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1980 年代 CD 開始變得隨處可得後，針對 CD 提供的音樂品質是否勝過被它取代的黑膠唱片這個議題，便有了一番激烈的爭論。大多數的論點集中在「類比」和「數位」技術的差異上，因此我想在做更進一步的探討前，先說明這項差異為何。

類比／數位之間的差異

為了讓解說單純些，我並不會直接針對音樂來談，而是用影像的複製和重製法來說明，這樣我就可以用畫的來舉例了。我們就先用「類比法」和「數位法」分別來複製一條波浪線好了。

類比重製

類比錄音系統採取的方式，只是單純地照著形狀，直接將一條擺動的線複製出來。就跟單車手沿著蜿蜒的鄉間小路騎往市區的做法很類似：單車手的路線有多準確，端視他的速度有多快、路徑有多曲折，以及中午花多少時間泡在酒吧裡等因素而定。

最典型例子就是你拿一張描圖紙和鉛筆，照著圖片描畫一樣，只要以等寬的線條很仔細地畫，很容易就能增加描圖的準確度。不過，有可能你所描畫的線條擺動的幅度太大，讓你很難精準地跟著畫出來。

數位重製

但數位重製的做法則完全不同。「數位」這個字表示電腦必須將這項作業簡化成一連串「是」或「否」的指令。它會先將那張畫有擺動線條的頁面分割成許多小方格，接著電腦會將相機對著圖片檢視：「這塊小方格裡有黑線嗎？」並一一在所有的小方格裡進行這樣的程序。然後電腦會將所有「是」或「否」的答案儲存起來。當我們要電腦重製這張圖片時，它就會將所有答「是」的小方格畫成黑色的；而所有答「否」的都留白。這種系統的好處是，電腦能以無比精準的方式，記憶龐大數量的「是」或「否」答案，並準確無誤地將這項資料隨時予以儲存和重製，且沒有機器移動準確度的問題。而缺點則是，它的曲線是由小方格所構成的，因此若一開始設定的小方格不夠精細的話，所複製出來的圖案就不會像原本的曲線那般圓滑。圖 12-2 中，我將效果良好的數位複製圖跟方格太大的圖，兩者之間的差異做了個比對。

在知道了用於黑膠唱片製作上的「 類比技術」， 和用在 CD 製作上的「 數位科技」 之間的差別後， 現在我們可以來回答當初的問題了：「黑膠唱片比 CD 好嗎？」而答案則是……能分辨兩者之間差異的人非常非常少。

這項比較基礎建立在黑膠唱片保持在完美的狀態，且兩者用的都是很好的設備。這一點是由兩位音樂心理學家（Klaus-Ernst Behne 和Johannes Barkowsky）在 1993 年所證實的。他們找了 160 位「音樂系統迷」以及對 CD 和黑膠唱片有強烈好惡的人，請他們聆聽這兩種音樂重製的類型。即使黑膠迷一開始都認為，相較於黑膠唱片的「溫度」，CD 聽起來是「刺耳又呆板」，但其中卻只有 4 位能分辨他們聽的是否是 CD。而且，別忘了這批人可不是一般聽眾，他們都是相當有定見的發燒友。至於在一般聽眾間，搞不好每 100 人中只有不到 1 人能分辨 CD 和黑膠唱片聲音的差異，而且這還是在 1993 年時期的實驗。爾後的技術改良必定會再使能明辨兩者差異的人數下降，讓這種比較變得毫無意義。

許多這類 CD、黑膠的爭論，是來自於人類對傳統技術的留戀，這種情懷甚至可追溯至山頂洞人對於青銅箭頭跟新發明的鑄鐵箭頭何者較優的激烈爭論。在 1930 年代時，由於新的錄音技術能妥善處理音量大和音量小的樂曲，因而樂迷們反而懷念以前舊唱片上出現在管弦樂曲高潮時，那種破音效果的刺激感。之後到了 1963 年時，在一篇針對當時最新 RCA Dynagroove 錄音技術的評論中，也指出某些聽眾發現這個新式的、更柔和的聲音太過乏味。我個人則認為，比較黑膠唱片跟 CD 之間的聲音差異，跟那些中央空調的滴答聲、交通噪音，以及從背後傳來幽幽地問這首爵士樂還要演奏多久的聲音……相較之下，就沒什麼意義了。

CD和 MP3 技術之間的差異

假設我們正置身一場演唱會，聆聽 Psychedelic Death Weasels 樂團演唱他們的搖滾史詩之作「Is my cocoa ready yet, luv?」。

在浪漫低吟的主調中，我們可以清楚地聽見所有樂器，包括由歌手所彈奏的音響吉他在內。不過，當樂團表演重搖滾合唱時，我們就只能聽到貝斯、鼓聲和電吉他的聲音，觀眾們可以看到那位歌手仍在彈著音響吉他，但他發出的聲音卻完全被淹沒在其他那些大聲演奏的樂器中。

倘若將這首樂曲錄製在 CD 上的話，每種樂器所發出的每個聲音，都會被忠實地記錄成數位資料，即使是重搖滾合唱時那聽不到的音響吉他聲也一樣。至於在數位錄音過程中，不論是「被掩蓋」的吉他聲還是音量大的樂器聲，都會以同樣的資料量予以記錄。但不論在演唱會中還是從 CD 上，你都聽不見那些「被掩蓋」的聲音，因此這些忠實記錄的資料一點意義也沒有，但由於錄音設備不懂如何取捨，因此還是會自動地一一記錄下來。

這種某一樣樂器被其他樂器「淹沒」或「掩蓋」的情形，在任何一種音樂類型的表演中都會發生，有時如上面舉的例子，一種樂器會被掩蓋數秒或甚至長達數分鐘的時間，不過在許多例子中，樂器聲只會被掩蓋幾分之一秒，比如一聲巨大的鼓聲就可能會將整個搖滾樂團或管弦樂團的聲音掩蓋掉。

除了這些被掩蓋的聲音外，CD中亦包含許多我們聽不到的東西，如超出人類聽覺範圍的超高低頻率即是。在前面的章節我們說過，樂音是由一組「關聯性高」的頻率家族所構成的：即基本頻率、基本頻率的 2 倍頻率、3倍、4倍、5倍頻率等等。

當我們彈奏某樣樂器所能發出最高的音時，其中所產生的某些泛音就會超出我們的聽力範圍了。同樣地，有些低音組合也會產生人耳聽不到的次聲波，雖然有時你感覺得到。在 CD 上這些聽不到的聲音全部都會被儲存並播放出來，即使我們根本聽不到也一樣。

在 1980 和 90 年代時，有一群極度聰明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發展出一種利用電腦來辨認 CD 上所有被掩蓋和聽不到的聲音的方法，且一旦找出這些聲音後，就會將它們清除，並將去掉了這些無用資訊的音樂再錄製一次。CD上大約有百分之九十的資訊都可以用這種方式去除，以製作成 MP3 檔案。當然，這樣一來就等於你可以將 10 張 CD 的量放在1張 CD 上，或者也可以將它們以數位資料形式儲存在電腦上或個人音響裝置，像是 iPod 等等並播放出來。雖然 MP3 技術將原始音樂演出中大部分的資料都去掉了，但一般聽眾並無法分辨以 CD 和 MP3 所播放音樂的差異。

你知道最早被記錄下來的完整樂曲竟然是古希臘的搖滾樂嗎？為什麼身為亞洲人的我們，比較容易擁有「絕對音感」？從科學的角度書寫音樂的故事。 《好音樂的科學：破解基礎樂理和美妙旋律的音階秘密》，大雁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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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沒有問我性別，認為寫走私的就是男性吧，在論文刊出首頁用『His Mailing address…』來標註我的聯絡方式。」

如同這樣的性別刻板印象，投入邊境研究也是一個不斷突破刻板印象的歷程。

孤軍以外消聲的生命故事

1992 年，張雯勤隻身在泰北旅行，偶然到了泰緬邊境的一個村子，那裡正是臺灣媒體經常報導的泰北難民村之一。

這段歷史得追溯到 1950 年初。當時，一批一千多人的國軍殘餘部隊，在雲南節節敗退後進入緬甸撣邦，抵達與泰國為鄰的大其力。經過集結、招兵買馬，1951 年這批重整的軍隊在撣邦勐撒成立了「雲南反共救國軍」。其後的故事即是一般人所熟知的「異域孤軍」戰史——經歷兩次撤台，部分軍隊落腳泰北邊境，當地人稱作「國民黨村」。

然而，在被歌泣的男性化、黨國化歷史背後，隱藏著邊區遊移政治與無數難民的生活史。

最初，張雯勤帶著既定印象從孤軍將領訪談，研究這些「雲南移民」。但在村子住了大半年，她發現日常接觸的並不是將官，反倒都是大爹、大媽、大嬸、大叔這樣的平常百姓。「臺灣報導裡全是忠貞愛國、異域求生的孤軍，這些普通人完全沒聲音，但他們的生命故事非常豐富。」

於是，張雯勤用了兩年，走訪二十四個邊境村落，此後又一路延展到緬甸，展開二十多年以平民為視角的邊境研究。

越界流動，是歷史上的邊境常態

自古以來，從雲南、緬甸至泰北即常有大批人口來來回回遷移，多元族群交織著不同政治勢力，在這塊廣衾的土地上脈動著爭戰、交易營生、多元文化的習作與交流。1949 年因國共內戰及往後二十多年中國政治運動，造成大規模跨境遷徙。

在 1961 年「二撤」之前，留在緬甸的國民黨軍隊主要有五支，其中三軍和五軍最終沒有撤回臺灣，集結於泰北。1970、80年代，他們協助泰國政府剿滅泰共，爾後取得泰國國籍定居當地。

然而在這些「國民黨村」裡，軍人只是一部分，大部分其實是跟著軍隊逃難的眷屬及一般難民。邊境村落或周遭，包含有雲南漢人、雲南穆斯林、阿卡族、佤族、儸黑、傈僳人等各式族群，彼此用不同語言交流。「我很佩服這些大媽，買賣東西的時候，遇到阿卡人，就講阿卡話，遇到百夷人，就講百夷話。」張雯勤說。

平民耕地、做小生意謀生，撤退至緬泰的國民黨軍隊也亦商亦軍，軍隊找商隊馱運物資，商人仰賴武裝保護。對於難民來說，同樣如此，軍隊既保護也剝削他們。於此同時，帶兵的軍官也利用騾馬往返泰緬馱運「黑金」——大煙（生鴉片）。

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是我們自己的

從我們社會的眼光來看，毒品似乎萬惡不赦，但回歸到當地生活脈絡，這只是平民百姓的一種生計。許多人歷經顛沛流離，沒有身分、沒有錢，最重要的目標皆為了「努力活下來」。毒品、走私因而成為邊境的生存日常。

「他們的童年記憶裡，從小就生活在大片大片的罌粟花田。爺爺躺在蚊帳裡抽煙，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抽大煙，只有老人家有權利，年輕人頂多是工作累了，抽個幾口。」

現實中備嘗艱辛的生活，經過記憶轉化後的敘事卻呈現出一種近乎迷人的日常：罌粟花很美，年輕人為雇主做工「刮煙」，一邊刮一邊唱歌。罌粟一顆一顆，用刀子劃下去，汁液才會跑出來。劃也不是亂劃，有一定技巧。劃完以後，白色的汁液流出，不能馬上去刮，隔天凝結成暗褐色，才能用一把彎彎的刀刮下來，在刀片上慢慢累積，就成了生鴉片。

「他們說，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就是我們自己的。」因為汁液大部分留在刀片上，少量落在刀片下，一點點攢起來可以賣錢，這也是一種酬勞的給付方式。

毒品議題龐大而複雜，牽涉跨國政治、經濟與利益集團的輸送角力，甚至不乏國家政府涉入其中；但從底層百姓的角度，罌粟田是人們熟悉的生活記憶，採大煙是從小到大的日常勞作。

對張雯勤來說，這也正是邊境研究的重要關懷，在傳統國家中心的分析視角外，看見每個真實的個別生命。她擅於採用敘事書寫方式，爬梳自 1949 年以後，雲南移民從中國西南逃難到緬甸，部份移民又從緬甸遷居他國的歷史，以及他們從事的耕作和跨境商貿。

這些人的生命和動亂時代交織在一起，相對邊緣不被看見，他們怎麼面對生命處境，掙扎、奮鬥、存活下來？我要做的，就是用說故事的方式書寫出來。

民間「影子經濟」：馬幫到摩托車車隊

除了戰事逃難，經濟營生也讓跨境成為邊界常態。雲南多高山，長途經濟活動必須依靠騾馬。由於在山上形單影隻不安全，容易遇到強盜劫匪，商人便集結起來形成了馬幫，這是自古中國西南獨特的商隊組織。

張雯勤提到，1962 年尼溫軍政府上台，隨後實行國有化經濟體制，嚴厲禁止人民自由行動與私有交易，造成緬甸經濟迅速崩解，大量民生用品必須仰賴泰國走私；而進行地下貿易的主要族群，即為定居兩地的雲南移民。

「雲南移民在泰緬邊區的馬幫貿易，雖然奠基於大漢中心主義『走夷方』的文化傳統心態，然而實踐過程呈現不同社群間互助、衝突與協商，突顯邊區特有的地理政治、經濟與文化主體性，以及這個經濟活動內涵的複雜規範和知識。」張雯勤分析。

時代改變，跨境貿易的方式也在改變。

1980 年代，汽車運輸漸漸取代原有馬幫，往來中緬與泰緬邊區，2000 年到 2014 年更出現「摩托車車隊」，穿梭於上緬甸與雲南邊城瑞麗。過去，馬幫由頭人帶領，策劃路線與行走時間，在特定地點向叛軍或官方上稅；交通工具改變了，當代商隊同樣繼承這些「地下貿易規則」。

以緬北摩托車車隊來說，一個車隊約五至二十人，大家先坐車到雲南瑞麗，到認識的摩托車商店買車。通常一個騎士騎一輛、帶兩輛（拆解成零件），厲害的能帶上四輛！

回緬甸不能走正規大路，要趁夜翻山越嶺，路況好的時候，六小時就能抵達緬北臘戌，一路上過村則需要付費給警察。清晨五、六點，臘戌的摩托車市集擠滿了人。除了賣車的，還有販賣偽造車牌的攤位，貴一點用鐵片做，便宜陽春版則是塑膠材質製成。

「我的摩托車車隊研究主軸，一方面引用地下經濟與日常政治理論，分析這個走私行業的運作規則與組織網絡。另一方面，我將它與過去中國西南與高地東南亞之間的長程馬幫貿易，進行比較對照，兩者在結構運作上高度相似，都是根基於地方知識與社會網絡的助因。」張雯勤談到。

她進一步分析：「我因此主張，當今中緬摩托車走私並非隨意運作，而是延續了歷史上長途馬幫貿易的組織精神；但不同的是，當代摩托車走私打破了馬幫貿易的性別專斷（只有男性從事），同時吸納兩性。」

中緬泰的邊境貿易存在已久，民間百姓經常跨境往返。雖然 1950 到 1980 年代中緬邊界關閉，但私下邊境貿易仍然存在，交易的物資包括許多日常用品：農產、醃豬肉、野生動物、熱水瓶、藥材、豬油、鹽巴、被單、枕頭套、膠鞋、布料、熱水瓶、腳踏車，以及貴重的玉石、紅寶、柚木等。

一位玉石商人曾如此形容緬甸：「賣米不合法，賣鹽不合法，賣什麼都不合法，那還可以做什麼？只能走私啊。」這些國家法律不認可的交易，一般被稱為「非法走私」；然而張雯勤認為，用「影子經濟」（shadow economy）或「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更能理解在國家治理視角之外，邊民們為了生存，遊走穿梭邊境的自主貿易。

無論國界是否封鎖、政治角力如何劇烈，平民百姓手無寸鐵，唯能在檯面下運用常民強韌的生存力量，對抗突破國家政體的限制。

大起大落的血淚玉石夢

在跨境貿易經濟鏈裡，普通人民、不同的叛軍武裝團體、政府官員、軍隊等，都共同參與這個地下商業活動。執法者也是違法者，合法與非法關係錯綜交織。

緬甸最著名的玉石貿易，亦是如此。緬甸玉石開挖已有數百年，過去挖玉石叫「挖洞子」。依照傳統，找到未被開採之處，插個樹枝示意為有主之地，就能以簡單的器具挖掘。

玉石產於克欽邦，是叛軍的勢力範圍，在尼溫主政的社會主義時期（1962-1988），雖然政府禁止私人開採，人民依舊冒險盜採。但緬軍和叛軍經常開打，挖掘玉石非常危險。到了 1990 年代初，緬軍和叛軍和談後，由政府接手管轄玉石場，商人必須向政府標地開挖，挖到玉石後上稅，再經過公盤買賣。不過，地下交易走私仍未消失。

窮人沒錢參與標案，常常聚在玉石場，一等商家把廢棄石頭倒出便蜂擁而上，幸運的或許就能找到被錯過的玉石。但採石如同賭命，由石頭堆起的「山」極不穩固，經常崩塌，傷亡慘重。張雯勤回憶看過的「山崩」影片，滿心不忍地感嘆：「在那麼不安全的社會，你得要用生命去營生。」

在玉石貿易網絡研究上，張雯勤打破既有華人關係研究的迷思，這些迷思強調華商成功源於人際關係的信任、忠誠、和諧。但她切入日常政治與法律層面，指出商貿網絡中組織性層次及規範，並藉由這個研究，提出跨越國家疆界、法律，從地區特性、歷史情境去追踪民間跨境能動性。

沉默卻堅韌的邊境女人們

性別關係是張雯勤的另一主要課題。「女性移民經常被忽略，尤其是具有軍事背景的雲南移民團體，多數報導、研究只集中在軍事與走私活動，婦女如何在不斷遷移的過程中，扮演日常生活實際供養者與文化意義延續者，卻被視而不見。」

論文中，張雯勤以一位段大嬸的生命故事，爬梳冷戰時期在紛亂的泰緬邊區，女性如何因應複雜的政治軍事生態。她們一方面穩定了家中的經濟，又成功支助男性出外打仗或跑馬幫過程所需的定點補充。論文處理了馬店與雜貨店的經營──這是雲南移民婦女在長程馬幫貿易上，不被看見的經濟角色。

2010 年，張雯勤到泰北邊境的村子田調，剛巧就住進了段大嬸媳婦開的民宿。幾日的停留，張雯勤與段大嬸一起剝著大蒜，聽著她的生命故事。

段大嬸是雲南漢人，少時與家人隨國民黨軍隊輾轉逃往緬甸、泰國。她結過兩次婚，都是部隊軍人，也都早早離世，留她一人流離遷徙，獨力撫養孩子。沒了丈夫，一個女人在邊境村落要靠自己謀生立足，艱辛可想而知。還好段大嬸很有生意頭腦，她買騾馬馱運貨物到少數民族村販賣，後來又開起了馬店和雜貨店，接待往返泰緬的馬幫商隊。

但邊境的生活永遠充滿挑戰，一遇戰事，門來不及鎖就得逃命。有一次戰事又突然爆發，當時下著傾盆大雨，段大嬸抓了雨衣就逃，沿路頭上是盤旋的飛機，身旁是落下的子彈。幾天後，當她再返家才發現鋪子裡的東西全被軍人拿走了。但別說財物，在那樣混亂的時代裡，平民百姓只能在縫隙裡拚命求生，活下來已是大幸。

邊境村子如同段大嬸這樣的女人很多。男人無論做了什麼、數年未歸，只要回家，女人還是必須接納他們。傳統性別的限制與突破，就如同邊境日常的曖昧與多重性。

因為環境險惡，性別限制得以被打破，女性在輾轉遷徙中獲得更多自由與賦權空間，但並不代表她們能完全擺脫傳統框架。

投入田野近三十年，張雯勤以人類學為根基，結合歷史學的深度，進行跨國界多點的田野研究。她從邊境百姓的遷徙著手，透過「非正式」的邊境貿易，梳理跨境流動的曖昧與多重性。

她的研究瓦解了「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界限，突破由國家法律先行的刻板印象，並提出「跨境民間」的概念，來理解這個區域不曾中斷的民間跨界與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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