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上班！週休三日有可能嗎？有沒有更好的做法？——專訪中研院經研所陳明郎研究員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撰文｜龔雋幃
• 美術設計｜林洵安

中國如何創造經濟神話？

中國崛起，是近年舉世矚目的議題，但中國的發展軌跡與日、韓、台迥然不同，所謂的「中國模式」有何特殊性？下一步，中國還能持續創造奇蹟嗎？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吳介民研究員，拆解分析中國崛起背後，如何透過「尋租式」的政商結合打造出世界工廠。「研之有物」專訪吳介民，一探他費時 25 年的著作《尋租中國》，背後橫跨多年的田野觀察，以及他歷經年少困頓、輟學、童工，依舊未曾改變的知識憧憬。

負債逃難、休學做工，少年遍嘗底層辛酸

「經濟起飛／你們家墜毀／那是你們曾經感受飢餓的一年／『家的破裂與復合的真理唯一是勞動，無產階級的身體』／於是，在城市邊陲的小衛星工廠／你們成為輸送帶上的少年工／⋯⋯」

在出版的詩集《地犬》裡，吳介民以詩作〈一九七七〉，描繪自己十五歲時的生命史片段。

吳介民父親原為《中華日報》地方記者，眼見人造纖維毛衣的加工貿易可為，遂與親友借錢開工廠，不料一敗塗地。此後一、二十年債務纏身，全家命運丕變。

「我爸媽是連夜逃離宜蘭，向鄰居借一百塊買火車票，弟弟跟著走。那時候家裡已經破產，我和妹妹、外祖母留在原來的工廠，後來才陸陸續續北上團聚。」吳介民說。

年少的吳介民遍嘗底層生活的辛勞。一家落腳三重，他和弟弟曾輟學一年到膠鞋工廠當童工，還要同時幫忙家裡的自助餐生意。後來，父母頂下一間水餃館，就位在省北師專（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對面。透早五點，全家起床賣豆漿，接著備料、包水餃、煮麵，一路忙到晚上十一、二點的宵夜場，週而復始。

直到吳介民考上台大的頭幾年，仍是掙錢還債、讀書兩頭燒，期間更兩度休學，回家當起水餃師傅。大三後家裡陸續還清欠債，他才終於揮別那樣的時光。吳介民感性地說：「父母選擇還債，而不躲債賴帳，確保了全家人的尊嚴，這一點對我們小孩是很要緊的情感教育。」

少時，家裡生計著實困難。吳介民猶記曾和弟弟遠遠望著蚵仔麵攤，眼巴巴地像是肚子餓的小狗。另一次，兩人湊出十塊錢到麵攤合吃一碗油麵，上頭浮著薄薄一小片瘦肉，兩兄弟饞得緊，仍忍著餓相互說你吃你吃，「雖然不到饑荒，但當時真的常有『腹肚枵』（餓肚子）的感覺。」

吳介民重省這段歷程，說道：「那是真實的下層階級生活，所以後來讀馬克思、韋伯，就能用自己的親身經歷看那些理論。我知道理論的重要，但也知道很多時候『理論只是理論』。」

這些經驗也讓他日後更能感同身受工人階級的思維，以及勞力謀生的不易。

即便沒有優渥環境，高中讀的是放牛吃草的補校，吳介民卻從未放棄他的知識、文學與藝術夢。他自己買石膏像臨摹，也曾努力攢下一千元，買了一台 FM 收音機，晚上聽 ICRT 練英文、聽古典樂。家中的黨外雜誌與柏楊著作，亦是啟蒙養分。

另一個驅動的強烈欲望，則是迫切想離開當時的生活環境，流氓砍殺、幫派械鬥、警匪追逐，社會的幽暗面時時出現眼前。

透視中國軌跡，反思台灣發展

1981 年，吳介民決定向父親「請假」半年，專心準備大學聯考，如願考上他的第一志願台大政治系。然而，結果卻不如所想。

保守呆板的課程讓他大失所望，有些同學轉投法律懷抱，吳介民不改其志，一面參加讀書會、接觸黨外人士，也投身 80 年代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反杜邦、自由之愛、野百合學運都曾親身參與。他說道：

「從大學到現在 40 年，我關心的事情都一樣──台灣的民主，希望台灣成為真正好的國家和社會。這個核心關懷從來沒有變過。」

就算後來出國留學，又或跑遍中國做田野，仍是為了回答台灣自身的問題。吳介民直言，「台灣作為一個現代國家，將來跟中國不管是什麼關係，都離不開這個地緣政治、經濟。這是我們的宿命，必須面對。」

因著這份長期以來的關懷，他一眼持續觀照台灣本土公民社會的茁壯、衝擊與變遷；另一眼，則望向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發展與運作機制，以及飽受工資壓榨、身份差序雙重剝削的中國底層民工。復再凝結成「中國因素」的分析框架，透視兩岸關係。

看見中國，反思台灣，雙重田野形成的視域交疊，成為吳介民念茲在茲的研究母題。

「我怕不趕快寫，死了會很遺憾」

早在 1993 年的紀錄片《台胞》中，吳介民和幾個朋友就試圖刻畫兩岸交往的不同面貌，包括老兵返鄉、漁民衝擊、政治談判，以及形形色色的第一代台商經驗。但首映會上飽受批評，質疑他們流於片面的現象陳述、囿限於意識形態。今時回顧，吳介民坦言《台胞》的技術與結構還不成熟，可是他仍自信地說，當時提出的問題、方向都是對的。

只是吳介民沒料到，首映會上他的豪語「我會用 5 年、10 年去尋找答案」，結果卻歷經 25 年的淬煉醞釀後，才交出令他自己滿意的答案。

「我知道不寫會很遺憾，因為我怕我會死掉。」幾年前吳介民大病一場，住院、休養超過 4 個月，甫恢復即刻埋首案前，3 個月就寫下 10 萬字，加上之前累積的草稿，共完成了 25 萬字的書稿，終於迎來這本遲來許久的學術代表作——《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

貪污與經濟成長並行：認識中國的「官僚尋租」

過去 40 年，中國經濟快速騰飛，同時卻也伴隨著猖獗的「官僚尋租」現象（rent seeking）。亦即，

政府部門透過政策法規，獲取高額利潤的壟斷租金（rent），例如回扣、抽取人頭稅、掌控審批權等，其中往往與貪汙索賄具有高度親近性。

於是這便形成了一個巨大的謎題——尋租、成長為何能夠並行不悖？當中國地方基層幹部紛紛躋身「收租階級」之際，為什麼卻未削弱整體發展，反倒產生了正面的助益？

吳介民指出，關鍵在於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後，一方面，中央以明文法規或非正式規則，授予地方官員尋租的空間，作為地方招商引資的誘因；同時，又將經濟發展的成績，納入幹部升遷考核機制。於是，從這兩方面成功動員了地方的積極性，整個黨官僚體系漸漸從過去的政治掛帥，切換到經濟掛帥。

循此，吳介民別出心裁地結合政治經濟學、制度經濟與產權理論，提出「機構化尋租」（institutional rent-seeking）的概念。

在中央放行下，手握加工貿易許可權的地方官員，兼具創租（rent creation）、分租（rent distribution）與尋租三重角色，以組織化、制度化的形式發展。包括工繳費匯差、土地批租費、勞動管理費、虛擬所有權、社會保險費與住房公積金等，各式形形色色的獲益，創造地方財政收入與幹部個人利益的雙贏，並實現國家攫取價值的創匯目標。

從另一方面來看，因為這套尋租制度受國家認可，具有一定正當性，提供外資可靠穩定的承諾，也相對降低了應付紛雜政商關係的交易成本。於是，在歷史耦合的時空條件之下，看似南轅北轍的尋租與成長，便得以齊頭並進。

而台商正是過去這波浪潮的重要推手！

中國改革後開放以廣東作為領頭羊，台商受政策優惠補貼所牽引，將全球產業鏈帶進中國，和地方政府攜手，將原先的農、漁村聚落打造為世界工廠，方才觸發中國資本主義高速成長，躍為世界核心國家。

然而，當國家與資本相謀，打造經濟火車頭的同時，底層民工階級卻深陷雙重剝削的困境。一方面，是典型資本主義對勞動階級的剝削，不斷從中榨取剩餘價值。另一方面，則是中國特殊的資本模式，

由國家一手打造「公民身份差序」體制，把不同背景身分者有位階性的區隔，使企業能「合法地」把民工排除在制度保障之外，只需提供次等待遇。

透過國家積極參與剝削民工階級，大幅降低勞動成本，形成二次剝削。

中國的尋租模式仍有未來嗎？

不過時至今日，中國原先倚仗勞力密集產業、創造高額利潤的模式，已走到了盡頭。

吳介民分析，首先民工供給已經飽和，人口紅利不再。再者，中國的經濟成長進入「中所得階段」，無法再繼續維持原本的模式。第三，中國政府有意識地開始大力推動高技術、高資本的經濟發展策略，進行產業升級轉型；周邊國家如越南、印尼、印度，也慢慢取代中國在中低階消費品全球價值鏈的原有角色。

內外因素交雜，中國過往的尋租發展模式不再可行。

「如果十年前寫，對尋租發展主義的前景比較明亮一點；可是經過這十年，當它想脫離這個發展模式，就遇到很多內部陷阱，所以我對中國發展前景的評估會比較悲觀。除非它在技術上獲得很大突破，或者孤注一擲跟美國打一仗，而且打贏了。」

昭然若揭的是，中國已經無意韜光養晦，大國崛起的自信愈來愈膨脹，對外侵略性也愈來愈強，美中戰略競爭的對抗局勢顯然沒有回頭路。吳介民觀察，「中國統治精英最大的弱點就是太急躁、沉不住氣，如果再默默耕耘半世紀，等到完全茁壯，美國也拿它沒辦法。」

現階段，中國最想突破的是半導體產業，晶片製造正是「中國製造 2025」首要目標，晶片一天生產不出來，就永遠被西方掐住要害。但總體來看，吳介民評估中國仍具有相當韌性。

「你不能把它看成是 1970、80 年代的蘇聯，經濟非常沉悶。它有 14 億人口的市場，有相當製造技術能力，關鍵是要能夠掌握重要的戰略物資不被西方切斷。所以一帶一路試圖打開中巴、中泰走廊，這樣不必只依賴南海海運，戰略自由度就較高。近年來投擲鉅金，想打造自主的半導體供應鏈，目前還在脫困奮戰，是另外一個例子。」

霸權間的台灣憂患不斷，也充滿機遇希望

如同台灣數百年來的命運，始終只能在帝國霸權的支配與競爭的夾縫中謀生存。吳介民認為，當兩岸永遠維持在一個懸置、難以釐清的關係，甚至處在戰爭爆發的陰影下，會扭曲台灣作為主權國家的正常發展，讓很多事情複雜化。但另一面來看，連帶而來的憂患意識也讓台灣人更戰戰兢兢求生存。

「如果我作為個體，不是鑲嵌在這個集體命運當中，而是跳脫自身認同的束縛，以純然研究者的眼光，觀察現在台灣跟中國的互動關係，其實是很精彩、很熱鬧，充滿懸疑跟劇場效果。」吳介民不改幽默地說。

研究兩岸大半輩子，吳介民至今仍饒富興味持續他的知識遠航。在他心裡，也仍有無數本專著等待完成，「一本中國因素大論述，一本香港政治論，一本玩政治，然後還要寫我的田野，所以說要活到 150 歲才可能。」

延伸閱讀

• 「一條魚半身酥脆、半身活著，你吃不吃？」──吳介民的中國田野札記
• 吳介民，《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9
• 吳介民，《地犬：吳介民詩集》，印刻，2017
• 吳介民，《第三種中國想像》，左岸文化，2012
• 吳介民個人網頁

• 作者 / 詹姆斯．舒茲曼（James Suzman）
• 譯者 / 葉品岑

對懷抱滿腔熱血報導戰區生死的一小群報社特約記者與獨立記者而言，遭流彈擊中、被戴著巴拉克拉瓦頭套大吼大叫的人綁架，或是被炸得血肉模糊的風險，都是工作的一部分。至於那些致力於揭露（或掩埋）權勢者骯髒祕密的記者、直搗犯罪組織黑暗核心的記者，或是傳播意圖挑釁、擾亂和冒犯之觀點的記者，也都接受他們的工作可能使自己受到傷害。

但對多數人而言，新聞業應該是個安全的職業。舉例來說，記者不會預期在報導交通壅塞、金融市場起伏的過程中殉職，也不覺得評論最新技術裝置和時尚趨勢，或者記錄形塑市府微觀政治的沉悶鬥爭，會對自己造成生命威脅。

不幸的是，發生在日本公共媒體 NHK 的記者佐戶未和身上的事和期待不符。佐戶負責地方政府線的新聞，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在報導東京都選舉的工作中死亡。她的遺體被人發現時，手裡還握著手機。

醫生很快確定佐戶的死因為心臟衰竭。但經過日本厚生勞動省的調查後，官方將她的死因改為「過勞死」。在去世的前一個月，佐戶在正式紀錄中的加班時數為一百五十九小時。這令人筋疲力盡的工時，相當於連續四個星期的每個工作日都上了兩輪完整的八小時班。可想而知，非正式的加班時數大概還要更多。在佐戶去世後的幾週內，痛失愛女的父親查閱她的手機與電腦紀錄，計算她在去世前的一個月至少加班了二百零九小時。

在佐戶未和猝死的那年，還有許多類似的死亡通報。日本厚生勞動省正式承認，有兩種類型的死亡為工作過度的直接後果。「過勞死」是指由於疲勞、睡眠不足、營養不良和缺乏運動引起的心臟疾病導致的，佐戶的情況就屬於這類。另一方面，「過勞自殺」是指員工因工作過度導致的精神壓力，選擇走上自殺一途。

同年年底，厚生勞動省證實，二〇一三年有一百九十人死於過勞死或過勞自殺，前者與後者的比例為二比一，這與前十年的年均數字大致相符。然而，日本厚生勞動省向來只在特殊情況下宣布某人的死因為過勞死或過勞自殺，也就是只在能夠毫無疑問地證明死者的加班時數已遠遠超過了合理限度，同時也沒有其他值得一提的致死因素（如嚴重高血壓），才會這麼做。

因此有些人認為，政府不願意承認問題的實際規模，譬如日本眾多反過勞死組織之一「過勞死辯護團全國連絡會議」的祕書長川人博就持此立場。他認為，過勞死的實際數字比政府願意承認的高出十倍。不意外的是，日本因過度工作導致嚴重精神失調或健康失調的人數，也被認為比官方實際承認的高出好幾十倍，而且因工作當下過於疲累造成職場意外事故的數字亦然。

一九六九年，日本某大報貨運部有一名二十九歲職員，在令人聞之心痛地超時加班後，於辦公桌前倒地身亡，成為官方承認的第一例過勞死。隨著越來越多的死亡案例被直接歸咎於過度工作，「過勞死」這個詞很快進到大眾詞彙，進而逐漸成為日本國內的重要話題。

在日本，與工作相關的疾病的詞彙越來越多。在這越來越豐富的詞彙庫裡，最引人注目的一個是「經理病」，它被用來描述中階主管在面對職場升遷、辜負團隊期待、讓自己和家人蒙羞，乃至更糟糕的讓老闆失望、拖累公司等情況時，所感受到的巨大壓力。但經理病的問題只會影響白領階級，反觀過勞死則是無差別攻擊的殺手，無論是藍領勞工，還是經理、教師、醫療工作者、企業執行長，都同樣可能遭殃。

在東亞，過勞絕非僅見於日本一國的現象。在其他東亞國家，也有許多壓力過大的員工一邊在工作崗位匆忙吃午飯，一邊思忖過勞的潛在致命後果。每年平均比英國人或澳洲人多工作四百小時的南韓人，也採用日文單詞「過勞死」的韓文說法來描述同一個現象。

中國的情況也是如此。自一九七九年戒慎恐懼地擁抱「國家資本主義」以來，中國的經濟以驚人速度增長，大約每八年成長一倍。儘管科技發揮了重要作用，紀律嚴明且價格低廉的勞動力吸引全球企業的製造業務進駐中國，一直是中國經濟成長背後的動力，也將中國變成世上最大製造業生產國和出口國。但經濟成長帶來出人意料的後果，包括因工作過度而死亡的人數激增。二〇一六年，通常只在分享好消息時灌水的國家官媒中央電視臺宣布，每年有超過五十萬的中國公民死於過勞。

——本文摘自《為工作而活》/ 詹姆斯．舒茲曼，2021 年 11 月，八旗文化。

在疫情期間，你的工時有沒有跟著調整，或者直接 WFH 了呢？在疫情逐漸趨緩的狀況下，不少企業已經開始思考回歸一周五天進辦公室那種朝九晚五的生活了，嗚嗚嗚，到底為什麼要一週工作五天啊，我只想躺著也有錢賺啊（等等）

嘿嘿，你想問的問題，各種人資專家也想問，欸欸，那個，一週工作四天不好嗎？一天工作三小時不好嗎？說不定這樣員工還更有效率呢！

有影嘸影？所以說，到底工作幾個小時最好？

一天八小誰說的？工業革命惹的禍！

說到這減少工時嘛，我們首先得來看看咱們原本的工時到底是怎麼來的，其實，這一切都是福特汽車公司的陰謀！（指）　

工業革命之後，在廠房工作成了大多數勞工的日常，一開始呢，大家一週可是要工作六天的，只有禮拜天因為信仰的關係，定為了休息日。（上帝都休，你敢不休？）

到了 20 世紀，由福特領頭的一些廠商提出了「一週五天、一日八小」這種工作方式，為什麼呢？因為週休二日能讓員工有更多機會花錢，花錢幹嘛呢？花錢買我們的產品啊！這些消費有助經濟成長、不會降低生產力，還非常適合輪班制度，一日三班就能讓生產線永遠不斷，於是乎，這制度就沿用了下來。

神啊！讓我少工作一天吧！

問題是，現在可都 21 世紀了啊！我們為什麼還要用這種工時系統呢？英國的工會聯盟（Trade Union Council, TUC）就發話了，他們在工作環境改善報告中提出，如果大家可以選擇的話，有八成的人都希望可以少工作一天。

但想歸想，如果真的變成每週上四天班，又會如何呢？

來自奧克蘭大學商學院（University of Auckland Business School）的高級講師 Helen Delaney 便曾在 2018 年試驗了這件事，實驗的對象主要來自一間紐西蘭信託公司「Perpetual Guardian」中的員工。

結果發現，唉呀，這少工作一天可真是好處多多啊，不僅工作效率依舊，團隊合作跟工作的投入程度都增加了。另一方面，為了在四天內做完所有工作、好好享受假期，有不少員工會嘗試運用創新的小技巧來提高工作效率，像是將流程自動化啦、改變會議方式啦、加裝新的 app 啦等等。

不過呢，這種轉變也不是全無壞處的，有些人就覺得只有四天能工作，會讓他們的壓力暴增，也有些人會在四天內加班，等於是總工時沒啥變化，花在工作上的時間還是一樣多。

一天只要上五小，快樂工作沒煩惱？

好吧，既然工作四天壓力大，那讓我們換一下，一樣工作五天，但工時稍微少一咪咪怎麼樣？矽谷智庫的資深顧問方洙正（Alex Soojung-Kim Pang）非常推崇這種概念，還為此出了一本書《用心休息》。

他認為，比起工作超長時間，很多成功人士更著重於提高每天的高度專注時間，（簡單來說就是重質不重量啦XD），他們一天基本花費 4~4.5 個小時高強度工作，進而達到他們的目標。

哇塞，一天只要五小時是不是聽起來很讚？加州的電商「Tower Paddle Boards」跟德國數位顧問公司「Rheingans」也覺得聽起來很讚，所以他們嘗試用了這種方式。

Tower Paddle Boards 早在 2015 年就採取了每天工作五小時的制度，員工從早八一路工作到下午一點，中間完全不休息，時間到就打卡走人。結果怎麼樣呢？公司的 CEO──Stephan Aarstol 表示非常滿意，因為員工們都很想要擁有悠閒的下午，會自己在時間內加倍努力地工作，最後甚至讓產能增加了 50%！

像是倉庫人員，本來每個包裹要包他個五分鐘，工時一改變，他們只需要不到三分鐘就能包好，在時間限制下，大家會開始使用創造性思考來增加產能。

又能午睡又能高效產出，這應該是完美工作法了吧？嗯……也不全是。從 Rheingans 公司的結果看來，這方法還是有些缺點的。

雖然五小時工作法在 Rheingans 公司裡依然正常發揮，提升了效率、讓員工能在工作／生活間取得平衡，但是，對於公司氛圍來說，卻是有害無益，畢竟，大家都忙著工作，誰有空陪你喝咖啡講屁話，久而久之，團隊文化、員工歸屬感等等，就在無形中被犧牲掉了。

五小時特權，不是人人能擁有

除了上面這種願意第一線嘗試的公司之外，有些學術研究也有類似的發現，像是英國雷丁大學亨利商學院（University of Reading’s Henley Business School）策略人資管理的副教授 Rita Fontinha 便在自己的研究中指出：縮短工時雖然有助於提升員工的生活品質與團隊成效，但也會帶來許多壓力。有趣的是，有些員工雖然加了很多班，卻對自己的工作十分滿意。因此，綜合考量各個情況，Fontinha 認為，公司其實應該給員工多一點工作時間調配的彈性。

牛津大學賽德商學院（University of Oxford’s Saïd Business School）副教授 Jan-Emmanuel de Neve 的研究也得到了類似的結論，那就是，雖然一天只工作五小時能提高效率跟員工的幸福感，但效率提升也可能被要求做更多工作（慣老闆你懂的），那原本的幸福也變得不幸福了嗚嗚。

除了工作時幸不幸福、快不快樂這種奢侈的煩惱，有些阻礙更「實際」一點，像是工廠生產線、電話客服等等需輪班的職位，其實還是用八小時制更方便一些；此外，有些工作不需要高度專注，也不要求你多有創意，這種機械化的工作，也較適用原本的八小時班制。

所以說，到底怎樣工作比較好啦？

唉呦，說來說去都是有利有弊，到底怎樣最好？你或許可以參考利物浦的行銷公司「Agent」的方式，他們 2016 年時曾在《BBC》的邀請下，施行了每天工作六小時的實驗，也碰到了上面說到的難題。

後來，他們便改用新式的「兩短三長」工作法，給員工一些彈性，讓他們自己從一週裡面挑出兩天縮短工時，四年多來，看起來成效依然不錯，算是目前看起來 CP 值最高的工時分配方法。

以上說了這麼多的工時調整方法，你最中意哪一種呢？唉，說了這麼多，也得老闆同意才行對吧，身為社畜的我，還是先洗洗睡好了。

參考資料：

1. Bellet, C. S., Neve, J. D., & Ward, G. (2019). Does Employee Happiness Have an Impact on Productivity. SSRN. DOI: 10.2139/ssrn.3470734
2. Fontinha, R., Easton, S. & Van Laar, D. (2019). Overtimeand quality of working life in academics and non-academics:the role of perceived work-life balance. ResearchGate. DOI: 10.1037/str0000067
3. Delaney, H. Perpetual Guardian’s 4-day workweek trial: Qualitative research analysis. 4 Day Week Global.
4. Taylor, M. (2021). The perfect number of hours to work every day? Five. WIRED.
5. PRIDAY, R. (2018). The science behind the success of a four-day working week. WIRED.
6. Cobie, N. (2021). Forget a four-day work week. How about seven? WIRED.
7. Wiginton, K. (2021). Your ability to focus may be limited to 4 or 5 hours a day. Here’s how to make the most of them. The Washington Post.
8. Elegant, N. X. (2020). ‘The old ways of working are outdated’: Unilever is experimenting with a 4-day workweek. Fortune.
9. A future that works for working people. TU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