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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魚半身酥脆、半身活著,你吃不吃?」──吳介民的中國田野札記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21/10/25 ・5189字 ・閱讀時間約 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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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撰文|龔雋幃
  • 美術設計|林洵安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吳介民研究員,投入中國研究超過 25 年,走訪各地,訪談數百位人士,累積無數田野間的省察。有難熬的飲食挑戰、敏感紅線的應對,更有訪調記錄的獨門技巧。「研之有物」專訪吳介民研究員,探看社會學家如何以深厚學養為基底,犀利洞察為工法,從各種田野情境提煉出獨特體悟。

二十五年磨一劍

1992-93 年,吳介民和幾個朋友懷抱雄心壯志,拍攝紀錄片《台胞》,影片中記錄了第一代台商、台幹到中國發展的歷程。但首映會上,「證據不足」、「觀察片面」……來自各方的尖銳提問炮火隆隆。

當時,吳介民發下豪語回應:「我會用 5 年、10 年去尋找答案。」但他足足花了 25 年,直到 2019 年,才終於出版《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

而這期間,吳介民踏遍中國各地,田野現場的體悟、震撼與衝擊,成為建構理論框架之餘,另一種深刻的剖析透視。對他來說,拋開條條框框的縝密學術思辨,田野總有說不完的糗事趣談,和許多放不進嚴肅政治經濟分析裡的人情世故。

吳介民走訪中國進行田野調查,他想著或許哪一天,能以更具文學性與後設反思的筆觸,寫下那些照片裡外的省察與體悟,那是一個年少時歷經鞋廠童工、自助餐幫廚與水餃師傅,而後才成為一位政治社會學者,所親身經歷過的中國。圖為吳介民(右)到河南遂平田調,包了一台改裝三輪車,當時遂平縣城只有這條大街。圖/吳介民

社會學田野的飲食日常

首先是吃。

飲食,是田野中滿載意趣,也最接近庶民生活之處。年少時,曾歷經賣麵、幫廚、包餃子的吳介民,終日與鍋碗瓢盆為伍,對中國各地飲食文化頗有一番觀察。好比四川菜,餐餐又麻又辣,吃來爽快。但他也曾經在路邊大排檔(路邊攤),大啖一鍋鍋鐵桶涮的麻辣燙後,整整三天腹瀉不止,連喝一口水都忍不住欲嘔。

這些經驗只稱得上「家常」。在田野現場,常得透過在地嚮導與朋友的引薦,打入當地人際網絡,「入境隨俗」是研究者必得錘鍊的本事。

1994 年,吳介民跟著一對中國民工情侶小董與小琴返鄉。火車抵達河南駐馬店市,只見月台上不斷湧現穿著藍色衣服的農民人海,十幾分鐘都未間斷。他回憶起那一幕,彷彿就是發展經濟學家路易士(William Arthur Lewis)「勞動力無限供給」理論的真實呈現。

當他們終於去到小琴家中,甫才坐定,小琴的母親便端來一大碗盛滿了五顆雞蛋的甜湯。吳介民不做他想,幾分鐘內立刻大口喝下,在《第三種中國想像》他如是說:

幾乎是以狼吞虎嚥的吃相,來回報主人們的熱情,這是我進入田野的儀式。

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依靠大量來自鄉村的農民工,民工的工資、福利與一般勞工區隔,長期遭受體制剝削。吳介民隨同一對民工情侶返鄉,中堂貼著兩幅春聯,隱含了政治標語,「四化」即意指四個現代化,對聯中間則有毛澤東等人的圖像。 圖/吳介民

田野中的「政治」:蛇肉沙西米、活魚生吃

吳介民在《尋租中國》以「廣東模式」為代表,分析中國如何在政府與資本共謀合作下,順著全球產業鏈打造出世界工廠。其中,台商是中國經濟崛起的重要推手。

吳介民在廣東訪談大量台商,受訪者熱情款待下,經常得出入野味食肆。餐廳門口如同當年華西街,吊掛了玲瑯滿目的大蛇小蛇,現點現殺。一入座,眼前是一盤盤現宰帶皮蛇肉、薄切沙西米,豐盛鋪滿整桌。眾人殷切招呼,吳介民就算內心發麻,也只能硬著頭皮吃下特別留給他的「珍饈部位」,面不改色挾起薄切蛇片涮來吃。

不過,最衝擊的一次田野食記,還得說起河南的「吃魚記」。

那時,吳介民還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博士,他陪同老師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前往河南西部的工廠考察。當地難得有知名西方學者來訪,一行人被視為重量級上賓,縣委書記、市長皆現身陪同,還特別準備「上賓等級的河鮮」款待。

誰知,上桌的是讓吳介民畢生難忘的一幕──眼前,一條半生半熟的大魚,魚的下半身已炸得酥脆,上半身卻還睜著眼、鼓著嘴!

吳介民心裡震撼萬分,感官全被猛烈衝擊。此時,席上的幹部則開始熱情邀請貴賓享用。「如果在現場,你吃不吃?」

黎安友二話不說、筷子挾起就吃下第一口。身為學生的吳介民,便拿起筷子跟著吃了第二口。眾人一口又一口,多年後他仍記憶猶新,直至吃到幾剩魚骨,那條魚才差不多斷氣。

「這就是『玩政治』。一方面突顯他們的熱情待客,端出最頂級的烹飪技巧款待;另一方面也是試膽、示威,你怕了,他的氣勢就贏你一截。」

1995 年,吳介民(右一)跟黎安友(右四)訪問四川巴中深山村落,與村民合照。吳介民回憶,前往村落的途中,車子一路盤旋山路,一邊是山壁、一邊是山崖,一行人歷經夜半迷路、拋錨,驚險萬分。圖/吳介民

活魚生吃是田野第一堂震撼教育,但更令吳介民驚詫的是田野後的提煉。

返國後,黎安友在美國雜誌《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發表一篇長文,討論中國改革開放,文章劈頭就提起這個吃魚的故事。不過,長期關注人權的黎安友,並未教條式批評中國人殘忍、缺乏動物權,反而巧妙作了比擬轉化。

他把那條半生半熟的魚,比做中國改革開放的象徵:當上層、國家還整天談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下面早已是完全熟透的資本主義!

「我太佩服我的老師,這對我的田野經驗是一次雙重教育。」

「你們臺灣人搞臺獨!」急智化解敏感時刻

社會學家的田野歷練,有衝擊、有反芻,偶爾也有驚險。除了另類食物的考驗,杯觥交錯之際,往往可能閃現敏感話題。

1994 年 8 月,吳介民人在溫州訪調,同年 3 月底,杭州發生千島湖事件,24 名臺灣觀光客遇劫遭害,時任總統的李登輝,強烈抨擊中共政權「像土匪一樣害死我們那麼多同胞」,引發兩岸關係緊張。

那天,吳介民早上和幹部訪談完,午膳對方作東。幾杯黃湯下肚,突然有人衝著他發難:「你們臺灣人搞臺獨!」大聲嚷嚷之際,還要他給個交代。現場一陣尷尬緊繃,全等著吳介民反應。

「大家稍安勿躁,我現在還沒有要宣佈臺灣獨立。」這一番妙語瞬間讓整桌人笑了出來,化解原本僵滯的氣氛。

「不能太正經,不能像韋伯,不然會死得很慘。」吳介民笑得開懷。

中國鄉村牆上經常可見大幅標語,吳介民笑稱:「你得反著看。」「存款光榮」意指要求「強迫儲蓄」,圖中為典型的農村「留守老人」、「留守兒童」,大量農村青壯人口到沿海工廠打工,村裡就剩下老人、幼兒。圖/吳介民
每日一班的長途客運,固定從村子來回四川的縣城。社會學田野如何以此為觀察線索?吳介民解析,招牌背後便可能看出「連鎖移民」(chain migration)的跡象,意即村內有固定人口往返縣城打工,足以每日派送一班客運。他們通常是相互介紹,長途移動到城內當民工。圖/吳介民

田野調查準則:跟牢你的領路人

吃喝之外,吳介民當然也結交了不少友人,其中一位長期合作的報導人「柯老師」(化名),是他在中國的良師益友。

「他帶我到處訪談,跟著他,我也學很多,學到中國人經過文革的痛苦跟刻苦耐勞。他以前是瘦子,可是現在不管吃什麼,湯湯水水一滴不剩,最後剩炒菜的油水,他也會用白饃(饅頭)涮到完全乾淨,所以後來變得很胖。」

柯老師能省則省的個性,也體現在交通上:若能夠坐最便宜的一毛錢大巴,他絕不坐一塊錢的中巴。「人類學調查的第一準則,你要跟著嚮導做同樣的事情。」吳介民當然也亦步亦趨地學做當地人。

有次,他們要去附近村子訪查,柯老師索性連巴士都不願搭,準備兩台腳踏車騎過去。到了才知道,地圈了,整個村子幾乎毫無產業,完全仰仗借貸過日。但最荒謬的是,接待的村書記竟然開著一台賓士,「所以柯老師一直覺得,中國到處都在騙,全都是假大空。」

吳介民拍下的路邊菸攤,琳瑯滿目的當地香菸品牌,但從包裝設計上可看出不少皆仿自世界知名廠牌。圖/吳介民

簡碼速記,帶走關鍵數據

走訪天南地北的田野路上,雖然沒有真的碰上大麻煩,但還是有觸碰政治紅線的緊張時刻。

因為擔心臺灣身份敏感,對方不願意透露太多,柯老師多半介紹吳介民是歸國華僑。還在讀博士階段,有一回他們訪問地方幹部,聊天興頭正扯開,吳介民脫口而出「黨部」二字,沒幾分鐘後,柯老師就急忙拉著他走了。

後來柯老師解釋,原來臺灣的中國國民黨才有黨部,中國只有黨委、黨組,而這一字之差可能就會露底,招來不必要的麻煩。

研究中國政經體制與社會變遷,確實具有敏感性,即使經過多年,許多中國人聽到中研院直屬總統府,往往會從他們的既定經驗出發,認定吳介民一定是搞情報!不相信他是單純、獨立做學術研究。小小誤解無傷大雅,拿不到關鍵資料才令人頭大。

為此,吳介民絞盡腦汁,想出各種田野技巧。比如,他發展出一套簡碼系統,在很短的時間內可以記下大量資料,一記下後立刻銷毀原件,避免帶來危險。另外,他也隨身帶著一本迷你小本子,與受訪者談到一個階段,便趁著上廁所,火速記下難背的數據,晚上再還原。

「所以我在中國做田野,盡量晚上都不約訪談,因為晚上一定要消化白天的資料。」

吳介民長期田調的一個東莞村落,周遭是高檔商業區,包圍著原本的老舊村區。村裡可見中國現代化付出的各式成本,廢水排放、土地汙染、廢棄垃圾。在當地田調,他被禁止拍照。圖/吳介民

中國崛起的背後點滴

從 1990 年代投入田野,二十多年過去,吳介民可謂見證了中國快速現代化的巨變,也從各種跡象洞察其中各式影響。

1994 年,他在河南西部縣城街上逛商場,順手拍下一間摩托車店的標示。明明是當地生產,店主卻特別在牌子上標示摩托車是「臺灣機」。更令人咋舌的是,一台摩托車要價人民幣 12,500 元!這在 1994 年的中國,有誰買得起?

吳介民分析,那必定是飽賺「灰色收入」的幹部才買得起。當時,那些負責接待的地方幹部,手上常常拿著小小一台手機,而不是笨重的「黑金剛」,相當程度反映了幹部階級的經濟能力。這也反映出他在《尋租中國》一書談及的「官僚尋租模式」,手握貿易審批權的地方官員,可以透過政策法規合法地獲取經濟利益,既為地方招商,也為自己賺得高額利益。

當時中國流行的都還是港台明星,電視上播的是包青天,在在顯見中國崛起的神話背後,臺灣因素在其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到河南濟源市參訪時,吳介民遇上一間名為「臺北大酒店」的餐廳。他好奇走入一瞧,只見接待大廳牆上,有模有樣地掛上標註巴黎、倫敦、北京、紐約、東京的時鐘,但每個時鐘的「分針」指向完全都不同,代表時間根本不對。

「這就能看出他們對現代性的憧憬,但卻都不到位,走鐘了也不在乎,顯示那是不夠精準的現代化。」

吳介民指著照片解釋,再次展露田野觀察的精細功力。

1995 年,吳介民與黎安友在四川巴中鎮,黎突然指著路旁要他看,原來是工人正把牆上寫有毛澤東最高指示的紅字,用白漆一一塗去,上頭寫著:「有工作經驗的人,要向理論方面學習,要認真讀書,然後才可以使經驗帶上條理性、綜合性⋯⋯」。

殘缺消逝的毛語錄,象徵了那個時代的終結;同時也凝結在吳介民的影像裡,成為那段田野歲月永恆的印證,此曾在。

1995 年 9 月 4 日,吳介民與黎安友在四川偏遠小鎮上,卻目睹工人正用白漆抹去牆上的毛語錄,彷彿也見到一個時代的消逝終結。圖/吳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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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是誰定義的?隱藏在鐘錶下的謊言——《時鐘在說謊》
時報出版_96
・2022/11/25 ・3215字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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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誰定義了時間

我們都知道就某種程度而言,時鐘的計時只是為了方便起見而採取的人為手段。我們鐘錶所報出的時間,是我們大家都同意使用的時間,我們的社會則是依循此一時間運作,但是我們的時間其實只是大家所認同的一個近似值。

今天我們所遵循的時間,是誰定義的? 圖/GIPHY

即使是在今天,原子鐘與全球定位衛星向世人提供的時間能夠精確到十億分之一秒,也並非真正的時間。這些原子鐘都是政治協議下的產物,例如一秒鐘的長度或是時區的幅度,而且我們會為了配合國界來改變時間或是使用日光節約時間。

因此,時間並非由物理決定,而是政治。

事實上,物理學否定單一真時的概念。根據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相對論,現代物理學家主張時間是相對的,會根據速度與重力而改變。

就一般大眾而言,相對性是在我們不知不覺中產生的效應,微小到幾乎無從衡量,但是卻足以讓衛星系統計算時間膨脹來維持穩定運作。總而言之,愛因斯坦的真知灼見意味人類無法找到一個統一的全方位計時標準。

時間是由我們來決定,因此,時間就應了那句老諺語:「大家異口同聲的謊言。」

計時系統並沒有「真正」的時間,時間並不完美,世界時(universal time)仍有待我們發現。

現在的時間完全是編造的。本書所敘述的就是我們如何編造時間的故事,質疑為什麼時間是現在這個樣子?尤其是計時如何成為全球標準化的系統?畢竟它是相對近期才有的現象。

世界的時鐘開始轉動

在十九世紀之前,所有的時間都是地方時(local times)。巴黎的時鐘與莫斯科的時鐘並不需要相互校正。不論是徒步還是騎馬,來往於城鎮之間的旅行都沒有快到需要考慮距離中午或是超過中午幾分鐘,還是幾小時。

過去的移動速度較慢,因此不用特別校正不同國家的時間。 圖/GIPHY

我們可以這麼說,在那個時候,騎馬旅行沒有所謂時差的問題。一直到了十九世紀中期才開始出現改變。鐵路與電報的發明幾乎是單槍匹馬創造了一個相互連接的新世界。與此同時,各城市之間的時差突然也開始變得重要。

電報需要細心協調發送者與接收者之間的時間,鐵路若是沒有精確的時刻表,就會面臨生命損失的重大威脅。因此,為了避免混亂,必須有一套各方都同意的新計時系統。這些新科技無庸置疑為時間的標準化帶來動力。

不過鐵路與電報的發明並不足以說明,世人為何要以他們當初使用的方式來化解全球計時的挑戰。這些解決方式並非由科技來決定,而是透過社會與政治途徑形成,也因此更為有趣。

這是一則關於互連新世界成長煩惱的故事,(就計時而言)這樣的煩惱大約在一八七五到一九一四年達到高峰。

時間的齒輪在十九世紀悄悄轉動了。圖/envato.elements

啟動計時革命的必要性在十九世紀逐漸浮現,尤其是在歐洲,我們或許可以把那段時期稱作存貨時代或盤點時代。當時長達幾世紀的全球探險傳奇已經結束,維多利亞時代於是全心投入測量與盤點全球的資源。

這類活動可以是良性的,例如在科學界建立新的專業領域,將所有的事物標準化,包括度量衡、為蝴蝶分類以及時間。另外還有以商業利益為目的的測量、土地測繪、為作物分類與安排出口等。

但是這類盤點的活動也有黑暗的一面,即是形成殖民剝削。

權力與地位決定了你能擁有的時間

土地的測繪與測量可以用來作為都會區佔用全球其他地區資源的工具。時間的測量可以幫助水手在汪洋大海中找到他們的經度,然而這樣的能力也促成海外殖民化。

不論是好是壞(往往是壞的一面),整個世界都開始接受測量、組織、分類與標準化,所有的事物都各有其位,計時也不例外。可想而知,這是一段混亂的過程。

人類要掌控一切的野心已超過他們的技術水準。國家、專業與商業的競爭,再加上階級的不平等與殖民地的爭奪,使得這些工作難臻完美。

世人永遠不缺如何組織與管理這個世界的法子,但是要讓大家都接受,不論是憑三寸不爛之舌或是脅迫的手段,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就計時而言,意味十九世紀中葉若問某人現在時間為何,可能會引出一個複雜的回答。

問題並不在於缺少來源:當時鐘錶已廣為流行,市政廳與火車站的牆壁上都掛有裝飾用的大鐘,各個不同的宗教在全球許多地方都會以鐘聲來提醒信徒。同時,在緊要關頭,太陽與潮汐也可以用來粗估時間。不論是都市還是鄉村、富人與窮人、國家與殖民地,報時的工具無所不在。

問題是,儘管時間並不缺乏測量的工具,但是卻往往會造成始料未及的衝突與競爭。鐘錶相互之間並不同步,即使是最精美的鐘錶也只能維持完美的節奏幾個星期而已。這樣的情況意味每個鐘錶所報的時間都不一樣。

然而使這個問題更加複雜的是,決定一座鐘錶是否準確的依據不是科技,而是權勢、政治與社會規範。

雖然鐘錶互不相同只是無意間的結果,但是也可能是人為故意的,因為不同的專業、宗教、文化與國家都自有一套計時的方法(更別提日曆了,每一種都是依據不同的文化、宗教與天文學基礎而制定)。

權力與階級決定了時間的準確性。圖/envato.elements

Time’s law——被規範的時間法

時間的不確定已成常態,但人們質疑我們在二十一世紀視為當然的操作。

為什麼時鐘有十二個小時?

為什麼一天是從午夜開始?

為什麼波士頓的鐘錶要與伊斯坦堡或東京的相互連接?

為什麼全球的時間要從英國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Greenwich Observatory)一條想像中的經線開始起算?

為什麼是二十四個時區,不是十個,或者根本就沒有時區?

時間並非由天文、地理,或是任何一種「自然」力量所制定,而是人們在特殊的情況下所決定,而且往往對於可能造成的結果毫無頭緒。如何測量時間已成為一項極具爭議的問題,引發激烈的辯論,而且難以解決。

這些激辯的中心是一八八四年在華盛頓特區舉行的國際子午線會議(International Meridian Conference, IMC)。在這裡,來自近三十個國家的外交官、科學家、海軍軍官與工程師齊聚一堂,討論本初子午線的創設與全球計時,以及地圖繪製的未來。

該會議身為現代標準時間的起源,本身就具有神話與傳奇的色彩。通俗歷史將此會議描繪成如桑福德.佛萊明(Sandford Fleming)與威廉.艾倫(William Allen)等改革家,為全球設立時區之類創舉的時刻。

但這是過度簡化這場會議的意義了。我們如今所知道的標準時間,並非在這場於一八八四年華盛頓召開的會議中敲鑼打鼓下誕生的。

確實如此,有些歷史學家還認為,這場會議對於艾倫與佛萊明等推動時間改革人士而言是一大挫敗,因為儘管該會議創立了本初子午線,但是並沒有達成任何與時區、標準時間相關的協議。

IMC 最多也不過是邁向現代標準時間長期發展路途的踏腳石,是全球時間測量方式改變的開始,而非結束。標準時間至少要到一九四○年代才在全球通用。

——本文摘自《時鐘在說謊》,2022 年 10 月,時報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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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中國還在靠封城?科興、國藥疫苗對 Omicron 還有用嗎?
Gigi
・2022/06/23 ・2343字 ・閱讀時間約 4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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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envato elements

最近,上海人剛結束兩個月足不出戶的痛苦生活,但⋯⋯咦?好像有些地方又封回去了?這到底是中國政府為了清零做得太過火,還是他們也「不得不封」,否則將帶來毀滅性的結果呢?

5 月,Nature Medicine 上刊登了一篇「中國的 SARS-CoV-2 Omicron 病毒株傳播模型」文章,這是一篇來自上海復旦大學公衛學院、美國印第安納大學(Indiana University)和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專家研究

科學家利用上海 Omicron 爆發初期的相關數據,建立了數學模型來預測。沒想到結果顯示,假如三月底的上海決定不封城,將可能出現 150 萬人死亡、1 億 1200 萬人染疫的情形!這跟中國主要施打的科興和國藥疫苗有關嗎?

究竟上海封城是否有效?封城的代價又是什麼?

先從兩年前的武漢封城說起

人與人的接觸交流是在人類社會中再平凡不過的事情,不過,可藉由空氣、飛沫傳播的 COVID-19 也就透過這樣的交流,流竄在不同人的身上。這百年一遇的疫情,就這樣降落在 2019 年底的武漢。

最早的武漢原始病毒株,R0 值在 2 到 4 之間,與流感病毒相近,症狀卻嚴重許多,致死率約在 2%。而在 2020 年 1 月 23 號,人口 1100 萬的中國湖北省會武漢市,當天進入全面封鎖,也就是「封城」;十天內,全城進行 PCR 篩檢,成就了中國「封城」加上「全面檢測」的清零黃金手段。

「封城」加上「全面檢測」組合拳

封城的用意是什麼?目的就是為了減少接觸者。「中斷病毒傳播路徑」這點在中國進行的非常嚴格,他們不僅在城市的出入口設置障礙,對外交通,飛機、火車全部停止,居家小區也都封鎖緊閉。

而搭配「封城」的另一個措施,就是大範圍的核酸——也就是 PCR 檢測。2020 年 5 月,武漢通過「十天大會戰」,就對 1100 萬人口進行了全員檢測。而這個嚴格謀求「動態清零」的措施,成功讓武漢在 76 天後,順利解封。

Omicron 來了,這招還有效嗎?

但兩年後 Omicron 來了,我們知道 Omicron R0 值大約在 10 左右,雖然傳染力強,但多數症狀較輕微,主要是上呼吸道感染症狀,侵入肺部機率降低,這樣的特性,讓它的中重症機率比先前肆虐的 Alpha 或是 Delta 來的低;加上各國疫苗接種覆蓋率逐步提升,多數國家也就改弦易轍,轉為「與病毒共存」的防疫政策。

而中國,就在此時,上海仍持續使用過往的組合拳:「封城」加上「全面檢測」,從 3 月 27 日開始,最初官方原先宣布僅實施 5 天的封城,最後持續了長達兩個月。

接下來,我們儘量以「中國的 SARS-CoV-2 Omicron 病毒株傳播模型」這篇科學期刊的論述,減少先入為主的政治觀點,單純利用研究中使用的模型,客觀來看封城這件事。

封城是否有效?代價是什麼?

科學家利用 3 月初上海 Omicron 爆發初期的相關數據,建立數學模型,來模擬預測若是採取封城手段,或是取消動態清零政策,對於 Omicron 疫情在整體社會的負擔會有什麼影響?內容包括病例數的增長預測、需要住院及重症的患者人數,或是死亡人數等等的預測數據。

圖/envato elements

而為了讓模型更接近現實,也必須考慮不同特定年齡的疫苗覆蓋率數據,以及針對不同的疫苗功效,造成的免疫效果做出調整,預測才更有效可信。

結論是研究預測,如果中國取消「動態清零」政策,在這波 Omicrion 疫情恐將面臨 150 萬人死亡以及 1 億 1200 萬人染疫的風險!為什麼?

研究發現,儘管 2022 年 4 月時,中國疫苗接種覆蓋率已超過 90%,但考量到中國主要施打的疫苗科興(Sinovac)和國藥(Sinopharm),雖能降低 Omicron 造成的重症和死亡率,但整體來說,疫苗誘導的免疫反應,並不足以防止 Omicron 流行。

科興疫苗。圖/SINOVAC 科興

此外,再加上模型也預測全中國疫情在未來 6 個月期間,特別在 5 月至 7 月時,可能掀起「Omicron 確診病例海嘯」,預計重症加護病房(ICU)的病床需求會高達 100 萬張,也就相當於中國現有 6.4 萬張病床的 15.6 倍,病床短缺的時期將持續約 44 天,並可能因此導致 155 萬人死亡。

研究人員也指出,中國仍有 5200 萬 60 歲以上的民眾未完整接種疫苗,這個族群估計死亡人數達 120 萬人,佔整體確診死亡人數的四分之三。

所以這篇研究,可能解釋以目前中國現狀,為何仍需要反其道而行:因為若是中國直接放棄動態清零政策,可能會面臨更大的問題。

疫情的盡頭是封城?還是自由?

圖/envato elements

疫情的盡頭是封城?還是自由? 坦白說沒有人能完全預測,相對於中國的嚴酷手段,2022 年 2 月英國首相強森在下議院發表談話時,宣布了「與新冠病毒(COVID-19)共同生活」的計劃。

在各種形勢變化下,人會有各式各樣的反應,有些人覺得已經準備好,認為被限縮的行動自由,比起染疫更嚴重,也有些人擔心這一切放的太快,深怕一發不可收拾。

畢竟人無法離群索居,每一個個人選擇的疊加都會影響疫情發展。透過了解 Omicron 感染機制、為何 Omicron 感染後症狀較輕,以及可能造成的後遺症,才不至於掉以輕心,認為症狀較輕就不會有 Long-Covid 的風險。充實相關知識後,選擇符合自身需求的做法,同時考量整個社會的最大價值,這一切都考驗著我們的集體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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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沒有法醫怎麼驗屍?一窺古代官員的驗屍指南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22/04/12 ・6403字 ・閱讀時間約 13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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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撰文/莊崇暉
  • 美術設計/林洵安、蔡宛潔

清代驗屍制度和現代有什麼不同?

現代驗屍靠法醫,古代則是仰賴官員和仵作、穩婆的「合作」。但是你知道古人驗屍不是在小房間驗、仵作不用考證照、官員也要親自下海,照書核對嗎?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專訪院內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謝歆哲,透過她的研究可以發現,清代驗屍知識所扮演的角色不完全等同當代法醫學,屍體檢驗學專書《洗冤錄》更是影響死因判定和罪刑輕重的重要知識依據!

圖片為道光 23 年《補註洗寃録集證》書中內容,(宋)宋慈原著,(淸)阮其新補注。圖/Wikipedia

《洗冤錄》:判斷死因的重要依據

「寶X!你知道嗎,古代人驗屍不是靠醫學,而是靠一本書來判定死因,甚至會影響辦案方向和判決結果……」。
「什麼!你說看書驗屍?不可能吧,哪本書這麼厲害,掌控生殺大權……」

看到這二句,腦中應該立刻浮現熟悉的談話節目風格和對話場景。雖然上述是虛構情境,但內容卻半點不假。這本書是《洗冤錄》,在傳統檢驗屍體過程中,此書不僅是判斷死因的重要依據,還可能影響罪刑輕重。繼續深究,更發現傳統驗屍中,判斷死因的人反而不是醫生,而可能是官員和仵作聯手根據《洗冤錄》得出的結論……。

中研院近史所謝歆哲助研究員平常最愛看犯罪推理的電視節目,或懸而未決的奇案追蹤報導。這與她的本職一點也不衝突,因為她的研究範疇正是從《洗冤錄》出發,從嫌疑人、官府、仵作及被害者的故事中抽絲剝繭,探看古代人如何理解和應用傳統屍體檢驗知識。

傳統驗屍知識其實與醫學沒有太大關係,與今日大眾認知的法醫學並不一樣。

中研院近史所謝歆哲助研究員,研究古代驗屍的知識史,透過她的研究可發現,古代驗屍與現代法醫制度大不同。照片是她在 2021 年近史所「主體客體模仿攝影計畫」中扮演現代法醫,飾演屍體的是同所的馬騰副研究員。圖/汪正翔、李品誼

《洗冤錄》的發展歷史

《洗冤錄》源自成書於 13 世紀的《洗冤集錄》,由南宋官員宋慈集結當時屍傷檢驗知識所著,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檢驗屍體專書,記載驗屍方法、現場勘察、檢驗屍傷的法令及鑑定死傷判斷等內容。後世流傳不同版本,甚至各地官府也有可能使用不同版本,導致可能跨一個行政區,驗屍結果就完全不一樣。

我們目前所知的統一官方版直至 1742 年(清代)才由律例館編篡刊行。謝歆哲說,從《洗冤集錄》到《律例館校正洗冤錄》,驗屍知識及其思考模式基本上沒有典範轉移的巨大變動,國家官方地位的取得才是最具意義的變革。

不在衙門驗屍!公開場合見證驗屍過程

一件命案從偵察到審判相當耗時費神,從發現屍體、驗屍到審問必須經過層層環節。清代怎麼驗屍?和現代有什麼不一樣?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從清代刑案紀錄中歸納出的大致通則是這樣:當發現有人死亡,死者家屬或證人通報地保、鄉約。地保、鄉約至官府通報命案,進入驗屍準備程序。官員帶仵作到屍所驗屍,仵作相驗時會報身長、性別、衣著、面色、有無生病、身體傷口形狀、顏色,傷口是否位於致命部位等。仵作根據觀察說明死因為何之後,官員會再次親驗,親驗無異後,返回衙門審問犯人及其他關係人。

從清代刑案紀錄中歸納出的驗屍流程說明。圖/研之有物

這還只是第一次驗屍,而且是比較理想、順暢的流程。清代規定人命案件的判決需經過層層審查,州縣一級審完再到府、省複審,最後才到中央。

每升一級,負責覆查的上司必須重新檢視命案偵辦報告中的各個環節,是否合情合理且合法。若審理結果和前一級相同,就會很順利;反之,若發現案情不單純,有時甚至必須重新驗屍,因此通常一二年以上的審理時間跑不掉。

清代驗屍跟當代不一樣,驗屍一定是在『屍所』,換言之,是屍體在的地方,可能在案發現場,也有可能是陳屍處。」謝歆哲說,很多古裝劇都會呈現官員或仵作在衙門的「驗屍室」裡驗屍,這是錯的。

清代的程序非常強調在屍所驗屍,甚至禁止「弔屍檢驗」(意即將屍體帶到他處檢驗)。同時,也十分強調涉案人、關係人和家屬一定要在場,一般大眾也可以圍觀。強調這點的目的在於使驗屍過程中,關於屍傷屍狀的觀察都能夠「公同一干人衆,質對明白」[註 1]

也就是說,一份驗屍報告的公信力,甚至說它的真實性,不單單建立在官方書籍裡的專門知識,以及操作此專門知識的人的權威上,而是需要民眾的在場眼同監督,認可官府的確按照官方手冊驗屍,才能圓滿。這是從驗屍地點的差異,衍伸出清代驗屍思維與現代的專家文化非常不同的所在。

清代驗屍思維與現代專家文化不同,不單是專業知識和權威,還需要涉案關係人與屍所現場民眾的監督與認可。

古代人面對死亡常常都是在街頭巷尾,並直接跟屍體接觸。相較於現代人辦理死亡時,相關從業人員的細緻分工以及一些程序上的規範,皆拉遠了生與死的距離。謝歆哲表示,「對於死亡跟有死傷的犯罪,現代與清代不一樣的地方就是把它物化了」,好像把這兩種人類生活中正常會發生的事件特意強調成特別的事物,這是現代特有的觀念。

另外,清代命案以鬥毆致死為大宗,因此在報案時,多數已經知道兇手是誰,甚至在報案時便已被拎去衙門,再加上報案呈文的格式要求對案情做概略的說詞,因此,當官府接獲報案時,已經有一個既有的案情敘事,有待官府驗證。

這種法律文化上的特色,直接影響到《洗冤錄》的知識內容,導致書中常常以屍體、傷口兩兩對比的結構呈現。

謝歆哲補充,《洗冤錄》在告訴讀者,什麼樣的死因會對應到什麼樣的傷狀時,很常是用二元對比的症狀來說明。例如,若為上吊自殺者,則脖子後的繩痕兩端不會交在一起。相反地若是被人勒死,這兩道繩痕會交在一起。「用兩個互為相反的表徵,去分別指向兩個相似但互斥的死因」,謝歆哲說道,如此可以讓官員很方便對照,並驗證報案人的說詞是真是假。

驗屍過程的「微專家」:仵作

驗屍過程中靈魂人物之一則是仵作。與現今社會地位較高的法醫相比,清代仵作的身份其實是賤民,其子孫都不能參加科考。

因為以前覺得接觸屍體這種事是相對不上流的」,謝歆哲說道。即使如此,仵作還是要接受官府考評。省長官會到各地抽驗仵作對《洗冤錄》是否熟習,沒有考過的仵作必須罰錢。「這份職業的考核不在於考試通過、拿到執照、入行,而是執業後接受抽驗。

仵作是驗屍過程中靈魂人物之一。圖/研之有物

至於仵作的意見會被視為「專家意見」嗎?謝歆哲說,官方《洗冤錄》、仵作跟官員三方之間的關係很微妙。

官方《洗冤錄》在法律和形式上皆有強制力,從國家的立場出發,會希望所有驗屍都可以憑著謹遵官方手冊的指引而順利完成,在這個觀點下,官員和仵作純粹按表操課,並且互相監督、制衡(當然由於社會地位之懸殊,主要是官員監督仵作),因此很難說可以直接對應到現代意義下的「專家意見」。

但是,如果沒有辦法全然機械性地套用官方《洗冤錄》,因而需要仵作多做說明的時候呢?由於官員也會擔心這種外於制度規範的補充解釋可能會遭致上司批駁,因此會更小心地把關、檢視其合理性。而當官員將這種額外解釋寫進正式報告的同時,其實就是在為仵作的意見背書,也就是說他正在背負連帶責任,是有風險的。

清代驗屍 ≠ 法醫檢驗

如此看來,傳統驗屍知識算是醫學嗎?謝歆哲強調,「回到古人的生活脈絡去看,《洗冤錄》的目的是幫助斷案人判斷死因與下手輕重的等級,幾乎沒有生理學原理的討論,比較是法律上的依據」。

接著謝歆哲說,雖然從文獻中偶爾會看到官員傳喚醫生到驗屍現場,但是如果因此將屍體檢驗學理解為醫學的一部份會有問題。因為研究刑案紀錄會發現,通常被叫來的醫生,不是隨機的,一定是死亡不久前曾醫治過死者的醫生。官員會依醫生的證詞來判斷該次患病有沒有可能是死因,所以醫生給予的不是像當代法醫的專家證據,而是一種目擊證據。

一般刀傷尚能用觀察紀錄,下毒殺人應該與醫學更相關吧?謝歆哲提到:「大部分案子發生時,報案人對案情已有初步認知,所以報案時便會說是服毒,官員再依此描述用銀釵驗毒。」而《洗冤錄》中也有提到人若服下砒霜、斷腸草等毒物後,屍體會呈現什樣的傷狀。

後人增補毒殺實例時也有提到其他《洗冤錄》沒有提到的毒物。例如某嫌疑犯坦承用某物製成毒藥,但是《洗冤錄》卻沒有相關記載,官府因此不知如何結案。文獻記載官員有將該物拿去餵雞實驗,不過後續如何不了了之。

謝歆哲說:「官員有無將實驗結果如實寫進報告也無從得知。不過當時驗屍都以《洗冤錄》為根本,沒辦法用既有驗屍知識驗屍時,就得仰賴供詞和官員查訪,但這也脫離驗屍知識的範疇了。

不服判決?歡迎上訴

清代除了駁案[註 2]以外、人民不服判決從而上告[註 3]也有可能啟動重新驗屍的機制。有時候第二次驗屍可能推翻第一次驗屍的結果,連帶發現官員根本沒有親驗或不熟悉《洗冤錄》的內容。

除此之外,有點誇張地說,清代任何人想到都能上告。謝歆哲笑說,「古代人可能還比當代人還愛提告」,動機千奇百怪,舉凡質疑驗屍結論或是質疑官員、仵作收賄等都可以上告。不只被告家屬,死者家屬也很愛上告。

但是,官府也有一套方法杜絕濫用上告權利,他們會要求上告人必須寫清楚陳控理由,必須敘明質疑的點是什麼。如果質疑的是驗屍結果,還必須具體地說明哪個部位驗錯?正確應為如何。一旦重新啟驗發現屍傷與陳控內容不合,以現代話來說,陳控人得負刑事責任,可能會吃上誣告的官司,罪行依照本罪減去一、二等,重至流放、死罪,皆有可能。

謝歆哲喜歡從《洗冤錄》和驗屍紀錄的小細節,去瞭解清代驗屍知識在當時如何運作。圖/研之有物

驗屍知識談八卦:仵作收賄、借屍圖賴、高知識刁民

相較於官箴書中批評地方官不用心檢驗的老生常談,謝歆哲更關心清代驗屍的具體故事和裡面的各色人物,以期了解知識在當時被使用的多元樣貌。

例如有些官員會去改文字紀錄,將木器改鐵器;或是仵作改動屍體上的顏色或傷痕,以使嫌疑犯被判相對重的刑罰等。謝歆哲強調,不用心檢驗的官員,不代表不懂檢驗知識。常常發現這些「惡」官員其實很懂得利用檢驗知識和審理程序知識來保護自己或鑽漏洞。

清代《刑科題本》中記載一位縣官孫廷標,他的手下收賄、竄改第一次驗屍的紀錄,以助兇手脫罪。被害者家屬對不實的驗屍報告自然不依,於是向省呈告,要求重驗。此時孫廷標想:若手下遭舉發,他也須負連帶責任。遂決定幫手下掩蓋罪行,做法是搶在第二次檢驗前,在屍骨上偽裝傷痕。

死者家屬上告時,在陳控書中指明了一處漏報的致命傷,可致嫌疑犯被判死刑。孫廷標得知後,命手下將屍骨挖出,用白臘等物隱蓋家屬指明的致命傷,並在該處旁的一個不致命部位上製造假傷,意圖羅織成是被害者家屬假造傷痕以誣陷主嫌。但法網恢恢,疏而不漏。孫廷標案件後來也東窗事發,全案的案件紀錄長達好幾百頁。

謝歆哲表示,也有人會「藉屍圖賴」,亦即用屍體詐財。例如有兒子會讓老媽媽自殺,他再把屍體放在大戶人家門口索錢。大戶人家抱持著錢能解決就不要上官府的心態,便付錢了事。文獻中甚至有記載「集團式藉屍詐財」,一旦得知某家人很窮且有人快病倒時,集團成員會先去「預約」,等到人一死便取得屍體,再去勒索他人。

諸如此類的故事在官方文書或官箴書裡中不勝枚舉。若有機會將古代驗屍拍成影集,除了想改正驗屍地點是「屍所」,不是在衙門的密室手術台之外,謝歆哲最想把「刁民」請上大螢幕。她說,有一些上告者真的可說是刁民,而且多半是文化水準較高的民眾。

例如一位知州曾在官箴書中記載一位訟師,不僅將《洗冤錄》倒背如流,還知道官府專用的驗屍表格。因此當訟師懷疑自己出嫁的女兒並非自殺身死時,他宣稱說自行紀錄的內容和官方驗屍表格不一樣,堅持自己才是對的。案子纏鬥到知州上任才辦得了他。儘管這是知州為彰顯政績而寫,但謝歆哲說,由此可窺見當時官民的權力關係如何圍繞著驗屍而互動。

知識史研究取徑:醫學面向之外的《洗冤錄》

清代驗屍知識不完全等於法醫學的前身,其關鍵在於知識史研究角度的切入。謝歆哲說:「驗屍知識只是一個案例研究,我好奇的是人類的知識在不同時代氛圍怎麼運作」。她認為知識史研究很像是這個星球的人去研究另外一個星球的人(清代士大夫)。

兩個星球上的重力、引力完全不一樣,需要設身處地去思考、找到他們的邏輯,所以研究者不能用自外於脈絡的標準去定義什麼是科學,或者什麼是精準、確實。用自己星球的認知去檢驗對方,是找不到答案的,意義也不大。

十八世紀,官方《洗冤錄》推出後,一些士大夫或幕友以私人名義編撰各式「參考書籍」。其中一類是法律案件集,裡面彙集編者認為對學習驗屍實作可能有幫助的刑案紀錄,通常是驗屍過程比較無法如理想境界中那樣機械性套用《洗冤錄》的案子。

在這些案件中,與《洗冤錄》內容明顯有出入者,最受現代學者的注意。這多少反映了現代對科學知識特性的一種認知,認為知識的發展是透過理論與實際現象的碰撞,最後修正錯誤這樣的一個歷程,從而便造就對古人如何改正既有知識內容的問題特別感興趣。

可是謝歆哲比對後發現,此類案件集收錄的案子,其實九成以上都還是完全按照《洗冤錄》去驗屍,只是有些案子裡的情境比較罕見,或者在另外某些案子中,需要辦案官員更謹慎的推理。

這是要用實例告訴讀者,通用規則應用在不同的具體個案時有一些眉角,必須對《洗冤錄》裡的各種指引融會貫通。她說,因此,這些案件集的成書目的不是要來糾正《洗冤錄》可能的錯誤,反而是要教人如何有效使用《洗冤錄》。

謝歆哲認為,若單單以「理論」與現象的衝突乃至「理論」的修正,來看待這些案件集,會把當時人面對知識的態度,以及他們試圖解決什麼樣的問題等種種的多元性皆一併抹除。

這就是謝歆哲做知識史的方式。她說:「《洗冤錄》呈現的是一個個很具體的知識成果,我的研究就是從這些看似很表層的知識內容中,挖出他們看事情的方式和預設的思考模式」。

只是看出思考風格還不夠,研究者得再回到歷史脈絡中去探問,為什麼這群人會預設這些?驗屍知識和什麼樣的理念或文化有關聯?如此一來,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清代士大夫是如何看待《洗冤錄》,而不僅僅單純地將其視為一本技術書籍。

註解

註1:引號中的引文出自〈大清律例.斷獄.檢驗屍傷不以實〉。
註2:駁案指的是下級承審官員的報告,被上級覆審官員挑出問題,因此駁回。
註3:上告是指人民不甘判決結果,到別的衙門陳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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