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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到底有沒有精神病?談隔空診斷心理學

葉多涵_96
・2021/03/24 ・5111字 ・閱讀時間約 10 分鐘 ・SR值 564 ・九年級
圖/Pixabay

過去幾年間你也許看過一些新聞轉發外媒報導,說精神醫師認為川普有「自戀型人格障礙」或其他精神狀況。對於這樣的新聞,有些反川普的人用戲謔的方式談論,許多挺川普的人則認為是在抹黑,這件事還在學界引發不小的論戰。

究竟這些診斷可信嗎?如果診斷有病我們又該怎麼解讀?讓我們來看看。

診斷的意義

首先要注意的是不應將精神病汙名化,學者們討論川普有無精神疾病或特定傾向,是希望分析川普的行為傾向,看他會對美國政治造成哪些影響,而不是拿來當作批評川普的材料。

事實上,有些人完全反對將任何精神狀態視為疾病,而認為應該把人們在心理學上的各種變異視為正常的「神經多樣性」,就如以前被認為是精神疾病的同性戀和性別認同障礙,現在被認可為多元性別的一部份,而其他疾病也應如此。

例如林肯可能患有嚴重的抑鬱症,但許多人認為他是美國史上的偉大總統之一,可見,精神疾病不一定表示某人不適任總統職務。而有些人認為川普患有的心理病態和自戀,也有研究指出這樣的人通常會被視為比較有人格魅力、創意、策略性思考和溝通能力而容易在職場升遷,因此在企業界高層佔很高比例的人都有這種傾向。[1]

專家如何診斷川普?

精神醫學和心理學大量依賴各種量表,例如《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心理病態量表》、《五大人格特質量表》。這些量表就像是你可能填過的「1 到 5 分,你有多喜歡炫耀?」那種問卷。精神醫學和心理學透過這些量表的分數,來診斷許多精神疾病或分析人格特質。

一般來說,這些量表應該要由精神醫師在問診後判斷,或是由本人自己填寫。川普公開的紀錄中沒有這樣診斷過(除了一個阿茲海默症的量表,拿到健康的滿分),幾乎所有評論川普精神狀態的專家,都是隔空診斷,也就是說,他們是透過各種間接資訊來衡量川普在這些量表上的評分,例如用川普的自傳、與川普互動過的人對他的描述、他在公開場合做過的事、以及他在辯論台、記者會、以及推特上的發言紀錄,來判斷他在量表上的位置。

隔空分析其實並不罕見。有些歷史學和政治學者會透過史料記載,用心理學理論來分析當代或古代的重要人物。例如政治學家巴伯(James David Barber)就專門分析美國歷任總統的人格特質,並以此來解釋他們在白宮的表現。這類研究有一定的爭議,有些學者認為領導者的決策和表現主要受大環境影響,他的人格特質不怎麼重要。

另外也有些人試圖用心理學理論來研究歷史人物內心的想法和動機,稱為心理傳記(Psychobiography),在心理學的歷史悠久,許多史上有名的藝術家、科學家和政治人物都曾被這樣分析[2]。但心理傳記也存在一定的爭議。一則早期的分析常用佛洛伊德那套什麼事都可以自圓其說、無法否證的精神分析,把偉人的行為全都歸於幼年時的某件小事。這個問題在心理學漸漸成熟,改用較客觀的量表後有一定改善,然而心理傳記的分析的結論仍時常不一致,例如光看對希特勒一個人的研究,就可以找到十餘種不同的診斷結果[3]。另有一個問題是史料的的記錄和解讀過程中都會失真、公開的行為和私底下的行為也可能不一致,容易造成誤判。

隔空診斷的結果

在人格方面,西北大學專門研究美國總統人格的人格心理學家丹‧麥亞當斯(Dan P. McAdams)曾在《大西洋》雜誌分析川普的人格,試圖預測他會是什麼樣的總統:川普極為外向,這類人傾向做高風險的決定,他的親和性則遠低於美國歷任總統,可能會讓川普在國內和國際事務上類似尼克森,帶有強烈的敵我意識,較沒有同理心。麥亞當斯後來進一步將其觀點寫成《唐納‧川普的奇特案例》(The Strange Case of Donald J. Trump)一書,在 2020 年出版,認為川普的低親和性使他不擅長看場合扮演不同的角色,即使居總統大位也不會特別表現出莊重的態度,在需要表現出同情心的時候則顯得彆扭。

然而一些共和黨員以及川普的女兒伊凡卡表示反對,說川普在私底下是有同情心的,只是不在公開場合表現出來。如果事實果真如此,川普在公眾眼前的行為不是他真正的態度,那麼隔空診斷的可信度就需要打折。

在精神醫學方面,一開始有些人懷疑川普是心理病態或社會病態,但後來較多人同意的診斷結果是自戀型人格障礙[4],許多人也認為讓自戀型人格障礙的患者當總統會造成嚴重的危害。最有名的例子是耶魯大學的精神病學家班迪‧李(Bandy Lee)、哈佛大學臨床精神科退休教授多德斯(Lance Dodes)、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任教的心理治療師加特納(John Gartner)等人,他們召開研討會專門討論川普的心理健康,並在事後集結與會的 27 位精神健康相關領域專家的分析,出版為《危險個案川普》(The Dangerous Case of Donald Trump),書中認為川普最主要的心理特質包括自戀型人格障礙、躁鬱症、偏執人格,症狀包括自我感覺良好(self-aggrandizing)、說謊、怒罵、吹噓、責怪別人造成的不便、需要別人不斷地讚美。

多德斯也投書到紐約時報,指出川普無法忍受不同的觀點、缺少同理心,這樣的人傾向扭曲事實、並攻擊說真話的人。加特納進一步成立「警告的義務」(A Duty to Warn)組織,起草一份聲明,向大眾警告說川普的自戀型人格障礙會對國家造成危險,應該依法以「不適任」為由解職,有七萬多名精神醫學相關人員都簽署了這份聲明。班迪‧李則在 2019 年底於英國獨立報受訪時,指出川普在推特上發表陰謀論是公共衛生問題,因為川普的陰謀論能在全國的尺度下讓公眾進入思覺失調。如果我們把 2021 年 1 月 6 日闖入國會山莊的那些相信陰謀論的武裝叛亂者認定為思覺失調患者,這個預言似乎成真了。

然而,專門研究美國總統行為的政治學者兼精神分析師史丹利‧倫肖恩(Stanley Renshon)在 2020 年出版的學術專書《川普總統的真正心理》(The Real Psychology of the Trump Presidency)有非常不同的看法。倫肖恩認為,雖然川普確實自戀,但他的目標是透過真正的成就來獲得大眾的讚譽,川普並非好大喜功,而是目標宏大,總是先丟出巨大的賭注,之後再看情況改變立場。倫肖恩並指出川普精準地抓到了社會底層小人物的心理,以此贏得選戰,可見絕非沒有同理心。他認為川普的奇特行為是他精心打造的品牌策略,卻被其他心理學者誤判成川普精神狀態的結果,讓川普成了美國歷史上最被誤解的美國總統。總結來說,倫肖恩認為川普是真心的想要積極改革,促成美國復興,但因為缺乏從政經驗,加上不被多數人理解而失敗。

圖/Pixabay

為什麼川普有這些行為?精神分析的研究

除了前述對川普人格和行為傾向的分析,也有些人試圖分析川普的早年經歷是如何造就現在的心理狀態。

2018 年,先前曾出版《沙發上的布希》和《沙發上的歐巴馬》的精神分析師弗蘭克(Justin Frank)出版了《沙發上的川普》(Trump on the Couch: Inside the Mind of the President)。在書中,他仔細研究了川普的早年生活,指出川普年輕時曾因素行不良被父親趕出家門、送到軍校,在通俄門的調查中,川普的無意識將檢察官羅伯特‧穆勒當成父親,擔心被趕出白宮。另外他還指出川普的主要心理防禦機制是投射:川普自己在做什麼,他就會指控別人在做什麼,所以最容易理解川普的方式就是看他如何指控別人。

川普的姪女瑪麗‧川普有臨床心理學博士學位,他在 2020 年出版回憶錄《永不滿足:我的家族如何製造出了世界上最危險的人》(Too Much and Never Enough: How My Family Created the World’s Most Dangerous Man),書中介紹稱:根據自己和唐納‧川普的近距離互動經驗,他同意唐納‧川普符合「自戀型人格障礙」的所有九個診斷標準。他並主張自己的祖父(唐納‧川普的父親)弗雷德‧川普有社會病態,缺乏同理心,加上唐納‧川普的母親在他幼年時因病住院而缺席,才養成唐納‧川普的性格。

選民怎麼看?

曾研究過希特勒精神健康的科羅拉多大學心理系教授庫裡奇(Frederick L. Coolidge)在 2020 年指導的研究中[5],讓兩百多位美國的選民觀看川普的官方競選影片中較正面或較負面的部份,然後替川普填寫心理量表。結果顯示不論看的是正面或負面的影片、不論是 2016 年投給希拉蕊還是川普的選民,都在施虐人格障礙、自戀型人格障礙、反社會人格障礙、以及被動攻擊(passive-aggressive)把川普評量在 99% 的百分等級。也就是說,兩黨選民都同意他們看見的川普有許多會被心理學家認為屬於是前述人格障礙的行為。但同樣掌握這層資訊的雙方卻投給了不同人,可見雙方並不同意這些行為傾向所隱含的意義;認為這些行為不恰當或有危險的人投給了希拉蕊,而不認為這些行為有什麼不妥的人則投給了川普。

1964 年美國總統選舉期間,有雜誌在封面寫「1189 位精神科醫師說高華德無法適任總統」。圖/Wikipedia

爭議:高華德守則

隔空診斷川普並公開評論的行為,在學界引起了激烈辯論,因為這違反了「高華德守則」。

1964 年美國總統選舉期間,有雜誌在封面寫「1189 位精神科醫師說高華德無法適任總統」,高華德在敗選後控告該雜誌誹謗並勝訴,因此美國精神醫學學會決定在職業道德中加入「高華德守則」,規定精神科醫生應該在親自診斷過患者、並得到同意後,才適合公開對公眾人物作出診斷。

支持診斷川普的人指出精神醫師有責任保護可能被患者傷害的人,他們認為,既然川普的心理狀態可能直接造成急迫的危險,通知公眾才是符合職業道德的作法。加特納將此事類比為在圖書館看見有人拿槍,此時應該大聲警告在場所有人,而不是堅持圖書館不能講話的的規矩,而川普作為美國總統,拿的不是只槍,更包括核武器[6]。明尼蘇達大學精神醫學系退休教授克羅爾(Jerome Kroll)和獨立學者龐西(Claire Pouncey)則指出保險業的事後調查、法庭上的專業證人、以及心理傳記都在沒有面訪的情況下進行診斷,保險業的例子中還有明確的利益衝突,美國精神醫學學會卻長期對這些情況不聞不問,遇到了高華德和川普時才為了維持自身形象而箝制了專業人於基於良心發言的權利[7]

反對隔空診斷的人則認為,川普的行為大家都看得見,精神醫師加入公眾討論並丟出「精神疾病」的標籤並無助於提供更多資訊,反倒影響精神醫學的權威形象。而醫師若是知道其他人不知道的事,講出來則會破壞醫病關係中的病歷隱私權。精神科專家弗朗西斯(Allen Frances)於 2017 年出版了《美國理智的黃昏:精神醫生分析川普時代》(Twilight of American Sanity: A Psychiatrist Analyzes the Age of Trump),認為把川普描述為精神病患者傷害了真正的精神病患者的名譽,他還認為有精神疾病的不是川普,而是美國社會;人們無法改變川普,但人們可以努力消除造成「川普現象」的社會問題。

另外也有些人懷疑隔空診斷不可靠,但多德斯在《時代》雜誌受訪時表示,面談只是為了瞭解心理問題的內部根源,但如果只是要診斷人格特質,觀察外部行為就夠了,像執法人員也常請精神醫師隔空建立嫌犯的心理側寫。埃默裡大學心理系教授利廉翡德(Scott O. Lilienfeld)等人也認為,現代由於網路和影片媒體的快速發展,對川普的分析有非常充份的資料可以作為參考依據,反倒是傳統在診間進行的問診常缺乏固定的形式,存在許多偏誤,卻因為高華德守則讓問診成了主流,造成這些偏誤被長期忽視[8]

結語

雖然大家都看得出來川普的行為和一般人非常不同,也有許多人好奇為什麼川普會這麼有個性,但由於政治的激情、精神病的汙名、以及隔空診斷的爭議,川普行為背後的心理學很難好好的討論。隨著川普卸任,加上學界對高華德守則的持續討論、精神疾病的去汙名化、以及健全霸權主義(ableism)的消散,相信川普行為背後的緣由會隨時間過去被研究得更加透轍。

隔空診斷究竟多可靠仍是未解的問題,診斷出的結果該怎麼解讀、是否不適任或有危害,也是見仁見智,甚至可說是政治而非科學問題。或許未來有一天,所有的候選人都會公佈自己的心理分析給選民參考,或者歷史學家會證明所有的心理特質都不影響領導者的決策。

參考資料

  1. Babiak, P, Neumann, C.S., Hare, R. D. (2010). Corporate Psychopathy: Talking the Walk. Behavioral Sciences and the Law 28:174–193. doi:10.1002/bsl.925.
  2. Ponterotto, J. G., Reynolds, J. D. (2017). Ethical and Legal Considerations in Psychobiography. American Psychologist 72(5):446 – 458
  3. Coolidge, F. L., Davis, F. L., & Segal, D. L. (2007). Understanding madmen: A DSM-IV assessment of Adolf Hitler. Individual Differences Research 5(1): 30–43.
  4. Ashcroft, A. (2016). Donald Trump: Narcissist, Psychopath or Representative of the People?. Psychotherapy an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14(3): 217–222. doi:10.1002/ppi.1395
  5. Fiala J.A., Mansour S.A., Matlock S.E., Coolidge F.L. (2020). Voter Perceptions of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Personality Disorder Traits: Implications of Political Affiliation. Clinical Psychological Science. 8(2): 343-350. doi:10.1177/2167702619885399.
  6. Gartner, J. Langford, A., O’Brien, A. (2018). It is ethical to diagnose a public figure one has not personally examined.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213: 633–637. doi:10.1192/bjp.2018.132.
  7. Kroll, J. (2016). The Ethics of APA’s Goldwater Rul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sychiatry and the Law. 44: 226–35
  8. Lilienfeld SO, Miller JD, Lynam DR. The Goldwater Rule: Perspectives From, and Implications for, Psychological Science.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8, 13 (1): 3-27. doi:10.1177/1745691617727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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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生物學和文化演化的研究者,興趣包括生物學、哲學、經濟學、人類學、語言學、科幻,什麼都略懂,什麼都不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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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再起,視訊會議減少接觸風險,卻會讓你更累、更沒創意?

Te-Yi Hsieh_96
・2022/05/13 ・3564字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台灣的 COVID-19 疫情,在今(2022)年四月急遽升溫,許多公司行號也再度實行遠端上班、分流上班,減少接觸以及染疫風險,許多染疫者、接觸者也必須居家隔離。任何需要跟人接觸的活動,都改以線上的方式進行。因此,視訊會議就成為了一個相對安全、又便利的新選擇。多虧了現代電腦、網路,和通訊軟體的發達,我們不必非得要面對面才能「見面」。

疫情下,許多會議都改以視訊方式進行,但這對我們大腦來說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圖/Giphy

這樣遠端工作、開不完的視訊會議所帶來的結果是,我們必須整天盯著螢幕看,造成眼睛、精神上的疲勞。國外有人甚至發明了「視訊會議疲勞」(Zoom fatigue,或作 videoconference fatigue)一詞[註一]來形容這種過多視訊開會造成身心疲乏的現象。而且,這種現象,不但在職場中出現[註二],就連線上課程也都讓學生覺得更疲累、難以專注、學習困難、焦慮感提升[註三]

為何會產生「視訊會議疲勞」?

為什麼「視訊會議疲勞」那麼普遍呢?Bailenson(2021)解釋,我們之所以會在視訊會議中更容易感到疲倦,主要是以下四個原因:[註四]

  1. 過多的眼神交流:在一般的面對面互動中,我們很少會靠一個人的臉那麼近來跟他說話,視線也不需要持續聚焦在一個人的臉上。尤其對於會議主講人來說,一次有那麼多雙眼睛直勾勾地盯著你看,大腦很容易進入一種過度激發(hyper-aroused)的狀態。
  2. 看到自己在說話的畫面,讓你時時刻刻都在審視、評價自己:同樣地,在一般的面對面互動中,幾乎沒有人會一邊拿鏡子照自己,一邊跟別人說話,但這種不自然的狀況卻會在視訊會議中出現。一旦我們看得到自己的影像,難免會注意自己在鏡頭前好不好看,臉上有沒有沾到東西,表情和談吐是不是夠優雅、自信。一邊說話,還要一邊持續自我審查的過程,對大腦來說非常耗能。
  3. 視訊會議限制了我們身體的活動空間:視訊會議進行期間,尤其是自己的鏡頭必須開啟時,我們基本上只能端坐在電腦前,眼睛直視螢幕,免得被誤認為是在分心、做別的事。身體要僵直地維持在這種狀態一到兩小時,屁股坐麻、手腳痠痛不說,大腦要控制身體維持姿勢也會變得疲乏。
  4. 透過視訊來進行社交互動更為困難、費力:面對面互動的時候,任何語言的、非語言的社交訊息(例如眨眼和微笑)都可以即時被互動者接收,但在視訊會議時,難免會遇到畫面卡卡的、網路不順的狀況,這都使得訊息傳達更為費力、耗時。
「視訊會議疲勞」讓疫情中的工作者更容易過勞!圖/Giphy

當然,這些容易讓我們疲勞的因素,並不是無法可解。Bailenson 也提到一些簡單的方法,像是把視窗從全螢幕調整成讓你沒有壓迫感的大小、關掉自己的個人畫面、在會議與會議之間安排休息等,都能有效降低疲勞。

疲勞的問題或許是解決了,但另一個可以探討的問題是,視訊會議的成效和面對面開會一樣嗎?尤其針對需要創意發想的行業,哪種討論方式更有助於人們想出新穎的好點子?

發想創意提案,到底是面對面還是視訊比較好?

為了探討這個問題,一篇 2022 年刊登於《自然》(Nature)的研究[註五]邀請了 300 名受試者,隨機分成兩兩一對,進行腦力激盪的作業。內容是花 5 分鐘跟夥伴討論「飛盤」有哪些非典型的用法或功能,再花 1 分鐘選出最有創意的答案。

想想看,「飛盤」除了跟狗狗玩丟接遊戲之外,還可以有哪些創意用法?圖/Giphy

在這些兩兩一組的受試者中,一半的受試者(75 對)被分配到「面對面互動組」,而另外 75 對則被分到「視訊互動組」。研究人員想知道,哪種形式的討論方式可以產出更多有創意的點子,還有,每個小組花一分鐘討論出來的最終方案,是不是最有創意的點子(用以判斷小組的決策準確度)。

研究人員除了記錄每個小組所產出的創意總數(想出幾種飛盤的新用法)之外,還邀請了兩位事先不知道研究假設的「裁判」,依據創意性和實用性評分受試者的點子。研究團隊將「有創意的點子」定義為「創意分數高於整體平均創意分數的點子。」

為了減少實驗題目造成的偏誤,並增加受試者總數,團隊接著找了另外 302 位受試者參與類似的實驗流程,但是腦力激盪的題目改成:討論「泡泡紙」有哪些非典型的用法或功能。

根據這 602 位受試者的結果顯示,「面對面互動組」想出的平均點子總數是 16.77 個,不但在統計上顯著多於「視訊互動組」的 14.74 個,「面對面互動組」也產出更多被評定為有創意的點子,平均有 7.92 個創意點子,相較於「視訊互動組」平均只有 6.73 個創意點子。

在小組的決策準確度方面,研究人員發現,「視訊互動組」選出的最有創意點子,似乎比較符合裁判對其的創意性評分;也就是說,「視訊互動組」的決策準確度較「面對面互動組」高。可是,這樣的差距,在控制了每組所想出的點子數量後,就消失了。

以「實地實驗」驗證研究結果

上述的研究發現都是在實驗室情境下的結果,真實世界的互動也會有這樣的差異嗎?

為了驗證這一點,研究團隊在芬蘭、匈牙利、以色列、葡萄牙、印度等五個國家,都進行了實地實驗(field experiments)[註六]。實驗最終邀請到 1490 位工程師,隨機分派成為兩兩一組,以 45 到 60 分鐘的時間討論出可以向公司提案的新點子,並在所有想到的點子中,選出一個他們自認最有創意的想法。

這些實地實驗的結果都驗證了一開始在實驗室的發現。在五個國家的研究數據均顯示面對面互動比視訊討論更有助於發想更多有創意的點子;而視訊討論則能提高決策準確度

實驗結果顯示面對面開會比較有助於創意發想。圖/Giphy

為什麼在面對面討論時,人們較能想到更多有創意的點子?

研究也針對這些現象的原因作出探討。首先,在實驗室進行實驗的過程中,「面對面互動組」和「視訊互動組」的受試者在腦力激盪時,手邊都有筆電或平板,提供他們紀錄或視訊。研究人員事先安裝了 OpenFace 眼動追蹤軟體在這些 3C 產品上,透過電腦或平板的前鏡頭,測量受試者的視線動態,目的是為了得知受試者在跟夥伴討論時,視線多常放在實驗夥伴、手邊作業和實驗室環境。

眼動追蹤的結果發現,「視訊互動組」的受試者在過程中,花更多時間注視螢幕上的實驗伙伴,而且比較不常環顧實驗室四周。至於視線關注手邊作業的時間,兩個組別間並沒有差異。事後的分析更發現,花越長時間環顧環境周遭的人,他們想到的點子越多!

另一方面,為了再次確認受試者到底放多少注意力在四周環境上,研究人員在做實驗室佈置時,也特地放置了五個常見於心理學實驗室的物品(抽屜櫃、文件夾、紙箱、音響喇叭、鉛筆盒)和五個不常見於實驗室的物品(人體骨架海報、巨大盆栽、一籃檸檬、藍色的碗、瑜珈球的盒子),目的是,受試者做完腦力激盪之後,要他們畫出實驗室的擺設。結果顯示,能夠記得越多「不常見物品」的受試者,想到的創意點子就越多!

所以,我們該怎麼用注視時間和對環境的記憶,去解釋「面對面討論的人有更多創意想法」這件事?研究團隊認為,在視訊面談的情境中,我們的注意力會聚焦在螢幕上,同時也限縮了我們認知處理的廣度,阻礙「創意發想」這種需要發散性思考的活動。

視訊時,我們眼中、腦中幾乎就只有螢幕裡的東西,這對需要天馬行空的「創意發想」其實很不利。圖/Giphy

當然,疫情中,以視訊會議取代面對面接觸,主要是防疫考量。我們不得不以遠端的方式互動、開會。但如果未來疫情趨緩,我們有得選擇工作模式的時候,不妨優先把面對面開會的機會留給需要發揮創意的事情,或時不時提醒自己從電腦桌前站起來動動筋骨,幫大腦伸個懶腰!

註解與參考資料

  • 註一:雖然叫 Zoom fatigue,但不限於使用 Zoom 平台進行的視訊會議。
  • 註二:Riedl, R. (2021). On the stress potential of videoconferencing: definition and root causes of Zoom fatigue. Electronic Markets, 1-25.
  • 註三:Peper, E., Wilson, V., Martin, M., Rosegard, E., & Harvey, R. (2021). Avoid Zoom fatigue, be present and learn. NeuroRegulation, 8(1), 47-47.
  • 註四:Bailenson, J. N. (2021). Nonverbal Overload: A Theoretical Argument for the Causes of Zoom Fatigue. Technology, Mind, and Behavior, 2(1).
  • 註五:Brucks, M. S., & Levav, J. (2022). Virtual communication curbs creative idea generation. Nature, 1-5.
  • 註六:實地實驗(field experiments)是指在真實生活環境中,實驗者操控獨立變項,以測量其對依變項的因果關係。實地實驗雖然不能像實驗室實驗一樣嚴謹控制環境,但其研究發現的可類推性(generalizability)較高,也就是可以應用在現實生活的程度可能會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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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Yi Hsieh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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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後冬眠期,目前專職文字工作。寫心理、寫機器人,寫趣的、新奇的、跟人相關的 。 學術、科普發表詳見 👉 https://hsadeline.wixsite.com/teyihsieh (Twitter: @TeYiHsieh)