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莎拉．吉爾伯特、凱薩琳．格林
- 譯者／廖建容、郭貞伶
在我的下半輩子，我相信人們會一再問我，當我聽到疫苗臨床試驗結果的那一刻到底有什麼感覺。答案是，我當時沒有任何強烈的情緒。當然，疫苗證明有效讓我鬆了一口氣。但我有點意外，結果竟然如此複雜；一群學者做出來的結果不是一個數字，而是三個數字。另外，我也因為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而感到憂慮。最後，由於我不能跟任何人討論試驗結果，所以我在任何人有機會和我說話之前上床睡覺。
那天是 11 月 21 日星期六。臨床試驗由我的同事波拉德（Andy Pollard）教授主持。早上他打電話告訴我，數據的分析結果會在週末出爐。我們和全世界的人一樣，等待這一刻已經等了好幾個星期。2020 年 1 月，我們只花幾天的時間，就將疫苗設計出來（那時，我們是為了預防萬一而設計疫苗）。後來，當我們發現疫苗的需求愈來愈明確，就以破紀錄的速度，在六十五天內製造出第一批疫苗。在病毒橫掃全球的過程中，我們在四大洲尋找志願者進行人體試驗，並且生產數百萬劑疫苗。
我在 2 月的時候去找波拉德，邀請他擔任臨床試驗主持人。我的工作領域是早期的疫苗開發，而波拉德曾經負責幾個非常大型的疫苗試驗計畫，對於疫苗的相關政策（也就是疫苗如何使用在現實世界中）有豐富的應對經驗。在當時，波拉德並不知道自己會面對如此驚人的工作量。
我們知道這個疫苗很安全，而且在當時就確信它是有效的，但我們還沒有數據可以支持這個看法。我們從數千名志願者取得數萬個數據點，並加以分析，以便得知我們的疫苗對於新冠肺炎有沒有保護力，以及保護力有多大。結果若超過 50%，就視為成功。
一旦分析結果出爐，我們就要開始通知所有的重要人物，並將結果填入我們早已準備好的新聞稿，波拉德認為大概會在星期日。他要我「晚上喝杯紅酒，好好睡一覺」，等待通知。
我預見自己在下星期會非常忙碌，所以我知道我必須先做一件事，那就是洗衣服。為了應付新聞發布的場合，我還從網路商店訂購了幾件新襯衫。試穿之後，發現其中一件襯衫非常不適合我，必須退貨。退貨其實並不急，但我覺得，在這個時候去完成一件事（不論有多小），對我的心理健康有益。退貨收貨點在一英里外的報刊販售店，在涼爽的 11 月天散個步應該很好。
一路上，我看到不少聖誕節燈飾，現在才 11 月 21 日耶！經過了如此驚濤駭浪的一年，人們似乎想早點把燈飾拿出來，振奮一下心情。這使我想起我的孩子剛上學的那幾年，聖誕節的準備工作從 10 月底開始，他們為了準備聖誕話劇，必須在學校待得很晚，然後滿嘴聊的都是聖誕節話題，直到學期結束，放假在家，一方面覺得很累，一方面又覺得很無聊，不知道要做什麼，而那時聖誕節還沒到呢！今年，提早裝飾的聖誕樹似乎在提醒我們，年底快要到了，而我們還不知道我們的疫苗有沒有效。
充滿壓力的疫苗開發工作
我繼續忙著做各種小事。我不能告訴家人發生了什麼事。他們從去年開始習慣，就算我的工作不順利，我也不會說什麼。他們知道，我們的團隊在過去兩週承受了極大的壓力，兩萬四千名試驗志願者的血液樣本陸續送到實驗室，等著處理。
有一批從巴西來的樣本，本來應該在星期二下午六點半送到，但晚上九點半才抵達。實驗室的工作人員忙著檢查、解凍、分類、貼標、重新包裝與寄送，一直忙到星期三清晨。後來我不得不下令，和血液樣本無關的工作人員全都回家去，因為確診人數不斷上升，實驗室的人數限制再次出現嚴格規定。
到了星期五，我們的冷凍儲存空間告急，於是我那天下午跑到其他大樓，求同事把可上鎖的冷凍庫借我們用。星期六早上，我一個人安靜的待在辦公室，把標籤插進試管裡，為下一批從南非來的樣本做準備。許多人在那個星期都覺得壓力很大，所以我的家人可能以為我不和他們互動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
星期六晚上，我試著看書，但後來睡著了，直到手機的訊息提示音把我吵醒，波拉德要我和他開視訊談談。這個情況有點異常。我以為他隔天早上才會和我聯絡，我也以為他只會告訴我一個數字，說疫苗的效力是 x%。我回訊息給他：我們不能用電話談就好嗎？回覆是：不行，他需要讓我看幾張投影片。
那時我還沒有完全清醒，但我的心臟跳得很快。時間為什麼提早了一天？為什麼需要看投影片？
我把筆電準備就緒之後，波拉德開始向我說明投影片的內容。他冷靜快速的說出重點。整體效力是 70%。這個數字沒有輝瑞（Pfizer）或是莫德納（Moderna）在 11 月稍早公布的 90%、95% 那麼高，不過，我們的結果還是高於疫苗效力的低標 50%，也高於一些評論員在幾個星期前警告我們要做好心理準備的 30%。總之，我們的疫苗是有效的。
但情況並沒有那麼簡單。
我們在臨床試驗採用了不同的劑量。分析結果顯示，整體效力是 70%，但有趣的是，有一群志願者接種第一劑疫苗時先使用標準劑量一半的劑量，第二劑才使用標準劑量，這組的效力是 90%，而兩劑都採用標準劑量的那組，效力是 62%。
（B）施打兩劑標準劑量的組別數據，效力是 62%。
（C）施打低劑量加標準劑量的組別數據，效力是 90%。圖／The Lancet
一般來說，科學家看到意料之外的數字時，通常會猜想它是不是偶然的結果，有沒有可能是統計上的誤差。但是當我們仔細研究之後，發現情況並非偶然。由於阿斯特捷利康是上市公司，必須在星期一的早上，也就是股市開盤之前，將試驗結果透過新聞稿公諸於世，所以阿斯特捷利康的同事利用星期日，把牛津大學統計學者所做的分析也做了一次。因此，我們得到了兩個獨立分析的數據。
準備新聞稿和媒體訪談
那個星期日，我大部分的時間待在辦公室裡，和各個群組的同事透過 Zoom 會議討論分析工作和媒體計畫，偶爾到實驗室露個臉，看看一切是否順利。但我不能和他們久聊，因為我不能讓實驗室的人知道，我已經知道分析結果，更不能讓他們知道效力數字。所有的工作人員都收到通知，他們很可能要透過新聞才能得知結果。我為了找點事做，走路到商店去買水果給實驗室團隊，畢竟他們已經吃了好幾天的披薩和蛋糕。
新聞稿需要由我做最後的核准，但到了晚上十一點，新聞稿還沒有定案。我不再等待，上床去睡覺，但睡得很不安穩，凌晨三點就醒了。醒來時，我發現新聞稿已經寄到我的電子郵件信箱。我發出核准新聞稿的通知，然後試著再睡一會兒。新聞稿會在早上七點發布，而我知道，我那一整天都要和媒體進行訪談。
星期一早晨非常寒冷。我在六點三十分出門，我知道自行車道沒有路燈，而且路上的水坑會結冰，於是放棄騎自行車的念頭。我把汽車表面的冰刮掉，開車上路。到了辦公大樓中庭，空蕩蕩的，只有兩個人在清潔環境，他們的口罩拉到鼻子下方，一點作用也沒有。我委婉的提醒他們，口罩要蓋住鼻子才行。
我坐在辦公室裡，覺得今年進這個辦公室的次數好像超過了一百萬。我開啟電腦，點擊媒體團隊的工作表格連結，想知道第一個和我進行訪談的記者是哪一位。但表格打不開，點擊了好幾次都沒有成功，只能放棄。我拿了梳子和化妝包到洗手間，結果發現我的左臉頰有一個被蟲子咬的紅腫叮痕。
約莫七點四十五分，當蘭貝（Teresa Lambe）進到我的辦公室時，我開始覺得有點想哭。蘭貝教授是免疫學家，不僅是我的老同事，也是我的好朋友。她在 1 月初和我一起設計疫苗，從此和我一樣賣命工作一直到現在。她看到我的模樣，以為我是因為我們完成了一件大事而情緒激動。於是她再三安慰我，有這種情緒是合情合理的。但我告訴她，我只是覺得很沮喪。我睡眠不足，接下來又要面對一整天的媒體訪問。
後來我發現，第一通視訊電話八點三十分才開始，我根本不必那麼早出門，根本不需要趴在擋風玻璃上把冰霜刮掉，連早餐都沒吃。我泡了一杯咖啡，等到咖啡因發揮作用之後，做了幾次深呼吸，讓自己打起精神。
接下來，我嚴陣以待，迎接這一整天。我和威廉王子通了視訊電話，他在今年曾經來為我們團隊加油打氣。然後是一場線上新聞發布會，大多數的記者都想瞭解一半劑量／標準劑量模式的事（但我們在不到四十八小時之前才得到結果，其實也不完全瞭解情況）。接下來是在地下室的研討室，與好幾組新聞採訪團隊進行面對面訪談，然後是一連串的電話訪問。
訪問我的第二位記者問我，我有多厭煩媒體，而我說，「挺厭煩的」。他說他很同情我，因為他知道，像我這樣的人必須在正職之外抽空應付媒體，感到厭煩也是能理解的事。事實上，新冠肺炎疫苗並不在我的正職範圍之內，它是額外的工作，我的正職是為另外五種疾病研發疫苗，但我也懶得向他解釋了。
到了下午，有人探頭進我的辦公室，提議買香檳讓大樓裡的團隊成員一同慶祝。我累壞了，很想改天再慶祝，但其他人即使必須維持社交距離，也很渴望開香檳慶祝。他們的計畫是，每個人到走廊的桌上拿一杯香檳，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用視訊電話一同祝酒。於是，下午五點左右，我在咖啡杯裡倒了一點點香檳（因為玻璃杯不夠用），啜飲幾口之後，我開始放鬆下來。我短暫的享受了彷彿週末般的鬆懈感覺，然後突然意識到今天才星期一。過去幾個月就像是無止境的週間，週末一直沒有來臨。
有幾位記者問我，把好消息告知家人的感覺是什麼。我向他們坦承，還沒告訴家人，只是在早上七點用 WhatsApp 傳了一則訊息，寫著「新聞發布日」。回到家時，全家人過來擁抱我，然後把我帶到廚房，原來他們為我準備了慶祝大餐。我們一起吃飯，舉杯慶祝。最後，我終於可以去睡覺了。
——本文摘自《疫苗先鋒：新冠疫苗的科學戰》，2022 年 2 月，天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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