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e思書齋】誰的地獄？

「說謊的話，小心以後下地獄被閻羅王拔舌頭喔！」

「不把飯吃完，浪費食物，死後到地獄就要被逼吃廚餘喔！」

你小時候有沒有被這樣「超自然威脅」過的經驗呢？

或是曾經跟著長輩去過廟宇後面附設的「十八層地獄」，被嚇到晚上惡夢連連呢？

很多人應該也有翻閱過寺廟送的《因果圖鑒》或是收到傳教士給的《末日近了》這類廣為發送的宗教勸世手冊，最常使用的手法就是插入驚悚又生動的地獄插圖，利用恐懼勸人悔改向善。

但這種「超自然的威脅」真的讓人不敢為非作歹嗎？還是只會把小孩嚇出心理陰影呢？

地獄信仰到底能不能嚇阻犯罪？

我們在公民課都學過，不論是法律或是民俗信仰，都能約束人民的行為，維持社會的安定。

但在討論效果之前，我們必須先知道，「地獄信仰」在不同文化和宗教間，對地獄概念的詮釋可能差異甚大，在不同的社會與時空環境中也會產生變化，難以在標準化的尺度上做衡量，講白話就是你的地獄不是我的地獄。

面對此等難題，還是有許多社會學家願意接受挑戰，真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一項於 2011 年刊登在《國際宗教與心理學期刊》（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的研究，就想了解，相信神明的形象是「好好神明」的學生，和相信神明是會懲罰你的「嚴厲神明」的學生，是否會影響到他們在考試中作弊的機率。

他們招募了 61 位包含不同宗教背景的大學生，請他們填寫對於神的印象，是偏向寬恕、慈愛、溫柔等正面描述，還是嚴厲、憤怒、令人懼怕等負面描述。蛤？你說有沒有笨笨又無能的女神？這個研究沒有。

接著，研究者讓這些受試者進行 20 題測驗，測驗開始之前，研究人員假裝電腦出了一點問題，並告知如果在題目出現之後不馬上按空白鍵，答案就會自己跑出來，所以「一定要」在看到題目之後按下空白鍵。

研究結果發現，無論受試者的宗教信仰為何，在前一項問卷中對神的觀點傾向負面的受試者，更高比例會依照研究人員的指示，會提早按下空白鍵，不會偷看答案。

研究推論，「相信有嚴厲的超自然懲罰」的人，在行為上比較傾向順從社會的道德規範。

那如果把影響層面從個人擴及到整個社會呢？

美國俄勒岡大學的 Azim Shariff 和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的 Mijke Rhemtulla 兩位心理學家，在 2012 年六月也發表了一篇研究。

他們援引了從 1981 到 2007 年間，前後 26 年、67 個國家的資料，其中包含了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日本神道教等各種宗教的信徒。結果發現，傾向相信地獄人口比例比較高的國家，犯罪率真的比較低！

而相信天堂的國家不但無法降低犯罪率，還與較高的犯罪率有關。更有趣的是，相信天國的人數百分比減去相信地獄的人數百分比越低，也就是相信地獄的人口比例越高，犯罪率就越低。

但研究團隊也表示，該研究只是確立了地獄信仰與犯罪率之間可能有「相關性」。是否真的是地獄信仰造成犯罪率下降這點，還需要更多後續的研究，無法立刻下結論。

畢竟各個國家的情況都不同，有時候，某些犯罪行為可能出於對不公正法律或制度的抵抗，不是存心行惡。有犯罪行為並不等於反社會，較低的犯罪率甚至可能僅僅反映出人們的服從程度，而非出自真心的利他行為。而且這個研究定義的犯罪行為是這些：

暴力犯罪，不包括可能影響更多人、長期傷害更大的白領犯罪、非暴力犯罪，這也是要考慮的限制。

一項於 2019 年發表於青春期研究期刊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的研究，使用另一種方法來討論這個問題。研究人員對 760 名青少年進行了線上調查， 分析他們對於神的看法，試著了解受試者認為的神是偏向「懲罰性的」還是「仁慈的」。同時調查他們的日常行為，分析他們在生活中有多少身體、言語等「攻擊性行為」。

結果發現相信上帝是「慈愛的」的受試者，較少與攻擊性行為相關，而相信上帝具有「懲罰性的」則與較多的攻擊行為行為相關。這次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另一個研究方向，但也模糊了超自然的懲罰與反社會行為之間的相關性。

這樣看起來問題似乎又繞回了原點，到底超自然威脅對社會發展有幫助嗎？

地獄的存在真的對社會發展有利嗎？

2006 年演化生物學家 Dominic Johnson和心理學家 Jesse Bering 提出了一個有趣的理論，發表於演化心理學期刊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的論文中，他們認為超自然的懲罰的概念，提供了人類社會在演化過程中的優勢。

他們提出，人類有兩點與其他生物不同。 首先，人類會本能地使用「心智理論」(Theory of Mind)，也就是以其他人擁有與自己類似的心智的假設，來解釋他人的行為； 其次，人類的語言使我們能夠快速交流複雜的想法。

這兩個特點使早期人類得以利用社會約束，甚至控制對方做出自私的行為，這也是一種演化上優於其他生物的優勢。

舉例來說，黑猩猩 A 可以惡整​、創空 (tshòng-khang)​ 黑猩猩 B，甚至把牠的香蕉全部自己吃掉，而這些「自私自利」的行為，都不會被報告給其它不在場的黑猩猩 C、D、F 等知道。

但如果是人類：我們知道其它人可以聽到、發現、推斷、記憶、報告、假設、計劃並根據他人的行為採取行動，也就是說，我們如果在他人面前做出攻擊性的行為，就可能受到群體的制裁。

但過去的人類並沒有監視器和大數據監視系統，我們不可能隨時隨地監視其他人有沒有做出錯誤的行為。因此這時候，有一個全知全能、可以隨時監視你，並懲罰你錯誤行為的神靈，也就是「人咧做，天咧看（Lâng teh tsò, thinn teh khuànn）」的概念，就非常有用了！

Dominic Johnson 和 Jesse Bering 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那些相信有「會懲罰你的神明」的社會發展，會比不相信超自然懲罰的社會來得好，並在演化長河中生存下來。

2003 年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 ）的研究也發現，在已開發國家中，相信地獄的比例大於相信天堂的國家，他們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較高，似乎也支持了上述的論點。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科學家都支持這種看法。一篇 2013 年同樣發表於 演化心理學期刊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的論文就提出，過去許多社會——包括古埃及、希臘、羅馬、阿茲特克、印加和瑪雅等高度發展的社會都有組織性宗教的存在，但當仔細檢視這些文明的宗教，就會發現他們的神明除了要求獻祭和忠誠以外，對於人類的道德行為和人類是否善待彼此並不是非常在意。

有看過希臘神話應該知道，希臘神話裡許多神明的道德觀相當一言難盡，甚至有些人可能覺得他們根本只是一群被神力寵壞的肌肉屁孩。

然而上述文明卻並沒有因為缺乏「道德化宗教」而停止發展，或發展得比其他具有「道德化宗教」的社會差。

因此他們不僅質疑超自然的懲罰被作為人類社會發展驅動力的理論，更進一步提出相反的看法，認為現今存在的宗教傾向道德化，是因為人類已經演化出道德直覺，而符合道德直覺的宗教比較深得人心，才會繼續存在。

說到這邊，既然「超自然威脅」在社會發展上有它存在的道理，那我現在是不是該準備一些恐怖故事回家嚇小孩了？不，先等等！

地獄信仰是否會造成心理陰影？父母該不該用地獄嚇小孩呢？

就像前面所說，目前只能證明地獄信仰與犯罪率和國內生產總值有相關性，而「相關性」不等於「因果關係」。

再者，雖然精心設計的「作弊實驗」似乎間接暗示了地獄與犯罪之間的因果關係，但此研究牽涉社會科學的範疇，由於社會系統中存在諸多相互關聯的作用因素。即使有實驗過程，我們還是不能確定這個研究理論能不能應用在日常決策。用下地獄嚇小孩？先不要。

2014 年，前面做過跨宗教犯罪率比較研究的 Shariff 和西門菲莎大學（Simon Fraser University）的心理學家 Lara Aknin 發表另一則研究，說明相信地獄的代價可能是降低你自身的快樂和生活滿意度。

這個研究援引了 2005–2009 年間，合計 155 個國家、455,104 個樣本的資料。評估受試者的生活滿意度和快樂程度，並對比宗教價值觀數據進行分析，結果發現一個國家的信仰越傾向相信天堂，人民就越快樂，越傾向相信地獄，就越不快樂。

但同樣的，統計上的數據分析只能證明地獄信仰與快樂程度的相關性，並不能用以支持「地獄導致快樂程度較低」的假說。比如，「有可能」生活比較悲慘的人傾向相信地獄，而不是相信地獄導致他比較不快樂。

為了進一步確立兩者間的因跟果，他們進一步從「個人」的角度，利用促發效應 (priming) 研究相同的主題。怎麼做呢？他們招募了 422 位受試者，隨機分成三組後，請他們寫一段 100-200 字的短文，主題有三個，分別是「天堂」、「地獄」這兩組實驗組，以及「昨天你做了哪些事」這個控制組，然後請他們評估寫完文章後的心情，針對「快樂」、「悲傷」、「罪惡感」、「安全感」、「恐懼」、「羞恥」或「平靜」七種情緒給予輕微的 1 分到強烈的 5 分。

結果是，寫了天堂相關短文的那組人心情與寫了「昨天做了哪些事」的那組無顯著差異，但寫了地獄相關文章的那組人，無論本身有沒有宗教信仰，都比其他兩組更傾向於不快樂。

所以，對於地獄的信仰，的確很有可能造成心理上的負擔，尤其如果這樣的概念被強加在心靈尚未成熟的未成年孩童身上，對心理健康的影響更是無法估計。

再綜合前面討論的研究，地獄信仰鼓勵的可能也只是權威服從，而非真心的利他行為。

因此與其使用地獄的恐懼要求孩子就範，不如溫柔且坦率地和他們解釋錯誤的行為可能對他人造成的影響，進而培養同理心和責任心才是比較健康有效的教育方式。如果還是講不聽，那就放泛科學的 YouTube 給他看吧！連續看、而且只能看泛科學一整個月！哇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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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如何發展成多元族群？

自從三十萬年前智人在非洲現身，多元化便幫助人類適應非洲各地不同的環境。這期間大部分時候，適應成功漸漸產生更好的獵人和採集者，使食物供給增加，人口明顯上升。

之後每個人可享有的生存空間和自然資源減少，早在六萬至九萬年前的某個時間，智人開始大規模出走非洲大陸，尋找更多肥沃的生存土地。由於這種外移過程有連續性，便自然產生一種相關：定居的地方離非洲越遠，人口多元化就越低。智人離開非洲越遠，其社會的文化、語言、行為、體格多元化程度就越低。這種現象反映著連續始祖效應（serial founder effect）。

什麼是「連續始祖效應」？

假設有個島上，住著五種主要品種的鸚鵡：藍、黃、黑、綠、紅，牠們在島上適應存活的能力相當。當颱風來襲，有幾隻鸚鵡被吹到很遠的荒漠小島。這一子群鸚鵡不太可能涵蓋所有五個品種。假定牠們以紅、黃、藍居多，不久滿布新島上的幼雛將遺傳牠們的毛色。於是新島上形成的鸚鵡群就不及原棲息地的多樣化。要是後來又有很小一群鸚鵡，從第二島移往第三島，這一群的多樣化更不及前二島。所以只要鸚鵡從母島移出的速度快過原島上可能產生突變的速度，則牠們（相繼）移得越遠，就越不多樣。

人類移出非洲也是類似模式。起先有一群人離開非洲，定居在附近肥沃地帶，他們只帶走非洲母體人口多樣化的一部分。等這群最早的移民成長到新環境無法支撐他們再擴大，便會有一群人離開，去尋找別的處女地，定居在更遠的地方，其多元化將更低。人類向非洲以外散布，以致各洲都有人類蹤跡的這段期間，同樣的過程一再重複：人口增加，新群體再移出，去追尋更綠的草地，但多樣化僅及母體人口的一部分。

儘管有移民改變方向，這顯而易見，不過這種移居模式的影響是，離開非洲來到西亞的人群不像原本在非洲的人口那樣多樣化，其後代又繼續向東移往中亞，最後來到大洋洲和美洲，或是向西北移往歐洲，多其樣性也越來越比不上留在原地的人。解剖學上的現代人類，從非洲的搖籃向外擴張，為世界各地文化、語言、行為、形體多元化的程度不同，刻下深刻且不可磨滅的印記。

這種與非洲離得越遠、人口整體多元程度就降低，部分反映在較遠的在地民族基因較不多樣化上。根據對二百六十七種不同人口做基因多元化的比較測量，這些人口大都可找出原屬的本土族群和地理上的發源地。結果很明顯，距東非最近的本土族群基因最多樣化。多樣化最低的是中南美洲的本土族群，他們從陸路移出非洲的距離最長。多元化與移出東非的距離成負相關，這種模式不僅出現在各大洲之間，在各洲內部也是如此。

體質與認知人類學領域提供更多這種證據。研究人體體型的特徵，比方與牙齒特徵、骨盆特徵、產道形狀相關的骨骼架構，以及研究文化特徵，例如不同語言的基本詞語單位（「音素」〔phonemes〕），都證實有源自東非的連續始祖效應存在；同樣是距東非越遠，體形和文化特徵的多樣化越低。

人口多元化表現的形式是多方面的，若要適當探究整體多元化程度對國家經濟繁榮的影響，當然需要比基因學家和人類學家所提供的更廣泛許多的測量標準。此外，這標準也需要獨立於經濟發展的程度之外，以便用於評估多元化對國家財富的因果效應。這會是什麼樣的測量標準呢？

測量人類多樣性的標準是什麼？

測量人口多元化慣用的標準，往往只擷取人口中族裔或語言群體的比例代表。這類標準因此有二大缺點；一是某些族裔和語言群體的關係較密切。由等比例丹麥人和瑞典人組成的社會，或許不如由等比例丹麥人和日本人組成的社會那麼多元。另一缺點是，族裔和語言群體的內部也不盡然完全同質。全由日本人組成的國家與全由丹麥人組成的國家，多元化程度不見得相同。事實上，族裔團體內在的多樣性通常比不同群體間的多樣性要大上十倍。

因此要全面測量一國人口的整體多元化，至少應當再多加二個多元化的面向。一是族裔或次民族群體內在的多元化，如美國的愛爾蘭裔和蘇格蘭裔人口。其次是比對任一組族裔或次民族群體之間的多元化程度，例如，比起美國的愛爾蘭裔和墨西哥裔人口，愛爾蘭裔和蘇格蘭裔的文化較為相近。

鑑於移出東非的距離與可觀察特質的多元化之間存在緊密的負相關，這個遷徙距離可用於代表地球上每個地方的歷史多元化程度。我們依據各地人口的祖先與遷徙出非洲的距離有多遠，可以建構推算今日各國人口整體多元化的指數，列入考量的包括 (1) 國內各次群體的祖先人數多寡；(2) 依據各次群體的祖先走出東非時遷徙的距離，來推測其多元化；(3) 每一次群體配對後，由兩方祖先和地理發源地的遷徙距離來推算多元化程度。

這樣用統計學測量來推算多元化水準有二大優點。一是史前遠離非洲有多遠，顯然完全與當今的經濟繁榮水準無關，所以這種測量法可用於估計多元化對生活水準的因果效應。其次是如上文所強調，有越來越多體質與認知人類學領域的證據顯示，遠離非洲的遷徙距離深深影響到許多表現在身體及行為上的特質的多元化；所以我們有把握，用這種測量法推算的多元化類別會產生社會結果。

要是用這種指數測量多元化不精準（採隨機方式進行），原因比方說是未能適當考量各洲的內部移民，則根據統計學理論，我們多半會因此否定、而非確認多元化影響經濟繁榮的假設。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犯錯，是因為過於謹慎。

人口特質多元性和能不能賺大錢有關係！？

最後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是針對個別社會的特徵測量多元化。這測量的是某一社會的人口特質有多少不同種類，無論這些特質是什麼，或是不同社會間有什麼差別。因此它不會、也不能用於暗示某些特質比別的特質對經濟成功更有利。反而它可以掌握到某個社會的人口特質多元化，對經濟繁榮有何潛在影響。事實上，把地理與歷史干擾因子納入考量，遠離非洲的遷徙距離本身似乎並未影響全球各地如身高體重等特徵的平均水準。它主要是影響群體中的個人與平均水準的差異。

有了這強有力的測量法可測定每一群人口的整體多樣性，我們終於可以探究數萬年前遠離非洲的大出走，以及它對人類多元化的影響，是否如此源遠流長，以致居然還能左右當前的全球生活水準。

———本書摘自《人類的旅程》，2022 年 10 月，商業周刊，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YouTuber Iku 老師這支談論台灣少子化原因的新熱門影片，以及底下清一色支持的留言，你看過了嗎？

在影片裡，Iku 老師把台灣少子化的原因歸咎於「房價」，想必是很多人的心聲，起碼在底下留言的人都這麼說。然而我想趁著這機會，補充一點不討喜的個人意見。

看人口數字是我的興趣。每個月月中，我總是迫不及待到內政部戶政司，下載上個月的戶籍人口統計速報來閱讀。這些數據就像預知未來的水晶球，非常準確，有憑有據。

這個興趣，受到台灣越來越多關於少子高齡化的討論（例如 IKU 老師這則影片、或這類 PTT 文），以及《真確》作者漢斯・羅斯林(Hans Rosling)的論述所刺激，而漸漸養成。

例如他在 2010 年時的這則 TED 演講中，他以每個 IKEA 的箱子比喻 10 億人口，表示若能讓生活條件處於全球最低的 25% 人口的兒童存活率跟教育水準提升，全球總人口有望控制在 90 億人，利於永續發展。

他在另一場精彩的 2015 年演講以及《真確》一書中則是預測全球人口最高峰不會超過 110 億，而且根據聯合國數據，全球兒童的數量在 2000 年前便已經達頂。每年全球新生兒數量最高為 2014 年的 1 億 4000 萬，一段時間後開始下降。趨勢是亞洲的兒童數量下降，非洲的兒童數量上升，美洲跟歐洲則大致持平；全球人口增長至 110 億的原因，主要來自於非洲跟亞洲的高齡人口，而非新生兒。演講還有很多精彩亮點，就留給各位自己觀看了。

引用漢斯羅斯林在演講中說的一段話：

「當非洲最窮困人口依舊看著孩子早夭、村子沒學校、需要小孩幫忙工作，他們就不會用避孕措施。（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馬拉拉說她們因為得工作養家沒去上學。當狀況是這樣，他們就會要多生孩子……」「……有些男人會自豪於有 7個、8個、9個小孩，而不是孩子過得好不好…這是陳舊父權思考。男人應該為自己的孩子過得如何、生活是否開心而自豪。這就是我引以為傲的。」

過去：回歸現象起點——1976-85 的回聲嬰兒潮

我今年 40 歲，根據內政部戶政司的統計，與我一樣在 1981 年出生的有 41.5 萬人，作為比較，去年 2021 年的出生人口只有 15.3 萬，較 40 年前少了 63% 的新生兒。然而這不是一天造成的，台灣的兒童人口（0-14 歲）早在 1972 年就達到峰值 583.3 萬人，之後再也沒有超過。2021 年的台灣兒童人口是 289 萬人，不到峰值的一半，是幾十年前就註定的結果。

就像眾多遊客湧向特定景點，創造了消費，蓋起了旅館跟遊樂園，但也留下大堆垃圾跟難以收拾的環境破壞。我們這一代（1981上下五年出生，六年級後段跟七年級前段班）的人太多了，有如在時間線上冒出一大批不守規矩的遊客，若照美國的用語，我們這代人就是「回聲嬰兒潮世代（Echo Boomers）」，指的是嬰兒潮世代的孩子，如今是人數最龐大的一個世代。

以下列出這波回聲嬰兒潮的出生人數（根據內政部戶政司）
民國 65 年 (1976) 年：425,886
民國 66 年 (1977) 年：395,260
民國 67 年 (1978) 年：413,270
民國 68 年 (1979) 年：423,266
民國 69 年 (1980) 年：413,177
民國 70 年 (1981) 年：415,808
民國 71 年 (1982) 年：403,143
民國 72 年 (1983) 年：382,313
民國 73 年 (1984) 年：370,078
民國 74 年 (1985) 年：344,101

從人口金字塔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們這代人就是中間突出的那幾根橫槓。

比起我們的上一代，我們這代兒童死亡率更低、受教育時間更長、平均壽命（應該）也會更長。所以我們這些橫槓會持續往上、老去，壓著下面的世代。

我們這代人數量之多，成長到了一個年齡段，就在那個時間創造出新的社會問題；但是，我們一離開該年齡段，原本為了解決問題而趕工出來的設施、做法、人力，又突然沒足夠多的人用了，變成另一堆問題。

例如廣設大學就是一個例子。對我的上一代（1940-1960初 出生）來說，念大學是超級窄門，學習壓力非常大，社會階級流動機會少，所以他們決定廣設大學。到了我這一代，想念大學簡單多了。但我們這波過了之後，大學就變得太多了，知識更是爆炸到大學無法負荷，多到讓這個體制的存在價值不再明顯，只好透過 USR（大學社會責任）來證明自己。

（注意：我不是說知識、教育、或教授失去存在價值，而是傳統的「大學」體制。）

我們這一代的人太多了，其中很多離開家鄉到都市念大學。受教育的時間繼續延長、加上離家東南西北漂、大多在高消費的都市工作、娛樂、學習。由兩、三人組成的核心家庭戶數快速增加，都會住房的需求大增，結婚生育的動機則大減。同時地方偏鄉逐漸凋敝，也才有了「地方創生」的口號跟需要。

未來：當回聲嬰兒潮變成老人潮——老齡化最嚴重的時期

接下來，由於醫療持續進步，我們這代人（1980 年前後出生）不需要特別幸運，都還會活上好幾十年，而現在在談的「未來老齡化最嚴重的時期」，就是我們這一代變老造成的。

以數據來說，根據國發會人口推估查詢系統，到了 2050 年，也就是我 68 歲的時候，台灣 65 歲以上人口將達 745 萬人，這是台灣有史以來 65 歲以上人口最高的數字，佔總人口的比例推估是 36.6%。

過了 2050 年，65 歲以上人口數就開始下降，但佔總人口的比例將持續增加，最高將在 2069 年達到 41.8%，那時我如果還活著，已是行將就木的 87 歲。如果現在我們覺得台灣醫療跟長照的壓力已經很重，到時候更難以想像，因為台灣仰賴的東南亞國家年輕人力也已老去、新生的年輕人力自己國內都不夠用。

那時候的我就是壓力本身。但只要我們這一代過世，壓力又會迅速減低。可以想像到時許多醫療跟長照的設施會面臨如現在學校一樣的問題——當然，前提是社會真的願意投入那麼多資源在我們這些老人身上。

現況：正值壯年的回聲嬰兒潮，該為下一代留下適合生存的世界

根據教育部統計處 2019 年的「大專院校大學1年級學生人數預測分析報告」，今年（2022）年入學的大學生將跌破 20 萬，約為 19.3 萬人，其中技職體系佔 10.2 萬人，一般體系佔 9.1 萬人。然後大概起起伏伏到 2034 年。按照人口推估，之後大學新生會快速下探到 14 萬以下。對非常多新進的大學老師來說，從現在起算的職涯年限會短於 15 年，更別說許多人根本就沒有辦法取得教職。跟我同一代念到博士的，極少能在大學卡位取得正式教職，大學生跟教授的年紀差距繼續拉大。

除了大學近乎徒勞無功地往高中搶越來越少的學生、到國外招生（甚至搞出這類情事），產業也往大學搶人才，例如產學合作、預定就職、甚至與產業合辦學院。然而半導體以外，台灣政府規劃發展的六大核心戰略產業都需要人才，但光是半導體就把大部分的人吸走了，讓其他產業叫苦連天，包括一般服務業。更何況這六個戰略產業也不只台灣要發展，每個國家都在發展，都在搶人，迎來大招募時代。

再者，已經很嚴重的生態破壞、垃圾污染、能源問題，基本上都是我們這一代人過度消費造成的。例如過去 40 年人類產生出的碳排放比 1750 年工業革命後兩百年加起來還多。相較於我們這一代，上一代人曾經窮過，沒有那麼浪費資源，而下一代人則沒有那麼多人，也不像我們這代那麼浪費。綜合上述，我想強調的就是：我們這代人的問題，就是我們自己。

而我認為，我們這代人在認清自己就是問題之後，該努力扮演問題以外的角色。我們如今 40 歲上下，正式承接臺灣社會骨幹、不管在政治、經濟、文化各領域都開始獲得當家實權，我們必須從「問題」變成「問題解決者」，把自己這代人造成的問題自己解決掉。

少子化，也許是另一種解決方案

我曾在另一篇評論裡寫過，我不把台灣人生育率低看作壞事或好事，而是視為一個機會，這其實也受漢斯羅斯林「可能性主義者」的態度所影響。我在該文的重點有二：

1. 即使各種讓生育率下降的因素，如房價、工時、養育成本、性別分工都逐漸減少、降低、消失，台灣的生育率不會回漲多少。全球 131 個國家的總和生育率在 2.1 以下，未達世代更替水平，連孟加拉、印尼、越南都已經低於 2.1。
2. 我們這代人太多了，消費資源的方式過劇，台灣的環境承載不了。但我們沒有動用強制且不人道的方式降低人口壓力，如漫威電影裡的薩諾斯、《進擊的巨人》裡的吉克、或是現實世界的中國，而是接近自願的減少生育。這是我們這代人少有的好抉擇。

我們這代人必須做出更多好抉擇。2050 年的時候，如果台灣的民主制度仍在，還是一人一票，那麼跟我一樣 60-70 歲的人可以用票數輾壓一切決策。

如果我們不現在就改變認知與態度，不認清台灣所有重大問題的根源就是我們自己，依舊只為了我們這人數過多一代的爆量需求設想、抱怨，那未來的年輕人肯定會恨死我們這些老人，因為「民主」對他們來說將一點意義都沒有，他們將放棄參與，更不抱持任何進步的希望。

我們這一代需要趁現在解決我們造成的問題，不然這些問題就會解決我們。不用擔心到時的年輕人會把我們老人扛到深山丟棄，他們人手不夠、自顧不暇。

如果我們這一代人想留下什麼 Legacy，只剩下 10 年左右的時間。若拖到 20 年，我們就太老了，更何況我們這代因為人數過多，必須要比上一代更早把實權交棒給下一代——起碼我們當中一大部分人得知道這件事有多重要，並且真的這麼做。

我只有一個女兒，她跟我差 30 歲。我希望當她這一代人到我現在這個年紀的時候，不會陷入愁雲慘霧，對我跟我這代 (老) 人充滿無盡怨懟，只因我們以前什麼都沒做。

我認為，我們是幸運的一代，因為我們有機會做出巨大的貢獻。我們比我們上一代有餘裕思考未來，也比我們下一代有改變未來的迴轉空間。科學、教育、人才都是泛科學的守備範圍，也是改變未來重要的關鍵。針對這三大主題，去連結這一代最厲害、最有心的專家夥伴，留下一個更好的台灣給下一代，是我未來 10 年打算做的事，因為沒有別的更重要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