘗試,反而造成了將痛客觀化的效應。
圖|pexels

一旦語言被認定為一個人描述主觀體驗的重要資訊載體,我們就很難將其限制在事先規範好的定義及分類中。疼痛問卷成功地將許多當時在英文中常用的疼痛描述整理在一起,不過也可能限縮了人們在未來描述疼痛的用詞。當醫療人員把一連串描述性用詞交給患者並要求他們找出「符合」自身痛感的詞彙時,這種做法很可能會被視為一種具有高度暗示性及影響力的策略,因為這份用詞淸單暗示了這些詞彙已捕捉到了疼痛的本質。

這種做法對某些人來說可能有用,但有些人即便感覺不太對勁,仍得努力將這些用詞硬套到自身的感受上。另外還有些人在覺得這些用詞完全無法用來描述自己的狀況時,甚至會開始質疑自己的疼痛是否眞實存在。為了聽見疼痛的主觀陳述而定下語言框架的嘗試,反而造成了將痛客觀化的效應。

說到底,一九七○和八○年代在尋求痛的情感特質時,是放入由固定價値觀所掌控的基模(schema)中,就像身體的疼痛値也是由機械主導的客觀數値來決定。患者的聲音並不是沒被聽見,但也受到既有的量測方式取代。

受教育程度會影響疼痛體驗嗎?疼痛分類因文化不同有所差異?

根據一份由哈里森所進行的研究指出,當麥吉爾疼痛問卷在科威特被翻譯成阿拉伯文時,編纂者非常淸楚意識到,即便是在當地社群內部也出現了溝通上的語言偏差。受過教育的科威特人因為懂英文而擁有較多字彙量,因此可用「對一般患者而言過於深奧」的詞彙來描述他們的痛覺。難道這代表他們的疼痛體驗也就因此有所不同嗎?我們很可能永遠不會知道,因為這類描述被有意識地迴避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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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阿拉伯文譯者也迴避了對慢性疼痛患者伸出援手,因為「他們的痛覺評分標準跟那些……經歷急性疼痛的人相比有系統性的不同」。如果有人記得的話,麥吉爾疼痛問卷一開始的設計是要嘗試深入理解疼痛症候群的疼痛體驗——也就是完全以受到慢性疼痛所苦的人為目標——因此我們可以認定這個翻譯策略反而阻礙了這項量測工具原本的概念性目標。

受過教育的科威特人因為懂英文而擁有較多字彙量,因此可用「對一般患者而言過於深奧」的詞彙來描述他們的痛覺。難道這代表他們的疼痛體驗也就因此有所不同嗎?
圖|unsplash

二十世紀醫學對於調查對象必須在各項數値方面完全中立的需求,阻礙了我們去探索疼痛體驗中的一項核心元素,因為那個核心元素本身就是作為一種情感的主觀値。疼痛情感的語言表述——人們針對自身感受說出的話——本身抗拒任何精確的製表及分類作為。科威特的那些譯者對此擁有第一手體驗,他們發現原本在英文中被歸類為「感覺」的詞彙,在翻譯後更接近「情感」或「評價」的類別。

這些作者後來做出結論,「我們有很充足的理由認定,疼痛分類會因為不同文化而有所差異。」比如他們就找不出翻譯「射傷」(shooting)這種痛覺的詞彙。在此同時,義大利文把「射傷」這種痛覺翻譯成「像是床墊彈簧反彈」的痛。

整體而言,根據二○○九年由雪梨的喬治國際健康研究所做的研究,麥吉爾疼痛問卷被翻譯成了二十六種語言,研究發現這些翻譯後的問卷效力普遍不佳,並建議必須謹愼使用這些「非英語版本」的問卷。這些不同版本的問卷中描述疼痛的詞彙從四十二到一百七十六個不等,反映出了人類口中疼痛體驗的豐富程度。這些疼痛反抗或拒絕被分類列表的特質只顯示了人們不是(或說至少不完全是)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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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牛津非常短講 012》,2024 年 02 月,左岸文化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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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岸文化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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