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民視《科學再發現》贊助，泛科學獨立製作

文 / 金山豆（中興大學動物科學系學士，英國諾丁漢大學動物科學博士）

前幾天（2014.6.7）的新聞報導提到男同性戀基因的相關研究，以及同性戀遺傳的議題。這個新聞的原引用來源是《美國華盛頓郵報》 （Washington Post）。其中主要內容討論到男同性戀基因可能具有特別的演化意義，並促使女性親屬更容易生育後代。這個嚴格來說不算新但鮮少得到公眾關注的研究議題難得搬上新聞，頗值得稍微檢視與進一步地討論。

先回頭來看看近代社會對同性戀的一般性看法。同性戀在人類社會上最常被定義為「異常」與「反自然」的主要原因，在於此一性向選擇會使得結成個體無法生育自己的血緣後代，而背離了生命的基本存在意義 – 繁衍子孫。基於這樣的看法，同性戀往往被部份文化認定為「缺陷的」、「不正常的」、甚至是「病態」性質的存在，進而被理解為一種阻礙人類族群與社會發展的負面因素。不過即使如此，綜觀人類歷史與各地社會與族群，都可以發現同性戀乃是普遍地存在於人類之中。甚至在不同社會與文化之中，亦具有相當不同的對應態度，從積極排斥、消極接納、到正面接受等等情況不一而足。

在人類同性戀，或說同性性向(homosexuality)整個群集之中，尚可進一步粗略區分成：

1. 性取向（sexualorientation）
2. 性傾向（sexualpreference）

其中不同之處在於，後者被定義為更為後天自由意志與社會文化性質的選擇，而非前者代表與生俱來、先天性質的生物性狀（phenotype）。一般所謂同性戀雖然包含了這兩種性向選擇類型，但近年主要關切的是同性性取向這樣的同性戀類型，因為它是自然形成的生物性狀，而不是由後天個人自由意志所選擇。在 Dean Hamer 於 1993 年發表X 染色體 Xq28 位置的基因與男同性取向具密切相關的研究後 (1)，後續系列研究慢慢指向至少一部份男同性取向者是由遺傳性因素（特定基因或基因群）所決定，也就是開頭華盛頓郵報提到的內容。

這樣的男性同性取向，在人類演化史上的存在便引出了一個特別的問題，即所謂的達爾文悖論（Darwinian’s paradox）：

基於天擇法則，對繁衍後代不利的先天生物性狀，無法有效地透過遺傳傳遞給下一代，因此將在物種中逐漸消失。

然而同性性取向在人類歷史中始終穩定存在，並不因個體無法繁衍後代此一生殖劣勢而自人類族群中消退，而形成此一反拮天擇原理的悖論。基於此悖論，要麼天擇說產生例外（或許創造論者可以為此表示欣慰），要麼就是同性性取向此一生物性狀，對人類物種的繁衍並不產生負面影響，甚至還可能具備一定程度的正面意義，因此在人類漫長的演化中佔有一席之地。

為了對應這個達爾文悖論，早期的解釋如Wilson E. 提出的幫助者理論認為，同性取向的個體雖然不具生育後代的能力，但得以貢獻完整的勞動能力來幫助帶有相近遺傳背景的血親生存 (2)。但這樣的理論僅得到部份支持，比如說在薩摩亞與一些玻里尼西亞社會中的確可以觀察到男同性取向成員（fa’afafine，行為似女性的男人），他們以對親族的忠誠奉獻而聞名 (3)；然而在其它社群為對象的研究，則不支持這樣的理論 (4)。

另一些學者則提出女性血親多產理論， 認為決定男同性取向的這些特定基因，在女性身上表現的生理功能，反而是增強生殖優勢，比如說強化受孕的能力、減少生殖與生產障礙，得以生育更多的後代。此 一系列研究結果最初在義大利特定家族中得到印證，近年持續在法國、加拿大、大洋洲等社群的相關研究中得到更進一步的支持 (5-7)。有趣的是，男性同性取向的發生率，也被發現會受胎次影響，特別是兄長數目越多的男嬰，越傾向長大後呈現男性同性取向 (8)。從這個目前觀察到的自然現象來看，決定女性多產的基因，或許藉由控制後代男性性取向，來達成族群擴張速度的平衡，扮演一種煞車功能，特別是在男性後代數目持續增加的情況下。換句話說，男性同性取向在演化中扮演的意義，至少部份（由特定基因控制）是藉由促進血親家族中女性成員順產多育的同時，適當緩和族群擴張的速度（特別是男性），兼之還能保有這些男性同性取向個體的基本勞動力來維持家族生產效率，最終達到整個血親家族的最大生存利益。

從演化策略的角度來看，人類族群可經由特定基因表現，來調控同性性取向個體的發生率，做為安定族群、確保穩健成長的手段之一。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何部份人類社會與文明對同性取向的存在，抱持著接納甚至鼓勵的態度。這代表著這個人類社會需要這類型個體的存在，並在社會中發揮功能。而當這類型個體在族群中發生率出現增加的情況下，或許也代表著當下這個人類家族或社會需要同性性取向個體的存在，來安定社群發展。

不過實務上傳統兩性異性取向以外的性取向如女同、男同、雙性（bisexuality）等，生物性成因至今大多數其實瞭解得並不透澈。即使在研究較多的男同性取向之中，目前比較可以被確認的生物決定因素甚至還不只於前文所述的特定基因決定論（如 X 染色體的 Xq28 位置），還包括母體懷孕生理環境內分泌素、性別胎序等調控，以及青春期發育過程中可能的內外生理環境影響等等。這意味著即使在男同性性取向的次群集裡，不同生物因素成因亦可能在演化策略中有不同的存在意義與演化上、社會上的功能性。

無論如何，這方面研究給我們最大的啟示是，雖然異性取向在人類社會中是主流生物性狀，但其它性取向之所以長期存在於人類物種之中，亦代表它們對人類物種延續具有一定的演化意義，不應當過於簡化地以異常個例看待甚至貶抑。再者，當人類物種呈現這樣的性取向多樣性發展時，可以預期它們各自有其存在意義，保障各個性取向次族集能在人類社群中得到公平與尊重的存在空間，才能充份發揮它們在演化上的優勢，確保人類物種的穩定發展。

參考文獻：

1. Hamer,D. H., S. Hu, V. L. Magnuson, N. Hu, and A. M. Pattatucci. 1993. A linkagebetween DNA markers on the X chromosome and male sexual orientation. Science 261(5119):321-7.
2. Wilson, E. 1975. Sociobiology: the newsynthesi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3. VanderLaan, D. P., and P. L. Vasey. Malesexual orientation in independent samoa: evidence for fraternal birth order andmaternal fecundity effects. Arch SexBehav 40(3):495-503.
4. Muscarella, F. 2000. The evolution ofhomoerotic behavior in humans. J Homosex40(1):51-77.
5. Camperio Ciani, A. S., L. Fontanesi, F.Iemmola, E. Giannella, C. Ferron, and L. Lombardi. Factors associated withhigher fecundity in female maternal relatives of homosexual men. J Sex Med 9(11):2878-87.
6. Ciani, A. C., F. Iemmola, and S. R.Blecher. 2009. Genetic factors increase fecundity in female maternal relativesof bisexual men as in homosexuals. J SexMed 6(2):449-55.
7. Barthes, J., Godelle, B., Raymond, M. 2013.Huma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hypergyny: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malehomosexual preference. Evolution &Human Behavior 34(3):155-163.
8. Blanchard, R. 1997. Birth order and siblingsex ratio in homosexual versus heterosexual males and females. Annu Rev Sex Res 8:2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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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沒有問我性別，認為寫走私的就是男性吧，在論文刊出首頁用『His Mailing address…』來標註我的聯絡方式。」

如同這樣的性別刻板印象，投入邊境研究也是一個不斷突破刻板印象的歷程。

孤軍以外消聲的生命故事

1992 年，張雯勤隻身在泰北旅行，偶然到了泰緬邊境的一個村子，那裡正是臺灣媒體經常報導的泰北難民村之一。

這段歷史得追溯到 1950 年初。當時，一批一千多人的國軍殘餘部隊，在雲南節節敗退後進入緬甸撣邦，抵達與泰國為鄰的大其力。經過集結、招兵買馬，1951 年這批重整的軍隊在撣邦勐撒成立了「雲南反共救國軍」。其後的故事即是一般人所熟知的「異域孤軍」戰史——經歷兩次撤台，部分軍隊落腳泰北邊境，當地人稱作「國民黨村」。

然而，在被歌泣的男性化、黨國化歷史背後，隱藏著邊區遊移政治與無數難民的生活史。

最初，張雯勤帶著既定印象從孤軍將領訪談，研究這些「雲南移民」。但在村子住了大半年，她發現日常接觸的並不是將官，反倒都是大爹、大媽、大嬸、大叔這樣的平常百姓。「臺灣報導裡全是忠貞愛國、異域求生的孤軍，這些普通人完全沒聲音，但他們的生命故事非常豐富。」

於是，張雯勤用了兩年，走訪二十四個邊境村落，此後又一路延展到緬甸，展開二十多年以平民為視角的邊境研究。

越界流動，是歷史上的邊境常態

自古以來，從雲南、緬甸至泰北即常有大批人口來來回回遷移，多元族群交織著不同政治勢力，在這塊廣衾的土地上脈動著爭戰、交易營生、多元文化的習作與交流。1949 年因國共內戰及往後二十多年中國政治運動，造成大規模跨境遷徙。

在 1961 年「二撤」之前，留在緬甸的國民黨軍隊主要有五支，其中三軍和五軍最終沒有撤回臺灣，集結於泰北。1970、80年代，他們協助泰國政府剿滅泰共，爾後取得泰國國籍定居當地。

然而在這些「國民黨村」裡，軍人只是一部分，大部分其實是跟著軍隊逃難的眷屬及一般難民。邊境村落或周遭，包含有雲南漢人、雲南穆斯林、阿卡族、佤族、儸黑、傈僳人等各式族群，彼此用不同語言交流。「我很佩服這些大媽，買賣東西的時候，遇到阿卡人，就講阿卡話，遇到百夷人，就講百夷話。」張雯勤說。

平民耕地、做小生意謀生，撤退至緬泰的國民黨軍隊也亦商亦軍，軍隊找商隊馱運物資，商人仰賴武裝保護。對於難民來說，同樣如此，軍隊既保護也剝削他們。於此同時，帶兵的軍官也利用騾馬往返泰緬馱運「黑金」——大煙（生鴉片）。

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是我們自己的

從我們社會的眼光來看，毒品似乎萬惡不赦，但回歸到當地生活脈絡，這只是平民百姓的一種生計。許多人歷經顛沛流離，沒有身分、沒有錢，最重要的目標皆為了「努力活下來」。毒品、走私因而成為邊境的生存日常。

「他們的童年記憶裡，從小就生活在大片大片的罌粟花田。爺爺躺在蚊帳裡抽煙，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抽大煙，只有老人家有權利，年輕人頂多是工作累了，抽個幾口。」

現實中備嘗艱辛的生活，經過記憶轉化後的敘事卻呈現出一種近乎迷人的日常：罌粟花很美，年輕人為雇主做工「刮煙」，一邊刮一邊唱歌。罌粟一顆一顆，用刀子劃下去，汁液才會跑出來。劃也不是亂劃，有一定技巧。劃完以後，白色的汁液流出，不能馬上去刮，隔天凝結成暗褐色，才能用一把彎彎的刀刮下來，在刀片上慢慢累積，就成了生鴉片。

「他們說，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就是我們自己的。」因為汁液大部分留在刀片上，少量落在刀片下，一點點攢起來可以賣錢，這也是一種酬勞的給付方式。

毒品議題龐大而複雜，牽涉跨國政治、經濟與利益集團的輸送角力，甚至不乏國家政府涉入其中；但從底層百姓的角度，罌粟田是人們熟悉的生活記憶，採大煙是從小到大的日常勞作。

對張雯勤來說，這也正是邊境研究的重要關懷，在傳統國家中心的分析視角外，看見每個真實的個別生命。她擅於採用敘事書寫方式，爬梳自 1949 年以後，雲南移民從中國西南逃難到緬甸，部份移民又從緬甸遷居他國的歷史，以及他們從事的耕作和跨境商貿。

這些人的生命和動亂時代交織在一起，相對邊緣不被看見，他們怎麼面對生命處境，掙扎、奮鬥、存活下來？我要做的，就是用說故事的方式書寫出來。

民間「影子經濟」：馬幫到摩托車車隊

除了戰事逃難，經濟營生也讓跨境成為邊界常態。雲南多高山，長途經濟活動必須依靠騾馬。由於在山上形單影隻不安全，容易遇到強盜劫匪，商人便集結起來形成了馬幫，這是自古中國西南獨特的商隊組織。

張雯勤提到，1962 年尼溫軍政府上台，隨後實行國有化經濟體制，嚴厲禁止人民自由行動與私有交易，造成緬甸經濟迅速崩解，大量民生用品必須仰賴泰國走私；而進行地下貿易的主要族群，即為定居兩地的雲南移民。

「雲南移民在泰緬邊區的馬幫貿易，雖然奠基於大漢中心主義『走夷方』的文化傳統心態，然而實踐過程呈現不同社群間互助、衝突與協商，突顯邊區特有的地理政治、經濟與文化主體性，以及這個經濟活動內涵的複雜規範和知識。」張雯勤分析。

時代改變，跨境貿易的方式也在改變。

1980 年代，汽車運輸漸漸取代原有馬幫，往來中緬與泰緬邊區，2000 年到 2014 年更出現「摩托車車隊」，穿梭於上緬甸與雲南邊城瑞麗。過去，馬幫由頭人帶領，策劃路線與行走時間，在特定地點向叛軍或官方上稅；交通工具改變了，當代商隊同樣繼承這些「地下貿易規則」。

以緬北摩托車車隊來說，一個車隊約五至二十人，大家先坐車到雲南瑞麗，到認識的摩托車商店買車。通常一個騎士騎一輛、帶兩輛（拆解成零件），厲害的能帶上四輛！

回緬甸不能走正規大路，要趁夜翻山越嶺，路況好的時候，六小時就能抵達緬北臘戌，一路上過村則需要付費給警察。清晨五、六點，臘戌的摩托車市集擠滿了人。除了賣車的，還有販賣偽造車牌的攤位，貴一點用鐵片做，便宜陽春版則是塑膠材質製成。

「我的摩托車車隊研究主軸，一方面引用地下經濟與日常政治理論，分析這個走私行業的運作規則與組織網絡。另一方面，我將它與過去中國西南與高地東南亞之間的長程馬幫貿易，進行比較對照，兩者在結構運作上高度相似，都是根基於地方知識與社會網絡的助因。」張雯勤談到。

她進一步分析：「我因此主張，當今中緬摩托車走私並非隨意運作，而是延續了歷史上長途馬幫貿易的組織精神；但不同的是，當代摩托車走私打破了馬幫貿易的性別專斷（只有男性從事），同時吸納兩性。」

中緬泰的邊境貿易存在已久，民間百姓經常跨境往返。雖然 1950 到 1980 年代中緬邊界關閉，但私下邊境貿易仍然存在，交易的物資包括許多日常用品：農產、醃豬肉、野生動物、熱水瓶、藥材、豬油、鹽巴、被單、枕頭套、膠鞋、布料、熱水瓶、腳踏車，以及貴重的玉石、紅寶、柚木等。

一位玉石商人曾如此形容緬甸：「賣米不合法，賣鹽不合法，賣什麼都不合法，那還可以做什麼？只能走私啊。」這些國家法律不認可的交易，一般被稱為「非法走私」；然而張雯勤認為，用「影子經濟」（shadow economy）或「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更能理解在國家治理視角之外，邊民們為了生存，遊走穿梭邊境的自主貿易。

無論國界是否封鎖、政治角力如何劇烈，平民百姓手無寸鐵，唯能在檯面下運用常民強韌的生存力量，對抗突破國家政體的限制。

大起大落的血淚玉石夢

在跨境貿易經濟鏈裡，普通人民、不同的叛軍武裝團體、政府官員、軍隊等，都共同參與這個地下商業活動。執法者也是違法者，合法與非法關係錯綜交織。

緬甸最著名的玉石貿易，亦是如此。緬甸玉石開挖已有數百年，過去挖玉石叫「挖洞子」。依照傳統，找到未被開採之處，插個樹枝示意為有主之地，就能以簡單的器具挖掘。

玉石產於克欽邦，是叛軍的勢力範圍，在尼溫主政的社會主義時期（1962-1988），雖然政府禁止私人開採，人民依舊冒險盜採。但緬軍和叛軍經常開打，挖掘玉石非常危險。到了 1990 年代初，緬軍和叛軍和談後，由政府接手管轄玉石場，商人必須向政府標地開挖，挖到玉石後上稅，再經過公盤買賣。不過，地下交易走私仍未消失。

窮人沒錢參與標案，常常聚在玉石場，一等商家把廢棄石頭倒出便蜂擁而上，幸運的或許就能找到被錯過的玉石。但採石如同賭命，由石頭堆起的「山」極不穩固，經常崩塌，傷亡慘重。張雯勤回憶看過的「山崩」影片，滿心不忍地感嘆：「在那麼不安全的社會，你得要用生命去營生。」

在玉石貿易網絡研究上，張雯勤打破既有華人關係研究的迷思，這些迷思強調華商成功源於人際關係的信任、忠誠、和諧。但她切入日常政治與法律層面，指出商貿網絡中組織性層次及規範，並藉由這個研究，提出跨越國家疆界、法律，從地區特性、歷史情境去追踪民間跨境能動性。

沉默卻堅韌的邊境女人們

性別關係是張雯勤的另一主要課題。「女性移民經常被忽略，尤其是具有軍事背景的雲南移民團體，多數報導、研究只集中在軍事與走私活動，婦女如何在不斷遷移的過程中，扮演日常生活實際供養者與文化意義延續者，卻被視而不見。」

論文中，張雯勤以一位段大嬸的生命故事，爬梳冷戰時期在紛亂的泰緬邊區，女性如何因應複雜的政治軍事生態。她們一方面穩定了家中的經濟，又成功支助男性出外打仗或跑馬幫過程所需的定點補充。論文處理了馬店與雜貨店的經營──這是雲南移民婦女在長程馬幫貿易上，不被看見的經濟角色。

2010 年，張雯勤到泰北邊境的村子田調，剛巧就住進了段大嬸媳婦開的民宿。幾日的停留，張雯勤與段大嬸一起剝著大蒜，聽著她的生命故事。

段大嬸是雲南漢人，少時與家人隨國民黨軍隊輾轉逃往緬甸、泰國。她結過兩次婚，都是部隊軍人，也都早早離世，留她一人流離遷徙，獨力撫養孩子。沒了丈夫，一個女人在邊境村落要靠自己謀生立足，艱辛可想而知。還好段大嬸很有生意頭腦，她買騾馬馱運貨物到少數民族村販賣，後來又開起了馬店和雜貨店，接待往返泰緬的馬幫商隊。

但邊境的生活永遠充滿挑戰，一遇戰事，門來不及鎖就得逃命。有一次戰事又突然爆發，當時下著傾盆大雨，段大嬸抓了雨衣就逃，沿路頭上是盤旋的飛機，身旁是落下的子彈。幾天後，當她再返家才發現鋪子裡的東西全被軍人拿走了。但別說財物，在那樣混亂的時代裡，平民百姓只能在縫隙裡拚命求生，活下來已是大幸。

邊境村子如同段大嬸這樣的女人很多。男人無論做了什麼、數年未歸，只要回家，女人還是必須接納他們。傳統性別的限制與突破，就如同邊境日常的曖昧與多重性。

因為環境險惡，性別限制得以被打破，女性在輾轉遷徙中獲得更多自由與賦權空間，但並不代表她們能完全擺脫傳統框架。

投入田野近三十年，張雯勤以人類學為根基，結合歷史學的深度，進行跨國界多點的田野研究。她從邊境百姓的遷徙著手，透過「非正式」的邊境貿易，梳理跨境流動的曖昧與多重性。

她的研究瓦解了「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界限，突破由國家法律先行的刻板印象，並提出「跨境民間」的概念，來理解這個區域不曾中斷的民間跨界與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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