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然後（三）：遷村的思維

採訪編輯 / 陳妤寧

本文由科技部補助，泛科學獨立製作

當全球暖化無法回頭，海平面上升的問題正威脅全世界的島國居民，而荷蘭跟英國相繼發明與水共生的「兩棲屋」，引起台灣人的一陣欣羨。究竟台灣的河川氾濫和沿海地層下陷地區，是否有引進這項發明的可能？台灣的建築技術，有可能發展出自己的防洪建築嗎？這次專題邀請到銘傳大學建築系的王价巨老師，和我們分享他對於國內外防洪建築以及各地地理條件的觀察和體認。

超級比一比：荷蘭和英國的「兩棲屋」差在哪裡？

荷蘭是個低地國，是發展防洪建築中的始祖。由設計師 Koen Oltuls 率先挑戰的兩棲屋（Amphibious House）是歐洲第一座浮動住宅，每一棟兩棲屋都可以跟其他兩棲屋相互連結，當水漫進來時，互相鏈結扣合的兩棲屋彼此順著水安全地漂浮，與船屋的概念異曲同工。

英國的兩棲屋也隨後跟上，與荷蘭不同，英國的兩棲屋建築座落在穴地之中，平常像是停放在船塢內，當基地開始淹水時，透過油壓加壓方式將房屋往上推，因此必須為輕量建築，大多為木構。而英國的兩棲屋整體造價也較高昂。

王价巨老師分析，台灣由於山高水急的地理環境，荷式的水平漂浮兩棲屋並不舒適，同樣在急流環境下創造出的英國兩棲屋則和台灣條件較為貼近。然而在成本效益上，台灣的都市區域尚無建造的迫切性，地層下陷的沿海地區雖然可能需要，但偏鄉地區更難以負擔這等「豪宅」造價。各種建築技術從可行性評估、規劃設計、營造施工到使用管理，成本都需要隨著技術發展普及，才能下降至多數人可負擔的價格。

不管是哪一種兩棲屋，其實最重要的是回到當地自然條件的考量，舉例來說，美國幅員廣大，各州面對的天災類型不一，加州基本上以地震為主、德州以颶風為主。但在台灣，七成以上的人同時面對三種以上的潛在災害，九成以上的人同時面對兩種以上的潛在災害。因此，屬於複合性災害地區的台灣在設計防災建築時，必須同時考量全方位的災害類型，以一度引起熱議的防洪高腳屋為例，就必須考慮到地震來臨時的「軟腳效應」問題。

建築技術背後，基地的先天條件檢查？

在鑽研更進步的建築技術之前，更重要的其實是評估建築基地的先天環境條件。如果基地位處「多災多難」的地域，建築技術做再多的努力都是「孤臣無力可回天」。王价巨老師強調，台灣其實擁有十分豐富的災害潛勢圖資，例如在負責水災的水利署、負責土石流的水保局、負責震災的消防署的官網上，都可下載災害潛勢地圖。然而台灣的相關規劃卻未能和這些研究結果相連結，偏重以人口作為規劃依據。

理想的災害管理應上拉到國土規劃、都市規劃、社區規劃、最後才是建築本體。在國土規劃的層級，國家應整合出各種環境承載力、脆弱度與災害潛勢的綜合分析，釐清各類災害易發區域，做為指導後續計畫的依據；都市規劃的層級應進一步規範出哪些地點可以開發、哪些位置應禁限建，或規劃為滯洪區、公園等可以與災害相容的土地使用分區；社區規劃則以街廓為單位，以更精細的尺度，規劃水流路徑和可以停留的位置、建築物該留設的緩衝空間等。到了災害管理鏈中最末端的建築，已經是在無法改變的基地上進行開發的階段，可行的措施包含可吸收水氣的綠屋頂、垂直綠化，以及蓄水的透水鋪面或雨水園，一求「下滲」涵養地下水，二求「貯留」降水在城市空間後加以利用。

如果再降到社區管委會或是家戶的個人層級，能夠做的便是添設雨水撲滿或定期水管健檢；然而這些都必須建立在大眾對於防災觀念的基礎上。王价巨老師說：「有些大樓原本有很不錯的低地可以規劃成具有滯洪功能的公共遊憩空間，但社區管委會一方面考慮到維護成本，另一方面也無滯洪儲水的觀念，往往就會選擇直接將低地填補起來。」

從排水到蓄水，防災貯水一兼二顧

在近年推廣「海綿城市」的觀念之前，台灣人的觀念總是想方設法的不讓水流進來、或是務求儘快排出去；然而台灣是個缺水的國家，如果建築物能夠善加利用地勢儲水，不但可以減輕城市下水道負擔、減輕淹水災情，更可進一步加以利用這些水資源。然而在相關法規尚未完善之前，建商通常只會一味將地基加高，讓水往街道流；這種狀況甚至在公園的建造上也不例外。於是面臨水災時，就只能採取堆沙包、水閘門等消極因應的做法。

以桃園的埤塘為例，埤塘和水圳的連結可以調洪而不外漫淹水。但隨著越來越多埤塘被填掉，桃園台地近年來淹水情況也正在惡化了。其實，防災建築在氣候變遷的未來會更為重要，諸如海平面上升等問題，都需要在規劃的基礎上，進而借助防災建築在技術上的協助、以及更突破框架的未來城市思維。從災害的類別、頻率和強度的不同，台灣需要發展一套屬於自己與水災風險共存的方式。

呼應前面提到的災害潛勢圖和規劃的結合問題，王价巨老師表示這項基礎建設必須仰賴政府由上而下的規劃和指導，輔以更為完善的法令，私部門的開發商和建築師才有可遵循的依據，否則仍會回到容積率或建蔽率導向的開發，忽略環境承載力的問題。

建築是生活的容器：我們居住在建築中、在建築內上班辦公、連通勤時所搭乘的公共運輸系統，也屬於另一種建築空間形式。因此，我們格外關心建築工程的防災能力。這次專訪中王价巨老師提供了一個更為廣闊的思考角度，帶領我們思考整個台灣社會的防災思維、以及公部門和私部門在防災上的權責角色。在建築背後的基地條件和用地規劃，是一般市民平時難以碰觸的領域，卻是學者專家和政府部門的責任，也需要公民的關注和監督，才能讓台灣的防災建設再向前一步。（本文由科技部補助｢新媒體科普傳播實作計畫─重大天然災害之防救災科普知識教育推廣）執行團隊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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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鄭國威｜元智大學資訊社會研究所

建築與防災系列專題：

文 / 陳妤寧

從 2001 年的九一一事件、2005 年重創紐奧良的卡崔娜颶風、一直到 2013 年的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美國的防救災發展階段從自然災害，擴展到了人為恐怖攻擊的各種「緊急」事件，也在防救災產業上帶來許多轉捩點。

美國東南方的喬治亞州在 2012 年出現了全世界規模最大的第一個私營「模擬災難」訓練場地：守護者中心（Guardian Centers）。這裡可以模擬各種規模的各種災難現場，包括被洪水淹沒的民房、因地震而倒塌的建築物、在立體停車場中被壓扁的汽車、遭到毒氣攻擊的地鐵隧道及車廂……這裡的災難場景應有盡有，並且二十四小時全年開放。

守護者中心佔地約 3.3 平方公里，其中 1.4 平方公里充滿了各類型的「斷垣殘壁」，以最逼真的方式提供救難隊實境訓練的機會。除此之外還有校舍、幼稚園、餐廳、商店，可說是以一個模擬城市的規模，進行救災的全方位訓練。救難隊在此除了進行破門而入、傷員鑑別分類等狹義搜救行動之外，也能從全局模擬指揮一整場災難行動的牽涉到的各種面向。舉例來說，守護者中心有一條 1.6 公里長的四線道模擬高速公路。演習時上面可能被破損的車輛和大批的傷患演員所堵塞。救難隊在這個「救災劇本」中甚至無法直接進入災難現場，他們必須先進行道路淨空，並且權衡他們行動的優先次序以及人力分配。

以「仿真」為最高考量的各種災難場景設計

在這座模擬災難城市中，模傚了西雅圖的大都市路網設計，如果獨自站在街道中，彷彿可以體驗地球上最後一個倖存者的感受。倒塌的屋舍是根據紐西蘭基督城在 2011 年地震的坍塌建築所打造的。此外還有可以用鉸鍊和起重機調整樓板坍塌角度的立體停車場，這樣的設計精神使得學員每次來到守護者中心參加的災難現場都能有所不同，而沒有所謂的「駕輕就熟」。現場還有300輛雪佛蘭在 2012 年珊迪颶風之中損壞的汽車，這些車子原本預計被送到汽車回收場報廢，不過雪佛蘭選擇捐到守護者中心，作為救援模擬的道具車。

守護者中心的模擬地鐵包含了五百多公尺長的雙軌道地鐵隧道、8輛從華盛頓地鐵站運來的退役車廂、以及一個地鐵月台，可重現 2004 年馬德里地鐵的恐怖攻擊。「救難隊平時如果希望可以在真正的地鐵站進行演習，勢必需要在地鐵系統因維護而對外關閉時進行，這種作法在實務上不但難以預約場地，成本上也難以負擔。」守護者中心的隧道環境的亮度、溫度都可以調整，也可以增加淹水、煙霧、火花甚至噪音等「聲光效果」。

守護者中心還複製了卡崔娜颶風下受創最重的紐奧良第九區淹水景況，8棟含後院的平房被設計為一個小社區，而這個容量超過2,000萬公升的大水池，可以將房子淹到將近 2.5 公尺深。演習時的災民扮演者可能會被困在屋頂上，也可能被困在閣樓之中，等待救難隊划船過來並破門救出他們。這些住家的室內裝潢與擺設也有別於市區建築，當救難者進入時，首當其衝的很可能是滿室漂浮的衣服和玩具。這些細心的細部設計創造了最貼近現實的災難現場。

防災是門好產業？私營救災中心顯示出的場地需求

像守護者中心這樣的「模擬災難城市」其實並非先例，德州農工大學的災難城市（Disaster City）也提供了世界各地的搜救人員進行實境演練的場地。不過守護者中心的其中一個特別之處，在於他完全由私人出資設立。作為一個民間投資成立的巨型訓練場地，守護者中心的優勢在於有很大的彈性可以因應客戶的需求，開發新的功能設備或服務，包括各種客製化的「救災劇本」。例如來自太平洋西北地區的救難隊，可以要求地面增加積水，來模擬當地多雨的氣候情境。

創辦人喬夫伯卡特（Geoff Burkart）過去是飛機技師，在卡崔娜颶風期間，他日以繼夜的指揮公司的飛機到各地進行電信系統的搶修，幾個月下來後，「成立像守護者中心這種場地的想法漸漸在我心中成形，我希望可以做出更多改變。」伯卡特決定離職，並開始花費自己的積蓄四處拜訪救援相關團體，除了消防單位之外，他還諮詢了聯邦國土安全部和國防部，討論他們在訓練設施上的需求。「他們告訴我，相關單位都缺乏能夠同時容納大量救援人員進行大規模救災演習的場地。」

然後喬夫伯卡特花了 18 個月，尋找全國潛在的投資人、向他們做簡報、爭取 5000 萬美元的預算。儘管他過去完全沒有相關的經營經驗，而這塊業務過去也沒人嘗試過，「沒人認為這是個壞點子，他們只是需要先評估成本。」伯卡特說。最後，守護者中心在喬治亞州一塊閒置的飛彈工廠預定地上動工了，現在的守護者中心一次可容納七千人進行訓練，但喬夫伯卡特認為這樣的設備需求在美國還有持續發展的空間，他計畫在國內至少再增設三個訓練據點。

守護者中心的經營現況

這個中心粗估將為它所在的培里市帶來估計每年 7500 萬的周邊經濟效益。守護者中心正在推動他們的「廣告看板」業務。「企業或商家可以在建築物外部漆上他們的品牌和廣告，這也讓我們的模擬城市更加逼真，是項互利共生的雙贏方案。」「我們和通用汽車和雪佛蘭汽車進行的企業捐贈計畫，也是我們努力的發展方向之一。」

此外，有些前來進行訓練的救難隊開始希望可以直接在中心租借防護衣或其他設備，會較自行運送更為便利。「我們未來也會考慮和附近的設備租借商合作。」

守護者中心從 2012 年 12 月開始正式對外開放，已經和不少救援單位合作，包括美國海軍陸戰隊生化事故反應部隊、喬治亞州緊急事務管理署、喬治亞州調查局、喬治亞州搜救隊等等，不過守護者中心在外界仍尚未廣為打開知名度。（本文由科技部補助｢新媒體科普傳播實作計畫─重大天然災害之防救災科普知識教育推廣｣執行團隊撰稿）

責任編輯：鄭國威｜元智大學資訊社會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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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國科會補助，泛科學獨立製作

生活在台灣，媒體與我們之間的關係如影隨形，摸不到，成為習慣。如果將媒體視為一個動詞，這個過程會對哪些人造成影響呢？其實是多層次的，我們可能首先想到的是「被採訪的人」，尤其媒體拍攝受訪者流淚、煽情的畫面，容易引起民眾質疑「會不會傷害到當事者？」；但再想一想，我們自己所相信的社會面貌，不也是媒體形塑的嗎？因此「接收媒體的大眾」也是受影響的對象；最後，最容易被忽略的影響對象是「記者」，他們從事第一線採訪和報導的過程，貼近社會寫實的面貌，思考如何轉譯為新聞，這同時是自我內化的過程。

在這樣的理解之下，我們藉由政大廣電的許瓊文教授的分享，進入本次的主題─「媒體於災後重建的角色」。

媒體的災後角色　出了什麼問題？

關於災害，媒體於災前扮演預警情報的提供者，也是在災後讓我們了解災區復原情況的管道，這些都是媒體於防災、重建的正面功能，但是記者在重大災害發生時，也被要求要接觸飽受創傷的災民，人並非天生知道如何應對這種充滿壓力、傷痛的場面，甚至可能無意中傷害到受訪者。

Ochberg博士是新聞與創傷研究領域的先驅之一，他指出人在經歷重大威脅、涉及死亡的事件之後，即便自身沒有受到生理上的傷害，也可能產生極度緊張、恐懼的心理反應，稱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這種症候群可能隨著時間過去、調適生活而漸漸改善，但是研究卻發現在周年紀念後，追蹤災民的心理疾患反而有更嚴重的傾向，週年紀念發生了什麼事？

8月莫拉克風災4周年紀念屆滿，不妨觀察一下周年紀念的新聞將如何報導。許瓊文教授研究台灣主流媒體在災後重建扮演的腳色，發現台灣的主流媒體較少持續報導災後重建，一般民眾多在「周年紀念」時才會再次收看到災後報導。許教授分析2012年莫拉克風災三周年，台灣的四大報刊和莫拉克新聞網的內容，發現四大報的內容多為天災無情、災民悲戚的回顧畫面，成為災民創傷的「再經驗（re-experience）」，反而增加了災民的創傷壓力；相較之下，以公民媒體為號召的莫拉克新聞網則較為深入，能挖掘重建工作的各種問題，至於能否藉由新聞網強化大眾防備災觀念，許教授指出仍需各界媒體共同努力。

許教授指出，這樣的災後報導是狩獵式的，獵取到媒體所需的新聞就走了，但是媒體應該反過來思考「受災民眾需要什麼報導」，而不是「媒體需要什麼樣的報導」，否則用激情的畫面來增加媒體的曝光，很可能只是徒增災民的傷悲、強化災難宿命論，無法發揮在災後重建、加強防災的正面效果。

日本視角一：NHK電視台的經驗

許教授在台灣東部投入研究，於2013年4月發表《”The emergence of “star disaster-affected areas” and its implications to disaster and communication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A Taiwan example from Typhoon Morakot.”》，指出媒體於災期選擇一窩蜂報導的災區成為「明星災區」，也同時敞開救災團體、民眾捐款、非營利組織來到這個災區的大門，也就是說，媒體影響到資源的分配。如果媒體為了商業競爭，都往最有畫面的災區採訪，像是莫拉克風災時知本的金帥飯店，民眾目睹它倒下的過程恐怕不下十次，這樣不均衡的報導，可能會造成資源分配的不均。

媒體之於災害有很大的著力空間，許教授在2011年日本311地震前後，３次前往日本觀摩交流，獲得可供台灣參考的媒體趨勢，此專題將與各位分享，媒體有哪些實踐災後重建、強化防災的可能？

媒體間商業性的競爭在日本其實也很激烈，但是許教授發現日本的公共媒體NHK電視台不以商業競爭為第一考量，仔細的盤檢災害前、中、後有哪些民眾需要的資訊，反省討論媒體可能對災區造成的影響，令人敬佩。尤其在災害發生之後，對災區而言生活資訊是最迫切需要的，各種物資補給的來源在哪？交通什麼後會恢復？都是居民關切的問題；而這些基本需求處理到一定程度後，接著是引進防災的觀念，讓人們意識到重建也是為了防災。新聞室雖沒有強大財力，但在能力所及，可以從平時就投入「潛勢災區」研究，取得在地關鍵人的聯絡方式，災難發生時便能更深入、更踏實的貢獻媒體功能。

另外一個故事是關於長期的災後重建， NHK在1995年阪神大地震後，與100個災民長期合作，透過專題報導的形式長期追蹤災民創傷後的成長，同時也細緻的觀察災民可能會在災區援助的過程中遇到哪些問題，一方面透過這樣的故事，讓各地的災民不只是回憶創傷，而是知道有人跟他們一樣如何努力的改善生活，發會正面的激勵效果；另一方面透過媒體角色來觀察救災體制，提供政府、救災團體可供參考的反省。

日本視角二：長田鷹取FMYY廣播

媒體的形式非常多元，不同的媒體和不同特質的人說話，同時，媒體也具有地域性質，不同地區會有不同的區域廣播台、不同地方聽廣播的人數也不同，甚至，不同的災區都有不同的社會背景和災害經驗，這些都是許教授認為媒體人在接觸災害新聞時應做的功課。

廣播是個值得與防災、重建扣連的媒體形式，怎麼說？首先，廣播給人陪伴的感覺，也不需要依賴視覺，可能是老年朋友的主流媒體之一，而老年人正是災害下較為脆弱的族群。第二，廣播也是災害適應性較強的媒體形式，即便停電，只要有兩顆電池就可以收聽廣播。最後，廣播的地域特性使得它可能成為社區型媒體，這種類型的媒體在災後重建可以發揮重要的功能。

許教授在日本參訪中，挖掘到值得學習的社區型媒體案例─「FMYY廣播電台」。這是在日本神戶市的長田區，以鷹取教堂為中心的跨文化社區，為什麼是跨文化呢？神戶是明治維新時，受外國壓力首先開放的港口，在成為重工業大城後，除了移民農村人口，也招集更多來自其他亞洲國家的勞動力，因此長田區成為多國移民所居住的地方，在1995年阪神大地震發生時，長田區13萬人口當中，包含來自28個國家的居民，其中一萬人以上為在此生活的外國移民。

對於這些跨國移民而言，主流媒體的語言可能是有距離的，災害發生時日本官方的預警無法滿足避難的即時需求，而鷹取社區的FMYY電台，從多語言轉換的廣播功能開始，進而在提供當地居民可使用的災害預警情報。

當然，這樣的社區型媒體不只是為了防災，更精確地說，防災不只是針對災害本身，它同時需要兼顧生活功能、社區營造、產業發展等，就如同災後重建也不只是關注在「災害」的慘痛過程，而是在災難之後，人們如何生活。FMYY電台在災後開始設立兒童日語班，再透過這些孩子，更深入認識這個社區。

媒體固然可能被社會結構制約，但記者不應只是由上而下的判斷媒體有什麼功能，記者同時也是媒體文化中的行動者，傾聽受訪者、社會大眾的需求，就是作為行動者的第一步。台灣有豐富的防救災及重建經驗，許多國家都希望與我們交流，防災與重建工作值得台灣媒體和學者一同深耕。

延伸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