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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我能做你的後盾嗎?──依附理論系列(七)

貓心——龔佑霖
・2017/01/15 ・4430字 ・閱讀時間約 9 分鐘 ・SR值 513 ・六年級

依附理論系列


每一段愛情,或許都是我們重新定義自我的過程。

隨著兩個人從初識到越走越近,我們漸漸地會發現,自己似乎開始喜歡上了對方喜歡的東西,開始替對方著想,甚至,有些本來我們討厭的事情,也因此而漸漸地模糊了起來。

我們有時候會開始懷疑自己是否失去了自己,有時候又會覺得這樣子的調整是好的。愛情本來就得把一部份的自己交給對方,這中間的矛盾與模糊,讓我們學著重新認識自己,學著用更有彈性的角度來看待一些從未想過的事情(註1)。

我們越來越像了:感情中的同步化行為

圖/pixabay, c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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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研究發現,安全型依附的人比較會透過調整自己的內在層面來配合伴侶,即使這些調整可能會對自己造成一些負面的影響(negative self-synchronization),他們依然會這麼做[1]。安全型的人在和低自尊的伴侶互動時,比起和高自尊的伴侶互動,更有可能降低自己的自尊,來和對方達成連結感,但是不安全型的人就比較不會做出這樣的調整。

這件事情有可能正反映了,安全型依附的人比較不會認為配合對方是一種犧牲自己、讓自己變得很糟糕的方式,而是同理對方、和對方產生緊密連結的方式;但對於不安全型依附者來說,如同前面文章所提到的,他們對於自己的看法較為負面,為了要保護好自己脆弱的自尊,因此不會做出這樣的調整(註2)。同樣的,透過實驗操弄觸發安全感,也會增加這種行為出現的比例,觸發不安全感則會得到相反的結果[1]。

除了保護好自己脆弱的自尊之外,不安全依附不會產生降低自尊的同步化,可能還有其他的原因:就逃避型依附者來說,由於他們不喜歡和他人過於親近,因此比較不知道伴侶的情感生活,也對伴侶的親密想法以及感覺沒興趣,因此比較不會透過同步化的方式來和對方產生連結[2];而焦慮型依附的人呢?就如前一篇文章裡所提到的一般,他們關注自己需求勝過於關注對方的需求,因此他們也比較不會調整自己的行為來做出這樣的連結[3]。

對於伴侶煩惱的回應

圖/pixabay, c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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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調整內在層面與伴侶產生連結之外,在伴侶有所需要時,能夠提供安全感的支持也是很重要的關鍵。

過去的研究發現,安全型的人比起焦慮型和逃避型的人,更能在伴侶心裡苦的時候,敏感的對他做出回應[4-7]。不論是情侶每日紀錄彼此互動過程的研究[8],或是實驗室當中的操弄研究,都得到了相似的結果[5, 9-11]。

例如操弄戀愛中的女生去做一個充滿壓力的實驗時,安全型男生比較容易注意到女友的擔憂,並提供了較多情緒支持與言語支持,逃避型的伴侶則提供了較少的支持[10];另一個研究當中,研究者錄下了伴侶傾吐心事的過程,結果發現,越是安全型的伴侶,比起越是焦慮型的伴侶,越能給予另一半支持與正向回應。

逃避型的人比較少給伴侶提供支持,或許是一件很容易理解的事情;但是焦慮型的人呢?她們不是很渴望和伴侶產生連結嗎?沒錯,焦慮型的人確實會做出一些和伴侶產生連結的事情,她們很關注在伴侶的問題之上,但是「太」關注了。

不知道你有沒有遇過這樣的伴侶?在你向他抱怨事情的時候,他總是試圖要幫你解決問題,甚至直接把你的事情搶過來做,跑去打電會給你的教授說要他對妳照顧一點,不要給你那麼多的壓力等等,到頭來反而使得事情變得更為複雜。沒錯,焦慮型的人比較容易強迫性地照顧伴侶、過分投注在伴侶的問題之上,沒能解決伴侶手上的問題,反而給伴侶製造了更多的問題[11]。

但是,如果自己已經在課業或是工作上很忙,要如何分神關心伴侶呢?過去研究發現,不論是原本就處於一段安全型關係的人(心理學術語稱之為傾向性屬於安全型的人,dispositional),或是透過實驗觸發操弄出安全感的人(脈絡性處發出安全感的人,contextual),他們都比較能夠在伴侶訴說自己的困擾時,提供較有效率的關懷。有一個實驗甚至發現,即便在他們感到很累的時候,依然能夠克服自己的疲倦,回過頭來傾聽與關懷他們的伴侶。

實驗者採取隨機分派的方式,將伴侶分成照顧者(care-giver)與尋求照顧者(care-seeker)。接著,尋求照顧者留在實驗室內寫下想要討論的議題,照顧者則到另一個房間做色字測驗(stroop task,註3),藉此消耗他們的腦力。在色字測驗當中,實驗者會加入一些和安全感有關或無關的詞彙,例如受試者伴侶的名子,或是一些陌生人的名子。

做完測驗之後,照顧者回到實驗室內,花十分鐘和尋求照顧者討論剛剛寫下的議題。結果發現,本來就屬於安全型的人,或是因為剛剛「在實驗材料中接觸到伴侶名字」而被觸發安全感的人,會對於尋求照顧者給予較多的回應與支持。

由此可知,無論是本來就偏向安全型依附的人,或是受到觸發而產生安全感的人,都能夠克服心智上的疲累,給予伴侶適當的照顧。總而言之,安全感觸發使得逃避依附者不再那麼的逃避、也使焦慮型依附者克服心智疲累,用較為支持與回應的方式同理他們的伴侶[12]。

littlevisuals

做你最堅強的後盾

如何和伴侶產生連結,還有一個重要的基礎──安全堡壘(secure base)。還記得我曾經在第一篇文章當中提到,小孩會以母親作為安全堡壘,開始探索四周的環境嗎?有一篇針對成人伴侶依附的研究[13],也探討了安全堡壘的問題:當伴侶想要擴展自己的視野時,或是當他/她需要被幫助時,另一方是否願意支持自己呢?他/她想和外在世界互動時,是否能夠不被另一方阻止呢?自己的伴侶能否接受並鼓勵自己去探索外在世界呢?

還記得當年很紅的《我可能不會愛你》嗎?在這部連續劇當中,每當女主角程又青不畏艱辛,希望能夠做自己想做的工作時,丁立威卻不顧她的意願,企圖安排一個穩當舒適的工作給她,希望她能夠安穩地做這份工作就好了。

我想或許丁立威就是一個焦慮型依附的人,因為根據這篇研究發現,焦慮型的人會在伴侶試圖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時,不但不支持伴侶的探索,反而介入了她的選擇當中,試圖幫對方做出自己認為好的選擇,儘管這個選擇對於自己的伴侶來說,並不一定是她也想要的。

而逃避型依附呢?他們在伴侶自主探索時,幾乎不會給予任何的支持,採取了放任的態度看待這件事情;而焦慮、逃避程度都高的人,則是最不支持伴侶自主探索那群的人。

我可能不會愛你宣傳照
來源:維基百科

伴侶能否支持自己對外探索的行為,會帶來哪些影響呢?B.Feeney的研究發現,伴侶在追求目標時,若是能夠知覺到另一半願意站在自己身邊,協助自己移除路上的障礙物,那麼,他們也比較能夠獨立地去追求這些目標、覺得自己有能力達成這些目標(自我效能感),以及較無後顧之憂、全心全意地投入在自己的目標之上。

更進一步的研究發現,當一個人在和伴侶討論未來個人的目標時,若是能夠獲得伴侶的支持與認同,將會使他更願意投入及探索這些目標。這份研究也採取長期追蹤的方式來研究這一點,他們要受試者研擬幾個「六個月內的個人目標」,並測量他們伴侶對於這些目標的支持與回應,結果發現,那些越是受到伴侶支持、伴侶越是願意給予對方回應的人,將會使自己更有可能至少達成一個目標[14]。

在另一個研究中,B.Feeney 錄影記錄伴侶討論個人目標的過程,發現當自己的伴侶願意給予自己較多支持時,被支持方比較願意開放地討論自己的個人目標,同時也更能夠尋找各種方式來達成目標;但是當另一方採取了較多反對、阻止的行為,或是試圖去控制自己的伴侶時,將導致伴侶被迫更改或是扭曲了自己本來想追求的目標。除此之外,伴侶的支持性行為侶預測了在討論結束之後,訴說方感覺到了較多的自尊感,以及正向的情緒[15]。

從這些研究,我們可以發現一件事情,安全型的伴侶是全心全意地支持自己另一半想要做的事情,而非將自己的想法凌駕於對方的目標之上,或是完全忽視對方的目標,從而讓對方更能獨立自主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由此可以發現,其實關係好的情侶,並不是整天黏在一起,什麼都要一起完成的那些人,反而是那些平時有各自的生活,但是在需要彼此的時候,能夠相互支持與幫助的情侶。事實上,過去的研究便發現了,關係好的伴侶是那些能夠同時獨立追求自己的目標,但又同時支持著彼此的人[16](註4)。

註解

  1. 有興趣的可以參考海苔熊的這篇文章,裡面有提到關於愛情中的改變與動盪。
  2. 有興趣的可以參考我之前寫的這篇文章,裡面提到的是一個類似的概念,只是該篇文章當中的研究,並未採取「依附風格」作為研究的變項,不過當中所提及的「低自尊者與脆弱高自尊者,比較容易受到外在情境變化而改變自我價值感,高自尊者則比較不會如此」,正是呼應了有較高自尊的安全型依附者比較不會因為調整自我來配合對方而感到脆弱,但自尊較低的不安全依附者則比較容易有這樣的情形出現。
  3. 這是一個很耗腦力的測驗,很多人可能都在大學迎新玩過,只是不知道這是心理學研究工具XD。內容大概是這樣子:請快速而正確地讀出下列文字的顏色。很難吧!沒錯,這是因為我們會受到字義的干擾,因此無法快速而正確的讀出字的顏色。(教妳一個作弊的方式,如果妳有近視,把眼鏡拿掉,就能夠快速而正確地唸出來了,但請不要拿來欺騙心理學實驗者,因為妳的樣本會成為極端值而被剔除)
  4. 更詳細的內容,請參考我的這篇文章:情侶間無法逃避的三大矛盾,你們用了哪種應對策略?

延伸閱讀

  1. Rholes, W. S., Simpson, J. A., Tran, S., Martin, A. M., & Friedman, M. (2007). Attachment and information seeking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 33 , 422-438.
  2. Rholes, W. S., Paetzold, R. L., Friedman, M. (2008). Ties that bind: Linking personality to interpersonal behavior through the study of adult attachment style an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In F. Rhodewalt (Ed.) Personality and Social Interaction. Washington D. C.: Psychology Press.
  3. B.Feeney & Collins(2001) Predictors of caregiving in adult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n attachmen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0 (6), 972
  4. J.Feeney & Hohans(2001). Attachment and spousal caregiving. Personal relationships,8,21-39.
  5. Kunce, L.J., & Shaver, P.R. (1994). An attachmenttheoretical approach to caregiving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In K. Bartholomew & D. Perlman (Eds), Advances i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Vol. 5. Attachment processes in adulthood (pp. 205-237). London: Jessica Kingsley.
  6. Millings A & Walsh J (2009) A dyadic exploration of attachment and caregiving in long-term couples.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6(3), 437-453.
  7. Davila & Kashy (2009) Secure base processes in couples: daily associations between support experiences and attachment security.23(1):76-88. doi: 10.1037/a0014353.
  8. Collins, N. L., & Feeney, B. C. (2002, February). Social support and caregiving processes in daily interaction: Feeling supported and feeling secur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Society f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Savannah, GA.
  9. Simpson, J. A., Rholes, W. S., & Nelligan, J. S. (1992). Support seeking and support giving within couples in an anxiety-provoking situation: The role of attachment styl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2,434-446.
  10. Simpson, J. A., Rholes, W. S., Orina, M. M., & Grich, J. (2002). Working models of attachment, support giving, and support seeking in a stressful situ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8, 598–608
  11. Kunce, L. J., & Shaver, P. R. (1994). An attachment-theoretical approach to caregiving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In K. Bartholomew & D. Perlman (Eds.), Advances i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Vol. 5, pp. 205-237). London: Jessica Kingsley
  12. Mikulincer, Shaver, Sahdra and Bar-On(2013) Can security-enhancing interventions overcome psychological barriers to responsiveness in couple relationships? Attach Hum Dev. 2013;15(3):246-60. doi: 10.1080/14616734.2013.782653. Epub 2013 Apr 8.
  13. Feeney, B. C., & Thrush, R. L. (2010). Relationship influences on exploration in adulthoo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 of a secure bas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8, 57-76.
  14. Brooke C. Feeney. The Dependency Paradox in Close Relationships: Accepting Dependence Promotes Independe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7, Vol. 92, No. 2, 268 –285.
  15. B.Feeney(2004) A secure base: responsive support of goal strivings and exploration in adult intimat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7 (5), 631
  16. Baxter, L.A. (1990). Dialectical contradictions in relationship development.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7, 6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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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難易度
貓心——龔佑霖
73 篇文章 ・ 69 位粉絲
心理作家。台大心理系學士、國北教心理與諮商所碩士。 寫作主題為「安全感」,藉由依附理論的實際應用,讓缺乏安全感的人,了解安全感構成的要素,進而找到具有安全感的對象,並學習建立具有安全感的對話。 對於安全感,許多人有一個想法:「安全感是自己給自己的。」但在實際上,安全感其實是透過成長過程中,從照顧者對自己敏感而支持的回應,逐漸內化而來的。 因此我認為,獲得安全感的兩個關鍵在於:找到相對而言具有安全感的伴侶,並透過能夠創造安全感的說話方式與對方互動,建立起一段具有安全感的關係。 個人專欄粉專: https://www.facebook.com/psydetective/ 個人攝影粉專: https://www.facebook.com/psyphotograp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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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再起,視訊會議減少接觸風險,卻會讓你更累、更沒創意?

Te-Yi Hsieh_96
・2022/05/13 ・3564字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台灣的 COVID-19 疫情,在今(2022)年四月急遽升溫,許多公司行號也再度實行遠端上班、分流上班,減少接觸以及染疫風險,許多染疫者、接觸者也必須居家隔離。任何需要跟人接觸的活動,都改以線上的方式進行。因此,視訊會議就成為了一個相對安全、又便利的新選擇。多虧了現代電腦、網路,和通訊軟體的發達,我們不必非得要面對面才能「見面」。

疫情下,許多會議都改以視訊方式進行,但這對我們大腦來說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圖/Giphy

這樣遠端工作、開不完的視訊會議所帶來的結果是,我們必須整天盯著螢幕看,造成眼睛、精神上的疲勞。國外有人甚至發明了「視訊會議疲勞」(Zoom fatigue,或作 videoconference fatigue)一詞[註一]來形容這種過多視訊開會造成身心疲乏的現象。而且,這種現象,不但在職場中出現[註二],就連線上課程也都讓學生覺得更疲累、難以專注、學習困難、焦慮感提升[註三]

為何會產生「視訊會議疲勞」?

為什麼「視訊會議疲勞」那麼普遍呢?Bailenson(2021)解釋,我們之所以會在視訊會議中更容易感到疲倦,主要是以下四個原因:[註四]

  1. 過多的眼神交流:在一般的面對面互動中,我們很少會靠一個人的臉那麼近來跟他說話,視線也不需要持續聚焦在一個人的臉上。尤其對於會議主講人來說,一次有那麼多雙眼睛直勾勾地盯著你看,大腦很容易進入一種過度激發(hyper-aroused)的狀態。
  2. 看到自己在說話的畫面,讓你時時刻刻都在審視、評價自己:同樣地,在一般的面對面互動中,幾乎沒有人會一邊拿鏡子照自己,一邊跟別人說話,但這種不自然的狀況卻會在視訊會議中出現。一旦我們看得到自己的影像,難免會注意自己在鏡頭前好不好看,臉上有沒有沾到東西,表情和談吐是不是夠優雅、自信。一邊說話,還要一邊持續自我審查的過程,對大腦來說非常耗能。
  3. 視訊會議限制了我們身體的活動空間:視訊會議進行期間,尤其是自己的鏡頭必須開啟時,我們基本上只能端坐在電腦前,眼睛直視螢幕,免得被誤認為是在分心、做別的事。身體要僵直地維持在這種狀態一到兩小時,屁股坐麻、手腳痠痛不說,大腦要控制身體維持姿勢也會變得疲乏。
  4. 透過視訊來進行社交互動更為困難、費力:面對面互動的時候,任何語言的、非語言的社交訊息(例如眨眼和微笑)都可以即時被互動者接收,但在視訊會議時,難免會遇到畫面卡卡的、網路不順的狀況,這都使得訊息傳達更為費力、耗時。
「視訊會議疲勞」讓疫情中的工作者更容易過勞!圖/Giphy

當然,這些容易讓我們疲勞的因素,並不是無法可解。Bailenson 也提到一些簡單的方法,像是把視窗從全螢幕調整成讓你沒有壓迫感的大小、關掉自己的個人畫面、在會議與會議之間安排休息等,都能有效降低疲勞。

疲勞的問題或許是解決了,但另一個可以探討的問題是,視訊會議的成效和面對面開會一樣嗎?尤其針對需要創意發想的行業,哪種討論方式更有助於人們想出新穎的好點子?

發想創意提案,到底是面對面還是視訊比較好?

為了探討這個問題,一篇 2022 年刊登於《自然》(Nature)的研究[註五]邀請了 300 名受試者,隨機分成兩兩一對,進行腦力激盪的作業。內容是花 5 分鐘跟夥伴討論「飛盤」有哪些非典型的用法或功能,再花 1 分鐘選出最有創意的答案。

想想看,「飛盤」除了跟狗狗玩丟接遊戲之外,還可以有哪些創意用法?圖/Giphy

在這些兩兩一組的受試者中,一半的受試者(75 對)被分配到「面對面互動組」,而另外 75 對則被分到「視訊互動組」。研究人員想知道,哪種形式的討論方式可以產出更多有創意的點子,還有,每個小組花一分鐘討論出來的最終方案,是不是最有創意的點子(用以判斷小組的決策準確度)。

研究人員除了記錄每個小組所產出的創意總數(想出幾種飛盤的新用法)之外,還邀請了兩位事先不知道研究假設的「裁判」,依據創意性和實用性評分受試者的點子。研究團隊將「有創意的點子」定義為「創意分數高於整體平均創意分數的點子。」

為了減少實驗題目造成的偏誤,並增加受試者總數,團隊接著找了另外 302 位受試者參與類似的實驗流程,但是腦力激盪的題目改成:討論「泡泡紙」有哪些非典型的用法或功能。

根據這 602 位受試者的結果顯示,「面對面互動組」想出的平均點子總數是 16.77 個,不但在統計上顯著多於「視訊互動組」的 14.74 個,「面對面互動組」也產出更多被評定為有創意的點子,平均有 7.92 個創意點子,相較於「視訊互動組」平均只有 6.73 個創意點子。

在小組的決策準確度方面,研究人員發現,「視訊互動組」選出的最有創意點子,似乎比較符合裁判對其的創意性評分;也就是說,「視訊互動組」的決策準確度較「面對面互動組」高。可是,這樣的差距,在控制了每組所想出的點子數量後,就消失了。

以「實地實驗」驗證研究結果

上述的研究發現都是在實驗室情境下的結果,真實世界的互動也會有這樣的差異嗎?

為了驗證這一點,研究團隊在芬蘭、匈牙利、以色列、葡萄牙、印度等五個國家,都進行了實地實驗(field experiments)[註六]。實驗最終邀請到 1490 位工程師,隨機分派成為兩兩一組,以 45 到 60 分鐘的時間討論出可以向公司提案的新點子,並在所有想到的點子中,選出一個他們自認最有創意的想法。

這些實地實驗的結果都驗證了一開始在實驗室的發現。在五個國家的研究數據均顯示面對面互動比視訊討論更有助於發想更多有創意的點子;而視訊討論則能提高決策準確度

實驗結果顯示面對面開會比較有助於創意發想。圖/Giphy

為什麼在面對面討論時,人們較能想到更多有創意的點子?

研究也針對這些現象的原因作出探討。首先,在實驗室進行實驗的過程中,「面對面互動組」和「視訊互動組」的受試者在腦力激盪時,手邊都有筆電或平板,提供他們紀錄或視訊。研究人員事先安裝了 OpenFace 眼動追蹤軟體在這些 3C 產品上,透過電腦或平板的前鏡頭,測量受試者的視線動態,目的是為了得知受試者在跟夥伴討論時,視線多常放在實驗夥伴、手邊作業和實驗室環境。

眼動追蹤的結果發現,「視訊互動組」的受試者在過程中,花更多時間注視螢幕上的實驗伙伴,而且比較不常環顧實驗室四周。至於視線關注手邊作業的時間,兩個組別間並沒有差異。事後的分析更發現,花越長時間環顧環境周遭的人,他們想到的點子越多!

另一方面,為了再次確認受試者到底放多少注意力在四周環境上,研究人員在做實驗室佈置時,也特地放置了五個常見於心理學實驗室的物品(抽屜櫃、文件夾、紙箱、音響喇叭、鉛筆盒)和五個不常見於實驗室的物品(人體骨架海報、巨大盆栽、一籃檸檬、藍色的碗、瑜珈球的盒子),目的是,受試者做完腦力激盪之後,要他們畫出實驗室的擺設。結果顯示,能夠記得越多「不常見物品」的受試者,想到的創意點子就越多!

所以,我們該怎麼用注視時間和對環境的記憶,去解釋「面對面討論的人有更多創意想法」這件事?研究團隊認為,在視訊面談的情境中,我們的注意力會聚焦在螢幕上,同時也限縮了我們認知處理的廣度,阻礙「創意發想」這種需要發散性思考的活動。

視訊時,我們眼中、腦中幾乎就只有螢幕裡的東西,這對需要天馬行空的「創意發想」其實很不利。圖/Giphy

當然,疫情中,以視訊會議取代面對面接觸,主要是防疫考量。我們不得不以遠端的方式互動、開會。但如果未來疫情趨緩,我們有得選擇工作模式的時候,不妨優先把面對面開會的機會留給需要發揮創意的事情,或時不時提醒自己從電腦桌前站起來動動筋骨,幫大腦伸個懶腰!

註解與參考資料

  • 註一:雖然叫 Zoom fatigue,但不限於使用 Zoom 平台進行的視訊會議。
  • 註二:Riedl, R. (2021). On the stress potential of videoconferencing: definition and root causes of Zoom fatigue. Electronic Markets, 1-25.
  • 註三:Peper, E., Wilson, V., Martin, M., Rosegard, E., & Harvey, R. (2021). Avoid Zoom fatigue, be present and learn. NeuroRegulation, 8(1), 47-47.
  • 註四:Bailenson, J. N. (2021). Nonverbal Overload: A Theoretical Argument for the Causes of Zoom Fatigue. Technology, Mind, and Behavior, 2(1).
  • 註五:Brucks, M. S., & Levav, J. (2022). Virtual communication curbs creative idea generation. Nature, 1-5.
  • 註六:實地實驗(field experiments)是指在真實生活環境中,實驗者操控獨立變項,以測量其對依變項的因果關係。實地實驗雖然不能像實驗室實驗一樣嚴謹控制環境,但其研究發現的可類推性(generalizability)較高,也就是可以應用在現實生活的程度可能會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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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Yi Hsieh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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