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演化大戰略 – 同性戀帶來的演化優勢

2014/06/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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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金山豆（中興大學動物科學系學士，英國諾丁漢大學動物科學博士）

前幾天（2014.6.7）的新聞報導提到男同性戀基因的相關研究，以及同性戀遺傳的議題。這個新聞的原引用來源是《美國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其中主要內容討論到男同性戀基因可能具有特別的演化意義，並促使女性親屬更容易生育後代。這個嚴格來說不算新但鮮少得到公眾關注的研究議題難得搬上新聞，頗值得稍微檢視與進一步地討論。

先回頭來看看近代社會對同性戀的一般性看法。同性戀在人類社會上最常被定義為「異常」與「反自然」的主要原因，在於此一性向選擇會使得結成個體無法生育自己的血緣後代，而背離了生命的基本存在意義 – 繁衍子孫。基於這樣的看法，同性戀往往被部份文化認定為「缺陷的」、「不正常的」、甚至是「病態」性質的存在，進而被理解為一種阻礙人類族群與社會發展的負面因素。不過即使如此，綜觀人類歷史與各地社會與族群，都可以發現同性戀乃是普遍地存在於人類之中。甚至在不同社會與文化之中，亦具有相當不同的對應態度，從積極排斥、消極接納、到正面接受等等情況不一而足。

在人類同性戀，或說同性性向(homosexuality)整個群集之中，尚可進一步粗略區分成：

性取向（sexualorientation）
性傾向（sexualpreference）

其中不同之處在於，後者被定義為更為後天自由意志與社會文化性質的選擇，而非前者代表與生俱來、先天性質的生物性狀（phenotype）。一般所謂同性戀雖然包含了這兩種性向選擇類型，但近年主要關切的是同性性取向這樣的同性戀類型，因為它是自然形成的生物性狀，而不是由後天個人自由意志所選擇。在 Dean Hamer 於 1993 年發表X 染色體 Xq28 位置的基因與男同性取向具密切相關的研究後 (1)，後續系列研究慢慢指向至少一部份男同性取向者是由遺傳性因素（特定基因或基因群）所決定，也就是開頭華盛頓郵報提到的內容。

這樣的男性同性取向，在人類演化史上的存在便引出了一個特別的問題，即所謂的達爾文悖論（Darwinian’s paradox）：

基於天擇法則，對繁衍後代不利的先天生物性狀，無法有效地透過遺傳傳遞給下一代，因此將在物種中逐漸消失。

然而同性性取向在人類歷史中始終穩定存在，並不因個體無法繁衍後代此一生殖劣勢而自人類族群中消退，而形成此一反拮天擇原理的悖論。基於此悖論，要麼天擇說產生例外（或許創造論者可以為此表示欣慰），要麼就是同性性取向此一生物性狀，對人類物種的繁衍並不產生負面影響，甚至還可能具備一定程度的正面意義，因此在人類漫長的演化中佔有一席之地。

為了對應這個達爾文悖論，早期的解釋如Wilson E. 提出的幫助者理論認為，同性取向的個體雖然不具生育後代的能力，但得以貢獻完整的勞動能力來幫助帶有相近遺傳背景的血親生存 (2)。但這樣的理論僅得到部份支持，比如說在薩摩亞與一些玻里尼西亞社會中的確可以觀察到男同性取向成員（fa’afafine，行為似女性的男人），他們以對親族的忠誠奉獻而聞名 (3)；然而在其它社群為對象的研究，則不支持這樣的理論 (4)。

另一些學者則提出女性血親多產理論，認為決定男同性取向的這些特定基因，在女性身上表現的生理功能，反而是增強生殖優勢，比如說強化受孕的能力、減少生殖與生產障礙，得以生育更多的後代。此一系列研究結果最初在義大利特定家族中得到印證，近年持續在法國、加拿大、大洋洲等社群的相關研究中得到更進一步的支持 (5-7)。有趣的是，男性同性取向的發生率，也被發現會受胎次影響，特別是兄長數目越多的男嬰，越傾向長大後呈現男性同性取向 (8)。從這個目前觀察到的自然現象來看，決定女性多產的基因，或許藉由控制後代男性性取向，來達成族群擴張速度的平衡，扮演一種煞車功能，特別是在男性後代數目持續增加的情況下。換句話說，男性同性取向在演化中扮演的意義，至少部份（由特定基因控制）是藉由促進血親家族中女性成員順產多育的同時，適當緩和族群擴張的速度（特別是男性），兼之還能保有這些男性同性取向個體的基本勞動力來維持家族生產效率，最終達到整個血親家族的最大生存利益。

從演化策略的角度來看，人類族群可經由特定基因表現，來調控同性性取向個體的發生率，做為安定族群、確保穩健成長的手段之一。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何部份人類社會與文明對同性取向的存在，抱持著接納甚至鼓勵的態度。這代表著這個人類社會需要這類型個體的存在，並在社會中發揮功能。而當這類型個體在族群中發生率出現增加的情況下，或許也代表著當下這個人類家族或社會需要同性性取向個體的存在，來安定社群發展。

不過實務上傳統兩性異性取向以外的性取向如女同、男同、雙性（bisexuality）等，生物性成因至今大多數其實瞭解得並不透澈。即使在研究較多的男同性取向之中，目前比較可以被確認的生物決定因素甚至還不只於前文所述的特定基因決定論（如 X 染色體的 Xq28 位置），還包括母體懷孕生理環境內分泌素、性別胎序等調控，以及青春期發育過程中可能的內外生理環境影響等等。這意味著即使在男同性性取向的次群集裡，不同生物因素成因亦可能在演化策略中有不同的存在意義與演化上、社會上的功能性。

無論如何，這方面研究給我們最大的啟示是，雖然異性取向在人類社會中是主流生物性狀，但其它性取向之所以長期存在於人類物種之中，亦代表它們對人類物種延續具有一定的演化意義，不應當過於簡化地以異常個例看待甚至貶抑。再者，當人類物種呈現這樣的性取向多樣性發展時，可以預期它們各自有其存在意義，保障各個性取向次族集能在人類社群中得到公平與尊重的存在空間，才能充份發揮它們在演化上的優勢，確保人類物種的穩定發展。

參考文獻：

Hamer,D. H., S. Hu, V. L. Magnuson, N. Hu, and A. M. Pattatucci. 1993. A linkagebetween DNA markers on the X chromosome and male sexual orientation. Science 261(5119):321-7.
Wilson, E. 1975. Sociobiology: the newsynthesi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VanderLaan, D. P., and P. L. Vasey. Malesexual orientation in independent samoa: evidence for fraternal birth order andmaternal fecundity effects. Arch SexBehav 40(3):495-503.
Muscarella, F. 2000. The evolution ofhomoerotic behavior in humans. J Homosex40(1):51-77.
Camperio Ciani, A. S., L. Fontanesi, F.Iemmola, E. Giannella, C. Ferron, and L. Lombardi. Factors associated withhigher fecundity in female maternal relatives of homosexual men. J Sex Med 9(11):2878-87.
Ciani, A. C., F. Iemmola, and S. R.Blecher. 2009. Genetic factors increase fecundity in female maternal relativesof bisexual men as in homosexuals. J SexMed 6(2):449-55.
Barthes, J., Godelle, B., Raymond, M. 2013.Huma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hypergyny: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malehomosexual preference. Evolution &Human Behavior 34(3):155-163.
Blanchard, R. 1997. Birth order and siblingsex ratio in homosexual versus heterosexual males and females. Annu Rev Sex Res 8:27-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