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然後（四）：媒體的角色

2024 年總統大選，你決定好要投給誰了嗎？

或許有人心中已有答案，有人則還在猶豫。但你可能從沒和這些候選人碰過面講過話，甚至可能沒加入任何政黨。那你想過，你是怎麼決定要將票投給誰的呢？

大部分的人都是透過網路、電視、廣播以及報刊，來認識每一位看似陌生又熟悉的參選人。但不知不覺地，你可能早就落入媒體的框架中，認為螢幕中的他就是你心目中的首選。

很遺憾地告訴你，泛科學也是媒體。因此，你也早就陷入泛科學的鏡花水月之中啦！不過，本篇也會告訴你逃離媒體框架的方法，但你又真的會想逃離嗎？

什麼是框架？媒體怎麼製造框架？

先來看看這張照片，裏頭有一位美國大兵和一名戰俘，你看到這張相片時的感受是什麼呢？我看到的是一個和平的畫面，即使對方是戰俘，美國大兵仍主動餵敵方俘虜喝水，把對方當人看。

但事實真的是如此嗎？其實這張照片是被截取過的，還調整了色調，在美聯社的報導中，完整的照片是這張。旁邊還有一位士兵拿著槍抵著俘虜的頭。我想和平感應該完全消失了吧？

如果你以為故事只到這邊，那就錯了。當大家都在譴責有心人士故意只擷取半邊，刻意誤導群眾時。有網友發現把照片放大，可以看到槍口處很模糊，但俘虜本身的輪廓卻相當清楚，說明兩者的景深不同，很可能槍口並沒有抵在俘虜頭上，而是在一段距離外將槍口指向地面。

若這是事實，就有可能是攝影師刻意透過借位的方式，來拍出一張聳動具有話題性的照片。可惜的是，事實的真相，或許只有現場當事人才知道了。這種大眾只能乖乖被媒體牽著鼻子，隨著片面資料，根據視角不同出現 180 度又 180 度的髮夾彎，你我應該都似曾相識。

在大眾傳播學領域的術語中，這稱為新聞框架（News Framing），指的是新聞媒體通過改變報導問題，來影響人們的態度和行為，說白話一點就是「選擇性報導」。

此概念源自於人類學家格雷戈里．貝特森（Gregory Bateson）在 1954 年的一篇論文：遊戲與幻想的理論（A Theory of Play and Fantasy）。在論文中，他提到框架是一組互動訊息的空間和時間邊界，奠定了人們在社會科學領域使用框架概念的基礎。到了 1974 年，歐文．高夫曼 (Erving Goffman) 在框架分析：經驗組織論（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一書中，解釋人們如何在他們的經歷中建構和組織意義，正式將框架的概念帶到跨領域學科，並持續受到後人關注。至今約 50 年的時間，該書引用次數已超過 4 萬次，相當驚人，也是我讀傳播研究所時最喜歡的理論。

除了新聞的畫面材料外，標題也是塑造框架的一大利器。當人們閱讀標題時，就會提前預期內容與標題主旨是相同的。若有不合適的標題，又或是出現在錯誤位置的標題，也容易讓讀者產生錯誤的聯想，甚至造成刻板印象或是種族歧視。

你現在看到的是美國《人物》雜誌在 911 事件 10 周年所發行的紀念刊物，專題關於 10 位在出生前父親就因 911 事件死亡的孩子。雜誌標題是「9/11 的孩子」，配圖是一張白人女孩的照片。

接下來我們看另一本雜誌的封面，這是美國《新聞週刊》2010 年 1 月份的刊物。標題是「賓拉登的孩子」，下方列了許多與恐怖攻擊相關的文章，配圖則是一張黑人男孩的照片。

當這兩張封面圖分別出現時，我們只會被斗大的標題吸引，預設「9/11 的孩子」可能會有感性的被害者故事，而「賓拉登的孩子」可能會有較多恐怖攻擊相關的內容。

但不知不覺中，大腦可能將圖片與標題做聯結，產生看到白人小女孩就等於天真無辜，看到黑人小男孩就等於具有潛在暴力風險的錯誤印象。

或許雜誌的編輯們當初都沒注意到這背後的隱含的種族歧視，但更進一步來說，這也為其他媒體提供了機會，可以將這兩張圖放在一起，創造另一個框架來證明美國存在隱性的種族歧視。沒錯，就像是我現在正在做的事。

從這兩個例子就可以看出，媒體總是能善用心理學的手法，讓我們的大腦不知不覺中掉入陷阱，只看見媒體想讓你看見的事。

但為什麼，我們總是輕易落入這種框架中呢？

為什麼我們常落入框架之中？認知偏誤如何影響決策？

從框架概念延伸出的框架效應是一種認知偏誤的現象，指的是人們會根據選項的描述來進行決策，思考和決策就像是受限在框架內。

「框架效應」起源於 1979 年，當時心理學家阿莫斯·特維斯基和丹尼爾．康納曼，正在研究人類是否會因為情境不同做出不理性的決策。透過實驗和嚴謹的數學模型，他們提出提出前景理論（Prospect theory），理論認為，不同人對於獲利和損失發生的機率高低，在心理感受上是不同的，也導致人們往往做出「不理性」的風險決策。這項研究成果讓丹尼爾‧康納曼在 2002 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在一個情境中，當你可以用不同的陳述方式來呈現邏輯結論相同的狀況時，框架效應就有可能發生。想像一下，有一位病人正在糾結是否該動手術，而醫師告訴他，手術後一個月內的存活率是 90%，那麼大概大部分的病人都會同意執行手術。但如果醫師和病人說的是，手術後一個月內的死亡率是百分之 10%。那可能會有更多的病人選擇拒絕手術。

我們的大腦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總是掉進框架之中？包括框架效應在內的認知偏誤都和行為決策有關，並涉及很複雜的認知歷程以及行為變化，很難用一兩個神經迴路完全解釋。但目前認為認知偏誤與大腦前額葉以及邊緣系統的連結有關。

媒體帶風向還有另一個關鍵，就是他們知道如何吸引你的注意力。聳動的標題，配上血腥暴力色情且超乎常理的內容總是能獲取讀者注意力，激發人類的原始慾望跟恐懼。這些由內在深層動機產生的注意力，和大腦的神經傳導物質多巴胺有關。多巴胺刺激大腦的獎賞迴路，控制我們被與生存有關的初級獎賞吸引（Primary rewards）例如食物、性、母愛。

講到這邊，我們已經知道我們有多容易掉入框架，接下來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我們究竟有沒有辦法，逃離這個框架？

要怎麼打破框架？我們有辦法逃離這些限制嗎？

很難，但不是不可能。不用擔心，我們先分別從觀眾和媒體的角度來談談。

從觀眾的角度出發，我們獲取知識的方式，已經從以前的閱讀整本書籍，變成看 10 分鐘的統整影片、圖文懶人包，或是請 AI 直接回答。這不只是大家常說的「現代人專注力下降」，其中一個原因，還包含我們前面提過的，我們的大腦被設計成很容易切換注意力投注的對象。越短越有重點的東西越能吸引注意力，也成為了網路短影音興起的流量密碼。

此外，比起生硬的教科書或是科學理論，讀者對有趣且具故事性的題材更有興趣。但說到這了你也肯定知道，框架更容易從主觀修飾跟挑選過的故事中誕生，而不是那些客觀且全面的科學理論。當然啦，科學研究也有 cherrypicking 跟過度詮釋甚至造假的問題，這我們之後再談。

身為觀眾的我們也很難為，總是被迫透過有限的資訊在有限的時間內做出決定，沒有接觸框架外的機會。舉例來說，如果告訴你一杯 600 毫升的大杯飲料要 100 元，你可能覺得很貴。此時如果告訴你中杯飲料 90 元，但容量只有一半的 300 毫升，你可能就會覺得：「欸，買大杯好像滿划算的。」殊不知不論是 90 或是 100，都遠遠高於市場價格。這就是有名的錨定理論，選舉時也是同樣的道理，就像大家說的「爛是比較出來的」或是「從裡面挑一個比較不爛的」，如果你覺得 B 候選人比 A 候選人還要爛很多，我們就會說服自己 A 候選人好像不錯。

講完讀者視角，我們換個角度，從媒體出發。框架往往是媒體刻意製造的，而讀者就像是受困在城牆內的人民，想要逃離，門都沒有。眾所皆知，放眼國內外，許多媒體都具有財團背景，因此媒體有可能會偏頗報導來為金主謀求利益。就算沒有背後金主直接下指導棋，媒體也明白暴力、血腥、煽情、炒作，與有話題性的假新聞有市場，因此故意誇大或扭曲事實來提高收視率／曝光點閱率也相當常見，被演算法控制的 YouTube 或臉書粉專、IG、Tiktok 帳號更是如此。

既然接觸外在資訊就會被潛移默化，那要逃離框架，我們只能放棄觀看任何媒體了嗎？恰恰相反，可以看看楚門，或是尼歐，或是炭治郎，即使他們身處在虛假的世界中，卻因為好奇、懷疑與不放棄追隨真相，最終脫離了那個禁錮自身的牢籠。

當然，我也不知道我們是不是身處在外星人的社會實驗中。但至少，我們可以透過以下方式來突破偏誤的框架：多看些沒有被濃縮的書籍資料、請教專家、勇於提出假說與不同立場的人討論、交換意見，以及最重要的——永遠保持好奇、開放與健康的質疑，這不只是對外來的資訊，對自己的立場跟態度更是如此，如此便能大幅降低資訊過於偏頗而出現錯誤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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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銀行後巷泊好車，49 歲的巴西男子準備去領錢。幾名歹徒忽然竄出，持槍敲頭，將人押上另一輛車。數小時的挾持下來，他著實覺得要死了。^[1]

社交焦慮症

男子自幼羞澀，畏懼表演和社交。少年時期開始，每逢跟人互動，就顫抖、心悸、發汗。他不搭大眾交通工具，免得其他乘客打量；空有文憑與工作能力，卻頻繁轉職，就是沒膽於同事身旁用餐；報名學寫程式，半途而廢，僅因在同學面前打字極不自在。20 好幾的時候，有個電視節目介紹社交焦慮症（social anxiety disorder）。他看完，主動就醫。^[1]

社交焦慮症是常見的焦慮症種類，高達 13% 的人口在一生中曾患此疾。一般發病甚早，始於青春期。若未妥善治療，可能衍伸其他類型的焦慮症、憂鬱症（depression）及物質成癮等問題。^[1]

里約熱內盧聯邦大學（Federal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附設精神醫學機構的醫師，開立鎮靜劑clonazepam，有時再加上抗憂鬱劑。儘管藥物稍能穩定其情緒，卻苦無適合的心理治療。他依然坐困家中，繼續母胎單身。直到 31 歲情竇初開，晨露般純淨短暫的交往，靠電話線懸繫著，連面都沒見上便結束了。37 歲那年，男子憂鬱、失眠、體重劇變、缺乏興致。抗憂鬱劑 nortriptyline 雖將他從低潮撈起，無奈焦慮的宿疾依舊。^[1]

創傷經驗

49 歲時，男子赴銀行提款險些沒命，心靈受到莫大衝擊。依據精神醫學的研究，再來至少有兩種可能的發展：一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二是「拍斷手骨顛倒勇」（phah-tn̄g tshiú-kut tian-tò ióng^[2]）的創傷後成長（post-traumatic growth）；亦有文獻認為兩者得以並存。^[1]

創傷後成長是災難性經驗帶來的正面心理影響，例如：轉變信仰、改善人際關係、學會珍視生命，以及提升對自我形象和能力的觀感等。一方面，破壞得大到足以摧毀定見，好創造擁抱新認知的契機；另方面，接下來的反芻，必須賦予該事件意義。置之死地而後生的過程，如同地震滅村，重建起的樓房可以耐震堅韌。^[1]

意外誠然可遇不可求，強度更是無從拿捏；爾後的劇情往哪走，並非全憑運氣。當事人如果勇於面對，不逃避思考及討論其經歷，便有從中蛻變昇華的希望。^[1]

創傷後成長

先是遭擄，然後獲釋，「到頭來我活著，像個贏家」。不會情感麻痺，沒有創傷記憶湧現，並未因此變得神經兮兮，也不刻意迴避相關情境。男子不僅無恙，竟然連焦慮也好了。「曾以為旁人都想著我，很怕被批評。挾持事件後，這般想法毫無意義。」他解釋：「…我領悟到問題源於內在，我決定自己受什麼左右。」不久，男子任職的公司財務困難，薪水減半，他也雲淡風輕。「那個經歷使我茁壯，若是過去大概無法擔待。然而現在我知道，綁架都沒致命，這次更不會。」^[1]

意外發生後，他從此敢在同事面前進食；參加了健身房；較常約會；而且搬離與母親同住的家。時至 2021 年，他的醫師發表其個案報告，擔任行政助理的男子已經 57 歲了，情況依然穩定，享受休閒活動和外出，「人生比從前多彩」。^[1]

參考資料

1. Hühne V, Vigne P, de Menezes GB, et al. (2021) ‘The Remission of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After Trauma: A Case Report of Posttraumatic Growth?’. Frontiers in Psychiatry, 12:692637.
2. 中華民國教育部「拍斷手骨顛倒勇。」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Accessed on 12 JUL 2023）

巴黎公立醫院聯盟（Assistance Publique des Hôpitaux de Paris）及克萊蒙費朗大學附設醫療中心（Centre Hospitalo-Universitaire de Clermont-Ferrand）的醫療人員，在 2021 年 1 月的《精神醫學前沿》（Frontiers in Psychiatry）期刊上，義憤填膺地一口氣講了 3 個故事。^[1]

蛛絲馬跡

臥房內，尚存一絲安全感。曠學 1 年半的 A 女，窩在裏頭打電動，幾天不出來。13 歲的她與母親，還有 15 歲的兄長一起住。6 歲時父母離異，父親在上回假期同遊後，已 2 年不見。^[1]自殘的動機不只一種，每個案例未必相同：或測試耐痛的能力；或宣洩負面的情緒；或懲罰自己；抑或是向外界發出無聲的求援。^[2]A 女的手臂及大腿上，割傷的新舊疤痕遍佈，都是極端悲痛時所為。她眼神空洞地看著精神科醫師，說不出緣由。^[1]

15歲的 B 女，憂鬱、慢性疼痛，也拒絕上學。醫師查無關節炎，倒是診斷出廣泛性焦慮症（generalised anxiety disorder），以及會拼命進食的嗜食症（binge eating disorder）。她說，症狀始於半年前，並在2020 年 3 至 5 月的 COVID-19 封城期間惡化。至於肇因，B 女以家庭衝突含糊帶過。或許是醫師的問診觸發了什麼，她焦慮到幾度恐慌發作（panic attacks），甚至出現輕生的念頭。^[1]

兒童急診室裡，14 歲的 C 女病況更加嚴峻。自殘、失眠，還浮現精神性暴食症（bulimia nervosa），狂吃又催吐的症狀。看了整年的精神科，近 6 個月兩次試圖用藥自殺。C 女向醫師解釋，她與兄長衝突。後者住外頭，但時常探訪父母。他暴力又暴露的行為，在 C 女的腦海裡，不時無預警回放。儘管自己後來也搬出去跟姊姊住，C 女仍恐懼出院。^[1]

自殺防治專線：
 衛生福利部安心專線 1925
 生命線協談專線 1995
 張老師輔導專線 1980

吐露真相

住院營造了一個令人安心的環境，A、B 和 C 三名少女分別都在多日後，勇敢地道出事件全貌：^[1]

跟醫師談完隔幾天，A 女告訴護理人員，兄長反覆強暴她，而最後一次是兩年前與父親出遊時。當她提到性侵回憶每日湧現，醫療團隊終於明白，那些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失魂般的症狀，所來何故。^[1]從恐懼的情緒中解離（dissociation），正是她自我保護的機制。^{[1, 3]}

「他有時會強迫我，做違背我意願的事情。」B 女在給醫師的信裡寫道，自己從 12 至 14 歲，不斷被年長兩歲的哥哥性侵。「他碰我的私處，多次『進入』我（體內）。我必須承認，過去沒說，是以為這種『關係』叫『正常』。儘管我不想，而他也知道；他卻說（如此一來）我以後想的時候，才會知道該怎麼做。」曾經害怕坦白會遭到父母排斥，「埋藏心底多時，講出口對我來說是好事。不過，倘若爸媽、家庭和哥哥因此承受惡果，對我的傷害會更加嚴重。…我寧可死了，也不要家人恨我。」^[1]

未成年的手足性侵受害人，擔心遭懲罰、被怪罪或沒人相信，不想讓家人難堪，又不知事態嚴重，所以不見得會揭露事件；偏偏家長也可能誤以為只是合意、無傷的性探索，因此鮮少呈報給警察與社工。就連早在跟醫師談話時，便點名罪魁禍首的 C 女，也是過了幾天，才把兄長言語、肢體和性方面暴力的細節，全盤道盡。^[1]

治療及安置

A 女的案件從醫院轉至兒童保護單位，在後者的警察部門問訊後，進入司法程序。文獻指出，兄妹性侵的心理影響，其實不亞於父女或其他成人侵犯兒童的案件，並時常釀成嚴重的精神問題。為保護受害者的身心健康，務必考慮將之與加害人分開。然而家事法庭的法官不願拆散血親，竟判決 A 女回歸原生家庭。若照該計劃，她得帶著抗憂鬱劑和抗精神病藥物出院，與兄長共居一個屋簷下，同時維持心理治療。總之，別人犯下的錯誤，由她繼續承擔。所幸母親與親戚協調監護權，避免她跟兄長共處。A 女解離的症狀就此大幅改善，並恢復上學。^[1]

C 女也是由兒童保護單位介入，但再來有經法醫和婦科檢查，證明她所言屬實。接受抗憂鬱劑等治療好轉後，原已搬出來住的她，基於母親承諾保障其安全，而在出院後返家。不過才沒幾個月，她就因為家長未提供良好照顧，被託付給寄養家庭。^[1]

情況相較複雜的是 B 女：她自身難保，又不想為難家人。醫療團隊先是延長她的住院時間，好跟家長合作，安排返家事宜，並在她出院後繼續追蹤。之後她曾短暫住院，重新評估，最終則是被轉往附帶教學課程的醫療機構，以確保她在治療時能兼顧課業，並遠離兄長的迫害。^[1]

參考資料

1. Carretier E, Lachal J, Franzoni N, et al. (2022) ‘Disclosure of Sibling Sexual Abuse by Hospitalized Adolescent Girls: Three Case Reports’. Frontiers in Psychiatry, 12:792012.
2. ‘Self-Harm (Nonsuicidal Self-Injury Disorder)’. (09 MAY 2023) Cleveland Clinic.
3.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Dissociation’. APA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 (Accessed on 07 JUL 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