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白映俞醫師
民國一○○年四月，是我從外科總醫師轉任急診主治醫師的第一個月，那個早晨，如同過去在醫院值班的其餘五百多個日子一樣，我睡在醫院，鬧鐘設在六點二十分，當耳邊響起Linkin Park的嘶吼後，無論腦中有多麼混沌，我都會直起身甩甩頭，走向值班室的洗手間。
是的，值班時候絕不敢賴床，能睡到被鬧鐘叫醒，而不是在凌晨接到任何急救或照會的電話聲，早已是萬幸。於是，我總把這個能按部就班刷牙洗臉上廁所的機器人行程，當成是重要的儀式，好像走錯任何一步，都會遭天譴似的。
梳洗完畢進到急診診間，看見學弟的手正放在電話上，急迫地看著我說：「學姊，我們剛好要呼叫你。」
「怎麼了？」我順手移動滑鼠，瀏覽著電腦上的病人名單。
「不是！」另一個學弟接著說：「醫護大樓那邊有緊急狀況，急救小組已經趕過去了，等一下應該就會送過來，小凱醫師先跑過去幫忙了。」
「知道是誰嗎？」無論是誰，只要住在醫護大樓，就可能是任何一位我們所親近、熟識的人。儘管外科醫師的訓練生涯裡見過太多大風大浪，但接獲這次通報時，只感覺血液裡大量的腎上腺素湧出，腦子瞬間清醒。
「目前還不知道……」學弟們的臉上也都掛著些許緊張與憂慮。我點點頭，告訴自己定下心神，跟學弟們說：「走，我們都過去內科幫忙。」
我們三人一起跑到內科急救區，氣氛凝重，沒有人說話。急救車上早已準備齊全，急救推床也已備妥，我們三人就在這個狹小的空間裡踱步著。
「病人到！」檢傷護理師的女高音吼叫著，小凱醫師隨著擔架快跑進入急救區，「是學弟！實習醫師！」
「來，挪床，一、二、三！」
「心電圖！氧氣！打靜脈導管！」
「心臟按摩！」
「打強心劑！靜脈輸液！」
「第一劑保斯民打了！」
「繼續心臟按摩！」
在震驚中，沒有人停下腳步，反而都像脫韁野馬般衝了出去，急著能多幫上一點，能多作些什麼。
急救繼續進行著，而學弟的身體卻毫無反應。心電圖一直沒有起色，但沒有人願意承認，願意放手。大家都繼續作著任何能作的事情，不願意結束。
我們一邊施行心肺復甦術，一邊把學弟移到加護病房，心臟外科及心臟內科的大批人馬已經等在那裡，準備放置葉克膜。見到熟悉的學弟沒有一絲氣息，總醫師大吼著：「快！這個學弟很認真，大家一定要救他！」緊挨著牆壁，讓器械推進房間的我，頓時眼眶蓄滿了淚水。
我看了一眼正在鋪單消毒的心臟外科同事，心裡默默想著，有這群人真好，永遠都願意挺身當閻王的絆腳石。心臟外科的學妹抬起頭，給了我意味深長的一瞥，她的眼裡正訴說著驚訝、難過、害怕、心涼。我懂，我都懂，但是我低下頭，寧願看著器械也不敢再看她的眼神。
心臟外科的主治醫師找到血管後插進導管，發出一句振奮人心的話：「血是紅的，還有機會！」沒有人答腔，但每個專業人員都用盡全力搶救學弟。一回頭，加護病房外已經擠得水洩不通，聞風而至的醫師、主管、同學、同事，大家都想來看看有沒有能幫忙的地方。這時我瞥見學弟的室友小文縮在角落，在呼吸器聲響此起彼落又人聲鼎沸的加護病房裡，顯得無聲無息，但他臉上的眼淚正瘋狂地滑落。
唉，早上是小文發現學弟在廁所失去意識的吧，一定是嚇壞了。我頓了一下，想要走過去拍他的肩膀，可是，我停住了；我怕，我走過去，也會蹲下來和他一塊痛哭，畢竟，我也嚇壞了。
走出加護病房，我打了通電話給同為外科醫師的先生，就劈頭講了這段經過，最末，我加了句：「老公，我愛你，你一定要好好的。」
「你也要好好的，去休息一下。」然後我們靜默了一陣才掛斷電話。
早上八點多，我的腦海還在不斷重複播放每個急救的細節，偶然插播著過去和學弟對話的點滴與畫面，想著曾教他如何判讀電腦斷層，而他認真地聆聽；想著想著好多事情。這時候的情緒，已經分不清楚是在高點還是在低點，我只覺得沒辦法休息，但需要同伴，於是我走進最熟識的開刀房。也因此聽說了學弟被送到急診室前的那個片段：室友小文聽到學弟的鬧鐘響個不停，於是起床察看，這才發覺浴室的門反鎖著，呼叫卻沒有回應。小文馬上向管理室及隔壁的外科阿柏學長求援，撞開反鎖的門，看到學弟已然沒了氣息。阿柏立刻開始施行心肺復甦，壓胸、口對口人工呼吸，直到救護人員趕到。
我腦海的片段更多了，我佩服著阿柏的果斷，在沒有任何器械幫忙下，作到了最極致的救助；心疼著小文的慌亂，在半夢半醒間愕然發現室友沒了反應；開刀房裡的同伴，都講著那個浴室的門，大家想著，還有沒有多一點的可能，好像，只要那個門能早一點點開，我們就有多一點點的機會，只要多給我們一點點時間，我們可能可以……
早上十點多，雖然盡了一切的努力，學弟還是走了。
看到加護病房外排排站著許多同為實習醫師的學弟學妹，我鼻頭好酸，還是不知道要上前和他們說點什麼，他們也都各自一個個沉默著，流著淚。
後來的後來，事情的發展已經超乎我的想像。也許因為那天的我屬於深陷其中的人，反而不願意再去多看任何一點媒體的報導或評論的浪潮。直到有一天主任打電話給我，說：「你知道學弟在外科實習的時候，選你為「最佳住院醫師」喔！」
那一刻，曾經試圖壓抑的一切又湧上心頭，我完全講不出話來。
我只能默默的祝禱：「學弟，謝謝你。在我心中，你也一直是好棒、好優秀的實習醫師。」
再後來的後來的某天，心臟外科的主治醫師跑來告訴我：「我剛剛去寫了健保申覆。」
我盯著電腦螢幕，頭也不抬地答了一句：「我也常在寫啊，刪一堆，什麼都亂刪。」
「我今天寫的是學弟的申覆……」他說。
「幫學弟裝了葉克膜，結果被核刪了？」我問，雖然沒有太多的訝異。
「嗯。」他沒有憤恨，只淡淡地說：「想起來好悶啊……我們到底做了什麼？我們所有能做的都做了，但好像總還有許多人覺得我們做得不夠，而健保卻總是覺得我們做了太多。」因為一向如此，我們只能無奈地在這個體制所定下莫名的規則裡轉呀，繞呀。
當然，直到現在，我的心中還依舊在想著，是不是還能再多做點什麼？能再改變點什麼？
或許這難題的解答，該是要從制度面著手。
摘自《醫療崩壞！沒有醫生救命的時代》第一章〈台灣醫療崩壞正在進行中，而你該怎麼辦？〉。本書由貓頭鷹出版社出版，獲2012年10月PanSci選書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