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完古典制約實驗後，小艾伯特去哪兒？(下)

本文與 PAMO車禍線上律師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走在台灣的街頭，你是否發現馬路變得越來越「急躁」？滿街穿梭的外送員、分秒必爭的多元計程車，為了拚單量與獎金，每個人都在跟時間賽跑 。與此同時，拜經濟發展所賜，路上的豪車也變多了 。

這場關於速度與金錢的博弈，讓車禍不再只是一場意外，更是一場複雜的經濟算計。PAMO 車禍線上律師施尚宏律師在接受《思想實驗室 video podcast》訪談時指出，我們正處於一個交通生態的轉折點，當「把車當生財工具」的職業駕駛，撞上了「將車視為珍貴資產」的豪車車主，傳統的理賠邏輯往往會失靈 。

在「停工即停薪」（有跑才有錢，沒跑就沒收入）的零工經濟時代，如果運氣不好遇上車禍，我們該如何證明自己的時間價值？又該如何在保險無法覆蓋的灰色地帶中全身而退？

薪資證明的難題：零工經濟者的「隱形損失」

過去處理車禍理賠，邏輯相對單純：拿出公司的薪資單或扣繳憑單，計算這幾個月的平均薪資，就能算出因傷停工的「薪資損失」。

但在零工經濟時代，這套邏輯卡關了！施尚宏律師指出，許多外送員、自由接案者或是工地打工者，他們的收入往往是領現金，或者分散在多個不同的 App 平台中 。更麻煩的是，零工經濟的特性是「高度變動」，上個月可能拚了 7 萬，這個月休息可能只有 0 元，導致「平均收入」難以定義 。

這時候，律師的角色就不只是法條的背誦者，更像是一名「翻譯」。

施律師解釋「PAMO車禍線上律師的工作是把外送員口中零散的『跑單損失』，轉譯成法官或保險公司聽得懂的法律語言。」 這包括將不同平台（如 Uber、台灣大車隊）的流水帳整合，或是找出過往的接單紀錄來證明當事人的「勞動能力」。即使當下沒有收入（例如學生開學期間），只要能證明過往的接單能力與紀錄，在談判桌上就有籌碼要求合理的「勞動力減損賠償 」。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你的直覺，正在害死你

根據警政署統計，台灣交通違規的第一名常年是「違規停車」，一年可以開出約 300 萬張罰單 。這龐大的數字背後，藏著兩個台灣駕駛人最容易誤判的「直覺陷阱」。

陷阱 A：我在紅線違停，人還在車上，沒撞到也要負責？ 許多人認為：「我人就在車上，車子也沒動，甚至是熄火狀態。結果一台機車為了閃避我，自己操作不當摔倒了，這關我什麼事？」

施律師警告，這是一個致命的陷阱。「人在車上」或「車子沒動」在法律上並不是免死金牌 。法律看重的是「因果關係」。只要你的違停行為阻礙了視線或壓縮了車道，導致後方車輛必須閃避而發生事故，你就可能必須背負民事賠償責任，甚至揹上「過失傷害」的刑責 。 

數據會說話： 台灣每年約有 700 件車禍是直接因違規停車導致的 。這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心態，其巨大的代價可能是人命。

陷阱 B：變換車道沒擦撞，對方自己嚇到摔車也算我的？ 另一個常年霸榜的肇事原因是「變換車道不當」 。如果你切換車道時，後方騎士因為嚇到而摔車，但你感覺車身「沒震動、沒碰撞」，能不能直接開走？

答案是：絕對不行。

施律師強調，車禍不以「碰撞」為前提 。只要你的駕駛行為與對方的事故有因果關係，你若直接離開現場，在法律上就構成了「肇事逃逸」。這是一條公訴罪，後果遠比你想像的嚴重。正確的做法永遠是：停下來報警，釐清責任，並保留行車記錄器自保 。

保險不夠賠？豪車時代的「超額算計」

另一個現代駕駛的惡夢，是撞到豪車。這不僅是因為修車費貴，更因為衍生出的「代步費用」驚人。

施律師舉例，過去撞到車，只要把車修好就沒事。但現在如果撞到一台 BMW 320，車主可能會主張修車的 8 天期間，他需要租一台同等級的 BMW 320 來代步 。以一天租金 4000 元計算，光是代步費就多了 3 萬多塊 。這時候，一般人會發現「全險」竟然不夠用。為什麼？

因為保險公司承擔的是「合理的賠償責任」，他們有內部的數據庫，只願意賠償一般行情的修車費或代步費 。但對方車主可能不這麼想，為了拿到這筆額外的錢，對方可能會採取「以刑逼民」的策略：提告過失傷害，利用刑事訴訟的壓力（背上前科的恐懼），迫使你自掏腰包補足保險公司不願賠償的差額 。

這就是為什麼在全險之外，駕駛人仍需要懂得談判策略，或考慮尋求律師協助，在保險公司與對方的漫天喊價之間，找到一個停損點 。

談判桌的最佳姿態：「溫柔而堅定」最有效？

除了有單據的財損，車禍中最難談判的往往是「精神慰撫金」。施律師直言，這在法律上沒有公式，甚至有點像「開獎」，高度依賴法官的自由心證 。

雖然保險公司內部有一套簡單的算法（例如醫療費用的 2 到 5 倍），但到了法院，法官會考量雙方的社會地位、傷勢嚴重程度 。在缺乏標準公式的情況下，正確的「態度」能幫您起到加分效果。

施律師建議，在談判桌上最好的姿態是「溫柔而堅定」。有些人會試圖「扮窮」或「裝兇」，這通常會有反效果。特別是面對看過無數案件的保險理賠員，裝兇只會讓對方心裡想著：「進了法院我保證你一毛都拿不到，準備看你笑話」。

相反地，如果你能客氣地溝通，但手中握有完整的接單紀錄、醫療單據，清楚知道自己的底線與權益，這種「堅定」反而能讓談判對手買單，甚至在證明不足的情況下（如外送員的開學期間收入），更願意採信你的主張 。

車禍不只是一場意外，它是認知、情緒、金錢與法律邏輯的總和 。

在這個交通環境日益複雜的時代，無論你是為了生計奔波的職業駕駛，還是天天上路的通勤族，光靠保險或許已經不夠。大部分的車禍其實都是小案子，可能只是賠償 2000 元的輕微擦撞，或是責任不明的糾紛。為了這點錢，要花幾萬塊請律師打官司絕對「不划算」。但當事人往往會因為資訊落差，恐懼於「會不會被告肇逃？」、「會不會留案底？」、「賠償多少才合理？」而整夜睡不著覺 。

PAMO看準了這個「焦慮商機」， 推出了一種顛覆傳統的解決方案——「年費 1200 元的訂閱制法律服務 」。

這就像是「法律界的 Netflix」或「汽車強制險」的概念。PAMO 的核心邏輯不是「代打」，而是「賦能」。不同於傳統律師收費高昂，PAMO 提倡的是「大腦武裝」，當車禍發生時，線上律師團提供策略，教你怎麼做筆錄、怎麼蒐證、怎麼判斷對方開價合不合理等。

施律師表示，他們的目標是讓客戶在面對不確定的風險時，背後有個軍師，能安心地睡個好覺 。平時保留好收入證明、發生事故時懂得不亂說話、與各方談判時掌握對應策略 。

從違停的陷阱到訂閱制的解方，我們正處於交通與法律的轉型期。未來，挑戰將更加嚴峻。

當 AI 與自駕車（Level 4/5）真正上路，一旦發生事故，責任主體將從「駕駛人」轉向「車廠」或「演算法系統」 。屆時，誰該負責？怎麼舉證？

但在那天來臨之前，面對馬路上的豪車、零工騎士與法律陷阱，你選擇相信運氣，還是相信策略？ 先「武裝好自己的大腦」，或許才是現代駕駛人最明智的保險。

PAMO車禍線上律師官網：https://pse.is/8juv6k 

• 作者／汪漢澄
• 繪者／宋明憲

針對記憶的動物實驗，在猶太裔的美國醫師暨神經科學家艾瑞克．肯德爾^[註1]的手中，獲得了非凡成果。

肯德爾在童年時，因為猶太人的身分，其家庭遭到納粹警察迫害，造成他一輩子的創傷記憶。他認為自己對記憶的本質之所以會產生這麼強烈的研究興趣，正起源於在維也納這段童年的心理創傷。他尤其經常省思，為什麼像德國人這樣在音樂、藝術等各方面都非常優秀的民族，卻可以對其他民族做出如此凶殘的暴行？

尋求這個答案的強烈欲望，就驅使他走上了精神醫學與腦研究的道路長達一輩子。

尋找實驗對象

肯德爾對米爾納在 H. M. 身上的發現相當著迷，所以他早期的研究都集中在動物腦海馬迴的電位變化，並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他很快就發現，海馬迴的構造太複雜，而記憶的奧祕絕對沒辦法用海馬迴中單一神經元的電位變化來解開。他認為，記憶的生成一定跟神經細胞之間的「連結」有關，而想要找到這個關係，太複雜的腦構造反而是不利的因素，所以他就把腦筋動到了神經構造特別簡單的海洋動物——海蛞蝓的身上。肯德爾採用的是比較大型的海蛞蝓，稱為海兔（Aplysia）。

海蛞蝓是肯德爾的完美實驗動物，因為牠的中樞神經系統非常簡單，只有兩萬個左右的神經元，並且每一個神經元的尺寸都很大，連同它們彼此之間的連結方式，在顯微鏡下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最妙的是，雖然神經系統構造簡單，海蛞蝓卻仍然可以經由訓練學習，產生新的記憶。

習慣化、敏感化與古典制約 為海蛞蝓訓練

肯德爾對海蛞蝓的訓練分成三種：

1. 輕觸海蛞蝓的虹吸管。這個無害的刺激，一開始會讓海蛞蝓的鰓產生敏感而劇烈收縮，然而在反覆幾次刺激後，海蛞蝓「學」到了這個刺激是無害的，它的收縮反應就變得越來越小，這叫作「習慣化」（habituation）。
2. 用電極刺激海蛞蝓的尾部。這種不舒服的刺激，也會讓海蛞蝓的鰓收縮，在反覆幾次刺激後，海蛞蝓「學」到了這個刺激是有害的，它的收縮反應就變得越來越大，這叫作「敏感化」（sensitization）。
3. 同時輕觸海蛞蝓的虹吸管並且用電極刺激海蛞蝓的尾部。它的鰓當然會因此劇烈收縮，在反覆幾次刺激後，停止電極刺激尾部，只輕觸牠的虹吸管，結果這個原本無害的刺激，卻讓海蛞蝓「聯想」到了尾部的刺激，從而產生了一樣劇烈的收縮，這叫作「古典制約」（classical conditioning）——類似鼎鼎大名的巴夫洛夫^[註]對狗所做的實驗發現。

新記憶的形成

海蛞蝓在受過這三種訓練之後，產生了之前並不存在的新行為，這顯示訓練確實形成新記憶。有趣的是，這種記憶生成後的持續時間，跟訓練時所受到的刺激強度與次數相關：比較低強度、少次數的刺激，只能產生數分鐘的短期記憶；而比較高強度、多次數的反覆刺激，則可以製造出長達數週的長期記憶——讓人聯想到這跟人類的短期與長期記憶的形成方式很類似。

肯德爾與其團隊對海蛞蝓學習和記憶的研究，最重要的是發現了短期記憶和長期記憶的發生地點，都是在海蛞蝓的鰓收縮反射路徑中的神經元突觸，也就是神經元與神經元之間互相接觸，藉著神經傳導物質來傳遞訊息的所在。進一步研究發現，「習慣化」的產生，是由於突觸的神經電位漸減；而「敏感化」與「古典制約」的發生，則是由於突觸的神經電位增加。至於較強和較久的刺激所形成的長期記憶，就遠不只電位變化那麼簡單。較強和較久的刺激，會影響神經元的細胞核合成新的蛋白質，導致突觸的形狀和功能發生改變，也就是所謂的「突觸可塑性」（synaptic plasticity）。

為記憶研究創造基石

肯德爾的研究，首度在神經細胞與分子的層面，為神祕的記憶功能提供了生理的解釋。他從六○年代就開始進行這方面的研究，此後孜孜不倦，一直延伸到更高等的動物。他的成果成為此後腦科學家對動物甚至人類進行記憶研究的基石，也因此肯德爾在二○○○年獲得了諾貝爾獎。

二十世紀後半以至於二十一世紀初，科學家對記憶的研究就是奠基在以下兩個認知基礎上來進行：

• 記憶的印跡是物理上的，而非「形而上」的。
• 記憶的印跡可以在腦中看到。

結論說起來輕鬆，其實卻是花了人類幾千年的時間才終於踏上這條正確的研究道路。

註解

1. 艾瑞克．肯德爾（Eric Richard Kandel，1929‒）：猶太裔美國醫師暨神經科學家，2000 年獲諾貝爾獎。
2. 伊凡．巴夫洛夫（Ivan Petrovich Pavlov，1849‒1936）：俄羅斯帝國生理學家、心理學家、醫師，以研究古典制約知名，1904 年獲諾貝爾獎。

——本書摘自《大腦不思議》，2022 年 12 月，方寸文創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我們認為我們已經解開了創造之謎。 也許我們應該為宇宙申請專利，並為每個人的存在收取版稅。

──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

專利是政府向聲稱首先發明某事物的個人、組織、或公司提供的特定的專有權。一旦獲得專利，該專利的持有者就可以在商業和非商業環境（包括研究）中禁止他人使用或收取使用費。在美國，1995 年 6月 8日或之後提交的實用專利的期限是從最早申請日起 20 年（台灣亦然）；2015年 5月 13日或之後提交的外觀設計專利（基於裝飾性，非功能性的專利），其期限則為自簽發之日起 15 年（台灣新型專利 10 年，設計專利 12 年）。

你的基因是別人的專利？

筆者以前一直對著作等身或專利齊頂的人佩服得很；但後來才發現，像筆者這種號稱「著有上百篇學術論文」可能只是拿來嚇嚇人而已──因為可能根本沒有人在讀、甚至可以花錢來刊登。¹ 同樣地，大部分的專利可能根本沒什麼創新或意義！例如 2012 年，蘋果電腦公司獲得了一項用於 iPhone上之有圓角的矩形外觀「產品形狀」專利（其標題為「便攜式顯示設備的裝飾設計」）。你佩服這創見發明嗎？或許不！

但在這裡讓我們來看一更讓人啼笑皆非的專利：有公司將你的某些基因專利了──你要先付權利金給該公司，才可以請醫生檢查「你的基因」（檢查費另計）！或許史蒂芬‧霍金前面那句「……為每個人的存在收取版稅」並不是開玩笑的？！

全世界第一個生物科技專利

話說〈胰島素與生技產業誕生的故事〉1974 年史丹佛大學的生化教授柯漢（Stanley Cohen）及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生化教授薄耶兒（Herbert Boyer）成功地完成重組 DNA（recombinant DNA）實驗：將青蛙的部份基因導入大腸菌的質體內，讓它隨細菌大量繁殖。

報紙上科幻小說似的報導引起創投家史瓦生（Robert Swanson）的興趣，說服他們於 1976年合創了全世界第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基因泰克」（Genentech）。

另一方面，這些報導也引起了史丹佛大學專利辦公室雷莫爾斯（Niels Reimers）的注意。像一般學者一樣，柯漢及薄耶兒兩人從來沒有想到這技術可以或值得申請專利，也沒想到可能有商業價值，但在雷莫爾斯的鼓舞下，他們終於半信半疑地在 1974 年冬天申請全世界第一個生物科技專利「生產生物功能分子嵌合體的方法」（Process for producing biologically functional molecular chimeras）。

這項申請基因克隆（clone，複製之意）專利的消息傳到其他科學家時，不少生物科學家感到非常憤怒。例如後來因為首先闡釋了「重組DNA」之可行性、而獲得 1980 年諾貝爾醫學獎的史丹佛大學生化教授柏格（Paul Berg）寫道：「聲稱擁有在所有可能的載體及生物體中，以各種可能的方式重組、克隆所有可能之 DNA 的技術之商業所有權是可疑的、冒昧的、和傲慢的。」

他也擔心專利會將用公共資金支付的生物研究產品私有化。 然而，對柯漢和薄耶兒來說，這一些反對的聲音似乎都很無聊，因為他們認為重組 DNA的專利只不過是一堆紙張，在辦公室之間轉來轉去而已，可能比用於印刷它的油墨都還不值錢。

被批准後，生物研究成為一場金錢遊戲

1980年 12月 2日，美國專利商標局批准了該專利。原則上，方法專利可以因限制重要技術的應用而扼殺創新，但史丹佛大學明智而漂亮地處理這個問題，因而沒有產生任何負面後果：基本上免費給學術研究團體使用，而對唯利是圖之公司所收取的權利金也甚微薄。

儘管如此，顯然出乎柯漢和薄耶兒意料之外，這項專利及其它兩項類似的專利竟為史丹佛大學帶來了 2.5億多美元的權利金²。加上「基因泰克」這一產學合作的巨大成功，完全改變了 1980 年代後傳統生物科學研究的面貌，學術和商業之關係從此以後發生了十年前難以想像的變化：生物研究已不再是一個默默無聞、孤獨的象牙塔工作，而是一場大金錢遊戲！隨著錢的出現，當然帶來了全新的思維方式與問題。

愈來愈多的專利之爭

1980 年春天，哈佛大學校長思考著在校內成立生物科技公司來商業化研究窒的實驗結果；可是如此一來，教授的昇等與聘請等等，應該以他的學術研究或是金錢貢獻來決定呢？最後終被教授們否決而作罷。

因此其兩位生物科技明星教授 Mark Ptashne 和 Tom Maniatis 只好於年底在校外成立一個稱為「基因學研究所」（Genetics Institute）的公司。基因學研究所與基因泰克幾乎同時發展出透過重組 DNA製造「組織纖溶酶原激活物」（tissue plasminogen activator，用於打破心髒病發作受害者的血栓）蛋白的技術，但前者認為這技術很「明顯」，不應該專利；因此當基因泰克於 1988 年獲得了專利權後，立即吃上官司！

1989 年，當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正準備投入有系統地定序整個人類 DNA（人類基因組計畫 Human Genome Project）時，該院一位尚名不見經傳的研究員文特爾（Craig Venter）卻採取快速的散彈方法，只定序製造蛋白質的核酸片段³；如果這段序列與 DNA 資料庫裡某一段相似，那麼那段 DNA很可能就是一個基因的所在地。1991 年 6 月，文特爾在「科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報告，描述了與 DNA 數據庫中具相似性的 337 個新基因之「暫時鑑定」；儘管文特爾幾乎都不知道這些基因的作用，院內官員還是鼓勵他申請專利；一年後，文特爾又在申請名單中增加了 2421 個序列。

從來沒有人申請過基因的專利！現在竟然有人連作用都還不清楚就要申請它們的專利！這惱火了一大堆科學家──包括當時擔任 NIH 國家人類基因組研究中心主任、發現 DNA 雙螺旋而獲得諾貝爾獎之華生（James Watson）。

在一次關於基因組計劃的國會聽證會上，華生強烈地爆發反對之聲：「幾乎任何一隻猴子都可能鑑定這樣的片段（基因）」。因線蟲細胞基因組研究而獲得2002年諾貝爾醫學獎的蘇爾斯頓爵士（John Sulston）也寫道：「專利⎯至少是我所相信的專利⎯旨在保護發明。 找到基因片段沒有任何發明，怎麼可以專利？」華生也向上級抗議，問曰：連功能都不知道，這些專利除了等著坐收將來別人發現的可能商業利益外，它們到底保護了什麼？抗議不旦無效，也播下了他隔年被迫辭職的一顆種子（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後來也改變其基因專利的立場）。

文特爾也因為受不了內部無止無休的爭論，而於 1992 年辭職，在外與 William Haseltine 成立了專做學術研究及商業化其成果的兩個公司。1993 年英國一大藥廠花了 1.25 億美元買了他的所有專利之商業化權利；1995 年，兩人的相片出現在 5 月 8 號的 《商業周刊》（BusinessWeek；亦作《彭博商業周刊》）封面：「基因王／這兩名聲稱擁有潛在的遺傳密碼金礦。他們能兌現嗎？」

乳癌基因也能申請專利？

Mary-Claire King 在獲得數學學士學位後，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攻讀統計博士學位時，卻因上了一遺傳學課程而轉攻遺傳學博士，開始做實驗生物學的研究。她分析了蛋白質編碼基因的 DNA 序列，發現人類和黑猩猩兩物種之間的進化距離非常小：99％的氨基酸序列是相同的。1975 年，「科學」以這一個發現作為 4 月 11 日那期的封面故事，使她一舉成名。

70 年代早期，當癌症研究主要還是集中在病毒或是外在因素時，King 卻固執地認為乳腺癌可能是由遺傳突變引起的！在花了  17 年，分析了 1500 多個乳腺癌家庭後，她終於找到了這個基因的所在地。 1990 年，King的實驗室在《科學》上發表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論文，確定了 17 號染色體上的乳腺癌基因 BRCA1 ⁴的位置，引發了一場揭發 BRCA1核酸序列的競賽。

但在這一競賽中，King卻不幸於 1994 年輸給了猶他大學之 Mark Skolnick 團隊（包括他於 1991 年所合創之 Myriad Genetics研究人員）。

1997 年，Myriad Genetics取得了關於測序 BRCA1基因、相關突變、和相關診斷測試的專利。鑑於公眾對乳腺癌的關注，Myriad 本認為他們的測試會受到激動的歡迎；沒想到因追求基因專利，Myriad 所受到的卻是科學和醫學界的巨大反彈！Myriad在乳腺癌基因檢測的專利壟斷且嚴重地阻礙了消費者尋求醫療意見與測試，因此反彈在 2009 年達到了高峰：「美國公民自由聯盟代表」（American Civil Liberty Union）於五月代表多方團體對 Myriad 及美國專利商標局提起訴訟，謂「這案例質疑授予個人個性的最基本要素之專利的合法性和合憲性。」

這案件一直上訴到美國最高法院。4 年後的 2013 年 6 月 13 日，美國最高法院終於以全票通過推翻這項基因的專利：「Myriad 沒有創造任何東西：雖然可以肯定地說它發現了一種重要且有用的基因，但將該基因與其周圍的遺傳物質分離並不是一種發明行為。」在裁決後的幾小時，立即有公司廣告低於美金千元──不到 Myriad 之1/3──的檢測費⁵。

最終判決：自然產物不具專利資格！

在美國最高法院裁決之前，已有超過 4,300 個人類基因獲得了專利。 最高法院的裁決使這些基因專利失效，讓它們可以重新回到研究室和普化商業基因檢測。King 在聽到這一勝訴後，興奮地謂「對於患者、醫生、科學家、和常識來說，這是一個了不起的結果。」

美國最高法院判決天然存在的 DNA 片段雖然被分離，但仍然是「自然產物」，因此不具專利資格；但法院同時也特別提到了一種稱為互補DNA（cDNA）之人工合成的基因 ³，因它不是「自然產物」，還是可以申請專利。

對基因專利的進一步深思

筆者可以了解為什麼學術研究人員需要申請專利：因為如果別人申請了，可能會導致其研究受到限制。

事實上，大約有 80％的 DNA 專利持有人均是大學和非營利組織。這些研究大部分都是政府用納稅人的錢資助的，因此他們大多不是非常認真的去保護他們的專利。學校取得的專利，既然是用納稅人的錢資助研究的成果，那便應該屬於整個社會的，任何營利公司都可以申請使用。

但如果只讓某一公司穫得獨家專利使用權，像 Myriad Genetics 一樣地壟斷市場及阻礙進一步的研發，這是否合理？如果這某一營利公司是專利教授在外面的公司，這是否造成「利益衝突」？又如果專利教授在外面又有自己的公司（像發現 BRCA序列之 Skolnick一樣），那麼專利歸誰⎯學校或是公司？….. 這些都是學術和大金錢遊戲互相勾結後所帶來的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註解

1. 現在（濫竽充數）期刊之多實在是難以想像！因此百篇學術論文已經不算什麼了（請參考「從陳震遠事件看學術界」⎯⎯見「我愛科學」）。至於只要花錢就可以發表論文，最近網絡上談得不少，筆者在「一手遮天的高科技大騙案：Theranos之興衰（三）」一文也提到。
2. 學校一般會將 40%的權利金給發明或發現專利的教授，40%給教授所屬之所系，其它作為專利部門的經費。早期（現在就不知道）的專利教授（例如發現胰島素之Frederick Banting，以及柯漢和薄耶兒），都將（大）部分權利金捐出來。
3. 基因透過信使 RNA（mRNA）製造蛋白質，因此可以由人體內所發現之信使 RNA，反向合成稱為「互補DNA」（complementary DNA，cDNA）的基因。互補 DNA與自然基因不同的是：前者沒有內含子（intron）。自然界中控制蛋白質合成的基因序列通常不是連續的，而是由許多以內含子分離之外顯子（exon）片段組成的。例如「我出生在桃園市」是指示製造胰島素的基因，但染色體內的基因序列卻是「我出生此可以在成的桃園市」：「我出生」、「在」、「桃園市」就是外顯子，「此可以」、「成的」則是內含子，「我出生在桃園市」就是互補 DNA。
4. 乳腺癌基因稱為 BRCA，為英文 Breast Cancer（有謂 Berkeley, CA）之縮寫，因後來又發現另一基因，故有 BRCA1 及 BRCA2 之分。BRCA 本身不會導致癌症，事實上它們可通過修復可能導致癌症的 DNA 斷裂來幫助預防它，因此它們實際上是一種腫瘤抑制基因。BRCA 基因的遺傳變異或突變有時會阻止它們的正常運作，而導致癌症。
5. 現在只要 250 元美金，但這並不代表每個人都需要檢測：雖然 BRCA 基因的變異可以通過家族傳播，增加患某些癌症的風險，但並不是每個繼承 BRCA 變體的人都會患上癌症；事實上大多數乳腺癌、卵巢癌、和前列腺癌病例都不是由遺傳性 BRCA 變異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