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陳建豪

被形容為台灣「癌症研究之母」的彭汪嘉康是「台灣傑出女科學家獎」傑出獎的第一屆得主，她曾在美國國家衛生總署服務 33 年，並擔任所屬國家腫瘤研究所細胞遺傳研究室主管；她成功證實人類腫瘤細胞起因於染色體的改變，並陸續發現白血病染色體的變異在幹細胞時期就已出現，甚至進一步從母親血液中判斷胎兒白血球及性別的可能性，並以此研究獲得極大殊榮。

就決定是你了！眾望所歸的第一屆得主

2008 年，吳健雄基金會、台灣萊雅公司共同創設「台灣傑出女科學家獎」，目的在於樹立傑出女科學家的典範，並鼓舞年輕女性投身科學研究。

因此，首屆得主顯得格外重要，她必須是一位讓眾人都認可、欽佩的指標人物，才能達到設立該獎項的目的，並吸引更多人後續參與。

然而，這麼關鍵的人物，在遴選過程中，卻幾乎是眾望所歸。推動國家衛生研究院成立，並擔任國衛院首任院長的吳成文回憶，在遴選首屆得主時，他也曾被評審團諮詢，那時他毫不遲疑地推薦了彭汪嘉康。

「當我一說出這個『彭汪嘉康』這個名字，你可以感覺到，幾乎所有評審，那都是相當、相當認可的，」吳成文笑著說。雖然他與彭汪嘉康是熟識 3、40 年的摯友，甚至可以說是一起打拚的戰友，但他內舉不避親，後來果不其然順利獲得眾位評審同意，第一屆的得主，就是彭汪嘉康。

努力拉起抗癌防線，對抗國人十大死因之首

1932 年出生、現年 80 多歲的彭汪嘉康，經常被形容為是台灣「癌症研究之母」，而從她累積的各種頭銜與經歷，更可以看出她不凡的一生。

她在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NIH) 工作時，曾因為成功證實人類的癌症腫瘤細胞起因於染色體改變，從此在全球醫界聲名大噪，並成為首位獲得美國亞瑟．佛萊明獎 (Arthur Flemming Award) 的外籍人士。

在美國國家衛生院工作長達 33 年，早已經是研究室主管的她，原本可以選擇退休，或是繼續研究工作，但她卻於 1993 年、在人生剛滿一甲子時，放下在美國的四個兒女，回到台灣，付出自己多年所學，為台灣建立起癌症防線。

原來，彭汪嘉康一直與台灣保持聯繫，深知自 1982 年起，癌症即開始蟬聯國人十大死因榜首，但 80 年代的台灣，對於癌症的治療卻尚未成熟，專科人才明顯不足，病人自然無法得到最佳照顧。

彭汪嘉康回台 20 年間，可以說是馬不停蹄。她在中央研究院成立了國內第一所癌症實驗室，之後推動國衛院癌症研究所成立，並擔任首任所長，幾年前雖從國衛院退休，但旋即被聘請為由萬芳、北醫、雙和醫院所組成的癌症中心擔任主任，而她在台大醫院的門診，更是自 1993 年回國以來，就不曾間斷。

更值得一提的是，彭汪嘉康甚至投入了自己在美國累積多年的寶貴人脈，對培養台灣的抗癌人才，貢獻良多。

在 1985 年，彭汪嘉康尚未正式回到台灣前，當時她與幾位旅美的中研院院士，包含曹安邦、吳成文等人都擔憂著，台灣尚無腫瘤內科的概念，也就沒有專門全方位對付癌症的內科腫瘤醫師。

在包含彭汪嘉康等人的奔走下，到了 1987 年，終於促成台灣首次的腫瘤內科醫師訓練。 訓練對象包含台大、榮總、三總等的菁英醫師，而授課教授，竟都是全球最知名的抗癌專家，他們輪流從海外飛抵台灣，輪班執教三個月，完成了為期三年兩期的訓練，為台灣培訓出十三位種子醫師。

當年的種子醫師，目前都成為台灣抗癌的超級戰將。例如：台大腫瘤醫學部主任鄭安理、成大醫學院院長張俊彥、國衛院癌症研究所所長陳立宗及主治醫師劉滄梧等人。

「那時候，我們就覺得很訝異，為什麼有這麼多大師級人物，紛紛請假兩、三個月，到台灣來幫我們上課？後來我們跟某一位教授聊，才發現原來他曾經很受 Jackie（即彭汪嘉康女士）的照顧，因為 Jackie 開口，他就義不容辭，」劉滄梧指出，彭汪嘉康在海外 30 餘年奠定學術地位，並廣結善緣，最後貢獻在台灣開花結果，因此有「癌症研究之母」的封號，正是名實相符。

因童年經歷立志學醫，絕不輕言放棄

現年 80 多歲的彭汪嘉康，仍活力十足，談起行醫看診，更是熱情滿滿。至於為何對醫學有這麼大的熱情、至今仍堅持看診，站在第一線付出，彭汪嘉康透露，這其實與她年輕時的經歷有關。

「我最小的弟弟，在我唸中學的時候，感染了肺炎，那時我們送他去看醫生，那醫生還是我父親的朋友，但他卻沒有竭盡全力去救我小弟，」彭汪嘉康沉默了一下，繼續說：「但那時明明已經有盤尼西林問世，醫生卻沒有試著採用，僅告訴我父親，應該要放棄了。最終，我的小弟就在家中過世。所有家人，都很無助地看著他離去，」事隔多年，彭汪嘉康仍有不捨。

「經歷這件事情後，我告訴母親，如果我是醫生的話，絕不會這麼輕易就放棄醫治！這句話出口，也就立下了我學醫、行醫的志向，」彭汪嘉康強調，病人在最脆弱、無助的時候，已把生命託付給醫師，醫師怎能輕言放棄？

即便時代動盪，也未放棄志向

要當醫師，第一步要先考入醫學院。彭汪嘉康出身於蘇州書香世家，祖父是絲綢商人，但極重視教育，她的叔伯們在民國初年的動盪時代，卻大多能留學海外，反映出家族對孩子們教育的看重。

「我們家族有一個故事，那時我祖父去選墳地，風水先生問他是希望後代能當官，還是能致富？我祖父卻說，如若可以，讓子孫們把書唸好即可，」彭汪嘉康笑著說，祖父對教育的重視，無疑就是給子孫最大的資產。

彭汪嘉康以自己為例，在民國 30 年左右，女性唸書的比例其實相當低，但因為家族有著大力栽培孩子唸書的祖訓，也讓她在當時成為少數接受教育的女性，這也才能往醫學院逐步邁進。

「我在蘇州唸中學，最想考入的醫學院，就是上海醫學院；當時雖然有聽說台灣的台大醫學院也非常好，甚至比上海醫學院還有過之，但因為人在蘇州，也真沒想過，有一天會來到台灣唸台大，」彭汪嘉康微笑著回憶。

民國 37、 38 年，國共內戰、局勢紛亂，政府陸續遷台，還只是中學生的彭汪嘉康，被大時代的洪流給推著，就這樣上了船，飄洋過海來到台灣。

搭上了船，雖然是頭等艙位置，但彭汪嘉康卻因為嚴重暈船，在船上吐了好幾日，到最後已經是虛弱無力。然而一下船，已經先到台灣的父親前來接船時，隨手遞了一根香蕉給腹內早已空無一物的彭汪嘉康，說也奇怪，香蕉的甜香味，竟讓彭汪嘉康精神大好！

「至今，我仍然記得那甜香味；或許，這就說明我跟台灣有緣吧！」彭汪嘉康很有精神地說著。果不其然，彭汪嘉康來到台灣後，真的如願進入台大醫學院就讀。

考入台大醫學院後，彭汪嘉康開始勤練基本功，挑戰一本又一本磚塊般厚重的原文書。

「台大教授，不少是非常嚴格的；我最記得教我們病理的葉曙教授，他上課很精彩，但也很嚴厲，例如：高我們一屆的學長姊，竟有超過一半的人得多唸一年、跟我們這屆一起畢業，就是因為他們都被葉曙教授當掉了，」彭汪嘉康苦笑著回憶，但她也認為就是在這種要求之下，方能練就一身扎實的基本功。

畢業後，彭汪嘉康跟隨著知名的外科手術醫生林天佑實習一年，林天佑給了彭汪嘉康高度肯定。林天佑是肝臟手術的權威，他採用的「手指切肝」手術法，更讓台灣成為全球肝臟手術的先驅。而自小苦讀出身的林天佑，對每天總是在上午六點多就報到、任勞任怨的菜鳥實習醫生彭汪嘉康，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最後給彭汪嘉康的實習分數，竟是打了 99 分。

「林天佑醫師從來沒有覺得我是女生而對我少過任何要求；他是我的恩師，言教、身教都讓我受益良多，」彭汪嘉康至今仍記得，在實習結束之後，林天佑就希望她投入台大外科團隊，但那時候的彭汪嘉康，卻打算赴美再學習。

「我那時就答應林天佑老師，在美國練功有成之後，一定回到台灣貢獻。這個承諾，我始終放在心中，雖然我是隔了 30 餘年才完成，」彭汪嘉康感性地說，自己後來會在 60 餘歲的「高齡」返台行醫，就是因為一定要完成與老師的約定。

有了技術卻不能執刀，轉彎開啟新篇章

然而，這位在台灣被視為極有潛力的手術外科明星，到了美國之後，卻屢屢碰壁，最後甚至被迫放下手術刀，投入研究。

原來，在 1960 年代的美國，尚未開放非美國公民開業行醫。事實上，以當時的限制，彭汪嘉康只能專攻病理研究，或者是麻醉專科。

「那時候，其實有些挫折。不是因為我的醫術不好，只是因為我不是美國人。但也有人告訴我，或許這個法條很快會修改，我也就硬著頭皮留下來，」彭汪嘉康苦笑著回憶，這限制對她來說，也不知是福是禍，因為當時若沒有這一法規，她在美國執刀行醫可能會賺很多錢，但就未必有機會走上研究之路。

只是，在美國，初期打擊彭汪嘉康的，還不只她不是美國人，更因為她的「女人」身分。 彭汪嘉康原本順利申請到在華盛頓某一頗具規模的醫院工作，醫院已經回函通知她報到，但在報到第一天，對方才驚覺她是女性，而彭汪嘉康也坦承告訴對方，自己即將準備婚事，將來可能請幾天婚假。

「對方看我的中文名字，可能原本也不曉得我是男是女，再一聽我要請婚假，將來搞不好還要請育嬰假，竟當場連忙跟我說『Sorry』，他們無法聘用我了！」回想這段往事，彭汪嘉康只能搖搖頭，一臉無奈。

接連的不順利，讓彭汪嘉康陷入了低潮。

然而就在一切都不如預期時，彭汪嘉康的貴人卻出現了。透過先生在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友人推薦，彭汪嘉康順利在那裡找到研究工作，從此她在美國國家衛生院一待就是 30 餘年，為人生寫出了全新的一章。

「從那時候起，我就期盼自己也能做別人生命中的貴人；因為有時候你一個小小的幫助，卻可能對這個人的人生，起了料想不到的幫助與改變，」受人提攜、擺脫低潮，彭汪嘉康始終不忘要傳承這份溫暖。

為什麼會有癌症？原是與基因有關

進入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彭汪嘉康更是得遇名師──華裔科學家蔣有興。1960 年代，染色體的研究正逐漸成為主流，而蔣有興正是研究染色體的大師，他的研究證實，人類的染色體數應該是 46 個，而不是之前被錯認多年的 48 個，對遺傳學研究有重要貢獻。

跟隨名師蔣有興，彭汪嘉康從此踏上染色體的研究，逐漸奠定在學術界的貢獻，她也首度證實了癌症的發生與基因缺陷、損壞有關，因而名留醫界。

研究第一年，彭汪嘉康就從六位白血病患者身上，發現與白血病相關的染色體，當時她原本想發表論文，但蔣有興希望她找到十個案例之後，再行發表。

沒想到，費城醫院的研究團隊只找到四個案例時，就搶先發表論文。

「這個染色體，從此被命名為費城染色體；如果我們當時先發表的話，應該就叫 NIH 染色體了，」彭汪嘉康難掩失落，因為這費城染色體的研究團隊，後來更憑藉這項發現繼續努力，最終獲得了拉斯克獎（Lasker Award）的肯定。

但是，個性開朗的彭汪嘉康，並沒有讓這個失落影響她太久，她仍繼續鑽研，陸續發現其他諸如淋巴腺癌、淋巴性白血病等相關的染色體。

在美國國家衛生院一待 30 餘年，彭汪嘉康也逐漸累積起自己的實力，成為了院內不可或缺的重要戰將，最終擔任癌症研究所細胞遺傳研究室主管。30 年來，面對艱難、沒有邊際又日日進步的研究工作，彭汪嘉康透露，要把研究工作做好，除了自己的持續努力外，跟其他研究人員互通有無，也是關鍵。

「你不懂的東西一定會愈來愈多，這時候跟朋友合作就很重要了；討論跟交流，無疑會讓你知道自己的盲點，」彭汪嘉康笑著說，研究人員要學會合作，讓自己跟合作夥伴，成為彼此的貴人。

為了奉獻，從實習醫生開始打掉重練

時間快轉 20 多年，在美國的彭汪嘉康，經常接到來自台灣的求助電話，原來是在台灣的癌症病人，希望到美國看診求醫。

「那些『有辦法』的人，可以花錢到美國看病，但沒辦法的病患，又該怎麼辦？」彭汪嘉康分析，自 1982 年起，癌症就居於國人十大死因榜首，但台灣面對癌症來襲，似乎還沒做好準備。

「即便是到美國求診，美國醫師對於經常發生在國人身上的肝癌、鼻咽癌，研究也不多，因為在美國較常見的是肺癌、乳癌，」經過種種分析，以及與旅居海外的院士曹安邦等人討論，眾人的結論是，必須為台灣建立一批新的種子醫師，專門對付癌症腫瘤。

也因此，在 1987 年到 1989 年，這三年中間，彭汪嘉康等人促成了台灣的首屆腫瘤內科醫師訓練，不僅師資來自美國，就連考照方式也比較美國辦理。

然而，1989 年一到、訓練結束，吳成文等人原本也要回到美國繼續工作，但彭汪嘉康卻開口請吳成文留在台灣，繼續推動抗癌、培訓人才，而她自己，會在三年之後回到台灣。

「她果真言而有信，三年後回到台灣；更感人的是，這三年間，她為了也要拿到腫瘤內科醫師執照，竟然回到醫院，從最基層的實習醫生做起！」吳成文相當敬佩彭汪嘉康的決心與行動力，已經 50 多歲、早已是主管級的她，願意回到基層再學起。

「辛苦難免，但是我心中一直記得，我承諾過我的老師林天佑，有一天我得回到台灣奉獻、行醫，」彭汪嘉康感性地說，既然答應過老師，那她就一定要完成，而為了做好這件事情，辛苦一些、從實習醫師練起，雖然慢，卻扎實。

團結力量大，整合台灣醫界共同抗癌

回台 20 餘年，彭汪嘉康除了自己的門診外，更整合了台灣醫界的力量，共同抗癌。

彭汪嘉康推動、成立台灣癌症臨床研究合作組織 (TCOG)，至今已經有二十餘家醫院加入，醫院間互通有無、分享臨床資料，打開了醫院與醫院之間的門戶之見，受益的則是病患。

「在我初期接手的時候，TCOG 只有三、 四家醫院，換她接手後，很快啊，就十家、二十家地加入，」吳成文笑著說，彭汪嘉康就像一個母親般，凝聚台灣抗癌人才。

「很久以前，我們會笑說，台大跟榮總兩院的距離可能比兩岸還遠，很少往來，但透過彭汪院士的凝聚、號召，台灣醫界在癌症這一塊，卻相當團結，」出自台大，國衛院癌症所主治醫師劉滄梧分析，當年透過彭汪嘉康等院士的號召，台大、榮總等醫師們一起上課受訓，有了革命夥伴的情誼，加上彭汪嘉康會找大家聚餐，因此不同醫院的醫師也就有了建立感情的機會。

「聚餐時，有時候彭汪院士甚至會帶衣服給我們；她說她在美國過耶誕節時會買衣服給家人，想到這幾件衣服好像適合我們，就帶回台灣給我們，」劉滄梧感性地說，某程度而言，彭汪嘉康的確就像是個母親。

在工作上，彭汪嘉康如同母親照顧夥伴，但聊到家庭，彭汪嘉康則十分慶幸，有一個好好先生，始終是她的後盾。「那時候，我跟我先生開玩笑，我們絕對不能離婚，因為孩子一定都會跟你，」彭汪嘉康苦笑著說，自己的忙碌難免疏於照顧孩子，所幸先生的體諒與支持，讓她能全力衝刺研究。

不過，工作再忙，彭汪嘉康卻堅持為家人準備晚餐，即便她在晚餐後，仍會開車回研究室打拚。「我的廚藝未必很好，但那是一份心意，以及陪伴，」彭汪嘉康感性地表示。

彭汪嘉康因為目睹小弟的過世而立志學醫，為了完成與老師的約定而回到台灣行醫；她的努力與成就，用台灣癌症研究之母來形容，恰如其分。2008 年獲選為首屆「台灣傑出女科學家」，更是一個最貼切的形容詞。

台灣傑出女科學家獎設立於2008年，是台灣第一個專為表彰傑出女科學家、並鼓勵女性參與科學而成立的獎項，由台灣萊雅及吳健雄學術基金會共同主辦。

本文摘自《她們，好厲害：台灣之光．18位女科學家改變世界》，2013 年 12 月，遠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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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沒有問我性別，認為寫走私的就是男性吧，在論文刊出首頁用『His Mailing address…』來標註我的聯絡方式。」

如同這樣的性別刻板印象，投入邊境研究也是一個不斷突破刻板印象的歷程。

孤軍以外消聲的生命故事

1992 年，張雯勤隻身在泰北旅行，偶然到了泰緬邊境的一個村子，那裡正是臺灣媒體經常報導的泰北難民村之一。

這段歷史得追溯到 1950 年初。當時，一批一千多人的國軍殘餘部隊，在雲南節節敗退後進入緬甸撣邦，抵達與泰國為鄰的大其力。經過集結、招兵買馬，1951 年這批重整的軍隊在撣邦勐撒成立了「雲南反共救國軍」。其後的故事即是一般人所熟知的「異域孤軍」戰史——經歷兩次撤台，部分軍隊落腳泰北邊境，當地人稱作「國民黨村」。

然而，在被歌泣的男性化、黨國化歷史背後，隱藏著邊區遊移政治與無數難民的生活史。

最初，張雯勤帶著既定印象從孤軍將領訪談，研究這些「雲南移民」。但在村子住了大半年，她發現日常接觸的並不是將官，反倒都是大爹、大媽、大嬸、大叔這樣的平常百姓。「臺灣報導裡全是忠貞愛國、異域求生的孤軍，這些普通人完全沒聲音，但他們的生命故事非常豐富。」

於是，張雯勤用了兩年，走訪二十四個邊境村落，此後又一路延展到緬甸，展開二十多年以平民為視角的邊境研究。

越界流動，是歷史上的邊境常態

自古以來，從雲南、緬甸至泰北即常有大批人口來來回回遷移，多元族群交織著不同政治勢力，在這塊廣衾的土地上脈動著爭戰、交易營生、多元文化的習作與交流。1949 年因國共內戰及往後二十多年中國政治運動，造成大規模跨境遷徙。

在 1961 年「二撤」之前，留在緬甸的國民黨軍隊主要有五支，其中三軍和五軍最終沒有撤回臺灣，集結於泰北。1970、80年代，他們協助泰國政府剿滅泰共，爾後取得泰國國籍定居當地。

然而在這些「國民黨村」裡，軍人只是一部分，大部分其實是跟著軍隊逃難的眷屬及一般難民。邊境村落或周遭，包含有雲南漢人、雲南穆斯林、阿卡族、佤族、儸黑、傈僳人等各式族群，彼此用不同語言交流。「我很佩服這些大媽，買賣東西的時候，遇到阿卡人，就講阿卡話，遇到百夷人，就講百夷話。」張雯勤說。

平民耕地、做小生意謀生，撤退至緬泰的國民黨軍隊也亦商亦軍，軍隊找商隊馱運物資，商人仰賴武裝保護。對於難民來說，同樣如此，軍隊既保護也剝削他們。於此同時，帶兵的軍官也利用騾馬往返泰緬馱運「黑金」——大煙（生鴉片）。

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是我們自己的

從我們社會的眼光來看，毒品似乎萬惡不赦，但回歸到當地生活脈絡，這只是平民百姓的一種生計。許多人歷經顛沛流離，沒有身分、沒有錢，最重要的目標皆為了「努力活下來」。毒品、走私因而成為邊境的生存日常。

「他們的童年記憶裡，從小就生活在大片大片的罌粟花田。爺爺躺在蚊帳裡抽煙，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抽大煙，只有老人家有權利，年輕人頂多是工作累了，抽個幾口。」

現實中備嘗艱辛的生活，經過記憶轉化後的敘事卻呈現出一種近乎迷人的日常：罌粟花很美，年輕人為雇主做工「刮煙」，一邊刮一邊唱歌。罌粟一顆一顆，用刀子劃下去，汁液才會跑出來。劃也不是亂劃，有一定技巧。劃完以後，白色的汁液流出，不能馬上去刮，隔天凝結成暗褐色，才能用一把彎彎的刀刮下來，在刀片上慢慢累積，就成了生鴉片。

「他們說，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就是我們自己的。」因為汁液大部分留在刀片上，少量落在刀片下，一點點攢起來可以賣錢，這也是一種酬勞的給付方式。

毒品議題龐大而複雜，牽涉跨國政治、經濟與利益集團的輸送角力，甚至不乏國家政府涉入其中；但從底層百姓的角度，罌粟田是人們熟悉的生活記憶，採大煙是從小到大的日常勞作。

對張雯勤來說，這也正是邊境研究的重要關懷，在傳統國家中心的分析視角外，看見每個真實的個別生命。她擅於採用敘事書寫方式，爬梳自 1949 年以後，雲南移民從中國西南逃難到緬甸，部份移民又從緬甸遷居他國的歷史，以及他們從事的耕作和跨境商貿。

這些人的生命和動亂時代交織在一起，相對邊緣不被看見，他們怎麼面對生命處境，掙扎、奮鬥、存活下來？我要做的，就是用說故事的方式書寫出來。

民間「影子經濟」：馬幫到摩托車車隊

除了戰事逃難，經濟營生也讓跨境成為邊界常態。雲南多高山，長途經濟活動必須依靠騾馬。由於在山上形單影隻不安全，容易遇到強盜劫匪，商人便集結起來形成了馬幫，這是自古中國西南獨特的商隊組織。

張雯勤提到，1962 年尼溫軍政府上台，隨後實行國有化經濟體制，嚴厲禁止人民自由行動與私有交易，造成緬甸經濟迅速崩解，大量民生用品必須仰賴泰國走私；而進行地下貿易的主要族群，即為定居兩地的雲南移民。

「雲南移民在泰緬邊區的馬幫貿易，雖然奠基於大漢中心主義『走夷方』的文化傳統心態，然而實踐過程呈現不同社群間互助、衝突與協商，突顯邊區特有的地理政治、經濟與文化主體性，以及這個經濟活動內涵的複雜規範和知識。」張雯勤分析。

時代改變，跨境貿易的方式也在改變。

1980 年代，汽車運輸漸漸取代原有馬幫，往來中緬與泰緬邊區，2000 年到 2014 年更出現「摩托車車隊」，穿梭於上緬甸與雲南邊城瑞麗。過去，馬幫由頭人帶領，策劃路線與行走時間，在特定地點向叛軍或官方上稅；交通工具改變了，當代商隊同樣繼承這些「地下貿易規則」。

以緬北摩托車車隊來說，一個車隊約五至二十人，大家先坐車到雲南瑞麗，到認識的摩托車商店買車。通常一個騎士騎一輛、帶兩輛（拆解成零件），厲害的能帶上四輛！

回緬甸不能走正規大路，要趁夜翻山越嶺，路況好的時候，六小時就能抵達緬北臘戌，一路上過村則需要付費給警察。清晨五、六點，臘戌的摩托車市集擠滿了人。除了賣車的，還有販賣偽造車牌的攤位，貴一點用鐵片做，便宜陽春版則是塑膠材質製成。

「我的摩托車車隊研究主軸，一方面引用地下經濟與日常政治理論，分析這個走私行業的運作規則與組織網絡。另一方面，我將它與過去中國西南與高地東南亞之間的長程馬幫貿易，進行比較對照，兩者在結構運作上高度相似，都是根基於地方知識與社會網絡的助因。」張雯勤談到。

她進一步分析：「我因此主張，當今中緬摩托車走私並非隨意運作，而是延續了歷史上長途馬幫貿易的組織精神；但不同的是，當代摩托車走私打破了馬幫貿易的性別專斷（只有男性從事），同時吸納兩性。」

中緬泰的邊境貿易存在已久，民間百姓經常跨境往返。雖然 1950 到 1980 年代中緬邊界關閉，但私下邊境貿易仍然存在，交易的物資包括許多日常用品：農產、醃豬肉、野生動物、熱水瓶、藥材、豬油、鹽巴、被單、枕頭套、膠鞋、布料、熱水瓶、腳踏車，以及貴重的玉石、紅寶、柚木等。

一位玉石商人曾如此形容緬甸：「賣米不合法，賣鹽不合法，賣什麼都不合法，那還可以做什麼？只能走私啊。」這些國家法律不認可的交易，一般被稱為「非法走私」；然而張雯勤認為，用「影子經濟」（shadow economy）或「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更能理解在國家治理視角之外，邊民們為了生存，遊走穿梭邊境的自主貿易。

無論國界是否封鎖、政治角力如何劇烈，平民百姓手無寸鐵，唯能在檯面下運用常民強韌的生存力量，對抗突破國家政體的限制。

大起大落的血淚玉石夢

在跨境貿易經濟鏈裡，普通人民、不同的叛軍武裝團體、政府官員、軍隊等，都共同參與這個地下商業活動。執法者也是違法者，合法與非法關係錯綜交織。

緬甸最著名的玉石貿易，亦是如此。緬甸玉石開挖已有數百年，過去挖玉石叫「挖洞子」。依照傳統，找到未被開採之處，插個樹枝示意為有主之地，就能以簡單的器具挖掘。

玉石產於克欽邦，是叛軍的勢力範圍，在尼溫主政的社會主義時期（1962-1988），雖然政府禁止私人開採，人民依舊冒險盜採。但緬軍和叛軍經常開打，挖掘玉石非常危險。到了 1990 年代初，緬軍和叛軍和談後，由政府接手管轄玉石場，商人必須向政府標地開挖，挖到玉石後上稅，再經過公盤買賣。不過，地下交易走私仍未消失。

窮人沒錢參與標案，常常聚在玉石場，一等商家把廢棄石頭倒出便蜂擁而上，幸運的或許就能找到被錯過的玉石。但採石如同賭命，由石頭堆起的「山」極不穩固，經常崩塌，傷亡慘重。張雯勤回憶看過的「山崩」影片，滿心不忍地感嘆：「在那麼不安全的社會，你得要用生命去營生。」

在玉石貿易網絡研究上，張雯勤打破既有華人關係研究的迷思，這些迷思強調華商成功源於人際關係的信任、忠誠、和諧。但她切入日常政治與法律層面，指出商貿網絡中組織性層次及規範，並藉由這個研究，提出跨越國家疆界、法律，從地區特性、歷史情境去追踪民間跨境能動性。

沉默卻堅韌的邊境女人們

性別關係是張雯勤的另一主要課題。「女性移民經常被忽略，尤其是具有軍事背景的雲南移民團體，多數報導、研究只集中在軍事與走私活動，婦女如何在不斷遷移的過程中，扮演日常生活實際供養者與文化意義延續者，卻被視而不見。」

論文中，張雯勤以一位段大嬸的生命故事，爬梳冷戰時期在紛亂的泰緬邊區，女性如何因應複雜的政治軍事生態。她們一方面穩定了家中的經濟，又成功支助男性出外打仗或跑馬幫過程所需的定點補充。論文處理了馬店與雜貨店的經營──這是雲南移民婦女在長程馬幫貿易上，不被看見的經濟角色。

2010 年，張雯勤到泰北邊境的村子田調，剛巧就住進了段大嬸媳婦開的民宿。幾日的停留，張雯勤與段大嬸一起剝著大蒜，聽著她的生命故事。

段大嬸是雲南漢人，少時與家人隨國民黨軍隊輾轉逃往緬甸、泰國。她結過兩次婚，都是部隊軍人，也都早早離世，留她一人流離遷徙，獨力撫養孩子。沒了丈夫，一個女人在邊境村落要靠自己謀生立足，艱辛可想而知。還好段大嬸很有生意頭腦，她買騾馬馱運貨物到少數民族村販賣，後來又開起了馬店和雜貨店，接待往返泰緬的馬幫商隊。

但邊境的生活永遠充滿挑戰，一遇戰事，門來不及鎖就得逃命。有一次戰事又突然爆發，當時下著傾盆大雨，段大嬸抓了雨衣就逃，沿路頭上是盤旋的飛機，身旁是落下的子彈。幾天後，當她再返家才發現鋪子裡的東西全被軍人拿走了。但別說財物，在那樣混亂的時代裡，平民百姓只能在縫隙裡拚命求生，活下來已是大幸。

邊境村子如同段大嬸這樣的女人很多。男人無論做了什麼、數年未歸，只要回家，女人還是必須接納他們。傳統性別的限制與突破，就如同邊境日常的曖昧與多重性。

因為環境險惡，性別限制得以被打破，女性在輾轉遷徙中獲得更多自由與賦權空間，但並不代表她們能完全擺脫傳統框架。

投入田野近三十年，張雯勤以人類學為根基，結合歷史學的深度，進行跨國界多點的田野研究。她從邊境百姓的遷徙著手，透過「非正式」的邊境貿易，梳理跨境流動的曖昧與多重性。

她的研究瓦解了「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界限，突破由國家法律先行的刻板印象，並提出「跨境民間」的概念，來理解這個區域不曾中斷的民間跨界與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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