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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是過勞鬼島嗎?中日台韓工時比一比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20/10/30 ・3414字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SR值 568 ・九年級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編輯|龔雋幃;美術編輯|林洵安

上班打卡制,下班責任制,你累了嗎?過勞、高工時是台灣長年以來的勞動代名詞,年輕人常以鬼島戲稱。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蔡明璋研究員認為,若要更適切理解工時過長的議題,不要侷限在台灣自身的觀察,他的策略是將中國、韓國、台灣、日本一起納入做比較,探究東亞國家的勞動狀況。

中韓台日加班時數比一比

愛拚才會贏,這或許是過去台灣社會普遍信服的觀念,為了賺錢沒日沒夜是家常便飯。然而,對於時下年輕人來說,工時長、薪水低、爆肝過勞沒假放,勞工被迫忍受各種低劣的勞動處境,恐怕更接近真實的心聲。年輕世代無從想像一個更好的未來,鬼島之名也因此不脛而走。

但,台灣真的是一座過勞的鬼島嗎?

蔡明璋和其他三國的研究員進行跨國合作,他們藉由 2008 年東亞社會調查(East Asian Social Survey)四國使用同一份問卷蒐集來的資料,以實證研究方式比較日本、韓國、台灣與中國的加班概況,並針對職業類型和僱傭地位(employment status)、契約身分等變項,進一步分析影響加班工時的關鍵因素。這一年正值全球財政危機,而中國經濟快速成長至此時已成為「世界工廠」,有其關鍵意義。

中、日、台、韓在地理上很接近,西方學者也時常以儒家文化圈一概而論。但蔡明璋認為,東亞四國的勞動型態極為不同,包括國家勞動政策、企業組織的形式,以及勞工與資本家的相對權力,這些因素都可能影響工時差異。

因此,研究團隊分別提出了三組研究假設,進行跨國比較。

首先是經典的剝削觀點,並區分出自我剝削與階級剝削兩個競爭假設。前者假定自僱者(self-employed)、為自己的家族工作者(working for family)較有可能加班;後者則是推定低薪的受雇者較可能加班。

第二,考量到後工業社會的發展,他們假定高階主管或是專業白領比較有可能加班。

第三,則是因應現代組織人力的彈性需求,推測臨時契約工比固定工作者(permanent workers)更有可能加班。

這三項假設,在東亞四國的調查中有哪些獲得印證?

過勞、血汗是近年備受關注的勞動問題,但受限於資料,過去較少從國際比較的角度討論,這項研究試圖從中日台韓四國互相參照,進一步理解高工時議題。圖/iStock

中國工時最長 南韓爆肝 No.1

首先,先來看看東亞四國的加班比例。攤開數據來看:日本每週平均工時最短只有 47.8 小時,台灣以 50.4 小時居次,南韓 53.1 小時,中國則是達到 55.3 小時,一週工時整整比日本多了快要一天。

若以每週 40 小時作為標準工時,東亞四國的加班比例都不低。即便是日本,也只有近 40% 的上班族每週工時符合標準,台灣約為 35%,南韓和中國則低到只剩下 26% 左右,超時工作的情況顯然比其他兩國更為普遍。

進一步分析這些加班者的過勞程度,檢視每週工時超過 70 小時的勞工比例:南韓(12.5%)比中國(10.1%)來得更高,名列榜首。換句話說,真的加起班來,韓國人恐怕最爆肝!

依據 2008 年東亞社會調查問卷資料,以每週工時來看,從高至低依序為中國、韓國、台灣、日本,但四國都有超過 6 成勞工要加班。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蔡明璋)

東亞老闆、自雇者更常超時工作

理解各國的加班情況後,接下來研究者要探究的是:到底是誰在加班?依照原本的假設,可以從三種不同分類方式來討論。

第一個問題:用僱傭身分區分,究竟是雇主更賣命,還是員工較血汗?

統計顯示,比起受雇者,四個國家的雇主工作時間都更長。除了日本以外,其他三國的自僱者也比一般上班族更常超時工作。甚至,那些在自家公司工作的中國人,工時也比受僱員工還要長。

在東亞國家,當老闆、自己做生意的人,多半工時都很長,呈現出自我剝削的傾向,尤其在中國最明顯。

依照雇主、自雇者、受雇者、在自家公司工作區分,四國的雇主工作時間都比受雇者長,中台韓的自雇者也比一般受雇勞工更常加班。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蔡明璋)

第二個假設是從職業類型作觀察。研究發現,已經邁入後工業社會的日本,專業白領比非技術性工人的工時更長。雖然台、韓並未呈現相同趨勢,專業白領的加班情況不顯著;但兩國高階經理人的工時都是加好加滿,尤其是韓國的主管最操勞!

相較其他三個國家,中國完全落在光譜的另一端。無論是高階主管、專業白領或資深技師,加班時數都比非技術性工人少。蔡明璋解釋,這並非意味中國的職場菁英都不用賣命工作,而是因為「中國低端工人用體力換工資的情況更嚴重。」

研究中將職業身分類型分為:高階主管或經理人、專業白領、半專業人員、文書工作、農業工作者、資深技師、非技術性工人。台灣與南韓的高階主管,日本的專業白領,加班時數明顯較長;但中國則是非技術性勞工最常加班。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蔡明璋)

無止盡加班趕工是這些中國底層階級的日常,過長工時對健康與家庭必然造成很多負面影響。蔡明璋直言,雖然共產黨宣揚的理念之一即是「打倒階級專政」,但在國家資本主義的運作下,到頭來被剝削最嚴重的卻是這些底層階級的工人。

同時,對照日本與中國在勞動型態上形成強烈對比,恰恰反映出後工業社會與發展中國家的差異。日本的數據驗證了研究的第二組假設:

在勞動保護較為健全的現代化國家裡,專業白領的加班時數比非技術性勞工還要長。

至於第三組假設:契約勞工更常加班,在中國確實出現這個模式;意外的是,日、韓完全顛倒過來,固定工作者更常加班,即使超時的時數不是那麼高,但日韓顯然有特殊迥異的影響因素。

台灣是過勞之島嗎?值得持續追探

最後,回到一開始的疑問,台灣的勞動情況到底如何?

從資料上來看,6 成以上的工作者要加班,但約 7 成的人每週工時在 50 小時以下。雇主、自僱者工作時數都比受僱者長(雇主約多了 9 小時、自雇者約多了 8 小時);從職業身分來看,除了高階經理人的工時相對多了快 4 小時,其他並無太大差異。蔡明璋總結,

台灣還是這樣,要增加你的收入,就需要增加很多工時。

綜觀各國數據,「以東亞四國做比較,台灣大概是在中間值,低階工人的工時情況不是最惡劣,白領專業人員過勞的企業文化,也不像日本那麼極端。」

看看中國、想想日本、問問韓國、反思台灣,比較研究的價值就在於從他者的視角,重新為自己找到定位。蔡明璋身兼中研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發展與人口研究」計畫召集人,希望藉此研究更了解東亞文化差異,他認為「社會學沒有透過比較,很難提出什麼特色。」這也是跨國比較困難但深具意義之處。

所以,台灣真的是過勞之島嗎?透過過往實證資料,或許仍有討論空間。但不可否認的是,過去在投資不足的情況下,台灣的經濟起飛,很大程度確實仰仗勞動力的長時間投入,以勞力剝削來換取整體經濟成果。

「從勞基法立法以來,台灣有進步,但我們相較於那些更發達的國家,工作時間還是很長。」蔡明璋說。

依照 2008 年的實證資料,對比於中國低技術工人的高工時、韓國瘋狂加班,台灣或許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但近 10 年來,我們可能又增加更多創業家、自雇者、非典型的派遣勞工,整體勞動條件也發生變化,東亞四國的勞動環境是否又有新面貌?仍值得後續研究者持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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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原文為《中日台韓,誰是瘋狂加班王?》,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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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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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取諧音自「言之有物」,出處為《周易·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探索具體研究案例、直擊研究員生活,成為串聯您與中研院的橋梁,通往博大精深的知識世界。 網頁:研之有物 臉書:研之有物@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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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這劑補好新冠預防保護力!免疫功能低下病患防疫新解方—長效型單株抗體適用於「免疫低下族群預防」及「高風險族群輕症治療」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3/01/19 ・2882字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國民法官生存指南:用足夠的智識面對法庭裡的一切。

本文由 台灣感染症醫學會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 審稿醫生/ 台灣感染症醫學會理事長 王復德

「好想飛出國~」這句話在長達近 3 年的「鎖國」後終於實現,然而隨著各國陸續解封、確診消息頻傳,讓民眾再度興起可能染疫的恐慌,特別是一群本身自體免疫力就比正常人差的病友。

全球約有 2% 的免疫功能低下病友,包括血癌、接受化放療、器官移植、接受免疫抑制劑治療、HIV 及先天性免疫不全的患者…等,由於自身免疫問題,即便施打新冠疫苗,所產生的抗體和保護力仍比一般人低。即使施打疫苗,這群病人一旦確診,因免疫力低難清除病毒,重症與死亡風險較高,加護病房 (ICU) 使用率是 1.5 倍,死亡率則是 2 倍。

進一步來看,部分免疫低下病患因服用免疫抑制劑,使得免疫功能與疫苗保護力下降,這些藥物包括高劑量類固醇、特定免疫抑制之生物製劑,或器官移植後預防免疫排斥的藥物。國外臨床研究顯示,部分病友打完疫苗後的抗體生成情況遠低於常人,以器官移植病患來說,僅有31%能產生抗體反應。

疫苗保護力較一般人低,靠「被動免疫」補充抗新冠保護力

為什麼免疫低下族群打疫苗無法產生足夠的抗體?主因為疫苗抗體產生的機轉,是仰賴身體正常免疫功能、自行激化主動產生抗體,這即為「主動免疫」,一般民眾接種新冠疫苗即屬於此。相比之下,免疫低下病患因自身免疫功能不足,難以經由疫苗主動激化免疫功能來保護自身,因此可採「被動免疫」方式,藉由外界輔助直接投以免疫低下病患抗體,給予保護力。

外力介入能達到「被動免疫」的有長效型單株抗體,可改善免疫低下病患因原有治療而無法接種疫苗,或接種疫苗後保護力較差的困境,有效降低確診後的重症風險,保護力可持續長達 6 個月。另須注意,單株抗體不可取代疫苗接種,完成單株抗體注射後仍需維持其他防疫措施。

長效型單株抗體緊急授權予免疫低下患者使用 有望降低感染與重症風險

2022 年美、法、英、澳及歐盟等多國緊急使用授權用於 COVID-19 免疫低下族群暴露前預防,台灣也在去年 9 月通過緊急授權,免疫低下患者專用的單株抗體,在接種疫苗以外多一層保護,能降低感染、重症與死亡風險。

從臨床數據來看,長效型單株抗體對免疫功能嚴重不足的族群,接種後六個月內可降低 83% 感染風險,效力與安全性已通過臨床試驗證實,證據也顯示該藥品針對 Omicron、BA.4、BA.5 等變異株具療效。

六大類人可公費施打 醫界呼籲民眾積極防禦

台灣提供對 COVID-19 疫苗接種反應不佳之免疫功能低下者以降低其染疫風險,根據 2022 年 11 月疾管署公布的最新領用方案,符合施打的條件包含:

一、成人或 ≥ 12 歲且體重 ≥ 40 公斤,且;
二、六個月內無感染 SARS-CoV-2,且;
三、一周內與 SARS-CoV-2 感染者無已知的接觸史,且;
四、且符合下列條件任一者:

(一)曾在一年內接受實體器官或血液幹細胞移植
(二)接受實體器官或血液幹細胞移植後任何時間有急性排斥現象
(三)曾在一年內接受 CAR-T 治療或 B 細胞清除治療 (B cell depletion therapy)
(四)具有效重大傷病卡之嚴重先天性免疫不全病患
(五)具有效重大傷病卡之血液腫瘤病患(淋巴肉瘤、何杰金氏、淋巴及組織其他惡性瘤、白血病)
(六)感染HIV且最近一次 CD4 < 200 cells/mm3 者 。

符合上述條件之病友,可主動諮詢醫師。多數病友施打後沒有特別的不適感,少數病友會有些微噁心或疲倦感,為即時處理發生率極低的過敏性休克或輸注反應,需於輸注時持續監測並於輸注後於醫療單位觀察至少 1 小時。

目前藥品存放醫療院所部分如下,完整名單請見公費COVID-19複合式單株抗體領用方案

  • 北部

台大醫院(含台大癌症醫院)、台北榮總、三軍總醫院、振興醫院、馬偕醫院、萬芳醫院、雙和醫院、和信治癌醫院、亞東醫院、台北慈濟醫院、耕莘醫院、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林口長庚醫院、新竹馬偕醫院

  • 中部

         大千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台中榮總、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 南部/東部

台大雲林醫院、成功大學附設醫院、奇美醫院、高雄長庚醫院、高雄榮總、義大醫院、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花蓮慈濟

除了預防 也可用於治療確診者

長效型單株抗體不但可以增加免疫低下者的保護力,還可以用來治療「具重症風險因子且不需用氧」的輕症病患。根據臨床數據顯示,只要在出現症狀後的 5 天內投藥,可有效降低近七成 (67%) 的住院或死亡風險;如果是3天內投藥,則可大幅減少到近九成 (88%) 的住院或死亡風險,所以把握黃金時間盡早治療是關鍵。

  • 新冠治療藥物比較表:
藥名Evusheld
長效型單株抗體
Molnupiravir
莫納皮拉韋
Paxlovid
帕克斯洛維德
Remdesivir
瑞德西韋
作用原理結合至病毒的棘蛋白受體結合區域,抑制病毒進入人體細胞干擾病毒的基因序列,導致複製錯亂突變蛋白酵素抑制劑,阻斷病毒繁殖抑制病毒複製所需之酵素的活性,從而抑制病毒增生
治療方式單次肌肉注射(施打後留觀1小時)口服5天口服5天靜脈注射3天
適用對象發病5天內、具有重症風險因子、未使用氧氣之成人與兒童(12歲以上且體重至少40公斤)的輕症病患。發病5天內、具有重症風險因子、未使用氧氣之成人與兒童(12歲以上且體重至少40公斤)的輕症病患。發病5天內、具有重症風險因子、未使用氧氣之成人(18歲以上)的輕症病患。發病7天內、具有重症風險因子、未使用氧氣之成人與孩童(年齡大於28天且體重3公斤以上)的輕症病患。
*Remdesivir用於重症之適用條件和使用天數有所不同
注意事項病毒變異株藥物交互作用孕婦哺乳禁用輸注反應

免疫低下病友需有更多重的防疫保護,除了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勤洗手、減少到公共場所等非藥物性防護措施外,按時接種COVID-19疫苗,仍是最具效益之傳染病預防介入措施。若有符合施打長效型單株抗體資格的病患,應主動諮詢醫師,經醫師評估用藥效益與施打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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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污如何刺激中國經濟起飛?——吳介民解析中國的「官僚尋租」現象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21/12/16 ・6667字 ・閱讀時間約 13 分鐘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撰文|龔雋幃
  • 美術設計|林洵安

中國如何創造經濟神話?

中國崛起,是近年舉世矚目的議題,但中國的發展軌跡與日、韓、台迥然不同,所謂的「中國模式」有何特殊性?下一步,中國還能持續創造奇蹟嗎?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吳介民研究員,拆解分析中國崛起背後,如何透過「尋租式」的政商結合打造出世界工廠。「研之有物」專訪吳介民,一探他費時 25 年的著作《尋租中國》,背後橫跨多年的田野觀察,以及他歷經年少困頓、輟學、童工,依舊未曾改變的知識憧憬。

負債逃難、休學做工,少年遍嘗底層辛酸

「經濟起飛/你們家墜毀/那是你們曾經感受飢餓的一年/『家的破裂與復合的真理唯一是勞動,無產階級的身體』/於是,在城市邊陲的小衛星工廠/你們成為輸送帶上的少年工/⋯⋯」

在出版的詩集《地犬》裡,吳介民以詩作〈一九七七〉,描繪自己十五歲時的生命史片段。

吳介民父親原為《中華日報》地方記者,眼見人造纖維毛衣的加工貿易可為,遂與親友借錢開工廠,不料一敗塗地。此後一、二十年債務纏身,全家命運丕變。

「我爸媽是連夜逃離宜蘭,向鄰居借一百塊買火車票,弟弟跟著走。那時候家裡已經破產,我和妹妹、外祖母留在原來的工廠,後來才陸陸續續北上團聚。」吳介民說。

年少的吳介民遍嘗底層生活的辛勞。一家落腳三重,他和弟弟曾輟學一年到膠鞋工廠當童工,還要同時幫忙家裡的自助餐生意。後來,父母頂下一間水餃館,就位在省北師專(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對面。透早五點,全家起床賣豆漿,接著備料、包水餃、煮麵,一路忙到晚上十一、二點的宵夜場,週而復始。

直到吳介民考上台大的頭幾年,仍是掙錢還債、讀書兩頭燒,期間更兩度休學,回家當起水餃師傅。大三後家裡陸續還清欠債,他才終於揮別那樣的時光。吳介民感性地說:「父母選擇還債,而不躲債賴帳,確保了全家人的尊嚴,這一點對我們小孩是很要緊的情感教育。」

歷經舉家欠債、還債、輟學做工,吳介民回憶起成長歷程,「我確實有幾年生活其中,經歷過那樣的世界,知道底層工人賺錢的辛苦、被羞辱的感覺。」一切彷若已雲淡風輕,化為他構築、深化理論的養分。圖│研之有物
歷經舉家欠債、輟學做工,「我確實有幾年生活其中,經歷過那樣的世界,知道底層工人賺錢的辛苦、被羞辱的感覺。」吳介民回憶自己的成長歷程,一切彷若已雲淡風輕,化為他構築、深化理論的養分。
圖│研之有物

少時,家裡生計著實困難。吳介民猶記曾和弟弟遠遠望著蚵仔麵攤,眼巴巴地像是肚子餓的小狗。另一次,兩人湊出十塊錢到麵攤合吃一碗油麵,上頭浮著薄薄一小片瘦肉,兩兄弟饞得緊,仍忍著餓相互說你吃你吃,「雖然不到饑荒,但當時真的常有『腹肚枵』(餓肚子)的感覺。」

吳介民重省這段歷程,說道:「那是真實的下層階級生活,所以後來讀馬克思、韋伯,就能用自己的親身經歷看那些理論。我知道理論的重要,但也知道很多時候『理論只是理論』。」

這些經驗也讓他日後更能感同身受工人階級的思維,以及勞力謀生的不易。

即便沒有優渥環境,高中讀的是放牛吃草的補校,吳介民卻從未放棄他的知識、文學與藝術夢。他自己買石膏像臨摹,也曾努力攢下一千元,買了一台 FM 收音機,晚上聽 ICRT 練英文、聽古典樂。家中的黨外雜誌與柏楊著作,亦是啟蒙養分。

另一個驅動的強烈欲望,則是迫切想離開當時的生活環境,流氓砍殺、幫派械鬥、警匪追逐,社會的幽暗面時時出現眼前。

透視中國軌跡,反思台灣發展

1981 年,吳介民決定向父親「請假」半年,專心準備大學聯考,如願考上他的第一志願台大政治系。然而,結果卻不如所想。

保守呆板的課程讓他大失所望,有些同學轉投法律懷抱,吳介民不改其志,一面參加讀書會、接觸黨外人士,也投身 80 年代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反杜邦自由之愛野百合學運都曾親身參與。他說道:

「從大學到現在 40 年,我關心的事情都一樣──台灣的民主,希望台灣成為真正好的國家和社會。這個核心關懷從來沒有變過。」

直到考入台大,吳介民仍五點起床賣豆漿,課後到餐館包餃子、煮麵、洗碗,忙到深夜才能看書。他笑說自己從小特別愛讀書,高中讀的是被體制放棄的「流氓補校」,仍立志考上大學。進入台大後兩度休學,他依舊不改其志,積極投身社會運動直至今日。圖│吳介民
考入台大後,吳介民仍日日五點起床賣豆漿,課後到餐館包餃子、煮麵、洗碗,忙到深夜才能看書。但他依舊不改選擇政治系的初衷,積極投身社會運動直至今日。圖為翻拍人間雜誌社報導,當時吳介民與學運夥伴從鹿港調查反杜邦運動回到台北,整理問卷資料後,在消基會舉辦的記者會上報告。
圖│吳介民

就算後來出國留學,又或跑遍中國做田野,仍是為了回答台灣自身的問題。吳介民直言,「台灣作為一個現代國家,將來跟中國不管是什麼關係,都離不開這個地緣政治、經濟。這是我們的宿命,必須面對。」

因著這份長期以來的關懷,他一眼持續觀照台灣本土公民社會的茁壯、衝擊與變遷;另一眼,則望向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發展與運作機制,以及飽受工資壓榨、身份差序雙重剝削的中國底層民工。復再凝結成「中國因素」的分析框架,透視兩岸關係。

看見中國,反思台灣,雙重田野形成的視域交疊,成為吳介民念茲在茲的研究母題。

1994 年起,吳介民開始在中國進行田野調查,採訪台商、幹部,也走訪民工村。從鄉村長途遷徙至外地的民工,常在打工城市的郊區聚居。圖為 2005 年吳介民造訪的北京民工村,當時正在拆除,後再次前來時村落已不復存在。圖│吳介民
1994 年起,吳介民開始在中國進行田野調查,採訪台商、幹部,也走訪民工村。從鄉村長途遷徙至外地的民工,常在打工城市的郊區聚居。圖為 2005 年吳介民造訪的北京民工村,當時正在拆除,後再次前來時村落已不復存在。
圖│吳介民

「我怕不趕快寫,死了會很遺憾」

早在 1993 年的紀錄片《台胞》中,吳介民和幾個朋友就試圖刻畫兩岸交往的不同面貌,包括老兵返鄉、漁民衝擊、政治談判,以及形形色色的第一代台商經驗。但首映會上飽受批評,質疑他們流於片面的現象陳述、囿限於意識形態。今時回顧,吳介民坦言《台胞》的技術與結構還不成熟,可是他仍自信地說,當時提出的問題、方向都是對的。

只是吳介民沒料到,首映會上他的豪語「我會用 5 年、10 年去尋找答案」,結果卻歷經 25 年的淬煉醞釀後,才交出令他自己滿意的答案。

「我知道不寫會很遺憾,因為我怕我會死掉。」幾年前吳介民大病一場,住院、休養超過 4 個月,甫恢復即刻埋首案前,3 個月就寫下 10 萬字,加上之前累積的草稿,共完成了 25 萬字的書稿,終於迎來這本遲來許久的學術代表作——《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

貪污與經濟成長並行:認識中國的「官僚尋租」

過去 40 年,中國經濟快速騰飛,同時卻也伴隨著猖獗的「官僚尋租」現象(rent seeking)。亦即,

政府部門透過政策法規,獲取高額利潤的壟斷租金(rent),例如回扣、抽取人頭稅、掌控審批權等,其中往往與貪汙索賄具有高度親近性。

圖│研之有物
圖│研之有物

於是這便形成了一個巨大的謎題——尋租、成長為何能夠並行不悖?當中國地方基層幹部紛紛躋身「收租階級」之際,為什麼卻未削弱整體發展,反倒產生了正面的助益?

1994 年,河南省濟源市一家摩托車店的標示。明明是當地生產,卻被特別標註「台灣機」,而且一台摩托車要價 12500 元!一方面顯示當時台灣因素扮演的經濟影響力,同時這樣的高價品,必定也是飽賺「灰色收入」的幹部才買得起。圖│吳介民
1994 年,河南省濟源市一家摩托車店的標示。明明是當地生產,卻被特別標註「台灣機」,而且一台摩托車要價 12500 元!一方面顯示當時台灣因素扮演的經濟影響力,同時這樣的高價品,必定也是飽賺「灰色收入」的幹部才買得起。
圖│吳介民

吳介民指出,關鍵在於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後,一方面,中央以明文法規或非正式規則,授予地方官員尋租的空間,作為地方招商引資的誘因;同時,又將經濟發展的成績,納入幹部升遷考核機制。於是,從這兩方面成功動員了地方的積極性,整個黨官僚體系漸漸從過去的政治掛帥,切換到經濟掛帥。

循此,吳介民別出心裁地結合政治經濟學、制度經濟與產權理論,提出「機構化尋租」(institutional rent-seeking)的概念。

在中央放行下,手握加工貿易許可權的地方官員,兼具創租(rent creation)、分租(rent distribution)與尋租三重角色,以組織化、制度化的形式發展。包括工繳費匯差、土地批租費、勞動管理費、虛擬所有權、社會保險費與住房公積金等,各式形形色色的獲益,創造地方財政收入與幹部個人利益的雙贏,並實現國家攫取價值的創匯目標。

圖│研之有物
圖│研之有物

從另一方面來看,因為這套尋租制度受國家認可,具有一定正當性,提供外資可靠穩定的承諾,也相對降低了應付紛雜政商關係的交易成本。於是,在歷史耦合的時空條件之下,看似南轅北轍的尋租與成長,便得以齊頭並進。

而台商正是過去這波浪潮的重要推手!

中國改革後開放以廣東作為領頭羊,台商受政策優惠補貼所牽引,將全球產業鏈帶進中國,和地方政府攜手,將原先的農、漁村聚落打造為世界工廠,方才觸發中國資本主義高速成長,躍為世界核心國家。

然而,當國家與資本相謀,打造經濟火車頭的同時,底層民工階級卻深陷雙重剝削的困境。一方面,是典型資本主義對勞動階級的剝削,不斷從中榨取剩餘價值。另一方面,則是中國特殊的資本模式,

由國家一手打造「公民身份差序」體制,把不同背景身分者有位階性的區隔,使企業能「合法地」把民工排除在制度保障之外,只需提供次等待遇。

透過國家積極參與剝削民工階級,大幅降低勞動成本,形成二次剝削。

廣東珠三角工業區,大批民工站在廢棄物前休息。「廣東模式」是吳介民分析中國模式的原型,1978 年廣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先鋒,政府從內地省分的農村引入農民工,持續提供大量的勞動力。圖│吳介民
廣東珠三角工業區,常見大批民工站在廢棄物前休息。「廣東模式」是吳介民分析中國模式的原型,1978 年廣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先鋒,政府從內地省分的農村大量引入農民工(簡稱民工),持續提供勞動力。
圖│吳介民
民工、職工被國家區隔,政府刻意壓低民工的工資,底薪通常是最低工資,只能靠加班掙錢;同時,民工作為外來人口,也被排除在當地社會保險、福利之外。透過這種「公民身份差序」體制,為企業提供低廉勞力。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吳介民)
民工、一般勞工被國家區隔分開。政府刻意壓低民工的工資,底薪通常是最低工資,只能靠加班掙錢;同時,民工作為外來人口,也被排除在當地社會保險、福利之外。透過這種「公民身份差序」體制,為企業提供低廉勞力。
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吳介民)

中國的尋租模式仍有未來嗎?

不過時至今日,中國原先倚仗勞力密集產業、創造高額利潤的模式,已走到了盡頭。

吳介民分析,首先民工供給已經飽和,人口紅利不再。再者,中國的經濟成長進入「中所得階段」,無法再繼續維持原本的模式。第三,中國政府有意識地開始大力推動高技術、高資本的經濟發展策略,進行產業升級轉型;周邊國家如越南、印尼、印度,也慢慢取代中國在中低階消費品全球價值鏈的原有角色。

內外因素交雜,中國過往的尋租發展模式不再可行。

吳介民在廣東村落田調,一群民工從他身前經過,他順手拿起相機,按下快門的剎那,身前的工人正好抬起頭,直直望向鏡頭,留下這張意味深長的照片。民工是過去中國經濟成長的沉默貢獻與犧牲者,建築隊是最底層的民工,經常被拖欠工資、睡在工地。圖│吳介民
吳介民在廣東村落田調,一群民工從他身前經過,他順手拿起相機,按下快門的剎那,身前的工人正好抬起頭,直直望向鏡頭,留下這張意味深長的照片。民工是過去中國經濟成長的沉默貢獻與犧牲者,建築隊是最底層的民工,經常被拖欠工資、睡在工地。
圖│吳介民

「如果十年前寫,對尋租發展主義的前景比較明亮一點;可是經過這十年,當它想脫離這個發展模式,就遇到很多內部陷阱,所以我對中國發展前景的評估會比較悲觀。除非它在技術上獲得很大突破,或者孤注一擲跟美國打一仗,而且打贏了。」

昭然若揭的是,中國已經無意韜光養晦,大國崛起的自信愈來愈膨脹,對外侵略性也愈來愈強,美中戰略競爭的對抗局勢顯然沒有回頭路。吳介民觀察,「中國統治精英最大的弱點就是太急躁、沉不住氣,如果再默默耕耘半世紀,等到完全茁壯,美國也拿它沒辦法。」

現階段,中國最想突破的是半導體產業,晶片製造正是「中國製造 2025」首要目標,晶片一天生產不出來,就永遠被西方掐住要害。但總體來看,吳介民評估中國仍具有相當韌性。

「你不能把它看成是 1970、80 年代的蘇聯,經濟非常沉悶。它有 14 億人口的市場,有相當製造技術能力,關鍵是要能夠掌握重要的戰略物資不被西方切斷。所以一帶一路試圖打開中巴、中泰走廊,這樣不必只依賴南海海運,戰略自由度就較高。近年來投擲鉅金,想打造自主的半導體供應鏈,目前還在脫困奮戰,是另外一個例子。」

霸權間的台灣憂患不斷,也充滿機遇希望

如同台灣數百年來的命運,始終只能在帝國霸權的支配與競爭的夾縫中謀生存。吳介民認為,當兩岸永遠維持在一個懸置、難以釐清的關係,甚至處在戰爭爆發的陰影下,會扭曲台灣作為主權國家的正常發展,讓很多事情複雜化。但另一面來看,連帶而來的憂患意識也讓台灣人更戰戰兢兢求生存。

「如果我作為個體,不是鑲嵌在這個集體命運當中,而是跳脫自身認同的束縛,以純然研究者的眼光,觀察現在台灣跟中國的互動關係,其實是很精彩、很熱鬧,充滿懸疑跟劇場效果。」吳介民不改幽默地說。

研究兩岸大半輩子,吳介民至今仍饒富興味持續他的知識遠航。在他心裡,也仍有無數本專著等待完成,「一本中國因素大論述,一本香港政治論,一本玩政治,然後還要寫我的田野,所以說要活到 150 歲才可能。」

數十年磨一劍,吳介民歷經 25 年深入中國各地田野調查,構思、醞釀、積累,出版重量級著作《尋租中國》,本書也獲得中研院人文社科學術專書獎。書中不僅對中國經濟崛起的過去與未來,提出完整解釋,更關鍵的是回應:緊鄰中國的台灣,該走向哪裡?圖│臺大出版中心
吳介民歷經 25 年深入中國各地田野調查,構思、醞釀、積累,出版重量級著作《尋租中國》,本書也獲得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專書獎。書中不僅對中國經濟崛起的過去與未來,提出完整解釋,更關鍵的是回應:緊鄰中國的台灣,該走向哪裡?
圖│臺大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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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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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畜悲歌:「過勞死」的概念是如何形成的?——《為工作而活》
八旗文化_96
・2021/12/12 ・2081字 ・閱讀時間約 4 分鐘

  • 作者 / 詹姆斯.舒茲曼(James Suzman)
  • 譯者 / 葉品岑

對懷抱滿腔熱血報導戰區生死的一小群報社特約記者與獨立記者而言,遭流彈擊中、被戴著巴拉克拉瓦頭套大吼大叫的人綁架,或是被炸得血肉模糊的風險,都是工作的一部分。至於那些致力於揭露(或掩埋)權勢者骯髒祕密的記者、直搗犯罪組織黑暗核心的記者,或是傳播意圖挑釁、擾亂和冒犯之觀點的記者,也都接受他們的工作可能使自己受到傷害。

但對多數人而言,新聞業應該是個安全的職業。舉例來說,記者不會預期在報導交通壅塞、金融市場起伏的過程中殉職,也不覺得評論最新技術裝置和時尚趨勢,或者記錄形塑市府微觀政治的沉悶鬥爭,會對自己造成生命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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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種工作都有各自的職業風險,一般而言,新聞業不被視為高風險行業。圖/Pixabay

不幸的是,發生在日本公共媒體 NHK 的記者佐戶未和身上的事和期待不符。佐戶負責地方政府線的新聞,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在報導東京都選舉的工作中死亡。她的遺體被人發現時,手裡還握著手機。

醫生很快確定佐戶的死因為心臟衰竭。但經過日本厚生勞動省的調查後,官方將她的死因改為「過勞死」。在去世的前一個月,佐戶在正式紀錄中的加班時數為一百五十九小時。這令人筋疲力盡的工時,相當於連續四個星期的每個工作日都上了兩輪完整的八小時班。可想而知,非正式的加班時數大概還要更多。在佐戶去世後的幾週內,痛失愛女的父親查閱她的手機與電腦紀錄,計算她在去世前的一個月至少加班了二百零九小時。

在佐戶未和猝死的那年,還有許多類似的死亡通報。日本厚生勞動省正式承認,有兩種類型的死亡為工作過度的直接後果。「過勞死」是指由於疲勞、睡眠不足、營養不良和缺乏運動引起的心臟疾病導致的,佐戶的情況就屬於這類。另一方面,「過勞自殺」是指員工因工作過度導致的精神壓力,選擇走上自殺一途。

同年年底,厚生勞動省證實,二〇一三年有一百九十人死於過勞死或過勞自殺,前者與後者的比例為二比一,這與前十年的年均數字大致相符。然而,日本厚生勞動省向來只在特殊情況下宣布某人的死因為過勞死或過勞自殺,也就是只在能夠毫無疑問地證明死者的加班時數已遠遠超過了合理限度,同時也沒有其他值得一提的致死因素(如嚴重高血壓),才會這麼做。

因此有些人認為,政府不願意承認問題的實際規模,譬如日本眾多反過勞死組織之一「過勞死辯護團全國連絡會議」的祕書長川人博就持此立場。他認為,過勞死的實際數字比政府願意承認的高出十倍。不意外的是,日本因過度工作導致嚴重精神失調或健康失調的人數,也被認為比官方實際承認的高出好幾十倍,而且因工作當下過於疲累造成職場意外事故的數字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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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勞現象發生時,政府當局時常用其他疾病因子作為推託之詞,實際過勞的案例應該遠高於帳面上的數字。圖/Pexels

一九六九年,日本某大報貨運部有一名二十九歲職員,在令人聞之心痛地超時加班後,於辦公桌前倒地身亡,成為官方承認的第一例過勞死。隨著越來越多的死亡案例被直接歸咎於過度工作,「過勞死」這個詞很快進到大眾詞彙,進而逐漸成為日本國內的重要話題。

在日本,與工作相關的疾病的詞彙越來越多。在這越來越豐富的詞彙庫裡,最引人注目的一個是「經理病」,它被用來描述中階主管在面對職場升遷、辜負團隊期待、讓自己和家人蒙羞,乃至更糟糕的讓老闆失望、拖累公司等情況時,所感受到的巨大壓力。但經理病的問題只會影響白領階級,反觀過勞死則是無差別攻擊的殺手,無論是藍領勞工,還是經理、教師、醫療工作者、企業執行長,都同樣可能遭殃。

在東亞,過勞絕非僅見於日本一國的現象。在其他東亞國家,也有許多壓力過大的員工一邊在工作崗位匆忙吃午飯,一邊思忖過勞的潛在致命後果。每年平均比英國人或澳洲人多工作四百小時的南韓人,也採用日文單詞「過勞死」的韓文說法來描述同一個現象。

中國的情況也是如此。自一九七九年戒慎恐懼地擁抱「國家資本主義」以來,中國的經濟以驚人速度增長,大約每八年成長一倍。儘管科技發揮了重要作用,紀律嚴明且價格低廉的勞動力吸引全球企業的製造業務進駐中國,一直是中國經濟成長背後的動力,也將中國變成世上最大製造業生產國和出口國。但經濟成長帶來出人意料的後果,包括因工作過度而死亡的人數激增。二〇一六年,通常只在分享好消息時灌水的國家官媒中央電視臺宣布,每年有超過五十萬的中國公民死於過勞。

——本文摘自《為工作而活》/ 詹姆斯.舒茲曼,2021 年 11 月,八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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