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頸鹿到底有幾種？你搞得我好亂啊！

長頸鹿最顯眼的特色莫過於長脖子。牠們祖先的脖子沒有那麼長，從短頸鹿變成長頸鹿是為什麼呢？一般說法是長脖子有利於覓食，天擇有優勢。然而一篇 2022 年的論文，報告一款長頸鹿的遠古親戚之餘，還主張脖子變長和性擇有關：男生脖子長有利於求偶。此一論點能相信嗎？

頭好撞撞向女生求愛！

進入主題以前，先請大家動動腦：分類學中，馬是馬科，人是人科，豬是豬科，牛是牛科，羊是牛科(!)，鹿是鹿科，長頸鹿是哪一科？

這個問題很容易答錯，正確答案是：長頸鹿就是長頸鹿科（Giraffidae）。

多數人大概根本不知道有個長頸鹿科，它如今獸口單薄，只剩下住在非洲的長頸鹿、㺢㹢狓兩群。不同人對於長頸鹿有幾個物種見解不一，反正就是一群類似的長頸鹿。㺢㹢狓的知名度很低，許多人是從博客來 Okapi 網站的吉祥物認識牠。㺢㹢狓沒有長脖子，這點與許多長頸鹿科的古代親戚類似。

• 延伸閱讀：根據遺傳差異，長頸鹿可以分為4個物種

長頸鹿科及其近親們，古時候的多樣性遠勝現在。獬豸鹿便是其中一員，牠們住在中新世（Miocene）早期， 約莫 1700 萬年前的新疆。多年下來古生物學家在準噶爾盆地蒐集到幾件化石，可以推測獬豸鹿的體型，以及腦補頭部、頸部的狀況。

新發表的論文將其定義為新的物種：Discokeryx xiezhi，屬名和種小名都是新的。屬名 Discokeryx 的英文意思為 round-plated horn，可以翻譯作圓板角；種小名 xiezhi 則來自傳奇上古神獸「獬豸」，本文皆稱之為獬豸鹿，唸作蟹智露。

研究者根據化石認為，獬豸鹿的頭部、頸部適應衝撞，頭好撞撞的戰鬥值很高，男牲求偶時可能用衝撞來爭搶女牲。會用腦袋撞來撞去的動物並不罕見，論文分析後主張，獬豸鹿的撞擊能力可謂難波萬，比所有古今的牛、羊、馬、豬都更能撞。

不過接下來的推論乍看有點神奇：脖子長有利同性競爭，於是愈來愈長變成長頸鹿！？

向女生求愛，使得脖子長？

關於這點，其實沒有比較明確的證據。論文的思路是，長頸鹿古早近親們在頭部、頸部變化的花樣不少，堅頭曼們競爭女生的性擇力量，應該是適應的一大影響力。長頸鹿祖先的脖子變長，或許就是為了求偶有優勢。

長頸鹿和獬豸鹿的親戚關係如何？應該沒有直接關係。獬豸鹿住在 1700 萬年前的新疆草地，長頸鹿脖子變長則發生在 500 萬年前的非洲草地，算是上新世（Pliocene）早期。沒有證據支持獬豸鹿是長頸鹿的直系祖先，兩者頸部是獨立演化，適應方向也不一樣。

然而，論文很努力類比，強調兩者的相似。假如頭、頸適應的主要驅動力是性擇，獬豸鹿超耐撞是性擇所致，那麼長頸鹿脖子超長也有機會是性擇造成。

動物吃進不同的食物，會影響身體構造的成分，能夠由穩定同位素判斷飲食組成。對新疆獬豸鹿的牙齒分析得知，牠們當年應該住在乾燥的草地，也許乾旱到其他大型動物都不太能生存。

現在的長頸鹿也時常住在資源稀缺，不太有牛、羊的棲位。苦行的邊緣路線，或許是長頸鹿及其部分古代親戚的特色。

一項特徵的演變，受到性擇影響之外，也可能涉及天擇。論文的說辭是，長頸鹿脖子變長一開始為性擇影響，尺寸增長有利於獲得女生歡心；脖子變長以後更容易取得資源，也對天擇有利。所以長期看來性擇、天擇兩個方向，都支持脖子延長的趨勢，也衍生出如今的長頸鹿。

不過這件事和獬豸鹿有關係嗎？好像沒有。

長頸鹿的脖子變長，和男牲競爭女牲有關嗎？這題交給各位讀者自行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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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Wang, S. Q., Ye, J., Meng, J., Li, C., Costeur, L., Mennecart, B., … & Deng, T. (2022). Sexual selection promotes giraffoid head-neck evolution and ecological adaptation. Science, 376(6597), eabl8316.
2. Strange fossil solves giraffe evolutionary mystery
3. How the giraffe got its neck: ‘unicorn’ fossil could shed light on puzzle
4. This ancient giraffe relative head-butted rivals with an ‘amazing sexual weapon’

本文亦刊載於作者部落格《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匠》暨其 facebook 同名專頁。

魚類是人類重要的資源，許多古代文化裡魚是日常飲食的一部分，台灣古時候也是如此。一項新發表的研究，調查台南 5000 年來的遺址中有哪些魚，得知古早台南人食用的魚類，受到環境變化的影響。

用耳朵裡的石頭，判斷古代人吃哪些魚

如何得知古代人吃哪些魚呢？魚有骨頭，有機會在遺址中留下遺骸，但是相對其他動物來說，魚類的骨頭沒那麼容易留下。所幸硬骨魚的頭部內，有種負責聽覺的構造「耳石（otolith）」。

耳石成分為碳酸鈣，魚去世後是相對容易留存的部位。不同魚類的耳石型態有別，所以見到遺址中的耳石，可以得知古時候有哪些物種。比較不同年代遺址間，耳石組成的變化，便能推論不同時代吃魚的改變。

• 延伸閱讀：解開古代魚類耳朵裡的「石頭」秘密！專訪古生物學家林千翔

由中研院的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林千翔主導的研究，算是用魚類耳石回答考古學的問題。自然死亡的魚也會留下耳石，不過這項研究分析的耳石大部分來自貝塚，也就是人類活動造成的垃圾堆遺址，當年應該曾經是人類的食物。

樣本皆來自南科遺址群，也就是南部科學園區的臺南園區的一系列遺址。中研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於公元 1993 到 2010 年，在李匡悌等人率領的挖掘下有許多收穫，魚耳石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從距今 5000 年的新石器時代早期開始，現在是南科的這塊地方便有許多人類活動。南科遺址群的 82 處遺址中，有 17 處出土過魚類耳石，被納入本次研究。考古學上可分為 5 個時期：新石器時代的早期、中期、晚期，鐵器時代，以及歷史時期。

5 個時期中，新石器時代中期只有 1 處遺址 1 件樣本；距今 300 年到現在的歷史時期，也只有 3 處遺址 8 件樣本。用於分析的 1254 件樣本，大部分屬於新石器時代早期、新石器時代晚期、鐵器時代。

新石器時代早期，距今 4200 到 5000 年前的 2 個遺址，總共出土 789 件魚類耳石，分別屬於 24 個分類群（taxa），不論數量或多樣性都最高。

新石器時代晚期，距今 2000 到 3300 年前的 7 處遺址，共出土 112 件樣本，分屬 16 個分類群。而鐵器時代，距今 300 到 1400 年前的 4 處遺址，出土 344 件樣本，分屬 13 個分類群。

新石器時代最有存在感的是大黃魚（Larimichthys crocea），早期占 57.29%，晚期占 41.96%，皆為當期最高比例的魚類。鐵器時代變成海鯰（sea catfish）最多，占 61.24%。

台南環境變化，影響食用魚種

地處台南同一個地區的遺址，魚類的數量和多樣性都漸漸減少。之前有個論點主張，這是由於過度捕魚所致。但是這項研究充分利用耳石分析的優點，判斷出土魚耳石組成的變化，並非人為捕撈，主要是自然環境變化的影響。

同一種魚，耳石的型態不會改變，但是大小會變，耳石大小又正比於魚體的尺寸，耳石愈大，魚體也愈大，反之亦然。

大黃魚在現代也是常見的食用魚類，最近卻由於過度捕撈（過漁），使得野生族群大福縮水；在此之下觀察到，多數個體的身體及耳石也明顯變小。由此推測，倘若古時候發生過漁，遺址中大黃魚的耳石應該會縮小。

新石器時代早期、新石器時代晚期，鐵器時代，三個時期都有大黃魚。比較發現大黃魚的耳石並沒有變小，鐵器時代的耳石雖然數量大幅減少，尺寸還變大一點。表示至少從新石器時代早期到鐵器時代，也就是從 4000 多年到幾百年前，大黃魚並沒有面臨生存危機。

大黃魚在台南遺址的存在感之所以下降，更合理的論點是：海岸線和沿岸環境的改變。

台南的地貌不斷變化，陸地向海延伸。如今南科遺址群位於內陸，離海岸有相當距離；但是在新石器時代早期，南關里、南關里東遺址的年代（屬於小有知名度的大坌坑文化），這塊地方位在海邊；新石器時代晚期陸地範圍前進，不過依然位於海邊。

大黃魚住在岸邊海域，而新石器時代的台南人住在海邊，使他們不難獲得大黃魚之類的海產。魚類以外，這些遺址也出土不少貝類，表示當時的居民，善於利用沿海的水產資源。

隨著泥沙持續淤積，原本位於海邊的南科地區，鐵器時代成為內陸，淤積和河道後來形成台江內海。南科到台灣海峽之間有潟湖存在，鐵器時代的台南人，不用太靠近海邊便能取得水產資源。也許就是如此，大黃魚不再那麼流行，住在河口、潟湖環境的海鯰，變成這個時期遺址中最常見的魚類。

耳石只代表一部分古代魚類

不論古今，耳石都是識別魚類的好材料。比較不同年代魚類耳石的改變，可以判斷自然環境與人類文化的變化，但是也要注意，考古遺址中的耳石，無法代表古代食用魚的全貌。

見到某種魚的耳石，那種魚一定存在過，可是曾經存在過的魚，不一定會留下紀錄，耳石組成也不完全等於實際比例。這兒最明顯的例子是，不同年代的多個遺址有出土鯛科魚類（Sparidae）的骨頭，然而其耳石只有 1 件。或許還有些魚類，不論魚骨或耳石都沒有留下，我們根本不知道它們存在過。

我們見到大黃魚在新石器時代早期占 57.29%，晚期占 41.96% 這項數據，並非意謂當時真的有 57%、42% 食用魚為大黃魚；合適的解讀大概是，大黃魚是新石器時代主要的食用魚種，晚期的比例有所降低。

大黃魚的古老傳承與當代危機

有趣的是，一直到中國漁民近期過度捕撈以前，野生大黃魚在東亞的東部沿海都很常見。古代台南人捕食不少大黃魚，可謂有偏好也具備技術，他們對大黃魚的偏愛和捕捉技術，或許能追溯到還在對岸海邊的日子。

綜合考古、語言學等方面的資訊推敲，台南在新石器時代的大坌坑文化，應該是台灣初期的南島族群，他們很可能是更早以前來自東亞沿岸移民的後裔。這群人的生產方式包含農業，會種植稻、小米等馴化植物，不過仍然有不少採集和狩獵，以及利用水產資源。他們捕食大黃魚的文化，也許在祖先尚未渡海移民前已經養成。

古代人吃進不少大黃魚，現在大黃魚也是受到歡迎的食用魚，一度族群龐大的魚群還因為濫捕面臨滅團危機，至今沒有從過度捕撈的打擊中走出去。無疑，人類如今也成為影響魚類生態的要角。

延伸閱讀

• 林千翔實驗室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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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 Lin, C. H., Wang, Y. C., Ribas-Deulofeu, L., Chang, C. W., & Li, K. T. (2022). Changes in marine resource consumption over the past 5000 years in southwestern Taiwan revealed by fish otolith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 42, 103400.

本文亦刊載於作者部落格《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匠》暨其 facebook 同名專頁。

• 本文轉載自科技大觀園，原文為《真的假不了！隱藏在歷史中的「魔改之作」，西周〈鳳鳥紋四足鬲〉現形記》
• 作者 / 科技大觀園特約編輯｜唐佐欣

相信台灣大部分的學生都有參訪故宮的經驗。心路及路程不外乎，從停在至善路的遊覽車上走下，與同學呼鬧一陣，再頂著大太陽走上蜿蜒的階梯。路上陳設著面露威嚴的石獅，透露了某種象徵國族的沈重氛圍——你隱約開始覺得，接下來的3小時，恐怕會比想像中來得漫長……
但事實上，故宮的策展比你想的鮮活許多，只要能理解銘刻在青銅器上的古文，你就能聽到銅器們的低語，正在訴說遠古的敘事。而每日埋首於古物鑑識的故宮研究員張莅，透過日新月異的科技分析技術，就像是有能力穿越古今的「古物口譯」，與你我分享那些低語，到底訴說了什麼，就讓我們來看看她的研究成果吧！

《鑑古青銅展》——乾隆的私人古物蒐藏

青銅器鏽色的外觀、神秘的獸紋，加上難解的古文，總給人不易親近的感受。但故宮的《鑑古青銅展》藉由《西清四鑑》做引，反倒拉出一條令人玩味的青銅器史觀。圍繞乾隆皇帝（ 1736 – 1795 在位）所收藏的青銅器為主軸，《鑑古青銅展》訴說了乾隆皇帝的古物賞玩熱忱！他不僅為了寶貝們量身打造陳列架，還寫了許多首詠物詩與之相配！

以春秋晚期的〈邾大宰鐘〉為例， 乾隆皇帝邀請了群臣一齊作詩詠頌，並以泥金將眾人詩作刻在紫檀木架上，「這些詠物詩，除了是展現乾隆皇帝個人豐富的才學與儒識以外，也同時可以讓後人理解當時宮廷是以什麼角度來鑑賞這些銅器」張莅補充道。

此外，展間更有一套吸引了乾隆皇帝作了七首詩以上，著錄於《西清續鑑‧甲編》的〈周鎛鐘〉，其出土於江西，由巡撫進貢到宮中。張莅解釋，由於清朝軍隊當時剛好平定了回部，這套古鐘對於乾隆皇帝來說，無疑可以看作是上天賜給他的祥瑞吉兆，而在欣喜之餘，他更從事一番考究，認為仍有一件闕如，於是另外製作了一件，使之合於古代十二律。

透過銘文，才發現器主原來是春秋晚期吳王之子「者減」，也因此重新定名為春秋晚期〈者減鐘〉。她解釋，由於青銅器流行於中原，相反，吳國則位於中國長江下游一帶，這項發現也就反映了吳國當時興盛的國力，以及使用漢字的文化面貌。

《西清四鑑》的多元性，如清代霸權的縮影

《西清四鑑》雖然是以宋徽宗《宣和博古圖》為典範來編制，其最具時代意義的，還是它的豐富多樣性。不同於只著錄夏、商、周三代時期青銅器的《宣和博古圖》，《西清古鑑》更囊括了漢唐銅器，如北魏〈神獸蓮花紋壺〉 ，以及清帝國時期西方與西南方的銅器，類型包含容器、兵器、樂器等等，著名的像是〈伊斯蘭回文豆〉與〈立蛙紋鼓〉。

〈立蛙紋鼓〉的造型則是整個展間當中十分突出的一件收藏，著錄於《西清續鑑 ‧ 乙編》，銅鼓的造型為平面、曲腰，鼓面除了中央有十二道光芒的太陽紋外，邊緣更立有四隻形象生動的青蛙與一隻小鳥塑像，張莅解釋，相較於青銅器之於禮樂文化，〈立蛙紋鼓〉之於南方的少數民族則較為「生活化」，上頭的青蛙、小鳥可能是作為在慶典活動中祈求雨水豐沛、穀物豐收的用途。而這些豐富的文物，除了是作為一種珍奇異寶收藏之外，更是清帝國開疆拓土的一種文化展示。

延綿千年的「類型學」——銅器的分類大有學問！

《西清四鑑》在青銅器研究史上為什麼具有承先啓後的意義？而在今日的知識眼光中，看似理所當然的分類，實際上涉及了知識史的演變進程。張莅說，認識銅器的第一步，在於連結器物專有的名稱和形體樣貌，例如符合什麼樣的特徵叫做「鼎」？什麼樣又叫作「鐘」？

對於青銅器的認識，其實到了漢代就已有知識斷層，直到宋代「金石學」的興起，才有意識的建構青銅器知識。

宋徽宗朝的《宣和博古圖》，卷次即是按照「器類」編排，並成為後來乾隆朝《西清四鑑》編撰的典範，「從宋代開始按照器類編排這件事，其實是青銅器研究裡面十分有價值的，對於我們幫青銅器定年，以及辨別區域性的特徵非常重要」，她打趣說，可能對一般民眾而言，青銅器幾乎都長得黑乎乎的，可是只要仔細看，就能發現它們的共性和差異性，進而體會觀察器物的樂趣。

張莅表示，光是青銅器的擺放方式，就可延伸出不同的觀賞視角。比如三足鼎的擺放方式，是單足在前，或是雙足在前？如果像《宣和博古圖》是雙足在前，則可以看見銘文；如果像《西清四鑑》是單足在前，則我們可以清楚看見正面且立體的獸面紋飾，那麼究竟誰認為的正面才是正面？銘文是重要的歷史材料，而獸面又是商代晚期器物的一大特色，張莅笑說，這個問題觀者各自領略解讀，「這也是研究有趣的地方。」

她也進一步補充，除了不同角度的觀看方式，耳朵與器物的形制也是觀察重點，如果呈垂直貌是「直耳」，如果經過橋接而長在側邊則是「附耳」，「其實鼎的組成很純粹，就是三隻腳、兩個耳朵，可是你沒有仔細觀察的話，絕對沒想到還有這麼細微的差別。」

張莅接著解釋，當時的類型學或許不像現在一樣精確，可以講出它細微之處的差異，但是按照這樣排列，就能讓我們發現，這些特徵從商代晚期到西周是有經過變化的，而這便是作為判斷年代的一個線索。

張莅也提醒我們，在沒有照相機的時代，這些青銅器的構造及規格，都是以「畫線圖」的方式紀錄，「畫線圖跟相機相較起來，感覺好像比較原始，但仍是極具價值的紀錄方式，直到現在考古材料還是仰賴專業線圖來呈現圖案的細節。」

真的假不了！科學鑑識讓「屑湊銅器」現形

西周的〈鳳鳥紋四足鬲〉獨一無二的外型曾令研究人員在分類上苦思不已，但研究的結果則恰好是「青銅器認識史的演進」的最佳例證。張莅與我們分享，當研究人員要將它分類進而定名時，卻遲遲找不到與它相同的器類，「它看起來既像鼎又像鬲，雖然跟鼎一樣有耳朵和腳，可是肚子偏偏又跟鼎不像；也跟鬲有相像的肚子形狀，可是肚子和腳之間卻是斷開而不是貫通的。」

事實上，由於後仿的問題，這樣看似獨一無二的器物在故宮其實並不罕見。不過，由於上面的鳳鳥紋是西周中期十分標準的特徵，「暗示我們這是一件對的器物」，於是研究人員便決定將此器物送至文物科學實驗室，由陳東和副研究員利用 X 光檢驗其內部結構，從而發現三項線索。

一是在器物的腹部有明顯的孔洞補鑄痕跡，「我們一看就恍然大悟，立刻知道應該是原本的流嘴斷掉後，被後來的人補起來」；二是器物的雙耳與器身之間發現後鑄的痕跡，以及雙耳的鑄造品質與器身並不相同，判斷出兩個立耳其實是後來加上的；三則是器物的頸部和腹壁存在打磨的痕跡，則可能是把手脫落之處。

拼湊出這三條線索，便可以試著重建「去掉後鑄」的流嘴與雙耳，再補上把手，答案就呼之欲出，「這是古代貴族在祭祀前用來潔淨手部的注水器『盉』」！

張莅也補充，這件器物在《西清古鑑》中就已經是「既像鼎又像鬲」的紀錄了，代表它並不是在乾隆之後被改作的，而推測是緣於明代「屑湊銅器」的風潮：「明代文人很迷古董，但是出土的東西可能很大機率是殘破的，那麼古董商自然就會將幾件不同的銅器拼接改製，叫作『屑湊銅器』，讓它賣相更好。」

透過科學鑑識，這一段「轉盉為鬲」的過程，終於在距離三千年後得以揭開身世。

青銅器的低語，訴說了「被遺忘的故事」

策劃一個以「知識是如何形成的」的古物展覽，張莅坦言並不容易，「青銅器外觀就是破破舊舊的，不像其他質材的文物，可以很直觀地欣賞，所以需要很多的背景知識才能理解，但又容易讓人感到知識轟炸。」

不過，即使先天吃虧，張莅對於青銅器還是抱有滿滿的熱忱，「透過青銅器，我們其實可以看到很多在主流歷史中不被記載的故事，它補充了很多小國家的歷史，更豐富歷史的樣貌。」

提到未來的方向，她說，一般民眾對故宮的認識可能就是幾件「明星文物」，比如翠玉白菜、毛公鼎或者肉形石，因此希望能夠透過透徹的研究，找到文物的價值，從而將故事講得生動、親切，創造更多明星展件，降低大家接觸文物的門檻。

參考文獻

• 張莅，〈銅鼓賽江神—東漢末至六朝〈立蛙紋鼓〉， 《故宮文物月刊》，458期(2021.5)，頁126-127。
• 張莅，〈「鑑古─乾隆朝的宮廷銅器收藏」特展介紹〉， 《故宮文物月刊》，453期(2020.12)，頁4-17。
• 張莅、陳東和，〈文物會變身？談院藏〈西周鳳鳥紋四足鬲〉的改制前後〉， 《故宮文物月刊》，443期(2020.2)，頁84-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