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鑑識為歷史古物解密！——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陳東和博士專訪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 採訪撰文｜莊崇暉
• 責任編輯｜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皇帝如何繼位？康雍兩代交接時，發生了什麼事？

在清宮劇的熱播下，康雍乾盛世的皇位爭奪戰，一直是劇迷津津樂道的話題。其中，雍正皇帝的繼位內幕更是史學界關注的焦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陳熙遠研究員在整理明清內閣大庫的檔案時，發現了一份重要文獻：疑似乾隆皇帝主導編纂的《要緊補遺檔》，這份文獻記載了康熙、雍正兩朝交接前後近 40 天的細節。中研院 112 年胡適院長科普講座邀請陳熙遠研究員，以「《要緊補遺檔》與雍正皇帝繼位之謎」為題，從乾隆皇帝的視角重新審視雍正皇帝的繼位之謎。

康熙遺詔內容並非康熙皇帝本意？

雍正帝的繼位之謎不僅受到古今群眾的熱議，也引發清史學界的長期論戰。胡適曾將此案評為「清朝第一大案！」學者們更經由分析現存史料，提出篡位奪嫡說、合法繼位說，甚至有雍正帝在康熙帝彌留之際趁機自立的說法。

這段繼位過程之所以撲朔迷離，關鍵在於康熙帝駕崩前，並沒有明確指定皇位繼承人。雖然康熙帝曾立過二阿哥胤礽為太子，但兩度立廢後，再沒有立過皇儲。因此，有很長一段時間，「康熙遺詔」成為探討皇權繼承的少數證據。

事實上，康熙遺詔並非完全由康熙帝本人主導，只有部分內容源自康熙 56 年（1717）的面諭。康熙帝在生了一場大病後，曾向皇子們與諸王大臣交代遺詔內容，主要替傳統帝制天下、大清帝國統治的正當性辯護，也為自己的文治武功做歷史定位。

遺詔的最後一段提到最重要的繼位人選：「朕亦欣然安逝，雍親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基，即皇帝位。」此段內容並非來自康熙 56 年面諭，也無從定奪是皇帝原意亦或他人添加。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陳熙遠研究員，長期研究清宮內閣大庫檔案，提出了關於康熙遺詔的一些看法。首先，康熙遺詔是在確定了繼位皇帝後才布告天下，這意味著遺詔不僅反映康熙帝的意志，也可能融合雍正帝的意見。因此，僅憑遺詔來證明康熙帝選定雍親王為繼承人，並不夠充分。

進一步地，如果仔細研究雍正帝和兒子乾隆帝留下的檔案，可以發現一些細微的線索，顯示他們在處理繼位問題時，可能有不同的策略和態度。

面對繼位疑雲，雍正皇帝特別編撰假訊息澄清文？

首先，我們來看雍正帝怎麼處理外界對其繼位正統性的質疑。

坊間流傳許多雍正帝竄改康熙遺詔的故事。傳言康熙帝在彌留前曾手書遺詔，雍正帝偷偷把「傳位十四皇子」的「十」改成「于」，成為直指自己的「傳位于四皇子」。由於十四皇子胤禎表現優異，康熙帝特派他帶兵西征，因此很多人認為屬意的儲君是胤禎。

面對各界的流言蜚語，雍正帝即位後特別編纂《大義覺迷錄》，將自己與異議人士曾靜的辯論過程集結成書，用以澄清謠言、清理異議，類似現代政府透過官方宣傳管道發布假訊息澄清文。

以外界質疑的篡改遺詔為例，雍正帝在《大義覺迷錄》中並沒有直接駁斥謠言，而是拿出康熙遺詔作為證據，證明遺詔完全展現康熙帝臨終前的本心與遺願，自己是透過頒詔儀式傳位登基的合法繼承人。

為了讓《大義覺迷錄》在民間廣泛流傳，雍正帝命令地方官需在每月初一、十五向全國百姓宣講書中內容。不過顯然乾隆帝不太認同父親的作法，繼位後特命人將《大義覺迷錄》全數收回銷毀，直到 1920 年代才由民間重新刊印，讓研究清史的民國時期學者多了一項參考史料。

當唯一的證據不再可靠，乾隆帝如何記錄康熙帝的繼位過程？

由於康熙遺詔及其他官方檔案在提供歷史證據上有所局限，也不足以完整或準確地反映康熙朝末期的實際情況，特別是皇位繼承的部分。至於《大義覺迷錄》則是雍正帝為了回應爭奪皇位的質疑和指控而撰寫的文獻，帶有作者的主觀立場和辯護色彩。這導致今日我們依然對雍正帝登基的內幕有諸多猜想。

想解開謎題就必須有新的線索，陳熙遠研究員在整理史語所典藏的內閣大庫檔案時，意外發現一份外表樸素、只有 9 頁且多處塗改的檔案，封面寫有 5 個大字《要緊補遺檔》。

究竟是什麼事那麼「要緊」，非得特別寫成一份檔案？經多方比對後發現，《要緊補遺檔》應是編寫《世宗憲皇帝實錄》的眾多稿本之一，大約在乾隆 4 年（1739）以前寫成，主要用來修訂康熙、雍正兩朝交接前後近 40 天的記載，當中藏有乾隆帝對父親繼位疑雲的處理態度。

因這段期間關係到雍正帝的繼位爭議，身為兒子的乾隆帝在主編雍正朝（世宗憲皇帝）實錄時特別慎重，因而列為「要緊」事務，需特別開一份檔案補充修訂遺漏之處。

細看《要緊補遺檔》可以發現，乾隆帝對父親生前描述的繼位過程並不滿意，因此重新修訂許多細節。

最大的改變是，不再以康熙遺詔強調雍正帝繼位的合法性，僅提到由時任理藩院尚書的隆科多「宣諭」，告知諸皇子繼位者為皇四子胤禛。

陳熙遠研究員認為，乾隆帝對康熙遺詔的「冷處理」──即不過分強調或著重於遺詔，是因為他知道，康熙帝在世時並未親自確認最終遺詔。從一些蛛絲馬跡研判，康熙帝在駕崩前的身體狀況應該相當不好，健康的衰退可能影響了他處理國事，包括遺詔事宜的能力。

例如在雍正帝主編的《聖祖仁皇帝實錄》中，有一段描述當時還是四阿哥的雍正帝前往暢春園探望病重的康熙帝，那時應該已經確認繼位人選，但從字裡行間可以發現事有蹊蹺！

照理來說，康熙帝應該會說：「這天下就交給你了」或「你做事我放心」，表示期許鼓勵之意，可是根據記載，他們在聊的卻是：「為什麼病越來越重！」好像醫生在跟病人聊天。陳熙遠研究員認為，可能的解釋是，康熙帝已病重到不太能言語，因此能親自處理遺詔的可能性不高。

另一個證據來自雍正元年 8 月 17 日的記載，雍正帝曾向總理事務王大臣、大學士、九卿等官員透露：康熙帝是在「倉猝之間，一言而定大計。」也就是說，康熙帝並沒有明確指定繼承人，而是在離世之際才匆忙決定。

種種啟人疑竇的記載，很可能影響乾隆帝主編《世宗憲皇帝實錄》的態度，然而這是否表示乾隆帝也在懷疑雍正帝繼位的正統性？陳熙遠研究員認為這倒不至於，畢竟兩人是命運共同體，唯有雍正帝順利繼位，乾隆帝才有機會登基。

乾隆帝比較在意的是，雍正帝繼位過程的所有細節，是否都達到一位仁君該有的形象。

在《要緊補遺檔》中，記載許多雍正帝處理康熙帝後事的細節，最後也正式收入《世宗憲皇帝實錄》，極力凸顯雍正帝的至孝之情。

例如康熙帝入殮的過程有一段描述：「上親安奉大行皇帝於黃輿，上攀轅依號哭」，說明雍正帝侍奉父親大體入殮棺木後，依靠在棺木旁嚎啕大哭。

另有一段寫到：「皇太后屢因上過於毀瘠，勸諭勉進飲食，上曰︰臣謹遵慈諭，應進飲食之時必進飲食。」形容雍正帝因父親逝世而悲傷到不思飲食，皇太后代眾臣多次勸說，雍正帝為了不讓母親、臣子擔心，答應會按時吃飯。此處顯示雍正帝對眾人的體貼之情。

此外，《要緊補遺檔》也透過重要活動暗示雍正帝是最可能的繼任者。例如康熙帝病重時恰逢清朝三大節之一的冬至，特任命時為雍親王的胤禛代理，前往南郊主持祭天之禮，由此推測雍親王應該是最獲認可、最能接棒成為天子的不二人選。

實事求是？乾隆帝如何回望父親繼位的歷史？

從許多地方可看出，《要緊補遺檔》的修訂過程非常嚴格和謹慎。例如有一段提及雍正帝遵照康熙帝遺意，將素日的服飾物品分賜給皇子、諸王大臣、親近侍御人等，下方特別標註「有旨再查內總管」。

此處揭露亁隆帝行事謹慎、重視細節的性格，認為涉及財物分配的事項需再向內總管確認，以免引發爭議。

對乾隆帝來說，每一條補遺皆至關重要，都是形塑父親事親至孝、仁民愛物、真命天子形象的重要拼圖。

雖然新史料揭露的雍正帝繼位過程仍有觀點的局限，但這意味著還有其他史料能呈現事件的不同樣貌。陳熙遠研究員表示，從《要緊補遺檔》到《世宗憲皇帝實錄》定本之間，應該還有很多版的稿本值得細細推敲，期待將來還能找到其他史料。

即便如此，《要緊補遺檔》已是《世宗憲皇帝實錄》修訂過程中的重要見證，也為雍正帝繼位之謎提供一個耐人尋味的視角──兒子回望父親如何繼承皇位的視角。

• 本文轉載自科技大觀園，原文為《真的假不了！隱藏在歷史中的「魔改之作」，西周〈鳳鳥紋四足鬲〉現形記》
• 作者 / 科技大觀園特約編輯｜唐佐欣

相信台灣大部分的學生都有參訪故宮的經驗。心路及路程不外乎，從停在至善路的遊覽車上走下，與同學呼鬧一陣，再頂著大太陽走上蜿蜒的階梯。路上陳設著面露威嚴的石獅，透露了某種象徵國族的沈重氛圍——你隱約開始覺得，接下來的3小時，恐怕會比想像中來得漫長……
但事實上，故宮的策展比你想的鮮活許多，只要能理解銘刻在青銅器上的古文，你就能聽到銅器們的低語，正在訴說遠古的敘事。而每日埋首於古物鑑識的故宮研究員張莅，透過日新月異的科技分析技術，就像是有能力穿越古今的「古物口譯」，與你我分享那些低語，到底訴說了什麼，就讓我們來看看她的研究成果吧！

《鑑古青銅展》——乾隆的私人古物蒐藏

青銅器鏽色的外觀、神秘的獸紋，加上難解的古文，總給人不易親近的感受。但故宮的《鑑古青銅展》藉由《西清四鑑》做引，反倒拉出一條令人玩味的青銅器史觀。圍繞乾隆皇帝（ 1736 – 1795 在位）所收藏的青銅器為主軸，《鑑古青銅展》訴說了乾隆皇帝的古物賞玩熱忱！他不僅為了寶貝們量身打造陳列架，還寫了許多首詠物詩與之相配！

以春秋晚期的〈邾大宰鐘〉為例， 乾隆皇帝邀請了群臣一齊作詩詠頌，並以泥金將眾人詩作刻在紫檀木架上，「這些詠物詩，除了是展現乾隆皇帝個人豐富的才學與儒識以外，也同時可以讓後人理解當時宮廷是以什麼角度來鑑賞這些銅器」張莅補充道。

此外，展間更有一套吸引了乾隆皇帝作了七首詩以上，著錄於《西清續鑑‧甲編》的〈周鎛鐘〉，其出土於江西，由巡撫進貢到宮中。張莅解釋，由於清朝軍隊當時剛好平定了回部，這套古鐘對於乾隆皇帝來說，無疑可以看作是上天賜給他的祥瑞吉兆，而在欣喜之餘，他更從事一番考究，認為仍有一件闕如，於是另外製作了一件，使之合於古代十二律。

透過銘文，才發現器主原來是春秋晚期吳王之子「者減」，也因此重新定名為春秋晚期〈者減鐘〉。她解釋，由於青銅器流行於中原，相反，吳國則位於中國長江下游一帶，這項發現也就反映了吳國當時興盛的國力，以及使用漢字的文化面貌。

《西清四鑑》的多元性，如清代霸權的縮影

《西清四鑑》雖然是以宋徽宗《宣和博古圖》為典範來編制，其最具時代意義的，還是它的豐富多樣性。不同於只著錄夏、商、周三代時期青銅器的《宣和博古圖》，《西清古鑑》更囊括了漢唐銅器，如北魏〈神獸蓮花紋壺〉 ，以及清帝國時期西方與西南方的銅器，類型包含容器、兵器、樂器等等，著名的像是〈伊斯蘭回文豆〉與〈立蛙紋鼓〉。

〈立蛙紋鼓〉的造型則是整個展間當中十分突出的一件收藏，著錄於《西清續鑑 ‧ 乙編》，銅鼓的造型為平面、曲腰，鼓面除了中央有十二道光芒的太陽紋外，邊緣更立有四隻形象生動的青蛙與一隻小鳥塑像，張莅解釋，相較於青銅器之於禮樂文化，〈立蛙紋鼓〉之於南方的少數民族則較為「生活化」，上頭的青蛙、小鳥可能是作為在慶典活動中祈求雨水豐沛、穀物豐收的用途。而這些豐富的文物，除了是作為一種珍奇異寶收藏之外，更是清帝國開疆拓土的一種文化展示。

延綿千年的「類型學」——銅器的分類大有學問！

《西清四鑑》在青銅器研究史上為什麼具有承先啓後的意義？而在今日的知識眼光中，看似理所當然的分類，實際上涉及了知識史的演變進程。張莅說，認識銅器的第一步，在於連結器物專有的名稱和形體樣貌，例如符合什麼樣的特徵叫做「鼎」？什麼樣又叫作「鐘」？

對於青銅器的認識，其實到了漢代就已有知識斷層，直到宋代「金石學」的興起，才有意識的建構青銅器知識。

宋徽宗朝的《宣和博古圖》，卷次即是按照「器類」編排，並成為後來乾隆朝《西清四鑑》編撰的典範，「從宋代開始按照器類編排這件事，其實是青銅器研究裡面十分有價值的，對於我們幫青銅器定年，以及辨別區域性的特徵非常重要」，她打趣說，可能對一般民眾而言，青銅器幾乎都長得黑乎乎的，可是只要仔細看，就能發現它們的共性和差異性，進而體會觀察器物的樂趣。

張莅表示，光是青銅器的擺放方式，就可延伸出不同的觀賞視角。比如三足鼎的擺放方式，是單足在前，或是雙足在前？如果像《宣和博古圖》是雙足在前，則可以看見銘文；如果像《西清四鑑》是單足在前，則我們可以清楚看見正面且立體的獸面紋飾，那麼究竟誰認為的正面才是正面？銘文是重要的歷史材料，而獸面又是商代晚期器物的一大特色，張莅笑說，這個問題觀者各自領略解讀，「這也是研究有趣的地方。」

她也進一步補充，除了不同角度的觀看方式，耳朵與器物的形制也是觀察重點，如果呈垂直貌是「直耳」，如果經過橋接而長在側邊則是「附耳」，「其實鼎的組成很純粹，就是三隻腳、兩個耳朵，可是你沒有仔細觀察的話，絕對沒想到還有這麼細微的差別。」

張莅接著解釋，當時的類型學或許不像現在一樣精確，可以講出它細微之處的差異，但是按照這樣排列，就能讓我們發現，這些特徵從商代晚期到西周是有經過變化的，而這便是作為判斷年代的一個線索。

張莅也提醒我們，在沒有照相機的時代，這些青銅器的構造及規格，都是以「畫線圖」的方式紀錄，「畫線圖跟相機相較起來，感覺好像比較原始，但仍是極具價值的紀錄方式，直到現在考古材料還是仰賴專業線圖來呈現圖案的細節。」

真的假不了！科學鑑識讓「屑湊銅器」現形

西周的〈鳳鳥紋四足鬲〉獨一無二的外型曾令研究人員在分類上苦思不已，但研究的結果則恰好是「青銅器認識史的演進」的最佳例證。張莅與我們分享，當研究人員要將它分類進而定名時，卻遲遲找不到與它相同的器類，「它看起來既像鼎又像鬲，雖然跟鼎一樣有耳朵和腳，可是肚子偏偏又跟鼎不像；也跟鬲有相像的肚子形狀，可是肚子和腳之間卻是斷開而不是貫通的。」

事實上，由於後仿的問題，這樣看似獨一無二的器物在故宮其實並不罕見。不過，由於上面的鳳鳥紋是西周中期十分標準的特徵，「暗示我們這是一件對的器物」，於是研究人員便決定將此器物送至文物科學實驗室，由陳東和副研究員利用 X 光檢驗其內部結構，從而發現三項線索。

一是在器物的腹部有明顯的孔洞補鑄痕跡，「我們一看就恍然大悟，立刻知道應該是原本的流嘴斷掉後，被後來的人補起來」；二是器物的雙耳與器身之間發現後鑄的痕跡，以及雙耳的鑄造品質與器身並不相同，判斷出兩個立耳其實是後來加上的；三則是器物的頸部和腹壁存在打磨的痕跡，則可能是把手脫落之處。

拼湊出這三條線索，便可以試著重建「去掉後鑄」的流嘴與雙耳，再補上把手，答案就呼之欲出，「這是古代貴族在祭祀前用來潔淨手部的注水器『盉』」！

張莅也補充，這件器物在《西清古鑑》中就已經是「既像鼎又像鬲」的紀錄了，代表它並不是在乾隆之後被改作的，而推測是緣於明代「屑湊銅器」的風潮：「明代文人很迷古董，但是出土的東西可能很大機率是殘破的，那麼古董商自然就會將幾件不同的銅器拼接改製，叫作『屑湊銅器』，讓它賣相更好。」

透過科學鑑識，這一段「轉盉為鬲」的過程，終於在距離三千年後得以揭開身世。

青銅器的低語，訴說了「被遺忘的故事」

策劃一個以「知識是如何形成的」的古物展覽，張莅坦言並不容易，「青銅器外觀就是破破舊舊的，不像其他質材的文物，可以很直觀地欣賞，所以需要很多的背景知識才能理解，但又容易讓人感到知識轟炸。」

不過，即使先天吃虧，張莅對於青銅器還是抱有滿滿的熱忱，「透過青銅器，我們其實可以看到很多在主流歷史中不被記載的故事，它補充了很多小國家的歷史，更豐富歷史的樣貌。」

提到未來的方向，她說，一般民眾對故宮的認識可能就是幾件「明星文物」，比如翠玉白菜、毛公鼎或者肉形石，因此希望能夠透過透徹的研究，找到文物的價值，從而將故事講得生動、親切，創造更多明星展件，降低大家接觸文物的門檻。

參考文獻

• 張莅，〈銅鼓賽江神—東漢末至六朝〈立蛙紋鼓〉， 《故宮文物月刊》，458期(2021.5)，頁126-127。
• 張莅，〈「鑑古─乾隆朝的宮廷銅器收藏」特展介紹〉， 《故宮文物月刊》，453期(2020.12)，頁4-17。
• 張莅、陳東和，〈文物會變身？談院藏〈西周鳳鳥紋四足鬲〉的改制前後〉， 《故宮文物月刊》，443期(2020.2)，頁84-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