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測失準的狂牛症，下次要怪罪給誰？
BSE（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牛海綿狀腦病），是所謂的狂牛症。一九八六年首度確認有牛隻感染，兩年後英國政府委託牛津大學動物學家沙斯伍德（Richard Southwood）擔任調查委員會的委員長。但即使用上了當年最先進的知識，調查委員會也幾乎無法斷言狂牛病的任何事情。
即便如此，英國政府還是委託沙斯伍德進行決策（包括保護畜牧業）判斷。沙斯伍德在一九八九年完成的報告書裡預測，會感染狂牛病的牛隻最多就是兩萬頭，而且應該不會傳染給人類。這個說法成了後來的政策依據，英國政府也立刻公布了安全宣言。
但是預測失準了。感染的牛隻持續增加，在最高峰的一九九二年，光一年就有三萬七千頭。此外，在一九九六年，因吃了受感染牛隻而罹患變異型庫賈氏症（Creutzfeldt-Jakob Disease, CJD，人類的 BSE）的人，共有十例。英國政府因此被迫撤回安全宣言。
對科學家說「全交給你了」會讓科學家深感為難，而全權委託給科學家的我們也會很苦惱。這就是家長制的危險。平時全都丟給科學家，出事了就說他們是御用學者，逼他們道歉。我們打算重複這種模式到什麼時候？
遇到超科學問題怎麼辦？公民應該親身參與？
該怎麼解決超科學的問題呢？
溫伯格認為，要區分專家的任務和公民的任務。
專家應該要研究超科學的問題，能否在可能的範圍內當成科學的問題來解決。至於無法解決的部分，就應該明確指出哪些是科技可以弄清楚的，而哪些是科技無能為力的。專家的任務就到此為止。如果還有無法解決的問題，就應該由利害關係人和公民來共同參與，透過公共討論來解決。後半部分強調了公民應該負擔的任務。
我來說說自己的觀點。對於前半部分專家的任務，我有些質疑。我並不贊同「應該要研究超科學的問題，能否在可能的範圍內當成科學的問題來解決」。但我同意後半部分。它的意思是說，公民必須參與和科技有關的社會決策。
發生超科學的問題時，我們要從和科學家不同的角度，提出恰當的問題，尋求可以接受的說明。然後根據這些說明，在理解後考慮自己應該怎麼做，而社會又應該做什麼樣的選擇。這些必須由公民親身來實踐。
實踐「公民控制科學」，人人都該培養科學素養
科學哲學家小林傳司用「公民控制科技」（civilian contro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來說明公民的任務。近代發明的各種解決問題的手段裡，科學是最有力量的其中一種。軍隊則是另外一種。軍隊若脫離公民的控制就會失控，那非常危險。我們因此創造了一種制度，用非軍人來控制軍人。這就是公民控制。
科學和軍隊一樣強而有力，失控的話也很危險，因此，我們也必須用公民社會來控制科學。那要由誰來控制呢？終究還是要由公民來控制。公民必須具備足以實踐公民控制科學的科學素養。
我認為，這就是全體公民都要培養科學素養的理由。或許有人聽到「公民控制科學」會覺得有點討厭，好像科學家要聽公民的命令行事。最近還有另一種說法叫「科技治理」（governa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但因為我想明確指出是誰在治理，故而採用公民控制這種說法。
此外，我們一直用「公民」這個概念來與科學家作對比。可能有人會問：「到底誰才算公民呢？」現在，姑且讓我們把公民想成「與科學有關係的一般人」就行了。
科學素養就是學會大量科學知識嗎？
那麼科學素養的內容是什麼呢？一般公民不是科學家，不需要具備運用科學來解決問題的素養。公民的任務並非和科學家有一樣的想法，而且公民所擁有的科學知識量也不會超過科學家。這些都不是科學素養的本質。
公民必須具備的知識，是關於「科學怎麼向前邁進」、「科學怎麼被納入政策」、「當社會處在什麼情況下，科學會出狀況」這些問題的知識。就像核能發電的例子：在什麼樣的社會狀況下、當產業部門之間的關係是如何時，它會變成像偽科學那樣的危險技術？這些針對科學的知識，就是公民科學素養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們一直忽略這些問題。典型的例子是美國自一九八五年開始實施的理工科教育改革計畫，稱為「給所有美國人的科學」（Science for All Americans）。這個計畫為了提高國民的科學素養，列出所有美國公民都應該具備的基本科學素養。
為了列出清單，各個領域的分科會議都列舉出公民應該知道的最基本的科學知識。結果，不管是哪個領域，都挑選了大量的內容。如果把各個領域最基本的科學知識集合起來，那根本就沒有人可以完全通曉這些知識！計畫因而失敗。
在二戰之後，美國嘗試了包括「給所有美國人的科學」的各種教育計畫，但美國公民的「科學素養」並沒有因此提高。這讓我們瞭解，用知識的量來衡量公民必須具備的科學素養，是徒勞無功的。而且，某個時刻的「必備知識」，十年之後便舊了。技術的發展，原本就會讓一般人完全不瞭解內部構造的黑盒子越來越多。
曾經擔任美國全國科學教師協會（National Science Teachers Association）會長，也是核子物理學家的夏摩斯（Morris Shamos）因為對此有痛切的體悟，才會在一九九五年出版《科學素養的神話》（The Myth of Scientific Literacy），把提升國民科學素養的計畫說成是畫餅充飢。
夏摩斯認為，應該讓兩成的國民習得所謂的「科學素養」，而剩下八成的國民則學習「科學意識」（scientific awareness）。
科學素養的真意：「針對科學」的知識
科學史學家杉山滋郎曾介紹過夏摩斯的觀點（杉山滋郎，〈科學教育——什麼才是真正的問題？〉〔科学教育——ほんとうは何が問題か〕，金森修、中島秀人（編著），《科學論的目前狀況》〔科学論の現在〕，勁草書房，第四章）。如同杉山滋郎指出的，夏摩斯所說的科學意識（對於科學的關心和認識的程度），內容其實有點模糊。但我認為，夏摩斯談論的意識裡有很大一部分，和參與公民控制科學所需要的能力是相同的。
也就是說，公民科學素養的真正意義，並不是關於科學發現的知識。真正重要的，應該是「針對科學的知識」，比方說瞭解科學與技術這個行當的特性、能適當地評價和批評科學家的活動，以及能檢驗專家的可信度等。
簡單地說，對於公民而言，能適切地批評社會中科學和技術的現況，是很重要的。舉例來說，要有能力參與檢視科學相關事業的預算編列是否浮濫、建立發展科學的適當制度、恰當地進行公共評論，這些才是公民科學素養的內容。
本文摘自《「科學的思考」九堂課》，游擊文化， 2017 年 10 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