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科學靠譜嗎？

有些時候，沉默就是背叛。
——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

「幫臉蛋打分數」實驗

想像一下，你是二○○○年代末的荷蘭大學生，有一天在上課的路上穿過社會科學院，看到一張召募受試者的海報，名字叫〈看見美麗〉，是一群社會心理學家在研究人類如何認知臉蛋的吸引力。平常就愛翻時尚雜誌的你，覺得自己實在不去不行，而且該實驗還在法國與義大利同步進行，實在太酷了，所以你立刻報了名。

幾天之後，研究團隊請你填一份健康調查，例如有沒有幽閉恐懼症之類，並安排實驗時間；實驗似乎非常簡單：一邊接受腦部掃描，一邊幫一大堆女生臉蛋的照片打分數。「這根本只是花一個小時滑社交軟體 Tinder 嘛。」你想著，這樣就能為科學做出貢獻，實在太好了。

實驗當天，一名穿著白袍的助手帶你進入房間，房裡有一張小小的床。床的旁邊是一個巨大的白色塑膠甜甜圈，洞的大小剛好可以塞進那張床。「這叫作功能性磁振造影，」助手表示，她請你躺在床上，遞給你兩個控制器，每個控制器上各有四個按鈕，上面分別寫著 1 到 8。

「接下來我們會放出許多照片，請你告訴我們每張照片有多吸引人，」她指著控制器上的按鈕，「毫無吸引力就打 1 分，非常吸引人就打 8 分；每張照片有三到五秒的時間回答。」她說完之後給你戴上耳機，在你頭上敲了幾下把耳機固定。你看了一下那個塑膠甜甜圈，裡面好像有個小螢幕。

「感覺如何？」耳機傳來助手的聲音。

「OK 啦，」你說，雖然你其實有點緊張，而且有點冷。

助手請你盡量保持安靜，然後整張床緩緩滑入了那個白色甜甜圈。

一分鐘後，甜甜圈裡的小螢幕亮了起來，出現一張女生的臉蛋照片，畫著濃妝面帶微笑，頭髮看起來油膩膩的；照片消失之後，你給照片打了六分，幾秒鐘後數字「8」亮了起來，旁邊寫著「＋2」。看來「米蘭和巴黎的女性受試者」對這張臉的評價，平均比你高兩分。

「喔？」你皺起眉頭，「這樣啊？是我漏看什麼嗎？」

螢幕上出現第二張功能性磁振造影照片，你努力無視磁振造影機器的嗡嗡聲，繼續打分數。在那之後，照片一張又一張出現，就這樣經過了五十分鐘。

實驗完成之後你來到休息室，另一個助理突然走了進來，說要拜託你在沒有磁振造影機的情況下，把每張照片再打一次分數；他把你帶到另一個房間，確認你覺得舒服之後，以不同的順序給你看之前那些照片。

不過這次，那些「歐洲受試者給出的平均分數」消失了，而且沒有時間限制，每張照片你愛看多久就看多久。結束之後助手問你感覺如何，並感謝你的參與，你也很高興對科學做出貢獻。

大腦認為錯的意見

不過你做出貢獻的方式，其實跟你想的不太一樣。實驗結束之後你才知道，其實整個設定都是騙你的，這個實驗的真正目的，是研究你對臉蛋的評價會如何因為其他人的評價而改變。

實驗根本就沒有「歐洲各地同步進行」，那些「其他國家」或者什麼「米蘭和巴黎受試者的平均評分」全都是事先寫好規則的極端值，只是刻意為了跟你唱反調而已。但有趣的是，這個虛構設定的實驗，卻告訴了我們很多真實的事情。

功能性磁振造影的掃描結果顯示，當我們發現自己偏離了主流意見，大腦就會在神經層次上，產生一種跟事與願違時相同的反應。

當事情的走向出乎預期，我們通常會認為是自己搞錯，這時大腦會把錯誤記錄下來，讓我們下一次不要再犯。這種機制在我們學習開車跟滑雪的時候很有用，卻會在社會之中造成麻煩：大腦會把與眾不同的意見當成錯誤的意見，讓我們下意識服從群體的共識。

因此，當我們重新幫同一疊照片評分，我們給出的分數就變得跟「歐洲各地的平均分數」更近，請注意這個設定的真正意義。這些「歐洲各地的受試者」並不是我們的內團體，「巴黎跟米蘭的女性受試者」遠在天邊，我們根本就不認識，即使意見不同也不用擔心被他們排擠，可是我們還是被影響了。

這表示即使「其他人」不在現場、不知道打哪來的、甚至根本就不存在，他們的意見還是能夠讓我們服從。

這個實驗告訴我們，即使眼前是一群自己未必重視的群體，即使「主流意見」可能只是我們的錯覺，我們也會在意自己是否偏離。在社交場合，我們的大腦不會仔細檢查眼前的表象是否為真，只會照著本能做事。這種情況我稱之為「共識陷阱」（consensus trap）。

它會創造出另一種集體錯覺：不是奠基於謊言，而是奠基於沉默，讓我們為了保持沉默，最後搞到彼此誤解。這種沉默的共識很可怕，它讓我們搞不清楚自己做錯了什麼，畢竟我們既沒有盲從他人，也沒有假意迎合，只是保持沉默而已。

——本文摘自《集體錯覺：真相，不一定跟多數人站在同一邊！》，2022 年 12 月，平安文化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 作者： 傑克．路易斯（Jack Lewis）
• 譯者： 鄧子衿

你實在太虛榮了，我敢說你認為這本書是為了你而寫的

八卦雜誌和追蹤名流的部落格，經常會計算每個明星利用自己各式各樣的社群平台帳號所放上網的自拍照總數。2013年在IG中放最多自拍照的是凱莉．詹娜（Kylie Jenner），好姊妹坎達兒（Kendall）和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只稍微落後，分別名列第四與第五。

光憑自拍的數量當然不能用來判斷虛榮程度高低，但這種自我推銷的社群媒體機器，影響力非常廣泛。卡戴珊三姊妹和詹娜兩姊妹的追蹤人數，加總起來有一億五千萬，有數百萬人每週觀賞他們的電視節目《與卡戴珊一家同行》（Keeping Up with the Kardashians），好密切追蹤她們一連串的攝影工作、購物行程，以及家庭爭端。這種社交媒體的流行，讓愈來愈多人能夠接受極端現象：人們把自己對外貌之美的講究推到極限。極度虛榮並不會直接導致自戀（見四十八頁），那只是形成自戀的七個因素之一，但大眾把虛榮當成正常社會現象而接受它，卻會讓自戀的情況惡化。

從前從前，但不是太久之前，大家認為男性如果太注重自己的外貌是沒有氣概的事情。當然在特殊的場合會打理外貌，但是一般男性在打理時會盡量注意要把招搖的程度降到最低，但是現在不一樣了。同樣的，在幾十年前，女性如果動刀整容，通常會好好保守祕密，可能只會讓最信賴的密友知道。如果在公開場合問她「是否進廠修了一下」，大多女性都會否認。而今，女性往往會大方承認隆乳，受到稱讚之後還會對朋友說：「如果想，可以試試看。」時至今日沒有人覺得過度虛榮有什麼好害羞的。牙齒美白到整容手術等，現在都已經太普遍了，甚至已不值一提。

如果在街上有人拿著針要對你的臉部進行皮下注射，你可能會叫警察。不過現在每年有許多人接受肉毒桿菌注射，拉平皺紋，好隱藏年歲的痕跡。英國整容外科醫生協會公布的資料指出，二○○三年到二○一三年這十年間，在英國進行整容手術的人數增加了五倍。以往是有錢人和名人才進行隆鼻、臉部拉皮和隆乳等手術，現在這些則已成為十六歲女孩的生日禮物。

在名人的社群帳號中找尋虛榮的蛛絲馬跡實在是輕而易舉。例如IG上的火紅人物庫特．寇曼（Kurt Coleman），他自稱是澳洲男版的派瑞絲．希爾頓（Paris Hilton）。問他為什麼要照那麼多的自拍，他的各種回答包括了「我喜歡相機裡那些畫面」、「我很性感而且我愛我自己」、「其他人只是嫉妒我，這我懂，我不會為了任何人而改變，因為我愛我自己」之類的。對於這類毫無一絲謙虛的超高自我評價，絕大多數人都會考慮再三才說出口，但是在網路上，大家完全可以接受這樣的虛榮、浮誇與自我膨脹。

我們也來看看唐．比瑟瑞恩（Dan Bilzerian）的例子。他是億萬富翁的兒子，喜歡玩槍、開坦克，在IG上有兩千萬人追蹤。在訪問中他提到，自己經歷過兩次古柯鹼引起的心臟病突發，他經常把數不盡的照片放在網路上，讓粉絲知道他目前開的跑車、射擊的致命武器，以及養著玩的大型貓科動物有哪些。網路上有一支影片，內容是他把未滿二十歲的色情影片演員從屋頂往花園中的游泳池丟下去（她掉到了游泳池邊）。這個超級不尊重女性的行為非但沒有引起大眾反感，反而讓他更受歡迎。看來這個世界並不只愈加能夠忍受這種自溺的表現主義，而是希望多來一點。

意料中事

說名人大多愛慕虛榮，只是在陳述再明顯也不過的事情，但是誰是最佳負面教材？你認為哪個類型的名人最自戀？流行音樂巨星瑪丹娜、賈斯汀．提姆布萊克（Justin Timberlake）與麥莉．希拉（Miley Cyrus）？或是頂級紅星，例如從以前的瑪莉蓮．夢露（Marilyn Monroe）、詹姆士．狄恩（James Dean），到梅莉．史翠普（Meryl Streep）與吉維．蔡斯（ChevyChase）。還是尤塞恩．博爾特（Usain Bolt）、麥克．喬登（Michael Jordan）與C羅（CristianoRonaldo）等身價億萬的運動員？這裡我們不用靠猜的，在《鏡像效應》（The Mirror Effect）這本書中，作者德魯．平斯基（Drew Pinsky）博士和馬克．楊（S. Mark Young）提供了「自戀性格量表」（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Inventory, NPI），他們測試了許多有錢人和知名人士，好依據自戀情形加以分類並比較自戀程度的高低。出人意料之外、也令許多人半信半疑的結果：「世界上最自戀的」其實不是音樂人、不是電影明星，更不是運動員。這類自戀到令人反感的名人類型，一直到近期才出現。

「機器人」的「人」從哪來？

英文單字「robot」，中文翻作「機器人」，這是個連國小生都知道的英文單字，但你知道中文「機器人」裡面的「人」其實可能是多加的嗎？

比較英文、中文單字的意涵後，可以顯現出中西方國家對機器人 (robot) 的不同看法。

首先，讓我們仔細看看在劍橋詞典 (Cambridge Dictionary) 裡面 robot 的英文定義 ¹：

a machine controlled by a computer that is used to perform jobs  automatically

翻成中文的大意是：由電腦控制、被用來執行自動化作業的「機器」。

然而，若現在要臺灣人直覺想出一個機器人 (robot) 的樣子，一般人腦海中浮現的畫面，多或少會包含跟人相關的特徵，像是有五官、人型軀幹、會說話，甚至是會有像人的情感表現等等。

所以中文單字中「人」的成分到底從何而來？或者說，英文中「人」的成分去哪裡了呢？

從一部捷克的舞台劇開始談起

Robot 在英文裡事實上是一個新字，在 1922 年才第一次被使用 ²。

此字源自於捷克作家卡雷爾・恰佩克 (Karel Čapek，1880-1938) 所編的舞台劇作品「羅梭的萬能工人」 (R.U.R. 或作 Rossum’s Universal Robots) ^{3, 4}，恰佩克用這一字指稱他劇中那些「可以替代一般人從事勞力工作、使人能有更多時間精力投入創造性事務的人造工人」。

劇中描述人類如何量產機器人、奴役機器人，最後被機器人反撲，甚至消滅的故事。

此劇對後世影響深遠，奠定了我們對機器人人型外貌、成為人類奴隸的想像，以及機器人最終將發動革命、消滅且取代人類的恐懼。

在原捷克語中，robota 意味著「役使勞力、奴役」，接近英文中的 servitude、 forced labor 或 drudgery⁵。捷克語的 robota 和英文 robot 相同，定義中並沒有「人」的概念。

只是翻譯不同，真的有差那麼多嗎？

也許這時你會想，翻譯中有些許落差又如何？不管是說「機器人」、「robot」或是「robota」，用詞雖然不同，但意境上大家腦中一樣都是浮現同樣的意義概念吧！

然而事實上可沒那麼簡單。

語言不只反映了文化背景、特定的文化價值以及歷史脈絡，甚至可能形塑我們與世界互動的方式。

目前已有相當多研究指出，使用不同語言的人，對事物的觀點、思考邏輯、甚至人格特質都會呈現系統性差異 ^{6, 7}，在心理學與語言學中稱為「語言相對論」 (linguistic relativity) 或稱「薩丕爾—沃夫假說」(Sapir—Whorf  hypothesis) ^{8, 9}。

目前已有許多證據支持語言相對論的觀點，例如，Tan 等人 (2008) 透過功能性磁振造影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 的研究發現，負責詞彙搜尋的腦區——包含左後顳葉顳上回 (superior temporal gyrus，STG) 以及下部頂葉皮質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在色彩辨認的作業中出現明顯的活動，表示我們即使是在做一件和語言無關、無需語言表達或理解的事，語言區大腦仍參與其中 ¹⁰。

然而不同母語使用是否直接且獨立地造就不同思維方式，這仍是學術界持續爭論中的議題 ^{9, 11}。 

先不論語言使用是否是不同思維模式的一個「因」，不管它是直接或間接地框架了個人知覺世界、與外在互動的方式，語言都在人類認知體系中佔有一席之地，並反映了一個族群認知世界的獨特觀點 ¹⁰。

例如，中文所說的「孝」在西方國家就沒有直接對應的概念跟詞彙，對於母語中不存在的詞彙，不僅僅是難以翻譯，甚至是難以理解與感知。

亞洲人對機器人的接受度比較高！

回到對於「機器人」這個概念的用語差異，robota 和 robot 二字，強調的都是其功能性、工具性，但在一些亞洲國家，如日本、華語國家，同樣的詞彙在翻譯中都 被放入了「人」的面向：

• 日文（人造人間；じんぞうにんげん；artificial human）
• 中文（機器人；machine human）¹²

此點差異不僅是反映在用字、用詞上，有不少研究者根據問卷與質性研究發現，亞洲國家（包含日本、韓國、華語國家）對於人型機器人的接受度比英美國家高，也偏好機器人有基本社交技能、有同理心，傾向認為機器人是有自主問題解決的能力與彈性。

相對地，歐美國家的受試者傾向於看待機器人僅僅是服從命令的機械構造，著重其功能性而非社交性，並認為家用機器人無異於高科技 的「家電」^13-15。

簡言之，亞洲國家的人傾向視機器人為「對象」，而歐美地區的人傾向將其當作「工具」或「物件」。

千萬、千萬別把一切都歸因於語言

當然，此處的重點決非想把中西國家對機器人的不同態度歸因於用語、翻譯上的差異，字詞使用較可能只是思想與文化體系的一個表徵，而非促成文化差異的唯一推手。

況且，我們看待事物的態度是由相當繁多且複雜的因素交互影響產生，從個人成長歷程、媒體接觸，到教育、社會、文化等各層次的影響。也因為如此，文化差異應被視為一動態的現象，會隨世代演進而有所不同 ^{7, 12}。

在當今世界地球村的環境中，國與國之間的資訊流動幾乎已無界線，國家間、地區間的文化差異已經沒有過去明顯， 某方面來說，個人層次的影響因素，如個人過去與機器人的互動經歷，可能比文化差異更能解釋我們對機器人的不同接受度與態度 ^{12, 16}。 

然而從機器人設計、製造的角度來看，我們不可能客製化所有機器人以符合個人需求與期待，文化背景仍是一項值得考慮的系統性因素 ¹⁷。

而且，當前研究也存在著缺陷與限制

在學術與研究領域，不僅是對機器人的看法可能存在文化差異，其他面向的問題也都可能因受試者的文化背景而有不同發現。

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時常被提出並質疑的一點，便是受試者代表性的問題，多數在大專院校實行的研究計畫均以大學生（也就是有基本經濟能力、受高等教育的人）為研究對象，而發表於頂尖國際期刊的學術論文則是以西方白種人為對象的研究佔多數，就此形成了所謂的「WEIRD populations」 。

即 Western 西方的、Educated 受過教育的、Industrialized 工業化的、Rich 富裕的、Democratic 民主國家的族群¹⁸。

頂尖科學期刊通常扮演著推進人類科學知識的引領性角色，若研究發現大多來自特定族群，很容易對該領域有偏誤的理解，尤其是在心理學、社會科學領域等研究人類行為、認知、主觀感受的學科 ¹⁸。

上述針對機器人看法的跨國研究也顯示出，看似簡單通俗的概念，不同地區的人也可能有不同價值觀。因此，不管是研究者或閱讀者，都須謹慎於各個研究可能的限制、所回答問題的廣度，不應過度類推、誇大研究發現 ¹⁹。 

打開你的視野吧！別讓思維被單一觀點綁架

生而為人，不完全相同即是我們的共通處，不管是個人層次、家庭層次、社區層次， 至文化層次，個體之間的差異是無法避免的常態，也因此評價、思考事物時，須以一個更寬廣、更全面的角度加以探索，否則將被自身所在的視角限制住了。

究竟機器人 (robot) 應被視為對象或是物品，並沒有一定的答案，端看使用者期待什麼，以及使用的場域需要什麼。

機器人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可以是相當多元的，像是陪伴型的社交機器人、功能性的服務機器人，以及用於自閉症的治療、復健機器人 ²⁰，相對地， 人們看待不同類型的機器人也可能有各種不同的態度與觀點。

只要是能促進生活便利、達成設計目標、滿足特定需求的，視機器人為互動對象也好、使用的工具也好， 都能促成有效且良好的人機互動 (human—robot interaction)。 

1. 劍橋詞典 (Cambridge Dictionary)：Robot
2. Merriam Webster：Robot
3. Capek, K. (1921/2004) Rossum’s universal robots (R.U.R.). Penguin, London 
4. 維基百科：羅梭的萬能⼯⼈ 
5. Science Friday : The Origin Of The Word ‘Robot’
6. Sapir, E. (1958) Culture, Language and Personal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7. Chen, S. X., Benet-Martínez, V., & Ng, J. C. (2014). Does language affect personality  perception? A functional approach to testing the Whorfian hypothe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82(2), 130-143. 
8. Kay, P., & Kempton, W. (1984). What is the Sapir-Whorf hypothesi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86(1), 65-79. 
9. Hussein, B. A. S. (2012). The sapir-whorf hypothesis today. Theory and Practice in  Language Studies, 2(3), 642-646. 
10. Tan, L. H., Chan, A. H., Kay, P., Khong, P. L., Yip, L. K., & Luke, K. K. (2008). Language  affects patterns of brain activation associated with perceptual decis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5(10), 4004-4009. 
11. Li, P., & Gleitman, L. (2002). Turning the tables: Language and spatial  reasoning. Cognition, 83(3), 265-294. 
12. Lim, V., Rooksby, M. & Cross, E.S. (in press). Social robots on a global stage:  Establishing a role for culture during human-robot intera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Robotics. pdf doi preprint: https://psyarxiv.com/be2p6 
13. Nomura, T. T., Syrdal, D. S., & Dautenhahn, K. (2015). Differences on social  acceptance of humanoid robots between Japan and the UK. In Procs 4th intsymposium on new frontiers in human-robot interaction.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Simulation of Behaviour (AISB). 
14. Li, H., Milani, S., Krishnamoorthy, V., Lewis, M., & Sycara, K. (2019, January).  Perceptions of Domestic Robots’ Normative Behavior Across Cultures. In Proceedings  of the 2019 AAAI/ACM Conference on AI, Ethics, and Society (pp. 345-351). 
15. Lee, H. R., Sung, J., Šabanović, S., & Han, J. (2012, September). Cultural design of  domestic robots: A study of user expectations in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2012 IEEE RO-MAN: The 21st IEE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Robot and Human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pp. 803-808). I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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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Šabanović, S., Bennett, C. C., & Lee, H. R. (2014, March). Towards culturally robust  robots: A critical social perspective on robotics and culture. In Proc. HRI Workshop on  Culture-Aware Robotics (Vo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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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Broadbent, E. (2017). Interactions with robots: The truths we reveal about  ourselve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8, 627-6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