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普金斯與維他命 │ 科學史上的今天：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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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 年一個夏天中午，德國艾伯斯華德 (Eberswalde) 小鎮一家醫院的手術室閃進兩個人影。領頭的是資深護士狄森 (Gerda Ditzen)，後面跟著年輕的實習醫生福斯曼。

狄森熟門熟路地只開啟幾盞必要的燈，接著打開櫃子拿出幾樣手術器具，消毒後放在檯子上。福斯曼邊查看器具，邊示意狄森躺到手術台上。
「不是坐著就好嗎？」狄森壓低聲量問道。
「呃……因為要打麻醉藥，還是躺著比較安全。」福斯曼趕緊編了個理由。待她躺好後，福斯曼再將她的手臂與雙腳牢牢固定在手術台上。見到她狐疑的表情，他趕緊安撫她：「安全起見。以免你下意識亂動。」

狄森微笑點頭，準備接受實驗。福斯曼鬆了一口氣；說實話，他一開始完全沒把握計謀能否成功，沒想到結果狄森竟如此支持他這項大膽的醫學實驗──從左手肘的靜脈插入導管，一路直達心臟。

福斯曼深信這是一個安全有效的方法，可以直接對心臟投藥，或是注入 X 光的顯影劑。他志願當第一隻白老鼠，但主管認為危險性太高而駁回，要他先提動物的實驗計畫。福斯曼知道如此一來勢必曠日廢時，而且就算實驗成功也不見得就能獲准用在病人身上；他想私下試驗又拿不到所需的器材，因此他才特意接近掌管手術室的狄森護士。狄森最後也相當認可他的構想，同意助他一臂之力，但前提是由她來當白老鼠。

福斯曼看著手術台上的狄森，她已幫他這麼多了，怎麼可以再讓她冒這個險呢！他感覺左臂的麻藥已生效，於是轉過身去，迅速在自己左手肘處劃開一道傷口，將一根細長的管子插入靜脈，往上推進約 30 公分。然後他走進手術台，解開狄森手腳的束縛，狄森瞄到福斯曼的左手臂，明白了怎麼一回事，不禁哭了出來，不停數落他的不是。

福斯曼請她趕快打電話給 X 光室做好準備，接著狄森陪他快步走去照 X 光。此時福斯曼的同事聞訊也趕了過來，想要幫他把導管拉出來，福斯曼好不容易才勸阻了他。X 光照片洗出來後，福斯曼估算還能再推進 30 公分，於是在導管上做好記號後，在身旁三人驚惶的目光下，繼續將導管推往心臟。就定位後，再照一次 X 光，照片清楚顯示導管末端就在右心房內。福斯曼在自己身上成功完成史上首次的心導管手術，證明了心導管的可行性。

福斯曼的主管原本大為震怒，但看了 X 光照片後還是信服了。他允許福斯曼在病人身上使用心導管，果然得到不錯的成效。然而，福斯曼發表論文後，得到的噓聲卻遠大於掌聲，原本預備前往任職的醫院也通知他已被解雇。在整個德國心臟科醫界的負評壓力下，福斯曼只好轉往泌尿科發展。

二次大戰後，法國醫生考南德 (André Cournand) 與美國的理查 (Dickinson Richards) 醫生發現福斯曼的論文，兩人共同合作發展出心導管在心臟醫療上的應用，心導管才逐漸普及；福斯曼雖已不在此領域久矣，還是欣慰當年狄森與他兩人的冒險沒有白費。1956 年，他們三人共同獲頒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福斯曼終於獲得應有的肯定。

本文同時收錄於《科學史上的今天：歷史的瞬間，改變世界的起點》，由究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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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美國遺傳學家芭芭拉 · 麥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 1902－1992）因發現基因轉位，而獲頒諾貝爾生理與醫學獎，距離她此項發現已過三十二年。此一遲來的榮耀，恰恰反映出她的一生寫照：一位踽踽獨行、遠遠走在時代前面的遺傳學先知。

其實麥克林托克向來特立獨行，也早已習慣於對抗外來的壓力：母親盼她如美國二○年代的一般女性，當家庭主婦相夫教子，但她仍堅持念大學，走上學術之路；她上大學後馬上擺脫傳統女性穿著，剪短髮、穿長褲，無懼周遭投以異樣眼光；取得博士後，因當時的性別歧視而無法在一般大學取得教職，她只能接受研究助理的職位，以求持續她的玉米基因研究工作。也難怪她將來面對整個學界的嘲諷，仍能「雖千萬人吾往矣！」

一九二○年代對於遺傳物質的了解仍相當有限，麥克林托克因為對玉米的基因重組、減數分裂做出一連串先驅性的研究，而在三○年代被公認為基因與染色體方面的遺傳學大師。但當她在 1951 年根據多年來的實驗結果，宣稱基因會從染色體的原本位置「跳躍」到另一處時，卻被視為異端邪說。因為當時普遍相信基因有固定不變的排列順序，而且基因只會單向的下達如何製造蛋白質的指令，絕不可能如麥克林托克所主張的：細胞還會回頭給予基因轉換位置的指令。

麥克林托克從此被科學界冷落、忽視。對比與她同在冷泉港實驗室的華生與克里克於 1962 年獲得諾貝爾獎後，獲得的關愛與簇擁，麥克林托克的實驗室成了名符其實的冷宮。而 DNA雙螺旋結構破解後，更是將整個遺傳學導向分子生物學，大家拼命往更底層挖掘遺傳密碼，麥克林托克卻兀自往更高的層次研究適應、調控的動態機制。她的學說原本就複雜晦澀，如今更顯得不合時宜，直到二、三十年後，科學家陸續發現愈來愈多的例外情況無法解釋，才開始相信麥克林托克的轉位因子確實普遍存在。她終於在 1983 年獲得應有的肯定，成為史上唯一獨自獲得諾貝爾生理與醫學獎的女性。

如今我們已經知道即使繪製出基因圖譜，仍然無法了解生命的奧秘。麥克林托克先知般的預言不只是轉位因子的存在，更在於提醒我們應該從生命的整體性與環境的影響來理解基因。

本文同時收錄於《科學史上的今天：歷史的瞬間，改變世界的起點》，由究竟出版社出版。

自從虎克於 1665 年看見顯微鏡底下的軟木塞有一個個小格子，並將之命名為細胞後，科學家們繼續用倍率更高的顯微鏡探索各種動植物的細部構造，果然也一一發現了細胞。人體也不例外，無論是血液、皮膚、肌肉，乃至各個器官，都可見到細胞構造，但唯獨大腦例外。

雖然當時已經知道身體各部位的神經最後都通往大腦，但大腦切片在顯微鏡下只呈現出灰白色的均勻物質，即使用各種染色法也看不出是否有任何神經細胞。這個不解之謎直到 1873 年才被義大利醫生高爾基（Camillo Golgi, 1843－1926）破解。

高爾基只是一位住院醫生，閒暇時喜歡在醫院一間由廚房改造的實驗室裡做研究。有一次他將腦塊浸在硝酸銀溶液中好幾天後，拿出來用顯微鏡觀察，結果出現了複雜的網狀圖案，點綴著黑色的斑點。這是人類史上第一次看見大腦的神經網路與神經元細胞，而這多少有點幸運的成分，因為這個「黑色反應法」有個至今仍不明所以的神祕機制，每次只會隨機地對 1%～10% 的神經元染色。所幸如此，才能看得清楚，否則大腦一千億個神經元細胞如果都被染成黑色，那麼錯綜複雜、層層相疊的神經網路看起來只是一團黑，根本無法分辨。

不過高爾基本身是「網狀理論」的信徒，相信心智是大腦整體網路共同運作的結果，並非當時主流的「功能區域論」所主張的大腦不同部位掌管不同功能。因此高爾基並未深入鑽研神經元的構造，反倒是幾年後，主張功能區域論的西班牙神經學家卡哈爾（Santiago Ramon y Cajal）改良了高爾基的黑色反應法，將小雞等小型動物的腦部組織染色，再用細膩的筆觸一一畫出顯微鏡下腦部的神經元構造與神經網路，並推論出神經訊號的電脈衝從神經細胞本體經由軸突傳給下一個神經元的樹突，因而奠定了神經元學說。

高爾基於 1897 年用黑色反應法在細胞內找到一個之前從未被發現的胞器，負責包裹、運送細胞製造的蛋白質與脂質。這個胞器就稱為「高爾基體」，成為唯一以發現者姓氏命名的胞器。

不過令他得獎的還是他所發明的黑色反應法。1906 年，他與卡哈爾共同獲頒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以表揚他們在神經系統研究上的貢獻。這是第一次將同一個諾貝爾獎項頒給兩人以上，更特別的是，兩人的主張完全相反。事實上，目前對於大腦的研究也的確顯示兩種理論都各有千秋，大腦的奧秘仍有待發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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