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想客觀，但臣妾做不到啊！——《誰是我？意識的哲學與科學》

在一個月黑風高、連單身狗都不願意叫的夜晚，某一個運氣很差的警察阿肥（化名），因為看到一輛汽車沒有開頭燈而試圖攔檢，但沒想到阿肥還來不及開口講話，車內的人就從車窗伸出手槍，阿肥當場身亡。阿肥的同事阿瘦連忙掏出手槍試圖攻擊汽車讓車子停下來，沒想到最後還是讓車子逃之夭夭了。之後警方循線找到嫌犯阿瑋（化名）、阿草（化名），以及幾個目擊證人：

阿瑋（清秀小鮮肉，年僅 16 歲）：我承認我在案發前一天偷了鄰居的車子和手槍，可是我剛好讓阿草（化名）搭便車，是他把我的手槍搶走、射殺阿肥的！

阿草（捲髮鬍子大叔，長得像七龍珠裡面的撒旦先生）：沒錯我當天的確有上車，但是我已經在案發的前三個小時我就下車了，所以人不是我殺的。

目擊證人阿義夫婦（化名）：那天我們剛好開車經過現場，雖然那個時候天色很晚了，但是我們都看得很清楚，搖下車窗的就是阿草，我記得他的鬍渣和深邃的臉孔。

推銷員阿杜（化名）： 我剛好也經過，那時候我看到車子裡面有兩個人，駕駛是留著鬍子長髮的。

這是 1976 年美國發生的一起警察被開槍射殺的真實故事[a]，想像你是法官，你會如何判決？當年這個案子，陪審團選擇相信阿草是殺人兇手（從目擊證人的證詞裡面看來我好像也會做出這個決定），使阿草被判了死刑還坐了 12 年的冤獄，而阿瑋後來犯下了另外一起謀殺案，並且強烈暗示他自己就是這個案子的兇手。

怎麼樣，你也嚇到嘴巴掉下來了嗎？有沒有覺得這種判決和景像似曾相識？我們當然相信那三個目擊證人並不是蓄意要陷害阿草的，但同時，我們的大腦其實並不是那麼靠譜的，例如：近期虐待兒童的案例頻傳，當你早上出門看到有一個精神恍惚、不修邊幅的「怪叔叔」在幼兒園附近徘徊，可能就會擔心他是否圖謀不軌。但還有一種可能是，他只是經過的街友而已（或者是剛下班要回家洗澡的設計師）。

熱議的國民法官議題

你可能會說我並不是 Always 運氣這麼好，我怎麼可能會隨時隨地就變成目擊證人，但在國民法官的草案通過之後，你的確有可能變成一日法官，你能確保自己眼睛所看到的資訊、開庭之前媒體所揭露的訊息（當然包括目擊證人的證詞）， 不會影響到你的判決嗎？

現在你只要符合特定的條件，就可以充任一日法官（按我詳細），有人說這是一個轉型正義的過程，有人大力支持，認為這是一種新的公民參與政治方式，但也有人說，這樣子一搞，會不會有罪的都被判無罪，無罪的都判有罪了呢？如果再加上前面你對於「目擊證人可能不靠譜」的理解，我們真的能夠相信國民法官的判決嗎？

但真正重要的並不是我們可能會產生什麼認知偏誤，而是當我們知道這些可能的陷阱，我們該如何避免它影響我們的決定。

下面，就是當你站到判決台上面的時候，可能會影響你決定的六大因素！

為何我們的大腦不靠譜？影響判決的 6 大因素

其實，不論你的角色為何，你都是某種程度上的目擊證人，尤其在發生重大社會案件之後（例如地下鐵隨機殺人案、媽媽嘴命案、幼稚園虐童案等等），媒體不斷地播放、大家拼老命的關注；各種訊息、採訪、各方的觀點、網路上面公知的評論，讓「客觀」這件事情變得相對更困難了。下面是幾個可能的陷阱：

選擇性注意力（selective attention）：

當人們感受到壓力越大的時候，對於細節的記憶越差。研究顯示，在高壓力的情況下目擊證人的記憶以及判斷可能會出現偏誤[2]、可能對於細節的記憶就會比較不清楚，例如嫌犯的證詞、案發當天現場的蛛絲馬跡等等。

社會抑制（Social inhibition）[3]：

還記得前面提到的壓力嗎？如果你是第一次開庭、審理的又是大家所關注的重大命案，幾百雙幾萬雙眼睛在看著你的決定，這個又是你做不熟悉的任務[b]，那麼你的表現會比較不好（相對於壓力小、一個人做決定時）。

內團體偏私（ingroup favoritism）：

研究顯示我們可能對和自己相像的人、或者是屬於同一個團體類別的人比較好[6]。例如，地方的媽媽可能會輕判弒夫案、有孩子的父親可能會重判虐童案、醫師和教師可能會偏袒和自己同樣職業的被告，而不會完全相信病人家屬或者是學生家長的說詞等等[c]。

盲視現象（Change Blindness）：

一個經典的研究要求參與實驗的人注意畫面當中傳球接球的次數，結果搞到最後實驗參與者都努力的在數到底傳了幾次球，而忽略了畫面當中曾經出現一隻巨大的猩猩玩偶（點我看影片） [8]；如果你在馬路上面被別人拿著地圖問路，然後你在地圖上面指點的過程當中，問路的人偷偷走掉、換成他的朋友，你通常也不會發現（再點我看影片）。這個算是前面談到的選擇性注意的「進階版」，當這個素人法官在開庭前就已經看過了一些相關的故事和新聞，那麼有可能他就會跟隨著「他所知道的故事」來去推理案情的發展、選擇自己相信的， 並且忽略細節。例如，如果他受到了媒體的影響覺得這次來審判案件是為了「伸張正義」，那很有可能就會不知不覺選擇性注意到犯人犯案的動機，而忽略了案發現場的細節。

技巧性的誤導：

我們除了有可能會受到「先見之明」（進入法庭之前的一些訊息）的影響之外，在法庭上面也可能受到在場的其他人口供的影響。一項經典的研究發現[d]，當實驗者巧妙地利用一些語言的訊息來誤導參與者時，他們的確有可能做出錯誤的記憶和決策，後續的研究也支持警方訊問的方式也可能改變目擊者的證詞[9]。

群眾的影響：

這裡的群眾指的是和他同場審理案件的法官或者是證人們。我們的決策很多時候會受到其他人所影響，例如，當目擊證人 A 指認嫌犯之後，發現目擊證人 B 也指認同一個嫌犯，那麼 A 的信心（confidence-accuracy ）就會提升；相反的如果其他人和 A 的想法不一樣，他的信心就會降低[10]。換言之，如果某個虐童案群情激憤社會壓力巨大，這場已經有 4 個法官都認為被告有罪的時候，就算你覺得事有蹊蹺案情不單純，你也不一定有信心提出不同的意見。

這 6 點看起來好像很威，但實際上法庭的決策會遇到的種種陷阱真的是講都講不完，就連偵訊錄影帶拍攝的角度都可能會有影響[e]。

陷阱背後的光明

我常常開玩笑地說，社會心理學經常在做的事情是「只負責解釋，不負責解決」，在我們知道了這麼多的偏誤，搞得好像像「找國民法官來一起加入判決，一定會受到個人因素以及被媒體未審先判的影響」一樣，而且還沒有提出解決方案。

但我覺得，事情有正就有反，儘管存在這上面這些陷阱，但美國陪審團的製度仍然繼續執行，勢必有它的一些優勢：

少數人的影響：

其實陪審團的研究當中發現，少數人的意見也有一些影響，雖然不像是電影[f]一樣會戲劇化的翻盤，但有可能會減輕或者是調整被告的判決[14]，尤其是意見堅定的少數人（minority influence）[15]。

團體極化的稀釋：

我們還要考慮到團體極化（group polarization）的效果──原本立場就很接近的一群人（例如一群都覺得被告有罪的職業法官），在討論之後可能會更極端（判罪判得更重）。 加入一群素人法官，或許能夠帶來不一樣的洞見。

雖然許多人會對於國民法官抱持著懷疑的態度，但我們也必須要考慮到儘管是訓練有素的職業法官，也很有可能會受到上述的偏誤所影響。此外，就算有研究指出「國民法官有40%受偏誤威脅」，但若沒有跟職業法官比較，我們依舊無法有意義地判斷國民法官是否算是可靠。總之，「正確的判決」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目前也很難真的判斷出國民法官對於判決實質的影響為何，不過也正因為這件事情如此困難，所以才有做的價值、才需要大家一起來努力。

在司法案正義的世界裡，每一步都非常不容易，但我也相信，當我們願意走入這個黑暗裡，或許可以發現，黑暗的背後就是光明。

致謝：本文特別感謝沃草公民學院主編朱家安的專業指正。

注解：

• [a]：本故事精簡整理自[1]，p.616。對這個案子有興趣的人，可以參考後來根據此案子被翻拍的影片《The Thin Blue Line》
• [b]：研究顯示，把一隻蟑螂放在簡單的迷宮裡面，旁邊如果圍一圈蟑螂觀看，他們爬到出口的時間會比自己一隻螂（沒有其他蟑螂觀看時）快，這個過程我們成果社會助長（Social facilitation）；但如果把迷宮換成比較困難的，那麼自己爬可能會比在大家面前爬還快到達出口，這個實驗在其他人類身上也得到了類似的效果，例如騎腳踏車、捲釣魚線軸的實驗[4]。研究者認為，那是因為其他人在場觀看的時候我們會出現生理激發的反應，這個生理激發會加強我們的「優勢反應」，換句話說如果你不擅長做這件事情你會變得更不擅長，如果你本來就是這個領域的專家，你就會變得更厲害[5]。
• [c]：為什麼我們會偏袒內團體的人呢？其中一種解釋是，當我們偏袒跟自己相似的人（或是同一個團體的人）的時候我們可以保護自己的自尊而感覺到有優越的感受[7]。
• [d]：這個複雜而經典的研究[11]是這樣做的：實驗者 Loftus 請來參加實驗的學生看 30 張幻燈片，其中一張照片是紅色的車子停在交通告示牌的前方。

  

  1. 有一半的學生那張告示牌上面寫的是「讓」（讓讓組，右圖）
  2. 另外一半的學生看到的告示牌上面寫的是 「停」（停停組，左圖）

  在看完 30 張照片之後，詢問這些學生一些關於車禍的問題（如下表所示）：

  a. 正常組：有一部分的學生聽到的車禍相關的問題，和圖片裡面的標誌一樣，例如讓讓組可能會聽到「當紅色汽車停在『讓』的標誌前面，另外一輛車有沒有超越他？」
  b. 誤導組：另外一部分的學生聽到的問題被實驗者刻意誤導，例如讓讓組可能會聽到「當紅色汽車停在『停』的標誌前面，另外一輛車有沒有超越他？」

  	1.讓讓組	2.停停組
  當紅色汽車停在『讓』的標誌前面，另外一輛車有沒有超越他？	A.正常組	B.誤導組
  當紅色汽車停在『停』的標誌前面，另外一輛車有沒有超越他？	B.誤導組	A.正常組

  接著，再秀出上面的圖片，讓他們判別是不是看過這張圖。結果正常組有 75% 的人答對（請注意，儘管在這樣的情況下還是會有四分之一的人答錯），誤導組只有 41％ 的人答對。

• [e]：研究顯示，被告的自白如果只有他的臉 ，比較容易被認為他是自願認罪的。而如果在拍攝被告自白的時候加入了偵訊的人（例如警察）的背影，就比較容易覺得他是受迫的 [12][13]。
• [f]：電影《十二怒漢》當中一個陪審員 Henry Fonda 超強的一個人坦 11 個，扭轉了判決結果，對這部影片有興趣的人可以參考這裡。

參考資料：

• [1] Aronson, E.、Wilson, T. D.、Akert, R. M.（2015）。Social Psychology（余伯泉、陳舜文、危芷芬與李茂興譯）（第8版）。台灣：揚智文化。
• [2]Deffenbacher, K. A., Bornstein, B. H., Penrod, S. D., & McGorty, E. K. (2004).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the effects of high stress on eyewitness memory. Law and Human Behavior, 28(6), 687.
• [3] Zajonc, R. B. (1965). Social facilitation. Science, 149(3681), 269-274.
• [4]Schmitt, B. H., Gilovich, T., Goore, N., & Joseph, L. (1986). Mere presence and social facilitation: One more tim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2(3), 242-248.
• [5]Zajonc, R. B. (1980). Feeling and thinking: Preferences need no inferenc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35(2), 151.
• [6]Mullen, B., Brown, R., & Smith, C. (1992). Ingroup bias as a function of salience, relevance, and status: An integr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2(2), 103-122.
• [7]Tajfel, H. (1982).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33(1), 1-39.
• [8]Simons, D. J., & Chabris, C. F. (1999). Gorillas in our midst: Sustained inattentional blindness for dynamic events. Perception, 28(9), 1059-1074.
• [9]Loftus, E. F. (1979). The malleability of human memory: Information introduced after we view an incident can transform memory. Am Sci, 67(3), 312-320.
• [10]Busey, T. A., Tunnicliff, J., Loftus, G. R., & Loftus, E. F. (2000). Accounts of the confidence-accuracy relation in recognition memory. 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7(1), 26-48.
• [11]Loftus, E. F., Miller, D. G., & Burns, H. J. (1978). Semantic integration of verbal information into a visual memor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learning and memory, 4(1), 19.
• [12]Cialdini, R. B.（2017）。鋪梗力──影響力教父最新研究與技術，在開口前就說服對方（劉怡女譯）。台灣：時報文化(Pre-Suasion: A Revolutionary Way to Influence and Persuade)。
• [13]Lassiter, G. D. (2010). Videotaped interrogations and confessions: What’s obvious in hindsight may not be in foresight. Law and Human Behavior, 34(1), 41-42.
• [14]Hastie, R., Penrod, S., & Pennington, N. (1983). Inside the jury: The Lawbook Exchange, Ltd.
• [15]Nemeth, C. J. (1986). Differential contributions of majority and minority influence. Psychological Review, 93(1), 23.

二○一三年十月，臺灣爆發了「棉籽油事件」，不肖廠商在食用油中加入不符合食品標示的棉籽油，從中牟取暴利，引起了社會一陣恐慌。依據相關的報導指出，不肖油商在許多不同的油品中，參雜比例不等的廉價棉籽油混充，如果這些加進去的棉籽油沒有經過良好精煉，導致油品中殘留棉酚這種成分，不僅危害身體健康，並極有可能導致男性精蟲短少而不孕。（因為這個事件，甚至有人推論過去臺灣的生育率偏低，應該與這樣的食品用油方式有關）

在棉籽油添加事件之前，二○○八年含有三聚氰胺的毒奶粉、二○○九年著名速食店業者的炸油含砷、二○一一年的市售飲料含有塑化劑、二○一二年美國牛肉瘦肉精（萊克多巴胺）、二○一三人工修飾澱粉（順丁烯二酸）、麵包人工香精等事件，幾乎每年都有重大的食品安全問題發生。人們在追求便利與速度的同時，卻也犧牲健康。

這麼多「日新月異」的食品添加劑，恐怕連食品科技的研究者都無法全然掌握，更何況在消費鏈最末端的一般民眾，根本無從判斷這些事物的真偽。面對生活中層出不窮的疑難雜症，「科學數據」、「科學研究」、「科學證明」等說詞，好像變成黑暗世界的一盞明燈，可以幫我們分辨真實與謊言。

科學研究的結果之所以獲得民眾的信賴，一方面當然是因為科學在近代的人類歷史中，向世人展現了它的巨大威力，另一方面也因為科學常常透過「數據化」的方式提供我們許多對於事物的「客觀判準」。

這種對於科學數據的「客觀性感覺」是許多民眾共有的，但是科學所提供的這些客觀信賴感，有沒有上限與條件呢？有沒有可能無限上綱地去使用呢？當媒體在報導科學新聞時，常會在這種科學信任感的任意擴張下，製造出一些關係錯置的謬誤。

 驚悚的「數據性民粹」

第一種關係錯置的謬誤，就是製造「數據性民粹」，對於科學研究的結果營造出一種「不符合生活經驗比例」的數據，放大關係，引發民眾的集體意識。

「數據」當然是支撐現代科學的一根大柱子，它不僅是一項基礎科學研究的重要工具，也是與日常活動息息相關的生活語言。人類過去因生活所需，發展出各種能夠精確描述事物的方法，並據此奠立各種度量衡的單位。例如，早期城市生活的型態，需要大量土地規畫、城市設計與房屋建築等工作，這時就需要精確估計建材的數量、形狀與大小，這些過程都倚賴精確的數據資料。等到城市成形後，市場交易的型態也從以物易物，演進到以各種精確度量為基礎的代幣制度，加上食衣住行等方面對於數據的運用，累積出人類對於數據的熟悉感及信任感。

在日常生活中，當我們遇見爭議或爭執時，最常要對方拿出「數據」來證明。好像只要能拿出一串長長的數據表格，就可以杜悠悠之口，我們很容易接受「數據」，認為它似乎就是「科學」與「真實」的保證。

相較之下，民眾比較不關心這些﹁數據﹂生產出來的過程及原理，忽略了數據可能被有心人操作、誤用、被拿來搪塞，甚至被媒體用來製造一些「數據性民粹」。

「數據性民粹」透過操作數據的比例尺，來誇大事件的效果，標準句型就是：「這個量相當於XXX的OOO倍」。例如，過去有學者分析一則題為「英學術期刊披露臺灣牡蠣致癌風險為美國標準五百倍」的報導，該新聞披露英國著名學術期刊指出，臺灣地區沿岸牡蠣中的重金屬及有機氯殺蟲劑，對於攝食者存在偏高的致癌風險，並且依序列出致癌風險最高的幾個地區。結果消息一出，造成許多地方的牡蠣滯銷，引發漁民強烈抗議。

從記者報導的內容來看，根據美國的安全標準，可接受的致癌風險為百萬分之一（0.000001），馬祖地區的致癌風險為百萬分之五百○九（0.000509），臺灣本島風險最高的則是臺西的百萬分之四百五十一（0.000451）。所以把兩個風險地區平均一下，再對照美國的標準，確實就像記者所提到的五百倍風險。

但是所謂「五百倍的風險」如果再換成生活中的語言又是什麼呢？就像科學家在原始研究報告中所提到「一個人一天吃一百三十九克牡蠣，連續吃三十年就會致癌」的狀況。（就算自己家裡賣蚵仔煎也不會這樣吃牡蠣吧！）雖然這是一種極微量的比例關係差異，但是看見這一則新聞標題，很難不會有兩種反應：第一，我們真是落後先進國家五百倍的二等公民；第二，如果今天仍去吃牡蠣，應該明天就會罹癌吧！

在一個非常微量的成分差距下，硬把這些小數點之後的數據差異換算成「倍數關係」來呈現，不能說是錯誤，但是必然放大了該事件的「驚悚效果」。這種效果是媒體的最愛，苦的卻是因牡蠣滯銷、生活陷入困頓的漁民。

就像塑化劑風暴來襲時，就有類似「連鎖茶飲『杯樂』塑毒超標百倍」的報導；瘦肉精爭議時就有「本土瘦肉精更毒兩千倍」的報導，一有食品安全問題，就一定伴隨著數據性民粹的報導。

除此之外，再例如：「熱水澡洗太久恐吸入致癌物多洗五分熱水澡致癌多五倍」。其實在這個報導的訪談脈絡中，受訪的醫師提到臺灣的自來水都以氯作為消毒劑，因此遇到水溫高時，最常見的副產物就是「三鹵甲烷」這種致癌物質，因此提醒大家，洗熱水澡不要洗太久，因為洗十分鐘熱水澡會比洗五分鐘，多吸入四至五倍的三鹵甲烷。

之後，自來水公司立即出來澄清，指出目前自來水中的含氯量約「○．二到一個百萬分之一」，是很微小、很微小的量，所以要大家不必擔心。從「吸入極微小致癌物的四到五倍」到「致癌多五倍」，即便硬說沒有數據轉述上的誤植，但是嚴重程度卻被放大許多。此消息一出，應該使許多人在洗澡時產生壓力，那麼要不要再算算看，洗澡過程中致癌和罹患憂鬱症的可能性誰高呢？

遇到重大食品安全或民生健康問題，類似誇大比例關係的報導，每每製造民眾的恐慌，再加上政黨對立的談話性節目所扮演的「恐慌放大站」角色，就會讓這些驚悚的數據強化民怨。

不是這些不良物質的毒性不多，也不是這些毒性物質不會對身體發生影響，而是如果我們倚賴的只是這種「數據性民粹」，很容易就變成政治操作上的工具。

當這一股怨懟的風頭過了，消費者對不肖業者的求償成功了嗎？撒毒五百倍的不肖業者受到五百倍或一千倍的懲罰了嗎？

每次新聞事件過後，這股透過「數據關係錯置」瞬間集氣的民粹，多像是洩氣的皮球，往往撐不起消費者長遠與理智的監督。

摘自PanSci 泛科學2014六月選書《別輕易相信！科學偽新聞》，時報出版。

科學界和科學傳播界似乎有這麼一種潛在的共識——瞭解科學，公眾便會支持科學。他們一再宣傳香煙或者肥胖的危害，希望能夠讓更多人有所行動。他們一再闡釋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希望能夠消除公眾的恐慌。他們一再論述氣候變化問題，希望民眾能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這便是在科學傳播中廣泛流行的 「缺陷模型」 （Deficit Model）——假設公眾對於科技的誤解與反對，源於他們缺乏科學知識、無法處理晦澀的科學概念。當他們瞭解科學後，自然就會像科學界自己一樣擁抱科學的觀點。

可是，調查發現，公眾對科學的瞭解程度和他們對於科學的態度，呈現出一種弔詭的趨勢——總體而言，公眾對科學的瞭解程度和對科學的正面態度有一定的相關性，但是具體到某些特定的科技產品，如核能和轉基因食品，知識和態度要麼沒有關聯，要麼就表現出負相關。還有的研究發現，對某些領域的認識程度和態度強度[註]相關，但不能預測態度是正面還是負面。

科學知識，究竟有多大的力量？傳播科學，到底有沒有用處呢？

[註] 態度強度（Attitude Strength），指態度具有堅持性和抵抗性的程度及其對信息加工過程和行為產生影響的程度。

無力的事實

誠然，「缺陷模型」符合直覺，然而，這一方法論有一個脆弱的前提——它假定傳播的對象都是一張嶄新的白紙，會不加選擇地接受得到的所有信息。但實際上，受眾常常篩選媒體中的信息。他們腦海中已經生根的經驗與觀點，他們對於自身的身份認同，就像濾鏡一樣為呈現給他們的內容增添效果，以維護自己已有的價值體系。譬如，在美國，氣候變化問題已經成為一個高度政治化的議題。一般而言，民主黨人或者自由主義（Liberalism）者，會更關心氣候變化問題， 並支持相關的環境政策；而共和黨人或者保守主義（Conservatism）者，不僅會反對應對氣候變化的相關舉動，甚至否認全球變暖現象的存在。

【左邊的兩幅圖表展示了從 2001 年到 2010 年，在美國民眾中相信全球變暖事實的人數變化趨勢。上圖是自由主義者（藍線）和保守主義者（紅線） 的對比，下圖是民主黨（藍線）和共和黨（紅線）的對比。來源：Andrew J. Hoffman，via Nature Climate Change】

在美利堅大學的傳播學者菲利普•索爾哈特（Phillip. Sol Hart）和俄亥俄州立大學的埃裡克•尼斯比特（Erik C. Nisbet）的一項研究中，240 名成年人閱讀了一則關於氣候變化的科學報導。報導中寫道，氣溫升高會促進蚊子和蜱蟲的繁殖，從而加劇西尼羅河熱和其他蟲媒傳染病的流行。這個知識理應讓受眾對全球變暖問題更加關切，但實際效果卻讓受眾發生了極化：民主黨人確實變得更加支持緩解氣候變暖的政策；但是共和黨人在看到這則消息後，反而產生了逆反效應，比對照組更不支持氣候變化的應對措施。

受眾熱愛生動而充滿情感的故事，而不是冷冰冰的分析與數據。荷蘭烏特勒支大學約翰•德•威特（John B. F. de Wit）和研究團隊共同發表的一項研究中，透過網站招募了118名男男性行為者，告訴他們性交讓他們容易感染乙型肝炎病毒，注射疫苗是唯一有效的預防手段。接下來，研究者採用了兩種不同的說服方式。第一種客觀闡釋，通過流行病學數據，論證男男性行為有很高的感染風險。第二種則讓一個感染者現身說法， 講述了自己因性行為感染病毒的經歷。也許在科學工作者看來，孤立不證，第二種方式中的個例恐怕並沒有說服力。然而偏偏是這樣的論述比客觀的數據更能讓這些被招募來的人意識到風險的存在，並產生接種乙肝病毒疫苗的想法。

受眾常常根據親身經驗形成自己的判斷，儘管這種個體經驗，可能在科學上並不嚴謹。在一項研究中，紐約大學政治學家帕特里克·伊根（Patrick J. Egan）和天普大學梅根·穆林（Megan Mullin），分析了美國民眾對於全球變暖的態度和民眾所在地氣溫的關係。他們發現，調查前一段時間的氣溫，較平時異常升高，會增加他們對於全球變暖這一現象的信念。來自公共醫學的研究同樣證實了個體經驗對於人們的科學行為的影響。在決策是否接種流感疫苗時，之前是否經歷過流感病狀，是否接觸過相關疫苗，是否有熟人接種過相關疫苗，都是重要的預測指標。

我不必舉更多的研究來說明這一現象——在形成自己的觀點與態度時，公眾並不會乖乖地從事實出發。他們在認知上太懶惰，在維護既有觀點時太頑固。在情感的鼓動、個體的經驗、價值觀的博弈面前，理智的分析似乎只是一個無力的下下之策。科學傳播工作者希望提供給公眾準確、客觀的科學信息，幫助他們理性地決策。然而，完全理性的公民，只存在於學者烏托邦的幻想之中。

可趁之機

值得慶幸的是，公眾在認知上的缺陷，又給科學與環境傳播者一些「可趁之機」。正因為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 「缺陷模型」在增進公眾對科學的理解與支持方面成效有限，傳播學者在反思之餘，也在提出新的解決方法，希望可以繞過知識層面，直接作用於人的態度甚至行為。

針對價值觀來傳達信息

正如我在之前提到的，保守主義似乎與全球變暖格格不入。相比於自由主義者，保守主義者有更高的「系統公正化」（System Justification）傾向。他們更願意認為現有的社會系統是合理的、公正的，更想要維護它，而不是讓它發生改變。保守主義者也有更高的國家認同感，為自己的國家辯護。而氣候變化的應對措施和其他環境友好政策，通常需要對現有的經濟、社會體製做出改革，因而常常會遭到保守主義者的反對。

不過，紐約大學伊琳娜•費吉納（Irina Feygina）和她的合作者發表的一項實驗發現，可以利用保守主義者「因循守舊」的價值觀，來促進他們做出環境友好的行為。實驗把保護環境詮釋為一種維繫美國的生活方式，保護國家自然資源的愛國舉動。這樣一種解釋方式自然能贏得保守主義者的人心，於是他們系統公正化對環境的負面影響就消除了。

利用情感來傳播

恐懼、憤怒、羞恥、內疚……這些蘊藏在我們原始大腦中的情感，似乎比理智的分析更具有力量。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醫療政策學者麗薩•高德曼（Lisa K. Goldman）和斯坦頓•格蘭茲（Stanton A. Glantz），分析了各類型戒煙廣告的效果。他們得出結論，無論是呈現煙草對健康短期或長期的危害，或是強調吸煙的成癮性，在減少香煙使用量上都沒有多大成效。相反，一種指控煙草產業的宣傳手段，反而比宣傳健康知識有效。這種策略告訴人們，煙草公司利用具有欺騙性、操控性的手段誘騙人們上當，讓他們成癮，從而達到盈利的目的。

這便是利用了情感的力量。對於成人來說，很多煙民雖然已經意識到了煙草對自己和他人的危害，卻無法戒除，只能感到沮喪甚至內疚；這種宣傳手段將他們內心的無力感，轉換為對煙草行業的憤怒。而對於青少年來說，吸煙本來帶著叛逆情緒，是為了抵抗社會規範和父母的約束；而這種宣傳手段讓他們意識到煙草行業的「陰謀」，從而促使其努力擺脫煙草公司的控制，爭取行為上的獨立。

用行為影響態度

我們常常以為是態度決定了行為。但社會心理學早就證實——行為也可以影響態度。如果把某一種價值觀念轉換為社會規範，潛移默化地影響公眾的行為，等到公眾親身參與到其中之後，他們的態度自然會「跟上」他們的行為。芝加哥大學的行為學家諾亞•戈爾茨坦（Noah J. Goldstein）等人曾經做過這麼一個實驗，他們選擇了一家酒店，在毛巾架上擺上卡片，鼓勵房客重複使用毛巾。第一種情形下，卡片告訴人們，重複使用毛巾可以保護環境。而在第二種情形下，卡片寫道，75%的房客都參與了這項通過重複使用毛巾保護環境的能源節約項目，這種標語，讓毛巾的重複使用率顯著提升。這種情形悄然中樹立了社會規範，無形中有一種約束的力量，讓人不得不遵守。

必須認識到，受眾並非一張白紙，可以由傳播者任意塗抹。社會中的每一個個體，都有自己獨一無二的既有知識、成長經歷、價值取向和思維模式。他們篩選、解讀媒體中信息的方式也千差萬別。正因為這樣，科學傳播者的工作才顯得艱巨甚至悲壯。在充滿既有觀點，甚至是敵意的受眾中傳播科學事實，需要極大的耐心和技巧。然而，倘若繞過知識，「操控」公眾的想法，又會陷入倫理上的質疑。

是秉承傳播事實的準則，希冀科學最終能有滴水穿石的力量，影響公眾的既有態度；還是選擇靈活變通，在必要時用一些技巧和手段推廣科學的觀點？ 這仍然是一個值得不斷探索的問題。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如果不讓信息暢通無阻地在政府、公眾和學界之間流通，不讓媒體健康地履行它本應承擔的社會角色，只會導致雙輸局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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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自科學松鼠會，作者Lithium。本文首發於果殼網「科技評論」主題站《瞭解科學，就會支持科學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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