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研究讓心理大師丟教職？解密華生百年奇案

我們認為我們已經解開了創造之謎。 也許我們應該為宇宙申請專利，並為每個人的存在收取版稅。

──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

專利是政府向聲稱首先發明某事物的個人、組織、或公司提供的特定的專有權。一旦獲得專利，該專利的持有者就可以在商業和非商業環境（包括研究）中禁止他人使用或收取使用費。在美國，1995 年 6月 8日或之後提交的實用專利的期限是從最早申請日起 20 年（台灣亦然）；2015年 5月 13日或之後提交的外觀設計專利（基於裝飾性，非功能性的專利），其期限則為自簽發之日起 15 年（台灣新型專利 10 年，設計專利 12 年）。

你的基因是別人的專利？

筆者以前一直對著作等身或專利齊頂的人佩服得很；但後來才發現，像筆者這種號稱「著有上百篇學術論文」可能只是拿來嚇嚇人而已──因為可能根本沒有人在讀、甚至可以花錢來刊登。¹ 同樣地，大部分的專利可能根本沒什麼創新或意義！例如 2012 年，蘋果電腦公司獲得了一項用於 iPhone上之有圓角的矩形外觀「產品形狀」專利（其標題為「便攜式顯示設備的裝飾設計」）。你佩服這創見發明嗎？或許不！

但在這裡讓我們來看一更讓人啼笑皆非的專利：有公司將你的某些基因專利了──你要先付權利金給該公司，才可以請醫生檢查「你的基因」（檢查費另計）！或許史蒂芬‧霍金前面那句「……為每個人的存在收取版稅」並不是開玩笑的？！

全世界第一個生物科技專利

話說〈胰島素與生技產業誕生的故事〉1974 年史丹佛大學的生化教授柯漢（Stanley Cohen）及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生化教授薄耶兒（Herbert Boyer）成功地完成重組 DNA（recombinant DNA）實驗：將青蛙的部份基因導入大腸菌的質體內，讓它隨細菌大量繁殖。

報紙上科幻小說似的報導引起創投家史瓦生（Robert Swanson）的興趣，說服他們於 1976年合創了全世界第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基因泰克」（Genentech）。

另一方面，這些報導也引起了史丹佛大學專利辦公室雷莫爾斯（Niels Reimers）的注意。像一般學者一樣，柯漢及薄耶兒兩人從來沒有想到這技術可以或值得申請專利，也沒想到可能有商業價值，但在雷莫爾斯的鼓舞下，他們終於半信半疑地在 1974 年冬天申請全世界第一個生物科技專利「生產生物功能分子嵌合體的方法」（Process for producing biologically functional molecular chimeras）。

這項申請基因克隆（clone，複製之意）專利的消息傳到其他科學家時，不少生物科學家感到非常憤怒。例如後來因為首先闡釋了「重組DNA」之可行性、而獲得 1980 年諾貝爾醫學獎的史丹佛大學生化教授柏格（Paul Berg）寫道：「聲稱擁有在所有可能的載體及生物體中，以各種可能的方式重組、克隆所有可能之 DNA 的技術之商業所有權是可疑的、冒昧的、和傲慢的。」

他也擔心專利會將用公共資金支付的生物研究產品私有化。 然而，對柯漢和薄耶兒來說，這一些反對的聲音似乎都很無聊，因為他們認為重組 DNA的專利只不過是一堆紙張，在辦公室之間轉來轉去而已，可能比用於印刷它的油墨都還不值錢。

被批准後，生物研究成為一場金錢遊戲

1980年 12月 2日，美國專利商標局批准了該專利。原則上，方法專利可以因限制重要技術的應用而扼殺創新，但史丹佛大學明智而漂亮地處理這個問題，因而沒有產生任何負面後果：基本上免費給學術研究團體使用，而對唯利是圖之公司所收取的權利金也甚微薄。

儘管如此，顯然出乎柯漢和薄耶兒意料之外，這項專利及其它兩項類似的專利竟為史丹佛大學帶來了 2.5億多美元的權利金²。加上「基因泰克」這一產學合作的巨大成功，完全改變了 1980 年代後傳統生物科學研究的面貌，學術和商業之關係從此以後發生了十年前難以想像的變化：生物研究已不再是一個默默無聞、孤獨的象牙塔工作，而是一場大金錢遊戲！隨著錢的出現，當然帶來了全新的思維方式與問題。

愈來愈多的專利之爭

1980 年春天，哈佛大學校長思考著在校內成立生物科技公司來商業化研究窒的實驗結果；可是如此一來，教授的昇等與聘請等等，應該以他的學術研究或是金錢貢獻來決定呢？最後終被教授們否決而作罷。

因此其兩位生物科技明星教授 Mark Ptashne 和 Tom Maniatis 只好於年底在校外成立一個稱為「基因學研究所」（Genetics Institute）的公司。基因學研究所與基因泰克幾乎同時發展出透過重組 DNA製造「組織纖溶酶原激活物」（tissue plasminogen activator，用於打破心髒病發作受害者的血栓）蛋白的技術，但前者認為這技術很「明顯」，不應該專利；因此當基因泰克於 1988 年獲得了專利權後，立即吃上官司！

1989 年，當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正準備投入有系統地定序整個人類 DNA（人類基因組計畫 Human Genome Project）時，該院一位尚名不見經傳的研究員文特爾（Craig Venter）卻採取快速的散彈方法，只定序製造蛋白質的核酸片段³；如果這段序列與 DNA 資料庫裡某一段相似，那麼那段 DNA很可能就是一個基因的所在地。1991 年 6 月，文特爾在「科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報告，描述了與 DNA 數據庫中具相似性的 337 個新基因之「暫時鑑定」；儘管文特爾幾乎都不知道這些基因的作用，院內官員還是鼓勵他申請專利；一年後，文特爾又在申請名單中增加了 2421 個序列。

從來沒有人申請過基因的專利！現在竟然有人連作用都還不清楚就要申請它們的專利！這惱火了一大堆科學家──包括當時擔任 NIH 國家人類基因組研究中心主任、發現 DNA 雙螺旋而獲得諾貝爾獎之華生（James Watson）。

在一次關於基因組計劃的國會聽證會上，華生強烈地爆發反對之聲：「幾乎任何一隻猴子都可能鑑定這樣的片段（基因）」。因線蟲細胞基因組研究而獲得2002年諾貝爾醫學獎的蘇爾斯頓爵士（John Sulston）也寫道：「專利⎯至少是我所相信的專利⎯旨在保護發明。 找到基因片段沒有任何發明，怎麼可以專利？」華生也向上級抗議，問曰：連功能都不知道，這些專利除了等著坐收將來別人發現的可能商業利益外，它們到底保護了什麼？抗議不旦無效，也播下了他隔年被迫辭職的一顆種子（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後來也改變其基因專利的立場）。

文特爾也因為受不了內部無止無休的爭論，而於 1992 年辭職，在外與 William Haseltine 成立了專做學術研究及商業化其成果的兩個公司。1993 年英國一大藥廠花了 1.25 億美元買了他的所有專利之商業化權利；1995 年，兩人的相片出現在 5 月 8 號的 《商業周刊》（BusinessWeek；亦作《彭博商業周刊》）封面：「基因王／這兩名聲稱擁有潛在的遺傳密碼金礦。他們能兌現嗎？」

乳癌基因也能申請專利？

Mary-Claire King 在獲得數學學士學位後，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攻讀統計博士學位時，卻因上了一遺傳學課程而轉攻遺傳學博士，開始做實驗生物學的研究。她分析了蛋白質編碼基因的 DNA 序列，發現人類和黑猩猩兩物種之間的進化距離非常小：99％的氨基酸序列是相同的。1975 年，「科學」以這一個發現作為 4 月 11 日那期的封面故事，使她一舉成名。

70 年代早期，當癌症研究主要還是集中在病毒或是外在因素時，King 卻固執地認為乳腺癌可能是由遺傳突變引起的！在花了  17 年，分析了 1500 多個乳腺癌家庭後，她終於找到了這個基因的所在地。 1990 年，King的實驗室在《科學》上發表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論文，確定了 17 號染色體上的乳腺癌基因 BRCA1 ⁴的位置，引發了一場揭發 BRCA1核酸序列的競賽。

但在這一競賽中，King卻不幸於 1994 年輸給了猶他大學之 Mark Skolnick 團隊（包括他於 1991 年所合創之 Myriad Genetics研究人員）。

1997 年，Myriad Genetics取得了關於測序 BRCA1基因、相關突變、和相關診斷測試的專利。鑑於公眾對乳腺癌的關注，Myriad 本認為他們的測試會受到激動的歡迎；沒想到因追求基因專利，Myriad 所受到的卻是科學和醫學界的巨大反彈！Myriad在乳腺癌基因檢測的專利壟斷且嚴重地阻礙了消費者尋求醫療意見與測試，因此反彈在 2009 年達到了高峰：「美國公民自由聯盟代表」（American Civil Liberty Union）於五月代表多方團體對 Myriad 及美國專利商標局提起訴訟，謂「這案例質疑授予個人個性的最基本要素之專利的合法性和合憲性。」

這案件一直上訴到美國最高法院。4 年後的 2013 年 6 月 13 日，美國最高法院終於以全票通過推翻這項基因的專利：「Myriad 沒有創造任何東西：雖然可以肯定地說它發現了一種重要且有用的基因，但將該基因與其周圍的遺傳物質分離並不是一種發明行為。」在裁決後的幾小時，立即有公司廣告低於美金千元──不到 Myriad 之1/3──的檢測費⁵。

最終判決：自然產物不具專利資格！

在美國最高法院裁決之前，已有超過 4,300 個人類基因獲得了專利。 最高法院的裁決使這些基因專利失效，讓它們可以重新回到研究室和普化商業基因檢測。King 在聽到這一勝訴後，興奮地謂「對於患者、醫生、科學家、和常識來說，這是一個了不起的結果。」

美國最高法院判決天然存在的 DNA 片段雖然被分離，但仍然是「自然產物」，因此不具專利資格；但法院同時也特別提到了一種稱為互補DNA（cDNA）之人工合成的基因 ³，因它不是「自然產物」，還是可以申請專利。

對基因專利的進一步深思

筆者可以了解為什麼學術研究人員需要申請專利：因為如果別人申請了，可能會導致其研究受到限制。

事實上，大約有 80％的 DNA 專利持有人均是大學和非營利組織。這些研究大部分都是政府用納稅人的錢資助的，因此他們大多不是非常認真的去保護他們的專利。學校取得的專利，既然是用納稅人的錢資助研究的成果，那便應該屬於整個社會的，任何營利公司都可以申請使用。

但如果只讓某一公司穫得獨家專利使用權，像 Myriad Genetics 一樣地壟斷市場及阻礙進一步的研發，這是否合理？如果這某一營利公司是專利教授在外面的公司，這是否造成「利益衝突」？又如果專利教授在外面又有自己的公司（像發現 BRCA序列之 Skolnick一樣），那麼專利歸誰⎯學校或是公司？….. 這些都是學術和大金錢遊戲互相勾結後所帶來的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註解

1. 現在（濫竽充數）期刊之多實在是難以想像！因此百篇學術論文已經不算什麼了（請參考「從陳震遠事件看學術界」⎯⎯見「我愛科學」）。至於只要花錢就可以發表論文，最近網絡上談得不少，筆者在「一手遮天的高科技大騙案：Theranos之興衰（三）」一文也提到。
2. 學校一般會將 40%的權利金給發明或發現專利的教授，40%給教授所屬之所系，其它作為專利部門的經費。早期（現在就不知道）的專利教授（例如發現胰島素之Frederick Banting，以及柯漢和薄耶兒），都將（大）部分權利金捐出來。
3. 基因透過信使 RNA（mRNA）製造蛋白質，因此可以由人體內所發現之信使 RNA，反向合成稱為「互補DNA」（complementary DNA，cDNA）的基因。互補 DNA與自然基因不同的是：前者沒有內含子（intron）。自然界中控制蛋白質合成的基因序列通常不是連續的，而是由許多以內含子分離之外顯子（exon）片段組成的。例如「我出生在桃園市」是指示製造胰島素的基因，但染色體內的基因序列卻是「我出生此可以在成的桃園市」：「我出生」、「在」、「桃園市」就是外顯子，「此可以」、「成的」則是內含子，「我出生在桃園市」就是互補 DNA。
4. 乳腺癌基因稱為 BRCA，為英文 Breast Cancer（有謂 Berkeley, CA）之縮寫，因後來又發現另一基因，故有 BRCA1 及 BRCA2 之分。BRCA 本身不會導致癌症，事實上它們可通過修復可能導致癌症的 DNA 斷裂來幫助預防它，因此它們實際上是一種腫瘤抑制基因。BRCA 基因的遺傳變異或突變有時會阻止它們的正常運作，而導致癌症。
5. 現在只要 250 元美金，但這並不代表每個人都需要檢測：雖然 BRCA 基因的變異可以通過家族傳播，增加患某些癌症的風險，但並不是每個繼承 BRCA 變體的人都會患上癌症；事實上大多數乳腺癌、卵巢癌、和前列腺癌病例都不是由遺傳性 BRCA 變異引起的。

編按：在上篇的文章當中，心理學家從各式各樣的蛛絲馬跡當中推敲出了小艾伯特的生日、可能的實驗執行時間，但小艾伯特到底去哪兒了呢？有沒有更多的線索呢？尋找艾伯特的旅程還是繼續進行著！

建議要先看過上篇喔：做完古典制約實驗後，小艾伯特去哪兒？(上)

所以小艾伯特，你到底在哪？

追查此事之所以會遇到這麼多困難，主要是因為華生晚年將自己所留下的資料放一把火全燒了，還烙下一句名言

「當你死的時候，你就死透了。」（When you’re dead, you’re all dead.）

而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中，也並找不到當時的雇員所留下相關記錄，可能早就散佚了，因而也無從證實小艾伯特與母親的行蹤。而小艾伯特在這段時間，也沒有進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附設醫院就診，因此也未留下任何病人記錄。

關於小艾伯特相關蛛絲馬跡就此消失，整個追溯也遇到了巨大的瓶頸，到底小艾伯特是不是真的叫做艾伯特？為何相關的紀錄與歷史文件皆未記錄到這個人呢？

整個研究的突破點，是貝克等人（2009）發現1920年是美國的人口調查年。這是美國的例行性工作，每十年都會做一次總清查。當時調查的時間是在1920年1月2日，剛好涵蓋華生所研究的時間點。以此人口調查的紀錄可知，一共有379人居住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他們可能是學生或是員工。不過這個紀錄有一個問題是，沒有關於14歲以下小孩的相關紀錄。目前推測人口調查不確實，沒有調查到孩童是因為調查預設沒有家庭會居住於校園當中。

耙梳這群名單，只有三個人可能是小艾伯特的母親，因為他們所登錄的職業是保姆（上文提到在華生的文件中，小艾伯特的母親是奶媽，但調查中只有保姆這個行業，而非奶媽）。這三人分別是Pearl Barger、Ethel Carter和Arvilla Merritte。

Pearl Barger 的姓氏是B開頭，與小艾伯特相同（小艾伯特為暱稱，在華生的研究中被寫成Albert B.）。但進一步追蹤其出生、死亡、婚姻狀況等背景資料，沒有任何證據證明 Pearl 曾經當過母親。而 Ethel Carter 雖然有一個小孩出生於1919年8月26日、她也可能認識小艾伯特，但她並不是小艾伯特的母親：因為她是黑人，而在影片中小艾伯特為高加索白人（黑人幾乎不可能生出白人，機率非常的低）。因此最可能的人選為Arvilla Merritte，她是22歲白人，根據調查她有小孩，名字未知，出生於1919年3月9日。小孩的父親是William Merritte，出生於馬里蘭州。而且這個小孩出生後因醫療問題住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附設醫院 12天。但是再往下追蹤，卻發現Arvilla Merritte消失了，不知去向了。

但在這裡面有一個小矛盾，就是 Arvilla 只與兒子住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校園中，但丈夫並沒有出現在調查檔案中。唯一能推測的是，這個丈夫可能是虛構出來的。因為如果是獨身的女人，撫養一個小孩，在當時可能會受到嚴格的審查。虛構的婚姻可以幫助母親保持尊嚴。而從其出生紀錄可知，Arvilla的舊姓是 Irons，因此可以往下追查的是關於 Arvilla Irons 這個人的過去。

然後從 Arvilla 的家譜可知的事，她是 Maurice Irons 的母親。而 Maurice 是 Larry 和 Gary 的父親。Larry 和 Gary至今仍居住於馬里蘭州，他們在家譜網站上留下可供聯絡的電子郵件。貝克等人（2009）試著用電子郵件與兩兄弟聯絡，並說明來意。Gary回電，確認他的祖母確實在1920年1月於 Harriet Lane Home 工作過，而且也有一個男孩出生於1919年3月9日。她將小孩取名為 Douglas Merritte（以下簡稱道格拉斯）。道格拉斯有三個特徵與小艾伯特相近：男性、高加索白人、出生日期介於3月2日至3月16日之間。

追查至此，幾乎可確認道格拉斯就是小艾伯特。但最大的疑問在於，為何華生在報告中要將他化名成 Albert B.？因為在1920年代心理學家做實驗時，並不需要將受試者的本名去除（因為美國心理學會的倫理規範是1953年才建立的），也不需要將受試者的制約去除（小艾伯特即未去除制約）；華生在當時也不會因為這些缺失而受到任何懲罰。

不過倫理規範還未建立，並不代表華生這一代的心理學家不關心受試者的保密原則。華生在其他實驗中，有時只寫出姓氏、有時只留下縮寫來指稱這些受試者，而 Albert 是唯一有名字的個案。華生明白隨便取個代號當然也可以，但是這樣會讓讀者與文本之間較有距離，也讓人失去溫暖的感覺。如果為了遵守保密原則，會讓社會大眾簡化心理學家的貢獻，並且失去存在感。那為何華生不乾脆直接寫出小艾伯特原來的名字呢？很有可能華生根本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在當時那個年代，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是一個僵化的社交系統，教授根本不會跟奶媽來往，兩人很有可能並無私交。華生可能只是為了修飾他的個案報告，而用另取一個名字來稱呼。

那為何是取 Albert B. 而不是其他名字？主要的原因可能來自於華生取名的習慣，華生喜歡將小孩的名字取自欣賞的人的名字。像華生第一個孩子叫做 William，第二個孩子叫做 James，將兩個名字合起來，就是William James（知名心理學家，現在被尊稱為美國心理學之父）。而華生的母親與外祖母都是虔誠的浸信會信徒，其中有一個知名的牧師叫做 John Albert Broadus， Albert B. 的名字有可能來自於此。

其餘的證據則是來自於現代科技進步所賜：在取得道格拉斯的照片之後，研究者將它與華生所拍攝的影片中的小艾伯特做對照，並使用近代的生物識別技術去判定。雖然影像中的小艾伯特的臉部解析度很差，用肉眼較難辨識是否與道格拉斯相同，但經過兩位科學家使用臉部辨識技術去判定，確認兩人為同一人。此結果與所有周邊資料是相符的。

最後的最後，小艾伯特到底去哪兒了？

經過鍥而不捨的追尋，我們總算確認小艾伯特的真實的下落。小艾伯特（或者說道格拉斯）在完成華生的實驗後不久，即離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之後他便一直處於生病狀態。根據道格拉斯的死亡證明，他在三歲時因不明原因而得了腦水腫，可能是腦膜炎所造成的。之後道格拉斯並未活過疾病的折磨，於1925年5月10日辭世，走完他短短六歲的一生。

道格拉斯是否長久受到古典制約的影響，並且從此害怕皮毛物品與巨大噪音［註二］，我們可能永遠都不會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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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 ［２］大石國際文化 出版的科普書《巴夫洛夫的狗：50個改變歷史的心理學實驗》，其中關於小艾伯特的文章就寫錯了。該篇文章所犯下最大的錯誤，就是覺得小艾伯特必定會長大；而且名字剛好是Albert B.，就以為是小艾伯特（其實從本文的討論已經知道，小艾伯特六歲時就過世。而小艾伯特只是代號，並不是本名）。其實我並不會怪罪作者，畢竟，心理學家們研究了90年才破解這個問題。個人站在良善的立場，幫忙勘誤這件事，希望大家不要被誤導了。
• 另外BBC曾經拍過一個節目，就是在講追尋小艾伯特的過程，可參見此影片：

參考資料：

• Beck, H. P., Levinson, S., & Irons, G. (2009). Finding Little Albert: A Journey to John B. Watson’s Infant Laboratory. American Psychologist, 64, 605-614.
• Watson, J. B., & Rayner, R. (1920). Conditioned emotional react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3, 1–14.

知名心理學家華生（John Broadus Watson），對於學過普通心理學的大學生而言，是必然會認識的行為學派創始人。他所做的實驗非常有名，大家應該都耳熟能詳：他用古典制約的方式，在小老鼠出現時發出可怕的巨大聲響，進而讓小艾伯特（little Albert）看到小老鼠就會大哭。他將帕夫洛夫的狗，成功的轉移到人類身上。因而立下了行為學派的百年基業，至此不衰。

教授被迫離職，竟是因為不可告人的害羞實驗？

上述只是眾所皆知的故事。但是後續所發生的事情，幾乎令人無法置信。華生在 1920 年成功完成小艾伯特的實驗。但在幾個月之後，卻因與女研究員蕾納（Rosalie Rayner；此位小姐就是在小艾伯特實驗中，從旁協助的助理，被共同掛名於該篇論文上）過從甚密、發生婚外情，而被迫上了法庭，最終與原配伊克斯（Mary Ickes）離婚。十天之後，華生決定追隨自己的心意，與蕾納結婚（註）。

此事被媒體大肆報導，喧騰一時，華生所寫的情書甚至被披露在巴爾地摩太陽報（The Baltimore Sun）上，傳送全美國。這樣的事情觸怒了當時保守的學校當局，校長在資深教授群同意之下，請華生主動離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華生辭職之後一度想尋找其他地方繼續教研工作，但沒有一間大學願意收留他，只好投入廣告業，永遠離開教職。這確實是心理學界的重大損失，如果華生繼續留在該職位，應該有機會發表更多改變世界的論文。

聽到這樣故事，已經足夠迭盪起伏了，沒想到背後可能隱藏了另外一個故事（這個故事我是從《一起搞吧！科學與性的奇異交配》（頁 26～28）中看到的，我大學就讀心理系時也不知道這件事）。根據作者羅曲（Mary Roach）的看法，華生應該是首位將性興奮與性高潮置於正式實驗環境的科學家，而且他可能讓自己成為受試者，將自己和蕾納做愛的過程，用生理儀器紀錄下來。而後這個實驗被華生的妻子知道了，最終成為離婚訴訟的呈堂證供。

後來該書又說明，在 1936 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地下室中的某一個房間發現了一個箱子，上面標記著「約翰．華生」，裡面有四樣科學器材，其中之一為陰道擴張器（鴨嘴鉗），其他三樣用途成謎。這個故事被描述得繪聲繪影，好像確有其事一樣，但羅曲又引述了華生的傳記作者巴克利（Kerry Buckley）的看法，認為並沒有證據顯示，兩人的性興奮研究曾在審判過程中占有一席之地。對於這個傳言，巴克利同樣抱持懷疑的態度。

流言追追追，爭議說法哪裡來？

我相信所有心理相關系的學生聽到這樣的故事，下巴應該都掉下來了。況且我在學生時代完全沒聽過這回事，也沒聽過老師們有講過這則軼事（當然我自己承認學生時代不是很認真，原文書也都沒好好念）。這樣的故事確實很像八點檔連續劇，如果再加入華生的妻子伊克斯與蕾納的家世，好萊塢真的不愁沒戲拍，就像《危險療程》一般。但我對整件事情還是抱持著半信半疑的態度，覺得有必要好好查證一番，才能證實此事的可信度。

很幸運地，我找了這篇文章²。這篇文章是班傑明等人（2007）所寫，登載在美國心理人（American Psychologist），裡面鉅細靡遺的說明為何會有傳言說華生從事過性相關研究，並且從頭到尾好好審視相關證據，並且好好陳述到底哪些事情值得相信。

以下就以這篇文章為基礎，一一描述發生了什麼事（這篇文章看起來應該登在故事網站上，而不是這裡，不過沒關係，大家當作跑錯棚好了）：

這個離奇故事的源頭，可以追溯到一位心理學家麥康諾（James Vernon McConnell）身上。他於 1940 年代晚期在學，當時他在課堂上聽聞華生的事情，覺得事情不單純，認為背後必有陰謀。他的疑問是：

「為什麼只是一個離婚再婚事件，就導致華生被開除？」

在五零年代末期，麥康諾遇到了華生的同事柯曼（Deke Coleman）。柯曼透露，華生離婚背後有不可告人的秘密，那就是：華生與蕾納在做愛的過程中紀錄了性興奮的反應。柯曼認為華生會被開除，是因為從事了性相關研究（請注意，當時是 1920 年，整個科學研究仍舊相當保守，不可能容許這樣的研究存在）。麥康諾接受柯曼的說詞，即使沒有任何實際的證據，仍將此事寫入自己所編撰的教科書中。

因為麥康諾將此事寫入教科書中，導致兩位有疑問的學者去信詢問到底發生何事？相關的證據與線索在哪裡？麥康諾並未直接回答這些質疑，只說這是柯曼告訴他的「事實」，當然不會有什麼直接證據。但後續效應不容小覷，在八零年代很多普心的課本都收錄了這則故事，並且加油添醋一番，讓此則軼事更加廣為流傳。

神秘黑箱，真是特殊道具？

為了確認麥康諾所言到底是真是假，心理學家拉森（Cedric Larson）鍥而不捨的追查相關資訊。此故事的最高潮發生在於 1978 年的夏日，加拿大心理學會找到了華生實驗室中曾使用過的工具箱（見圖 1），但是不明白為何工具箱會在這裡出現，完全沒有任何正式的紀錄與文件。

後來得知是有一位加拿大的心理學家布羅麥利（Reginald Bromiley）在 1936 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當研究生時，發現了這個箱子。之後經過二次大戰，他再次回到學校就讀時，系上剛好要將實驗室中老舊工具淘汰，布羅麥利趁此機會將此箱子保留。留在身邊幾年之後，布羅麥利認為自己無法好好保存這箱文物，只好將此箱子捐給了加拿大心理學會（這裡記述的方式與前面提到的羅曲有所不同，羅曲將轉折處全部略去不談）。

這個箱子裡面一共有四樣工具，但不明白用途為何。拉森將工具箱的照片，傳給了專精於性行為領域的專家，經判定左上那一項為鴨嘴鉗（協助陰道擴張的器具，常用於婦產科），但另外三項只能猜測其用途，真實用途不明。拉森後來也將此事告知麥康諾，讓麥康諾更加堅持自己的推測，並且將此故事放在自己的所寫的教科書中，歷經八個版次（1974～1994）仍存在。

但是這個未經證實的故事，逐漸被後人所捨棄。在八零年代，很多心理學的教科書都有收錄此事，但是九零年代之後，大部分的作者因為苦無實質證據，紛紛揚棄此則軼事。多數學者放棄此故事的最大理由，就是這只是八卦傳言，只有道聽途說，完全沒有實際證據可言。

拉森為了調查此事，甚至還去查證了巴爾地摩（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所在地）的法庭紀錄，也查不到任何資料。但是拉森還是非常小心的說明這件事情，因為在那個年代，政治影響力是有可能掩蓋法庭記載的，尤其伊克斯家族（Ickes Family，華生第一任妻子的娘家）與蕾納家族（Rayner Family，華生第二任妻子的娘家）在當時都有巨大的力量，這是我們所無法想像的。

沒有明確證據，性研究說法不成立！

無論如何，如果我們回頭再次仔細檢視麥康諾所提的故事，會發現漏洞百出。首先，麥康諾在 1950 左右在當學生時，從他研究所的老師 Karl Dallenbach 那裡所聽來的。但去信詢問 Dallenbach 的遺孀，得到的卻是「雖然有聽過丈夫談論過華生的私事，但從未聽聞過華生私下從事性相關研究，或使用相關工具」。再者，麥康諾在五零年代遇到了華生的同事柯曼，才聽到這件事。但大約二十年後，麥康諾才將此事寫入教科書中。但是 1970 年柯曼已經過世，也無從再確認此事真實與否。接著，整個工具箱是從加拿大心理學會拿到的，但學會中並未有任何檔案文件說明此箱物品是做何用處。另外，巴爾地摩法庭紀錄並未記載此事，現存的檔案並未指出或暗示曾有這個性研究故事。

甚至，從華生所留下的書信中，也未發現此事。華生與摯友 Karl Lashley（也是知名心理學家）的通信中，裡面坦率的談論許多敏感性話題，包含酒精、種族、性，但裡面並未談到關於此次性相關研究。與另一個朋友 Adolf Meyer（知名精神科醫師）的信中，更是詳細說明與伊克斯離婚的始末：「其實當時我們兩人感情已經生變，也少有性生活。伊克斯的心思早已放在其他男人身上，也完全不介意蕾納小姐與我成為朋友」。

再來，許多歷史學者、傳記作家皆有訪談過華生的後人、同事、學生，他們全部都沒有談到麥康諾所深信不疑的故事。最後，雖然在華生所留下的文獻中可得知，他確實對性有興趣。但他的論點是，性行為應該是正常、健康、人類生活重要的一部份，需要更多科學家、心理學家投入研究中。他甚至建議在性行為的過程中紀錄生理反應，就像麥康諾所說的故事一樣。但是建議畢竟是建議，不代表真的做過。

總而言之，沒有證據的東西，實在很難說明他們存在。我們確實沒有足夠資訊證實，華生曾經做過性相關研究。因為離婚事件，華生成為保守年代的犧牲者，也讓行為學派的開宗大師，消逝於心理學界中。這確實是真實的人生，遠遠比小說精彩，也讓接觸歷史文件的我們，唏噓不已，感嘆天才的保存期限，總是如此短暫。

• 註：在此截錄一段華生所寫的情書，確實有行為學派之風範：「我身體中的每一個細胞，不管是單一或集體，都是你的。我全身的反應都是正向的，全部指向你。就像是，我每一次的心跳反應，也都是為妳。」

Every cell I have is yours, individually

And collectively.

My total reactions are positive

And towards to you.

So likewise each and every heart reaction…

參考資料：

1. 林君文（譯）（2009）。一起搞吧！科學與性的奇異交配（Mary Roach）。台北：時報。
2. Benjamin, L. T., Whitaker, J. L., Ramsey, R. M., & Zeve, D. R. (2007). John B. Watson’s alleged sex research: An appraisal of the eviden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62(2), 131-139. DOI: 10.1037/0003-066X.62.2.131

略讀過普通心理學的人都知道，行為學派中有三隻神獸三個知名實驗：帕夫洛夫的狗、華生的小艾伯特與史金納的鴿子。其中，小艾伯特（Little Albert）就是華生（John Broadus Watson）實驗的個案。

華生成功的將古典制約的現象，重現在人類嬰兒身上；本來小艾伯特是不會害怕小白鼠的。但經由與巨大聲響配對，後來只要一看到小白鼠，小艾伯特就哇哇大哭，甚至還類化到其他有皮毛的物品，小艾伯特也出現相同的大哭反應。此一研究深刻改變了心理學，行為學派因此奠立了百年基業；這篇論文也成為被引用最多次的心理學論文之一（2769次，家人問我幹嗎跪著看電腦）。

但是小艾伯特參與完這個實驗後沒多久後就不知去向，這個故事也是存在於心理學界中長久的謎團。如果沒有適當的去制約化（deconditioned）[註1]，可能小艾伯特後續也會深受此實驗的干擾。那長大後小艾伯特到底會發生什麼事？他在成長的路途上是否會遭遇到什麼特殊的困難？有沒有因為這個經典的實驗而造成難以磨滅的影響？先前我在書寫關於華生的文章的時候（請見：華生的百年奇案），也被此一議題深深所吸引（這也是為何論文永遠看不完的原因，一篇接著一篇，篇篇相連到天邊）。

在相關論文的指引之下，發現心理學家貝克等人（2009）早已探究過這個問題了¹。在華生完成這個著名的心理學實驗的九十年後，總算順利追尋到小艾伯特的身世，破解了這個奇妙的難題。以下就以此篇文章為基礎，詳盡的說明到底心理學家是如何拼湊所有線索與珠絲馬跡、進而發現了小艾伯特（這篇文章算是心理史學偵探故事第二彈，看起來應該登在故事網站上，而不是泛科學，不過沒關係，大家當作跑錯棚好了）（y編按：這麼好玩的故事讓我們插一腳啦拜託XD）。

小艾伯特的背景資訊

根據華生的紀錄，我們可以探索到一些線索：小艾伯特與母親住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校園中，其母親是一位奶媽，受雇於大學小兒科的護理之家（Harriet Lane Home［註2］）。華生會挑中他，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地緣關係，因為華生的實驗室與護理之家就比鄰而居。另一方面，小艾伯特是一位健康、少哭、情緒較少的小孩、感覺比較遲鈍，如果因而進行實驗的話，可能傷害或許會比較小。

根據研究記載，小艾伯特一共被實驗了六次，其分別是在其年齡8個月26天、11個月3天、11個月10天、11個月15天、11個月20天、12個月21天。雖然不知道為何小艾伯特的母親會答應進行測試，但財務上的獎勵可能是原因之一：因為只要小艾伯特每次到實驗室，就可獲得一美金的補貼（換算成2009年的幣值，相當於美金12.36元，折合台幣約370）。這樣的金錢以當時來看算是非常多的了。

詳細的實驗過程可參閱影片，大家可以看到小艾伯特長什麼樣子，也可以知道他是高加索白人。

第一次測試是在小艾伯特8個月又26天所執行的，在當天只是瞭解他對各種物品的反應，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建立基準線。他對於各種物品都很好奇，如積木、大理石、蠟筆、火、猴子、狗、兔子、小白鼠等等，並未表現出恐懼反應。但不知何故，華生延遲了兩個月之後，才在小艾伯特11個月又3天大時開始正式的實驗。華生以古典制約的方式，只用七次就成功讓巨大噪音與小白鼠配對，讓小艾伯特害怕小白鼠，並延伸到類似的事物上，如兔子、狗、皮大衣、聖誕老人的面具（面具上有毛髮）等物品之上。

華生到底是何時做了這個實驗的呢？

雖然華生與蕾娜在進行實驗時，紀錄了小艾伯特的年紀，但是卻未寫下當時的日期，以致於我們至今仍無法確切推測小艾伯特的生日。因為要有生日，才能往下追查出生記錄，才有可能追溯出完整的個體歷史。

目前所有的研究者都同意，該實驗進行的時間點約是在 1919-1920年之間。根據歷史紀錄，蕾娜（當時為華生的研究生與助理，但也因為跟華生朝夕相處，後來兩人結為連理：詳情請見：華生的百年奇案）在 1919年6月才從瓦薩學院（Vassar College，美國知名大學，於1861年設立、位於紐約州，建立之初時只收女性）畢業。因此，實驗的時間點一定是蕾娜進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就讀研究所之後，也就是1919年9月30日（此日期是從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所留下的文件中得知）以後的事。

從華生所留下的書信中得知，1919年10月27日曾去信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校長 Goodnow，請求購買錄影膠卷一千英尺，以錄下整個實驗過程。當時需花費450美元（換算成2009年的幣值，相當於美金5562.73元，折合台幣約18萬元），以當時大學拮据的預算來看，這是非常巨大的金額。同年11月19日，大學預算委員會才同意購買此物品。12月5日，華生回信給校長，表達誠摯感謝之意。若據此推測，進行實驗可能的時間點是1919年12月5日以後的事了。

不過，從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所留下的紀錄，可推導拍攝影片的時間點可能是早於12月5日；因為華生在這之前就向校方抱怨，該校速記員並未在實驗中予以支持（當時速記員除了學校的工作之外，也需在各種實驗中協助實驗或擔任助手）。因此，華生可能事前已經知道預算必定會通過，因此在感謝校長前就先購買膠卷並進行實驗了。感謝信也可能是事前就已經寫好了，12月5日才發出（手寫書信也可以用排程了，不要懷疑）。

所以，由此推測第一次實驗的時間點，可能落在 11/28-12/12 之間。若由以上的日期，減去小艾伯特當時的年紀（8個月26天），小艾伯特的生日最可能落於 1919年3月2日至3月16日 之間。最後一次實驗的時間，是在小艾伯特12個月21天大時所做的，往後推測是 1920年3月23日至4月6日之間。

論文又是何時發表的？

有了最後一次實驗的時間點，才能確認這與論文出刊的時間是否吻合。華生與蕾娜所投稿的論文是發在1920年的實驗心理學期刊（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縮寫JEP）2月號²。如果JEP準時出刊的話，這樣就與實驗的時間就有出入了，因為論文根本來不及完成。不過如果出刊延遲了，那前面所推敲出來的實驗時間點就是可執行的了。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的是，JEP是1915年創刊，出了兩冊12期之後，1917年美國就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之後，舉全國之力進入戰爭狀態，心理學家也不例外。等到1918年11月，停戰協議生效後，所有的人員才復歸原職，華生也是在那時才又回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工作。若想知道JEP正式出刊的日期，唯有詢問編輯部才能得知。但很不幸的是，編輯部當然不可能保存九十年前的資料。追尋多個心理學檔案資料，還是無法得知1920年2月號到底是何時出刊的。僅剩的唯一方法，是去信知名大學的圖書館，詢問到底是何時收到該期期刊。可想而知，多數大學資料早已散佚。但堪薩斯州立大學、哈佛大學、康乃爾大學仍有紀錄，最早的是康乃爾大學，是在1920年8月23日收到。這樣的日期，只能看出1920年2月號可能有延遲，但是確切的發行時間點還是無法得知。

另外，從華生所留下的書信可知，在1922年12月14日，華生曾經寫信給Adolf Meyer（知名精神科醫師），信中提到，「這一期總算準時了」。由此一細小的線索可知，先前每一期都延遲出刊，不然華生不需要在信中特別提到這件事。再者，依照現存的資料，當時華生為該刊主編，他與蕾娜所刊出的稿子，可能並未經過匿名審查。因為如果經過審查機制，至少還需要再多好幾個月的時間（那時整個學術界才剛萌芽，不能用現在標準去看待快要一百年前的事）。

從上述所談的資料的可知：各大學圖書館所收到的日期、華生寫給Meyer的信、華生寫給校長Goodnow的信，可以確認JEP前三冊都延遲出刊。雖然寫是寫二月號，但是實際上印出的日期，可能是之後的事情了（這事其實在台灣應該還蠻常見的，我們現在都在拖刊了，你說一百年前不拖嗎？）。因此，這樣推算下來，上述的最後一次實驗日期還是可信的，約略發生在1920年的3月到4月之間。

編按：小艾伯特的生日、實驗可能的時間點也都推敲出來了，那到底小艾伯特在哪裡呢？還能從哪裡去追尋小艾伯特？有沒有更多的線索呢？下篇將有更精彩的起伏轉折！

• 做完古典制約實驗後，小艾伯特去哪兒？(下)

備註：

• ［1］去制約化指的是將實驗的方法反轉回來，讓個案不會因為這個實驗而終生受影響。若以小艾伯特而言，就是要將他害怕皮毛的反應再去除。這是現在的研究倫理必須要做到的事。
• ［2］Harriet Lane Home，美國知名的護理之家，設立的目的是為了照顧失能的小孩，由Harriet Lane Johnston女士（美國第15任總統James Buchanan之外甥女，並在舅舅擔任總統時，負責第一夫人的工作）所捐助。建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附屬醫院旁，並由醫院負責營運及管理。後來該處也進行小兒科看診業務，每年診治60000名兒童。

參考資料：

• Beck, H. P., Levinson, S., & Irons, G. (2009). Finding Little Albert: A Journey to John B. Watson’s Infant Laboratory. American Psychologist, 64, 605-614.
• Watson, J. B., & Rayner, R. (1920). Conditioned emotional react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3, 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