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不是片場 — 全世界最大的救災實境演練場地「守護者中心」

本文由 美光科技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你是不是也有過這樣的經驗？本來想上樓到房間拿個東西，進到房間之後卻忘了上樓的原因，還完全想不起來；到超巿想著要買三四樣東西回家，最後只記得其中兩樣，結果還把重要的一樣給漏了；手機 Line 群組裡發的訊息，看過一轉身回頭做事轉眼就忘了。

發生這種情況，是不是覺得很懊惱：明明才想好要幹嘛，才不過幾秒鐘的時間就全部忘記了？吼呦！我根本是金魚腦袋嘛！記憶力到底是怎麼回事啊？要是能擁有更好的記憶力就好了！

金魚的記憶才不只 7 秒！

忘東忘西，我是金魚腦？！無辜地的金魚躺著也中槍！被網路流傳的「魚只有 7 秒記憶」的說法牽累，老是被拖下水，被貼上「記憶力不好、健忘」的標籤，金魚恐怕要大大地舉「鰭」抗議了！魚的記憶只有 7 秒嗎？

根據研究顯示，魚類的記憶可以保持一到三個月，某些洄游的魚類都還記得小時候住過的地方的氣味，甚至記憶力可以維持到好幾年，相當於他們的一輩子。

還有科學家發現斑馬魚在經過訓練之後，可以很快學會如何走迷宮，根據聲音信號尋找食物。但是當牠們壓力過大時會記不住東西，注意力分散也會降低學習效率，而且記憶力也會隨著衰老而逐漸衰退。如此看來，斑馬魚的記憶特點是不是跟人類有相似之處。

記憶力到底是怎麼回事？

為什麼魚會有記憶？為什麼人會有記憶？記憶力跟腦袋好不好、聰不聰明有關係嗎？這個就要探究記憶歷程的形成源頭了。

依照訊息處理的過程，外界的訊息經由我們的感覺受器（個體感官）接收到此訊息刺激形成神經電位後，被大腦轉譯成可以被前額葉解讀的資訊，最終會在我們的前額葉進行處理，如果前額處理後認為是有意義的內容就有可能被記住。

根據英國神經心理學家巴德利 Alan Baddeley 提出的工作記憶模式，前額葉處理資訊的能力稱為「短期工作記憶」，而處理完有意義、能被記住的內容則是「長期記憶」。

你可能會好奇「那記憶能被延長嗎」？只要透過反覆背誦、重覆操作等練習，我們就有機會將短期記憶轉化為長期記憶了。

要是能有超大記憶容量就好了！

比如當我們在接聽客戶電話時，對方報出電話號碼、交辦待辦事項，從接收訊息、形成短暫記憶到資訊篩選方便後續處理，整個大腦記憶組織海馬迴區的運作，如果用電腦儲存區來類比，「短期記憶」就像隨機存取記憶體 RAM，能有效且短暫的儲存資訊，而「長期記憶」就是硬碟等儲存裝置。

從上一段記憶的形成過程，可以得出記憶與認知、注意力有關，甚至可以透過刻意練習、習慣養成和一些利用大腦特性的記憶法來輔助學習，並強化和延長記憶力。

雖然人的記憶可以被延長、認知可以被提高，但當日常生活和工作上，需要被運算處理以及被記憶理解的事物越來越多、越來越複雜，並且需要被快速、大量地提取使用時，那就不只是記憶力的問題，而是與資訊取用速度、條理梳理、記憶容量有關了！

再加上短期記憶會隨著年齡增加明顯衰減，這時我們更需要借助一些外部「儲存裝置」來幫我們記住、保存更多更複雜的資訊！

美光推出高規格新一代快閃記憶體，滿足以數據為中心的工作負載

4K 影片、高清晰品質照片、大量數據、程式代碼、工作報告……在這個數據量大爆炸的時代，誰能解決消費者最大的儲存困擾，並滿足最快的資料存取速度，就能佔有這塊前景看好的市場！

全球第四大半導體公司—美光科技又領先群雄一步！除了推出 232 層 3D NAND 外，業界先進的 1α DRAM 製程節點可是正港 MIT，在台灣一條龍進行研發、製造、封裝。日前更宣布推出業界最先進的 1β DRAM，並預計明年於台灣量產喔！ 

美光不久前宣布量產具備業界多層數、高儲存密度、高性能且小尺寸的 232 層 3D NAND Flash，能提供從終端使用者到雲端間大部分數據密集型應用最佳支援。 

美光技術與產品執行副總裁 Scott DeBoer 表示，美光 232 層 3D NAND Flash 快閃記憶體為儲存裝置創新的分水嶺，涵蓋諸多層面創新，像是使用最新六平面技術，讓高達 232 層的 3D NAND 就像立體停車場，能多層垂直堆疊記憶體顆粒，解決 2D NAND 快閃記憶體帶來的限制；如同一個收納達人，能在最小的空間裡，收納最多的東西。

藉由提高密度，縮小封裝尺寸，美光 232 層 3D NAND 只要 1.1 x 1.3 的大小，就能把資料盡收其中。此外，美光 232 層 NAND 存取速度達業界最快的 2.4GB/s，搭配每個平面數條獨立字元線，好比六層樓高的高速公路又擁有多條獨立運行的車道，能緩解雍塞，減少讀寫壽命間的衝突，提高系統服務品質。

結語

等真正能在大腦植入像伊隆‧馬斯克提出的「Neuralink」腦機介面晶片，讓大腦與虛擬世界溝通，屆時世界對資訊讀取、儲存方式可能又會有所不同了。

但在這之前，我們可以更靈活地的運用現有的電腦設備，搭配高密度、高性能、小尺寸的美光 232 層 NAND 來協助、應付日常生活上多功需求和高效能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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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https://pansci.asia/archives/101764
2. 短期記憶與機制
3. 感覺記憶、短期記憶、長期記憶  
4. 注意力不集中？「利他能」真能提神變聰明嗎？

2014年南韓歲月號沉沒意外，南韓政府搜救過程的混亂，讓南韓國務總理因而下台。重大災害發生時，往往是救災指揮體系的嚴酷考驗，有限的救難資源面對災難的瞬息萬變與爆炸性的災情回報，該如何運用一套簡潔的分工架構迎戰災難呢？

在美國，事件應變及指揮系統（Incident Command System, ICS）於911事件後已成為法定的救災指揮體系。ICS是美國在1970年代，從南加州一場場森林大火的慘痛教訓中痛定思痛後發展而成，主要想改善救難過程通訊與管理方式的缺陷。

因此，ICS建立一套簡潔的基本架構，由七個角色或部門各司其職，包含「大腦」的資訊官（Information officer）、安全官（Safety officer）、聯絡官（Liaison officer），以及「四肢」：執行（Operation）、後勤（Logistics）、計畫（Planning）與財務行政（Fi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ICS的「大腦」：資訊官、安全官、聯絡官

ICS的「大腦」，負責單位對外的聯繫與對內的溝通，以及確保單位的安全。資訊官的主要工作是協助將災難資訊傳給適合的機構或人，例如媒體、行政主管機關等，可說是整套體系的發言人。

安全官則是在分析現場相關安全資訊後，提供判斷給指揮官做參考。目的在於確保所有人員的健康安全，避免危險情況發生。聯絡官可視為單位的一個聯絡點，當其他組織需要和這個單位聯絡，可透過與聯絡官聯繫後，再視提出的要求找出適合的人員繼續對話。

ICS的「四肢」：執行、後勤、計畫、財務行政

缺少「四肢」，救難指揮體系亦無法發揮作用！接下來就來認識ＩＣＳ的4大分工如何協調運作。

執行組的職責在於執行各種救災行動與反應，例如醫療、救護、滅火、疏散等等。計畫組則像是單位的「智囊團」，需要蒐集各種現場資訊制定救災計畫再往上呈報供揮官參考是否執行。

後勤組便是需要確保救災單位的補給品不虞匱乏，包含各種所需器材設備、服務等等。財務行政組則處理單位中所有的財物、行政與成本分析等等事項。

在ICS架構內，對內通訊有明確指定的組長作為各組溝通的聯絡人員，以確保訊息的有效傳遞。同時因為美國各單位皆已採取ICS架構，不同政府機關間需要橫向聯繫時亦能快速藉由聯絡官傳遞。

台灣救災體系與ICS架構的差異

面對大規模災難時，ICS體系往往更能顯示其優點，目前世界上先進國家的災難指揮體系與架構都漸漸採取與ICS相同或相似的精神，然而，台灣深受其影響的日本卻是個例外。

目前日本與台灣的災難應變指揮架構，並沒有採用ICS的精神，日本仰賴民族性格上的優點維持災難發生時的救災效率。台灣的救災體系許多地方承襲自日本，但這套模式在台灣是否還行得通？

台灣常見的指揮架構，幾乎只強調執行功能，缺乏後勤、計畫、財務行政。這些工作都落到指揮官身上，一旦發生大型災難，指揮官往往分身乏術，被這些工作拖累而無法有效運作。

此外，台灣的體系有太多單位或人員平行於指揮官之下，導致指揮官需要不斷「下令」，所有人浪費太多時間在等命令下達，減低整體架構的效能。

當我們看見南韓歲月號的悲劇與心碎的畫面時，台灣應該從中借鏡，思考如何讓救災體系更有效率的管理與運作，避免類似悲劇在台灣上演。

（本文由科技部補助｢新媒體科普傳播實作計畫─重大天然災害之防救災科普知識教育推廣｣執行團隊撰稿／2014年/4月）
 
責任編輯：鄭國威│元智大學資訊社會研究所

本文原發表於行政院科技部-科技大觀園「科技新知」。歡迎大家到科技大觀園的網站看更多精彩又紮實的科學資訊，也有臉書喔！

本文由國科會補助，泛科學獨立製作

生活在台灣，媒體與我們之間的關係如影隨形，摸不到，成為習慣。如果將媒體視為一個動詞，這個過程會對哪些人造成影響呢？其實是多層次的，我們可能首先想到的是「被採訪的人」，尤其媒體拍攝受訪者流淚、煽情的畫面，容易引起民眾質疑「會不會傷害到當事者？」；但再想一想，我們自己所相信的社會面貌，不也是媒體形塑的嗎？因此「接收媒體的大眾」也是受影響的對象；最後，最容易被忽略的影響對象是「記者」，他們從事第一線採訪和報導的過程，貼近社會寫實的面貌，思考如何轉譯為新聞，這同時是自我內化的過程。

在這樣的理解之下，我們藉由政大廣電的許瓊文教授的分享，進入本次的主題─「媒體於災後重建的角色」。

媒體的災後角色　出了什麼問題？

關於災害，媒體於災前扮演預警情報的提供者，也是在災後讓我們了解災區復原情況的管道，這些都是媒體於防災、重建的正面功能，但是記者在重大災害發生時，也被要求要接觸飽受創傷的災民，人並非天生知道如何應對這種充滿壓力、傷痛的場面，甚至可能無意中傷害到受訪者。

Ochberg博士是新聞與創傷研究領域的先驅之一，他指出人在經歷重大威脅、涉及死亡的事件之後，即便自身沒有受到生理上的傷害，也可能產生極度緊張、恐懼的心理反應，稱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這種症候群可能隨著時間過去、調適生活而漸漸改善，但是研究卻發現在周年紀念後，追蹤災民的心理疾患反而有更嚴重的傾向，週年紀念發生了什麼事？

8月莫拉克風災4周年紀念屆滿，不妨觀察一下周年紀念的新聞將如何報導。許瓊文教授研究台灣主流媒體在災後重建扮演的腳色，發現台灣的主流媒體較少持續報導災後重建，一般民眾多在「周年紀念」時才會再次收看到災後報導。許教授分析2012年莫拉克風災三周年，台灣的四大報刊和莫拉克新聞網的內容，發現四大報的內容多為天災無情、災民悲戚的回顧畫面，成為災民創傷的「再經驗（re-experience）」，反而增加了災民的創傷壓力；相較之下，以公民媒體為號召的莫拉克新聞網則較為深入，能挖掘重建工作的各種問題，至於能否藉由新聞網強化大眾防備災觀念，許教授指出仍需各界媒體共同努力。

許教授指出，這樣的災後報導是狩獵式的，獵取到媒體所需的新聞就走了，但是媒體應該反過來思考「受災民眾需要什麼報導」，而不是「媒體需要什麼樣的報導」，否則用激情的畫面來增加媒體的曝光，很可能只是徒增災民的傷悲、強化災難宿命論，無法發揮在災後重建、加強防災的正面效果。

日本視角一：NHK電視台的經驗

許教授在台灣東部投入研究，於2013年4月發表《”The emergence of “star disaster-affected areas” and its implications to disaster and communication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A Taiwan example from Typhoon Morakot.”》，指出媒體於災期選擇一窩蜂報導的災區成為「明星災區」，也同時敞開救災團體、民眾捐款、非營利組織來到這個災區的大門，也就是說，媒體影響到資源的分配。如果媒體為了商業競爭，都往最有畫面的災區採訪，像是莫拉克風災時知本的金帥飯店，民眾目睹它倒下的過程恐怕不下十次，這樣不均衡的報導，可能會造成資源分配的不均。

媒體之於災害有很大的著力空間，許教授在2011年日本311地震前後，３次前往日本觀摩交流，獲得可供台灣參考的媒體趨勢，此專題將與各位分享，媒體有哪些實踐災後重建、強化防災的可能？

媒體間商業性的競爭在日本其實也很激烈，但是許教授發現日本的公共媒體NHK電視台不以商業競爭為第一考量，仔細的盤檢災害前、中、後有哪些民眾需要的資訊，反省討論媒體可能對災區造成的影響，令人敬佩。尤其在災害發生之後，對災區而言生活資訊是最迫切需要的，各種物資補給的來源在哪？交通什麼後會恢復？都是居民關切的問題；而這些基本需求處理到一定程度後，接著是引進防災的觀念，讓人們意識到重建也是為了防災。新聞室雖沒有強大財力，但在能力所及，可以從平時就投入「潛勢災區」研究，取得在地關鍵人的聯絡方式，災難發生時便能更深入、更踏實的貢獻媒體功能。

另外一個故事是關於長期的災後重建， NHK在1995年阪神大地震後，與100個災民長期合作，透過專題報導的形式長期追蹤災民創傷後的成長，同時也細緻的觀察災民可能會在災區援助的過程中遇到哪些問題，一方面透過這樣的故事，讓各地的災民不只是回憶創傷，而是知道有人跟他們一樣如何努力的改善生活，發會正面的激勵效果；另一方面透過媒體角色來觀察救災體制，提供政府、救災團體可供參考的反省。

日本視角二：長田鷹取FMYY廣播

媒體的形式非常多元，不同的媒體和不同特質的人說話，同時，媒體也具有地域性質，不同地區會有不同的區域廣播台、不同地方聽廣播的人數也不同，甚至，不同的災區都有不同的社會背景和災害經驗，這些都是許教授認為媒體人在接觸災害新聞時應做的功課。

廣播是個值得與防災、重建扣連的媒體形式，怎麼說？首先，廣播給人陪伴的感覺，也不需要依賴視覺，可能是老年朋友的主流媒體之一，而老年人正是災害下較為脆弱的族群。第二，廣播也是災害適應性較強的媒體形式，即便停電，只要有兩顆電池就可以收聽廣播。最後，廣播的地域特性使得它可能成為社區型媒體，這種類型的媒體在災後重建可以發揮重要的功能。

許教授在日本參訪中，挖掘到值得學習的社區型媒體案例─「FMYY廣播電台」。這是在日本神戶市的長田區，以鷹取教堂為中心的跨文化社區，為什麼是跨文化呢？神戶是明治維新時，受外國壓力首先開放的港口，在成為重工業大城後，除了移民農村人口，也招集更多來自其他亞洲國家的勞動力，因此長田區成為多國移民所居住的地方，在1995年阪神大地震發生時，長田區13萬人口當中，包含來自28個國家的居民，其中一萬人以上為在此生活的外國移民。

對於這些跨國移民而言，主流媒體的語言可能是有距離的，災害發生時日本官方的預警無法滿足避難的即時需求，而鷹取社區的FMYY電台，從多語言轉換的廣播功能開始，進而在提供當地居民可使用的災害預警情報。

當然，這樣的社區型媒體不只是為了防災，更精確地說，防災不只是針對災害本身，它同時需要兼顧生活功能、社區營造、產業發展等，就如同災後重建也不只是關注在「災害」的慘痛過程，而是在災難之後，人們如何生活。FMYY電台在災後開始設立兒童日語班，再透過這些孩子，更深入認識這個社區。

媒體固然可能被社會結構制約，但記者不應只是由上而下的判斷媒體有什麼功能，記者同時也是媒體文化中的行動者，傾聽受訪者、社會大眾的需求，就是作為行動者的第一步。台灣有豐富的防救災及重建經驗，許多國家都希望與我們交流，防災與重建工作值得台灣媒體和學者一同深耕。

延伸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