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不是片場 — 全世界最大的救災實境演練場地「守護者中心」

本文與 BRITA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你確定你喝的水真的乾淨嗎？

如果你回到兩百年前，試圖喝一口當時世界上最大城市的飲用水，可能會立刻放下杯子——那水的顏色帶點黃褐，氣味刺鼻，甚至還飄著肉眼可見的雜質。十九世紀倫敦泰晤士河的水，被戲稱為「流動的污水」，當時的人們雖然知道水不乾淨，但卻無力改變，導致霍亂和傷寒等疾病肆虐。

幸運的是，現代自來水處理系統已經讓我們喝不到這種「肉眼可見」的污染物，但問題可還沒徹底解決。面對 21 世紀的飲水挑戰，哪些技術真正有效？

濾水技術：從霍亂危機到高效濾芯

19 世紀的歐洲因為城市人口膨脹與工業發展，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水污染挑戰。當時多數城市的供水系統仍然依賴河流、湖泊，甚至未經處理的地下水，導致傳染病肆虐。

1854 年，英國醫生約翰·斯諾（John Snow）透過流行病學調查，發現倫敦某口公共水井與霍亂爆發直接相關，這是歷史上首次確立「飲水與疾病傳播的關聯」。這項發現徹底改變了各國政府對供水系統的態度，促使公衛政策改革，加速了濾水與消毒技術的發展。到了 20 世紀初，英國、美國等國開始在自來水中加入氯消毒，成功降低霍亂、傷寒等水媒傳染病的發生率，這一技術迅速普及，成為現代供水安全的基石。    

 19 世紀末的台灣同樣深受傳染病困擾，尤其是鼠疫肆虐。1895 年割讓給日本後，惡劣的衛生條件成為殖民政府最棘手的問題之一。1896 年，後藤新平出任民政長官，他本人曾參與東京自來水與下水道系統的規劃建設，對公共衛生系統有深厚理解。為改善台灣水源與防疫問題，他邀請了曾參與東京水道工程的英籍技師 W.K. 巴爾頓（William Kinnimond Burton） 來台，規劃現代化的供水設施。在雙方合作下，台灣陸續建立起結合過濾、消毒、儲水與送水功能的設施。到 1917 年，全台已有 16 座現代水廠，有效改善公共衛生，為台灣城市化奠定關鍵基礎。

進入 20 世紀，人們已經可以喝到看起來乾淨的水，但問題真的解決了嗎？ 科學家如今發現，水裡仍然可能殘留奈米塑膠、重金屬、農藥、藥物代謝物，甚至微量的內分泌干擾物，這些看不見、嚐不出的隱形污染，正在成為21世紀的飲水挑戰。也因此，濾水技術迎來了一波科技革新，活性碳吸附、離子交換樹脂、微濾、逆滲透（RO）等技術相繼問世，各有其專長：

• 活性碳吸附：去除氯氣、異味與部分有機污染物

• 離子交換樹脂：軟化水質，去除鈣鎂離子，減少水垢

• 微濾技術、逆滲透（RO）技術：攔截細菌與部分微生物，過濾重金屬與污染物等

這些技術相互搭配，能夠大幅提升飲水安全，然而，無論技術如何進步，濾芯始終是濾水設備的核心。一個設計優良的濾芯，決定了水質能否真正被淨化，而現代濾水器的競爭，正是圍繞著「如何打造更高效、更耐用、更智能的濾芯」展開的。於是，最關鍵的問題就在於到底該如何確保濾芯的效能？

濾芯的壽命與更換頻率：濾水效能的關鍵時刻濾芯，雖然是濾水器中看不見的內部構件，卻是決定水質純淨度的核心。以德國濾水品牌 BRITA 為例，其濾芯技術結合椰殼活性碳和離子交換樹脂，能有效去除水中的氯、除草劑、殺蟲劑及藥物殘留等化學物質，並過濾鉛、銅等重金屬，同時軟化水質，提升口感。

然而，隨著市場需求的增長，非原廠濾芯也悄然湧現，這不僅影響濾水效果，更可能帶來健康風險。據消費者反映，同一網路賣場內便可輕易購得真假 BRITA 濾芯，顯示問題日益嚴重。為確保飲水安全，建議消費者僅在實體官方授權通路或網路官方直營旗艦店購買濾芯，避免誤用來路不明的濾芯產品讓自己的身體當過濾器。

辨識濾芯其實並不難——正品 BRITA 濾芯的紙盒下方應有「台灣碧然德」的進口商貼紙，正面則可看到 BRITA 商標，以及「4週換放芯喝」的標誌。塑膠袋外包裝上同樣印有 BRITA 商標。濾芯本體的上方會有兩個浮雕的 BRITA 字樣，並且沒有拉環設計，底部則標示著創新科技過濾結構。購買時仔細留意這些細節，才能確保濾芯發揮最佳過濾效果，讓每一口水都能保證潔淨安全。

不過，即便是正品濾芯，其效能也非永久不變。隨著使用時間增加，濾芯的孔隙會逐漸被污染物堵塞，導致過濾效果減弱，濾水速度也可能變慢。而且，濾芯在拆封後便接觸到空氣，潮濕的環境可能會成為細菌滋生的溫床。如果長期不更換濾芯，不僅會影響過濾效能，還可能讓積累的微小污染物反過來影響水質，形成「過濾器悖論」（Filter Paradox）：本應淨化水質的裝置，反而成為污染源。為此，BRITA 建議每四週更換一次濾芯，以維持穩定的濾水效果。

為了解決使用者容易忽略更換時機的問題，BRITA 推出了三大智慧提醒機制，確保濾芯不會因過期使用而影響水質：

1. Memo 或 LED 智慧濾芯指示燈：即時監測濾芯狀況，顯示剩餘效能，讓使用者掌握最佳更換時間。

2. QR Code 掃碼電子日曆提醒：掃描包裝外盒上的 QR Code 記錄濾芯的使用時間，自動提醒何時該更換，減少遺漏。

3. LINE 官方帳號自動通知：透過 LINE 推送更換提醒，確保用戶不會因忙碌而錯過更換時機。

在濾水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濾芯已不僅僅是過濾裝置，更是智慧監控的一部分。如何挑選最適合自己需求的濾水設備，成為了健康生活的關鍵。

濾水技術：不僅是進步，更是守護未來

人類對潔淨飲用水的追求，從未停止。19世紀，隨著城市化與工業化發展，水污染問題加劇並引發霍亂等疾病，促使濾水技術迅速發展。20世紀，氯消毒技術普及，進一步保障了水質安全。隨著科技進步，現代濾水技術透過活性碳、離子交換等技術，去除水中的污染物，讓每一口水更加潔淨與安全。

今天，消費者不再單純依賴公共供水系統，而是能根據自身需求選擇適合的濾水設備。例如，BRITA 提供的「純淨全效型濾芯」與「去水垢專家濾芯」可針對不同需求，從去除餘氯、過濾重金屬到改善水質硬度等問題，去水垢專家濾芯的去水垢能力較純淨全效型濾芯提升50%，並通過 SGS 檢測，通過國家標準水質檢測「可生飲」，讓消費者能安心直飲。

然而，隨著環境污染問題的加劇，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減少水污染，並確保每個人都能擁有乾淨水源。科技不僅是解決問題的工具，更應該成為守護未來的承諾。濾水器不僅是家用設備，它象徵著人類與自然的對話，提醒我們水的純淨不僅是技術的勝利，更是社會的責任和對未來世代的承諾。

*符合濾(淨)水器飲用水水質檢測技術規範所列9項「金屬元素」及15項「揮發性有機物」測試
*僅限使用合格自來水源，且住宅之儲水設備至少每6-12個月標準清洗且無受汙染之虞

2014年南韓歲月號沉沒意外，南韓政府搜救過程的混亂，讓南韓國務總理因而下台。重大災害發生時，往往是救災指揮體系的嚴酷考驗，有限的救難資源面對災難的瞬息萬變與爆炸性的災情回報，該如何運用一套簡潔的分工架構迎戰災難呢？

在美國，事件應變及指揮系統（Incident Command System, ICS）於911事件後已成為法定的救災指揮體系。ICS是美國在1970年代，從南加州一場場森林大火的慘痛教訓中痛定思痛後發展而成，主要想改善救難過程通訊與管理方式的缺陷。

因此，ICS建立一套簡潔的基本架構，由七個角色或部門各司其職，包含「大腦」的資訊官（Information officer）、安全官（Safety officer）、聯絡官（Liaison officer），以及「四肢」：執行（Operation）、後勤（Logistics）、計畫（Planning）與財務行政（Fi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ICS的「大腦」：資訊官、安全官、聯絡官

ICS的「大腦」，負責單位對外的聯繫與對內的溝通，以及確保單位的安全。資訊官的主要工作是協助將災難資訊傳給適合的機構或人，例如媒體、行政主管機關等，可說是整套體系的發言人。

安全官則是在分析現場相關安全資訊後，提供判斷給指揮官做參考。目的在於確保所有人員的健康安全，避免危險情況發生。聯絡官可視為單位的一個聯絡點，當其他組織需要和這個單位聯絡，可透過與聯絡官聯繫後，再視提出的要求找出適合的人員繼續對話。

ICS的「四肢」：執行、後勤、計畫、財務行政

缺少「四肢」，救難指揮體系亦無法發揮作用！接下來就來認識ＩＣＳ的4大分工如何協調運作。

執行組的職責在於執行各種救災行動與反應，例如醫療、救護、滅火、疏散等等。計畫組則像是單位的「智囊團」，需要蒐集各種現場資訊制定救災計畫再往上呈報供揮官參考是否執行。

後勤組便是需要確保救災單位的補給品不虞匱乏，包含各種所需器材設備、服務等等。財務行政組則處理單位中所有的財物、行政與成本分析等等事項。

在ICS架構內，對內通訊有明確指定的組長作為各組溝通的聯絡人員，以確保訊息的有效傳遞。同時因為美國各單位皆已採取ICS架構，不同政府機關間需要橫向聯繫時亦能快速藉由聯絡官傳遞。

台灣救災體系與ICS架構的差異

面對大規模災難時，ICS體系往往更能顯示其優點，目前世界上先進國家的災難指揮體系與架構都漸漸採取與ICS相同或相似的精神，然而，台灣深受其影響的日本卻是個例外。

目前日本與台灣的災難應變指揮架構，並沒有採用ICS的精神，日本仰賴民族性格上的優點維持災難發生時的救災效率。台灣的救災體系許多地方承襲自日本，但這套模式在台灣是否還行得通？

台灣常見的指揮架構，幾乎只強調執行功能，缺乏後勤、計畫、財務行政。這些工作都落到指揮官身上，一旦發生大型災難，指揮官往往分身乏術，被這些工作拖累而無法有效運作。

此外，台灣的體系有太多單位或人員平行於指揮官之下，導致指揮官需要不斷「下令」，所有人浪費太多時間在等命令下達，減低整體架構的效能。

當我們看見南韓歲月號的悲劇與心碎的畫面時，台灣應該從中借鏡，思考如何讓救災體系更有效率的管理與運作，避免類似悲劇在台灣上演。

（本文由科技部補助｢新媒體科普傳播實作計畫─重大天然災害之防救災科普知識教育推廣｣執行團隊撰稿／2014年/4月）
 
責任編輯：鄭國威│元智大學資訊社會研究所

本文原發表於行政院科技部-科技大觀園「科技新知」。歡迎大家到科技大觀園的網站看更多精彩又紮實的科學資訊，也有臉書喔！

本文由國科會補助，泛科學獨立製作

生活在台灣，媒體與我們之間的關係如影隨形，摸不到，成為習慣。如果將媒體視為一個動詞，這個過程會對哪些人造成影響呢？其實是多層次的，我們可能首先想到的是「被採訪的人」，尤其媒體拍攝受訪者流淚、煽情的畫面，容易引起民眾質疑「會不會傷害到當事者？」；但再想一想，我們自己所相信的社會面貌，不也是媒體形塑的嗎？因此「接收媒體的大眾」也是受影響的對象；最後，最容易被忽略的影響對象是「記者」，他們從事第一線採訪和報導的過程，貼近社會寫實的面貌，思考如何轉譯為新聞，這同時是自我內化的過程。

在這樣的理解之下，我們藉由政大廣電的許瓊文教授的分享，進入本次的主題─「媒體於災後重建的角色」。

媒體的災後角色　出了什麼問題？

關於災害，媒體於災前扮演預警情報的提供者，也是在災後讓我們了解災區復原情況的管道，這些都是媒體於防災、重建的正面功能，但是記者在重大災害發生時，也被要求要接觸飽受創傷的災民，人並非天生知道如何應對這種充滿壓力、傷痛的場面，甚至可能無意中傷害到受訪者。

Ochberg博士是新聞與創傷研究領域的先驅之一，他指出人在經歷重大威脅、涉及死亡的事件之後，即便自身沒有受到生理上的傷害，也可能產生極度緊張、恐懼的心理反應，稱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這種症候群可能隨著時間過去、調適生活而漸漸改善，但是研究卻發現在周年紀念後，追蹤災民的心理疾患反而有更嚴重的傾向，週年紀念發生了什麼事？

8月莫拉克風災4周年紀念屆滿，不妨觀察一下周年紀念的新聞將如何報導。許瓊文教授研究台灣主流媒體在災後重建扮演的腳色，發現台灣的主流媒體較少持續報導災後重建，一般民眾多在「周年紀念」時才會再次收看到災後報導。許教授分析2012年莫拉克風災三周年，台灣的四大報刊和莫拉克新聞網的內容，發現四大報的內容多為天災無情、災民悲戚的回顧畫面，成為災民創傷的「再經驗（re-experience）」，反而增加了災民的創傷壓力；相較之下，以公民媒體為號召的莫拉克新聞網則較為深入，能挖掘重建工作的各種問題，至於能否藉由新聞網強化大眾防備災觀念，許教授指出仍需各界媒體共同努力。

許教授指出，這樣的災後報導是狩獵式的，獵取到媒體所需的新聞就走了，但是媒體應該反過來思考「受災民眾需要什麼報導」，而不是「媒體需要什麼樣的報導」，否則用激情的畫面來增加媒體的曝光，很可能只是徒增災民的傷悲、強化災難宿命論，無法發揮在災後重建、加強防災的正面效果。

日本視角一：NHK電視台的經驗

許教授在台灣東部投入研究，於2013年4月發表《”The emergence of “star disaster-affected areas” and its implications to disaster and communication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A Taiwan example from Typhoon Morakot.”》，指出媒體於災期選擇一窩蜂報導的災區成為「明星災區」，也同時敞開救災團體、民眾捐款、非營利組織來到這個災區的大門，也就是說，媒體影響到資源的分配。如果媒體為了商業競爭，都往最有畫面的災區採訪，像是莫拉克風災時知本的金帥飯店，民眾目睹它倒下的過程恐怕不下十次，這樣不均衡的報導，可能會造成資源分配的不均。

媒體之於災害有很大的著力空間，許教授在2011年日本311地震前後，３次前往日本觀摩交流，獲得可供台灣參考的媒體趨勢，此專題將與各位分享，媒體有哪些實踐災後重建、強化防災的可能？

媒體間商業性的競爭在日本其實也很激烈，但是許教授發現日本的公共媒體NHK電視台不以商業競爭為第一考量，仔細的盤檢災害前、中、後有哪些民眾需要的資訊，反省討論媒體可能對災區造成的影響，令人敬佩。尤其在災害發生之後，對災區而言生活資訊是最迫切需要的，各種物資補給的來源在哪？交通什麼後會恢復？都是居民關切的問題；而這些基本需求處理到一定程度後，接著是引進防災的觀念，讓人們意識到重建也是為了防災。新聞室雖沒有強大財力，但在能力所及，可以從平時就投入「潛勢災區」研究，取得在地關鍵人的聯絡方式，災難發生時便能更深入、更踏實的貢獻媒體功能。

另外一個故事是關於長期的災後重建， NHK在1995年阪神大地震後，與100個災民長期合作，透過專題報導的形式長期追蹤災民創傷後的成長，同時也細緻的觀察災民可能會在災區援助的過程中遇到哪些問題，一方面透過這樣的故事，讓各地的災民不只是回憶創傷，而是知道有人跟他們一樣如何努力的改善生活，發會正面的激勵效果；另一方面透過媒體角色來觀察救災體制，提供政府、救災團體可供參考的反省。

日本視角二：長田鷹取FMYY廣播

媒體的形式非常多元，不同的媒體和不同特質的人說話，同時，媒體也具有地域性質，不同地區會有不同的區域廣播台、不同地方聽廣播的人數也不同，甚至，不同的災區都有不同的社會背景和災害經驗，這些都是許教授認為媒體人在接觸災害新聞時應做的功課。

廣播是個值得與防災、重建扣連的媒體形式，怎麼說？首先，廣播給人陪伴的感覺，也不需要依賴視覺，可能是老年朋友的主流媒體之一，而老年人正是災害下較為脆弱的族群。第二，廣播也是災害適應性較強的媒體形式，即便停電，只要有兩顆電池就可以收聽廣播。最後，廣播的地域特性使得它可能成為社區型媒體，這種類型的媒體在災後重建可以發揮重要的功能。

許教授在日本參訪中，挖掘到值得學習的社區型媒體案例─「FMYY廣播電台」。這是在日本神戶市的長田區，以鷹取教堂為中心的跨文化社區，為什麼是跨文化呢？神戶是明治維新時，受外國壓力首先開放的港口，在成為重工業大城後，除了移民農村人口，也招集更多來自其他亞洲國家的勞動力，因此長田區成為多國移民所居住的地方，在1995年阪神大地震發生時，長田區13萬人口當中，包含來自28個國家的居民，其中一萬人以上為在此生活的外國移民。

對於這些跨國移民而言，主流媒體的語言可能是有距離的，災害發生時日本官方的預警無法滿足避難的即時需求，而鷹取社區的FMYY電台，從多語言轉換的廣播功能開始，進而在提供當地居民可使用的災害預警情報。

當然，這樣的社區型媒體不只是為了防災，更精確地說，防災不只是針對災害本身，它同時需要兼顧生活功能、社區營造、產業發展等，就如同災後重建也不只是關注在「災害」的慘痛過程，而是在災難之後，人們如何生活。FMYY電台在災後開始設立兒童日語班，再透過這些孩子，更深入認識這個社區。

媒體固然可能被社會結構制約，但記者不應只是由上而下的判斷媒體有什麼功能，記者同時也是媒體文化中的行動者，傾聽受訪者、社會大眾的需求，就是作為行動者的第一步。台灣有豐富的防救災及重建經驗，許多國家都希望與我們交流，防災與重建工作值得台灣媒體和學者一同深耕。

延伸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