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想客觀，但臣妾做不到啊！——《誰是我？意識的哲學與科學》

本文由 建研所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當你走進一棟建築，是否能感受到它對環境的友善？或許不是每個人都意識到，但現今建築不只提供我們居住和工作的空間，更是肩負著重要的永續節能責任。

綠建築標準的誕生，正是為了應對全球氣候變遷與資源匱乏問題，確保建築設計能夠減少資源浪費、降低污染，同時提升我們的生活品質。然而，要成為綠建築並非易事，每一棟建築都需要通過層層關卡，才能獲得標章認證。

為推動環保永續的建築環境，政府自 1999 年起便陸續著手推動「綠建築標章」、「智慧建築標章」以及「綠建材標章」的相關政策。這些標章的設立，旨在透過標準化的建築評估系統，鼓勵建築設計融入生態友善、能源高效及健康安全的原則。並且政府在政策推動時，為鼓勵業界在規劃設計階段即導入綠建築手法，自 2003 年特別辦理優良綠建築作品評選活動。截至 2024 年為止，已有 130 件優良綠建築、31 件優良智慧建築得獎作品，涵蓋學校、醫療機構、公共住宅等各類型建築，不僅提升建築物的整體性能，也彰顯了政府對綠色、智慧建築的重視。

說這麼多，你可能還不明白建築要變「綠」、變「聰明」的過程，要經歷哪些標準與挑戰？

綠建築標章	智慧建築標章	綠建材標章

第一招：依循 EEWH 標準，打造綠建築典範

環境友善和高效率運用資源，是綠建築（green building）的核心理念，但這樣的概念不僅限於外觀或用材這麼簡單，而是涵蓋建築物的整個生命週期，也就是包括規劃、設計、施工、營運和維護階段在內，都要貼合綠建築的價值。

關於綠建築的標準，讓我們先回到 1990 年，當時英國建築研究機構（BRE）首次發布有關「建築研究發展環境評估工具（Building Research Establishment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Method，BREEAM®）」，是世界上第一個建築永續評估方法。美國則在綠建築委員會成立後，於 1998 年推出「能源與環境設計領導認證」（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LEED）這套評估系統，加速推動了全球綠建築行動。

臺灣在綠建築的制訂上不落人後。由於臺灣地處亞熱帶，氣溫高，濕度也高，得要有一套我們自己的評分規則——臺灣綠建築評估系統「EEWH」應運而生，四個英文字母分別為 Ecology（生態）、Energy saving（節能）、Waste reduction（減廢）以及 Health（健康），分成「合格、銅、銀、黃金和鑽石」共五個等級，設有九大評估指標。

我們就以「台江國家公園」為例，看它如何躍過一道道指標，成為「鑽石級」綠建築的國家公園！

位於臺南市四草大橋旁的「台江國家公園」是臺灣第8座國家公園，也是臺灣唯一的濕地型的國家公園。同時，還是南部行政機關第一座鑽石級的綠建築，其外觀採白色系列，從高空俯瞰，就像在一座小島上座落了許多白色建築群的聚落；從地面看則有臺南鹽山的意象。

因其地形與地理位置的特殊，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則成了台江國家公園的首要考量。園區利用既有的魚塭結構，設計自然護岸，保留基地既有的雜木林和灌木草原，並種植原生與誘鳥誘蟲等多樣性植物，採用複層雜生混種綠化。以石籠作為擋土護坡與卵石回填增加了多孔隙，不僅強化了環境的保護力，也提供多樣的生物棲息環境，使這裡成為動植物共生的美好棲地。

第二招：想成綠建築，必用綠建材

要成為一幢優秀好棒棒的綠建築，使用在原料取得、產品製造、應用過程和使用後的再生利用循環中，對地球環境負荷最小、對人類身體健康無害的「綠建材」非常重要。

這種建材最早是在 1988 年國際材料科學研究會上被提出，一路到今日，國際間對此一概念的共識主要包括再使用（reuse）、再循環（recycle）、廢棄物減量（reduce）和低污染（low emission materials）等特性，從而減少化學合成材料產生的生態負荷和能源消耗。同時，使用自然材料與低 VOC（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建材，亦可避免對人體產生危害。

在綠建築標章後，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也於 2004 年 7 月正式推行綠建材標章制度，以建材生命週期為主軸，提出「健康、生態、高性能、再生」四大方向。舉例來說，為確保室內環境品質，建材必須符合低逸散、低污染、低臭氣等條件；為了防溫室效應的影響，須使用本土材料以節省資源和能源；使用高性能與再生建材，不僅要經久耐用、具高度隔熱和防音等特性，也強調材料本身的再利用性。

在台江國家公園內，綠建材的應用是其獲得 EEWH 認證的重要部分。其不僅在設計結構上體現了生態理念，更在材料選擇上延續了對環境的關懷。園區步道以當地的蚵殼磚鋪設，並利用蚵殼作為建築格柵的填充材料，為鳥類和小生物營造棲息空間，讓「蚵殼磚」不再只是建材，而是與自然共生的橋樑。園區的內部裝修選用礦纖維天花板、矽酸鈣板、企口鋁板等符合綠建材標準的系統天花。牆面則粉刷乳膠漆，整體綠建材使用率為 52.8%。

在日常節能方面，台江國家公園也做了相當細緻的設計。例如，引入樓板下的水面蒸散低溫外氣，屋頂下設置通風空氣層，高處設置排風窗讓熱空氣迅速排出，廊道還配備自動控制的微噴霧系統來降溫。屋頂採用蚵殼與漂流木創造生態棲地，創造空氣層及通風窗引入水面低溫外企，如此一來就能改善事內外氣溫及熱空氣的通風對流，不僅提升了隔熱效果，減少空調需求，讓建築如同「與海共舞」，在減廢與健康方面皆表現優異，展示出綠建築在地化的無限可能。

在綠建材的部分，另外補充獲選為 2023 年優良綠建築的臺南市立九份子國民中小學新建工程，其採用生產過程中二氧化碳排放量較低的建材，比方提高高爐水泥（具高強度、耐久、緻密等特性，重點是發熱量低）的量，並使用能提高混凝土晚期抗壓性、降低混凝土成本與建物碳足跡的「爐石粉」，還用再生透水磚做人行道鋪面。

同樣入選 2023 年綠建築的還有雲林豐泰文教基金會的綠園區，首先，他們捨棄金屬建材，讓高爐水泥使用率達 100%。別具心意的是，他們也將施工開挖的土方做回填，將有高地差的荒地恢復成平坦綠地，本來還有點「工業風」的房舍告別荒蕪，無痛轉綠。

等等，這樣看來建築夠不夠綠的命運，似乎在建材選擇跟設計環節就決定了，是這樣嗎？當然不是，建築是活的，需要持續管理–有智慧的管理。

第三招：智慧管理與科技應用

我們對生態的友善性與資源運用的效率，除了從建築設計與建材的使用等角度介入，也須適度融入「智慧建築」（intelligent buildings）的概念，即運用資通訊科技來提升建築物效能、舒適度與安全性，使空間更人性化。像是透過建築物佈建感測器，用於蒐集環境資料和使用行為，並作為空調、照明等設備、設施運轉操作之重要參考。

為了推動建築與資通訊產業的整合，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於 2004 年建立了「智慧建築標章」制度，為消費者提供判斷建築物是否善用資通訊感知技術的標準。評估指標經多次修訂，目前是以「基礎設施、維運管理、安全防災、節能管理、健康舒適、智慧創新」等六大項指標作為評估基準。
以節能管理指標為例，為了掌握建築物生命週期中的能耗，需透過系統設備和技術的主動控制來達成低耗與節能的目標，評估重點包含設備效率、節能技術和能源管理三大面向。在健康舒適方面，則在空間整體環境、光環境、溫熱環境、空氣品質、水資源等物理環境，以及健康管理系統和便利服務上進行評估。

樹林藝文綜合大樓在設計與施工過程中，充分展現智慧建築應用綜合佈線、資訊通信、系統整合、設施管理、安全防災、節能管理、健康舒適及智慧創新 8 大指標先進技術，來達成兼顧環保和永續發展的理念，也是利用建築資訊模型（BIM）技術打造的指標性建築，受到國際矚目。

在興建階段，為了保留基地內 4 棵原有老樹，團隊透過測量儀器對老樹外觀進行精細掃描，並將大小等比例匯入 BIM 模型中，讓建築師能清晰掌握樹木與建築物之間的距離，確保施工過程不影響樹木健康。此外，在大樓啟用後，BIM 技術被運用於「電子維護管理系統」，透過 3D 建築資訊模型，提供大樓內設備位置及履歷資料的即時讀取。系統可進行設備的監測和維護，包括保養計畫、異常修繕及耗材管理，讓整棟大樓的全生命週期狀況都能得到妥善管理。

智慧建築導入 BIM 技術的應用，從建造設計擴展至施工和日常管理，使建築生命周期的管理更加智慧化。以 FM 系統 ( Facility Management，簡稱 FM ) 為例，該系統可在雲端進行遠端控制，根據會議室的使用時段靈活調節空調風門，會議期間開啟通往會議室的風門以加強換氣，而非使用時段則可根據二氧化碳濃度調整外氣空調箱的運轉頻率，保持低頻運作，實現節能效果。透過智慧管理提升了節能效益、建築物的維護效率和公共安全管理。

總結

綠建築、綠建材與智慧建築這三大標章共同構建了邁向淨零碳排、居住健康和環境永續的基礎。綠建築標章強調設計與施工的生態友善與節能表現，從源頭減少碳足跡；綠建材標章則確保建材從生產到廢棄的全生命週期中對環境影響最小，並保障居民的健康；智慧建築標章運用科技應用，實現能源的高效管理和室內環境的精準調控，增強了居住的舒適性與安全性。這些標章的綜合應用，讓建築不僅是滿足基本居住需求，更成為實現淨零、促進健康和支持永續的具體實踐。

在一個月黑風高、連單身狗都不願意叫的夜晚，某一個運氣很差的警察阿肥（化名），因為看到一輛汽車沒有開頭燈而試圖攔檢，但沒想到阿肥還來不及開口講話，車內的人就從車窗伸出手槍，阿肥當場身亡。阿肥的同事阿瘦連忙掏出手槍試圖攻擊汽車讓車子停下來，沒想到最後還是讓車子逃之夭夭了。之後警方循線找到嫌犯阿瑋（化名）、阿草（化名），以及幾個目擊證人：

阿瑋（清秀小鮮肉，年僅 16 歲）：我承認我在案發前一天偷了鄰居的車子和手槍，可是我剛好讓阿草（化名）搭便車，是他把我的手槍搶走、射殺阿肥的！

阿草（捲髮鬍子大叔，長得像七龍珠裡面的撒旦先生）：沒錯我當天的確有上車，但是我已經在案發的前三個小時我就下車了，所以人不是我殺的。

目擊證人阿義夫婦（化名）：那天我們剛好開車經過現場，雖然那個時候天色很晚了，但是我們都看得很清楚，搖下車窗的就是阿草，我記得他的鬍渣和深邃的臉孔。

推銷員阿杜（化名）： 我剛好也經過，那時候我看到車子裡面有兩個人，駕駛是留著鬍子長髮的。

這是 1976 年美國發生的一起警察被開槍射殺的真實故事[a]，想像你是法官，你會如何判決？當年這個案子，陪審團選擇相信阿草是殺人兇手（從目擊證人的證詞裡面看來我好像也會做出這個決定），使阿草被判了死刑還坐了 12 年的冤獄，而阿瑋後來犯下了另外一起謀殺案，並且強烈暗示他自己就是這個案子的兇手。

怎麼樣，你也嚇到嘴巴掉下來了嗎？有沒有覺得這種判決和景像似曾相識？我們當然相信那三個目擊證人並不是蓄意要陷害阿草的，但同時，我們的大腦其實並不是那麼靠譜的，例如：近期虐待兒童的案例頻傳，當你早上出門看到有一個精神恍惚、不修邊幅的「怪叔叔」在幼兒園附近徘徊，可能就會擔心他是否圖謀不軌。但還有一種可能是，他只是經過的街友而已（或者是剛下班要回家洗澡的設計師）。

熱議的國民法官議題

你可能會說我並不是 Always 運氣這麼好，我怎麼可能會隨時隨地就變成目擊證人，但在國民法官的草案通過之後，你的確有可能變成一日法官，你能確保自己眼睛所看到的資訊、開庭之前媒體所揭露的訊息（當然包括目擊證人的證詞）， 不會影響到你的判決嗎？

現在你只要符合特定的條件，就可以充任一日法官（按我詳細），有人說這是一個轉型正義的過程，有人大力支持，認為這是一種新的公民參與政治方式，但也有人說，這樣子一搞，會不會有罪的都被判無罪，無罪的都判有罪了呢？如果再加上前面你對於「目擊證人可能不靠譜」的理解，我們真的能夠相信國民法官的判決嗎？

但真正重要的並不是我們可能會產生什麼認知偏誤，而是當我們知道這些可能的陷阱，我們該如何避免它影響我們的決定。

下面，就是當你站到判決台上面的時候，可能會影響你決定的六大因素！

為何我們的大腦不靠譜？影響判決的 6 大因素

其實，不論你的角色為何，你都是某種程度上的目擊證人，尤其在發生重大社會案件之後（例如地下鐵隨機殺人案、媽媽嘴命案、幼稚園虐童案等等），媒體不斷地播放、大家拼老命的關注；各種訊息、採訪、各方的觀點、網路上面公知的評論，讓「客觀」這件事情變得相對更困難了。下面是幾個可能的陷阱：

選擇性注意力（selective attention）：

當人們感受到壓力越大的時候，對於細節的記憶越差。研究顯示，在高壓力的情況下目擊證人的記憶以及判斷可能會出現偏誤[2]、可能對於細節的記憶就會比較不清楚，例如嫌犯的證詞、案發當天現場的蛛絲馬跡等等。

社會抑制（Social inhibition）[3]：

還記得前面提到的壓力嗎？如果你是第一次開庭、審理的又是大家所關注的重大命案，幾百雙幾萬雙眼睛在看著你的決定，這個又是你做不熟悉的任務[b]，那麼你的表現會比較不好（相對於壓力小、一個人做決定時）。

內團體偏私（ingroup favoritism）：

研究顯示我們可能對和自己相像的人、或者是屬於同一個團體類別的人比較好[6]。例如，地方的媽媽可能會輕判弒夫案、有孩子的父親可能會重判虐童案、醫師和教師可能會偏袒和自己同樣職業的被告，而不會完全相信病人家屬或者是學生家長的說詞等等[c]。

盲視現象（Change Blindness）：

一個經典的研究要求參與實驗的人注意畫面當中傳球接球的次數，結果搞到最後實驗參與者都努力的在數到底傳了幾次球，而忽略了畫面當中曾經出現一隻巨大的猩猩玩偶（點我看影片） [8]；如果你在馬路上面被別人拿著地圖問路，然後你在地圖上面指點的過程當中，問路的人偷偷走掉、換成他的朋友，你通常也不會發現（再點我看影片）。這個算是前面談到的選擇性注意的「進階版」，當這個素人法官在開庭前就已經看過了一些相關的故事和新聞，那麼有可能他就會跟隨著「他所知道的故事」來去推理案情的發展、選擇自己相信的， 並且忽略細節。例如，如果他受到了媒體的影響覺得這次來審判案件是為了「伸張正義」，那很有可能就會不知不覺選擇性注意到犯人犯案的動機，而忽略了案發現場的細節。

技巧性的誤導：

我們除了有可能會受到「先見之明」（進入法庭之前的一些訊息）的影響之外，在法庭上面也可能受到在場的其他人口供的影響。一項經典的研究發現[d]，當實驗者巧妙地利用一些語言的訊息來誤導參與者時，他們的確有可能做出錯誤的記憶和決策，後續的研究也支持警方訊問的方式也可能改變目擊者的證詞[9]。

群眾的影響：

這裡的群眾指的是和他同場審理案件的法官或者是證人們。我們的決策很多時候會受到其他人所影響，例如，當目擊證人 A 指認嫌犯之後，發現目擊證人 B 也指認同一個嫌犯，那麼 A 的信心（confidence-accuracy ）就會提升；相反的如果其他人和 A 的想法不一樣，他的信心就會降低[10]。換言之，如果某個虐童案群情激憤社會壓力巨大，這場已經有 4 個法官都認為被告有罪的時候，就算你覺得事有蹊蹺案情不單純，你也不一定有信心提出不同的意見。

這 6 點看起來好像很威，但實際上法庭的決策會遇到的種種陷阱真的是講都講不完，就連偵訊錄影帶拍攝的角度都可能會有影響[e]。

陷阱背後的光明

我常常開玩笑地說，社會心理學經常在做的事情是「只負責解釋，不負責解決」，在我們知道了這麼多的偏誤，搞得好像像「找國民法官來一起加入判決，一定會受到個人因素以及被媒體未審先判的影響」一樣，而且還沒有提出解決方案。

但我覺得，事情有正就有反，儘管存在這上面這些陷阱，但美國陪審團的製度仍然繼續執行，勢必有它的一些優勢：

少數人的影響：

其實陪審團的研究當中發現，少數人的意見也有一些影響，雖然不像是電影[f]一樣會戲劇化的翻盤，但有可能會減輕或者是調整被告的判決[14]，尤其是意見堅定的少數人（minority influence）[15]。

團體極化的稀釋：

我們還要考慮到團體極化（group polarization）的效果──原本立場就很接近的一群人（例如一群都覺得被告有罪的職業法官），在討論之後可能會更極端（判罪判得更重）。 加入一群素人法官，或許能夠帶來不一樣的洞見。

雖然許多人會對於國民法官抱持著懷疑的態度，但我們也必須要考慮到儘管是訓練有素的職業法官，也很有可能會受到上述的偏誤所影響。此外，就算有研究指出「國民法官有40%受偏誤威脅」，但若沒有跟職業法官比較，我們依舊無法有意義地判斷國民法官是否算是可靠。總之，「正確的判決」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目前也很難真的判斷出國民法官對於判決實質的影響為何，不過也正因為這件事情如此困難，所以才有做的價值、才需要大家一起來努力。

在司法案正義的世界裡，每一步都非常不容易，但我也相信，當我們願意走入這個黑暗裡，或許可以發現，黑暗的背後就是光明。

致謝：本文特別感謝沃草公民學院主編朱家安的專業指正。

注解：

• [a]：本故事精簡整理自[1]，p.616。對這個案子有興趣的人，可以參考後來根據此案子被翻拍的影片《The Thin Blue Line》
• [b]：研究顯示，把一隻蟑螂放在簡單的迷宮裡面，旁邊如果圍一圈蟑螂觀看，他們爬到出口的時間會比自己一隻螂（沒有其他蟑螂觀看時）快，這個過程我們成果社會助長（Social facilitation）；但如果把迷宮換成比較困難的，那麼自己爬可能會比在大家面前爬還快到達出口，這個實驗在其他人類身上也得到了類似的效果，例如騎腳踏車、捲釣魚線軸的實驗[4]。研究者認為，那是因為其他人在場觀看的時候我們會出現生理激發的反應，這個生理激發會加強我們的「優勢反應」，換句話說如果你不擅長做這件事情你會變得更不擅長，如果你本來就是這個領域的專家，你就會變得更厲害[5]。
• [c]：為什麼我們會偏袒內團體的人呢？其中一種解釋是，當我們偏袒跟自己相似的人（或是同一個團體的人）的時候我們可以保護自己的自尊而感覺到有優越的感受[7]。
• [d]：這個複雜而經典的研究[11]是這樣做的：實驗者 Loftus 請來參加實驗的學生看 30 張幻燈片，其中一張照片是紅色的車子停在交通告示牌的前方。

  

  1. 有一半的學生那張告示牌上面寫的是「讓」（讓讓組，右圖）
  2. 另外一半的學生看到的告示牌上面寫的是 「停」（停停組，左圖）

  在看完 30 張照片之後，詢問這些學生一些關於車禍的問題（如下表所示）：

  a. 正常組：有一部分的學生聽到的車禍相關的問題，和圖片裡面的標誌一樣，例如讓讓組可能會聽到「當紅色汽車停在『讓』的標誌前面，另外一輛車有沒有超越他？」
  b. 誤導組：另外一部分的學生聽到的問題被實驗者刻意誤導，例如讓讓組可能會聽到「當紅色汽車停在『停』的標誌前面，另外一輛車有沒有超越他？」

  	1.讓讓組	2.停停組
  當紅色汽車停在『讓』的標誌前面，另外一輛車有沒有超越他？	A.正常組	B.誤導組
  當紅色汽車停在『停』的標誌前面，另外一輛車有沒有超越他？	B.誤導組	A.正常組

  接著，再秀出上面的圖片，讓他們判別是不是看過這張圖。結果正常組有 75% 的人答對（請注意，儘管在這樣的情況下還是會有四分之一的人答錯），誤導組只有 41％ 的人答對。

• [e]：研究顯示，被告的自白如果只有他的臉 ，比較容易被認為他是自願認罪的。而如果在拍攝被告自白的時候加入了偵訊的人（例如警察）的背影，就比較容易覺得他是受迫的 [12][13]。
• [f]：電影《十二怒漢》當中一個陪審員 Henry Fonda 超強的一個人坦 11 個，扭轉了判決結果，對這部影片有興趣的人可以參考這裡。

參考資料：

• [1] Aronson, E.、Wilson, T. D.、Akert, R. M.（2015）。Social Psychology（余伯泉、陳舜文、危芷芬與李茂興譯）（第8版）。台灣：揚智文化。
• [2]Deffenbacher, K. A., Bornstein, B. H., Penrod, S. D., & McGorty, E. K. (2004).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the effects of high stress on eyewitness memory. Law and Human Behavior, 28(6), 687.
• [3] Zajonc, R. B. (1965). Social facilitation. Science, 149(3681), 269-274.
• [4]Schmitt, B. H., Gilovich, T., Goore, N., & Joseph, L. (1986). Mere presence and social facilitation: One more tim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2(3), 242-248.
• [5]Zajonc, R. B. (1980). Feeling and thinking: Preferences need no inferenc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35(2), 151.
• [6]Mullen, B., Brown, R., & Smith, C. (1992). Ingroup bias as a function of salience, relevance, and status: An integr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2(2), 103-122.
• [7]Tajfel, H. (1982).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33(1), 1-39.
• [8]Simons, D. J., & Chabris, C. F. (1999). Gorillas in our midst: Sustained inattentional blindness for dynamic events. Perception, 28(9), 1059-1074.
• [9]Loftus, E. F. (1979). The malleability of human memory: Information introduced after we view an incident can transform memory. Am Sci, 67(3), 312-320.
• [10]Busey, T. A., Tunnicliff, J., Loftus, G. R., & Loftus, E. F. (2000). Accounts of the confidence-accuracy relation in recognition memory. 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7(1), 26-48.
• [11]Loftus, E. F., Miller, D. G., & Burns, H. J. (1978). Semantic integration of verbal information into a visual memor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learning and memory, 4(1), 19.
• [12]Cialdini, R. B.（2017）。鋪梗力──影響力教父最新研究與技術，在開口前就說服對方（劉怡女譯）。台灣：時報文化(Pre-Suasion: A Revolutionary Way to Influence and Persuade)。
• [13]Lassiter, G. D. (2010). Videotaped interrogations and confessions: What’s obvious in hindsight may not be in foresight. Law and Human Behavior, 34(1), 41-42.
• [14]Hastie, R., Penrod, S., & Pennington, N. (1983). Inside the jury: The Lawbook Exchange, Ltd.
• [15]Nemeth, C. J. (1986). Differential contributions of majority and minority influence. Psychological Review, 93(1), 23.

二○一三年十月，臺灣爆發了「棉籽油事件」，不肖廠商在食用油中加入不符合食品標示的棉籽油，從中牟取暴利，引起了社會一陣恐慌。依據相關的報導指出，不肖油商在許多不同的油品中，參雜比例不等的廉價棉籽油混充，如果這些加進去的棉籽油沒有經過良好精煉，導致油品中殘留棉酚這種成分，不僅危害身體健康，並極有可能導致男性精蟲短少而不孕。（因為這個事件，甚至有人推論過去臺灣的生育率偏低，應該與這樣的食品用油方式有關）

在棉籽油添加事件之前，二○○八年含有三聚氰胺的毒奶粉、二○○九年著名速食店業者的炸油含砷、二○一一年的市售飲料含有塑化劑、二○一二年美國牛肉瘦肉精（萊克多巴胺）、二○一三人工修飾澱粉（順丁烯二酸）、麵包人工香精等事件，幾乎每年都有重大的食品安全問題發生。人們在追求便利與速度的同時，卻也犧牲健康。

這麼多「日新月異」的食品添加劑，恐怕連食品科技的研究者都無法全然掌握，更何況在消費鏈最末端的一般民眾，根本無從判斷這些事物的真偽。面對生活中層出不窮的疑難雜症，「科學數據」、「科學研究」、「科學證明」等說詞，好像變成黑暗世界的一盞明燈，可以幫我們分辨真實與謊言。

科學研究的結果之所以獲得民眾的信賴，一方面當然是因為科學在近代的人類歷史中，向世人展現了它的巨大威力，另一方面也因為科學常常透過「數據化」的方式提供我們許多對於事物的「客觀判準」。

這種對於科學數據的「客觀性感覺」是許多民眾共有的，但是科學所提供的這些客觀信賴感，有沒有上限與條件呢？有沒有可能無限上綱地去使用呢？當媒體在報導科學新聞時，常會在這種科學信任感的任意擴張下，製造出一些關係錯置的謬誤。

 驚悚的「數據性民粹」

第一種關係錯置的謬誤，就是製造「數據性民粹」，對於科學研究的結果營造出一種「不符合生活經驗比例」的數據，放大關係，引發民眾的集體意識。

「數據」當然是支撐現代科學的一根大柱子，它不僅是一項基礎科學研究的重要工具，也是與日常活動息息相關的生活語言。人類過去因生活所需，發展出各種能夠精確描述事物的方法，並據此奠立各種度量衡的單位。例如，早期城市生活的型態，需要大量土地規畫、城市設計與房屋建築等工作，這時就需要精確估計建材的數量、形狀與大小，這些過程都倚賴精確的數據資料。等到城市成形後，市場交易的型態也從以物易物，演進到以各種精確度量為基礎的代幣制度，加上食衣住行等方面對於數據的運用，累積出人類對於數據的熟悉感及信任感。

在日常生活中，當我們遇見爭議或爭執時，最常要對方拿出「數據」來證明。好像只要能拿出一串長長的數據表格，就可以杜悠悠之口，我們很容易接受「數據」，認為它似乎就是「科學」與「真實」的保證。

相較之下，民眾比較不關心這些﹁數據﹂生產出來的過程及原理，忽略了數據可能被有心人操作、誤用、被拿來搪塞，甚至被媒體用來製造一些「數據性民粹」。

「數據性民粹」透過操作數據的比例尺，來誇大事件的效果，標準句型就是：「這個量相當於XXX的OOO倍」。例如，過去有學者分析一則題為「英學術期刊披露臺灣牡蠣致癌風險為美國標準五百倍」的報導，該新聞披露英國著名學術期刊指出，臺灣地區沿岸牡蠣中的重金屬及有機氯殺蟲劑，對於攝食者存在偏高的致癌風險，並且依序列出致癌風險最高的幾個地區。結果消息一出，造成許多地方的牡蠣滯銷，引發漁民強烈抗議。

從記者報導的內容來看，根據美國的安全標準，可接受的致癌風險為百萬分之一（0.000001），馬祖地區的致癌風險為百萬分之五百○九（0.000509），臺灣本島風險最高的則是臺西的百萬分之四百五十一（0.000451）。所以把兩個風險地區平均一下，再對照美國的標準，確實就像記者所提到的五百倍風險。

但是所謂「五百倍的風險」如果再換成生活中的語言又是什麼呢？就像科學家在原始研究報告中所提到「一個人一天吃一百三十九克牡蠣，連續吃三十年就會致癌」的狀況。（就算自己家裡賣蚵仔煎也不會這樣吃牡蠣吧！）雖然這是一種極微量的比例關係差異，但是看見這一則新聞標題，很難不會有兩種反應：第一，我們真是落後先進國家五百倍的二等公民；第二，如果今天仍去吃牡蠣，應該明天就會罹癌吧！

在一個非常微量的成分差距下，硬把這些小數點之後的數據差異換算成「倍數關係」來呈現，不能說是錯誤，但是必然放大了該事件的「驚悚效果」。這種效果是媒體的最愛，苦的卻是因牡蠣滯銷、生活陷入困頓的漁民。

就像塑化劑風暴來襲時，就有類似「連鎖茶飲『杯樂』塑毒超標百倍」的報導；瘦肉精爭議時就有「本土瘦肉精更毒兩千倍」的報導，一有食品安全問題，就一定伴隨著數據性民粹的報導。

除此之外，再例如：「熱水澡洗太久恐吸入致癌物多洗五分熱水澡致癌多五倍」。其實在這個報導的訪談脈絡中，受訪的醫師提到臺灣的自來水都以氯作為消毒劑，因此遇到水溫高時，最常見的副產物就是「三鹵甲烷」這種致癌物質，因此提醒大家，洗熱水澡不要洗太久，因為洗十分鐘熱水澡會比洗五分鐘，多吸入四至五倍的三鹵甲烷。

之後，自來水公司立即出來澄清，指出目前自來水中的含氯量約「○．二到一個百萬分之一」，是很微小、很微小的量，所以要大家不必擔心。從「吸入極微小致癌物的四到五倍」到「致癌多五倍」，即便硬說沒有數據轉述上的誤植，但是嚴重程度卻被放大許多。此消息一出，應該使許多人在洗澡時產生壓力，那麼要不要再算算看，洗澡過程中致癌和罹患憂鬱症的可能性誰高呢？

遇到重大食品安全或民生健康問題，類似誇大比例關係的報導，每每製造民眾的恐慌，再加上政黨對立的談話性節目所扮演的「恐慌放大站」角色，就會讓這些驚悚的數據強化民怨。

不是這些不良物質的毒性不多，也不是這些毒性物質不會對身體發生影響，而是如果我們倚賴的只是這種「數據性民粹」，很容易就變成政治操作上的工具。

當這一股怨懟的風頭過了，消費者對不肖業者的求償成功了嗎？撒毒五百倍的不肖業者受到五百倍或一千倍的懲罰了嗎？

每次新聞事件過後，這股透過「數據關係錯置」瞬間集氣的民粹，多像是洩氣的皮球，往往撐不起消費者長遠與理智的監督。

摘自PanSci 泛科學2014六月選書《別輕易相信！科學偽新聞》，時報出版。

• 【科科愛看書】我是誰？誰又是我？這兩個看似平常卻難以回答的問題，《誰是我？意識的哲學與科學》想為你提出多元而有趣的思考方向。此書藉由淺顯的文字和生動的譬喻，從哲學、神經科學談到量子力學，用寬容而開放的態度闡釋不同觀點下的「我」與「意識」究竟為何？其中，除了人類本身，作者更從動物、機器人以及各式人格疾患等方向，帶領我們反思自身的意識，使得整個對話更為深刻。

我們常常批評他人太主觀，似乎主觀是負面的，客觀才是好的。其實所有的動物包括人，如果沒有了主觀，也就死了。

只要活著，必然主觀。

人人生而主觀，感覺當然是我說的算！

主觀的意思是主體觀點（subjective point of view）。每個人都是一個主體，主體一定有其獨特的觀點。例如和幾位好友相聚於古典又鄉村風格的咖啡店，陽光透過落地窗灑入，讓人放鬆。每個人都分享同一個咖啡店這個小世界，卻從各自不同的位置和角度看到室內的布置、光線和色調等。大家看到的其實都不相同，因為每個人在這個小空間裡都從各自的視覺觀點看景物。

咖啡店的例子是視覺空間的幾何觀點。在咖啡店裡，我和你各占據一個幾何空間點，然後以這個點為原點，構成一個幾何座標，在這個原點上接收光從四面八方來的訊息，產生視覺知覺。這個類比用幾何空間的座標來說明什麼是觀點，卻沒有說明主觀性。從你的幾何觀點看到 A，從我的幾何觀點看到 B，我們有各自的幾何觀點，因此看到不同的景象。

但是只要我們互換位置，我就可以取得你的幾何觀點看到 A，幾何觀點在這個意義下是公共的、可分享的。可是奈格的觀點是私密、不可交換、不可分享的，因此幾何觀點概念不足以說明感覺經驗的觀點概念。奈格的觀點概念是主觀的，觀點的幾何概念卻是客觀的。客觀意味著沒有特定觀點。當我們說科學知識是客觀的，意思是說不管從哪一個觀點來看，科學知識都成立，這其實就表示觀點在科學中沒有作用，科學是沒有觀點的知識活動。

奈格在 1986 年出版了《無觀點之見》，深入探討主觀與客觀、主體性與觀點等概念。痛覺是主觀的，因為痛一定是某人的痛。有一次我去看牙醫，他一時弄痛了我，我哀叫一聲，醫師問痛不痛？ 我回答很痛，他卻說怎麼會痛，並不認為這樣會痛。從此我不再去看那位牙醫，他不懂痛是主觀的，我覺得痛就痛，痛的主人（主體）有絕對權威。還有一次在臺北的一家百貨公司買衣服，試穿了一件，我覺得顏色太藍了。專櫃小姐說不會太藍、剛剛好啦！ 我立刻奪門而出，心裡想到底是我要穿還是妳要穿？ 我的顏色感覺妳說了算，還是我說了算？

感覺經驗不能脫離經驗主體存在，而且只有經驗主體擁有感覺的品質（感質）

如奈格所說，人永遠經驗不到做為蝙蝠的感覺是什麼，也永遠經驗不到做為另外一個人的感覺是什麼？ 感覺經驗都得自己來。就算目睹至親至愛的人正因疾病或傷口承受極大的痛苦，也只能感同身受，用同理心去想像對方的痛苦，而且不論多愛對方，仍然無法經驗相同的痛苦。承受痛苦的人只能在深淵之中獨自戰鬥、獨自承受。

主觀／客觀你要哪一種？難道不能同時擁有？

科學追求客觀，排除特定觀點影響科學研究。科學期刊接受發表的論文，其所設計的實驗必須可以被其他科學家複製、檢驗。科學知識有客觀性，用奈格的書名來形容，科學追求無觀點之見。一般語文脈絡裡，「觀點」有時指見解；這裡採用奈格的用法，指相對於特定主體的觀點。

奈格認為愈追求客觀性就愈遠離主觀性。但主觀性與客觀性並非絕對二元對立，而是形成一個光譜，從完全主觀到相對主觀到絕對客觀。完全主觀排除了任何客觀性，例如感覺經驗中的感質成分是完全主觀，因此才成為查默斯的難解問題，任何科學研究都靠近不了感質。因為科學追求完全客觀，離主觀性非常遙遠。心理學和社會科學則介於中間，力求客觀但也認真對待主觀現象。

德國社會學大師韋伯（Max Weber）認為要瞭解人類行為得從自身瞭解出發，再用同理心將自我瞭解投射到對象上，以期瞭解研究對象的行為意義。例如大雪天裡看見鄰居在院子砍柴，他到底在做什麼？ 如何瞭解他的行為意義？ 韋伯認為不能將鄰居當成物件，而要當成主體，然後設想是自己在砍柴，自己的行為意義是什麼？ 下雪的冬天，需要燒木柴取暖，鄰居想必也是如此，因此將這心理狀態投射到鄰居身上，就理解鄰居劈柴的行為。韋伯認為社會科學不追求完全客觀性，容許主觀性滲入研究方法的考量，因此韋伯主張社會科學要的是互為主觀性（intersubjectivity）。

主觀的心靈是否獨立存在？

自然科學追求完全客觀，因此離主觀性愈來愈遠。主觀事物雖然依賴主體存在，但並非不存在。自然科學通常視主觀事物不存在，將非客觀存在的事物逐出物理世界。這在哲學上稱為唯物論或物理論的形上學觀。然而物理世界就是世界全部了嗎？

笛卡兒及其他二元論者會馬上跳起來，指出物質實體只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還包括了心靈實體。實體（substance）在本書的脈絡裡是哲學用語，指可以獨立存在的東西。

二元論主張除了物質獨立存在之外，心靈也是獨立存在。換句話說，心靈不靠物質而存在。

哲學家瑟勒認為意識經驗是主觀的，但並非不存在，它是本體上的主觀（ontologically subjective）。本體論是形上學問題之一，探究世界到底有什麼？ 到底存在什麼？

什麼東西構成世界的基本要素？ 西方人喜歡的隱喻是「世界的基本家具是什麼？」許多人認為意識經驗是世界的根本存在，本體上（存在上）不能化約到物質。如果科學就只探討物質，科學就會漏掉一大塊世界。奈格用不同的論證去支持相似的結論，認為主觀性存在。世界包括主觀性，不只是客觀性，從自然科學的角度來看，我怎麼會存在在這個世界？ 為什麼是這裡？ 為什麼是現在？ 為什麼奈格是我？ 為什麼我不是另外一個人？ 生命如此短暫，世界如此浩瀚，瞬間的存在對宇宙有何意義？ 這些問題都無解。

自然科學對這些問題束手無策，但是這些問題又是無比重要。人不甘生如蜉蝣，總想要在意義之海中定錨，瞭解短暫一生的意義。科學不僅無法回答，甚至放棄尋找答案，因為這些問題牽涉到自我、這裡、現在等這些索引詞，科學從啟蒙運動以來就是要驅逐主觀性的事物。但如果主觀的事物是宇宙的基本家具，這些問題便無法迴避，否則科學描繪的將只是殘缺的世界。

本文摘自《誰是我？意識的哲學與科學》，時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