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泣與生氣的祕密：關係中的爭執與情緒

時序進入初秋。

街上的人們紛紛搭上薄外套，不時隨著偶來的陣風瑟縮著身子同眼神。

磚道上落葉紛紛，以一種令人起雞皮疙瘩的方式伴著風撩刮著我的耳膜。

他就站在我面前，心卻離我好遠。

「你到底還想怎樣？」他雙手還抱著胸，腳尖面向著我，臉卻看著中華路分隔島路燈上停駐的伯勞鳥。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還有心情跟我討論，但以過往的經驗來說，這不會是一個好的開始。

「我只是覺得，電動好像比我還重要。」我很訝異自己淪落到說出這句話。

「不是跟你說我那時候在打複本嗎？你也知道，我如果…」

「我知道。但是每天晚上都是這樣。每天、每天，我都等到好累、好累了。我只想要聽一句晚安，真的有這麼難嗎…」為了不讓他感到壓力，我試著壓低音量，放慢速度。

「有阿，後來我不是接了？我也有跟你說晚安阿，是妳又在那邊盧…」

我聽著心都要碎了。什麼叫做我在那邊盧？剛開始在一起的時候，就算是他在洗澡也會坐在馬桶上哄我睡覺，為什麼現在變成是我好煩、好盧了？

但我始終沒有說出口，因為我知道一說出來，又會落入誰比較愛誰的爭吵模式中。

「那可不可以，之後空出來一段時間聊天，聊完你再去玩？還有，不要那麼晚玩，才剛開學每天早上都遲到，幫你買的早餐都變成午餐了…」我討厭自己沒有把真正的感覺說出來還那麼關心他，但比起電話，我更擔心他的身體…

「厚，講不聽耶！要跟你說幾次，下副本的時間又不是我可以決定的！公會裡這麼多人，難道每個人都要等我，不對，是等我跟我的女朋友講完電話嗎？要嘛就早一點打，不然就不要打。」說著就把機車的腳架踢起來，準備離開。

「早知道接了你還要盧，我就乾脆不接了，還不用被隊友罵。」這是他發動機車之後，駛離我面前丟下的最後一句話。

當下我幾乎想就跟他分手算了。

但幾天後我卻發現自己不自主地早早打給他，還草草掛電話。我不敢講太久，因為又怕他生氣；我變得好討厭自己，也不知道這樣充滿恐懼的電話又有何意義…只好祈禱有一天他心情好能陪我多講一點，並一邊懊悔自己的犯踐。

多年來，有件事情我一直不明白。

如果說忍讓、修養、寬恕、原諒是華人特有的美德，那為什麼每次我的犧牲奉獻都搞得自己像是委屈求全？如果說人際關係應該以和為貴，那為什麼先哭先鬧先生氣的人，最後總是能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

事實上，哭跟生氣這兩項武器作用的對象可能有所不同。

在仔細說明之前，讓我們先看看一位正妹朋友跟我分享的猴子實驗。

「我之前看到一個日本的心理學實驗，研究者戴上面具混進猴子群堆，試圖爭奪其他猴子手中的食物。這些研究者分別戴上生氣、笑臉、與哭臉的面具。結果戴著生氣與笑臉面具的人遭到其他猴子的攻擊，但當猴子面對哭臉面具研究者時，態度明顯地溫和許多。日本的心理學家解釋，當動物與人在吵架的時候，讓人生氣的原因在於對方不了解自己的感受，所以當猴子表達『不准搶我的東西吃！』的憤怒時，如果實驗者表現出生氣或高興，猴子會非常生氣，心想：『好阿，你完全不在乎我嘛！』；但是當實驗者呈現難過或沮喪的時候，猴子雖然對於被搶奪食物感到生氣，卻因為對方帶著愧疚的哭臉，而覺得『好吧，既然你了解我的感受而感到自責就好！』」<Nien，2011>

但跟猴子不一樣的是，生氣有時候對我們來說也是挺有用的。生氣的老闆往往可以獲得聽話賣力的員工，甩論文的教授經常可以換來更用功認真的研究生，而當你深愛的他轉身離開，一心想維繫關係的你，只好低聲下氣地衝上去拉住他－－不論原先做錯的是誰，也不論他是否「真的」在生氣。

於是，員工總是一邊抱怨老闆卻又一邊唯唯諾諾，研究生總是一邊紮草人卻又不敢吭聲，而在感情裡弱勢的那一個人，每次吵架之前就知道結果可能又一樣，每次對方看到對方生氣哭泣時，就告訴自己這是最後一次原諒，但卻又一次一次地退讓，一次一次地讓自己傷心絕望。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真正重視關係的人，卻要背負最多的傷痕(Rusbult, 1983; Rusbult, Martz, & Agnew, 1998; VanLange et al., 1997)？

這個問題，可能要從衝突與壓力的本質看起。

我真的沒有在生氣

其實面臨任何問題的時候，我們通常有兩種處理方式：以情緒為焦點(Emotional Focus)和以問題為焦點(Problem Focus)(Cheng, Hui, & Lam, 2002; Cheng et al., 2003)。只是這兩種方式使用的時機有些不同，一般來說，當我們有能力處理的時候(比方說一個男生很優很像布萊德彼特，你想認識他；或剛開學，你開始規劃進課程)，你就會開始思考要怎麼去進行這件事情；當我們發現事情超乎我們所控制的時候(比方說對方劈腿)，或自己無能為力的時候，我們只好處理情緒(大吃巧克力、找朋友聊聊、或上FB去PO文發洩等等)。當然，還有另一種方式是逃避(睡覺、玩電動、或做別的事情)。

你發現了嗎？其實很多人際問題至少有一半不是你可以控制的，尤其是進行溝通的另一方，是妳的重要他人或合作夥伴(Partner)的時候。這時候處理情緒就顯得重要很多了。可是我們並不是每一次都聰明得知道，要先處理情緒的部分。當一個情緒發生的時候，雖然對方很明顯地可以從我們的表情讀出情緒(Ekman, 1992, 1993)，但弔詭的是我們自己的大腦本身可能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情緒「究竟是什麼」(Ashforth & Humphrey, 1995; Kanske, Heissler, Schoenfelder, Bongers, & Wessa, 2011)。

比方說，你會面目猙獰地跟對方說：「我沒有在生氣」。這句話可能有一半是對的，因為情緒是相當複雜的，你的表情和行為可能同時是生氣，焦躁，羞愧，委屈等多種情緒的複合體。情緒產生的時候，我們需要兩個步驟去處理情緒：(1)察覺(Aware)－－知道自己產生什麼情緒(比方說我在「沮喪」嗎) (2)處理(Reappraisal)－－以及我應該如何去面對處理這個情緒(比如我該寫日記還是逛街？)(Tomaka, Blascovich, Kibler, & Ernst, 1997)。

平均而言，有的人很能「察覺」自己的情緒(例如多年打坐的高僧，或常常能用心感受身邊細微事物流變的人)(Wachs & Cordova, 2007)；各方面的研究與生理證據也顯示，男生跟女生處理負面情緒的方式也顯著地不同，女生通常要花更多的「心力」處理情緒，而且更擅長用正向情緒來壓過負面情緒(McRae, Ochsner, Mauss, Gabrieli, & Gross, 2008)，這就是為什麼很多女生分手後(不論甩人還是被甩)都會去大血拚(Perilloux & Buss, 2008)。

你可能常常看到書上這樣說

那麼衝突發生的時候我們都怎麼辦呢？以情侶或夫妻衝突為例，早期Rusbult等人利用群聚分析（cluster analysis）區分出兩個向度，一個是建設性與破壞性，另一個是主動與被動，這兩個向度切割出四種不同的反應模式，分別是破壞性主動的離開（exit）、建設性主動的表達（voice）、建設性被動的忠誠（loyalty）和破壞性被動的忽略（neglect）四種(Rusbult & Zembrodt, 1983)。這四種因應方式中，又以建設性主動的表達最能有效維持關係。破壞性被動的離開傷害關係最深，個體採用此一因應方式時，只關注到自己受到的傷害、自己的委曲、對關係感到失望並相信對方是難以改變的。

就工商或政治領域的談判來說，當兩造的意見相左，一個協商或溝通可能有幾種進行的方式(可能有許多不同的變形，但可能跟這個模型大同小異)：包括(1)同時顧慮自己目標與關係的「整合與妥協」、(2)較注重關係維持的「謙讓順應」、(3)較注重自身目標的「支配主導」與(4)既不肯定自己，又未顧及伴侶感受的「逃避」(如下圖)。

國內學者張妤玥與陸洛(2007)就曾改編國外企業界的量表(Rahim, 1983)進行了一個研究，發現衝突發生時積極而主動地處理、面對與溝通，將有助於關係的維持；反之，消極被動地不處理、逃避或忽略，甚或只關心到自己的需求，支配而壓倒性地處理問題，將有害於關係－－真的是這樣嗎？

處理情緒永遠是第一要務

事實上，當你真正跟對方吵架的時候，你會發現上面說的都是屁！你當然知道要理性阿、要認真面對問題阿、不要情緒化阿等等，但重點是你就在「情緒」裡阿！而且如果妳道行不夠高的話，被情緒掌控是稀鬆平常的事情，還容易深陷其中並且波及無辜(Pronk, Karremans, Overbeek, Vermulst, & Wigboldus, 2011)。更慘的是，很多時候你可能根本不是這個意思，你可能只是想要保護自己受傷的自尊；你可能根本不想要讓對方受傷，但是你卻做了傷害彼此的事情：怒吼、動手、甚至轉身就走(Murray, 2005; Murray et al., 2005)。

大學的時候我曾為了和周遭朋友相處的事情，找了系主任泡了茶。我問她說，為什麼溝通的時候我們越是將問題攤開來溝通清楚，卻越搞得不清不楚？不是要好好談嗎？你說有不滿意的地方要講，但真正將事情講開分析之後，對方卻掉入情緒化之中，根本無法好好面對。有時也覺得，事實上就是我比較有道理阿，為什麼到最後我還得去道歉，搞得好像都是我的錯一樣？

那時，系主任跟我說了一句終身受用的話：「不管問題是什麼，處理情緒永遠是第一要務。」(陳皎眉, 2004)。因為理性與感性間的糾葛，愛恨與情仇間的糾纏，不是光坐下來表現出要解決的誠意，就真的能解決的。

基本上，這個問題可以拆成三個部份來看。第一，不是每一次你「覺得」你是理性、合邏輯的，在「事實上」也是理性、合邏輯的。人類是非常不可靠的動物，不論是在記憶或是語言上(Dalgleish, Yiend, Schweizer, & Dunn, 2009; Ritchey, Schuster, & Allen, 2008; Wimalaweera & Moulds, 2008)：有時候我們無法如實地反映我們想表達的意思，有時候對方的一些行為或語言可能會影響我們的行為、有時候我們會無意識地扭曲自己的記憶幫自己辯護(Simpson, Rholes, & Winterheld, 2009)；就算我們盡力避免這些偏誤，觀察者/行為者效應還是偷偷支配著我們－－行為者總是將事發原因歸咎於情境與他人，而他人往往把事發原因歸咎於行為者(Larsson, Vastfjall, & Kleiner, 2001; Malle, 2006)。所以，在這些基礎上，「我每次總是理性地看待問題阿，可是效果都不彰」、或是「我明明就沒有錯，為什麼他還是不懂？」這幾個論述，有很大的可能性是錯的。其實，他也可能有一模一樣的想法，他也覺得「我明明就沒有錯，為什麼他還是不懂？」。

奇怪了，兩個相反的觀點，一個既定的事實，為什麼可以共存呢？因為雙方用的是不同的眼睛。在現象學上，我們無法「真正看見」對方眼睛裡對問題的詮釋。

第二，就算你完全正確，完全站在真理的這一邊，對於兩人的關係也於事無補。因為過去各方面諮商與溝通的研究均一至地指出，決定兩人關係好壞的、發生衝突後是否能修復的、問題是否能好好解決的，並不是誰贏得了真理，而是哪一次的溝通中，能真正做到聆聽、關懷、與接納對方(Pasupathi, Carstensen, Levenson, & Gottman, 1999; Saavedra, Chapman, & Rogge, 2010; 張思嘉, 2001; 劉惠琴, 1993)。所以大部分的溝通書都會跟你說，同理，真心聽對方講話，就已經將衝突化解一半了(Fincham, Paleari, & Regalia, 2002; Paleari, Regalia, & Fincham, 2005)，原因是因為當我們「說」一件事情的時候，其實是想讓對方「聽見」並「接納」我們的想法，光是對方把話聽進去本身，就足以讓我們感激涕零了。

當我們感受到對方是有在聽的時候，會有兩種感覺：(1)你不是只自私地在乎你自己，(2)你也關心我的感受(Cialdini, Brown, Lewis, Luce, & Neuberg, 1997)。請注意，這句話的重點是：「當我們感受到」(Perceived)。所有的人際關係都不是建立在事實上面的，而是建立在詮釋上面的(Lutz-Zois, Bradley, Mihalik, & Moorman-Eavers, 2006; Molden, Lucas, Finkel, Kumashiro, & Rusbult, 2009; Overall & Fletcher, 2010; Reis, Clark, & Holmes, 2004)。簡單地說，如果「我覺得」你對我好、「我覺得」你說的有道理、「你覺得」我有在關心你、「你覺得」我無可取代，都「足以」使我們的關係甜蜜美滿又溫馨

－－儘管事實上你並沒有對我好、你說的事情在邏輯上都不成立、我完全不關心你、我其實是很容易被取代的，只是你沒發現而已。重要的是不是事實，而是彼此的詮釋。

第三，分析並不一定會讓事情更好。很多時候，還會讓情緒加乘，將雙方都拉進負面漩渦中(Denson, Fabiansson, Creswell, & Pedersen, 2009; Kross & Ayduk, 2008; Kross, Ayduk, & Mischel, 2005)。如果你無法跟當下發生的事件保持距離(比方說想像自己站在遠處，像是局外人一般看這個衝突事件)，不斷地問自己或問對方「為什麼你要這要做？」，很可能在得到答案之前，就又掀起另一個爭端了。畢竟疑問句本身，是很容易激發情緒的(你可以試著在剛認識一個人的時候，連續問他10個問題，他一定立刻討厭你)，有時候我們看似要理性地解決問題，但是問出口的分析句子卻像刀子一樣，句句刺中對方要害－－當我們問這些話的時候，其實可能要的不是答案，而是希望對方受傷害、挑起戰火，例如：「你為什麼總是死性不改？」、「你摸著良心想想，這樣做真的比較好嗎？」、「為什麼你總是這麼自私，只顧著自己？」等等(Johnson, 2009)。

那麼就示弱吧？

如果衝突不斷升高，吵到不可開交，通常接著出現的就是淚水。我們都知道女人的眼淚是最致命的武器，看到身邊的她撲簌簌地落下淚來，誰又忍心再多加責備呢？但是這句話只對了一半，不論是女人淚、男人淚、大人淚、小孩淚甚至歹人淚，只要你身邊有人傷心難過認錯，我們都會軟化卸下心防。就像電影常常出現的劇情：壞人被打敗投降，好人就會饒他一命；但當他面目猙獰地起身想要報復的時候，好人會便轉身舉起槍把他斃了。

現在的問題是，為什麼我們那麼容易受騙呢？為什麼實驗室裡的猴子手上香蕉被實驗者搶走的時候，只會攻擊戴著笑臉和生氣臉面具的人，而不會攻擊帶哭臉面具的人？那是因為人類和猴子的大腦中，有一個控制同理心的開關：鏡像神經元(Mirror Neuron)(Dipellegrino, Fadiga, Fogassi, Gallese, & Rizzolatti, 1992; Fadiga, Fogassi, Pavesi, & Rizzolatti, 1995; Rizzolatti & Craighero, 2004)。當我們看到一張以剪刀去剪手指的照片，或血淋淋的車禍現場，我們會瞇起眼睛不敢直視，心裡也產生好痛的感覺；當我們看到電影男主角經歷驚險鏡頭、飛越峽谷或高樓也會心頭一緊；當我們看著愛情小說中的主角們擁抱接吻、螢幕上的貓咪撒嬌，心中也會感到溫暖萬分－－這些全部是鏡像神經元的作用，它座落在大腦太陽穴上方一點點的位置，人和猴子之所以能感同身受，都是仰賴著它。我們靠著它同理別人的感受，為無辜受傷的士兵感到難過、伸手去安慰剛剛被你打了一巴掌還摀著臉痛哭的他、或是給予路邊的乞丐小孩一點錢填飽肚子。因為這個神經元，我們能想到自己曾經也有受傷、做錯事情、餓肚子的時候，這樣的一種經驗與想像，就足以讓我們去原諒、去寬容、去相信那個冒犯我們的人(Fincham, et al., 2002; Takaku, 2001)。

所以，如果你想利用人的同理心，其中一個可能的做法就是哭泣或顯示出悲傷。這的確是有效的方法之一，因為這會讓原先跟你談判的另一方轉化態度，開始溫和地對待你，甚至反省自己是不是有對不起你的地方。

生氣到底有沒有用？

俗話說：「一哭、二鬧、三上吊」，小時候也常常聽到「會吵的孩子有糖吃！」，當眼淚攻勢不再奏效的時候，生氣是另一種讓對方軟化的方法。你或許會覺得奇怪，為什麼哭也可以，生氣也可以？其實，生氣對猴子來說不一定管用，但在某些情況下的確很有用－－當你的權力位階比對方高的時候(Brehm, Miller, & Perlmam, 2010; Goodfriend & Agnew, 2008; Kulik, 2002)。

如前面所說，或許你曾經看過公司主管拍桌生氣，下面的員工瞬間從原先的懶懶散散變得正襟危坐、也可能看過路邊情侶吵架，原本發飆的男孩，在女孩生氣轉身離開，丟下安全帽之後，又趕快追上去抓住她的手－－不論這個主管，這個女孩究竟是真的生氣，還是只是在演戲。就像前面所說的，重要的不是事實，而是目擊者眼睛裡的詮釋：只要對方「覺得」你在生氣，你就成功了。

那麼同樣的問題是，為什麼這種生氣會奏效？負面情緒有一個很重要的效果是，會使我們更關注在那個問題本身－－迫使我們用最少的資源，開啟最多的注意力，想盡最多的辦法來解決。例如，最新的一項實驗發現，在看過負向情緒的照片之後，受試者的記憶成績會比較好(Finn & Roediger, 2011)。對方心平氣和的跟你說，可能你還心不在焉地玩著i-phone，但是如果他大聲斥責，你可能立刻正襟危坐，仔細聽他要說什麼。

因為經驗告訴我們，負面的情緒常常與悲劇有關：老闆發怒，不久解雇；女友發火，不久分手。

不過生氣跟哭泣的效果不同，並不是「總是」有效的。就像你可能有注意到的，因為他是老闆我們才會害怕(你可以試想今天拍桌子的如果是菜鳥小職員，結果會如何)。畢竟有權力的人，總是同時具有生氣的本錢。可是有的時候，這個權力的高低並不是那麼明顯－－比方說剛剛男女朋友吵架的例子，究竟是誰生氣有用呢？難道女孩在戀愛中的「職位」比較高嗎？

通常，當一段關係的權力位階並不如企業組織一般容易辨認的時候，我們會看幾個特徵：(1)誰投入這段關係多一些？(2)誰需要這段關係多一些？(3)誰比較不想要破壞和諧？(Brehm, et al., 2010)。

例如，男孩可能比較愛女孩，花很多時間金錢精力在對方身上、比較怕孤單，是個沒有很多朋友、沒有備胎的好好先生；女孩身邊可能從來不缺蒼蠅亂飛，從來只有她甩人沒有人甩她，這些都建立了一個穩定的權力結構：愛的多的那個，總是會先低頭。

怨偶的弔詭

於是，看到這邊我們似乎可以下一個結論，人類既然這麼容易受對方的情緒影響，那麼下次再吵架的時候，對方再度不重視我們需求的時候，我們不如就先佯裝生氣，失敗的話再用口水假裝幾滴眼淚。這樣一來，想吃的東西、想去的地方或想買的包包，都像哆啦A夢的口袋一樣，輕易地就可以到手？事實上，McNulty (2010)可能會支持你的看法。他做了許多實驗，發現一件有趣的事情是：雖然大多數的勵志書籍或心理學家都鼓勵你，兩人相處要互相包容，發生衝突時要相互禮讓，對方做錯的時候要真心原諒，但是對於那些怨偶而言，衝突爭吵不原諒，反而更可能讓這段關係持續下去。正如前面所說的，這些怨偶們不是犯踐欠罵，而是每次的爭吵、每次的眼淚、每次的甩門離開，都讓對方願意去「重視」那個問題。

不過，這些方法雖然奏效，我在這邊最後還是要下一個但書：除非你跟他的關係已經病入膏肓，或者你希望你們兩人的關係是活在恐懼平衡之中，你可以試試哭泣或生氣。沒有人會喜歡跟一天到晚哭哭啼啼或是暴怒發飆的人相處，基本上來說，一段幸福快樂的關係還是建立在比較正向的衝突方式上面(Bono, McCullough, & Root, 2008; Karremans & Van Lange, 2008; McCullough, Worthington, & Rachal, 1997; Sullivan, Pasch, Johnson, & Bradbury, 2010)。

最後舉一個說服心理學上常用的例子「腳在門裡術」(Foot in the door)與「臉在門上術」(Beaman, Cole, Preston, Klentz, & Steblay, 1983; Dillard, Hunter, & Burgoon, 1984)。你可能曾經在火車站遇到一個人發一張傳單給你，然後你好心地幫他拿了一張，你才發現他是推銷愛心筆的，轉身就要走，但他哀求地說他只是個可憐的打工學生，如果你不買筆的話，可不可以捐贈他一點錢…最後你會發現你不情願地從口袋中掏出50元了。從推銷員的角度來看，他達成他的目的了，利用一些說服技巧和博取同情，零成本又成功地讓50元進入他的口袋－－同時，也成功地讓你討厭他。不過他不在乎你跟他的關係究竟會變怎樣，因為你們可能一輩子就見這麼一次面，就算你恨他入骨，他也不痛不癢。

但是如果這個人，是你身邊的愛人、同事、或親人呢？談判與溝通，講的是技巧，可是也講人情。不擇手段地佯裝生氣或難過，雖然有時候能達成目的，但卻也同時輸掉了這段關係。

—

「我下定決心放棄他的那天，很難過，也很開心。」她用不知道是哭還是笑的表情抱著晤談室裡的兔子跟我說。

「是什麼樣關鍵，促使你做這樣的決定？」

「我覺得他很可憐。一直以來，他透過這種方式讓對方接受他的想法，答應他的要求；也因為他條件真的不錯，家境又好，一直以來，他也大都得逞了，可是，也使得他只會關心自己，不懂得關懷別人…」

「我也發現，沒有他我也可以過得很好…應該說，我可以過得更好。我的心終於不用再跟隨一個人的情緒起起伏伏…那些我真正想得到的安全感，在這段關係裡我一點也得不到，我只是一直在消耗我自己而已。」

畢竟，只在意自己的人際關係是無法幸福長久的(Canevello & Crocker, 2010; Crocker & Canevello, 2008)。有一天我們終究會發現，不需要再委屈自己去遷就他的脾氣、也不需要再低聲下氣去說些安撫他的言語，因為身邊還有許多更值得我們投入的關係。

每次爭吵後感到胸悶不平，我就會想起實驗室學姐說的一段話：「我們都喜歡『被需要』的感覺…當對方要求你的時候，你或許會覺得難為，但也同時感覺到自己是重要的。所以有時候我們會委曲求全，以保住自己在對方心中的地位。可是長期下來，我們不但沒有留住對方的心，還會失去更重要的東西。這世界並不會因為誰消失了就停止轉動，對你，對他，都一樣。」

註解

1. 文中所有的統計與研究結果，僅描述平均值，尚須注意個別差異。
2. 章首末故事改編自真實事件。
3. 內文她他等人稱字詞為行文簡便故，可視為隨機編排。

• Ashforth, B. E., & Humphrey, R. H. (1995). EMOTION IN THE WORKPLACE – A REAPPRAISAL. Human Relations, 48(2), 97-125. doi: 10.1177/001872679504800201
• Beaman, A. L., Cole, C. M., Preston, M., Klentz, B., & Steblay, N. M. (1983). 15 YEARS OF FOOT IN THE DOOR RESEARCH – A META-ANALYSI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9(2), 181-196. doi: 10.1177/0146167283092002
• Bono, G., McCullough, M. E., & Root, L. M. (2008). Forgiveness, feeling connected to others, and well-being: Two longitudinal studi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4(2), 182-195. doi: 10.1177/0146167207310025
• Brehm, S., Miller, R. B., & Perlmam, D. (2010). Intimate Relationships (郭輝, Trans. 3 ed.). 北京: 人民電郵.
• Canevello, A., & Crocker, J. (2010). Creating Good Relationships: Responsiveness,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Interpersonal Goals. [Artic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9(1), 78-106. doi: 10.1037/a0018186
• Cheng, C., Hui, W. M., & Lam, S. K. (2002). Coping with first-time endoscopy for a select sample of Chinese patients with functional dyspepsia and duodenal Ulcer: An observational study. Psychosomatic Medicine, 64(6), 867-873. doi: 10.1097/01.psy.0000024233.11538.1d
• Cheng, C., Wong, W. M., Lai, K. C., Wong, B. C. Y., Hu, W. H. C., Hui, W. M., & Lam, S. K. (2003). Psychosocial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noncardiac chest pain. Psychosomatic Medicine, 65(3), 443-449. doi: 10.1097/01.psy.0000041623.24456.99
• Cialdini, R. B., Brown, S. L., Lewis, B. P., Luce, C., & Neuberg, S. L. (1997). Reinterpreting the empathy-altruism relationship: When one into one equals onen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3(3), 481-494.
• Crocker, J., & Canevello, A. (2008). Creating and undermining social support in communal relationships: The role of compassionate and self-image goals. [Artic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5(3), 555-575. doi: 10.1037/0022-3514.95.3.555
• Dalgleish, T., Yiend, J., Schweizer, S., & Dunn, B. D. (2009). Ironic Effects of Emotion Suppression When Recounting Distressing Memories. [Article]. Emotion, 9(5), 744-749. doi: 10.1037/a0017290
• Denson, T. F., Fabiansson, E. C., Creswell, J. D., & Pedersen, W. C. (2009). Experimental effects of rumination styles on salivary cortisol responses. Motivation and Emotion, 33(1), 42-48. doi: 10.1007/s11031-008-9114-0
• Dillard, J. P., Hunter, J. E., & Burgoon, M. (1984). SEQUENTIAL-REQUEST PERSUASIVE STRATEGIES – META-ANALYSIS OF FOOT-IN-THE-DOOR AND DOOR-IN-THE-FACE.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0(4), 461-488. doi: 10.1111/j.1468-2958.1984.tb00028.x
• Dipellegrino, G., Fadiga, L., Fogassi, L., Gallese, V., & Rizzolatti, G. (1992). UNDERSTANDING MOTOR EVENTS – A NEUROPHYSIOLOGICAL STUDY. Experimental Brain Research, 91(1), 176-180.
• Ekman, P. (1992). AN ARGUMENT FOR BASIC EMOTIONS. Cognition & Emotion, 6(3-4), 169-200.
• Ekman, P. (1993). FACIAL EXPRESSION AND EMO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48(4), 384-392.
• Fadiga, L., Fogassi, L., Pavesi, G., & Rizzolatti, G. (1995). MOTOR FACILITATION DURING ACTION OBSERVATION – A MAGNETIC STIMULATION STUDY. Journal of Neurophysiology, 73(6), 2608-2611.
• Fincham, F. D., Paleari, F. G., & Regalia, C. (2002). Forgiveness in marriage: The role of relationship quality, attributions, and empathy. Personal Relationships, 9(1), 27-37.
• Finn, B., & Roediger, H. L. (2011). Enhancing Retention Through Reconsolidation: Negative Emotional Arousal Following Retrieval Enhances Later Recall. Psychological Science, 22(6), 781-786. doi: 10.1177/0956797611407932
• Goodfriend, W., & Agnew, C. R. (2008). Sunken Costs and Desired Plans: Examining Different Types of Investments in Close Relationships. [Articl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4(12), 1639-1652. doi: 10.1177/0146167208323743
• Johnson, S. (2009). Hold Me Tight：Seven Conversations for Lifetime of Love (劉淑瓊, Trans.). 台北: 張老師文化.
• Kanske, P., Heissler, J., Schoenfelder, S., Bongers, A., & Wessa, M. (2011). How to Regulate Emotion? Neural Networks for Reappraisal and Distraction. Cerebral Cortex, 21(6), 1379-1388. doi: 10.1093/cercor/bhq216
• Karremans, J. C., & Van Lange, P. A. M. (2008). The role of forgiveness in shifting from “Me” to “We”. [Article]. Self and Identity, 7(1), 75-88.
• Kross, E., & Ayduk, O. (2008). Facilitating adaptive emotional analysis: Distinguishing distanced-analysis of depressive experiences from immersed-analysis and distrac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4(7), 924-938. doi: 10.1177/0146167208315938
• Kross, E., Ayduk, O., & Mischel, W. (2005). When asking “why” does not hurt – Distinguishing rumination from reflective processing of negative emotion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6(9), 709-715.
• Kulik, L. (2002). Marital equality and the quality of long-term marriage in later life. Ageing & Society, 22, 459-481. doi: 10.1017/s0144686x02008772
• Larsson, P., Vastfjall, D., & Kleiner, M. (2001). The actor-observer effect in virtual reality presentations.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4(2), 239-246. doi: 10.1089/109493101300117929
• Lutz-Zois, C. J., Bradley, A. C., Mihalik, J. L., & Moorman-Eavers, E. R. (2006). Perceived similarity and relationship success among dating couples: An idiographic approach. [Article].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3(6), 865-880. doi: 10.1177/0264407506068267
• Malle, B. F. (2006). The actor-observer asymmetry in attribution: A (surprising)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2(6), 895-919. doi: 10.1037/0033-2909.132.6.895
• McCullough, M. E., Worthington, E. L., & Rachal, K. C. (1997). Interpersonal forgiving in clos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3(2), 321-336.
• McNulty, J. K. (2010). When Positive Processes Hurt Relationships. [Article].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3), 167-171. doi: 10.1177/0963721410370298
• McRae, K., Ochsner, K. N., Mauss, I. B., Gabrieli, J. J. D., & Gross, J. J. (2008). Gender differenc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An fMRI study of cognitive reappraisal.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11(2), 143-162. doi: 10.1177/1368430207088035
• Molden, D. C., Lucas, G. M., Finkel, E. J., Kumashiro, M., & Rusbult, C. (2009). Perceived Support for Promotion-Focused and Prevention-Focused Goals: Associations With Well-Being in Unmarried and Married Coupl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7), 787-793.
• Murray, S. L. (2005). Regulating the risks of closeness – A relationship-specific sense of felt security.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4(2), 74-78.
• Murray, S. L., Rose, P., Holmes, J. G., Derrick, J., Podchaski, E. J., Bellavia, G., & Griffin, D. W. (2005). Putting the partner within reach: A dyadic perspective on felt security in clos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8(2), 327-347. doi: 10.1037/0022-3514.88.2.327
• Overall, N. C., & Fletcher, G. J. O. (2010). Perceiving regulation from intimate partners: Reflected appraisal and self-regulation processes in close relationships.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7(3), 433-456. doi: 10.1111/j.1475-6811.2010.01286.x
• Paleari, F. G., Regalia, C., & Fincham, F. (2005). Marital quality, forgiveness, empathy, and rumination: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Articl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1(3), 368-378. doi: 10.1177/0146167204271597
• Pasupathi, M., Carstensen, L. L., Levenson, R. W., & Gottman, J. M. (1999). Responsive listening in long-married couples: A psycholinguistic perspective. [Article]. Journal of Nonverbal Behavior, 23(2), 173-193.
• Perilloux, C., & Buss, D. M. (2008). Breaking up Romantic Relationships: Costs Experienced and Coping Strategies Deployed. [Article].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6(1), 164-181.
• Pronk, T. M., Karremans, J. C., Overbeek, G., Vermulst, A. A., & Wigboldus, D. H. J. (2011). What It Takes to Forgive: When and Why Executive Functioning Facilitates Forgiveness. [Artic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8(1), 119-131. doi: 10.1037/a0017875
• Rahim, M. A. (1983). A measure of styles of handling interpersonal conflict. [Not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6(2), 368-376.
• Reis, H. T., Clark, M. S., & Holmes, J. G. (2004). Perceived partner responsiveness as an organizing construct in the study of intimacy and closeness. Handbook of Closeness and Intimacy, 201-225.
• Ritchey, K., Schuster, J., & Allen, J. (2008). H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xt and headings influences readers’ memory. [Article].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33(4), 859-874. doi: 10.1016/j.cedpsych.2007.11.001
• Rizzolatti, G., & Craighero, L. (2004). The mirror-neuron system. Annu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 27, 169-192. doi: 10.1146/annurev.neuro.27.070203.144230
• Rusbult, C. E. (1983). A longitudinal test of the investment model – the development (and deterioration) of satisfaction and commitment in heterosexual involvements. [Artic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5(1), 101-117.
• Rusbult, C. E., Martz, J. M., & Agnew, C. R. (1998). The Investment Model Scale: Measuring commitment level, satisfaction level, quality of alternatives, and investment siz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5(4), 357-391.
• Rusbult, C. E., & Zembrodt, I. M. (1983). Responses to dissatisfaction in romantic involvements – a multidimensional-scaling analysis. [Articl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3), 274-293.
• Saavedra, M. C., Chapman, K. E., & Rogge, R. D. (2010). Clarifying Links Between Attachment and Relationship Quality: Hostile Conflict and Mindfulness as Moderator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4(4), 380-390. doi: 10.1037/a0019872
• Simpson, J. A., Rholes, W. S., & Winterheld, H. A. (2009). Attachment Working Models Twist Memories of Relationship Event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2), 252-259. doi: 10.1177/0956797609357175
• Sullivan, K. T., Pasch, L. A., Johnson, M. D., & Bradbury, T. N. (2010). Social Support, Problem Solving, and the Longitudinal Course of Newlywed Marriage. [Artic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8(4), 631-644. doi: 10.1037/a0017578
• Takaku, S. (2001). The effects of apology and perspective taking on interpersonal forgiveness: A dissonance-attribution model of interpersonal forgiveness. [Articl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41(4), 494-508.
• Tomaka, J., Blascovich, J., Kibler, J., & Ernst, J. M. (1997). Cognitive and physiological antecedents of threat and challenge appraisa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3(1), 63-72. doi: 10.1037//0022-3514.73.1.63
• VanLange, P. A. M., Rusbult, C. E., Drigotas, S. M., Arriaga, X. B., Witcher, B. S., & Cox, C. L. (1997). Willingness to sacrifice in close relationships. [Artic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2(6), 1373-1395.
• Wachs, K., & Cordova, J. V. (2007). Mindful relating: Exploring mindfulness and emotion repertoires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33(4), 464-481.
• Wimalaweera, S. W., & Moulds, M. L. (2008). Processing memories of anger-eliciting events: The effect of asking ‘why’ from a distance.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6(3), 402-409. doi: 10.1016/j.brat.2007.12.006
• 張妤玥、陸洛. (2007). 愛情關係中對方衝突管理方式與自身關係滿意度之關連. 中華心理衛生學刊, 20(2), 155-178.
• 張思嘉. (2001). 婚姻早期的適應過程：新婚夫妻之質性研究. 本土心理學研究, 16, 91-133.
• 陳皎眉. (2004). 人際關係與人際溝通. 台北: 雙葉書廊.
• 劉惠琴. (1993). Conflict Resolution Processes in Close Relationships. 婦女與兩性學刊, 4, 207-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