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集：為何基因改造人類很母湯？實驗設計還不如研究生——賀建奎基因編輯嬰兒事件（上）

CRISPR 到底是基因編輯，還是基因改造？

我們趁機更仔細地來了解 CRISPR 到底是什麼？有些人指稱賀建奎對胚胎做的是「基因編輯」，而「不是基因改造」，很明白這是錯的。你可以用 「為什麼用基因編輯預防愛滋，是很糟的主意？」稱呼這些實驗是基因編輯，但它們當然也都是基因改造。

這種認知似乎來自台灣某些人討論農業與法律時的用語，認為基因編輯意思是「不加入外源基因」。OMG！也許有些法律條文這樣定義，卻也讓大家產生了誤解。姑且不論我個人的認知，讓我們客觀的去討論編輯這個名詞，編輯的英文是「edit／editing」，各位讀者可以搜尋「genome editing」、「gene editing」、「DNA editing」等關鍵字，瞭解「編輯」一詞在國際上，這幾年來怎麼定義與使用。

例如這篇 2018 年的 review〈The CRISPR tool kit for genome editing and beyond〉，讀到第三段大概就能理解基因編輯簡單的發展歷史，以及國際上對「編輯」的定義¹。

我的認知中，用分子生物學的方式，人為改變遺傳序列，都算是廣義的基因改造 (modification)。近年 TALEN、Zinc finger，以及大家最熟悉的 CRISPR 問世以後，能夠比較精確地改變特定位置的 DNA 序列，所以又被稱作基因編輯 (editing)，聽起來比基因改造厲害；相對地，無法針對特定目標的基因改造，例如用轉座子或病毒，攜帶 DNA 片段插進基因組，就不適合叫作基因編輯。

如果 CRISPR 只能改變原本的 DNA 序列，不能送進外源基因，它怎麼可能這麼萬用？如上文提及，CRISPR 有兩種改造策略，一種是直接改變，另一種是插入外來序列。一個很簡單的概念，在各國大量文字記錄中，一般提到 CRISPR，不管哪種作法，都是以編輯描述。假如基因編輯的定義限制是不能插入外來基因，現已發表的眾多論文、新聞都要更正用詞，或是全世界各科學家要召集會議，重新定義了。

而這次各界之所以使用「基因編輯」描述基改寶寶事件，主因是由於賀建奎以 CRISPR 改造基因，和有沒有外源基因卻是一點關係都沒有。更別提極端的觀點：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 Paul Knoepfler 在 Nature 森77的投書，賀建奎對胚胎的基因改造根本不算是精準修改，沒資格使用基因編輯之名² （強者我朋友 os：「這個人好無聊啊，別人都在擔心 impact，他在擔心用詞」）。

名詞的定義與內涵會不斷改變，但是至少在最近幾年，基因編輯都不等於改造後沒有外源基因。法律用詞是一回事，而科學界的常用內涵則是另一個領域，希望看到本文的讀者，可以更加明白 CRISPR 基因改造的概念。

不過，與賀建奎帶來的負面影響相比，他的行為叫作基因改造或是基因編輯真的只是小事。大家都沒錯，比碩士生還不如的賀建奎才是錯的！

改造人類基因預防傳染病？毫無演化常識

改造生殖細胞，即使不能做，但不是不能討論。比方說，技術進步到一個境界以後，能不能修改胚胎基因，「治癒」病因明確的遺傳疾病呢？這是可以談論，也是遺傳學家遲早會面臨的問題。

但是賀建奎不但做了還做失敗，這個人最天才的就是，既使隨便找個名目做人體實驗，他卻不選遺傳疾病，而是選擇傳染病，甚至美其名為「愛滋疫苗」，嚇死寶寶了！

賀建奎似乎真的不懂愛滋、不懂疫苗，也毫無演化常識。我們基因改造抗病蟲害的農產品與動物，多數是要用來吃或實際上的使用，長大就殺來吃了。（神隱少女的台詞默默出現）。

但用在人身上就很不同，以現在常態來看，大多數的人都可以活到七、八十歲，但病原體在轉瞬之間就能迅速演化。

同一款殺蟲劑使用幾年以後，可能就被害蟲適應了；就算人類出生時不會被感染，1、20 年後呢？一個人如果活到 70 歲，恐怕不到 30 歲時，出生時的基因改造已經被不斷突變的病原體破解了。這是為什麼體細胞的基因療法很有價值，生殖細胞不適合的一個原因。

網路上有替賀建奎辯護的人，找來一大堆論文、資料，把他的實驗設計吹的天花亂墜，但事實卻是，從實驗開始的設計一直到失敗的結果看來，除了花了很多錢以外，賀建奎基因改造的結果，大多數同領域的碩士生也都辦得到。

至於 CCR5 基因被改的慘不忍睹的露露與娜娜，還有一招詭辯是，她們那些突變其實不是全新的，之前有論文報告過，有自然出生的人 CCR5 基因也配備那些突變，所以那都有天然存在，不會有危害。

要騙過敵人，就得先騙過自己人？要替毫無演化常識的人護航，可能得是毫無演化常識的人才能辦到。人類基因組上任何一個位置都能突變，但是很多地方一突變就活不下去，還有許多位置會影響生存與繁衍的機率。以配備一對 CCR5-Δ32，完全沒有原版 CCR5 基因的人來說，儘管能防禦某些愛滋病毒，要是感染西尼羅病毒、登革熱、黃熱病、流感病毒等疾病，卻會面臨更高風險³。

基因改造，就算沒有脫靶，非常精準，影響也是牽一髮而動全身。有生醫實驗經驗的人，即使沒學過演化，也應該知道有些突變的效果是條件性 (conditional)，一般狀況下沒有影響，特定狀況下才會發生，例如缺少某個基因，常溫下沒事，高溫逆境下卻會死掉。也許某個人確實配備某一突變，那個人平時健康好像也沒什麼問題，這卻實在不該作為亂改基因的藉口。

基因改造人，為何選在中國誕生？

科學研究無法脫離社會脈絡，賀建奎能成功讓基因改造人誕生，與中國獨特的社會狀況或許有些相關。

賀建奎是在中國本土讀的大學，後來成為美國名校萊斯大學的博士，典型前途大好的年輕海龜。他和萊斯大學的指導教授 Michael Deem 關係應該很不錯，兩位沒有執行過任何臨床計劃的博士，一同成為人類基因改造計劃的合夥人，有酒食先生饌，多麼溫馨的師生美談啊⁴。

美國不能做的壞事，就到中國做！改造人露露與娜娜的降世並不簡單，偽造文書只是小事，張羅實驗經費、設備、材料，有金主應該也不是太困難，關鍵還是要找到精子、卵子，以及子宮。賀建奎在 2017 年 5 月聯繫北京的愛滋病公益組織「白樺林」，找到一批夫妻，男方是愛滋感染者，女方沒有感染，卻有生育障礙，作為他的新創事業孵化器^5,6。

凡事都要代價。一對夫妻，男方提供精子、女方提供卵子，還要貢獻子宮懷胎十月，獲得被基因改造過，前途未卜的寶寶，付出這麼多能得到多少報酬？答案是，就只有改造人寶寶，還要按時回診檢查。

合約中提到 28 萬人民幣這個價碼（約 126 萬新台幣），我有朋友直覺反應是「竟然這種賤價就把小孩賣掉」，可惜誤會了。這 28 萬是幫夫妻做基因改造、試管嬰兒，再加上生小孩，評估的帳面醫療費用，父母實際上一毛錢都拿不到，中途要是退出或發生意外，還要退錢。這麼糟糕的條件，不但不能發大財，風險還很高，為什麼報名還那麼踴躍⁷？

賀建奎科學專業不行，但是卻很有規劃，他充分運用中國法律、社會制度、愛滋患者的弱點：「在中國，愛滋病患者或家庭不允許做試管嬰兒手術，這些患者通常要去泰國；現在可以免費，她們很想嘗試」（所以賀建奎其實違反了不少中國法律）。還記得前文提到，實驗失敗卻仍然誕生的改造人露露嗎？賀建奎宣稱是露露的父母希望她出生，或許不是謊言，但是真相……

悲劇是這麼上演的。鬧劇是這麼上演的。

科學界除了自律以外，只能期盼歲月靜好，現世安穩？

賀建奎的脫序演出，令人聯想到科學史上另一件大事：1975 年 2 月的第二次厄西勒瑪會議。當時重組 DNA 的技術全新問世，也帶來潛在的公眾信任危機，一群科學家與記者、律師、作家一同開會討論後，提出將實驗風險分級的四級管制。科學家成功展現自律，也贏得研究的自由⁸。

• 延伸閱讀：這個會議結束之前，所有人都不准做實驗！管控生物危害的「厄西勒瑪會議」──《基因：人類最親密的歷史》

CRISPR-Cas9 基因改造技術問世以來，學界與公眾的討論與擔憂，和 1970 年代頗有幾分神似。和當初不同的是，當年一群美國人關起門來吵出結論，大家照著遵守就能搞定大部分問題。如今學術界更加國際化，做壞事不但可以選擇管制鬆散的地點，出事還有撤退方案，以前做壞事會被封殺，現在卻能轉進到新的地方繼續當大師。

例如賀建奎雖然在中國執行計劃，卻明顯接受美國來的美援，甚至還有美國人前指導教授的參與，在美國不能做、不敢做的，通通改到中國實現（儘管在中國也是違法）。對於這種跨國犯規，不只少數單位，甚至不只一個國家面臨考驗，中國政府至今的回應還算公道，已經將賀建奎自任職的南方科技大學開除，並持續調查⁹。

然而，賀建奎起了頭，而且昭告天下，中國社會有龐大的生小孩需求，可以讓有心人利用，這會誘惑多少人鋌而走險？賀建奎雖然實驗本身做得亂七八糟，還算有個樣子，他的跟風者卻不一定。用 CRISPR 改造基因非常容易，就算技術、知識很差的人也不難自行操作，假如這種人又不缺胚胎來源與受孕的母體，如此將誕生多少基因編輯成面目全非的寶寶？

事情就這樣發生了，我們該怎麼面對？當科技脫離道德，在一個沒有自我約束的世界中，賀建奎之流何時將二度降臨？

生物科技與遺傳學的前途也許仍一片光明，過去每次危機也順利度過，希望未來也是如此，否則，也只能願使歲月靜好，現世安穩了。

延伸閱讀

• 替基因寫一本史記－基因：人類最親密的歷史
• 中國基因改造人，為什麼科學家應該堅決反對？
• 愛滋病的新增患者越來越多？數據能告訴我們哪些事？

參考文獻

1. The CRISPR tool kit for genome editing and beyond（類似的回顧論文很多，隨便選一篇最近的）
2. Gene editing: sloppy definitions mislead
3. Baby gene edits could affect a range of traits
4. Rice University investigates professor’s involvement in genomic editing of human embryos
5. 內地艾滋公益團體“白樺林”為賀建奎實驗組織薦50人 倫理委員會和倫理審批仍然是謎
6. 艾滋病公益组织“白桦林”: 曾被“吹风”两女婴将出生 (白樺林負責人訪問，非常值得一讀)
7. 基因编辑婴儿同意书曝光:感染艾滋和脱靶均不负责
8. Human genome editing: ask whether, not how
9. CRISPR-baby scientist fired by university

本文亦刊載於作者部落格《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匠》暨其 facebook 同名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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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沒有問我性別，認為寫走私的就是男性吧，在論文刊出首頁用『His Mailing address…』來標註我的聯絡方式。」

如同這樣的性別刻板印象，投入邊境研究也是一個不斷突破刻板印象的歷程。

孤軍以外消聲的生命故事

1992 年，張雯勤隻身在泰北旅行，偶然到了泰緬邊境的一個村子，那裡正是臺灣媒體經常報導的泰北難民村之一。

這段歷史得追溯到 1950 年初。當時，一批一千多人的國軍殘餘部隊，在雲南節節敗退後進入緬甸撣邦，抵達與泰國為鄰的大其力。經過集結、招兵買馬，1951 年這批重整的軍隊在撣邦勐撒成立了「雲南反共救國軍」。其後的故事即是一般人所熟知的「異域孤軍」戰史——經歷兩次撤台，部分軍隊落腳泰北邊境，當地人稱作「國民黨村」。

然而，在被歌泣的男性化、黨國化歷史背後，隱藏著邊區遊移政治與無數難民的生活史。

最初，張雯勤帶著既定印象從孤軍將領訪談，研究這些「雲南移民」。但在村子住了大半年，她發現日常接觸的並不是將官，反倒都是大爹、大媽、大嬸、大叔這樣的平常百姓。「臺灣報導裡全是忠貞愛國、異域求生的孤軍，這些普通人完全沒聲音，但他們的生命故事非常豐富。」

於是，張雯勤用了兩年，走訪二十四個邊境村落，此後又一路延展到緬甸，展開二十多年以平民為視角的邊境研究。

越界流動，是歷史上的邊境常態

自古以來，從雲南、緬甸至泰北即常有大批人口來來回回遷移，多元族群交織著不同政治勢力，在這塊廣衾的土地上脈動著爭戰、交易營生、多元文化的習作與交流。1949 年因國共內戰及往後二十多年中國政治運動，造成大規模跨境遷徙。

在 1961 年「二撤」之前，留在緬甸的國民黨軍隊主要有五支，其中三軍和五軍最終沒有撤回臺灣，集結於泰北。1970、80年代，他們協助泰國政府剿滅泰共，爾後取得泰國國籍定居當地。

然而在這些「國民黨村」裡，軍人只是一部分，大部分其實是跟著軍隊逃難的眷屬及一般難民。邊境村落或周遭，包含有雲南漢人、雲南穆斯林、阿卡族、佤族、儸黑、傈僳人等各式族群，彼此用不同語言交流。「我很佩服這些大媽，買賣東西的時候，遇到阿卡人，就講阿卡話，遇到百夷人，就講百夷話。」張雯勤說。

平民耕地、做小生意謀生，撤退至緬泰的國民黨軍隊也亦商亦軍，軍隊找商隊馱運物資，商人仰賴武裝保護。對於難民來說，同樣如此，軍隊既保護也剝削他們。於此同時，帶兵的軍官也利用騾馬往返泰緬馱運「黑金」——大煙（生鴉片）。

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是我們自己的

從我們社會的眼光來看，毒品似乎萬惡不赦，但回歸到當地生活脈絡，這只是平民百姓的一種生計。許多人歷經顛沛流離，沒有身分、沒有錢，最重要的目標皆為了「努力活下來」。毒品、走私因而成為邊境的生存日常。

「他們的童年記憶裡，從小就生活在大片大片的罌粟花田。爺爺躺在蚊帳裡抽煙，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抽大煙，只有老人家有權利，年輕人頂多是工作累了，抽個幾口。」

現實中備嘗艱辛的生活，經過記憶轉化後的敘事卻呈現出一種近乎迷人的日常：罌粟花很美，年輕人為雇主做工「刮煙」，一邊刮一邊唱歌。罌粟一顆一顆，用刀子劃下去，汁液才會跑出來。劃也不是亂劃，有一定技巧。劃完以後，白色的汁液流出，不能馬上去刮，隔天凝結成暗褐色，才能用一把彎彎的刀刮下來，在刀片上慢慢累積，就成了生鴉片。

「他們說，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就是我們自己的。」因為汁液大部分留在刀片上，少量落在刀片下，一點點攢起來可以賣錢，這也是一種酬勞的給付方式。

毒品議題龐大而複雜，牽涉跨國政治、經濟與利益集團的輸送角力，甚至不乏國家政府涉入其中；但從底層百姓的角度，罌粟田是人們熟悉的生活記憶，採大煙是從小到大的日常勞作。

對張雯勤來說，這也正是邊境研究的重要關懷，在傳統國家中心的分析視角外，看見每個真實的個別生命。她擅於採用敘事書寫方式，爬梳自 1949 年以後，雲南移民從中國西南逃難到緬甸，部份移民又從緬甸遷居他國的歷史，以及他們從事的耕作和跨境商貿。

這些人的生命和動亂時代交織在一起，相對邊緣不被看見，他們怎麼面對生命處境，掙扎、奮鬥、存活下來？我要做的，就是用說故事的方式書寫出來。

民間「影子經濟」：馬幫到摩托車車隊

除了戰事逃難，經濟營生也讓跨境成為邊界常態。雲南多高山，長途經濟活動必須依靠騾馬。由於在山上形單影隻不安全，容易遇到強盜劫匪，商人便集結起來形成了馬幫，這是自古中國西南獨特的商隊組織。

張雯勤提到，1962 年尼溫軍政府上台，隨後實行國有化經濟體制，嚴厲禁止人民自由行動與私有交易，造成緬甸經濟迅速崩解，大量民生用品必須仰賴泰國走私；而進行地下貿易的主要族群，即為定居兩地的雲南移民。

「雲南移民在泰緬邊區的馬幫貿易，雖然奠基於大漢中心主義『走夷方』的文化傳統心態，然而實踐過程呈現不同社群間互助、衝突與協商，突顯邊區特有的地理政治、經濟與文化主體性，以及這個經濟活動內涵的複雜規範和知識。」張雯勤分析。

時代改變，跨境貿易的方式也在改變。

1980 年代，汽車運輸漸漸取代原有馬幫，往來中緬與泰緬邊區，2000 年到 2014 年更出現「摩托車車隊」，穿梭於上緬甸與雲南邊城瑞麗。過去，馬幫由頭人帶領，策劃路線與行走時間，在特定地點向叛軍或官方上稅；交通工具改變了，當代商隊同樣繼承這些「地下貿易規則」。

以緬北摩托車車隊來說，一個車隊約五至二十人，大家先坐車到雲南瑞麗，到認識的摩托車商店買車。通常一個騎士騎一輛、帶兩輛（拆解成零件），厲害的能帶上四輛！

回緬甸不能走正規大路，要趁夜翻山越嶺，路況好的時候，六小時就能抵達緬北臘戌，一路上過村則需要付費給警察。清晨五、六點，臘戌的摩托車市集擠滿了人。除了賣車的，還有販賣偽造車牌的攤位，貴一點用鐵片做，便宜陽春版則是塑膠材質製成。

「我的摩托車車隊研究主軸，一方面引用地下經濟與日常政治理論，分析這個走私行業的運作規則與組織網絡。另一方面，我將它與過去中國西南與高地東南亞之間的長程馬幫貿易，進行比較對照，兩者在結構運作上高度相似，都是根基於地方知識與社會網絡的助因。」張雯勤談到。

她進一步分析：「我因此主張，當今中緬摩托車走私並非隨意運作，而是延續了歷史上長途馬幫貿易的組織精神；但不同的是，當代摩托車走私打破了馬幫貿易的性別專斷（只有男性從事），同時吸納兩性。」

中緬泰的邊境貿易存在已久，民間百姓經常跨境往返。雖然 1950 到 1980 年代中緬邊界關閉，但私下邊境貿易仍然存在，交易的物資包括許多日常用品：農產、醃豬肉、野生動物、熱水瓶、藥材、豬油、鹽巴、被單、枕頭套、膠鞋、布料、熱水瓶、腳踏車，以及貴重的玉石、紅寶、柚木等。

一位玉石商人曾如此形容緬甸：「賣米不合法，賣鹽不合法，賣什麼都不合法，那還可以做什麼？只能走私啊。」這些國家法律不認可的交易，一般被稱為「非法走私」；然而張雯勤認為，用「影子經濟」（shadow economy）或「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更能理解在國家治理視角之外，邊民們為了生存，遊走穿梭邊境的自主貿易。

無論國界是否封鎖、政治角力如何劇烈，平民百姓手無寸鐵，唯能在檯面下運用常民強韌的生存力量，對抗突破國家政體的限制。

大起大落的血淚玉石夢

在跨境貿易經濟鏈裡，普通人民、不同的叛軍武裝團體、政府官員、軍隊等，都共同參與這個地下商業活動。執法者也是違法者，合法與非法關係錯綜交織。

緬甸最著名的玉石貿易，亦是如此。緬甸玉石開挖已有數百年，過去挖玉石叫「挖洞子」。依照傳統，找到未被開採之處，插個樹枝示意為有主之地，就能以簡單的器具挖掘。

玉石產於克欽邦，是叛軍的勢力範圍，在尼溫主政的社會主義時期（1962-1988），雖然政府禁止私人開採，人民依舊冒險盜採。但緬軍和叛軍經常開打，挖掘玉石非常危險。到了 1990 年代初，緬軍和叛軍和談後，由政府接手管轄玉石場，商人必須向政府標地開挖，挖到玉石後上稅，再經過公盤買賣。不過，地下交易走私仍未消失。

窮人沒錢參與標案，常常聚在玉石場，一等商家把廢棄石頭倒出便蜂擁而上，幸運的或許就能找到被錯過的玉石。但採石如同賭命，由石頭堆起的「山」極不穩固，經常崩塌，傷亡慘重。張雯勤回憶看過的「山崩」影片，滿心不忍地感嘆：「在那麼不安全的社會，你得要用生命去營生。」

在玉石貿易網絡研究上，張雯勤打破既有華人關係研究的迷思，這些迷思強調華商成功源於人際關係的信任、忠誠、和諧。但她切入日常政治與法律層面，指出商貿網絡中組織性層次及規範，並藉由這個研究，提出跨越國家疆界、法律，從地區特性、歷史情境去追踪民間跨境能動性。

沉默卻堅韌的邊境女人們

性別關係是張雯勤的另一主要課題。「女性移民經常被忽略，尤其是具有軍事背景的雲南移民團體，多數報導、研究只集中在軍事與走私活動，婦女如何在不斷遷移的過程中，扮演日常生活實際供養者與文化意義延續者，卻被視而不見。」

論文中，張雯勤以一位段大嬸的生命故事，爬梳冷戰時期在紛亂的泰緬邊區，女性如何因應複雜的政治軍事生態。她們一方面穩定了家中的經濟，又成功支助男性出外打仗或跑馬幫過程所需的定點補充。論文處理了馬店與雜貨店的經營──這是雲南移民婦女在長程馬幫貿易上，不被看見的經濟角色。

2010 年，張雯勤到泰北邊境的村子田調，剛巧就住進了段大嬸媳婦開的民宿。幾日的停留，張雯勤與段大嬸一起剝著大蒜，聽著她的生命故事。

段大嬸是雲南漢人，少時與家人隨國民黨軍隊輾轉逃往緬甸、泰國。她結過兩次婚，都是部隊軍人，也都早早離世，留她一人流離遷徙，獨力撫養孩子。沒了丈夫，一個女人在邊境村落要靠自己謀生立足，艱辛可想而知。還好段大嬸很有生意頭腦，她買騾馬馱運貨物到少數民族村販賣，後來又開起了馬店和雜貨店，接待往返泰緬的馬幫商隊。

但邊境的生活永遠充滿挑戰，一遇戰事，門來不及鎖就得逃命。有一次戰事又突然爆發，當時下著傾盆大雨，段大嬸抓了雨衣就逃，沿路頭上是盤旋的飛機，身旁是落下的子彈。幾天後，當她再返家才發現鋪子裡的東西全被軍人拿走了。但別說財物，在那樣混亂的時代裡，平民百姓只能在縫隙裡拚命求生，活下來已是大幸。

邊境村子如同段大嬸這樣的女人很多。男人無論做了什麼、數年未歸，只要回家，女人還是必須接納他們。傳統性別的限制與突破，就如同邊境日常的曖昧與多重性。

因為環境險惡，性別限制得以被打破，女性在輾轉遷徙中獲得更多自由與賦權空間，但並不代表她們能完全擺脫傳統框架。

投入田野近三十年，張雯勤以人類學為根基，結合歷史學的深度，進行跨國界多點的田野研究。她從邊境百姓的遷徙著手，透過「非正式」的邊境貿易，梳理跨境流動的曖昧與多重性。

她的研究瓦解了「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界限，突破由國家法律先行的刻板印象，並提出「跨境民間」的概念，來理解這個區域不曾中斷的民間跨界與流動。

• 聲音的魔法！說話聲音可以提升別人對你的好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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