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在可怕！漢他病毒必知七大事

目前，世界衛生組織（WHO）表示，丹麥、美國、義大利、荷蘭、西班牙和瑞典等六個國家都已通報境內的水貂養殖場（Mink farm）出現了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病例。其中，荷蘭及丹麥政府為防止突變的新冠病毒擴散，已經下令撲殺境內的養殖水貂（Mink）。

世界衛生組織（WHO）也建議各國採取以下措施 ^[1]:

• 進行進一步的病毒學研究，並調查病毒的傳播性和致病性的任何變化
• 貂皮及其他毛皮養殖業的國家可增加對人類及動物的病毒序列檢測，並分享序列，以鑑識序列是否發生突變
• 在貂皮和其他毛皮農場中，強化對 COVID-19 的監測
• 加強動物養殖及畜養的生物安全措施，以防止 SARS-CoV-2 相關的人畜傳染風險

水貂，學名為 (Neovision vision)，鼬科，是半水生動物，需較大的飼養空間，如沼澤、池塘，因此無法作為居家寵物 ^[3]。水貂全身有著長而柔軟帶光澤的深棕色皮毛，牠們的皮毛可製成皮草或皮革，這對成衣廠而言是有相當高經濟價值的項目。

現下因為新冠肺炎疫情，不少水貂養殖場縮減規模甚或關閉。荷蘭約有 125 個養殖場，平均每個養殖場有 5000 隻水貂。在 2019 年，荷蘭養殖場一共養殖了 400 萬隻水貂，並且有 1200 多名全職工作者及 400 多名兼職工作者 ^[4]。因為養殖水貂是為取得皮革的目的，荷蘭的動物保育人士一直提倡政府全面關閉皮草養殖業，原訂於 2024 年全面禁止水貂養殖場，部分養殖場也因為新冠肺炎水貂疫情爆發而提前關閉。

在 2020 年 4 月，荷蘭兩個水貂養殖場的水貂先後出現了流鼻水、呼吸困難等新冠肺炎相關症狀，並且此時水貂的死亡率忽然拉高。從即時聚合酶鏈式反應（RT-PCR）或血清抗體（serology analysis）篩檢結果發現，水貂身上帶有新冠病毒，證實水貂確診新冠肺炎 ^{[2] [4]}。然而，早在發現水貂確診前，水貂養殖場的工作者及相關接觸者就已經出現新冠肺炎症狀。2020 年 5 月，人們進一步針對農場的吸入性粉塵微粒進行檢測，結果顯示粉塵是帶有新冠病毒 ^[2]。與此同時，荷蘭食物安全管理機關（Netherlands Food and Consumer Product Safety Authority, NFCPSA）要求水貂養殖場的工作者、獸醫及相關實驗室要即時回報水貂感染新冠肺炎的現狀，並建立監控系統^[5]。

為了釐清荷蘭水貂養殖場爆發新冠肺炎的原因，研究團隊結合流行病學資訊、監控資料及全基因定序（Whole-genome sequencing）進行深入研究。 這項研究的目標正是針對荷蘭境內十六間（NB1~NB16）水貂養殖場的水貂及養殖場工作者，進行檢測及分析^[7]。

荷蘭兩個水貂養殖場各別在 2020 年 4 月 23 及 25 日，發現水貂帶有新冠病毒。一旦養殖場內的水貂確診，養殖場的工作人員就會被列為追蹤及研究對象。其中，在使用 RT-PCR 檢測方法的族群中，有 49% 的人（88人中有 43 人）被檢測為陽性（確診）。在使用血清抗體檢測方法的族群中，有 51% 的人（75人中有 38 人）被檢測為陽性（確診）。綜合而言，共有 68% 的人（97人中有 66人）檢測出感染新冠肺炎。 (表一) ^[6]

在將水貂養殖場中的確診水貂及工作者的病毒序列做完親緣分析後，得出圖一的分析結果，由此可知水貂養殖場工作者的新冠病毒序列和水貂序列較近，反而和人類新冠病毒資料庫中的其他確診者較遠。下圖 NA 134 2020 及 NA 376 2020 是新冠肺炎確診者的新冠病毒序列，這是全球新冠病毒資料庫中，和水貂養殖場工作者病毒序列最為接近的序列。

此結果顯示確診工作者所帶有的新冠病毒序列和確診水貂序列極為接近，雖說兩者仍有七個核甘酸細微不同 ^[7]。

在親緣分析了不同水貂養殖場的新冠病毒序列後，得出十六個水貂養殖場的新冠病毒序列可分為五個族群，如下圖的紅、橘、綠、藍和紫五種顏色。導致不同養殖場的新冠病毒序列不同的可能原因為：養殖場的經營者、工作者是否重疊？飼料供應商及獸醫等可能和水貂接觸者。例如：某些地區的不同養殖場可能屬於同個經營者。圖二以不同形狀的圖示代表，同樣的形狀代表相同經營者，例如：三角形、五角形、及方形。綜合而言，目前並沒有一個因素可以概括農場裡新冠病毒的病毒序列分群，病毒分群並不以地理區域區分。

水貂養殖場中的新冠病毒序列具有高度變異性，這可能是因為新冠病毒可能早已在水貂養殖場中循環傳播，進行演化，導致水貂被多次感染。在原先篩檢中未確診（陰性），後續篩檢才確診（陽性）的水貂病毒序列也觀察出高度變異性，這顯示了高密度的飼養絕對加速病毒傳播。

然而，現在卻沒人知道是「什麼」把病毒傳入水貂養殖場的。

從新冠病毒的親緣分析結果可知，水貂目前最為可能是養殖場工作者感染新冠病毒的傳染來源，因為水貂養殖場中水貂的病毒序列及工作者序列及來自相同地理區域的確診人類序列有清楚的被分隔。不過，目前仍無法排除的是，有部分確診的養殖場工作者可能是在家中被感染，而不一定是直接被水貂感染。為避免皮革工廠及皮革販賣市場成為下一個新冠病毒溢散的場所，仍有更多關於水貂養殖場病毒傳播的問題需要待研究及釐清。

參考資料: 

1. SARS-CoV-2 mink-associated variant strain – Denmark
2. Molenaar, Robert Jan, et al. “Clinical and pathological findings in SARS-CoV-2 disease outbreaks in farmed mink (Neovison vison).” Veterinary pathology 57.5 (2020): 653-657.
3. Mink vs Ferret: What’s the Difference? (With Pictures)
4. Oreshkova, Nadia, et al. “SARS-CoV-2 infection in farmed minks, the Netherlands, April and May 2020.” Eurosurveillance 25.23 (2020): 2001005.
5. Bedrijfsmatig gehouden dieren en SARS-CoV-2 | Nieuws en media | NVWA
6. Munnink, B. B. O., Sikkema, R. S., Nieuwenhuijse, D. F., Molenaar, R. J., Munger, E., Molenkamp, R., … & Koopmans, M. P. (2021). Transmission of SARS-CoV-2 on mink farms between humans and mink and back to humans. Science, 371(6525), 172-177.

延伸閲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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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莊人祥，疾管署副署長，曾任陽明大學公衛所副教授。陽明醫學士、公衛碩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醫學資訊博士。

近期中國傳出鼠疫疫情，造成各地人心惶惶。而過去被稱為「黑死病」的鼠疫致死率極高，雖然近來每年的確診病例不多，但相關防疫單位不可輕忽，需持續追蹤及嚴防疫情擴張，並將疫情資訊透明化，以達到確實防疫的效果。

當 2003 年爆發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時，北京朝陽醫院明明已有確診疫情，但官方卻持續否認；去 (2019) 年 11 月 12 日，官方宣布朝陽醫院一對夫妻確診感染肺鼠疫 (pneumonic plague) ，亦未對此飛沫傳染的致命疾病疫情調查詳細說明。同時也傳出官方封鎖消息，禁止媒體討論，因此全球民眾對北京出現黑死病 (black death) 一事，引發集體恐慌。

普立茲得獎作家嘉瑞特 (Laurie Garrett) 也在當月 16 日針對此事於《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 上評論：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向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保證會確實追蹤兩病例在北京、內蒙古及旅途中的所有接觸者。即使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近年在疾病監測的能力有相當進步，但中國對鼠疫疫情調查資訊不透明，且 SARS時曾有掩飾重大疫情的不良記錄及審查機構「河蟹」¹ 社群媒體等作法，正是引起民眾恐慌的原因。

鼠疫大流行史與重大發現

鼠疫 (plague) 由鼠疫桿菌 (Yersinia pestis) 引起，是一種人畜共通傳染病，主要藉跳蚤叮咬傳染給小型哺乳類動物，人類為意外宿主。因患者常伴有淋巴腺腫大或皮膚出現黑斑而得名黑死病。歷史上，鼠疫至少出現三次世界大流行，由於每次鼠疫的流行常導致一個時代或王朝的結束，因此讓人聞鼠疫而喪膽。

首次大流行發生於 6 世紀的查士丁尼鼠疫 (Justinian plague) ，疫情在地中海周邊傳播，近一億人死亡；第二次大流行發生於 14 世紀歐洲，並在之後的 300 多年間反覆發生，僅歐洲就有 2500 萬人死亡，占當時歐洲人口的四分之一；第三次大流行發生於 19 世紀中葉至 20 世紀中葉，從中國開始傳播到全世界，波及至少 32 個國家， 1200 萬人死亡。

鼠疫研究與防治雖不斷精進，但直到第三次大流行才有長足進展。 1894 年，由法國巴斯德研究所的細菌學家耶爾森 (Alexandre Yersin) 在香港鼠疫大流行時發現鼠疫桿菌。 1910~1911 年的中國東三省鼠疫，公衛學者伍連德博士到哈爾濱擔任清政府鼠疫全權總醫官。他發現當地的疫情並非通過跳蚤在人鼠間傳播的典型腺鼠疫 (bubonic plague) ，而是起因於當地獵人捕獵染病旱獺 (Marmota bobak) 製造皮件，獵人染病後再傳給七位同一工棚的工人，爾後散播鼠疫疫情。他推論此波疫情是由「肺鼠疫」透過飛沫傳染快速人傳人，遂下令停止捕鼠，並進行鐵路檢疫、隔離患者及封鎖疫區，有效切斷鼠疫蔓延，數月間疫情得到控制。

此外，直到 1940 年代才出現抗生素的使用，在此之前醫生常無法可施，往往只能對患者放血和針灸。

近年全球鼠疫事件

全球在 2010~2015 年間發生 3248 例鼠疫， 584 人死亡（致死率約 18 ％ ），每年約 500 例左右，主要疫區在非洲，而美洲與亞洲則以散發個案為主。非洲的馬達加斯加，約占全球鼠疫病例的四分之三，每年平均約 400 例。在 2017 年 8 月起短短四個月甚至出現超過 2400 例，約四分之三屬肺鼠疫。

即使在美國，近期於西部鄉村每年仍平均出現約 7 例鼠疫。至於中國，近年最嚴重疫情發生於 2009 年共 12 例、 2010 年為 7 例，之後每年約發生 0~3 例，截至去年 12 月 15 日共 5 例鼠疫，其中 4 例均發生於內蒙古，先前內蒙古的最後一例鼠疫是在 2004 年因將野兔剝皮而感染。至於在臺灣，則是自 1953 年起即未發生任何鼠疫案例。

鼠疫流行病學與防治

鼠疫的傳染途徑，包括人感染腺鼠疫主要由被感染跳蚤叮咬、被感染家貓抓咬、處理被感染動物（如老鼠和野兔）或感染者屍體的組織時不慎接觸膿液而感染；肺鼠疫則藉空氣散播，吸入被感染動物或人類帶有致病原的飛沫而感染。

鼠疫主要臨床症狀共分三種：

1. 最常見的為腺鼠疫，在跳蚤咬傷部位附近淋巴腺發炎，經常發生於鼠蹊部、腋下或頸部，通常有發燒現象，若未經治療，約一半病人會發生瀰漫性感染而導致肺炎（即繼發性肺鼠疫）或腦膜炎等併發症。
2. 敗血性鼠疫 (septicemic plague) ，出現敗血症但無淋巴腺炎的鼠疫病例，較難被及時診斷，病程末期可能出現低血壓、瀰漫性血管內凝血與多重器官衰竭。
3. 肺鼠疫，包括原發性與繼發性肺鼠疫。原發性肺鼠疫可因吸入感染動物或人的呼吸道分泌物或懸浮微粒而發生，繼發性肺鼠疫則較常見，是由腺鼠疫或敗血性鼠疫經血行蔓延造成。鼠疫潛伏期通常為 1~7 天，原發性肺鼠疫則為 1~4 天。

患者如能及時接受適當抗生素，如鏈黴素 (Streptomycin) 或慶大黴素 (Gentamicin) ，便能大幅改善預後。腺鼠疫如未經治療，死亡率達 50~90 ％，如經治療死亡率則降至 10~20 ％；肺鼠疫如未經治療，死亡率 100 ％，治療後死亡率降至 50 ％。另需即刻以有效安全的殺蟲劑撲滅病人身上及衣服的跳蚤等，並嚴格隔離病患，以防傳染，待抗生素治療病情好轉以後方可解除隔離。鼠疫接觸者應實施滅蚤並監視 7 天，且實施預防性投藥，如去氧羥四環素 (Doxycycline) 或環丙沙星 (Ciprofloxacin) 。

北京鼠疫後續發展

一位筆者尊敬的師長於去年 11 月 17 日晚上特別來電詢問筆者對中國鼠疫疫情與該篇《外交政策》文章的看法。筆者當時表示相當同意嘉瑞特女士的看法，並猜測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未仔細對外說明疫情調查結果與防治作為或許另有考量。後來官方在 11 月 19 日及 21 日分別對外宣布鼠疫患者在內蒙古與北京市的密切接觸者均已解除醫學觀察。

在 11 月 29 日創刊的《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週報》 (China CDC Weekly) ，即詳細說明夫婦的房子附近 500 公尺處，抓到的長爪沙鼠培養出鼠疫桿菌，附近也出現大量相繼死亡的齧齒類動物，研判先生可能在農場工作時，因掘土吸入汙泥中或鼠洞中腐敗的屍體所產生傳染性懸浮微粒而被感染，至於太太則可能因照顧先生而被感染肺鼠疫。

疫情資訊透明化方能控制疫情

這是中國近年首次發生肺鼠疫在其他省市感染後移入大城市中，希望是虛驚一場。由於目前仍無法完全消滅內蒙古野鼠鼠疫之患，當地居民仍有感染鼠疫風險。雖然每年全球鼠疫發生數僅數百例，但防疫單位千萬不能低估其對人類造成的風險，因為鼠疫特別的傳播模式、疫情能快速傳播、快速臨床病程發展與如未治療的高死亡率，均極易造成民眾的恐慌。鼠疫如能早期診斷，早期施以抗生素治療，並加強公衛措施，較不會造成重大群聚或流行，而疫情資訊透明化，更是成功戰勝鼠疫不可或缺的藥引。

註解

1. 為網路用語，「和諧」的諧音，代表息事寧人之意。

〈本文選自《科學月刊》2020年1月號〉

在一個資訊不值錢的時代中，試圖緊握那知識餘溫外，也不忘科學事實和自由價值至上的科普雜誌。

不論這些人是死是活，他們全都受了感染—不過是染上了什麼呢？

隨著疾病蔓延到世界各國，全球三大洲的科學家也各在自己實驗室中，研究從各個患者身上採得的樣本，包括組織、血液、黏液、糞便和其他惹人嫌惡的關鍵材料，嘗試分離並辨識出致病原。早期階段起的 SARS 名稱，反映我們對這種東西的認識只及於它的影響和衝擊，就像一隻隱形大野獸留下的足跡。伊波拉是種病毒，亨德拉是種病毒，立百是種病毒，SARS 是種症候群。

SARS 病原體的搜尋工作，在這些實驗室內如火如荼持續進行，卻由於一些混淆訊息和誤導而受了阻撓。就初學者而言，它的症狀有點太像流感—或者講得更明確一點，太像是最嚴重的流感。流感當中最嚴重的一種就是所謂的禽流感，其致病病毒稱為 H5N1。短短六年之前，香港才經歷這種病毒的恐怖攻擊，它從家禽溢出，導致十八人受了感染。十八個病患看來還不是太多，恐怖的是，那十八人當中有六人死亡。

衛生當局迅速應變，下令關閉活禽市場，還銷毀香港所有活雞，總計一百五十萬隻雞慘遭撲殺，隨後又實施七週消毒作業。這種嚴苛應變措施，加上 H5N1 只擅長從禽鳥傳人，在人與人之間傳布的能力不強，總算將一九九七年香港爆發遏止住了。然而在二○○三年二月，從廣東發出的電郵和簡訊紛紛傳來令人心驚的消息，說是「一種古怪的接觸傳染疾病」開始浮現，禽流感也再次侵襲香港。禽流感和SARS全然不同，不過在當時卻不容易分辨。

流感殺死一名三十三歲男子，他的八歲兒子也患了病（所幸沒有喪生）。流感說不定還殺了那名男子的七歲女兒，那是兩週之前發生的事，他們前往福建省（就在廣東東北方的相鄰省分）探親時，小女孩死於類似肺炎的疾病。那個小女孩有可能是和雞群接觸太過親密了；她的哥哥肯定就是那樣，後來他親口證實這點。父子兩人的鼻黏液樣本都呈現 H5N1 陽性反應，這似乎暗示，廣東各處紛紛傳出的病例通報，有可能同樣和禽流感有關。於是科學家拿手上的 SARS 樣本進行 H5N1 檢驗，卻是一場誤導。

另一項錯誤的見解，是以為 SARS 的致病原有可能是某種衣原體（chlamydia）。衣原體是一群歧異度很大的細菌，包括兩種和人類呼吸道疾病有關的菌種（還有一種比較常在青少年間流行，藉由性行為傳布）。有一種呼吸道衣原體是人畜共通型病原，能從鳥類（特別是寵物鸚鵡）跨種跳躍侵染人類。二月底時，中國一位非常資深的微生物學家在某些 SARS 檢體中，發現了看似衣原體的東西，於是基於他的薄弱證據—加上在中國科學界的高度威望—衣原體假說獲得北京衛生主管部門高層的過度信賴。但是中國至少另有一位知名研究人員抱持異議，主張倘若病因出自衣原體，那麼病患應該對抗生素治療有反應—結果他們並沒有。然而那位研究學者身處偏遠廣東的呼吸疾病研究所，北京不認同他的說法。

同時實驗室科學家也投入探索其他的可能性，洋洋灑灑包括：鼠疫、斑疹熱（spotted fever）、退伍軍人症（Legionnaires’ disease）、斑疹傷寒、多種細菌性肺炎、季節性流感、血中大腸桿菌，以及新舊世界的漢他病毒等。SARS病原體追查工作之所以困難，部分在於科學家並不知道，他們尋找的是熟悉的病原，或者是與常見病原相似的新穎病原，或者是全新的病原。此外，還有另一種可能：或許那是獸醫經常見到，不過對人類傳染病來講卻是全新品類的病原體換言之，就是新興的人畜共通病原體。

前面我介紹了幾種實驗方法，都用上聚合酶連鎖反應來篩檢 DNA 或 RNA 的可識別片段，再結合分子檢定來測出抗體或抗原，然而這些做法都只能用來搜尋熟悉的病原體—或者至少是與常見病原非常類似的病原。這類檢測在回答「就是這個嗎？」的具體問題時，基本上只能給你「陽性」、「陰性」或「近似」三種答案，但用於尋找全新病原體就比較困難。除非你對目標微生物的分子識別標誌有概括認識，否則是沒辦法從識別標誌來檢測那種微生物的。因此實驗室科學家必須仰賴一種自動化程度較低的傳統途徑：把微生物放進細胞培養液中，讓它生長，然後用顯微鏡來檢視。

香港大學位於一處丘陵山巔，俯瞰鄰近鬧區，裴偉士（Malik Peiris）就是在那裡領導一支團隊，採行這條途徑，最後終於得出豐碩成果。裴偉士是牛津養成的微生物學家，生於斯里蘭卡，也在那裡長大，他的話聲輕柔，卓有見地，頭型渾圓，留著深色纖細頭髮。他主要以流感研究著稱，在一九九五年來到香港，緊接著那裡就出現禽流感大恐慌，他有理由認為，廣東傳出的疾病，以禽流感假說最為可信。他在二○○三年告訴一位記者：「我們心中首先冒出的想法是，H5N1 病毒有可能養成了人傳人的能力。」不過他們檢驗了手中的 SARS 樣本，看看裡面有沒有 H5N1 或者其他繁多常見的嫌疑標的，結果找不到絲毫證據，於是他的團隊改變想法，認為他們面對的是一種新病毒。

接下來他們集中火力，試行培養那種病毒。這就表示，首先要給這種神祕生物安排一種活細胞環境，讓它能夠在裡面複製，等它在培養液增長出充分數量，對細胞造成充分損傷，那時就能見到它的身形。培養液中的活細胞必須是某種「不死的」細胞系（好比一位名叫海莉耶塔．拉克斯〔Henrietta Lacks〕的不幸女士留下的著名的海拉細胞〔HeLa cell〕），這樣它們才會永無止境繼續複製下去，直到有東西把它們殺死為止。裴偉士的團隊起初先為那種新的致病原提供五種不同的細胞系，這五種細胞先前都各自經過驗證，適合呼吸道病原體棲身，分別為：狗的腎臟細胞、大鼠的腫瘤細胞、流產人類胎兒的肺部細胞，以及其他細胞。結果運氣不好，沒有顯現細胞受損的跡象，因此也沒有出現病毒生長的證據。

接著他們嘗試另一個細胞系，取自一隻恆河獼猴胎兒的腎臟細胞。好極了，這次交上好運了。三月中時，他們在培養的獼猴細胞中見到了「細胞病變效應」（cytopathic effect），意思是有東西開始在那群細胞裡複製，並摧毀它們，從一顆細胞溢出侵入另一顆細胞，產生出一片肉眼可見的毀滅地帶。又隔了幾天，團隊用電子顯微鏡拍下了那種圓形病毒顆粒的影像，每個顆粒外表環列眾多棘突，狀似皇冠。這種結果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於是團隊中的顯微鏡專家只好仰仗一種類似野外導覽的手冊，他查閱了一本病毒顯微圖鑑，尋找和它相符的病毒，這就像是見了一種新的鳥兒或野花時，你我都會做的動作。他在一群叫做冠狀病毒（coronavirus）的病毒當中，找到了相符的種類。冠狀病毒的特點是，各個病毒顆粒外緣都環列蛋白質突起，形成類似皇冠的外觀 。

正如培養工作證實 SARS 患者體內存有一種未知的冠狀病毒—至少某些病人是這樣—不過這也不見得表示，那種病毒就是病因。為建立因果關係，裴偉士的團隊拿在細胞培養中新發現的病毒，來檢驗SARS患者的血清（因為那裡面可能含有抗體），這就像拿聖水來潑灑女巫。結果抗體辨認出那種病毒，產生強烈反應。根據這項證據，加上其他檢查驗證，裴偉士和他的同事在不到一個月內就發表了一篇論文，審慎宣布這種新的冠狀病毒是 SARS 的「一種可能起因」。

他們對了，那種病毒被稱為 SARS 冠狀病毒，而且不多加省略直接簡稱為 SARS-CoV。這是歷來首見會釀成人類重症的冠狀病毒。（另有一些冠狀病毒也像其他眾多毒株同樣會引致普通感冒，此外另有一些則會引致小鼠的肝炎、豬隻的胃腸炎，還有火雞的呼吸道感染。）SARS-CoV 的簡稱沒有不祥意涵。昔日發現了新病原體，會給它冠上比較富有地理色彩的稱號，好比佛山病毒或廣州病毒，民眾就會奔走相告：當心啊，那個人染上廣州病毒！不過到了二○○三年，所有人都體認到，這種稱號惹人不快，不受歡迎，對旅遊業也有不良的影響。

其他幾支團隊也各自獨立作業，致力分離出 SARS 致病原，大約都在相同時間得出相同答案。美國團隊以亞特蘭大的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為基地，連同大批國際合作夥伴協力進行。歐洲有一組跨國人員通力合作，分別在德國、法國和荷蘭的研究機構推展工作。中國有一小群熱情、幹練，卻恭順服從的研究人員共組研究班子，他們領先裴偉士好幾週，分離出一種冠狀病毒，還拍下了照片。這群以軍事醫學科學院（Academy of Military Medical Sciences）為大本營的中國科學家卻很倒楣，他們震懾於衣原體學說和在北京推廣此論的權威人士，錯過了率先發表這項實質發現的機會。「我們太謹慎了，」其中一位成員事後表示。「我們等太久了。」

裴偉士和他那批夥伴確認了病毒，為它的部分基因組定序，把這些序列擺進其他冠狀病毒系統樹中進行比對，接下來合理的做法就是揣摩病毒的來歷。這種東西不會憑空出現。它一般都在哪裡藏身？生命史的詳情為何？天然宿主是誰？一位參與這項研究的年輕生物學家，在香港和我見面時談到了這個課題。那位科學家名叫潘烈文（英文名Leo Poon）。

「我們在人類樣本中發現的資料，」

潘烈文表示：

「暗示這種病毒對人類來講是新的。我的意思是，人類以往沒有被這種病毒感染過。所以這肯定是來自某種動物。」

不過是哪種動物，還有牠們怎麼恰好就把傳染病感染給人類？要找出這些問題的答案，恐怕只能進入中國南方的森林、街道、市場和餐廳去收集證據。期望他就那個題材多加著墨，我又提出問題：

「那項田野工作你也參加了嗎？」

「沒有，我是個分子科學家，」他回答。

我猜那就像是請教美國抽象畫家傑克遜．波洛克做不做房屋油漆工作一樣，不過潘烈文對我的問題並沒有見怪。他沒有參與，但他很樂意讚揚別人。他們有另一位同事，名叫管軼（Guan Yi），是一位狂放不羈的研究員，具有流行病學家的敏銳直覺，還有毫不妥協的膽識氣魄。管軼越界進入中國，與幾位地方官員合作，來到深圳最大的活禽活畜市場，拿拭子從待售動物的喉嚨、肛門和採得樣本。那批樣本就是循跡追查的第一步，引領潘烈文（進行分子生物學分析）、裴偉士、管軼本人—最後還包括全球各地的科學家和衛生官員—把他們的懷疑目光投注在一種名叫果子狸的哺乳動物身上。

本文摘自泛科學2016年2月選書《下一場人類大瘟疫》，漫遊者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