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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意志真的存在嗎?利貝特誕辰│科學史上的今天:4/12

張瑞棋_96
・2015/04/12 ・919字 ・閱讀時間約 1 分鐘 ・SR值 565 ・九年級

美國心理學家利貝特在實驗中發現,在我們「決定」之前,大腦已經做決定了。

我們有自由意志嗎?儘管有時我們會有不假思索的本能反應,儘管有時我們會受情緒影響而做出不理性的行為,儘管有時我們會因生存壓力而被迫做出不得已的選擇,但無論如何,大體而言我們仍相當確定「我」是自己的主人,我的行為是源自我的自由意志。然而,美國心理學家利貝特 (Benjamin Libet) 在 1980 年代所做的實驗卻動搖了這個基本信念。

利貝特讓受試者戴上可以偵測腦電圖的電極,然後看著前方電腦螢幕上的時鐘,時鐘刻度上有個圓點會以順時針的方向繞行鐘面,受試者可隨時按下按鈕,但要在決定按下去的那一剎那記住圓點所在位置,利貝特就可以據此知道受試者何時做了按鈕的決定。平均而言,大腦下決定之後隔 0.2 秒手才有動作,這並不奇怪,畢竟神經訊號從大腦傳遞到手本來就需要時間。但奇怪的是,利貝特發現早在受試者按鈕的 0.5 秒之前,腦電圖就己經偵測到受試者打算按鈕的「準備電位」(readiness potential)。也就是說,在你想說:「好,就這時候按!」之前,其實你的大腦早就已經做好決定了。

利貝特改用彎曲手指或轉動手腕的方式來實驗,所得到的結果也都一樣。我們以為是自己有意識地做了選擇,其實這個選擇在我們毫不知情之下早就被決定了!這麼說來,所謂自由意志只是一種幻覺嗎?只是事後為了將大腦的神經活動合理化的自圓其說嗎?難道我們只是神經科學家哈里斯 (Sam Harris) 所形容的「生化傀儡」嗎?

這個實驗結果帶來的衝擊甚至遠甚於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理論,畢竟我們原本還能寄望於自由意志可以掙脫基因施加於我們身上的先天桎梏。一旦連自由意志都是假的,那麼笛卡兒說的「我思故我在」又有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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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貝特的實驗挑起的議題畢竟太具爭議性,一方面啟發許多神經科學家用更先進的儀器與方法重做利貝特的實驗,一方面也引發許多哲學家以不同觀點詮釋這些實驗結果。無論如何,對於自由意志的繼續深入挖掘與多方面的研究探討,總是有助於我們更加了解自己,而找出安身立命之道。

本文同時收錄於《科學史上的今天:歷史的瞬間,改變世界的起點》,由究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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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瑞棋_96
423 篇文章 ・ 1097 位粉絲
1987年清華大學工業工程系畢業,1992年取得美國西北大學工業工程碩士。浮沉科技業近二十載後,退休賦閒在家,當了中年大叔才開始寫作,成為泛科學專欄作者。著有《科學史上的今天》一書;個人臉書粉絲頁《科學棋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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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工即停薪:如何證明你的時間值多少?車禍背後的認知 x 情緒 x 金錢 x 法律大混戰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6/01/09 ・3351字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本文與 PAMO車禍線上律師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走在台灣的街頭,你是否發現馬路變得越來越「急躁」?滿街穿梭的外送員、分秒必爭的多元計程車,為了拚單量與獎金,每個人都在跟時間賽跑 。與此同時,拜經濟發展所賜,路上的豪車也變多了 。

這場關於速度與金錢的博弈,讓車禍不再只是一場意外,更是一場複雜的經濟算計。PAMO 車禍線上律師施尚宏律師在接受《思想實驗室 video podcast》訪談時指出,我們正處於一個交通生態的轉折點,當「把車當生財工具」的職業駕駛,撞上了「將車視為珍貴資產」的豪車車主,傳統的理賠邏輯往往會失靈 。

在「停工即停薪」(有跑才有錢,沒跑就沒收入)的零工經濟時代,如果運氣不好遇上車禍,我們該如何證明自己的時間價值?又該如何在保險無法覆蓋的灰色地帶中全身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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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運氣不好遇上車禍,我們該如何證明自己的時間價值?/ 圖片來源: Nano Banana

薪資證明的難題:零工經濟者的「隱形損失」

過去處理車禍理賠,邏輯相對單純:拿出公司的薪資單或扣繳憑單,計算這幾個月的平均薪資,就能算出因傷停工的「薪資損失」。

但在零工經濟時代,這套邏輯卡關了!施尚宏律師指出,許多外送員、自由接案者或是工地打工者,他們的收入往往是領現金,或者分散在多個不同的 App 平台中 。更麻煩的是,零工經濟的特性是「高度變動」,上個月可能拚了 7 萬,這個月休息可能只有 0 元,導致「平均收入」難以定義 。

這時候,律師的角色就不只是法條的背誦者,更像是一名「翻譯」。

施律師解釋「PAMO車禍線上律師的工作是把外送員口中零散的『跑單損失』,轉譯成法官或保險公司聽得懂的法律語言。」 這包括將不同平台(如 Uber、台灣大車隊)的流水帳整合,或是找出過往的接單紀錄來證明當事人的「勞動能力」。即使當下沒有收入(例如學生開學期間),只要能證明過往的接單能力與紀錄,在談判桌上就有籌碼要求合理的「勞動力減損賠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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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MO車禍線上律師的工作是把外送員口中零散的『跑單損失』,轉譯成法官或保險公司聽得懂的法律語言 / 圖片來源: Nano Banana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你的直覺,正在害死你

根據警政署統計,台灣交通違規的第一名常年是「違規停車」,一年可以開出約 300 萬張罰單 。這龐大的數字背後,藏著兩個台灣駕駛人最容易誤判的「直覺陷阱」。

陷阱 A:我在紅線違停,人還在車上,沒撞到也要負責? 許多人認為:「我人就在車上,車子也沒動,甚至是熄火狀態。結果一台機車為了閃避我,自己操作不當摔倒了,這關我什麼事?」

施律師警告,這是一個致命的陷阱。「人在車上」或「車子沒動」在法律上並不是免死金牌 。法律看重的是「因果關係」。只要你的違停行為阻礙了視線或壓縮了車道,導致後方車輛必須閃避而發生事故,你就可能必須背負民事賠償責任,甚至揹上「過失傷害」的刑責 。 

數據會說話: 台灣每年約有 700 件車禍是直接因違規停車導致的 。這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心態,其巨大的代價可能是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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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 B:變換車道沒擦撞,對方自己嚇到摔車也算我的? 另一個常年霸榜的肇事原因是「變換車道不當」 。如果你切換車道時,後方騎士因為嚇到而摔車,但你感覺車身「沒震動、沒碰撞」,能不能直接開走?

答案是:絕對不行。

施律師強調,車禍不以「碰撞」為前提 。只要你的駕駛行為與對方的事故有因果關係,你若直接離開現場,在法律上就構成了「肇事逃逸」。這是一條公訴罪,後果遠比你想像的嚴重。正確的做法永遠是:停下來報警,釐清責任,並保留行車記錄器自保 。

正確的做法永遠是:停下來報警,釐清責任,並保留行車記錄器自保 。/ 圖片來源: Nano Banana

保險不夠賠?豪車時代的「超額算計」

另一個現代駕駛的惡夢,是撞到豪車。這不僅是因為修車費貴,更因為衍生出的「代步費用」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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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律師舉例,過去撞到車,只要把車修好就沒事。但現在如果撞到一台 BMW 320,車主可能會主張修車的 8 天期間,他需要租一台同等級的 BMW 320 來代步 。以一天租金 4000 元計算,光是代步費就多了 3 萬多塊 。這時候,一般人會發現「全險」竟然不夠用。為什麼?

因為保險公司承擔的是「合理的賠償責任」,他們有內部的數據庫,只願意賠償一般行情的修車費或代步費 。但對方車主可能不這麼想,為了拿到這筆額外的錢,對方可能會採取「以刑逼民」的策略:提告過失傷害,利用刑事訴訟的壓力(背上前科的恐懼),迫使你自掏腰包補足保險公司不願賠償的差額 。

這就是為什麼在全險之外,駕駛人仍需要懂得談判策略,或考慮尋求律師協助,在保險公司與對方的漫天喊價之間,找到一個停損點 。

談判桌的最佳姿態:「溫柔而堅定」最有效?

除了有單據的財損,車禍中最難談判的往往是「精神慰撫金」。施律師直言,這在法律上沒有公式,甚至有點像「開獎」,高度依賴法官的自由心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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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保險公司內部有一套簡單的算法(例如醫療費用的 2 到 5 倍),但到了法院,法官會考量雙方的社會地位、傷勢嚴重程度 。在缺乏標準公式的情況下,正確的「態度」能幫您起到加分效果。

施律師建議,在談判桌上最好的姿態是「溫柔而堅定」。有些人會試圖「扮窮」或「裝兇」,這通常會有反效果。特別是面對看過無數案件的保險理賠員,裝兇只會讓對方心裡想著:「進了法院我保證你一毛都拿不到,準備看你笑話」。

相反地,如果你能客氣地溝通,但手中握有完整的接單紀錄、醫療單據,清楚知道自己的底線與權益,這種「堅定」反而能讓談判對手買單,甚至在證明不足的情況下(如外送員的開學期間收入),更願意採信你的主張 。

車禍不只是一場意外,它是認知、情緒、金錢與法律邏輯的總和 。

在這個交通環境日益複雜的時代,無論你是為了生計奔波的職業駕駛,還是天天上路的通勤族,光靠保險或許已經不夠。大部分的車禍其實都是小案子,可能只是賠償 2000 元的輕微擦撞,或是責任不明的糾紛。為了這點錢,要花幾萬塊請律師打官司絕對「不划算」。但當事人往往會因為資訊落差,恐懼於「會不會被告肇逃?」、「會不會留案底?」、「賠償多少才合理?」而整夜睡不著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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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MO看準了這個「焦慮商機」, 推出了一種顛覆傳統的解決方案——「年費 1200 元的訂閱制法律服務 」。

這就像是「法律界的 Netflix」或「汽車強制險」的概念。PAMO 的核心邏輯不是「代打」,而是「賦能」。不同於傳統律師收費高昂,PAMO 提倡的是「大腦武裝」,當車禍發生時,線上律師團提供策略,教你怎麼做筆錄、怎麼蒐證、怎麼判斷對方開價合不合理等。

施律師表示,他們的目標是讓客戶在面對不確定的風險時,背後有個軍師,能安心地睡個好覺 。平時保留好收入證明、發生事故時懂得不亂說話、與各方談判時掌握對應策略 。

平時保留好收入證明、發生事故時懂得不亂說話、與各方談判時掌握對應策略 。 / 圖片來源: Nano Banana

從違停的陷阱到訂閱制的解方,我們正處於交通與法律的轉型期。未來,挑戰將更加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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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I 與自駕車(Level 4/5)真正上路,一旦發生事故,責任主體將從「駕駛人」轉向「車廠」或「演算法系統」 。屆時,誰該負責?怎麼舉證?

但在那天來臨之前,面對馬路上的豪車、零工騎士與法律陷阱,你選擇相信運氣,還是相信策略? 先「武裝好自己的大腦」,或許才是現代駕駛人最明智的保險。

PAMO車禍線上律師官網:https://pse.is/8juv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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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思書齋】咔嚓!切開左右腦
Gene Ng_96
・2017/07/15 ・2200字 ・閱讀時間約 4 分鐘 ・SR值 519 ・六年級

你應該看過一些圖,例如「旋轉的舞者」或「前進的騎士」,聽說這些圖可以判斷你是左腦人還是右腦人

然而這些傳聞可能純屬謠言,或說是偽科學。因為一來,僅要你判斷舞者或騎士方向,無法確認你擅長用左腦還是右腦;二來不管你進行的是理性的思考,還是感性的創意,兩側的大腦都要同時使用。不管科不科學,所謂的左腦右腦開發,恐怕是史上最廣為流傳的心理學迷思吧!

正常人左右腦之間,會透過胼胝體(corpus callosum)來溝通訊息。可是,在醫療倫理未像今天這樣良好建立的時代,神經外科醫師會為癲癇病患進行一種手術,把胼胝體咔嚓切掉,讓大腦不正常的同步放電侷限在一個腦半球,減輕癲癇發作時的症狀。

胼胝體被咔嚓掉的病患,日常生活裡的人格、認知和心理,似乎沒啥重大改變,直到加州理工學院的羅傑.斯佩里(Roger W. Sperry,1913-1994)和他的學生找來裂腦人進行一系列設計巧妙的實驗,發現阻斷左右腦之間的互通有無、讓左右腦不知道另一個腦半球在想啥,會產生不少有趣的實驗結果,也揭露出腦功能側化(Lateralization of brain function)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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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左右腦不能溝通,會發生什麼事?

羅傑.斯佩里因裂腦人的研究榮獲 1981 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當時功勞最大的學生是葛詹尼加(Michael S. Gazzaniga),他們共同在加州理工設計一系列實驗,探討裂腦人在語言、視覺和運動上的變化,透過那些實驗,他們發現一些神經認知過程,有左右腦功能側化的現象,也就是主要會由一個腦半球掌管。

此外,他們也發現左腦主要負責說話和語言能力,右腦主要掌管空間和面部辨識。在裂腦人左右腦無法溝通的情況下,研究人員分別讓左右眼觀看不同圖像,實驗者居然可以掰出自以為合理的解釋,例如給右腦看一個雪鏟,左腦看雞爪,實驗者分別用左手指著雪鏟、右手指著雞爪,說鏟子是用來清雞糞的。

裂腦研究的啟示是,大腦並不像學界曾經認定的同質化處理信息,相反的,腦組織會特化成不同模組和迴路來進行特化功能。

這個啟示是個典範轉移,因為當時美國心理學界主導的是行為主義,主張心理學應該研究「可以被觀察和直接測量的行為」,反對研究「沒有科學根據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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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葛詹尼加創意的認知神經科學,卻開啟了對意識的科學研究,也因為認識到腦是由不同模組和迴路組成的,葛詹尼加在《我們真的有自由意志嗎?》(Who’s in Charge?: Free Will and the Science of the Brain)一書中主張:腦中沒有一個主導的命令中心,「自我」和「自由意志」都是幻覺,意識是腦整體平行而分散地運作下由「解譯器」產生的(詳情請參見《我們真的有自由意志嗎?》)。

一窺腦科學家的科學與人性面

《切開左右腦:葛詹尼加的腦科學人生》Tales from Both Sides of the Brain: A Life in Neuroscience)是羅傑.斯佩里高徒葛詹尼加的自傳。葛詹尼加除了是位優異的學者,也相信科學家必須和社會大眾溝通,所以也寫了《大腦、演化、人》(Human: The Science behind What Makes Us Unique)、《社交大腦》(The Social Brain)、《心智問題》(Mind Matters)、《自然界的心智》(Nature’s Mind)、《倫理的腦》(The Ethical Brain)、《我們真的有自由意志嗎?》等科普書。

葛詹尼加的教職經歷很豐富,曾兩度在他的母校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任教,也兩度待過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分校,還有在筆者我的母校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創立的神經科學研究中心,中間還待過紐約大學、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康乃爾大學醫學院等。此外,他創辦了《認知神經科學期刊》,還創建了認知神經科學學會。

《切開左右腦》中,葛詹尼加描述他們研究的進行過程以及科學上的意義。他一開始主要的研究是透過裂腦人進行,隨著技術的進步,他們可以利用更先進的儀器探討大腦功能,如 CT、fMRI、PET、SPECT、MEG 等等,非專家的讀者不見得需要知道這些縮寫的詳細內容,但這般在技術上與時俱進,對科學研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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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談到生活中相關的決定,如搬家、婚姻、旅行等等,在《切開左右腦》中讓人見識到頂尖科學家的人性層面;另外還有在團隊、期刊、學會、研討會和研究單位創建等過程中,他如何和許多學者、甚至是媒體人及政治家建立了深厚友誼,以及受到許多貴人的相助,可以看出科學研究不是單打獨鬥,人緣好也是很重要的

整本書,完全沒有談到 KPI、SCI 和期刊論文點數,只有對研究旺盛強烈的好奇心,不像今天亞洲多國學者在政府搞不清楚狀況下,被套牢在拚論文篇數和點數的困境裡;何況從書中葛詹尼加多次在不同大學院校擔任主管、和上層應對打交道的經驗來看,愈有效率的方式往往是愈有彈性的,被一大堆規定綁死、疲於和官僚打交道,只會扼殺一流的創意、製造二流的成果。

如果你對腦科學和神經科學感興趣,《切開左右腦》是本必讀讀物。而如果是想要獻身科學研究或者只想要瞭解相關工作,《切開左右腦》同樣是本很好的參考讀物!

本文原刊登於閱讀最前線【GENE 思書軒】,並同步刊登於 The Sky of G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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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 Ng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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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馬來西亞,畢業於台灣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學士暨碩士班,以及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Davis)遺傳學博士班,從事果蠅演化遺傳學研究。曾於台灣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擔任博士後研究員,現任教於國立清華大學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從事鳥類的演化遺傳學、基因體學及演化發育生物學研究。過去曾長期擔任中文科學新聞網站「科景」(Sciscape.org)總編輯,現任台大科教中心CASE特約寫手Readmoo部落格【GENE思書軒】關鍵評論網專欄作家;個人部落格:The Sky of Gene;臉書粉絲頁:GENE思書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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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思書齋】從腦神經科學,看自制力如何抵抗棉花糖的誘惑
Gene Ng_96
・2017/06/11 ・2458字 ・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SR值 552 ・八年級

 

或許你聽過棉花糖實驗,但是身為成人或青少年,棉花糖恐怕不算啥誘惑了,不過如果是金錢、榮耀、高富帥/白富美、高熱量食物、電動遊戲……呢?我們目前能抗拒誘惑,是否只是心中真正想得到的東西還未出現,又或者真是自己自制力真的特強?

棉花糖的實驗,如何討論自制力?

廣為人知的史丹佛棉花糖實驗(Stanford Marshmallow Experiment),是 1966 年到 1970 年代早期,史丹佛大學心理學家沃爾特.米歇爾在幼兒園進行的一系列關於自制力的心理學經典實驗。心理學家召集六百多名四歲兒童進行了一場簡單的實驗。每位孩子在房間裡獨處十五分鐘,面對桌上一顆棉花糖,如果研究人員回來時棉花糖還在桌上,這位孩子會多得到一塊棉花糖作為獎勵。然而若他們吃掉了棉花糖,實驗就此結束,他們也拿不到多一塊棉花糖。如果孩子沒吃掉棉花糖,則會得到第二塊。十五分鐘的等待換得報酬率百分之百的投資,對四歲孩子來說是個很不錯的交易。

不少小孩忍不住把棉花糖吃了,約有三分之一的小孩撐過了十五分鐘,得到了第二塊棉花糖的獎勵。後續的追蹤研究發現,四歲時能忍著沒吃第一塊棉花糖的孩子,長大後學業表現較佳。他們與老師、同學、父母互動較好,收入也較高而且身體也較健康等等。

簡單來說,棉花糖實驗顯示有自制力抗拒誘惑延遲滿足的人,可能在事業和人生有比較好的成就。然而,如果無法忍著不吃棉花糖,是否就注定了未來一事無成? 有人天生自制力就較強,就像肌肉一樣,有人天生肌肉發達。但自制力能鍛鍊,也像肌肉一樣會痠痛疲憊,;如果自制力可能比智商更重要,那麼我們對下一代的教育,是否更該重視自制力養成?德國著名的神經科學家和科普作家阿希姆‧鮑爾(Joachim Bauer)的《棉花糖的誘惑:從腦神經科學看自制力》Selbststeuerung: die Wiederentdeckung des freien Willens)談的就是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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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自由意志,來自於「自制」?

《棉花糖的誘惑》的寫作風格和英美科普書不同,很有德式冷靜的論證風格。阿希姆.鮑爾第一章就從哲學、神經科學及心理學的角度抨擊主張人沒有自由意志的神經科學研究和主張。

我在此專欄中介紹過這個主張,包括《我們真的有自由意志嗎?:意識、抉擇與背後的大腦科學》Who’s in Charge? : Free Will and the Science of the Brain)和《我即我腦:從子宮孕育到阿茲海默症,大腦決定我是誰》Wij Zijn Ons Brein),都有提到神經科學研究推翻了自由意志等等,證據是在我們的意識作出反應前的些微片刻,下意識(或稱潛意識或無意識)就先有了決定。

但是阿希姆.鮑爾認為如此解讀是個嚴重的誤解,他主要論點是我們的精神活動中,有意識的相對之下僅是一小部分,但意識和潛意識並非單向溝通、而是互相滲透的,潛意識並非自由意志的敵人。

阿希姆.鮑爾主張,真正的自由來自自制,這和千古以來哲人大德的主張一樣。只要我們能夠靜下心來思考,比較不同狀況中各個選項的利弊得失,繼而做出選擇,我們就擁有「自由意志」。他接著論證,人類天生就具有習得自制的能力,前額葉皮質裡的神經網絡是自制力的神經生物基礎,兩歲以前的教養,教導小孩不衝動行事,對妥善自制力的養成格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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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自由意志也是教育問題,社會經驗會影響大腦發育,那下一代小孩的自制力教育,大人責無旁貸,畢竟如果大人都不可靠,那怎麼奢言要小孩自我節制?阿希姆.鮑爾強調,自制力並不違背人類的真實天性,長久以來都是我們的一大生物功能,使我們在滿足立即需求與達成長期目標之間,取得健康的平衡。的確,人類相較其他靈長類親戚最大的差異之一,就是人類較發達的前額葉皮質,讓人類能夠有理性決策的能力。

如今西方國家邁向成癮社會,讓阿希姆.鮑爾感到擔憂。他探討了德國人的自我節制能力,認為無法抗拒菸酒和飲食習慣的誘惑,造就了一大批不健康的國民。他同時也批評現代媒體的過度使用,讓小孩沉迷網路世界,逃避了真實世界中更多的樂趣。

能抵抗棉花糖誘惑的小孩,長大後也比較健康。因此阿希姆.鮑爾主張,優良的醫學不應僅止於提供患者藥物、手術及療程,而應幫助患者增強心理上的自制潛能,啟動病患生理上的自癒能力;對於病人,他認為疾病的挑戰促使我們重新探索人生,若能藉此強化自我力量的覺醒,就能化危機為轉機,激發對抗阿茲海默症及癌症等重大疾病的潛能。

中庸之道:適度體會誘惑,同理並掌握自制

儘管自制力真的很重要,但《棉花糖的誘惑》的作者是德國人,而東亞社會卻有許多狀況和歐洲文化不同。如東亞社會傳統上極為強調的溫良恭儉讓,就是自制力的不同面向。我們的應試教育,除了考智商,不就是強迫小孩學習延後滿足嗎?在整個教育過程,要求小孩對抗遊樂和兩性交往的誘惑,強迫他們把滿足時間延後十幾廿年到出社會後,然後屆時才責備孩子沒有社交和兩性交往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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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自制力應用到了極致,塑造的可能不是人,而是「超理性」的怪物,沒有同理心,無法享受生活的樂趣。一切所作所為都不是為了樂趣,全都是一項又一項的利害算計。其實這樣的人,歷史上不少,如阿道夫.希特勒,就是個野心勃勃、自制力超強的人,難道他對人類造成的苦痛會太少嗎?

因此我認為,要作為一個有同理心的人,中庸之道不是用自制力去抗拒排斥所有誘惑,而該適時適度地體驗一下誘惑的樂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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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心理學家利貝特在實驗中發現,在我們「決定」之前,大腦已經做決定了。

我們有自由意志嗎?儘管有時我們會有不假思索的本能反應,儘管有時我們會受情緒影響而做出不理性的行為,儘管有時我們會因生存壓力而被迫做出不得已的選擇,但無論如何,大體而言我們仍相當確定「我」是自己的主人,我的行為是源自我的自由意志。然而,美國心理學家利貝特 (Benjamin Libet) 在 1980 年代所做的實驗卻動搖了這個基本信念。

利貝特讓受試者戴上可以偵測腦電圖的電極,然後看著前方電腦螢幕上的時鐘,時鐘刻度上有個圓點會以順時針的方向繞行鐘面,受試者可隨時按下按鈕,但要在決定按下去的那一剎那記住圓點所在位置,利貝特就可以據此知道受試者何時做了按鈕的決定。平均而言,大腦下決定之後隔 0.2 秒手才有動作,這並不奇怪,畢竟神經訊號從大腦傳遞到手本來就需要時間。但奇怪的是,利貝特發現早在受試者按鈕的 0.5 秒之前,腦電圖就己經偵測到受試者打算按鈕的「準備電位」(readiness potential)。也就是說,在你想說:「好,就這時候按!」之前,其實你的大腦早就已經做好決定了。

利貝特改用彎曲手指或轉動手腕的方式來實驗,所得到的結果也都一樣。我們以為是自己有意識地做了選擇,其實這個選擇在我們毫不知情之下早就被決定了!這麼說來,所謂自由意志只是一種幻覺嗎?只是事後為了將大腦的神經活動合理化的自圓其說嗎?難道我們只是神經科學家哈里斯 (Sam Harris) 所形容的「生化傀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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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實驗結果帶來的衝擊甚至遠甚於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理論,畢竟我們原本還能寄望於自由意志可以掙脫基因施加於我們身上的先天桎梏。一旦連自由意志都是假的,那麼笛卡兒說的「我思故我在」又有何意義?

利貝特的實驗挑起的議題畢竟太具爭議性,一方面啟發許多神經科學家用更先進的儀器與方法重做利貝特的實驗,一方面也引發許多哲學家以不同觀點詮釋這些實驗結果。無論如何,對於自由意志的繼續深入挖掘與多方面的研究探討,總是有助於我們更加了解自己,而找出安身立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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