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走過必留下痕跡！以青銅古物研究，豐富歷史的樣貌——故宮博物院器物處助理研究員張莅專訪

或許是台灣大眾對文蛤非常熟悉，所以 2023 年 4 月新聞報導「台灣文蛤」被認定為新的物種時，引發一波「蛤？」的熱潮。究竟文蛤有哪幾種，真的不一樣嗎？現在的台灣人會吃文蛤，古代人也會嗎？

定義新的台灣本土物種

文蛤住在海岸附近，南亞、東南亞、東亞、東北亞到日本的沿岸，都能見到文蛤生存，物種不少，研究不多，分類有許多討論空間。

這項研究主要關注 3 個物種，包括住在日本、韓國的「麗文蛤（Meretrix lusoria）」，東亞偏北的「中華文蛤（Meretrix petechialis）」，以及全新定義，東亞南部與台灣的「台灣文蛤（Meretrix taiwanica）」。

台灣文蛤不只住在台灣，東亞沿岸也有，所以不算台灣特有種，不過可謂台灣的本土物種。

遺傳上看，中國南北的文蛤各自成群，有所差異，為什麼以前沒有中國學者區分新物種？不清楚，或許是覺得同屬一個中國沒必要獨立，將其視為同一物種內的明顯差異。依照新研究，中國南部的文蛤將改名為台灣文蛤。

這項研究使用外殼型態與 DNA 分辨不同文蛤。遺傳學標記是「CO1 Barcode」。CO1 全名 cytochrome c oxidase 1，是粒線體上的基因。

此基因在不同物種間的差異夠多，又沒那麼多（差異不多會分不清楚，可是倘若差異過多，同一物種內的變異也很大，就失去分群的意義，不適合用來鑑定）。儘管提供的訊息遠不如基因體全面，卻容易定序與分析，所以常常被用於鑑定與分類。

比對文蛤們的 CO1 基因序列，台灣文蛤、中華文蛤彼此最接近，不過兩群內皆明顯自成一群，也就是說台灣文蛤們獨立一群，中華文蛤們也自己一群，不論外貌如何，都可以明確區分出兩個物種。

而麗文蛤們也自成一群，和兩者平行。被新定義為台灣文蛤的物種，和麗文蛤相比，遺傳上離中華文蛤更接近。因此可以確認台灣現今的文蛤，絕對不是以前長期認為的麗文蛤。

依照歷史記載，麗文蛤曾經在日治時代人為引進台灣，但是最近野外採集，都沒見到麗文蛤。

蛤？台灣有或沒有哪些文蛤？

外觀方面，台灣文蛤的顏色與花紋變化多端，可是皆為同一物種。一般人不見得要像研究人員去野外廣泛採集才能體驗這件事，去點一盤或買一袋，應該也相當直觀。

神奇的是，其實 2020 年就有另一組學者，在另一篇論文中也將台灣文蛤定為新物種，建議命名為 Meretrix formosa（福爾摩沙文蛤）。不過這項研究沒有引起什麼關注，甚至被 2023 年的論文直接忽視。

另外還有一個物種「Cytheraea formosa」，在公元 1851 年由英國學者 G.B. Sowerby II 命名。但是此一學名已經遭到取消，過往歸類為該物種的樣本學名應該皆為 Meretrix lusoria，也就是麗文蛤。

台灣西部有一款很稀有的「虎斑文蛤（Meretris tigris）」。2019 年有一篇碩士論文《台灣養殖文蛤的遺傳多樣性及種原鑑定》（指導教授徐德華，研究生莊朝喜），主張虎斑文蛤不算一個物種，只是台灣的文蛤旗下一款。

這篇碩士論文沒有定義新物種，如果依照新分類，可以算是台灣文蛤的虎斑亞種（Meretrix taiwanica tigris）。

除此之外，現今台灣野外不只存在台灣文蛤，也採集到「韓國文蛤（Meretrix lamarckii）」。和麗文蛤相比，韓國文蛤與台灣文蛤的親戚關係更遠，明確為不同物種。兩者棲地也不同：韓國文蛤住在浪較大，純海水的環境；台灣文蛤則偏好坡度平緩的半淡鹹水河口。

還有一種外觀與台灣文蛤類似的「普通文蛤（Meretrix meretrix）」，分布於東南亞，目前沒有在台灣見到。

台灣貝殼考古學

現今台灣本土的文蛤是台灣文蛤，但是古時候就存在台灣嗎？

台灣各地常常能見到遺棄大量貝殼形成的貝塚，考古遺址也出土不少貝殼，可見貝類是古代常見的資源，不過確認的文蛤並不多。另外更要注意，以前沒有台灣文蛤一說，時常將台灣的文蛤視為麗文蛤。

目前最清晰的紀錄來自新北市海邊的十三行遺址，根據水產試驗所的學者蕭聖代、莊世昌鑑定，這兒出土的文蛤應該是台灣文蛤。另外台北市的國立臺灣博物館，台中市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蒐藏的標本，僅管以前有不同分類，其實也都是台灣文蛤。

台灣北部，淡水河流域的十三行遺址是住海邊的人群遺跡，文蛤年代至少數百年。不過以常理推論，台灣文蛤應該更早以前就住在台灣，只是存在感不如很多種貝類。

除了文蛤以外，十三行遺址也出土過許多種貝殼，見證古代豐富的貝類生態，例如大蜆、紅樹蜆、牡蠣、黑鐘螺等等。

至於台北市比較內陸的圓山遺址，儘管以貝塚出名，卻沒有出土過文蛤，主要貝類是十三行遺址也有的大蜆（Cyrenobatissa subsulcata）。圓山的大蜆貝殼最長可達 8 公分，約為成人手掌大。

隨著時代變遷，現今大蜆已經從基隆河流域消失，不再能大蜆身手。

由考古研究看來，台灣這塊土地的過去與現在是延續的。古早人吃台灣文蛤與其他貝類，現代人也吃台灣文蛤與其他貝類。

劃重點：

• 台灣現今的文蛤主要為本土物種「台灣文蛤」，也分佈於中國南部；台灣還存在另一物種「韓國文蛤」。
• 同為台灣文蛤的不同個體，顏色與花紋變化大，有一款特殊的虎斑亞種。
• 台灣文蛤與中國北部的「中華文蛤」親戚關係最接近。
• 古時候台灣就存在台灣文蛤，但是圓山沒有，主要是已經滅團的「大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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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Hsiao, S. T., & Chuang, S. C. (2023). Meretrix taiwanica (Bivalvia: Veneridae), a previously misidentified new species in Taiwan. Molluscan Research, 43(1), 12-21.
2. Gwo, J. C., & Hsu, T. H. (2020). Ultrastructure of sperm and complete mitochondrial genome in Meretrix sp.(Bivalvia: Veneridae) from Taiwan. Tissue and Cell, 67, 101454.
3. 台灣養殖文蛤的遺傳多樣性及種原鑑定
4. 水試所鑑定養殖文蛤DNA 發現新原生種「台灣文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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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亦刊載於作者部落格《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匠》暨其 facebook 同名專頁。

魚類是人類重要的資源，許多古代文化裡魚是日常飲食的一部分，台灣古時候也是如此。一項新發表的研究，調查台南 5000 年來的遺址中有哪些魚，得知古早台南人食用的魚類，受到環境變化的影響。

用耳朵裡的石頭，判斷古代人吃哪些魚

如何得知古代人吃哪些魚呢？魚有骨頭，有機會在遺址中留下遺骸，但是相對其他動物來說，魚類的骨頭沒那麼容易留下。所幸硬骨魚的頭部內，有種負責聽覺的構造「耳石（otolith）」。

耳石成分為碳酸鈣，魚去世後是相對容易留存的部位。不同魚類的耳石型態有別，所以見到遺址中的耳石，可以得知古時候有哪些物種。比較不同年代遺址間，耳石組成的變化，便能推論不同時代吃魚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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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研院的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林千翔主導的研究，算是用魚類耳石回答考古學的問題。自然死亡的魚也會留下耳石，不過這項研究分析的耳石大部分來自貝塚，也就是人類活動造成的垃圾堆遺址，當年應該曾經是人類的食物。

樣本皆來自南科遺址群，也就是南部科學園區的臺南園區的一系列遺址。中研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於公元 1993 到 2010 年，在李匡悌等人率領的挖掘下有許多收穫，魚耳石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從距今 5000 年的新石器時代早期開始，現在是南科的這塊地方便有許多人類活動。南科遺址群的 82 處遺址中，有 17 處出土過魚類耳石，被納入本次研究。考古學上可分為 5 個時期：新石器時代的早期、中期、晚期，鐵器時代，以及歷史時期。

5 個時期中，新石器時代中期只有 1 處遺址 1 件樣本；距今 300 年到現在的歷史時期，也只有 3 處遺址 8 件樣本。用於分析的 1254 件樣本，大部分屬於新石器時代早期、新石器時代晚期、鐵器時代。

新石器時代早期，距今 4200 到 5000 年前的 2 個遺址，總共出土 789 件魚類耳石，分別屬於 24 個分類群（taxa），不論數量或多樣性都最高。

新石器時代晚期，距今 2000 到 3300 年前的 7 處遺址，共出土 112 件樣本，分屬 16 個分類群。而鐵器時代，距今 300 到 1400 年前的 4 處遺址，出土 344 件樣本，分屬 13 個分類群。

新石器時代最有存在感的是大黃魚（Larimichthys crocea），早期占 57.29%，晚期占 41.96%，皆為當期最高比例的魚類。鐵器時代變成海鯰（sea catfish）最多，占 61.24%。

台南環境變化，影響食用魚種

地處台南同一個地區的遺址，魚類的數量和多樣性都漸漸減少。之前有個論點主張，這是由於過度捕魚所致。但是這項研究充分利用耳石分析的優點，判斷出土魚耳石組成的變化，並非人為捕撈，主要是自然環境變化的影響。

同一種魚，耳石的型態不會改變，但是大小會變，耳石大小又正比於魚體的尺寸，耳石愈大，魚體也愈大，反之亦然。

大黃魚在現代也是常見的食用魚類，最近卻由於過度捕撈（過漁），使得野生族群大福縮水；在此之下觀察到，多數個體的身體及耳石也明顯變小。由此推測，倘若古時候發生過漁，遺址中大黃魚的耳石應該會縮小。

新石器時代早期、新石器時代晚期，鐵器時代，三個時期都有大黃魚。比較發現大黃魚的耳石並沒有變小，鐵器時代的耳石雖然數量大幅減少，尺寸還變大一點。表示至少從新石器時代早期到鐵器時代，也就是從 4000 多年到幾百年前，大黃魚並沒有面臨生存危機。

大黃魚在台南遺址的存在感之所以下降，更合理的論點是：海岸線和沿岸環境的改變。

台南的地貌不斷變化，陸地向海延伸。如今南科遺址群位於內陸，離海岸有相當距離；但是在新石器時代早期，南關里、南關里東遺址的年代（屬於小有知名度的大坌坑文化），這塊地方位在海邊；新石器時代晚期陸地範圍前進，不過依然位於海邊。

大黃魚住在岸邊海域，而新石器時代的台南人住在海邊，使他們不難獲得大黃魚之類的海產。魚類以外，這些遺址也出土不少貝類，表示當時的居民，善於利用沿海的水產資源。

隨著泥沙持續淤積，原本位於海邊的南科地區，鐵器時代成為內陸，淤積和河道後來形成台江內海。南科到台灣海峽之間有潟湖存在，鐵器時代的台南人，不用太靠近海邊便能取得水產資源。也許就是如此，大黃魚不再那麼流行，住在河口、潟湖環境的海鯰，變成這個時期遺址中最常見的魚類。

耳石只代表一部分古代魚類

不論古今，耳石都是識別魚類的好材料。比較不同年代魚類耳石的改變，可以判斷自然環境與人類文化的變化，但是也要注意，考古遺址中的耳石，無法代表古代食用魚的全貌。

見到某種魚的耳石，那種魚一定存在過，可是曾經存在過的魚，不一定會留下紀錄，耳石組成也不完全等於實際比例。這兒最明顯的例子是，不同年代的多個遺址有出土鯛科魚類（Sparidae）的骨頭，然而其耳石只有 1 件。或許還有些魚類，不論魚骨或耳石都沒有留下，我們根本不知道它們存在過。

我們見到大黃魚在新石器時代早期占 57.29%，晚期占 41.96% 這項數據，並非意謂當時真的有 57%、42% 食用魚為大黃魚；合適的解讀大概是，大黃魚是新石器時代主要的食用魚種，晚期的比例有所降低。

大黃魚的古老傳承與當代危機

有趣的是，一直到中國漁民近期過度捕撈以前，野生大黃魚在東亞的東部沿海都很常見。古代台南人捕食不少大黃魚，可謂有偏好也具備技術，他們對大黃魚的偏愛和捕捉技術，或許能追溯到還在對岸海邊的日子。

綜合考古、語言學等方面的資訊推敲，台南在新石器時代的大坌坑文化，應該是台灣初期的南島族群，他們很可能是更早以前來自東亞沿岸移民的後裔。這群人的生產方式包含農業，會種植稻、小米等馴化植物，不過仍然有不少採集和狩獵，以及利用水產資源。他們捕食大黃魚的文化，也許在祖先尚未渡海移民前已經養成。

古代人吃進不少大黃魚，現在大黃魚也是受到歡迎的食用魚，一度族群龐大的魚群還因為濫捕面臨滅團危機，至今沒有從過度捕撈的打擊中走出去。無疑，人類如今也成為影響魚類生態的要角。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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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 Lin, C. H., Wang, Y. C., Ribas-Deulofeu, L., Chang, C. W., & Li, K. T. (2022). Changes in marine resource consumption over the past 5000 years in southwestern Taiwan revealed by fish otolith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 42, 103400.

本文亦刊載於作者部落格《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匠》暨其 facebook 同名專頁。

• 本文轉載自科技大觀園，原文為《用科技為古物揭秘！乾隆賞玩的神秘寶鏡，真身竟是阿茲特克的「黑曜石鏡」》
• 作者 / 科技大觀園特約編輯｜唐佐欣

大部分的人聽到「古物展覽」四字，腦海中浮現的印象，恐怕與故宮大門前綿延的階梯一般，給人某種莊嚴而不可褻玩焉的距離感。但事實上，古物的價值不只在於它度過的年月，而是它當初被使用的方式，如何訴說了古代人生活的樣貌？又對現在的我們有何種啟示？如果說，古物上的每一道刻痕，都是訴說歷史的語言，那我們又該用何種方式解讀呢？

歡迎來到「古物科學鑑定」的思考領域！故宮研究員們的其中一項課題，就是利用科學技術分析古物，不但可以推導它當初的製作方式，更可以鑑定出它的前世與今生！任職於故宮登錄保存處的陳東和博士，在採訪當天特地為我們親自導覽，就一起來看看古物分析的案例吧！

故宮也有科學實驗室？

近年來國立故宮博物院因應文物保存修復、展覽、工藝史研究、出版及文物徵集之需要，文物科學鑑識分析扮演了關鍵角色，更藉此釐清了過去從被解密的答案，如龍藏經、西清續鑑鏡匣的保存與工藝技術；象牙球、轉心瓶、青銅器等內部結構與製作工藝等等。

陳東和博士所屬的登錄保存處文物科學研究分析實驗室，就是故宮專屬的科學鑑識單位。以西清續鑑鏡匣修復工作為例，其利用顯微拉曼光譜[註1]等技術進行「非破壞檢測」，分析出銅鏡畫像中所使用的顏料成分，甚至可以推導出蟲蛀蝕會避開畫像某些部位的原因。

而為使各年齡層大眾對文物科學鑑識有所認識，本次《古物揭秘展》展以「利用科技為古物揭密」為主軸，結合牆面輸出、 動畫影片、互動式多媒體等形式，呈現故宮近來文物科學鑑識成果，展期將至11月30日為止。

科學鑑識與歷史古物的相遇

本次《古物揭秘展》分為三大主軸，分別為「探究齋」、「實驗閣」與「解密樓」。

「探究齋」介紹文物科學鑑識的廣泛用途，包括保存修復、徵集鑑識、與古代工藝技術探究等等；一句話來說，文物科學鑑識就是要透過現代科技分析古代文物，以了解文物的材料與工藝技術、製作年代與來源等，並藉此回答各項古物的研究問題。

以文物修復與文物徵集為例，文物修復師需要知道古物的材料才得以正確地進行修復，而文物徵集也需要確認文物的保存狀態與真偽的辨別，科學鑑識的工具在此時幫上大忙。

「實驗閣」則是介紹科學鑑識的分析技術，可略分為影像、成份及結構分析三大類，儀器種類甚多，包括X光電腦斷層掃描儀、顯微拉曼光譜儀、傅立葉轉換紅外光光譜儀、3D立體光學顯微儀等等。

「解密樓」則是展覽重點，由於文物科學實驗室所分析、解密過的文物高達上百件，現場便將介紹的重點放在幾項經典文物，如〈清晚期 雕象牙透花人物套球〉、〈清 乾隆 洋彩黃錦地葫蘆形交泰轉心瓶〉，以及〈春秋晚期 鄝公鼎〉等等。

X光斷層掃描，揭開「象牙球」的18層秘密

陳東和以〈清晚期 雕象牙透花人物套球〉（簡稱象牙球）為例來解說，象牙球產於中國廣東，是以象牙作為原料，透過繁複的雕工所刻出來的球狀陳設器，不僅被進貢到清宮，其精湛的工藝更被西方視為清代工藝的代表，一度大量外銷至歐陸。而藉由現代鑑識科技，我們得以更深入了解這項精緻的工藝品。

陳東和提到，在過去，研究人員往往只能仰賴肉眼與經驗，或者憑藉既有文獻拼湊古物的身世，也因此導致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他笑說，「象牙球擺在肉眼前，我們最了不起看到第四、五層，以前還要用竹籤去慢慢剝算有幾層」，如今，然而，透過X光電腦斷層掃描的技術，便得以精確地確定象牙球總共有18層，並且透過三維影像重建與處理技術，數位拆解每一顆球，透視每顆球的雕刻紋飾，釐清許多過去難以解答的謎團。

展間的「象牙球互動桌」，便是將每層的剖面輸出到壓克力，再透過光照，讓民眾可以欣賞到每一層相異的樣貌。「文物可能是個工藝的展現，但也有品味、美學的議題，」陳東和也向我們補充，當他授課時，常會與學生分享如何轉換不同的脈絡來理解一件古物，「沒辦法從美學的角度欣賞時，可以轉換從工藝技術的角度掌握，我們也不要忘記它也很有可能是當時的高科技產物。」

是「玉」還是「石」？光譜檢測為古物驗明正身

古物揭開的不只是工藝或技術史，更包括當時的國際貿易及文化交流狀況。陳東和以〈黑曜石鏡〉為例解說，〈黑曜石鏡〉是在清代順治皇帝時由傳教士進貢而來。根據故宮器物處吳曉筠研究員的研究，當時順治皇帝找來耶穌會傳教士湯若望協助鑑定。據文獻記載，湯若望當時認為，該鏡是出自於「大西洋屬雅里嗎及賀仁兩國山中」[註2]，材質上則屬於建材用途的「巴薩勒得」[註3]。

後繼的乾隆及道光皇帝繼承了這種說法，但在命名上，乾隆因為它外觀之美而以「黑玉鏡」命名，而道光皇帝則稱其為「烏玉鏡」；這塊神秘鏡子的材質，直到來到台北故宮，才在一位美國地質學家的提醒下，被重新認識為「墨晶」，而不是「玉」

爾後藉由吳曉筠研究員的跨國考察，發現其器型與14至15世紀阿茲特克帝國的黑曜石鏡相當一致，僅尺寸大了近10公分。最後，這面鏡子的謎題終於在近四百年後，由故宮的文物科學實驗室所揭曉，經過拉曼光譜檢測後，驗明材質即為黑曜石。

產製於阿茲特克帝國，被視為具有神秘力量、媒介人神溝通的黑曜石鏡，隨著殖民時代的到來，以通靈、占卜工具之姿進入歐洲，再由傳教士當作「奇珍異寶」進貢給清宮。一路從「烏玉鏡」、「墨晶鏡」至「黑曜石鏡」，這趟解密之旅，陳東和解釋，不僅是藉由人文面向的研究與對於材料的科學分析，向我們揭開了古代貿易、文化藝術交流的歷史，曲折的命名歷程，也說明了我們對於古物的認識，乃是隨著當下的知識與技術而演進。

回溯古物，更是為了「再往前走一步」

《古物揭秘展》知識轉譯的工程浩大，幕後的推手自然絞盡腦汁。陳東和笑說，在一開始策展時，自己相當貪心，想一股腦地將涉及古物科學鑑識的內容都分享給民眾，幾經考慮後，才決定以科普化為精神，透過趣味的互動式設計，啟發不分年齡層的族群，「很多小朋友看了覺得好玩，他就會把這樣的知識帶著走，未來讓他自己主動尋找答案。」

而從一般人的角度來看，科學鑑識看似與人文歷史各分屬於不同領域，對此陳東和表示：「科學對我來講是人文的一部分，兩者不會是對立的，自己也是因為對藝術感興趣，才會思考科學在這上面可以如何應用。」

陳東和解釋，他在法國唸書時，就發現羅浮宮有設置文物分析實驗室，科學鑑識的技術與人力也相當成熟，便勵志以進入該實驗室為目標。回台後，則將所學貢獻於故宮的文物科學實驗室。談及科學鑑識時，他特別解釋，科技與人文是互補的，倘若科學鑑識沒有豐厚的人文知識支撐，則容易造成誤判的結果，「科學鑑識不是像影印機，單純按一個鍵就跑出結果的。」他說，畢竟關鍵在於如何形成研究的問題意識，而不是為了科學鑑識而鑑識。

其實只要談起科學鑑識的過程，陳東和都藏不住期待與人分享的神色，「老實說，每次成功解開文物謎題都特別開心，因為每一件都有各自的故事；或是建立起鑑識系統，就覺得為台灣的科學鑑識領域做出一些貢獻。」

古物究竟有什麼引人之處？可以為生活在當今的我們帶來什麼收穫？陳東和說，古物跟文獻一樣，是人類過去活動的智慧結晶，同時也是反映精神層面的物質存在；而研究古物，「則是探問我們是如何走到現在的？回溯，更是為了再往前走一步。」

註釋

1. 一種分子結構分析技術。物質受雷射光激發其內部分子會產生振動，分析這些分子振動散射光譜，就能瞭解其分子結構，判定材質種類，是一種快速而非破壞、非接觸的分析方式，廣分運用於多種文物材料分析，如玉石、顏料或陶瓷中的礦物成分等。
2. 據參考文獻1推測，「雅里嗎」與「賀仁」為德國及希臘的音譯。
3. 據參考文獻1推測，「巴薩勒得」為拉丁文的「玄武岩」的音譯。

參考文獻

• 陳東和，〈星沈海底雲光黑─清宮舊藏一面黑色石鏡的鑑識〉， 《故宮文物月刊》，391期(2015.10)，頁124-128。
• 吳曉筠，〈深邃的魔力─黑曜石鏡的探索之旅〉， 《故宮文物月刊》，391期(2015.10)，頁116-123。
• 陳東和、陳致甫，〈西清續鑑鏡匣〉銅鏡畫像顏料檢測〉， 《故宮文物月刊》，352期(2012.7)，頁7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